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分立原因分析论文

2022-04-18

摘要：公司僵局现象，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研究公司僵局的法律救济途径，不仅是解决公司立法上不完善的需要，也是公司运行实践中的现实需要。基于此，可探讨这一问题的应对之策，从公司僵局的概念、特征及危害入手，分析我国公司僵局救济缺陷和如何完善国内公司僵局的法律救济制度等五个方面，来呼吁通过从立法的源头来解决公司僵局的一系列问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公司分立原因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公司分立原因分析论文篇1：

公司分立的原因及制度价值思考

[摘要]公司分立作为公司实践中的重要运作方式之一，是公司在不同因素影响的环境中所采取的公司主导性的程序，它能够作为一个策略计划工具，在具体的公司法律环境下用来有效地减少公司税收，解决潜在的政府诉讼，消除管制或法律的限制影响，实现公司运作时的高效管理。通过对公司分立的原因和具体法律效果的分析以及实践的考察，我们可判断出：效率使公司分立成为必然的选择结果而存在。设定公司分立程序的意义就是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通过程序的运作来降低公司成本。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公司分立不管是在何种情形下发生，其核心的价值都在于效率。

[关键词]公司分立；程序；原因；效率

[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三期)“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项目”(批准号：$30902)

[作者简介]钟刚，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经济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法学、经济法学。(上海201620)

一、引言

作为公司的重要运作方式之一，公司分立与公司合并相比较，其所受关注程度要低，法律规则也相对更简单。在公司规模急剧扩张、公司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公司合并似乎已经成为公司维持生存发展、进行战略决策的必然首选方案，那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者为何会选择实施公司分立?公司分立的法律性质究竟如何?

理论上，有人将公司分立视为公司法中的独有制度和必然构成部分，也有人将其直接视为转投资制度而建议删除，还有学者认为公司分立仅指一公司将其一部分财产分离出去，成立一个关联公司，该关联公司对原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原公司股东按原先的持股比例分得该关联公司的股份。至于新设分立，其实属于公司的解散，只是原公司解散与新公司设立同时进行而已，而存续分立也不包括一个公司用部分财产单独设立公司的情形，此属公司转投资行为。上述意见迥然不同，耐人寻味。我们也不能在实际案例中找到不同国家间公司分立理论上的绝对分野，最终的操作主体和操作程序都是依照相对一致的规则在运作。那么，这些法律实践对于公司分立的理解又有何实际的意义呢?本文尝试从公司分立的原因出发对此进行分析，并在分析过程中结合具体法律实践，试图提供一个合理和符合逻辑的答案。

二、公司分立的具体考察及定义

公司分立作为一个法律制度出现时间较晚，其由1966年法国商事公司法率先规定，然后普及到所谓的“法国法系”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家，在1982年欧盟公司法第六指令鼓励各成员国建立公司分立制度以后，逐渐进入到各个国家的公司法内。美国虽然未在商事公司法中明文规定，但在公司实务中仍然利用各州公司法有关资产转让与税法中税收减免的相关规定达到公司分立的目的。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公司分立也有规定，尽管只有寥寥数条且对公司分立的概念也并未作出界定，但对公司分立的立法承认和确定还是有价值的。我国的公司分立制度是沿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规定而来，该法及其之前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条例》对此进行规定，仅仅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就是作为政府的附属存在，基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而对企业进行分立或者合并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对此进行简单的规定也自然符合实践要求。现行公司法中规定公司分立制度，则是考虑到公司分立不仅是公司自身的事情，还关系到公司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且实践中大量存在公司分立行为不规范或恶意以此规避债务的情况，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分立的相关程序，这表明只有按法定程序进行的分立才产生法律效力。

在承认公司分立制度的国家中，对公司分立规定的具体形态各有不同。对公司分立的概念，也只能根据各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进行定义。但作为一种与公司合并相对应的制度，公司分立是公司进行组织改造的重要模式，我们可以对公司分立进行广义上的概括，它是指把一个公司的积极、消极财产的全部或部分分立出来，部分概括承继给至少一个以上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并作为对价将承继公司的股份赋予被分立公司的出资股东的行为及制度。

实践中，一个公司往往借助分立程序调整其业务经营和组织规模，将其经济上作为一个整体的营业部门的财产包括资产和负债，以现物出资的方式赋予已存公司或新设公司。而由被分立公司的股东取得后者新设发行或发行新股之股份，并由后者概括承受该营业的资产与负债。在这些国家都同样地上演着这一幕。公司利用特定部门的分离和独立，得以适度调整公司规模，实现企业经营的专业化与效率化。例如，假设甲公司是从事个人电脑制造的公司，甲公司的一个部门负责生产供电脑使用的磁盘。因为考虑政府管制政策的原因，甲公司便以其该磁盘生产部门的主要资产设立公司乙，并将乙公司的股份分配给甲公司的股东。这时便有了两家不同的公司和同样的一批股东。在这里，公司分立就是公司将一家新公司的股票作为一种特定资产分配给股东，这种分配可视为向股东发放的一次性股票红利，而获得新分配股份的股东无需向该公司交回其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作为交换。

在我国公司运作实践中，还经常看到公司转投资、公司分拆、资产剥离等概念。对于转投资，与公司分立相比，区别在于这是公司对外的投资而与公司的原股东无关。对于资产剥离，是指母公司或控股公司将子公司、部门、产品生产线等出售给其他公司以取得现金回报，多数情况下的资产剥离都是给现存的其他公司，不会产生新的法律实体，而公司分立不一定会涉及现金交易，但肯定会产生一个或多个新的法律实体。对于公司分拆，其范围就更大，它一般包括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和股权割售三种形式，有时候，公司分立和资产剥离都可以作为公司分拆的具体方式而存在，并且可能会互为内容而一并重叠出现。

