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共6篇）

篇1：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在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2011年年会上的演讲（2011年6

月15日）

魏礼群

 2011-11-02 19:34:12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来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参加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成立50周年庆典和2011年年会，感谢组委会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本届年会围绕“公共行政之50年：全球公共行政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当前全球公共行政的相关问题，很有意义。

借此机会，我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问题，谈一些看法，与大家交流。

正确分析和判断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是改进和加强公共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衰退，对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也造成深远影响。中国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也受到巨大冲击。近三年来，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范围剧烈动荡的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缓解，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但世界经济仍没有走上正常增长轨道，金融危机的阴影和造成的创伤依然存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不少，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艰难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是扩张性救援政策负面影响显现。在应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普遍迅速实施了大规模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已经和正在显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美国今年一季度通胀率升至3.8％，为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升幅；欧元区今年四月通胀率升至2.8％，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新兴经济体也面临通货膨胀高企。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这些情况影响着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二是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突出，债务负担超过偿还能力。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达200%；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1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近100%；欧元区国家目前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为85.2%，有的国家陷入债务漩涡。一些国家高额债务已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的一大风险。

三是金融系统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中，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主要采用注资、收购等救助性措施，而没有根本解决发生金融危机的机制制度问题，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仍未完全恢复，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大量资本无序流动也威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四是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尚未形成。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透支国家信用，虚拟经济无节制扩张，消费需求膨胀，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一些国家面对大量失业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还面临诸多困难。

五是世界经济形势增加新变数。近半年来，国际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西亚、北非部分国家政局持续动荡，国际石油市场受到冲击。二是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灾害，经济复苏进程放缓。这些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历史罕见，处理应对艰难复杂，造成的影响持久深远。如何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能力，是摆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前的共同任务。一方面，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巩固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使世界经济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认真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构筑实现世界经济持久繁荣的体制机制。纵观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新情况，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要着力研究解决以下5个新课题。

第一，树立公共治理新理念。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传统的公共治理理念，特别对完全自由放任市场作用的理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市场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受任何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当今世界，公共治理的成效愈来愈依靠政府与市场、企业、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影响和良性互动，只有建立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才能实现有效的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必须既重视多元协调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既重视市场自发调节又加强政府引导监管作用。政府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维护者，是市场公平、社会公正的构建者，也是市场规制、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应更加注重提高公共行政能力、公共行政质量和公共行政效率，要充分发挥积极的、正当的、有效的作用。为此，应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同时，要强化企业自律和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构筑全球公共治理新体系。创新公共治理体系是加强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原来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必须形成更多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应该逐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和主导，其他各类国际组织、国际团体和社会群体广泛参与的全球性公共治理体系。应深化对国际货币、金融、财政、贸易公共治理架构的改革，理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的职能关系，提升整体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各类会商机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治理作用，尤其要注重发挥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会商机制中的作用。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全球性问题密切相关，应该将其纳入全球公共治理主体的范围，发挥其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

第三，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高效安全的全球金融体系是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重要保障。要探讨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调控机制和监督预警制度，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改革，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和信息披露的监督，构建新的国际金融协调与磋商机制，加大对重要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加紧完善相关监管的标准和规范，防止风险投机过度。强化全球金融监管联合行动机制，加强对评级体系和国际评级机构的国际监管。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促进各国际金融组织互相配合、各司其职。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加强国际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和监管改革。

第四，建设可持续发展新格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全球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因此，建设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才是治本之策。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既是全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危”，也是全球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机”。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国际社会要通过重组全球经济结构来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要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发展中国家要注重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经济过于虚拟化。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

第五，推进全球合作新体制。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只有保护世界的共同利益，也才能使各方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应当利用国际上各类型、多层次多边合作机制，广泛开展务实有效合作。20国集团是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治理经济的重要平台，应当充分发挥作用，不断加强在更广泛领域的合作。要推动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共同反对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坚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应该按照诚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及时妥善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多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以上概括起来说，就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要提高公共治理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服务能力和合作能力，提升全球公共治理的预见性、协调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启示和结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近三年来，我国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在加强政府引导和调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变危机冲击为发展机遇，变严峻挑战为强大动力，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9.2%和10.3%，既持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也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治理合作，同世界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公共治理模式符合自己的国情，具有明显的优势。

