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学研究论文

摘要：基于翻译传播学理论，本文着重从传播者（Who）、传播内容（Saywhat）、传播手段（Inwhichchannel）、传播对象（Towhom）、传播目的（towhatpurpose）、传播的环境（where）以及传播效果（Withwhateffect）等七个视角切入，探讨公示语翻译。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传播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传播学研究论文 篇1：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研究的知识图谱

摘 要：本文以SSCI数据库中近10年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的研究文献为对象，基于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对研究现状及热点的分析，勘探话语分析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研究发现需要进一步与国际学术体接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话语实践的话语理论，加强中国学界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未来应以否思的思维方向探究学科的发展，在数据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背后隐含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话语分析;研究现状;知识图谱;CiteSpace

一、引 言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提出已有近70年的历史，以符号学为其总体学术背景，以语言学和类语言学文化探索为其主要研究领域，以跨学科的综合性为其基本方法论特征，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1]。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领域，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关怀。我国的话语分析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仍然停留在语言学单学科领域里，学科融合以后才加快了研究的步伐。话语分析被各学科广泛应用的现状及其在当今具有的重要意义，对当下国际学界进行总结和存在的问题展开反思很有必要。这对于系统把握该研究领域、提高科研效率非常关键，有助于中国学界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

二、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数据选取全球最为权威的核心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SSCI），保留高质量文献数据（Article）作为数据源。将检索式设置为：TS=（discourse study OR discourse analysis 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时间跨度是1999～2019年，以“传播学”（Communication）为主要类目对数据进行进一步提纯，获得目标文献数据4 287条，利用CiteSpace除重得到有价值数据总共4 284条。

本文借助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版本5.5.R1），绘制图谱来呈现发展脉络与研究趋势，实现文献研读方式从主观化、碎片化向客观化、全景化的转变[2]。目前，国内对CiteSpace的使用主要集中于管理学、经济学和图书情报学等学科，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较少[3]，利用软件分析的结果可为新闻传播学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论文数量与国家分析

统计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绘制时间分布曲线可以有效评估目前的研究状态，进一步预测未来发展动态和趋势。话语分析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9～2003年属于起步阶段，年文献量低于100篇，数量较为平稳;2004～2012年属于成长阶段，数量逐年增长，2010年是转折点，数量突破200篇;2013～2018年属于发展阶段，平均每年文献增长超过35篇，2018年发文量突破500篇，研究进入炽热状态。黑色点画线是年度发文数量的两次拟合函数曲线，带箭头的黑色虚线是年度发文数量的指数拟合曲线，另一条是多项式拟合函数曲线。两条拟合曲线的拟合优度（R2）都达到80%（如图1所示）。可以近似認为，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在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现指数型增长趋势。按照文献计量学著名学者普赖斯的观点，如果某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呈指数型增长趋势，则表明该领域发展态势尚未饱和，仍然处在快速发展期，将不断涌现新理论、新方法[4]。由此推测，未来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的发展前景依然很大。

为深入了解每个国家在话语分析研究领域的贡献力，挖掘发文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话语分析的学术版图以美国、英国为研究重镇，美国以1 650的发文量排名第一，拥有绝对的影响力，英国以558的发文量排第二。中国发文量为231，研究也取得一定成果，位居第四，但中国在话语分析领域的初现年份是2001年，研究开始的时间较晚。进一步统计发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较为紧密，分别位列中介中心性前三。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发文26篇和南非发文52篇，虽然发文量较少，但其中心性分别达到了0.21和 0.10，排名第四和第七。中国的中介中心性0.07，排名第11位，文献数量与影响力并不对等，未来在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论文作者与机构分析

研究性文献的作者是学科发展的主体，对作者的分析可以有效探测公共外交的主要研究力量，初步了解学界当前研究[5]。通过对作者发文分析发现，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明显，彼此之间联系极少，尚未形成共同的学术共同体。近20年间至少有60位学者发表5篇以上的论文，代表性学者有David Machin和Martha Augoustinos，以发文量14位居第一。除此之外，还涌现出Martha Augoustinos、Karmen Erjavec、Ruth Wodak等一定数量的核心研究学者，多学科背景与话语分析交叉融合，拓宽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