三、公司分立的具体原因：管理因素、管制与法律因素、税收因素

(一)公司自身管理方面的原因

1，基于实施管理激励的原因。对于一个拥有多个子公司的大型公司而言，其内部管理机构的膨胀以及不反映子公司各自业绩状况的合并财务报告，都有可能使不同业绩的子公司得不到相应的奖惩。特别是当子公司的情况与母公司很不一致的时候，比如母公司处于成熟产业而子公司处于高速成长产业，或者母公司处于非管制产业而子公司处于受管制产业，激励问题会显得更加突出。此时，即使以母公司的股票期权制定激励报酬计划，也可能不会发生作用，这时，公司分立或股权割售可使被分离出去的子公司在上市后有独立的股票价格，从而通过价格直接反映出市场对管理层经营的评价，这时再设立起激励作用的报酬计划，管理层与公司业绩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良好的激励效果。

2，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原因。对于规模过大、机构臃肿、管理线很长的公司来说，分立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管理效率理论认为，投资者对主营产品突出的公司股票较偏爱，不是

因为投资者对市场评估大型公司的能力缺乏信心，而是他们对大型公司管理者的管理效率缺乏信心，即使是最优秀的管理队伍，随着他所控制的资产规模和范围的增大，也会达到收益随之递减的临界点。一个公司拆分为一个或多个公司，责任分化，有利于管理行为简单化，有利于精简公司的机构；同时，原来的一个经营者也变为两个或多个经营者，有利于管理幅度的缩小，管理专业化的提高，从而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

3，基于解决内部纠纷的原因。公司分立不仅可以应用于大型公司，即使是在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可得到有效应用。当股东准备结束共同经营而各自经营的时候，当股东之间发生对公司经营权行使纠纷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公司分立而完全分立为单个的数个公司。因为小规模公司很难界定市场价格，所以对经营权存在分歧的股东很难继续留在一个公司。此时作为解决公司内部纷争的手段，公司分立就非常有效。

4，基于反击敌意收购的原因。公司分立还可以用来反击敌意收购，作为一种反敌意收购的防御手段。从上市公司的角度看，当其多元经营超过最佳水平，市场价值可能会被严重低估。并容易引起投资集团的收购兴趣，因为投资公司把公司收购后，再进行资产出售、分立或股权割售，可以使公司的整体市场价值得到较大提高，从而作为收购者获得巨大利益。这迫使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的上市公司进行反收购防御时，自己采取公司分立手段，在收购方采取行动之前把力量回缩到主业从而提高自身价值。如英美烟草联合公司成为霍伊雷克财团的敌意收购目标后。通过有效的分立挫败了收购。

(二)管制政策方面的原因

规避政府的行政管制也是公司分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管制当局以母公司的利润为依据考虑具体管制手段，受管制的利润较好的分公司有时会受亏损的总公司影响而处于不利地位，这时分公司可以通过分立获取更好的机会，而不再受某些规章的约束和审查。另外，在某些跨国公司中，母公司有时会让其国外分公司独立，这样，独立后的子公司就可以不受母公司所在国法律法规的制约和管制。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结果必然会对具体市场制度的适用产生影响。对于公司分立而言，管制因素会引发主动或非主动的公司分立。以现有实例最多的美国为例，管制因素主要有法规和管制政策，比如他们禁止母公司从事特定的商务活动，但却允许其子公司从事该活动。影响公司活动的最典型的管制就是竞争政策、能源管制政策和银行保险政策。下面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

1，由管制政策引发的非自愿的公司分立。由管制政策引发的非自愿的公司分立，主要指那些公司遭到行政管制机构控诉和强制执行管制政策时所发生的分立，非自愿的公司分立实际就是不同形式的管制政策具体适用的结果。

以美国为例，能导致公司分立的一个管制政策领域就是电视通讯管制领域，联邦通信委员会有这样的规则，禁止电视网络运营商拥有和从事国内有线电视业务，并且严格限制其在国际电影领域的网络运营行为。为了遵循联邦通信委员会对电视网络商拥有国内有线电视业务和电影业务的管制规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其负责电影业务的部门即后来的Viacom国际公司分立出去，这个分立主要就是避免与联邦通信委员会管制规则发生冲突。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如果允许一个在某市场上受到管制的垄断厂商进入无管制的市场进行自由竞争，结果可能会在无管制市场产生反竞争的影响，这时公司分立就能避免反竞争现象的出现。否则，受管制的垄断厂商会利用其在受管制的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在无管制市场上进行掠夺性定价，通过制定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可以使竞争对手遭受损失，可能会迫使他们退出这一行业，受管制厂商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把管制市场作为向掠夺性定价提供资金的源泉。

更为严重的反竞争情况出现在受管制市场上的产品和不受管制的产品有联系的时候，特别是当受管制产品(假设为产品A)是不受管制产品(假设为产品B)的生产原料时，更是如此。垄断厂商会利用提供产品A来控制竞争对手产品B的生产。比如，他可能给竞争对手提供低质量的原料A产品，这样消费者就会发现垄断厂商的B产品会更好。这种类型的反竞争行为关键在于产品A和产品B之间的关系如何。总的来说，要求公司进行分立的主要好处在于，防止出现把无管制市场上的成本转移到管制市场上的反竞争行为。这时，要求管制市场的垄断者分立具体业务部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当然，如果分立后还是会基于关联关系损害竞争的话，就必须通过反垄断法采取其他的规制方法才行。

