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中的语言中介功能研究

2022-09-10

一、引言

云南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 具有传播价值。然而, 虽然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取得了一定成就, 目前仍然存在局限性, 相关的理论研究更是缺乏。为此, 本文从传播中的语言中介功能和译介的视角, 探讨语言作为传播中介对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的作用。本文不仅分析了传播现状, 还探讨了国际传播的语言策略, 有利于促进对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的研究。通过本研究, 我们希望能为地方性民俗文化国际传播中的语言中介和其中的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从而促进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播︒

二、云南民俗文化概述

首先, 我们要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 在此基础上, 深入了解云南民俗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从而抓住云南民俗文化对外传播丰富的内涵。

(一) 民俗文化的含义

从本质上说, 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 属于大众文化。因为是大众创造的生活文化, 可见其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

“民俗文化”可理解为“民众的传统物质精神习俗和生活模式”。根据钟敬文对民俗文化的定义, “民俗”作为“民俗文化”的具体内容和体现形式, “包括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民间口头文学等11个次类, 进一步细分, 每个次类又可以分为若干小类。” (转引自李宏亮&吴永强, 2015:139) 。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俗, 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 有助于了解和融入当地文化。民俗文化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的点滴之处, 从一个地方口耳相传的故事歌谣到人们的着装打扮, 再到节日里必吃的一种传统美食等等, 都是民俗。所以, 民俗文化是一个特定地方的生活文化, 可以反映这个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民俗也是一种规范, 能使在这个地方的民众都遵照这个约定俗成的规范来生活, 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是长期积累的, 即具有传统性。

(二) 云南民俗文化的类型与特点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 全国56个民族中云南占有54个, 5000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占有25个。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包括民俗文化。每个民族的民俗文化汇集成了云南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

云南民俗文化种类丰富。在物质民俗方面, 主要包括了不同民族和群体的服饰、饮食、建筑、民族产品等, 比如, 各民族特有的服装和饰品、过桥米线、丽江粑粑、傣族的吊脚楼等。在社会民俗方面, 主要包括节日民俗和民间娱乐习俗等, 比如, 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在精神民俗方面, 主要包括不同民族和群体的民间信仰以及民间艺术等, 比如, 彝族的图腾崇拜、阿诗玛的传说和纳西族的《创世纪》等等。在语言民俗方面, 主要包括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 比如, 民族语言 (东巴文等) , 民间谚语 (傣族谚语等) , 民间神话等都包括在内。

云南民俗文化主要特点有:第一, 民族性。云南少数民族众多,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俗。第二, 地域性。云南少数民族几乎以地域聚居。不同的地域由于气候、地势等差异, 形成不同的民俗。第三, 多样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多样性, 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区, 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如亚热带地区的傣族生产稻谷, 形成了栽秧节等习俗;而高寒山区的拉祜族苦聪人, 由于气候寒冷纬度高, 以狩猎为主, 相关的习俗有祭猎神等。 (方琼, 2012:94) 云南民俗文化除了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多样性, 还具备民俗文化的一般特点, 如, 历史性、传承性和规范性等。了解云南民俗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有助于抓住云南民俗文化对外传播丰富的内涵。

三、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 应大力推动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 其中, 应重视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

(一) 传播意义与价值

之所以要加强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 是因为其拥有丰富的传播意义和价值。首先, 加强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中华拥有五千年文化, 加强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 有利于让海外人民通过了解反映民众传统日常生活的民俗了解中华文化。而作为中华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加强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将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

其次, 从其本身来看, 云南民俗文化具备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使其极具传播价值。各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 使得云南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而且特点鲜明。可以充分发挥云南民俗的这些优势特点, 发掘这些丰富的资源, 对外传播出去。这样, 云南民俗文化有利的传播价值就得到了体现。

其三, 通过传播, 可以推动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走向世界, 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源自传统社会, 呈现稳固状态, 透过这些形态, 可以了解该地区和民俗的历史文化情况”。 (李宏亮&吴永强, 2015:140) 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源自传统社会, 通过这些文化, 可以使外界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 甚至促进与外界的交流,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最后, 传播云南民俗文化, 有利于其自身的传承和发展。推动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 在扩大其影响力的同时, 有利于借鉴和吸收其他地区优秀的文化, 使其得到更新和丰富, 从而有利于云南民俗文化的长远而可持续的传承和发展。

