话语逻辑的市场经济论文

摘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远程教育发展的前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远程教育面临的转型压力使整合历史和逻辑显得更加必要，因为历史中蕴藏着未来。远程教育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其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基于唯物主义视角，这一逻辑源于实践中对优质资源的竞争，表现为教育精英化和平民化的博弈。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话语逻辑的市场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话语逻辑的市场经济论文 篇1：

从幻象到发展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在资本逻辑的内在推动下，形成了财富丰裕膨胀的独特景观，为当代资本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这种社会财富因其附载的资本主义社会特质，使其在决定财富制造的资本异化因、指导财富制造的发展理念因和深精入髓的财富教条因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深刻的悖论，决非人类社会理应追盼的根本目标。“科学发展观”紧紧将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前提放置在社会利益和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框架内去思考实践，并以此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财富观，真正在哲学向度和社会实践中实现着对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超越与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财富幻象；资本异化；科学发展；哲学批判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幻象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在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逻辑设定：“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事实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财富，构成了人类本质力量的特有指向，财富学的人学内涵也由此得到确证并随着历史的进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既是一部不断创造、占有、使用财富的历史，也是一部以财富的存在状态折射人类生存境遇的发展史。

在进入资本时代后，以“货币一资本一财富”为内在逻辑的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生成。整个社会制度的运作，也都紧密地围绕着这个逻辑轴心展开。此种氛围情境中，人们追逐财富的本能欲望在被更深层次地激发出来的同时，也将现代资本社会中寻找财富、生产财富、占有财富的系列手段和制度不断发展成熟。可以说，“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它在超越封建社会、成功使人类摆脱了“地方性发展的限制和对自然的崇拜”。的同时，其以资本逻辑为主要特征的商品经济形态同以往任何一个社会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這样一来，资本化的主体力量极大地强化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铸就了人类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丰厚充盈的资本财富景观由此生成：经由资本内在逻辑推动、经历了两三百年发展的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已占据了全球财富的绝大部分，并以此为基础促成了国内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工作生活环境不断改善，自由度不断增强，社会体制不断完善，并相继进入了福利化时代。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丰裕基础上的文明景观，上世纪80年代末，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公然抛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构成“人类形态进化的终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果真如此吗?西方著名学者德里达在其所著的《马克思的幽灵》中，批判“福山们”所歌颂的资本主义“胜利凯歌”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的现实。在列举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代世界产生的“十大溃疡”后，德里达指出：“这个世界出毛病了，它已经破败不堪”，“这是一个乱了套的年代”，“这个世界病得很厉害，一天不如一天”。德里达由此得出结论：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

由此，对当代资本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幻象”的本质透视，必须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上，给予资本主义财富景观以负责的评判，从而在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结合中走向历史的深处。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哲学批判

发端于货币向资本的发育、成熟于资本化抽象财富的诞生、危机于抽象财富与有形财富严重背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财富的生成、发展、成熟与危机无一不与资本有着核心紧密的历史链接。可以说，资本是考察、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和核心原则，也是解开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一把钥匙。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探究资本。他通过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进而到三卷本的《资本论》，在资本推动财富增长机制的背后深刻地发现了以追求剩余价值、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的资本的盲目扩张运动及其内在生成着的财富悖论，认为资本“是向更高趋势发展的最大限制”，并指出这必将“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的、过渡的性质”，也由此决定了“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审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评价是极为中肯的。在财富丰裕充盈、流转快捷、增长迅猛的资本化、全球化时代，这种资本财富因其所附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异化、指导财富制造的发展理念以及深精入髓的财富教条等诸多因素共谋而成的财富幻象，都一再清晰而又深刻地印证着马克思的预见。

(一)财富幻象的资本异化因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行的实践层面上：由于资本追逐最大化利润的秉性、资本与资本的“他者”的对立、资本追求扩张的本能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财富制造过程中呈现出的根本冲突与不和谐状态也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一点，我们无论是在曾经的历史记忆中，还是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现象的背后，抑或是在资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都可以找到太多的证据。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概念更多地指向一种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畸形劳动关系，它使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的不和谐特征：为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工人的生活标准维持在最低标准、尽量延长工人剩余劳动时间、以尽量低的成本从农民手中获取原材料，这是当时资本家惯用的伎俩。难怪马克思在审视了当时社会中的诸多不和谐现象后，用充满知性和感性的话语写到：“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本是那样的贪婪，现实是那样的残酷，以至于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的目标而不断奋斗。

而在资本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积淀后，其物质财富空前繁荣，民众福利水平空前提高，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的形成，实现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当今看似繁荣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资本诞生之初的“恶之花”已经彻底铲除，似乎资本文明已根本消除了财富悖论，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标杆。果真如此吗?

的确，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社会关系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比马克思的时代要复

杂得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诠释和强调的资本的变化趋势：“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经营者逐渐分离；个别资本愈来愈难以建立企业，资本之间的联合成为势所必然；个人资本的联合在股份制的粘合下往往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直接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加之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资本已成为多样性主体利益的组合体。”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下，“作为劳动尺度和剩余劳动凝结的资本，其与劳动的关系似乎变得愈来愈复杂：外在的缓和实质性的紧张有之，试图用和平的手段处理畸形关系也有之，劳方与资方的边界界定十分模糊更有之”。也正是这种复杂关系制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景观而遮蔽了财富幻象。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扩张汲取剩余价值的态势，已逐渐从一国覆盖到多国。事实上，众多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已逐渐被包裹进了“资本扩张悖论”的财富幻象中。确切地讲，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历史中积累发展起来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将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分割，逐渐形成了“两头在内(即将高附加值的研发和销售掌控在自己手中)、中间在外(即将低附加值的基本加工生产放在发展中国家并让其国内民众来完成)”的态势。跨国资本巨头通过产业链分割，利用其资本和技术优势，切割了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超额利润拿回国内，而将低工资、低待遇、高强度工作和高污染留在了发展中国家。

这种态势的形成，一方面为那些垄断资本家给予国内民众以高工资和高福利、通过实现广大无产阶级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历史转变因而维系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为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文明与和谐景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美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身内部的财富幻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转移、复制、扩展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化时代生成的经济悖论、社会悖论、生态悖论也在其所到之处不同程度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由此引起了更大规模的全球财富幻象。

在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球化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揭开全球化资本财富幻象的根本依据。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作为立国之策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没有失效，它依然是我们厘清资本逻辑体系中財富幻象本质的坚实学理基础：资本化的“文明幻象”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财富幻象的深层“本体论根源”。

(二)财富幻象的发展理念因批判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秉性及其扩张悖论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幻象的实践成因，那么资本运作背后隐含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则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幻象的理念成因。

审视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资本的市场运作在促进生产力巨大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由于其社会深层的指导思想和世界观分别是“理性至上”和“直观本体论”，反映到现实具体的社会经济中，就是“理性经济人”和忽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思想。“资本”因为其独特的逐利扩张功能，逐渐由实体上升为主体乃至被不断神圣化。于是，“资本力量在以直观本体论图景的引导下，力图通过科学的理性分析和解剖将世界机械化，并产生了一种社会发展观：它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以理性指引的机械化为发展途径，以对社会与人性的“祛魅”和理性化为本质特征，以建立理性化的经济秩序为最终状态”。这就是“唯经济发展观”，也称“传统发展观”。它与传统自然科学一样，主宰着现代社会发展达数百年。