2，由管制政策引发的、公司自愿的公司分立。管制政策也会引起自愿的或者说公司自发的公司分立。这种类型的公司分立发生在公司可以通过分立新公司从而避免具体禁止性管制政策的情形下。这些类型公司分立实例的出现，往往是需要通过公司新设分立来避免具体管制政策的禁止性效果。主动或自愿的管制政策所引发的公司分立是指那些用于避免受到控诉而采取的分立。除上述管制因素外，相关的法律因素同样会导致自愿和非自愿的分立，自愿分立有时候被公司作为绕开阻止公司达到其目的的法律障碍的方式。

例如，公司A知道他制造和销售磁盘必然会违反某个特定的反垄断法规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A公司就分立公司B专门从事磁盘的制造和销售。这种情况在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将很可能会出现。最典型的例子比如，美国皇家公司是最大的州际储蓄和信贷控股公司之一，该皇家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是德州休斯敦Gibraltar储蓄公司。Gibraltar公司需要进行扩张，但是《联邦家庭贷款银行委员会条例》禁止它吸收其他储蓄公司，因为它只是一个州际储蓄和信贷控股公司的分公司，因此，为了消除Gibraltar扩张的障碍，皇家公司不得不将其分立。

(三)税收方面的原因

在某些分立中，可以获得税收方面的好处。巨大的税收收益能够通过公司分立获得，为及时地获取税收优惠而进行分立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计划手段。

比如在美国，公司分立在多个领域中都被用来获取税收优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一家美国设立的公司从海外获得巨大的收入和利润，它可能会在美国境外合并它的海外分公司，并最终分立出这家外国公司。对域外运行的分公司或公司分支机构进行分立，其目的就是避免国内的高税率。一旦域外运行分公司或公司分支机构从公司的收入中通过分立排除出去，就不会在美国公司税率中再进行计算，但是，公司所处国家的税率应比美国公司税率要低。

对域外设立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进行分立获得避免税收的典型案例，就是将海外业务和运营部门设立为离岸公司。比如，一个特拉华州从事海运业务的公司，设立一家离岸公司即一个新成立的百慕大群岛公司，离岸公司就是设立在不需征收公司收入税国家的公司，该公司实际上就是以原来美国境内公司的境外资源和境外分支机构为主体构架起来的。作为一个美国境外设立和总部设在国外的公司，其所有

收入都不需承担美国公司税，只要这些收入不与美国为主的商事行为存在有效的联系，并且不来源于美国境内。

四、公司分立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效率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追求的价值，都可以基本归纳为公平和效率，当然还包括其他价值。对于公司分立制度，公平是相对于公司分立中的各种利益主体而言的，需要实现各自的公平和利益的均衡，具体包括股东利益的保护以及公司债权人合公司职工利益保护等。效率价值，就是谋求公司分立中一系列行为的效率最大化，至少比系列行为直接相加更为合乎投资者要求。不管分立的目的和原因如何，在所有案件中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增加业务和获得更高的股份收益。笔者认为，公司分立制度的法律价值，从实践出发，其核心应该是效率价值。我们可以进行以下分析。

(一)公司的性质与公司分立。公司的性质，在既有的理论中，可以界定为商事组织体。作为商事组织体，其天然的扩张与收缩都是蕴含的本质内容，既然是组织体，其合并和分立就天然地符合逻辑。作为公司分立的逻辑起点，公司是组织体，而组织体的基本属性既包括其必须由具体自然人支持，又包括其必须实现组织体的自然存续和发展，并以此为最高目标。公司分立就是公司作为组织体进行扩展所作出的选择和获取商事利益的具体形式。

关于公司的另一个著名论断就是科斯的观点，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其认为公司就是市场经济的替代品，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作为众多后期研究的前提论断，我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继续推导出：公司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在公司组织的存续期间，如果公司组织已经构成对交易成本的增加，那么公司决策层以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必然考虑对公司组织形式进行变更。合并意味着将企业交易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而分立则意味着将企业内部的不经济性进行制度的安排，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平衡。

公司分立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某公司由于股东甲和乙的利益冲突而无法正常运作，甲和乙又无法放弃对公司具体项目的运营，由此，经过利益的妥协与双方的谈判，公司采取分立方法，使公司得以延续，从而股东利益在既定争议中得到最大的维护，公司资产也发挥了最大的功效，社会财富得到了增加。这也是所谓“公司僵局”的最佳结局，或者说也是两个股东或众多股东博弈的结果。

由此可见，公司分立的逻辑起点在于两个方面：一为商事组织体的基本属性，一为经济成本的计算所追求的效益。公司的性质决定公司分立在逻辑上的可能性，而逻辑上的可能性必须通过客观的实践来实现。公司追求利益和实现效率的组织体目标，就使得公司立法必然要对公司分立制度进行规定。

(二)作为一种程序的公司分立。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司分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多个解释：其一，内部组织经济学。公司内部传递信息的效率高于市场，可以使交易的机会主义最小化。但是，如果多部门的公司管理体系中产生低效率现象并导致企业利润下降，表明内部化的优势正在消失，只有通过公司分立或分拆来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其二，产品生命周期行为。随着产品市场的扩张，企业将实施垂直分解策略，通过分离出部分资产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最优的规模经济。当然这并不仅限于公司分立的形式。其三，技术变化和规模经济。如果企业通过内部成长或合并活动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说明技术变化正在影响公司运营的资产形式，企业应该分离部分资产并实施公司分立程序，这样才能实现公司的盈利性目标。