前不久，中国政府在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对提升公共行政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把巩固和扩大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作为重要任务，并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将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展开工作：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今年把控制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二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走绿色发展道路，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四是加强区域统筹协调，积极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六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和谐包容社会；七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八是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全面实施这个规划，必将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也必将对深化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健康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提升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水平，既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迫切任务，也是国际行政院校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行政院校的重大使命是通过教育培训公务员、提供科研咨询服务，来增强公共治理能力，这既包括增强本国公共行政能力，也包括增强国际公共行政的能力。因此，紧紧围绕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治理水平，围绕提升各国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大力开展教学、培训、科研、咨询等活动，是当前国际行政院校十分重要的课题。

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IASIA）是在全球公共行政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行政院校系统最高层次的国际学术机构。50年来，依靠各会员的合作举办各种活动，致力于国际行政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训和公共机构管理能力的提高，为推动全球公共治理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积极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和好评。近十年来，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和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在中国联合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国际研讨会，即2000年的“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面向新世纪的观念与启迪” 国际研讨会、2004年的“危机管理—全球的经验和警示” 国际研讨会、2010年的“金融危机下的政府管理”国际研讨会。这些活动都获得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是培训高中级公务员、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的新型学府，是公共行政理论和政府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重要思想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紧紧围绕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创新教育培训理念，更新教育培训内容，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培训、科研和咨询服务，为国家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外开放办学是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目前已经与80个国家（地区）的130多所行政院校和有关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已有109个国家的公务员先后来到这里参加培训或研修活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十分重视加强同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及其会员之间的联系，将努力推动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提高全球公共治理能力和公共行政水平，促进世界经济全面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不懈努力和更大贡献。

篇2：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

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每一次经济恐慌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都紧接着一段表面上的繁荣期之后发生，从而暴露出这种繁荣的空洞。这种顺序屡试不爽，每当我们发现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缓慢的实干，就能轻松大发其财之时，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恐慌时期即将来临。

可能过去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事实上，在1859年，它已被写进1857-58年商业危机的历史。金融动荡感觉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几乎如出一辙。

让我们从一个显然极为相似的案例开始。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是英国自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关门以来第一家倒闭的大型银行。两家都是久负盛名的机构，有着审慎且令人敬佩的财务历史：北岩银行的前身是东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会，欧沃伦格尼银行则在东安格利亚贵格会拥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长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两家银行的领导权，他们急切想要迅速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北岩在房价泡沫的顶峰陷在房屋抵押贷款里，而欧沃尼栽在一些显然有问题的企业上，包括造船、谷物贸易、铁路融资行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犯了致命错误，即依赖短期借款为他们快速扩张和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账目提供资金。与北岩一样，欧沃尼为其有缺陷的业务模式付出了代价。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央行让欧沃尼倒闭了，导致其他一些企业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中倒闭。

最近，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了一份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在文中他们找出了二战以来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前18次银行业危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放到了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们发现了把单个事件转化成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整体图景的共同主题，他们称之为“诸多标准金融危机指标上惊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点”。他们重点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观察相关数字，他们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英国。

在每次重大金融动荡之前，住房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股票价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机发生的前夜，资本流入加速，经常账盈余迅速扩大。公共债务上升是战后危机中一个几乎普遍的前兆。当问题隐约浮现时，总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此外，以往的金融冲击发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时期。

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的东西。但当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暂停偿还外债时，这种情形便戛然而止。

过去数年中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件。甚至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大胆地暗示，这一次大量资金事实上已被再循环至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但这回这个经济体存在于美国境内。逾一万亿美元被导入由最穷、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构成的美国次级房贷市场。

此处的共同特征就是对风险的误判，对风险的定价错得离谱。1929年，问题出在投资资金被过度利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与错配的货币敞口有关；互联网热潮时期，当时的想法就是互联网将导致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在最近这次信贷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债务分开拆碎，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能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投资对象。

这一次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然而，最近的这次事件与历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性质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几个世纪来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机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即乐观、贪婪、狂热和绝望是不分国界的。早在互联网之前，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价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这一幕，简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场里同步发生的。用套利、资本流动或资金转移远不能解释这一现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关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兰及法国的强力货币扩张助长了泡沫。紧跟泡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北部。此类国际性震荡的名单一眼看不到头。