在研究机构的分布中，高校的占比极高，是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尽管话语分析研究机构的网络较为松散，但英美发达国家机构间的合作逐渐形成。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美国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是研究最多的学术重镇，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在总体还是代表性研究机构的数量上都遥遥领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八，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内地研究机构在话语分析领域发文较少。中国学者需重视与国际学界的研究接轨，并且与国际学术共同分享探讨。

（三）学者与文献共被引分析

学者共被引中诺曼·费尔克拉夫、范·迪克、欧文·戈夫曼、露丝·沃迪克等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占据主导地位，其著作共被引频次反映了作者的影响力。英国语言学家、当代西方著名批判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被引频次位居第一，他的主要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力求发展一种通向语言分析的方法，致力于填补某种空白，它对于语言研究中的变化十分有用，而且也能够适用于研究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他提出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分析的三维框架，成为探究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力工具。

文献共被引可以用来确定话语分析领域的关键文献和研究前沿，对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设置文献共被引图谱，计算得到Modularity Q=0.8159>0.3，Silhouette S=0.5359>0.5（如图2所示）。Mean Silhouette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指标越接近1， 表示网络的同质性越高， 当该值为0.7时， 聚类结构具有高信度，说明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较为集中。#0organizational discourses（组织语言）、#8social construction（社会建设）、#14analytical perspective（分析视角）等紫色板块为研究基础。#1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政治话语分析）、#17Racist nationalism（种族主义）等黄色区域为研究前沿，红色年轮节点为每个聚类板块研究热点文献。最大的集群（#0）有53个成员，最活跃的研究文献是1999年Iedema发表在DISCOURSE & SOCIETY的《组织话语和实践》。采用CiteSpace双图叠加的功能探究2017～2018年国际新闻传播学界研究话语分析的前沿领域，发现研究重点是在聚类板块#1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政治话语分析）、#17racist nationalism（种族民族主义）上。近两年研究所涉及的知识点分布聚类特征明显，研究的专注度与深度也达到一定程度。

（四）关键词及时间线聚类图谱分析

关键词作为论文主题的高度凝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20年来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关键词主要集中在#1news frame（新闻框架）、#5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政治话语分析）等方面。在研究热点关键词中Social media（社交媒体）、Media coverage（数字媒体）这类词语的突现最高，组成了前沿最大版块。其次Multimodality（多模态）、Framing（框架）、Rhetoric（修辞）等对于研究方法的探讨。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分析仅能把握知识关联的演进脉络，脉络背后的规律性信息解读才是关键。为了更形象地展现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在话语分析领域的发展阶段与趋势，基于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如图3所示）的分析，对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归纳整理，从宏观视角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研究热点，以期归纳话语分析领域的知识体系和演进态势。

1.话语分析的理论研究是早期的切入点。话语分析的学术思想一直在发展，源自批判性话语理论和话语建构的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学者把理论视角拓宽，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处。随着话语分析的发展，性别、种族、意识形态等拓展了“话语”的意义，#1 theorizing global media、# 6national identities 是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批判语言学和批判话语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2018年第2期刊出“马克思与话语研究”，涉及马克思关于语言与批判、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符号等问题的论述，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帮助话语分析研究的学者更加深入认识社会实践。

2.话语分析研究方法的创新吸引长久的关注。从事话语分析的学者在各自的案例研究中，采用不同分析步骤及借助AntConc等多种分析工具，发展出许多研究方法。#4heterosexist talk（案例访谈）中活跃的文献《纠缠不休的网络：对女性广告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研究》，结合话语文本分析和长期采访方法。此外还有Deductive frame-analysis（演绎框架分析）、Rhetorical use（修辞使用）等方法。除了学者开创新的研究方法，还会更新以往的方法路径。如诺曼·费尔克拉夫的分析方法最为明显，1992年提出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分析的三维分析框架，1995年提出五步分析框架，2018年提出“过程路径”的四步分析框架。

3.社交媒体和某区域的发展获得聚焦。近年来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终端的普及，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使得人们对社交媒体话语分析案例有更迫切和深层次的研究。对于媒介话语研究和大众媒介研究是一个显著特征， 如学者对Campaign blog post（活动博客文章）的分析。此外，某地理区域的问题也吸引学者目光，#8german public discourse（德国公众话语）探讨德国在公共话语中的竞争性构架策略探索、#12south korea（南韩）针对基于韩国Twitter研究政治话语等。此外，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学者主要关注的领域集中在政治话语传播分析上，可能是由于话语与权力以及话语与民主社会的关联引起了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浓厚兴趣的缘故。