(二) 传播现状

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包括传播主体、传播中介、传播内容、传播环境、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传播的中间介质主要包括有形介质和无形介质。其中, 有形介质主要有图书、教材和音像制品等;无形介质在广播、电视、网络和通信中被广泛应用, 是一种最具有大众化特性的传播方式。 (李志凌, 2016:187-188) 根据以上传播理论, 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查找和阅读, 笔者发现云南民俗文化传播有了一定的成果。

首先, “云南民俗文化的传播的主要方式包括: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传播, 通过举办定期的文化交流会促进传播和政府部门发挥政治职能, 促进传播。” (牟朝霞, 2017:14-15) 在旅游产业方面, 云南已经建成大理、丽江等著名旅游文化城市。通过旅游,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能体现当地特色的服饰、美食和歌舞等, 从而宣传当地的民风民俗。在交流会方面, 也举办了“2016创意云南文博会”等, 把云南的各种民俗文化集中到交流会中, 人们在交流会中就可以感受云南的民俗文化。

根据刘红《论云南文化的视觉文化传播》, “在视觉文化传播方式和效果上, 民族歌舞文化表现突出, 影视演艺界成果斐然, 地方文化节得到开展, 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出了特色牌。” (刘红, 2008;15) 通过歌舞, 如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大型民族风情歌舞《丽水金沙》以及《印象丽江》等一系列的大型民族歌舞, 展示云南丰富的歌舞民俗, 宣传云南民俗文化。在影视传播方面, 制作出了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的电影, 如“红河三部曲”——《红河》、《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 主要反映了哈尼族、彝族和瑶族的生活。通过影视这种传播介质, 展现云南各地民俗文化。在举办地方文化节方面, 有德宏葫芦丝文化节、罗平油菜花文化节等, 通过地方文化节的形式对外传播。另外, 云南打造出了香格里拉、丽江古城等特色文化品牌, 通过这些文化品牌, 展示民风民俗。

总体来看, 目前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 呈现良好的态势, 传播方式多样、传播效果良好。但是, 不能忽视目前存在的不足和表现出的局限性。根据刘轶的研究, “一, 当前, 我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与我国政治、经济等取得的成就有差距。二, 在文化国际传播中, “西强我弱“特点较为明显。三, 在传播好中国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的体制、理念等较为滞后、缺乏创新。” (刘轶, 2014:49-50) 这是对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现状的分析, 从中可以反映出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现状存在的局限性。另外, 就云南自身来说, 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和全国发达省区相比, 存在较大差距, 表现在传播规模较小, 地区差异较大等。因此, 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仍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可加大传播力度。

四、语言载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中介功能作用

在文化传播中, 影响因素有很多, 其中语言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作为文化的载体, 语言发挥着中介功能作用。

(一) 语言本身就是文化

语言和文化两者之间关系紧密,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首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语言记录、保存了民族文化, 语言反映了文化。其次, 就语言而言, 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语音、语法、词汇等都与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 语言来源于本民族的文化, 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同时, 文化是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语言具有文化意义。语言中的各个方面, 如词汇意义等, 都含有文化因素。语言在文化传承中发展, 因此语言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来看, 语言影响文化, 文化也影响着语言, 因此, 语言本身就是文化。

(二) 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中介作用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起着传播中介作用。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多种传播方式和传播中介,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 语言是重要的一方面。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 承载着文化的语言就如同一座桥梁, 联通在不同文化之间, 使它们更好地沟通。如上文所说, 在传播中介中, 有形介质包括图书、教材和音像制品等, 而无形介质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和通信等, 这些都与语言息息相关, 语言存在于这些具体介质中, 如图书里的语言文字符号, 电视影视作品里的台词, 这些都是语言, 语言是这些介质起作用的基础。因此, 语言起着重要而基础的中间介质作用。

(三) 翻译在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

在文化国际传播中, 文化信息传播者和文化信息接受者之间, 存在着一个起着桥梁作用的重要因素, 就是传播中介, 而翻译就是这个传播中介的重要部分。从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来看, 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性质决定了它与文化因素的必然联系, 翻译活动有文化传播的目的, 翻译是文化走出国门、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传播中介。根据黄永新、张尚莲所述, 翻译在中华文化国际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联系作用, 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 (黄永新&张尚莲, 2017:86) 由此可见, 翻译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性。