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引下，资本追逐剩余的秉性通过充盈市场的各个人格化资本，通过充满欲望的“恶”的历史驱动的单个理性经济人，借助那些金融界精英分子利用牛顿式自然的精确计算并在当今智能化时代中生成定格、无以复加的单向度资本运行思维，再通过那些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制度创新而来的由物品经济学走向意识经济学的“边际主义效用概念”——即经济学应当注重研究享受的最大化(效用)条件，而不是研究有形财富(资本)的最大化的条件——从而使经济学与财富范围的任何数量的计算都必然地脱离开来。财富也不再是一个劳动价值论问题，而是一个主观效用问题——这种以“理性经济人”和单面“资本利益最大化”为内核的唯经济发展观的极致后果，便是创生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制造的诸多荒诞事件，其根本表现就是作为形式因的资本财富大大突破了现实资本积累可以承载的极限，大大溢出了对实体经济索取权积累的极限而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变得如临深渊、岌岌可危。它正如一个被倒置了的金字塔，在“实际产量”上堆叠的“产权索求”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这座倒金字塔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2008年肇始于美国华尔街并给全世界带来了深刻危难的金融危机，便是该发展观导致后果的最好注脚。

与此同时，这种“唯经济发展观”也直接导致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将一种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拥有经济发展的最大化、社会发展的最大化、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大化的三大目标，仅仅导向了以追求经济发展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单一化目标。如此，它也注定会将使自己蜕变成一个资本失去公共权力监督而贪欲横行的“霍布斯丛林式社会”；使自己蜕变成一个精神遭受物欲严重挤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肆意横行，人的精神家园却严重缺失的非人化病态社会；使自己蜕变成一个因财富无度扩张而导致社会严重不公、矛盾层层激化、各种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的极度危险社会。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平等共享社会财富的热切诉求，最多也只能是一场乌托邦式的梦幻之旅。

(三)财富幻象的哲学教条因批判

资本化时代财富制造的实践与发展模式彰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代哲学教条：资本财富扩展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核心问题。资本财富的实践、观念的建构深深受到西方制度文化的牵引，与西方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同构。就哲学批判的深刻性而言，资本财富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逻辑内核，成为西方文明通行世界的执行者，也自然成为资本文明逻辑通行世界的意志方向的贯彻者与执行者，甚至成为未来文明形态的承担者。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对于资本和谐的批判必须上升到对其哲学教条的彻底解构。这也是对资本主义财富幻象存在之存在的根本追问。

与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财富理念相反，从西方哲学的财富教条的起源看，对于剩余产品的产权化、私人化的确认，成为西方“文明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动因与社会机制。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就立足于“社会财富的不平等”，而非平等。正如柏拉图所言，所有战争都是为了得到钱财而发动的，而这类战争又往往被称为“文明使者”，而非“毁灭者”，拥有财富意味着对战争胜利品的拥有，并赋予社会最高的荣誉。正是由于不平等地对待“剩余财富”才产生出私有制，进而以此为基础建构出“私有化合法性”。这一思想贯彻于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之中，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文明成果，成为“先验文明”的哲学教条和决定资本文明的发育、发展与繁荣的重

要根基。

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致力于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差异化(阶级化、阶层化)成为公认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教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可以实现“自然转化”，而非对立关系，“每一个人都认为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而结果却是为公共福利作出贡献”，这显然是“斯密教条”的现代诠释；由此进而将追求和追逐资本化的财富视为人性的核心内容与基础，私利的合理性也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立法的根据，成为人们行为合理性的“典范模式”。英国思想家罗伯逊依据资料来证明这类思想已经成为西方资本文明和谐的普遍逻辑常识：1996年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华尔街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符号，与贪婪、自私相联系，但70％的美国人都信任“华尔街”，认为“华尔街有益于美国”。甚至有人将华尔街的不知餍足的行为视为现代资本文明的道德典范，是证明人性持久性美德的“范本”。

这种证明人性“持久性”美德的“范本”，即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差异化(阶级化、阶层化)是绝对合理的哲学教条，俨然弗洛伊德潜意识中那个被洋面遮蔽了的巨大冰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条定在，而且，这一在资本主义时代得到极致展现的哲学教条，对当今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存在起到了根本意义上的价值牵引作用。相比而言，那个显露在外且一度被认为是财富幻象全部内容的资本异化因，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富幻象的发展理念，最多也只能被形容为与洋面交融的那块部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富幻象，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根基或哲学教条。也正是根植于此，资本文明的财富幻象才可能绵绵不绝地繁衍与繁荣。当这种财富思维已经变成一种先验的哲学教条和文化氛围时，我们该如何解构呢?显然这项工作无比艰难，其涉及“资本财富”所依存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内在逻辑与教条基因，涉及现代西方文明(连带资本文明一起)所具有的未来判断。

总之，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只要“自发分工”还是人类分工的基本形式，只要抽象劳动还是感性劳动的本质表达，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统治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只要资本运作背后隐含的“理性经济人”和忽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利益最大化”的唯经济发展观仍在起指导作用，只要那个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哲学教条依然定在，马克思对资本财富的批判就依然具有不可背离的当代性意义。而且，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财富体系的当代性病症，决非是一个可以通过西方主流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设计的种种方案可以克服的偶然错误。相反，这些在资本主义体系框架内设定的分析方法和救治方案，最多只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空想。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幻象，绝不可能通过自身框架内的救赎和超越来实现。

三、财富幻象的超越与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淀和发展，确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铸就了人类历史上璀璨的资本文明。但从哲学层面上来讲，由于负载这种财富的社会的历史局限性：无法回避的深层次资本异化问题；被资本追逐剩余的秉性所座架了的见物不见人的“唯经济发展观”和深深受到西方制度文化牵引的哲学教条，等等，决定了这些与资本相链接并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社会财富”的异化本质和否定性哲学内涵，根本无法使其实现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共享性，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回归，进而根本无法使其在本质内涵上实现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更高阶段、最终目标的社会普遍正义和谐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相链接。它期待着身处智能化时代的人类不断通过反思、实践来完成自己的超越。

在政治上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为当今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财富制造与发展的方向树立了典范。特别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与实践，更是与以资本为核心与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财富观具有本质区别。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财富观充分传承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把人的哲学思考与现实人的生存状况紧密结合起来，把主体性人的生存本体论研究与资本化生活世界人的主体性遭遇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性的发展与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它在全面回答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紧紧将发展社会财富和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全面结合起来。其思想最为深刻之处，在于对财富的人学解读及对资本的批判而形成的人本理念；在于对如何贯通国富与民富问题的实践反思；在于紧紧将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前提放置在社会利益最大化和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框架内去思考实践而形成的社会财富人人共享观；从而在发展理念和实践导向上，真正实现了财富的社会回归。

且让我们花上些许笔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梳理出超越资本主义财富幻象、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财富观的艰难反思历程。我以为，这其中以资本形态呈现的财富与社会主义的有效链接、进而运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规范以资本为基本量度的财富的发展边界，乃是其中最为根本的核心要素，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超越与发展的核心保障。

曾几何时，我们简单地将财富与资本相链接，将资本与资本主义相链接，并将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引发的资本悖论和种种社会扭曲现象统统归咎为财富和资本的责任，以至于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谈财富、谈资本即变色，千方百计阻挠社会财富的累积和资本市场的发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搞市场经济、运用资本就是走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路线”，这些在当时意识形态支配下流行的口号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发生转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意味着摆脱贫穷，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一指导思想下，那种与财富相关的负面性因素被部分摒弃了，财富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追求的实在之物。而这之后，诸如“致富不是罪过”、“致富光荣”这样毫不含糊地美化财富的观念也不断在社会中扩展开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检验生成的社会主义财富观，终因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而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得到了更加丰富、有效的确认。财富、资本、社会主义从此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贯通。