总结公司分立的不同定位，可以包括：其一，作为资产重组和管理的手段出现在公司法调整领域，是一种主动的商事行为。如国企的现状决定其主业与辅业必须分离，这是公司分立制度的一种现实需求。其二，作为管制政策和竞争政策的产物出现在竞争法的调整领域，是一种被动的救济措施。其三，作为公司形式变更的纯粹程序性规定，是企业法人满足自身要求而运行的程序。比如，可以作为解决公司僵局、内部纠纷的方式。在这三种情形下，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效率”。简单来说，1+1>2是合并追求的效果，而1+l>1则是分立必然要实现的效果。斯基帕和史密斯的研究发现：母公司在分立宣布日可获得2.84％超常收益率，超常收益的大小与分立出的子公司相对于母公司的规模大小正相关；从金额来看，公司的全部收益约等于被分立出的子公司的价值，如公司分立前的价值为5，分立后，母公司价值仍为5，子公司价值为1，这样，总价值将变为6。

效率决定公司分立成为必然的选择，确立公司分立程序的意义就是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该方案就是通过公司分立程序的运作来降低成本。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公司分立不管是在何种情形下发生，其核心的价值就在于效率，不管是实体效率还是程序上的效率。由此，笔者认为，从实用角度而言，将公司分立定位为一种纯粹的程序，将更符合实践情况。

回到开始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公司分立可以按解散、新设公司、资产让与来处理。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效率角度考虑，此系列行为的成本能否降到更低，比如，税费能否减少。如果能够降低成本，投资者和决策者自然会选择，如果不会促进效率和获得利益，投资者和决策者自然不会选择，而会采取其他方式去追求同样的结果。当然，管制环境下被动式的公司分立除外。由此，公司分立应该被定位为一组纯粹的应用程序或者说是一系列功能的组合，是为不同经济目的和不同法律要求服务的一系列行为的组合。

作者：钟　刚

公司分立原因分析论文篇2：

论公司僵局的法律救济

关键词：公司僵局；缺陷；法律救济

一、公司僵局的概念

公司僵局的概念起源于美国的《示范公司法》，在美国法中公司僵局的现象被描述为“社团死锁”。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公司僵局是指“公司被一个或者多个股东或董事的派系所影响导致公司的经营活动处于停滞的状态，因为他们对公司经营决策的某个重大问题持反对态度。”①笔者认为，公司僵局是指公司里各个股东或者董事之间以及股东和董事之间，利益出现冲突时候的一种互不妥协、对峙的状态。

二、公司僵局的特征

公司僵局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公司股东（董事）之间强烈的对抗性。形成公司僵局的根本原因是公司的各个股东或者董事之间，形成了强而有力并且又相互制衡的多种不同力量。在会议期间（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无论是持反对决议的一方，还是提出决议的一方，他们在此时的力量是相当的，并且是不相上下的，亦都是绝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而此时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一股中间力量的存在，因为在各个公司的表决机制中，非此即彼。如果在会议中始终保持中立的效果，那么最终将等同于持反对票，致使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司决议。（2）公司僵局状态的持续性，公司僵局的状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得不到缓和，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会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害。（3）公司运行机制的失常性。公司僵局的情况一旦出现，持续的状况一旦形成，必然会导致公司决策断层或者有效的执行机制被隔断，至此公司的运行机制将不能正常运行，甚至停滞，公司效率也必定会受到影响。（4）僵局状态本身的合法性。公司僵局想象出现的时候，虽然公司陷入僵局，但股东本身的权利、这种意见的不一致和敌对状态的形成，都是处于本公司内部的一种状态，无论是在法律的范围内或是对于公司的章程来说却都是被允许，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如果这种僵局的状态没有到达一定的损害程度，或是僵持中的一方愿意妥协，或者采取其他的办法去打破僵局的状态，那么，这个僵局状态的本身就是合法的，法律是不能主动去加以干涉的。

三、公司僵局的危害

1.对公司利益的危害

公司僵局会对公司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害。一般情况下，公司外部会有很多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只要不出现公司资产不能折抵公司债务而引发的公司破产的极端情况，公司的生产经营就不会受到影响而停滞。而一旦公司僵局出现，直接影响的就是公司正常运转与存续。

2.对股东利益的危害

每个股东最初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在公司正常营运发展的过程当中达到某种目的或者是获得某些利益，这些利益包括每位股东应当享有的自益权和共益权。而这些利益也只有在公司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实现。一旦公司陷入僵局、公司运作停滞，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的经营决策就根本无法做出，更不用说这些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了。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经济当中，公司根本不可能从中获得盈利，股东的自益权和共益权也就无从谈起。

3.对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危害

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集合。一旦公司陷入僵局，公司的自身生产经营处于停滞状态，将会对供货商、销售商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害，因为他们的预期收益是建立在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公司僵局也会严重损害公司员工的利益，因公司停止生产，员工无法正常工作，其相应应取得的薪金也会降低甚至被剥夺。所以，公司僵局会导致债权人、公司员工等一系列利益链条上利益相关者的损失。