当然，世界各地国家经济体之间总有着实体的联系，如国际贸易商品和金条、出口和进口、资本和资金流动，等等。但我发现，让我着迷的却是纯心理方面的联系，像是某国投资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影响另一国投资人的情绪，有时候是距离非常远的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金融快感和恐惧时始终要牢记的是，理性行为总是不在考虑之列。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机，结果输惨了。正如他沮丧地感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重大金融震荡的结果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是由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伟大著作《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发表于1873年，书中阐述的一个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机时刻的指导格言：凭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也是从那本书开始的。自由放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没人可以不经过慎重考虑、用很低的代价就借到钱”。无限度地凭所有良好的银行业证券放贷——因为“造成惊恐的方式，就是拒绝持有优质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央行官员们并不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央行在干预1825年恐慌时没起什么作用。城市历史学家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说明了英国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满和过于剧烈的信贷紧缩之间急剧转向的。70多家银行倒闭了，据传，英国央行自己也是侥幸逃过一劫。正当5英镑和10英镑的纸币全部用光之际，有人发现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库里的1英镑的票

子。这些纸币是得到政府许可发行的，并“创造了奇迹”。接着发生的萧条持续了几年时间：根据一份报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几乎人人都仍旧感觉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给他们的损失所造成的伤痛——并且直到现在，由于害怕风暴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汹涌波涛，甚至现在都远离海边”。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热情的央行干预可能给未来造成实际麻烦。关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来的经济摊子的热议，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2006年1月，艾伦•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的经典角色一直是逆风而行，在艰难时期放松信贷，在局面失控之前紧缩信贷。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担任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直到尼克松总统时代，用他的话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聚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端走宾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评者声称，他非但没有端走宾治盆，而且在聚会快结束的苗头初步显露时，他又喝了一瓶白兰地，高兴得不想离场。

他们还说，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执掌的美储储总会通过创造足够多廉价货币收买的方法来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场崩盘后，美联储在六周内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远还是有限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廉价货币和负的实际利率导致带来泡沫的投机和通货膨胀。这是央行行长们警告道德风险的危险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道德风险指的是，把银行家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只会鼓励他们将来更加不负责任。当应该让一家机构倒闭时，试图把个人过失和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的系统性失效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银行当局下决心不干预，最终却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压力。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胁说，如果投机者得到拯救，他将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但最后投机者还是得救了。金德尔伯格发现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纽约时。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对道德风险多次发出强有力的警告，直到几个月前英国央行准备进行一次看上去象经典白芝浩式的干预为止。

在给投机者一个教训和系统性失效之间取得平衡相当困难。只有历史才能够对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评判。

在对最近这场危机的反应中，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证券化贷款市场上的巨大敞口而面临倒闭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再次引用保罗•沃克尔的话，美联储判断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权利用到极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准则和惯例”的措施。

同样，这种救援肯定必定导致美国证券监管的彻底重塑。如果美联储将来站到这些机构背后，那它需要的监督程度要远比当前规则下允许的要直接地多。难怪沃克尔言语之间有些担心。

经济低迷时间跨度可能有多长，影响可能有多深？

当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变数。关键之一是最后贷款人的存在和表现。但还有许多其他变数，因为繁荣和萧条鲜有单一触发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机的触发因素有：铁路狂热、马铃薯病害、一年小麦歉收和第二年丰产以及欧陆接着发生的革命。1857年华尔街恐慌通过内战变成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著有众多的教科书，而《大崩溃》(Great Crash)绝不是其唯一的贡献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在飚升，正好在这个时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银行突然惊现一个十分巨大的漏洞──这再次说明：造成麻烦的不只是金融冲击，这样的事实令当今的经济挑战更加使人生畏。通货膨胀上升加上需求减缓意味着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严峻的问题。因此欧洲央行最近调升利率以保持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这偏偏又是在需求减缓的时刻，通常需要来一次减息。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变数，但历史确实也为重大金融事件的潜在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莱因哈特和的罗格夫分析的那样，二战后最具灾难性的五个例子中（芬兰、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产出增长率从顶峰到谷底的跌幅超过5%，甚至三年后，增长率仍维持在比危机前趋势增长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冲击放在一起评价，实际人均产出增长率平均跌幅结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两年时间恢复到趋势增长率水平。

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个西方国家在1871年和2006年间的255次衰退案例。他发现，其中164次只持续了一年时间，大多数在两年内结束。

由此，作为一个凭经验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规律，在最后贷款人做了它该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来金融冲击后的经济低迷时期持续长达两年左右时间的情形屡见不鲜。在那基础上，鉴于当前金融事件的规模之大，美国和英国财政部看上去总是在预计中相当乐观，他们预计2007年夏季后出现短暂、剧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复苏将会初露端倪。而从目前情况来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会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金融创伤多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低迷？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大规模损失资产和财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银行的股东如今感觉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钱。冲击对于银行资产负债情况的影响也对他们的放贷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最惊人的例子就是大萧条时期严厉的信贷限制。美国汽车销量从1929年时的450万辆下降至1932年的110万辆，在20年时间里没能超过先前的顶峰水平。