4.重点领域的长足研究以及与交叉学科不断融合。研究发现，近20年来，政治话语分析一直是国际传播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学者通过分析新闻等文本语篇来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权力阶层如何运用语言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和现存社会结构。此外，话语分析与其他交叉学科不断融合，包括Psychotherapeutic discourse（心理治疗话语）、Ecolinguistic approach（生态语言方法）、Structural-cultural dialectic（结构文化辩证法）等，提出了更多有价值的见解。

四、研究結论

话语分析的理论及方法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思路，这个新兴的领域不仅在理论上日渐完善，而且在应用上具有可操作性。本文通过对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的现状及热点分析，发现话语分析交叉学科融合明显，总体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英美等发达国家占据大部分的学术版图，中国学者的贡献力逐年增加，多数受益于海外留学的教师已经具备独立国际学术生产的能力。但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尚未获得等比的影响力，未来需要进一步与国际学术体接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话语实践的话语理论。通过关键词新动态领域发展，发现话语分析的理论研究，研究方法的创新，社交媒体和某地理区域的发展及重点领域与交叉学科是长足研究。

本次研究中数据收集是关键一环，目前本文的检索方式仍存在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话语分析涉及学科广泛，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文献数量有限，很难了解中国其他学科学者的发文情况。此外，有学者认为CiteSpace核心技术不足以支撑开发者许诺的愿景大厦，应该以否思的思维方式方向探究学科的反常[6]。未来可以融合其他方法弥补CiteSpace只能从宏观视角着手，难以深入细节的局限。对于每篇文献的全文内容有足够的关注，深入在数据的基础上挖掘背后隐含的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1] 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37-42+95.

[2]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3] 刘光阳.CiteSpace国内应用的传播轨迹——基于2006-2015年跨库数据的统计与可视化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7（2）：60-74.

[4] 王炳立.基于科学计量学的国际大数据研究可视化分析[J].情报杂志，2015，34（2）：131-136.

[5] 陈瑜.公共外交国际研究的传播学转向——基于SSCI、A&HC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J].今传媒，2018，26（8）：57-60.

[6] 廖金英.愿景与悖论：传播学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引入现状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8，40（7）：145-155.

[责任编辑：艾涓]

作者：岳慧

国际传播学研究论文 篇2：

翻译传播学视阈下杭州国际形象建构研究

摘 要：基于翻译传播学理论，本文着重从传播者（Who）、传播内容（Say what）、传播手段（In which channel）、传播对象（To whom）、传播目的（to what purpose）、传播的环境（where）以及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等七个视角切入，探讨公示语翻译。本文以杭州公示语的英译为个案，将公示语英译与杭州的国际形象建构相结合，着重探讨了公示语英译的生态环境、目标接受者观念的差异对公示语英译的影响，同时，阐述翻译媒介与文化传播、公示语英译的受众针对性，并基于具体个案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翻译传播学 公示语英译 国际形象建构

一、引言

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指出，“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s a special case in communication；its exceptional natur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wo languages are involved in an act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an SL and a TL.”（Wilss，2001：55）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紧密相关，近年来引发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作为国内翻译传播学研究的先驱，吕俊（1997：39）提出了“翻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的观点。他指出，“整个的传播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彼此制约的整体”（吕俊，1997：42）。目前，国内对传播学的翻译研究虽然还很少，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拉斯维尔提出的“五W”的模式外，后人又增添了两个要素。例如：麻争旗（2011）的专著《译学与跨文化传播：对翻译的根本反思》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翻译的文化功能，从翻译活动过程剖析翻译的心理学机制，从翻译方法上研究翻译的传播价值。刘安洪、谢柯（2014）的专著《传播学视阈下的旅游翻译研究》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旅游翻译，利用传播学理论体系重新考察旅游翻译。从翻译研究现状来看，翻译传播学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谢柯、廖雪汝（2016）在《“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从广义来说，翻译传播学是运用传播学原理研究翻译现象和有关问题的学科，是翻译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学科。翻译传播学的理论体系需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具体的研究对象以翻译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为基础。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即翻译的传播主体、翻译的传播内容、翻译的传播媒介、翻译的传播受众、翻译的传播效果、翻译传播的目的及翻译传播的环境。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日益加强，城市的对外形象在中外经济文化合作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城市的名片，公示语彰显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对构建城市的国际形象尤为重要。杭州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古都，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G20峰会是杭州迄今为止召开的最大规模的世界性会议，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G20峰会给杭州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杭州的国际声誉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杭州国际形象的构建面临挑战。目前，杭州市公示语翻译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使杭州的国际化形象受到影响。我国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尚处于不成熟阶段，本文基于翻译传播学视角，从传播者（Who）谈公示语英译的生态环境对翻译的影响，从传播内容（Say what）看目标接受者观念的差异对公示语英译的影响，从传播手段（In which channel）看翻译媒介与文化传播，从传播对象（To whom）看公示语英译的针对性，以及从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看公示语英译策略，探讨如何通过公示语英译来实现杭州国际形象的建构。