4.对社会利益的危害

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纯盈利已经不是公司存续的唯一目的，作为市场经济体制调控下的公司更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公司在陷入僵局的时候不仅自身的生产经营停滞、偿债能力减弱，而且会导致本公司内部员工的群体性矛盾，员工的生活因公司无法正常运作而受到影响甚至失业，会给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危机。

四、我国公司僵局救济的立法缺陷

2005年10月，我国大范围地修订了《公司法》，增加了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进一步弥补了立法的空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我国也同样沿袭了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的《公司法》，并没有关于公司僵局的法律表述，现行的《公司法》仍然对于如何处理公司僵局的相关制度存在不少的缺陷。

1.规定过于原则，不易操作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以“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来指导市场经济立法，这就导致了很多法律规范表述不清，术语指代含混模糊、模棱两可，使得法律条文在司法适用上很困难。例如，《公司法》第183条规定，股东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的前提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但“严重困难”、“重大损失”，应该如何界定？发生严重的困难，到底哪些困难才算得上此时的困难，要达到一个何种的程度才算有足够的严重；股东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失，那要到了哪种程度的损失才算得上是重大，是用一定的数量来衡量呢，还是用一定的比例来衡量，又或者是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衡量，法律上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这种不明确的法律是不可取的。在实际操作中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一方面容易造成权利人权利的滥用，不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会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最终可能导致司法的不统一。

2.法律规范间的逻辑不严密，指引性条款无相关法律支持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但是何为“其他途径”？法律规范并没有其他的救济途径可供选择。这就使得救济途径过于单一，一旦出现公司僵局，股东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法院没有其他的救济途径可供选择，就会产生于理无据，于法无依的情况，最终只能解散公司。纵观其他国家的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各国的司法机关在作出解散公司的决定之前，法律都提供了充分的可替代途径以避免解散公司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例如：第三人介入制度、强制股东之间订立股份转让协议以缓和公司僵局等等。而这些，在我国现有的立法上则是完全空白的。这样就可能使司法机关在处理公司僵局的问题上在两个极端间跨越，即从原来对于公司僵局的于理无据，于法无依到现在只有将解散公司作为唯一手段的“有法必依”。

五、我国公司僵局法律救济制度的完善

1.自力救济优先原则

自力救济优先原则，亦即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顾名思义，自力救济优先原则即是一旦出现公司僵局就应该把公司本身的自力救济方式放在首位，首先由公司本身去解决问题；当自力救济不能解决公司所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再根据公司主体的意思寻求公力救济。

2.明确谨慎和有限度的介入原则

公司的运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当公司出现僵局的时候，公司运行过程当中出现的许多情况都有可能化解公司僵局。例如，公司的经营状况因为某些因素的变化发生了好转、公司股东经济环境的改变等等因素，都可能促进或推动公司僵局的破解。同时，公司僵局以外的第三方，例如公司的债权人，也可能使公司僵局的双方当事人回到谈判桌前，并有可能最终消除分歧，化解僵局的状况。因此，法院在介入公司僵局状况之前，应当明确谨慎，并看清楚状况有限介入，给予当事人最大的自治空间。

3.商事主体最大维持原则

商事主体维持原则，即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当首先坚持维持公司的商事主体地位原则；只有当此方法不能解决公司所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采用其他的方式。公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应当维持其主体身份的稳定性，以确定经济的稳定性发展。如果一有僵局出现，就让公司解体，那么将会极大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增加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在出现了公司僵局的状况下，还是应当首先尽可能的维持公司的商事主体地位，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4.强制股份收买制度

强制股份收买，又称强制股权收购，是指当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时，司法机关根据具体的情形强制其他股东或公司收购异议股东的股份，或者强制异议股东收购其他股东的股份。这一措施不仅能够破解公司僵局，同时使得公司可以继续存续逃脱了被强制解散的命运，相对于诉请公司解散，是一种“双赢”的救济措施。所以，我们应当在《公司法》原有的基础上，去不断的加强与完善强制股权置换制度的相关规定。

5.指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监管人

指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监管人是指，当有限责任公司出现公司僵局的时候，法院为了让公司能够正常的经营运转，可以为发生僵局的公司指定监管人，直到僵局状态结束。此种措施不仅可以防止财产在僵局状态下无端的损耗使股东利益遭受损害，同时也可以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运作。法定监管人在身份得到双方认可后开始接手公司的经营管理，以诚信、勤勉为原则，结合公司的具体实情主持公司的日常事务。争议双方必须服从临时管理人的经营决（下转270页）（上接256页）策，除非临时管理人有重大过错或者其决策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临时管理人可以从公司内部人员中选任也可以在公司外部人员中指定。但为了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保障临时经营管理的顺利进行，法定监管人一般都是由公司外部人员担任。

当然，指定临时监管人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一般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同一，股东不会愿意将公司的经营决策权交由外部人员管理，因此，法院指定监管人制度通常情况下是在股东要求或者中小股东举证证明了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制权欺诈、压迫中小股东时才应适用。

6.指定临时董事

指定临时董事是指由法院为董事会指定一个作为打破僵局的中立的第三方。无论董事会因哪种原因，一旦出现公司僵局的时候，就由法院任命董事中一名中立的董事为临时董事，借以打破董事当中因为持股相近或者相等意见相冲突而产生的公司僵局。被指定的这位临时董事，拥有与董事会其他各独立董事相同的表决权，不但能打破公司僵局，还能起到一个调解人的作用，以促进各方董事在董事会中交流，提出建议或者解决争议问题的替代方案。