如果说财富、资本与社会主义的成功链接得益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成功借鉴和本国发展历程的实践反思，得益于我们站在“卡夫丁峡谷”之畔对人类历史提升须经的“三大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深刻领悟，得益于我们对“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地发展阶段，而是要充分学习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谆谆告诫，那么，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幻象的超越和发展，则是得

益于改革开放成功实践30多年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完善的基础上、运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力量驾驭财富生产与分配的成功实践。

正如“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那样，正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那样，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财富，由于其从一开始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即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因而人们的劳动生产物即财富从一开始就在人对物的占有与支配的“物的关系”中，内含着“归谁所有、受谁支配”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意义。换句話说，劳动本身并不能成为财富归谁所有、受谁支配的原因和条件，不可能谁劳动了，劳动产品即财富就必须归其所有、受其支配。因此，“社会形式”才是真正决定劳动生产即财富“归谁所有、受谁支配的真正要素”。事实上，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是：它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通过运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力量对财富生产和分配原则的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以公有制为主体，特别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用国有资本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引导和组织全社会各种创造财富的资本力量(包括境外资本、民营资本、资本市场所聚集的民营资本等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财富增长的正确轨道与合理边界，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所指出的“三个代表”所指引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江泽民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促成了这样一种体制环境：只有那些遵循社会法制与社会道德的财富制造者，其运行成本会趋于最小化，市场份额会趋于最大化；而那些违背社会法制与道德、拒绝社会公共意志的财富制造者则会处处碰壁并面临全社会的处罚。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财富拥有者都有实现自身价值增值的内在驱动力，但又必须在沿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方能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增长的预期，这种财富增长与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统一，将使我国经济体系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使我们所创造的财富真正成为社会的财富，从而成功实现财富的社会回归。

当然，现实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财富生产动力系统和分配体制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其中既有国人对资本财富属性的理解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的问题，也有资本本身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诸多复杂现象所引发的困惑问题，还有全球化、资本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强势主流地位的深层次影响等问题，如此多重因素的交相汇合，很大程度上阻滞、扰乱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制造与分配的应有节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但是，所有这些并未在根本上妨碍我们在哲学向度上追随马克思的步伐提出对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尖锐批判，也没有动摇我们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树立人本意识，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体制机制创新去最大限度地防范财富幻象和最大限度发挥财富效用，进而真正超越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并发展社会主义财富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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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江泽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N]，人民日报，2006-04-28

责任编辑　刘荣军

作者：邱卫东

话语逻辑的市场经济论文 篇2：

远程教育：教育平民化的崛起

摘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远程教育发展的前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远程教育面临的转型压力使整合历史和逻辑显得更加必要，因为历史中蕴藏着未来。远程教育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其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基于唯物主义视角，这一逻辑源于实践中对优质资源的竞争，表现为教育精英化和平民化的博弈。自从阶级社会把教育资源从民众的手里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贵族化的游戏，整个社会的民众就开始了重新从贵族手里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教育的斗争。教育的平民化也是从精英教育不关注的底层民众开始的，成立市民大学，建立远程教育的形态，通过民主运动迫使政府支持终身教育、全民教育，把精英教育包围在象牙塔里，最终象牙塔会在教育平民化的运动中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远程教育就是与教育平民化运动相伴而生的，远程教育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意味着教育平民化的不断深入。从远程教育诞生起，它就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冲击着精英教育的大厦，它因教育的平民化而存在，又因教育的平民化而发展，它的出现，预示着教育贵族化时代的终结，宣告了教育平民化的崛起。在世界远程教育发展的影响下，中国的远程教育也是技术进步与平民化运动推进的结果。

关键词：远程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教育精英化；教育平民化；开放教育运动

距離既可以使人的内心吸引力淡化，也可以使原本亲密无间的情侣分道扬飚。因为时间的距离使人淡忘，空间的距离使人惆怅。教学原本应该是无距离的，教师的心和学生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在同一个时空进行面对面的教学原本就是教学应有的生态，因为在身临其境的情况下，理论上个体所感知的信息是最大化的，渠道是最多的，信息来源也是最丰富的。在面对面的交流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各种渠道是通畅的，除非这种封闭来源于个体内部心理的焦虑。在具有面对面教学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因为个体心理上的原因，没有人会主动选择远距离的教学，因为距离会使交互的信息大量丢失，它是一个有信息缺失的交互。可为什么在当前，远程教育却被作为一种形态被推崇，而且还成为一种与传统教育相提并论的领域呢？

一、对优质教育资源追逐导致的教育分化

其实远程教育（早期称为远距离教育）是在近代工业革命后才逐渐形成的概念。在古代，并没有远程教育这样的提法，但并不是说古代就没有远程教育现象。历史上曾有春秋时期孔子的72贤人、3000多弟子的记载，但大多数弟子并非孔子亲授，而是由他传授给身边的学生，再由身边的学生传授给更多的学生，这实际上是一种导生制。如果把孔子的导生视为教学中介的话，那么孔子对大多学生采取的就是远程教学形式。为什么大多数弟子愿意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呢，因为孔子只有一个，是稀缺的优质资源，即使远程方式中间有交互信息的损失，总比在身边找一个劣质资源来学习要好得多。这就决定了远程教育现象的存在必然基于对优质资源的共享。没有优质资源，远程教育方式也就失去了意义。

谁有优质教育资源，谁又愿意把优质资源拿出来共享呢？有人可能会说，孔子愿意，因为孔子曾经提出过有教无类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是优质资源，他原本属于鲁国官府，但在春秋时期，因周天子衰弱、诸侯兴起，许多原本在官府中的士流落民间（曲铁华，2011），这些士已不再属于官府，而基本属于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优质资源已经游离于民间了，这使共享具有了可能。除此以外，孔子愿意将自己的优质资源拿出来共享，还有着他期望宣扬儒家思想，推行教化的原因。

从历史的逻辑来讲，优质的教育资源原本就是属于大众的，但是这些分散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分散的生产资源一样，作用发挥非常有限，这在原始社会中表现为富有经验的长者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教育身边的小孩。当私有制出现以后，社会出现分层，出现阶级，社会财富被垄断，资源被集中。社会优质教育资源被分离出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了学校。于是就有了精英教育与民间教育的区分。在封建时代，学校教育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作为教育资源集中的形式，学校中的教学是面对面的，教师作为统治者的代言人，居于权威地位（杨少松等，1989）。

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教育自然向精英教育转变，学校利用从社会中聚集的优质教育资源为统治者培养治世人才。学校的教学节奏取决于教师的节奏变化，教师成为绝对的中心。学校里具有大量的礼仪祭祀活动，以传递统治伦理，这种氛围即使在当今保存下来的书院中还能隐约感受得到。如此一来，教育就分化为学校的正规教育和民间教育，社会的优质资源大都集中于学校，与普通百姓无缘。普通百姓的教育是在田间和手工作坊中通过家传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教育主要是一种生存技能教育。教育的垄断和分层，也使社会的层级关系不断固化，虽然在封建王朝自隋唐以后出现了阶级层级间交流的通道，比如科举制度，将社会中最有智慧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官府手中（王炳照等，2002），但学校教育与科举结合在一起所导致的精英化，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在纵向层级上的固化程度，社会的等级性更强，这种等级性自然反映在学校教育中。