二、翻译传播学视域下公示语英译

（一）从传播者（Who）看公示语英译的生态环境对翻译的影响

在拉斯维尔传播模式中，作为传播活动的开端，传播者（Who）是控制传播活动的主要因素（周丽莉，2015）。公示语英译是对两种具有不同文化以及处于不同社会环境的语言进行转换，公示语英译人员集翻译者与文化传播者双重身份于一身。如果将“虎跑泉”直接翻译成“Tiger-running Spring”，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虎跑泉”中的“跑”是“扒土”的意思，译成“Tiger Spring”就可以了。相传唐元和十四年，高僧性空住在这里，苦于附近没有水源，一夜梦见神人告诉他，二虎将南岳一童子泉搬到这里，第二天果然看到二虎在刨地做穴，涌出清澈的泉水，故名“虎跑泉”。有很多带有中国特色的景点介绍、文明口号和标语等需要译者有一定的语言功底。专业的翻译在净化语言环境活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从传播内容（Say what）谈目标接受者观念的差异对公示语英译的影响

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是中西价值观念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中西价值观念差异表现在：“自制、内省与等级尊卑”和“自由、平等、民主、权利”；依赖性与独立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重义轻利与重物精神等方面。在公示语英译过程中，译者应当考虑到目的语标接受者观念的差异。该部分从依赖性与独立性以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个方面比较中西价值观念的不同，试图对公示语英译带来几点启示。

例如，湖滨一公园的“步行区/步行街”翻译成“Walkway”，肯定不如“Pedestrian Only”。又如“温馨提示”，被翻译成“Warm Suggestion”，就不如“Friendly Reminder”。在公示语英译过程中，译者要关注文化差异，从文化角度来调整翻译策略。

（三）从传播手段（In which channel）谈翻译媒介与文化传播

王颖、吕和发（2007）提出：“公示语是指公开和面对公众的告示、指示、提示、警示和与其休戚相关的文字和文字及图形信息，上述语言的翻译定义为公示语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方式，公示语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载体，同时起到文化传播的媒介作用。由于公示语本身具有传播性，决定了其文化传播活动的有效性，因此，具备丰富的文化形式和深刻内涵的公示语能够促进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由于汉语和英语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语言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成为公示语英译中的一大挑战。文化负载词准确的翻译和阐释对中华文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李思乐、刘殿刚（2015）指出，文化的交流始于词汇，而汉语文化负载词便是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印记的词汇。由于翻译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密切联系，翻译汉语文化负载词时的策略选择和方法取舍会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产生重大影响。但错误的翻译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西兴大桥”翻译成“Xi Xing Da Brige”，应该为“Xixing Bridge”。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的翻译错误，比如“便民售货”译成“Convenience Stors”，“西湖文化遗产”译成“the West Lake Cultural Hertage”等等。

（四）从传播目的（to what purpose）谈公示语翻译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文化负载词时的两种重要的翻译策略。归化法和异化法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总的来说，归化翻译使译文更加通顺、通俗，更容易被译入语国家的受众群体所接受。相反，异化翻译使译文相对拗口、难懂，对译入语国家的受众群体而言比较陌生和不自然，但是译文充满“洋气”和异域风情。总之，采用归化法或异化法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翻译媒介、受众群体等因素。公示语是一种以译语为目的、重视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的特殊媒介（吕和发，2005），因此，公示语英译需以外国读者为本，既要忠实于汉语原文，传递本土文化，也要符合英语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让外国友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达到文化交融。倪传斌认为，“公示语翻译应多一点文化味”（倪传斌，1998）。杭州的旅游景点大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典故，文化因素则不得不考虑。比如西溪湿地的“泊庵”，它本是明朝皱孝直的庄园，因像泊于水上的仙岛，所以叫泊庵，“庵”是“草堂”的意思，把它翻译成“temple”或“nunnery”都不合适，“泊”是“漂浮”义，若翻译成“Floating Thatched Cottage”，能使读者真正领会信息，不会因文化差异引起误解。