7.强制公司分立

强制公司分立是指，司法机关在当事人的申请下，介入到公司管理当中去，根据法律上针对公司分立的相关规定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原来的公司分立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公司的司法行为。公司分立属于公司法上的重大法律行为，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对此，我国《公司法》作了详细的规定。强制公司分立较之于强制公司解散，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公司分立能保证公司仍然享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继续维持公司的商业信誉与运营目的，避免因公司解散而丧失公司的主体资格。其次，强制解散公司很有可能造成损害其中一方股东的利益而有利于另一方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分立，可以分化两方股东之间的矛盾，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最大的保证。

笔者深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公司僵局状况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无论从公司法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会愈来愈完善。对于公司僵局问题的处理将会更加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会更加的完善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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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涛

公司分立原因分析论文篇3：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替代性措施的现实缺陷及完善思路分析

摘要：

我国《公司法》规定，在公司司法解散之诉中，只有“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时，法院才会判决解散公司，这是出于最大程度维护公司主体资格的考虑，其本身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司法解释（二）》《司法解释（五）》也均明确：分歧股东以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使公司继续存续时，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措施依然存在性质不明，救济措施不合理等问题。文章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替代性措施的缺陷入手，结合司法案例阐明替代性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完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替代性措施的新思路。

关键词：

公司僵局;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法院强制介入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3.079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解決公司僵局的措施之一，指的是当公司出现僵局时，利益受损的股东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此前，该制度一直未在我国得到确认，直到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我国才正式确认该制度。根据现行《公司法》规定，只有在公司僵局“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时，法院才会判决解散公司，《公司法》规定的“其他途径”即为除诉讼外其他可以解决公司僵局的替代性措施，亦即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二）》和《司法解释（五）》均对“其他途径”进行了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5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5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二）其他股东受让部分股东股份;（三）他人受让部分股东股份;（四）公司减资;（五）公司分立;（六）其他能够解决分歧，恢复公司正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的方式）。但是，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措施在目前仍然存在诸多缺陷。

1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替代性措施存在的缺陷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替代性措施主要包括调解、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包括向其他股东转让和向第三人转让，以下如未做特殊说明的，均指两种转让情形）、公司分立以及其他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非诉讼方式（参见《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法律为公司司法解散提供诸多替代性措施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维护公司的主体资格，使公司在出现僵局时不致被轻易解散，其合理性不容置疑。但这些措施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诸多缺陷，有的替代性措施甚至难以付诸实践。

1.1 替代性措施是否为前置程序没有明确

《公司法》对替代性措施是否为司法解散之诉的前置性程序一直语焉不详，迄今为止出台的两部司法解释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对这个问题理论界大体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替代性措施是司法解散之诉的前置程序。基于此，有学者指出提起司法解散之诉的原告股东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穷尽了其他救济途径，否则，即使法院受理了案件，也很难判决解散公司。二是替代性措施不是原告股东提起公司司法解散之诉的前置程序，该条款只发挥了导向性的作用，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原告股东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公司司法解散之诉，法院也应该受理该案件，并且依实际情况判决是否应当解散公司。

基于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司法实践中大体存在两种裁判思路：第一种，替代性措施是司法解散之诉的前置性程序。例如，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向爱胜诉武汉天开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并未判决解散公司，其判决理由是原告不能证明公司所存在的僵局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第二种，替代性措施不是司法解散之诉的前置性程序，原告股东不需要穷尽所有的替代性措施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有必要解散公司的，也可以判决解散公司。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指导案例8号）中，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僵局可以通过其他替代性措施方式解决，因而未判决解散凯莱公司。二审法院审理后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解散凯莱公司，二审法院认为，“如果原告股东继续通过其他替代性措施解决矛盾，明显不利于保护原告股东的利益，并且会使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形同虚设。”

1.2 替代性措施的设置不合理

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措施主要包括调解、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以及其他非诉讼方式。但是，上述替代性措施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都需要过半数甚至过三分之二同意，在公司僵局严重、股东人合性障碍异常激烈的情形下，公司股东很难在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事项上达成合意，甚至可能会激化股东矛盾。调解虽然有利于解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但是作为一种解纷解决机制，其对公司内部纠纷解决也仅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另外，虽然《司法解释（二）》和《司法解释（五）》都有相应的兜底性规定，即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还包括其他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非诉讼方式，但是兜底性规定作为开放式的条款，很难做到“穷尽”。

（1）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缺乏可操作性。

第一，股权回购难以发挥实际效用。《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对股权回购情形的列举，不符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替代性措施的开放式规定。换言之，在公司僵局的情形下，股权回购的法定条件未必成就，此时，很难动用股权回购解决公司僵局。此外，股权回购的主体是公司和股东，当公司出现僵局时，公司的人合性遭到破坏，原告股东和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在对回购股权的价格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第二，股份转让难以有效解决公司僵局。股份转让有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和向第三人转让两种情形。在对公司其他股东转让的场合，当公司出现僵局时，股份转让存在的问题与股权回购类似，不再赘述。《司法解释（五）》规定当公司出现僵局时，原告股东可以向第三人转让股份。但是在公司出现僵局的场合，公司的人合性已经严重坍塌，如果贸然将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将第三人纳入公司事务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决策隐患，原告股东与爭议股东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矛盾很有可能会激发，不利用公司僵局的解决。

第三，减资、公司分立缺乏可操作性。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减资、分立等属于特别决议的事项，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作出。试想，在公司正常运转的情形下，减资、分立等也需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才可实现。公司出现僵局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这一要件必然更难成就，通过减资、公司分立破除公司僵局难以付诸实践。