二、来自民间的对精英化教育的冲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曲玉波等，2002）。每当一种新的生产工具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原有生产效率的变化，原有的生产生态平衡会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财富的配置变化，这一变化最终会冲击到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使原本被垄断的资源不得不被共享和释放出来，进行重新分配。这种变化最剧烈的时代首推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使原来手工的生产方式被机器生产方式所取代，大规模生产带来了对市场的强烈需求，资本对利益的贪婪属性使财富迅速地在民间集聚，形成一股强大的资本力量，这股力量使社会产生大量的横向交流，也产生对原有固化的封建伦理秩序的巨大挑战。于是一种反对封建垄断，争取民众独立和自由的呼声高涨起来。被精英化的学校教育第一次受到来自平民阶层的巨大冲击和挑战。

目前已经很难想象当年这种对学校教育冲击的剧烈程度，这种冲击是全方位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这种冲击首先导致了一批中世纪的市民大学的诞生，伦敦大学就是由那个时代的市民大学演变而来的。市民大学的出现，得益于市民自治。从历史角度讲，封建时代的大学几乎是统治者或者封建领主所创立的大学，讲究身份和等级。它不会对平民开放，平民也根本没有进入的资格。这里的所谓封建，指的是由分封产生的领主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欧洲保留了很长时间。随着力量的增长，平民开始从领主的手中把一些城市购买下来，实行自治，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自治城市，也形成了早期城市的民主管理体制（刘海峰等，2010）。为了培养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城市大学被创立出来。自治自然也就成为城市大学最初的基本原则。关于城市大学的建立，在西方通常存在三种方式，一是由学生发起，聘请教师和管理者形成的以学生自治为基础的大学。二是由教师发起的，招收学生并聘请管理者形成的以教师自治为基础的大学。三是由管理者发起的，聘请教师并招收学生所形成的以管理者自治为基础的大学。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具有自治特征的城市大学呢，因为中国很早就终止了分封制，代之以行政代理制，现代城市所形成的商业基础受到限制。平民自发成立平民大学，对精英学校本身形成冲击。另外，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横向交流的加剧，使社会被迫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王权再也不能很好地庇佑精英大学，于是一部分精英学校不得不放下身段，引入实科课程，从而导致了课程上的一场革命，平民开始第一次走进了正规学校的大门。在资本的操纵下，学校变成了人才培养工厂。在实践需求的推动下，一种新的教学生产方式被教育家夸美纽斯总结提炼出来（夸美纽斯，1999），反映在对工业化学校所做的规划设计，学校形成了一个个类似工厂车间的班级，教学活动犹如流水线一样被标准化，标准的上课时间、标准的课程单元、标准的教学工序、标准的考核办法。就像工厂允许有废品存在一样，学校也允许有一定的废品率。尽管这种方式不太人道，不管怎样，平民总算可以感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也算是一种进步。

三、远程教育——教育平民化与精英化博弈 的结果

象牙塔并不那么容易倒塌，真正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大学的手里。纵然在一些大学里采取了班级授课制这样的模式，但与民众对受教育权的需求来讲，仍显得尤其不足，对于刚刚上台的资产阶级来讲，满足民众的受教育权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于是一方面政府开始推动精英大学向世俗开放，另一方面，一些民众组织也开始建构将教育资源向社会传播的方式，以使更多的人有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1849年，伦敦大学首创校外学位制度，各种私立的函授学院，为伦敦大学校外学位的学员提供函授辅导，这被认为是远程高等教育的开端（丁兴富，2002）。于是远程教育这种形式出现了，它为平民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提供了渠道，也反映出民众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向精英教育的保垒挑战，逼迫象牙塔内的优质资源向社会开放。这一方式很快受到了来自象牙塔内外的质疑和批评。虽然远距离教育提供了教育的灵活性，扩大了教育规模和覆盖面，但由于师生非面对面条件下所导致的交互质量的下降，从而使整个教学的质量受到影响。但不管怎样，这是平民对高等教育公平权的一次抗争，虽然质量不如人意，但至少平民获得了高等教育的机会。

技术的发展改善了远距离教育的存在条件，也改善了交互的信号质量水平。广播电视的出现使远距离教育从第一代函授走入第二代（王继新等，2008）。远距离教育终于在精英教育的批评和反对下，有了一线生机。这时最需要的是在理论上实现合理性证明，通过理论论证来支撑实践现象，从而使远距离教育在精英教育的冲击下存活下来，为平民留下一个争取平等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宝贵平台。

于是一大批理论家应运而生，他们一方面在为这个领域赋予它应有的内涵，另一方面从教育和经济等不同的角度论证这种教育形态优于传统教育形态的特色，以最大的努力确立这一领域应有的地位。于是远距离教育有了最初的定义，在总结和归纳各种定义的基础上，基更提出了远距离教育的6个基本定义要素：师生分离、教学组织、技术媒体、双向通信、必要会议、工业形式。其中师生分离是中心特征（德斯蒙德·基更，1996）。

实际上，教和学的距离还不仅仅存在于时空上，而且还存在于教师和学生的内心之中，考虑到这一点，更多的人采用了远程教育这一名称（丁兴富，1999）。

在理论上，学者们一方面强调远程教育的规模效益，因为这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激动；另一方面也在如何确保教学质量上进行了理论论述，以此来回应来自精英教育的质疑。在此方面，主要出现了三大基础理论，即独立与自主学习论、工业化教学论以及交互作用与通信交流理论。

独立与自主学习论主要论证独立学习的合理性，交互作用与通信交流理论主要是论证交互的合理性，丹尼尔在这两种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独立活动与交互活动平衡论，将两种理论综合起来。工业化教学理论对远距离教学的工业化特征进行了论证（丁兴富，2005）。

这些理论上的成果回应了来自社会的一些质疑，也使远程教育在理论上获得了一席之地。随着技术的进步，远程教育所面临的媒体环境进一步改善，同时民主化运动所导致的民众力量的增强也迫使政府不得不利用国家的力量改善民众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生态，民众开始从被强加给的远程教育向要求所需的远程教育转变，这直接导致了开放教育的运动。

四、开放教育运动——教育平民化的高潮

开放教育运动的实践首先表现在英国开放大学的成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众斗爭的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选中，工党为了取得竞选的胜利，做出了开办开放大学的承诺。英国开放大学作为兑现承诺的结果在1969年成立，并在一开始就提出了4个开放的基本办学思想，即：教育对象开放（Open to People）、教育场所开放（Open to Place）、教育方法开放（Open to Method）、教育思想开放（Open to Idea）。开放大学从一开始就运用与传统高校一样的由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制定的大学学科教学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和定量评估方法，对质量强烈的追逐使之多次跻身英国大学教学质量排行榜的前10名（丁兴富等，2006）。

这一运动在理论上表现为终身教育理论和全民教育思想的提出和传播。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大力提倡、推广和普及下，终身教育已经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概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这一起源于平民的开放教育运动自然也会反映在教育的内部。伴随着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一些支持教学的各种理论产生出来，包括基于行为主义的程序教学理论、基于信息加工的认知教学理论、基于社会交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变迁反映出一种趋势，那就是教学关系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教育自从被剥离出生活以后，第一次开始关注到学生，开始将学生作为教育的根本，甚至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