（五）从传播对象（To whom）谈公示语英译的针对性

传播学认为，受众接受信息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信息接受的过程也是受众一系列选择的心理反应过程（李春雨，2014）。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受众选择最重要的心理活动就是选择性心理。选择性心理是受众者在传播活动中对所接触的各种信息和传播方式本身进行选择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思维现象。学界广泛认为，受众接收信息时具有三种选择性心理特点，即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它们关系到受众对信息接受的整个过程。同样，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这三种选择性心理特点关系到读者对公示语译文接受的整个过程。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所强调的译文与译入语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就是使公示语英译符合读者的三种选择性心理特点。河坊街的“姓名题诗”被翻译成“write your English name in Chinese”，“清河坊-大井巷”译成“QingHeFang-Da Jing Xi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读者看后，难免不知所云。

1.选择性注意

传播学认为，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或活动的指向或集中。人的注意力集中的过程也是对信息舍弃和选择的过程。外界讯息缤纷复杂，受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它们都加以注意、做出反应，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信息上而舍弃其他的讯息，这就是注意的选择过程。认知心理学强调了注意的选择性维量，并将注意视为一种心理机制，借以实现对外部刺激选择的控制并对行为加以调节，它意味着舍弃一部分输入信息，以便成功、有效地加工更重要的信息。从传播内容方面来说，受众在接触信息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相吻合的信息，回避或拒绝那些同自己观念和态度相反的信息。因此，公示语读者在接触公示语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态度和价值观即原有文化语境相吻合的讯息，而对与原有文化语境相悖的讯息进行排斥。（李振，2009）

译者在翻译公示语的时候，需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努力使译文与读者的认知语境实现最佳关联，尽量符合译入语读者的社会文化语境、审美标准和接受程度，保证译本讯息容易获得。

2.选择性理解

传播学认为，突破选择性防卫圈的各种信息并不能全部被受传者完整接受，信息还要面临第二次被选择，即选择性理解。选择性理解是指具有不同心理特征、文化倾向和社会成员关系的人们对同一信息所做出的不同解释和结论。这是因为受众在理解过程中，感情、想象、动机、态度、习惯、立场等主观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作用，影响理解效果。同样，面对同一译文，不同的读者受上述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出现不同的理解。（李振，2009）

为实现公示语传播的顺利进行，传播者要充分注意受众的选择性理解，考虑受众的主观因素，恰当引导并适当操控所传的讯息，尽量消除或减少容易给受众带来误解的讯息。在翻译过程中，公示语译者应当重视公示语读者的选择性理解，恰当引导操控公示语译文，尽量减少公示语译文给读者带来的误解，保证读者付出最小的努力而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在处理由文化缺省带来的文化负载词的策略上，重视公示语读者的选择性理解更为重要。

例如，“Nine Creeks”是对杭州新十景“九溪烟树”的翻译，这是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外国游客会误以为这座山上有九条溪流，所以叫“九溪”。实际上，“九溪”另有所指。在古代，人们喜欢用“九”表示数量众多的概念，所以，“九”表示的是一个虚数，“九溪”的意思是指很多条溪流一同汇入钱江。翻译的时候不能采用直译，否则会造成误解。可以用九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自然状况来翻译，即“Hill Creeks”。

（六）从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谈公示语英译策略

效果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人们研究大众传播的各个环节，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传播效果。所谓传播效果，是指传播对个人、社会的影响，是指传播引起的人们感情、态度、信念或行为的变化。（朱月昌，1995）

翻译既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又是两种文化的转换与交流；翻译是在充分理解原语的基础上用译入语进行表达的、复杂的创造性劳动。传播学认为，传播者将信息编制成符码，接受者将符码还原为信息，分别做的是方向相反的事情，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就是传播的信息和被传授的信息尽可能一致。传播者使符号化的信息被毫发无损地、原原本本地传给了接受者，既不多余也无不足。