从翻译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介质角度来说, 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中, 翻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彭杰在探讨“外宣翻译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中, 认为, “翻译可以为传播民族文化、彰显民族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一个平台, 同时也是宣传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让世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之一。” (彭杰, 2013:62) 在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的过程中, 对外翻译, 尤其是英汉翻译, 起着重要的传播中介作用, 对民俗文化的传播效果有直接的影响, 有助于云南民俗文化走向国际, 有助于推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外宣, 有助于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以及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因此, 翻译在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五、云南民俗文化译介成果与问题探究

翻译是语言中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阅读相关研究资料, 本文发现云南民俗文化译介已有成果, 但存在不足。

(一) 云南民俗文化译介的大致成就与现状

云南民俗文化译介取得了一定成果。首先, 就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典籍外译来说, 根据郝会肖、任佳佳的研究, 《阿诗玛》这部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在20世纪初期以来被先后译为法语、英语、俄语、日语等30多种文字, 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深远影响;新西兰作家路易·艾利在1962年翻译了傣族的一部史诗和一些民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民间与通俗文学选集》 (2011) 收录了部分云南少数民族诗歌的节选, 包括楚雄彝族史诗《南诏国的宫灯》、拉祜族的《婚嫁歌》等。 (郝会肖&任佳佳, 2015:80-8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诗歌典籍承载了民俗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的诗歌典籍承载着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 通过翻译这个传播中介, 能使云南民俗文化走出国门。除了诗歌典籍, 还有能反映云南少数民族饮食民俗文化的菜名的翻译。云南的民族特色吸引了各国游客, 而饮食文化在旅游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不少特色美食也被翻译成英文, 便于外国游客接受。总之, 云南民俗文化的翻译有一定的成就。

然而, 目前来看, 云南民俗文化译介面临着挑战。刘汝荣在对中华文化外译的现状分析时指出, “相比外译中, 中译外的作品太少, 且较有影响和受欢迎的多为外籍汉学家的译著;中译外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且存在深度不够、角度欠缺等问题;中译外在很多时候被人仅仅当成是‘汉译外’,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外译几乎被人遗忘。” (刘汝荣, 2014:124) 这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现状分析, 云南民俗文化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面临的现状有共同之处。除此之外, 又有特殊之处。一方面,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和地域性等特点与西方语言、文化存在较大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翻译的难度;另一方面, 云南作为少数民族大省, 由于历史、地域等原因经济、文化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文化翻译更是少有人涉足, 所以云南民俗文化翻译与中华文化翻译相比, 成果就更少了。因此, 云南民俗文化译介虽取得一定成就, 但现在成果较少、译者缺乏、围绕相关翻译进行的理论研究欠缺,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 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要求及语言策略

云南民俗文化进行国际传播, 在文化要求和效果上, 应该走出国门, 让世界了解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使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被世界人民熟知、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得到世界的认同。具体来说, 应该充分挖掘民俗精髓并出版相关的大量且高品质的译著, 如, 加大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典籍的翻译投入, 包括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翻译理论的研究, 从而产出更多译著。拥有译著是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要求, 此外, 还需要通过出版媒介将译著高效准确地传播给外国读者。就云南民俗文化译著的出版来说, 既要注重出版内容的精品化, 即, 内容要能代表云南民俗文化特色、又具有世界元素从而让外国读者感兴趣;同时, 又要注意出版载体大众化和多元化, 达到大众传播的效果。

在这样的文化要求之下, 语言中介具有基础而重要的功能。在语言策略上, 通过翻译, 实现这些要求。语言中介功能中, 除了翻译这一种形式, 语言还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国际表达的形式, 在策略上, 对民俗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等等;另外, 语言也可以充当桥梁, 开展民俗文化交流会等国际性活动, 将国内的民俗文化同国外的民俗文化建立沟通, 使国内的民俗文化传承人能够与国外同行取长补短, 相互学习。