今天的学生受到以往学生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尊重，但是这种尊重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吗？可能未必。就像以前教师所受的尊重更多地来源于他的权力和身份一样，当前人们所提的“以学生为中心”源于平民的崛起。从理论上讲，以教师为中心，学生矮半载，学生对教师的尊重未必发自内心。相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矮半载，教师对学生尊重也很难说是发自内心，也可能是一种来自外在压力的行为假象，这样的假象使学生所受到的尊重并不能很好地向深层次发展，也注定了这种尊重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这种尊重是教师在被迫的条件下给予的，是以牺牲教师的个性作为前提的。

五、互联网技术对教育平民化的推进—— MOOCs现象的兴起

当计算机出现的时候，比尔·盖茨就曾预感到互联网的出现，并预言互联网将改变整个世界。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年代，借助于互联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被快速扁平化，一个个性的时代已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一个共享的时代。电子商务的梦想成为了现实，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成就了互联网经济。民众的力量再一次被激发，网络以其巨大的开放性和冲击力击碎了存在于世俗社会中的壁垒，使民众的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起来，形成了对整个社会教育体制的变革压力，这种压力将有力地撬开象牙塔的大门，使优质的教育资源回归民间，形成新的教育生态，从而在教育系统内部构建起平等的教学关系。一个由平民化催生出的人本化社会生态开始显现出来。

面对这样的历史潮流，一些世界名校做出了回应，一场由这些名校推动的开放课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率先启动开放课程项目，至今为止已在网上免费开放课程2000多门。而后，其他世界知名高校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也都推出了自己的开放课程计划（陈廷柱等，2014）。

该项目在2012年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运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这些课程对任何地方任何学生都是免费开放的。MOOCs于2011年秋天掀起了第一次波澜，当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史朗灵感来自于萨尔曼·可汗一直在为K-12学生做免费的视频课程，教授把他的研究生水平的人工智能课程面向公众放在网上，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00人注册了该免费课程。接着，史朗推出一家私人公司Udacity和十几门学生能依照自己的进度在网上完成的课程。类似的，由两个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推出的Coursera网站，目前已拥有近30多所重点大学的合作伙伴，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个领域第三个重要角色edX，已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推出（李曼丽，2013）。

MOOCs的冲击符合远程开放教育的基本规律，使平民真正开始感觉到所需要的教育到来了。它的成功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名师。在一个网络化高度发达的时代，选择是多样化的，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老师，有什么理由让学生一定要选择远程教育呢？二是技术平台。在技术上保证在线学习MOOC的学生能真正获得上课的感觉，让他们感到不是在看视频，而是置身于生动的课堂之中。

MOOCs是在技术进步和平民争取教育公平的压力下出现的象牙塔对外的一次开放现象，但这种开放仍然是有限度的，毕竟没有哪一所精英大学会自动放弃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地位。虽然MOOCs免费提供了名校的部分课程，但这种开放总体上还仅仅停留在公布课程的阶段，这种开放附加着三不原则，即不提供证书或文凭、不提供学习辅导、不承诺提供课程的全部资料。最后一条是因为课程教学中会用到别人版权的材料，在公开的课程资料中会说明使用了什么文章或某书的章节，但是没有权利提供全文。

虽然精英大学还在固执地坚守着最后一道门坎，互联网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们不再留恋于工业化阶段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满足，也不再沉迷于教育机会的全覆盖。人们发现工业化的方式并不能增进人的幸福，人们也不再满足于能够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而希望优质教育资源能够从象牙塔里回归生活，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教育。显然仅仅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远程开放教育已经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人们更希望获得与教师心与心的交流，全程的服务取代资源必然成为未来远程教育生态中的关键要素，这一要素将彻底改变以往中心化的教与学关系，而产生去中心化的平等的教与学关系，对教育服务的追求会打破精英教育最后一层对教育的垄断，迫使其完成最后的开放，优质教育资源将随着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再次回归民間，融入每一个人的生活。

六、教育平民化视野下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

在世界远程教育发展的影响下，中国的远程教育也是技术进步与平民化运动推进的结果。中国最早的远程教育也是从函授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高校办函授教育从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开始，这是我国制度化远程教育的开端。1959年开办的哈尔滨电视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电视远程教育。1960年2月创办北京广播电视大学，1960年4月创办上海广播电视大学。文革期间，函授教育和电视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整个高等教育停滞不前（丁新等，2004）。

真正专业化的远程教育发展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展开的。十年文革积压了一大批回城的知识青年，也使大学生荒废了不少。极少的优质大学资源面对巨大的需求压力，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教育供求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1977年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将英国开放大学的信息传了進来，引起邓小平的注意，于是借鉴英国开放大学的模式，利用广播电视，大规模覆盖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诞生了。远程教育的形式很好地解决了教育机会的缺失问题，让每一个知识青年具有了通过远程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丁兴富，2009）。这时电大是开放的，学习的限制较少，但这种情况在1985年出现了逆转。1985年后，电大播放的名师课程开始减少，知青回城浪潮消退，传统大学恢复了元气，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为了提高竞争力，电大出现了回归面授的现象。同时，精英大学为巩固自身的地位，也开始质疑电大存在的质量问题。1985年，也正是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关键之年，深圳特区处在起步阶段，海南特区也刚刚成立，一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人们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冲击开始加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国家教委对电大实行了统一计划、统一招生考试的政策，关上了电大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此以后，在实践上，电大走向了封闭；而在理论上，开始对远程教育的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有所改变，这次讲话基本结束了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开始大踏步迈向市场经济，电大也逐步把人才培养的注意力转向了基层，以培养适应当地的应用性人才，电大系统从此真正地把自己放在了平民化教育的定位上。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向市场化转型，国企改革大步推进，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成为那一时期的改革重点，互联网也开始进入中国并快速增长，人们已经感到了国际上的信息化浪潮。

1998年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函授大学校长游清泉提出的《面向21世纪构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开放体系》的提案，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将此提案批转原国家教委研阅，经教育部研究后，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正式启动。1998年末，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开展网上远程教育试点工作，1999年4月教育部批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工作，截至2007年底，教育部共批准68所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为了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中央电大与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合作，推出了一些开放教育本科专业。这是整个电大系统从远程向基于信息技术的开放教育的一次大转型。由于优质资源的不足，电大系统在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因过度扩大规模造成一定程度的教学空心化现象，质量问题一直没有摆脱社会的质疑。

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基础上出现的互联网经济，已经对各行各业乃至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民众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人们不再满足于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更加追求优质教育资源所带来的优质教育感受。MOOCs的冲击使人们发现，一个建立在优质资源和服务基础上的新的教育生态的时代已经来临，泛在学习、移动学习、翻转教学、微课堂等教育形态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远程教育再一次面临新的转型，这次转型是以服务为基本特征，通过代理学习者，来促使更多的精英大学开放优质的资源，并使优质的资源和优质的服务融合，给学生创造更加个性化的感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向国家开放大学的转型，以及5家地方电大向开放大学的转型，拉开了整个电大系统向开放大学转型的序幕。这次转型是全方位的、整个教育生态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质上是迫使优质的教育资源回归民众，回归生活，让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是个性化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的高质量的教育。