此外，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公众对于金融和承担风险意愿的观点。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恶棍。投资的时间长度缩短了。如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伟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里评述的那样，在经济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东西变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怀疑的东西”。

金融震荡也频繁暴露出欺诈和犯罪，加强了一种不安的总体感觉，并让公众叫嚷着要复仇。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的勉强保住了性命。当时，一位议员坚决主张，这些人应该被判弑长犯上罪，并受到古罗马对于此罪的刑罚——即把他们跟一只猴子和一条蛇一起缝在麻袋里，并把他们溺死。当情况变得不太对劲时，要留意那些从不休假的雇员。在伦敦，当联合银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参加葬礼时，一桩巨大的挪用资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资产负债表上捅了个大窟窿的违规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Jerome Kerviel)同样也不想离开他的办公桌。

立法机构在这种金融狂热的时刻并不总是能作出最英明的决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经皇家许可状授权的股票发行，这使得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里，在英国要开办一家合法企业都变得很困难，直到该法最终被废除情况才有了变化。1929年华尔街崩溃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这部法律对国际贸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本世纪初商业网络泡沫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经济负担。

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本报评论的那样：“人人都牵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监管者——都过于频繁地被过度兴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会犯错。那是监管很少逆经济周期而动的原因之一：监管方也被潮流席卷。”所以历史记录说明，我们应对于去年的事件审慎地作出监管反应，但这并不是说监管者应该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建议是，我们应建立某种机制，可能是一个重新设定焦点的国际货币基金，赋予它在视野里寻找问题的职责。听上去这个主意不赖。但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情形，在狂热的氛围里，当局有关泡沫即将来临的警告被完全无视。1996年年底，艾伦•格林斯潘谈到了“非理性繁荣”，股价短暂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

股价加速上涨。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时候就曾谈到过错误定价的信贷风险和艰难时局即将到来。但当市场上涨时，没人把那些灾难预言家的话当回事。

那就是与当今流行的观点相反的论点。如今的普遍观点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时，应该考虑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和货币通货膨胀。当住房价格在到2006年的3年内越飚越高时，我正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任职。我能记得当时的想法：“如果我们的使命是抑制住房价格上涨（当然那时还没发生），那么利率将何去何从？”要弄清楚是什么构成了可以长期维持的住房价格非常困难。仅仅因为感觉到住房价格太活跃，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彻底打跨这个行业呢？我不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尔绍德提出了一个更有趣、更进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监管框架，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用一个比率将之与一个同银行资产价格增长率挂钩。其目的是遏制过度的放款，并在繁荣时期扩充银行准备金。

一些监管是无可避免的，拯救贝尔斯登的行动使得一场改革在美国势在必行。在英国，今年稍晚时候政府将推出立法，以解决一些在北岩事件期间浮现出来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进行更多微观经济层面的改变，例如信贷评级机构的工作等。没完没了且最终没有什么成果的争论——关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奖金的，关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业银行的年报将继续以每年多出20至50页的速度变厚。

显然有必要使银行体系里雇员和股东的经济利益更加一致，以减少交易商去肩负巨大短期风险的诱因。但无论如何，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谨慎和节制成为主基调。银行在考虑把钱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时，将谨慎得多。灰暗乏味将统治地球，浮华的繁荣将被视为庸俗。这或许是历史的最后一个教训，对此，没人比白芝浩说得更好了：“在英格兰，一场巨大灾难后，人们相互猜忌。一旦灾难被遗忘，人们再次互相信赖。”

理查德•兰伯特是英国工业联合会(CBI)主席，《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前任总编辑。本文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演讲基础上经编辑的讲稿。

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

欧沃伦•格尼银行的破产引发了英国最著名的银行挤兑。当该银行从核心业务（交易汇票）向外扩张进入到如船厂等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时，问题就发生了。当几家债权人破产时，该银行的股票骤然暴跌。沃尔特•白芝浩称其政策“过于轻率，人们会觉得小孩来放贷也会比这做得好”。英国央行拒绝提供支持的那天，欧沃尼停止现金支付，挤兑变成了一场骚乱，之后又有10家银行暂停支付，200家公司无力偿债，“伦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拥挤，跌跌撞撞”。