（七）从翻译传播的环境谈公示语的翻译

一名合格的译者与文化传播者在翻译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对翻译的生态环境研究非常必要。黄俊萍（2011）指出，所谓翻译的生态环境，是以翻譯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的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具体而言，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翻译的规范环境以及译者及翻译研究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

先谈翻译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空气、水、动植物等等。自然环境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从而形成英汉语言的差异，因而对翻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中国土地资源丰富，劳动人民通过开垦田地，创造了巨大的农业财富，是个传统的农耕大国；而英国是个典型的岛国，海上活动丰富。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也会体现在英汉语言中，译者在翻译公示语时应重视自然环境造成的语言、文化差异。英、汉语句式结构的差异源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汉民族思维模式注重整体综合性与直觉性。在语言方面，汉语以意统形，依靠句子内在的逻辑关系，结构简洁明快；在语序层面，汉语的句子一般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或逻辑推理的先后顺序，因此往往重心在后，头长尾短。英语民族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推理和理性分析，在语言形式上，则是以形达意，借助语法手段布局谋篇，结构紧凑严密。英语的句子通常以主句为重心，并置于句首，然后再把各种标志补齐，往往头短尾长。从英文行文的逻辑事理上看，果在前，因在后，体现了分析性逻辑思维模式的特点。（胡菊兰，2004：76）

在黄俊萍（2011）看来，所谓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历史环境等。这些社会环境对翻译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与国际联系越来越密切，与国际友人交流越来越频繁，英、汉语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语言翻译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开放，一些英语新词通过媒体和网络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在翻译公示语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也非常重要。本文认为，关注翻译的规范环境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的转换与阐释。在翻译公示语时，译者不仅要关注中西方文化在语言使用规范上存在的差异，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还要关注支撑语言背后的文化系统，对外国受众所不熟悉的文化背景进行补充，使译文更好地被理解、接受。

三、公示语英譯的若干策略

（一）依附策略

传播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既是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也是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战略资源，它通过传播信息沟通上下左右的联系，通过传播社会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来凝聚社会有机体。公示语作为媒介系统，必然要发挥告知、表达、解释和指导等组织功能，为整个社会大系统服务。如果它运作得好，就会对整个社会大系统具有促进作用；而一旦功能失调，就会发生负面作用，会直接对整个社会大系统的正常运转起破坏作用。因此，从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公示语英译应该遵循译入语的编码规范，遵循社会公认的规则，以充分发挥公示语的组织功能。（叶岚，2008）

杭州某市民服务中心张贴的口号“给我一份信任，换您十分满意”，对应的英文翻译是“Trust Us You Will Be Satisfied”。看起来这句译文忠实地翻译出了汉语宣传语的意思，但是华而不实，给人虚情假意的感觉，显然不如译成“Trust Us for a Good Life”，后者摆脱了原文的束缚，凸显了市民服务中心的终极目标，即能使大众的生活更加美好。

（二）顺应策略

媒介之间会互相影响，互相借鉴。正如“新的传播革命爆发后，人类在旧的传播革命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不会被随之抛弃，而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中。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似乎并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媒介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公示语的译文与原文之间似乎也遵循着互动共进、平衡和谐的原理。就翻译而言，语言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翻译、交际翻译。

因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要和交际语境相顺应，使得译文在目的语中得以接受，才能达到翻译目的，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从而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传播。公示语英译时不能亦步亦趋地按照字面意思强行翻译，而必须译出相应的语用功能（即完成文本的感召功能），让目的语读者明白。（郭小春，2013）

比如，杭州地铁中的“残疾人专用通道”翻译成“Wheelchair Accessible”，英汉语并列在一块公示语牌上，让读者瞬间明白，起到了公示语的作用。

（三）情感驱动策略

公示语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发挥自身传递知识与文化的功能。在为天然受众告知、表达、解释和指导时，注意到自主、不特定受众的需要，进入了亲社会行为的引导阶段，设置了受众的活动议程。另一方面，在依赖公示语获取信息、指导生存时，受众会积极主动地形成自己的看法，与媒介形成互动关系。而受众的媒介素养、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等主体因素又使得受众自己高效地接收信息、利用公示语信息。当以英文为媒介的受众看到正确的英文公示语时可能会爱屋及乌，关注并且认可传播者所传播的内容，甚至爱上传播者所服务的媒体和文化。自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会在公示语所营造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夯实。所以，从受众与媒介的互动关系考察，公示语英译应该估计受众的情感需求，还需要运用情感驱动策略来翻译公示语。列如，“杭州大厦”翻译为“Hang Zhou Tower”，通过“Tower”这个单词将杭州人民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完全的表达出来。