自从阶级社会把教育资源从民众的手里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贵族化的游戏起，整个社会的民众就开始了重新从贵族手里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教育的斗争，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一样，教育的平民化也是从精英教育不关注的底层民众开始的。成立市民大学，建立远程教育的形态，通过民主运动迫使政府支持终身教育、全民教育，把精英教育包围在象牙塔里，并不断压缩其领地，迫使象牙塔一步一步地取消限制，一步一步地收缩自己的防线，最终象牙塔会在教育平民化的运动中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远程教育就是与教育平民化运动相伴而生的，远程教育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意味着教育平民化的不断深入。从远程教育诞生起，它就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冲击着精英教育的大厦，为民众争取到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教育，它带着民众的期望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去实现民众终身教育的梦想。它因教育的平民化而存在，又因教育的平民化而发展，它的出现，预示着教育贵族化时代的终结，宣告了教育平民化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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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6-12-30 责任编辑 田党瑞

作者：朱肖川

话语逻辑的市场经济论文 篇3：

中国大学组织的去行政化?鄢

摘 要：组织场域的逻辑变迁带来中国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去行政化正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规制性力量下的同构逻辑使大学组织逐渐形成行政化体系；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积淀逻辑与同构逻辑整合，使大学组织行政关系泛化；深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后，文化-认知逻辑逐渐侵蚀积淀逻辑，人们试图用去行政化改变大学组织的制度结构。

关键词：大学组织；去行政化；组织场域；制度逻辑

中国大学组织的去行政化问题，在2009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之后正式从民间话语上升到官方舆论平台。为什么去行政化？如何去行政化？这些问题成为政府、大学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就已有研究来看，对中国大学组织去行政化的分析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注社会环境因素，如政府的作用或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但缺乏把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组织，置于历史和国家的宏观背景之中的分析。一是关注大学组织的内外部关系，认为大学行政化表现为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和学校内部管理行政化两种倾向；没有考虑到去行政化是改变大学组织制度体系的过程，需从组织存在的环境与组织之间的互动来把握。现今中国的大学组织由于长期行政化积垢，在管理方式和管理关系上已弊病丛生，亟需用去行政化改变现有管理方式与组织结构，实现大学组织制度变迁。因此必须既分析环境促成行政化制度形成的过程，也关注组织对环境的使能作用使制度利益得以实现的过程，而要把握这两个过程则需关注大学依存的组织场域。本研究的路径是先概括中国大学组织行政化制度的形成和去行政化的制度变迁过程，然后用制度理论检验和解释大学组织去行政化，同时用去行政化的现象支持和验证制度主义理论。

一、概念框架

中国大学组织去行政化包括行政、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三个概念。行政是指政府对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行政化是指这种管理活动或行政实体所具有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及其活动方式的特点，即在明确的等级分层和相应的权、责、利基础上的一种命令与服从的行政关系，这种行政关系向社会其它领域的扩散和渗透便是行政化。因此，大学作为一个组织体，行政化和去行政化是其组织制度发生变化的过程。按照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点，组织制度的变迁不仅取决于组织内部的行动者，更由外部制度环境所决定。在行动者和环境共同变化的过程中，制度的三个基础性要素：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在不同阶段施以不同的影响形成不同的逻辑基础，促使组织制度发生变迁。[１]故本文重在通过梳理连接行动者和组织的中介层面——组织场域的变化，分析大学组织制度为什么行政化，又如何借助组织场域的解构实现去行政化。具体来说，组织场域是由运行于某个部门或领域中多种组织所构成的组织集合，分析组织制度的变迁既要重视组织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行动者，也要理解更大的组织网络和组织系统的作用。[2]在分析中国大学组织行政化的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尽管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和家长，甚至国家政策都显示出对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反对，但大学组织为何仍然走向行政化体制。本研究从大学组织制度性利益的形成开始，关注这种制度性利益的实现(包括制度变迁而实现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关注对组织产生影响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机会场域，也关注组织精英利用环境优势实现自身和组织利益的各种努力。通过这种方式把大学组织放入中国社会更大的经济、政治体系之中，同时又注意组织对管理者行为的使能作用。全文的核心观点是承认组织可能采取自身的一种逻辑，并追求自身的独特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场域中的组织政策与结构，不会像镜子那样反映更大社会中的权力配置情况，而是在某种情况下，较少体现外群体的利益，更多体现组织自身的逻辑。

二、历程描述

建国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建国初到1956年，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向单一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变，大学组织也经历了行政化体制的建立、泛化和去行政化探索三个阶段。

（一）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制度的建立

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期间，国家照搬苏联模式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适应全面行政体制，企业、学校、银行、医院甚至各类行业协会都被纳入国家行政体制，大学组织也不例外。自1950年第一个高等学校管理条例《各大行政区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始，新中国陆续颁布《高等学校毕业学生证书暂行办法》、《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问题的决定》等，使各类大学组织统一归教育部管理；校长、副校长由国务院任免；学校的重要方针如预决算事项，学校的办学宗旨、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修业年限、师资培养、教材编订，教职工、学生、毕业生、新生名册、毕业证的颁发，由教育部统辖；并明确提出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强调办大学与国家建设结合。1952年，政府仿照“苏联模式”大规模调整全国大学的院系设置。此后我国综合性院校明显减少，部分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私立大学退出历史舞台，大学自主权逐步让位于行政管理。同时，大学管理者也渐渐纳入政府行政体系。建国初期，大学校长/书记由毛主席亲笔签发任命书，后来改为周总理亲笔签发任命书。20世纪50年代，大学设立专职干部，他们不进行科研和教学，只做党务工作和行政工作，并有相应的干部级别。文革后，政策规定我国本科院校的校长/书记为正厅局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厅局级。自此，从组织结构到行动者都适应了行政管理的方式，行政关系成为高校的主导关系，大学组织的行政管理体制得以建立。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时期：行政关系的泛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力量的博弈之下，中国大学组织陷入“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一方面是政策规制，试图形成宏观管理体制。早在1984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试行设立校务委员会的通知》中便提出改进学校内部领导制度，“试图设立起参谋、咨询作用的校（系）务委员会”。随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的关键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在招生、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的选用和编写、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任免副校长和其他各级干部、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术交流等方面拥有较大自主权。另一方面，大学组织愈发顺应行政体制管理方式。随着大学组织行政化，大学同周围环境的横向关系被纵向的行政关系稀释，行政手段成为调节大学与环境间输入-输出关系的主要机制，大学教学、科研等组织功能受到漠视。这一时期政策规制与现实之间的不对位，使大学陷入官僚体系的路径依赖，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主导一切，形成组织官办、人员官管的大学制度体系，行政关系在高校泛化，行政管理垄断高校。1992～2003年间，中央先后确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等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的副部级待遇；目前全国已有31所高校的书记、校长享受“副部级”待遇。[3]

（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去行政化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时期，大学组织面临各种冲突：行政管理手段与多元管理方式的冲突、国家政策文本与大学组织实施的冲突、大学组织运行的制度与效率的冲突、管理方式与人们认知方式的冲突等。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出台政策规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新提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的决定，提出教育体制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在招生、专业调整、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经费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和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另一方面，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始终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相适应，“淡化和改变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的提法从没有真正实施。教育部学位中心自2002年开始在全国大学开展学科评估工作，由政府主导的评估体系成为大学办学重要且唯一的标准；与之相应的是大学资源配置和人员晋升资格，不仅大学组织盲目追求升格、升等，教师领导也忙于拉关系、找项目，行政身份成为大学组织与个人追求的目标。正如网舆所称：“‘评估’不同程度地成为学校领导获取政绩而不择手段的胡闹，这种胡闹在很大程度上正破坏大学教学的正常秩序。”[４]同时，始于民间、兴于官方的大学排名，将大学组织的行政评价体系推行为全国办好大学组织的共同标准，大学组织趋同现象肆虐。