(三) 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之翻译技巧

云南民俗文化的翻译, 既要表现民族特色, 又要使外国读者易于接受。要达到这样的翻译效果, 准确、高效地翻译云南民俗文化内容, 译者就要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第一, 直译法。翻译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时, 会出现少数民族用语。此时, 可用直译法简要地表达意义。另外, 翻译时, 当源语和目标语两种文化有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语境, 能有对等词语或表达时, 也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如, 民俗文化气息浓厚的傣族, 支系分为水傣和汉傣 (旱傣) , 水傣因濒水而居而得名, 汉傣 (旱傣) 因居住于山林而得名, 在翻译中可将“水傣”直译为“Wet Dai”, “旱傣”译为“Dry Dai”。又如云南特色菜名的翻译。各民族会有各自做菜、盛菜的用具, 有些美食菜名中就有烹制的器具, 反映了地方特色, 翻译时可采用直译的方法。如, “铜锅洋芋饭”直译为“Stewed Potatoes R ice in Copper Pot”, “竹筒烤鱼”译为“Roast Fish in Bamboo Tube”等, 译文体现了这种食物的烹饪器具。第二, 音译或音译加释义。翻译人名、地名以及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称呼、服饰等在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词汇时, 可以采用音译或音译加释义。通过音译, 可以体现当地的特色, 同时又能够尊重源语文化。比如, 在翻译“东巴”这个词时, 可以直接音译为“Dongba”, 保留原语发音特色和民族文化。又如菜名的英译。云南的民族菜名有些带有少数民族的语言, 翻译时很难将其直接译为英语, 为了保留菜名的民族特色, 可将其进行音译。如, “撒撇”是傣族人的凉拌肉食, 可直接音译为“Sa pie”。此外, 为了让外国人了解这道菜的特色和用料等信息, 翻译时应该加释义, 解释这道菜的原料、烹饪方法等。第三, 意译法。在原语与译语文化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使用。所以, 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 常使用意译, 使民俗文化更加通俗易懂, 易于被读者接受。为了能够使异国读者更容易理解, 在翻译相关材料的过程中采用意译法。如白族的“本主”崇拜, 可将特殊称呼“本主”意译为“Patron God”。藏族的“土掌房”意译为“earth-roof building”。这样, 就更容易使读者理解。在翻译时, 有选择地采用直译、音译或音译加释义、意译等方法, 既保留了民俗文化的特色, 使民俗文化在翻译中得到展现, 又能使译文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便于使外国人理解并感受到云南民俗文化特色, 达到国际传播的效果。

六、结语

云南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从传播意义和价值来看, 云南民俗文化的传播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 有利于推动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走向世界, 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 还有利于其自身的传承和发展, 所以要加强其国际传播。目前, 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 呈现良好的态势, 但是, 也存在不足之处和局限性, 需要加强传播力度。本文从语言中介功能的角度探讨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 研究发现,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在文化对外传播中, 具有重要而基础的传播中介功能。

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中, 翻译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介质和有效途径。目前来看, 云南民俗文化译介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成果较少、译者缺乏、围绕相关翻译进行的理论研究欠缺,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国际传播中, 云南民俗文化应达到一定的文化要求, 在这样的要求下, 有相关的翻译的语言策略。

翻译时, 灵活运用翻译方法, 保留民俗文化特色的同时, 使译文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高效地翻译民俗文化内容, 便于使外国人理解并感受到云南民俗文化特色, 从而促进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

摘要:云南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价值。虽然目前云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传播力度不够, 相关的理论研究更是缺乏。因此, 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整理, 从传播中的语言中介功能视角, 探讨语言作为传播中介对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的作用, 以期为传播中的语言中介和其中的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从而促进云南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国际传播,语言中介功能,译介

参考文献

[1] 方琼.云南民俗文化在云南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J].学术探索, 2012 (11) :93-95.

[2] 郝会肖, 任佳佳, HAOHuixiao, 等.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典籍翻译现状及对策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 2015, 16 (4) :73.

[3] 侯丽香, 王志雄.从“文化传播”视角看云南民族菜名的英文翻译[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1 (12) :112-116.

[4] 黄永新, 张尚莲.中国民俗文化的翻译、出版和国际化传播[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 (3) :86-89.

[5] 李宏亮, 吴永强.新时期中国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思考[J].当代文坛, 2015 (1) :139-142.

[6] 李志凌.汉语典籍对外传播理论探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6.

[7] 刘红.论云南文化的视觉文化传播[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3) :50-52.

[8] 刘汝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与翻译的多维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 2014 (2) :123-128.

[9] 刘轶.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困境与突围[J].上海文化, 2014 (4) :48-54.

[10] 牟朝霞.云南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 (区域发展) , 2017 (1) :14-15.

[11] 彭杰.从翻译的目的性看待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的意义与研究思路[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3 (5) :61-63.

上一篇:图书馆联盟的构建模式与发展机制研究下一篇:影响学校管理执行力的主要因素与提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