四、结语

公示语是一个城市对外宣传的窗口，其翻译质量反映了一个城市的人文素质，体现了一个城市国际化水平和文化底蕴，也是当地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缩影。双语公示语的规范化建设是打造和提升杭州国际形象的一部分，能改善城市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促进杭州特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旅游、商贸业的发展。戴宗（2005）指出，“语言是交际的媒介，标志语言有特殊的结构和表达用语，国外有专门的机构和人来做这项工作，比如交通部门有专门的使用语言，同时下达使用手册，在商品分类中也有特殊的标志语言”。译者在做公示语英译时，不妨借鉴本文提供的几点建议和启示，为改进杭州公示语英译，传播杭州优秀文化，提升杭州国际形象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课题为杭州市哲学社科类项目结题论文，项目名称：基于话语视角旅游英文网站翻译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影响研究——以杭州市为例，项目编号：[M17JC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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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聪 浙江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310018）

作者：郭聪

国际传播学研究论文 篇3：

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的生成背景

摘要： 冷战的结束，伴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卫星电视、国际互联网的大发展，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开始了“大繁荣”，本文首先将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特色作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背景；其次，将问题领域的交融作为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的直接动力。这种跨学科研究动摇了以分科为主导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传播媒介与国际关系中的种种变量融合的越来越紧密，使得跨越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问题领域不断涌现，

关键词：传播学 国际关系学 跨学科研究 问题交融

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卫星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的大发展，与此相伴的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大繁荣”，传播媒介与国际关系中的种种变量融合的越来越紧密，跨越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问题领域不断涌现，

从狭义上来讲， 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要素要有特定的研究的对象和研究领域，自身的研究方法以及概念和命题， 并形成理论体系。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学科首先是一学术范畴，具有某种学科界限以及某种公认的合理的研究方法； 其次，学科也是组织结构，有以学科命名的院系和学位；最后学科也是文化，属于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阅历和研究方向。 简而言之，学科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社会规范。

在学科范畴内进行学术研究是人类在研究过程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人类在面对大量复杂问题的时候， 往往不知从何处下手，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内掌握一小部分的知识，并运用其掌握的知识进行某一特定领域的学术研究。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面对庞大的知识体系，人类开始了学科门类的划分。学科划分之后，有利于在特定研究领域进行知识生产，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深入的研究，能够较为规范地对问题进行科学的揭示， 实现知识的新旧更替和知识的一体化、系统化、理论化。但与此同时，学科划分、分科研究的弊端也开始出现，如福柯所言，“学科……通过统一性来设置其边界。” 学科意味着可识别的边界，明确的规则， 如果单从学科的角度， 而不是立意于研究问题本身，会导致对研究问题往往囿于某个学科或许多个相互独立的学科侧面来透视，这样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揭示也许从学科层面来讲显得十分精确、规范， 但往往缺乏全面的、整体性的把握。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的形态及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席卷而来， 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新变化、新问题， 无论是全球性问题、时代性问题还是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整体性和交融性，很多实践中的问题已经不能在单一学科的研究中寻找到解决办法，这种互相渗透性必须运用不同学科的视野与方法才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在严格学科领域内进行学术研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和知识融合的大趋势了。跨学科研究应运而生，20世纪后半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兴问题研究的大量涌现推动了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整合，“跨学科研究的勃兴与发展， 主要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综合性理论的产生与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需要， 而后者是跨学科研究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问题研究具有综合性，从问题出发，侧重的是学科的综合性，学科间的界限就模糊了。