进入21世纪，大学组织去行政化大旗被举起。最早提出大学去行政化的是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教授，2009年6月他指出“中国高校是行政化大学”；同年9月，他从中国科大卸任后被聘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随即公开宣布要把这所大学办成“去行政化”的大学。一石激起千层浪，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体纷纷谏言大学“去行政化”。民间热议引起政府高度关注，2009年“两会”成为重要契机。温家宝在“两会”期间回答网友提问时明确地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在听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修改意见时，三次批评教育行政化。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要改变教育部“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５]。“两会”之后产生了三个具有导向意义的政策。2010年6月，公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同年7月，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取向。“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同年12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教育改革试点的重要任务是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至此中国大学组织去行政化已成定局。

三、理论解释

从大学组织的行政化历程可见，权力的规制和文化的积淀在起重要作用，而去行政化的探索是文化-认知领域冲突的体现。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认为是同构逻辑、积淀逻辑和文化-认知逻辑促成大学组织制度变迁。

（一）权力的结构和规制：大学组织的同构逻辑

组织制度的形成是“在一个更大的权力和社会结构场域中发生的”，因此制度分析的一个关键任务是确定和描述这些场域，并揭示它们如何影响和制约运行于其中的组织的形成模式。[6]对中国大学组织来说，有三个权力中心对大学组织制度性利益的形成产生影响：政府机构、生产部门和示范院校。

政府机构是制约中国大学组织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权力中心。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成立，大学被收归国有，中央政府直接授权管理大学，大学组织活动的合法性来自政府，政府供给大学组织运行所需要的所有资源。政府对大学组织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学组织，按照国家的需要规划大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学组织在实施政府的政策安排中努力奉迎政府的偏好。前者使大学组织的管理必须与政府机构类似，才便于政府命令的上传下达与保障执行；后者体现组织的使能作用，组织主动按照政府规制自己的结构，造成与行政机构同形。

生产部门对大学组织起间接作用，它虽通过政府连接，但对大学组织的影响根深蒂固，尤其在经济不发达的计划经济时期。因为大学组织属于文化领域，它把学生直接输送到经济领域的生产部门，理应与生产部门发生直接关系，使双方按各自需求教学和聘用学生。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生产部门需要行政部门大力支持和统筹安排，因此大学组织并没有直接和生产部门相关，而是由政府做中介使两者相联系。再加上建国初期，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主要的任务，生产部门在社会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它在不用积极行动的情况下，对其他组织——包括高等教育组织——的行为产生实质而深刻的影响，使大学组织的专业设置围绕社会生产部门发展的需要片面发展。从建国伊始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策文本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高等教育为生产服务，以此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宗旨。这种结构性权力可视为主导大学组织与生产部门同形的同构逻辑，但由于政府的中介作用，结果是大学组织与政府机构同形。

示范院校是大学组织制度形成的第三个权力中心。中央直属高校在中国社会意味着有更高地位和更多资源。它们由中央政府直接下文组织管理，如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从成立到管理甚至校历的制定都是由政务院直接发布，它们的组织结构自然按照政府的权力结构配置资源。这些大学组织的示范性力量极大，其办学活动围绕对上级任务的完成、对学校身份地位的争取以及学校领导对行政级别的追逐。这些组织不仅得到政府的合法性认可，还处于竞争的优势甚或垄断地位。其他非中央所属院校也遵循这一套形式法则，在渐进性地不断反复调整中适应这种组织实现的路径，结果遵循同构逻辑，使组织间同形，成为模块化的大学组织行政体系。

（二）机会场域的利用：大学组织的积淀逻辑

社会学制度主义把组织的发展视为对环境中自由和开放性空间的搜寻和利用的过程，此过程中存在机会场域，它是环境中适合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潜在小生境。[7]大学组织在国家大环境变革的前提下，亦须适应社会生态中的小生境才能生存壮大。具体来说，大学组织的机会场域主要有集权制度的因袭、文化组织的从属性和组织精英的文化价值积淀。

集权制度是大学组织生存的重要环境，因此集权制度的因袭成为大学组织必不可少的机会场域。中国本是世界上封建官权统治时间最长、官僚体制最精巧、政治权术最发达、官本位势力最顽强的人口大国，以历代皇帝为总掌权者形成严密的等级体制，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分配资源和治理权，黎民百姓的“拜官主义”和官员的“恋官情节”共同构成中国人普遍的政治理性和根深蒂固、延绵千年的超稳定的“官本位”社会结构。身处其中的大学组织要发展，必然要寻求与之相同的管理体制和结构。集权制度的小生境带给大学组织的就是用行政手段管理、以行政关系处理组织内外关系。

不仅如此，与其说大学文化组织的从属性是制度变迁的机会场域，毋宁说大学传统文化的积淀提供了生存逻辑，即不得不适应社会对“官本位”和“拜官”价值观的认可。作为文化领域的组织，大学天生具有从属性，从一开始就知道一些制约其活动的权力中心，这使大学组织要寻求潜在的机会场域。在集权政体之下，大学须从政府的认可与承认中获得合法性——包括获得资源和政策支持——因此它只能选择从属于政府发展，实施与政府同样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方式，与行政体制接轨，减少管理程序。更何况我国古代的教育一直崇尚“中体西用”，国民党时期推行“党化教育”，解放后遵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使是在大学自由度较大的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大学都一直被视为国家“富国强兵”的工具。这些“学在官府”、“学为官府”的传统积淀决定我国大学组织地位的从属性和大学功能的工具性。

同构逻辑和积淀逻辑的整合，是组织场域的集大成者鲍威尔(Powell,W.)和迪马吉奥(DiMaggio, T.)提出的关于组织之间逐渐同形的过程理论。[8]正如两人所主张的那样，在非营利组织领域，组织形式和实践的标准化，其根源不仅仅是竞争，而是管理者模仿那些取得显著成功的组织形式的自然倾向的结果，是政府强制其它组织遵守其要求的权力的结果，也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专业精英散布一种单一规范标准权力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承袭，使积淀逻辑成为组织形式标准化和传统化的根源。那些具有自我意识的大学教授学者——尤其具有行政职务和学术地位互锁身份的成员——作为组织精英，直接影响管理者支持组织实施一个“最好”的路径：用行政制度实施管理。这种管理系统成本小、获得资源便利、社会认可度高。率先实施这种管理系统的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都在后来中国大学的发展中表现出地方大学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尤其进入20世纪，奖励优秀人才，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依旧是授予官衔。因此那些具有行政和学术职位的人，他们的身份和示范效应直接促成“学者谋官、官谋学术”的制度体系。尽管政策曾试图促成校长负责的管理体制，但固化的行政结构并没有赋予校长相应的权力，即使有少数学校管理者试图冲破积淀逻辑也徒劳无益。因此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学行政化程度决定了大学组织适应环境的能力以及发展程度的高低——这也是今天去行政化步履维艰的根源所在。

（三）组织解构与再结构化：大学组织的文化-认知逻辑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任务绩效之间已无多大联系，行政化体制之下的大学组织是机构臃肿、倍受社会各界的诟病与指责甚至质疑高等教育合法性的现状，社会学制度主义中的同构逻辑和积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并不会使绩效最大化的行政化组织形式，还可以成长和繁荣昌盛，且以强有力的制度惯性和使能作用影响并形塑组织环境。但新制度主义的倡导者迈耶(J.Meyer)和罗恩(Rowan)也认为，组织场域使教育组织既对现有组织有确认和巩固作用，同时又反对本身以经济任务和绩效为目标。[9]教育组织所面对的各种竞争性逻辑的功能边界一旦被冲破，冲突性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可能是非传统的——也开始在与教育目的有关的更传统思想竞争中开始拥有重要优势。这种冲突性逻辑起源于管理者、市场以及其它因素。