虽然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均可以使原告股东退出公司，但是在公司僵局下，公司的人合性基础遭到破坏，公司股东之间矛盾激化，形成对立，对上述事项难以达成有效决议或者形成合意。因此上述替代性措施在实践中难以有效破除公司僵局。

（2）调解存在固有缺陷。

法院调解是我国纠纷解决的方式之一，但是我国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始终采取审慎的态度，且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在公司僵局的场合下，原告股东与其他股东因为长时间对峙，处于严重的人合性障碍，因此，绝大多数的争议方并不愿意接受调解，“争议方即使愿意使公司存续，也因各种事项未能达成合意，调解基本上失败，法院最终判决解散。”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仕丰科技有限公司、永利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的判决书中写道：“本案经过一、二审法院多轮的调解，永利公司和仕丰公司始终不能就转让股权、公司回购或减资等维系富钧公司存续的解决方案达成合意。尤其是在二审调解过程中，仕丰公司愿意受让永利公司股权，使富钧公司存续，其与永利公司就股权转让价格亦基本达成一致，但由于富钧公司不愿意全面公开在永利公司单方经营期间的经营状况和对外债务，故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解散富钧公司。

（3）开放式的兜底性条款难以“穷尽”。

《司法解释（二）》和《司法解释（五）》均规定股东可以通过其他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非诉讼方式破除公司僵局。这种开放式的兜底性条款虽然给采取其他方式破除公司僵局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但是在公司司法解散之诉里，法院通常要求原告股东已经穷尽了所有的替代性措施才可以依法判决解散公司。这要求所有的替代性措施均应当有穷尽的可能，否则实践中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例如，在前述所举的例子指导案例8号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股东尚未穷尽替代性措施从而判决驳回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作出相反的判决，依法改判解散公司，其理由是原告股东已经穷尽了替代性措施。可见，是否穷尽替代性措施往往是法院判决是否解散公司的前提。当公司出现僵局时，只有穷尽了替代性措施，公司才会走向司法解散。因此，所有的替代性措施都应当事先确定，开放式的兜底性条款使替代性措施是否穷尽处于不明的状态，不利于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发挥应有的功效。

2 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新思路：法院强制介入

通过法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解释（二）》和《司法解释（五）》所列举的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替代性措施中，法院是不能介入的，换言之，上述替代性措施完全是在公司自治的框架下完成的，法院不得强制介入。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公司法》的基础是公司自治，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更倾向于从公司与公权力机关关系的角度对公司自治进行描述，为了维护公司自治，公权力机关包括法院等不能随意介入公司事务。

纵观《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知，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散公司，而是为异议股东寻求退出公司的途径。我国现行的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主要包括调解、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以及其他方式，但是这些替代性措施都建立在公司自治的基础上。在股东人合性严重障碍的情形下，公司股东处于激烈的对峙状态，难以做出有效的决议或者达成合意，这些替代性措施并不都能得到有效运用，公司僵局依然无法破除，公司最终会被法院判决解散。因此，为了使上述替代性措施发挥真正的效用，当公司或公司股东试图通过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替代性措施破除公司僵局时，应当允许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强制介入公司事务。

允许法院强制介入公司事务实际上就是司法权介入学说的主要内容，司法介入公司事务是作为国家公权力代表的法院依法对公司纠纷进行处理，从而维护公司、公司股东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乃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体现了国家对公司自治的干预。司法介入权说认为，“当公司或者股东不能自行解决股东之间的激烈冲突时，需要国家以司法权的形式强制介入公司事务干预公司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司法解散本身就是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表现形式。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本质是法院介入公司，对公司解散纠纷进行裁判，是法院对公司事务的事后介入。当然，这种介入是被动的，只有当部分公司股东向法院提出申请（起诉），法院才有权介入。因此，笔者认为，当公司或公司股东试图通过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替代性措施破除公司僵局而又无法作出有效决议或者达成合意时，法院可以在股东的申请下介入其中，参与甚至主持完成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事项，从而破解公司僵局，使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发挥出真正有效的作用。

法院强制介入公司事务虽然有利于破除公司僵局，但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司自治。“这种干预如果适度、合理，将对公司的高效、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过多、过滥，则会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从而阻碍公司的发展。”因此，必须平衡好公司自治和法院强制介入，只要公司僵局可以通过公司自治得到破除，法院禁止强制介入公司事务;而法院强制介入公司事务后，一旦破除了公司僵局，就必须立即退出。

3 对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的完善

今年4月29日起正式施行的《司法解释（五）》虽然在《公司法》182条和《司法解释（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公司司法解散的若干问题，但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3.1 明确替代性措施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

完善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的前提是明确其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应当是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只有穷尽了替代性措施也不能破解公司僵局，才能适用司法解散制度。如果我们把公司比作人，那么公司僵局就相当于是人患了重病，随时可能离世，但是这并不意味这个人必然死亡，我们还可以对其进行抢救，使其继续存活。在这个过程中，死亡就是解散公司，抢救就是通过替代性措施破解公司僵局。正如在有抢救措施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放弃对病人的抢救一样，在有替代性措施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轻易解散公司。因此，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必然是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只有穷尽了替代性措施也不能将公司抢救回来，才能将其解散。

但是，将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视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并不意味着将其视为法院受理司法解散案件的程序性条件。换言之，法院在受理司法解散的案件时，不能强求原告股东必须已经穷尽了替代性措施。这主要是考虑到过分强调原告股东必须穷尽替代性措施不利于对原告股东利益的保护。