2007年北岩银行

去年9月12日，当信贷紧缩加剧时，北岩被迫求助于英国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贷款人角色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关于贷款的新闻引发了挤兑。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因多个援救方案失败，该银行2007年2月曾一度涨到12.14英镑历史高位的股价重挫至90便士。北岩银行估计欠英国央行250亿英镑，于2月17日被政府国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赢得对南美贸易的垄断，附带条件是承担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造成的国家债务。但西班牙对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贸易范围很小，甚至在1718年战火重燃前情况也没有改观。然而，由于拥有皇家特许状，并且董事们四处散布编造的国外贸易大获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价在1720年头6个月里，从128英镑飚升至1050英镑。当泡沫破灭时，价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镑，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破产。

1997年亚洲危机

在经历数十年强劲经济增长后，该地区赢得了“亚洲虎”外号，资本从发达世界快速流入这些自由化的市场。1997年7月，泰国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的决定引发了金融危机，很快传播到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不久，“亚洲传染病”危机扩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罗斯也受害。

1929年华尔街崩盘

20世纪初，股票市场投机还被限于专业人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投资。到了1929年8月，小投资人用保证金所购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经纪人的借款——借款超过了85亿美元。到了10月，这种情况难以为继，股东出现恐慌。就在一天时间里，股票交易量超过了1200万股，人们拼命兑现他们的资产。“大萧条”开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经历了史上最大单日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2.6%，而富时100指数下跌10.8%）。崩盘的确切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将之将富时指数的暴跌归咎于10月16日的伦敦飓风。

篇3：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

一、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形势下大学生就业呈现的新问题

1. 经济衰退, 就业岗位相对减少。

目前, 中国的宏观经济也不容乐观, 一些经不起金融危机折腾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纷纷关门倒闭。金融业、外贸出口、制造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出现了业绩下滑的趋势, 部分公司或企业宣布裁减员工。

2. 高校毕业生就业心理压力大。

抓狂、郁闷、痛苦, 以及现在大学校园的热门词“纠结”, 都是求职期大学生们喜欢用以描述心情的常用词汇, 这些词汇也说明了就业期间大学生难以调适的内心状况。

3. 知名国际大企业到大学校园招聘明显减少。

招聘需求下降, 岗位明显减少。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今年到学校招聘的企业数量明显减少, 招聘人数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4. 就业人群增加, 竞争力增大。

近年就业人群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变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表示, 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30余万人, 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到了大学生对就业地区的选择。很多大学生将发达地区或大中型城市作为就业的首选目标。主要原因:一是这些地区除了有较可观的工作待遇, 享有的社会保障范围和程度要高以外, 更能为就业者提供再学习提高的机会;二是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较其他不发达地区或小城市要高, 且就业岗位多元化。这也是吸引大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多年的吸纳, 发达地区或大中型城市的人才已经相对饱和, 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人才高消费现象。结果导致一些大学生出现宁可在大城市失业, 也不愿意去小城市或农村就业的“自愿失业”的现象。

5. 国内大学生职业教育指导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正稳步发展, 但是在通过市场调节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的要求方面, 学校教育工作滞后于现实的需要。总体上讲, 国内各高校都划拔一定的经费, 建立了专门的职业指导服务机构, 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并开设职业指导课、发布就业信息、组织双向选择等活动;同时, 政府重视并倡导社会参与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但与有效帮助大学生充分就业、实现职业发展仍有一定的距离, 指导对象多半是临近毕业的高年级学生, 低年级学生很少得到就业方面的指导;指导地点局限在校内, 很少在校外进行;指导内容多半是就业政策、就业信息和就业技巧等, 而有关职业发展需要等很少涉及;指导形式多半是就共性问题进行集中指导, 而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问题进行个别指导的很少;指导人员多半是学生辅导员和就业处工作人员, 专业教师参与的很少, 虽然有时也邀请一些社会人士参与, 但一般也只是做些报告或讲座而已;关心学生就业数量的多, 考虑学生就业质量的少。

二、全球金融危机后未来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展望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进入一个急剧增加的阶段, 而同时期社会的就业岗位并没有急剧增加, 高校毕业生就业进入了买方市场趋强的阶段, 换言之, 高校毕业生就业进入“就业大众化”的阶段。加上每年新增几百万的下岗再就业人员和几十万的复转军人就业等多方就业需求,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构成明显压力, 不难想象,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在未来几年的竞争会日趋白热化。对于师范专业的就业市场也会如此, 从总体上看, 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层次越来越高, 素质要求越来越全面。随着适龄儿童的入学高峰和教师退休高峰期的度过, 一些地方师资出现饱和。加之国家实行拓宽教师来源渠道政策, 师范专业就业市场已成为理工、综合院校竞相抢占的目标, 种种因素导致这一市场的竞争也会日趋激烈。因此, 师范院校必须有强烈的危机感, 勇于迎接新的挑战。