首先，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特色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背景。“传播学具有多学科综合而成的特点。它既属于社会科学，又被视为人文科学，而且还有明显自然科学的痕迹；它既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学术话语，又更多地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范畴。因此不同学者都可以从自己角度研究传播学。”在传播学发展的近百年里，传播学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相互借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学科研究轨迹。 传播学的跨学科特色，主要是由传播学研究对象的特性决定的，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而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贯穿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因此，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渗透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使传播学一方面从一诞生就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 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 另一方面也给其他学科学者研究传播学、利用传播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传播学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上车，也可以随时在这里下车。” 如麦克卢汉、施拉姆、拉斯韦尔等传播学的大师们，都是从其他学科转向传播学的研究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传播的作用由潜在变得显见的时候，传播学在谋求自身发展，不断拓展研究内涵、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成为其学科发展的显著特点。

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且一直向外扩展，具有强烈的跨学科特色，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 美国学者霍尔斯蒂（ K. Holsti） 以厨师比喻国际关系学者，以菜单比喻国际关系研究。他指出：20 世纪20 —30 年代，厨师只对烹饪的目的有不同意见； 50 —60 年代，他们争论烹调的方法；现在，他们似乎对烹饪的任何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结果造成菜单的大幅扩充. 20世纪后期以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现象， 研究者们发现，仅仅依靠一种研究视角或者路径只能解决问题领域的某一方面，每種研究视角或路径都有其有效性与合理性的限度，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国际关系是一个很宽泛的领域，在这样的一个宽泛领域中，如果觉得自己的精力有限，可能会集中于某些方面，但是要有一个比较广阔的知识面。如果只专注于某些方面，但知识面比较狭窄的话，就会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因此，在学科发展趋势方面，原本以“国际关系”为主题的社会科学分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正在拓宽其视野，与其他分支“联姻”，产生许许多多的“混血儿”。对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各国的内部变化和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宗教、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变化。与其视国际关系研究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不如视之为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体。无论怎样界定，它在众多学科中独树一帜，继续拓展，并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其次，问题领域的交融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研究的直接动力。在问题领域内，而不是学科范畴内进行学术研究是基于依照社会现实的变化和要求，不以学科的先验划分为依据，也不可能恰好对应于一个或几个学科的范围。传播学最早研究的是个人之间的传播，随着传播手段的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以科恩的《报刊与外交政策》为代表的著作开始系统地研究媒体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外交作用。特别是20世纪70 年代， 随着卫星直播电视的出现， 人类进入卫星传播时代。卫星传播利用的是太空技术，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地面微波传送系统中的种种缺陷， 使电视信号在同一时间内跨国界、无障碍传播成为可能。90 年代初期， 以光纤通讯线路作为传输渠道的国际互联网的应用， 使广播电视的听众、观众进一步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技术从Web 1.0 到Web 2.0的发展进一步渗透在世界的各个领域，原有的信息禁地不断缩小， 整个世界日益被联结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平台。总之，随着信息革命与传播技术的急速更新和发展，各种问题领域层出不穷，使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国际舞台上，自然而然地与国际关系学交融到了一起。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在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常混用，习惯上国际关系用得更多一些，其含义就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包括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归结于政治关系。国际关系学科最初关注的是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自民族国家为主要角色的国家间体系形成以来，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国际社会充斥着利益交换和权力博弈。在此种国际社会中，即使存在国际间的传播行为，由于技术限制，其影响空间也十分有限，并且只是国家追求权力的工具而已。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进一步加速，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和全球传播效率的提高，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展了国际交往的空间。尤其是在Web 2.0时代，新型国际博弈关系正在形成。信息革命影响了全世界，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被施加了积极地变革性地推动力，国际政治领域当然也不可避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受到信息革命的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在现实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新的问题领域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融合在一起的。

按照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的最新定义：跨学科研究（cross- disciplinary）是团队或个人的一种研究模式 （mode of research），它把两个以上学科或专业知识团体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观点、概念和（或）理论整合起来，推进或解决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不能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研究是在科学分化的基础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跨越不同研究领域而进行的一种科学创造活动，是解决复杂的科学技术、社会问题而达到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当跨学科研究成为某一学科的一部分时，虽然扩大了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但也使它的研究领域进一步细化。“跨学科研究动摇了以分科为主导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的倡导者呼唤统一性， 即将各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 以作为解释的共同基础， 并认为这是科学进步、知识发展和人类觉悟的最有希望的道路。因此，中国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特色与研究问题领域的紧密交融的大背景下，跨学科研究也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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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1&ZD075）的系列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璐， 1980. 12，女，北京市，讲师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媒外交、中国外交、舆论与传媒

作者：孙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