3.2 以公司章程的形式明确其他替代性措施

《司法解释（二）》和《司法解释（五）》均规定股东可以通过其他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方式解决股东矛盾，但是，替代性措施是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这就要求公司司法解散的前提是穷尽替代性措施。一方面，如果不对替代性措施进行明确，会导致不愿解散公司的股东以尚未穷尽替代性措施为抗辩理由而无法解散公司，使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出于审慎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考虑又无法对替代性措施进行封闭式列举。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对法律无法完全列举的其他替代性措施作出规定，对公司僵局等问题作出预防。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当公司出现僵局时，应当优先适用公司章程规定的替代性措施。

当公司章程对预防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规定得越详细具体，那么将来对保护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就越有效，也越能避免公司走向司法解散。引导股东通过章程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能够更好地弥补法定措施的不足，有利于构建公司治理的私人秩序。”同时也有利于法院在审理公司司法解散的案件时，统一穷尽替代性措施的标准，杜绝部分股东以尚未穷尽替代性措施为由损害原告股东的利益。

3.3 建立公司行业协会调解制度

《司法解釋（二）》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但是并非所有的法院对解决公司经济方面的纠纷都是专业的，也并非所有的争议股东都愿意接受法院的调解。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建立公司行业协会调解制度，即在公司司法解散纠纷的调解中，由公司的行业协会作为居中的第三方主持调解。建立公司行业协会调解制度有利于调解制度在破除公司僵局时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相比法院来说，公司行业协会具有更加专业的经济知识，也更加熟悉本行业的商业经营理念与具体的管理措施，因此，争议股东更愿意接受行业协会的调解。同时，公司行业协会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和经营发展理念的了解，其所作出的调解结果也更容易得到争议股东的认可）。同时，允许公司行业协会介入公司司法解散纠纷的处理，还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解负担。

3.4 建立法院强制介入制度

公司自治理论是我国《公司法》的基础，纵观《公司法》的历次修改可以发现，立法者赋予公司自治的空间越来越大，这是为了鼓励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之一能持续发挥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自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效率，尤其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公司僵局问题严峻，“以致减损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商事组织形式的吸引力，”这也与立法者赋予公司自治权的初衷不符。在公司僵局下，股东地位对峙，公司的人合性基础坍塌，继续遵循公司自治原则难以使公司形成有效决议或者使争议股东难以达成合意，这是减资、股权回购、股份转让、公司分立等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难以发挥实际效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当允许法院提前介入司法解散纠纷案件，股东对相应事项提出申请后，法院应当以强制力促使公司形成有效决议，或者使争议股东双方达成合意。

（1）股权强制回购或转让。

公司出现僵局后，以股权回购或者股份转让的方式使异议股东退出公司治理是破除公司僵局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在人合性遭到严重破坏的公司内部，股权回购或者股份转让往往难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异议股东和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在关于股权回购或者转让的价格等事项难以达成一致。本着公司自治原则，笔者认为，关于股权回购或者转让的价格，股东可以先通过协商来确定;当公司出现僵局，导致公司的人合性坍塌而协商不成时，公司或股东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对股权回购或者转让的价格进行确定，但是一旦法院确定了股权回购或者股份转让的价格，公司或股东就应当按照法院确定的价格进行股权回购或者股份转让。

（2）强制减资或分立。

一般而言，“根据公司净资产流出与否将减资分为实质减资和形式减资，实质减资就是减少资本的同时，将一定的金额返还给股东，从而也减少净资产;形式减资是只减少资本额，不将净财产向公司外流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目的是为被压制的股东寻求退出公司的途径，实质减资就是股东通过退股实现的。因此，将实质减资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可以使被压制的股东退出公司，从而破解公司僵局。公司分立是指“公司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的行为”。分立可以使处于对峙状态的股东在不同的公司经营管理，破除原公司形式的公司僵局。

但是减资和分立均为股东会的特别决议事项。公司僵局后，形成股东压制，针对需要特别决议的减资和分立，股东会几乎不能作出有效的决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公司或股东希望通过减资或分立破除公司僵局时，基于公司自治的原则，可以先由公司股东会自行作出决议;当股东发生分歧，矛盾冲突激烈，股东会不能作出减资或者分立的有效决议时，股东可以向法院申请（起诉）强制减资或者分立，法院可以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依法作出强制减资或者分立的决定（裁定）。

法院强制介入公司事务虽然有利于破除公司僵局，但毕竟是对公司自治的破坏，必须慎之又慎。第一，必须是公司自治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第二，必须经过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的申请;第三，必须仅介入股东申请事项;第四，必须依照法定程序介入;第五，必须在公司僵局破除后及时退出公司内部。

4 结语

公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发挥着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等重要作用。公司司法解散的后果是导致公司彻底退出市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始终采取审慎的態度，坚持能不解散就不解散的原则。但是，出现公司僵局的公司继续存续又会损害被压制股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寻求既能保护被压制股东的利益又能使公司继续存续的途径是至关重要，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是目前最为行之有效的途径。虽然我国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依然存在缺陷，但是随着《公司法》的进一步完善，这些缺陷必然会被逐一完善。笔者在文中提到的完善措施仅仅是个人浅见，其核心是结合公司自治与司法强制破除公司僵局。笔者相信，随着学者对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的研究不断深入，我国必然会建立起符合我国实践的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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