首先是管理者促进变革的能力使场域中上演某些集体行动。在中国大学组织中，诸如朱清时等大学管理者，随着大学组织的发展而成熟起来。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正是这些管理者促成了政令统一、上行下效高效的管理体制；那么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扩展到各个领域中的行政关系没有及时退出，强大的惯性使行政手段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时，这种权力规制性结构对大学组织的压制和约束，转变为对行动者及其行动的使能作用。进入21世纪，学校规模的扩张大大削弱政府对大学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大学组织不能只和政府保持同构，还需改进自身管理制度和程序，以提高运行效率与社会接轨。且缘于社会对大学组织的质疑，大学内部的行动者也对大学组织僵化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产生质疑。基于此，管理者中的有识之士便开始寻求大学更好的发展路径。无论他们怎样行动，取得效果如何，都至少意味着大学内外人们的文化-认知发生变化，不再对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全盘接受。

其次，市场因素也是大学的组织场域解构的重要原因。计划经济时期通过政府连接生产部门和大学组织的时代已不存在，构成组织种群的组织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变化。之前与大学组织相关的组织只有政府，市场经济的力量介入以后，大学组织场域的基本模式复杂起来。行政关系压制下的组织关系与代表市场利益的公民社会发生冲突，大学组织需进入买方市场参与竞争，组织内校生关系、师生关系等的发育要依靠行政关系的部分退出。“消费者的选择”也促进变革。随着市场力量进入大学组织，大学组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面对从生源到经费等各种资源的竞争，大学需独立面对市场决定办学定位；而这些定位往往是真正以学术知识在市场上的运作来决定的，政府不仅反映滞后且易抑制学术价值的发挥。另外，随着竞争的加剧，大学组织内部学生群体的决定权大大加强，他们要为自身争取更有利的利益；与学生关系利益更为密切的教师也因此须引起政府的重视。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大学简政放权，让学术事务由大学自己决定，以便于紧跟市场、提高办学效益；政府仅对大学组织的发展提供服务和监督，坚守大学公共服务的组织特性，协助大学组织提高运行效率。

还有其它因素促成逻辑基础的转变，如新的竞争者——民办高校的需要、人口因素——适龄人口的逐渐减少、研究型大学——地位群体的变化等。民办高校需要与市场更密切的接触，因此它们更需要打破政府行政管理的束缚，积极倡导实行新的管理制度；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渐减少，加大大学组织间对优质生源的竞争，也转移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盲从；研究型大学在多种高等教育形式和类别的冲击下，其垄断性的权威地位逐渐受到动摇。这些都是组织竞争者因素，对于大学组织变革的速度产生较大影响。刚开始弱小的竞争者会不断努力打破垄断的机会场域；之前强大的竞争者要不断适应新的机会场域的出现以保持其优势地位。所以，竞争性因素成为促进组织变革的重要因素，这些竞争性因素的本质就是人们在文化-认知系统中，对新事物的接纳和不确定性犹疑，使人们着力于关注新的、潜在的制度因素，一旦适合就抓住机会促使制度变迁。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大学组织去行政化首先面对的是所依存的组织场域层次的重构。中国大学组织行政化制度和去行政化之后的制度，体现着不同的逻辑基础，在管理层级和结构、管理方式、领导遴选方式上既受环境的影响，又对环境产生使能作用。

一方面，在行政化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规范性证据或支持性指标：其一，那些把自己学校的管理等各方面提供给国家评估机构进行评定的高校，所获得的让人十分艳羡和垂涎的行政认可；其二是那些积极践行政府评估体系的高校领导和教师，被选入学者专业协会甚至直接担任行政领导的数量。这两者都与放弃原有管理方式而采纳多元管理方式之间存在正相关。简言之，新的场域逻辑最终得到相关统治系统的允许和认可。在场域结构化的过程中，各种中间行动者起着重要作用。那些先锋学者、推波助澜的媒体、网络舆情参与者以及对大学组织去行政化投赞成票的专家学者官员，在促使人们关注、建构与扩散这种新的逻辑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组织场域解构到再结构化的过程中，一旦一种组织形式是嵌入性的，其生存与繁荣的能力就较少依赖绩效，而较多地依赖其所传播的可靠的秩序意义。即组织结构的变化还源于创造或遵从各种观念或实践的努力，因为这些观念和实践赋予社会世界各种意义，也就是去行政化时期大学组织遵循的文化-认知逻辑的改变。行政化制度建立时与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兼容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这种兼容性的同构逻辑遭遇挑战，尽管积淀逻辑还在起作用，但统一的文化-认知体系已经开始瓦解。因为文化-认知系统强调文化框架的作用，它是一种理解图式，它能够使个人“定位、感知、界定与标名”在他面前所发生的、以各种方式确立其意义的事件。[10]当这种理解图式出现质疑和犹疑，甚至出现意义建构的矛盾，新的组织场域便存在出现的基础。今天主导大学组织发生制度变迁的正是文化-认知逻辑中各种冲突性认知的存在，尽管很多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术与行政的那些互锁董事们，不愿意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但规制权力与传统积淀的动摇，迫使政府和社会都不得不面对制度变迁的大学。即使此时不去行政化，行政化的体制也将动摇，面临何去何从的处境。再加上有识之士的呼吁、国家政策的支持，去行政化已成为改革趋势，只需实际上去融合文化-认知冲突，使有利于去行政化的多元管理制度逻辑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新的组织场域再结构，大学组织新的制度体系也会逐渐形成。因此，大学组织去行政化之后形成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教师、学生能够和代表政府利益的管理者之间就大学组织的事务进行博弈，在博弈中，维持各自利益获得之间的动态平衡。不是不要行政，也不是漠视学术，更不是行政代替学术；而是在大学组织制度中，行政关系、法律关系、契约关系等各种组织关系并存，财政手段、行政手段、市场手段等各种管理手段多元。

总之，组织场域概念拓展了制度分析的框架，使我们可以把各种相关的行动者、制度逻辑以及治理结构——其对某个有限的社会层面的参与者的行动具有使能与制约作用——纳入制度主义分析的范围。场域结构化概念为调查者与研究者评价场域之间的各种差异、历史地分析场域文化的趋同性变迁以及场域解构特征的变迁轨迹，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分析框架。因此，大学组织在经历去行政化的制度变迁时，我们也只有把大学组织放到更大的行为背景中，放到其参与的意义系统中，才能更好地对它进行研究和测量。

参考文献：

[1][10]斯科特著.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第3版.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0,65.

[2][8] 张永宏.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6,25.

[3]我国副部级大学名单[EB/OL].http://www.kaobo.cn/html/35/t-20935.html,2006-04-16.

[4]中国高校这种妨碍教学的“评估”何时休？[EB/OL].http://szbbs.soufun.com/2810064962 ~ -1~149/

32625210_32625210.htm,2007-04-19.

[5]袁贵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讲话[N].中国教育报,2010-02-29(1).

[6][7]鲍威尔,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73.

[9]Heinz-Dieter Meyer, Brian Rowa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Changing Ideas for Changing Times[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