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推进大学生就业的指导对策

1.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配套政策。

从1998年开始, 我国确立了新时期“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 这一就业政策充分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 也明确了政府负有促进就业的公共责任。事实上, 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还受到经济金融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文化政策等若干不同政策分系统的影响。调查发现, 大学生对到中小企业工作有着较强的意愿, 但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数据显示, 全国2008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 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 这与国家施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有直接关系。在金融危机影响下, 中小企业生存越发艰难, 只有通过金融、财税、管理服务等多重途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才能最大程度使中小企业充分发挥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功能。可见, 促进就业政策效果如何不仅局限于就业政策中的条款规定, 而且需要就业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系统的相互协调。政府作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主导提供者, 其重要功能在于构建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整体性制度环境, 设计实施有效的激励结构, 只有这样, 政府出台的直接促进就业政策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2. 大学生要转变传统就业观念, 走向市场。

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已经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教育”, 因此, 今天的大学生在择业的过程中应该改变传统的“等、靠、要”心理和“一步到位、终生不变”的就业心态;应调整自己的目标, 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观念和就业新观念;同时注意提高自身能力, 主动多方面寻找就业机会和就业渠道。

3. 学校要改革教育模式, 积极开展校企合作, 培养高层次人才。

一方面, 高校应充分了解市场信息, 把办学规模和专业设置与市场接轨, 灵活的调整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另一方面, 主动与市场、社会接轨, 考虑与相关部门和企业联合。在专业课程设置、招生规模大小等方面与企业等进行协商, 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及早了解、参与企业活动。

4. 有效开展就业指导, 全过程指导学生。

高校应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机构, 建立动态的岗位需求信息库, 广泛向社会、学生发布, 收集各类案例, 开展毕业生就业的跟踪调查, 开展就业指导课程教学的改革和研究工作, 同时组织企业家专家讲座团协助学校就业指导机构开展工作。

5. 分层分类对大学生提供就业指导服务。

大学生在就业观念、择业取向、政策需求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不同学历层次、家庭收入、专业、性别的大学生群体存在着诸多差异。这就意味着有效的就业政策应基于细分大学生群体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 应有针对性地考虑不同学历层次、家庭收入、专业、性别的大学生群体的特点, 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覆盖到更多的大学生。本调查显示, 农村生源大学生、家庭收入和学历层次相对较低的大学生有较强的意愿到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乡村基层就业, 因此政府应制定详细的鼓励农村生源大学生返乡工作的政策, 为家庭收入较低的大学生提供基层就业岗位, 引导以高职高专和本科学生为主的大学生群体到中西部、乡村基层就业, 并加强相关技能培训和福利保障。此外, 政府和高校对于文史专业大学生的隐性就业情况应予以重点关注, 从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规范和保护。

四、结束语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近年来, 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保持了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 对扩大就业产生强有力的拉动;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高校毕业生作为高素质人才将拥有更多的就业空间。已出台的各项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效应将进一步释放,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和教育教学模式的改进, 必将对毕业生就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全国统一就业市场的形成, 大学生的就业可谓天地广阔, 大有可为。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项目编号11544142) ]

摘要：2010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持续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又出现了全新的情况。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再局限于高端的政治经济层面, 而且延伸到末梢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层面, 它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尤其是对即将步入社会的高校毕业生尚属首次。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当今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持续攀升和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值得社会关注并且亟待解决。否则, 会使人们对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产生质疑, 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关键词：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形势与对策,前景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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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杨, 陈兆仓.金融危机下大学生的择业取向与政策认知分析——基于高校学生的问卷调查[J].湖北社会科学, 2009 (10)

[3].武毅英, 王影.高校“扩招”与毕业生就业关系的定量分析[J].中国大学生就业, 2005 (6)

篇4：后欧债危机与全球金融风险治理

欧债危机已近五年，其危机从欧元区边缘国家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张，愈演愈烈之势仍让人心有余悸。尽管深陷危机的欧洲各国积极自救，欧盟也加强财政纪律，改革经济治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中央银行（ECB）等国际、区域组织也纷纷伸出援手，可是效果却差强人意。欧债危机何以持续如此之久？其深层次原因究竟为何？全球视野下的欧债危机又给人们以何种启示？

欧元区经济治理存在体制性缺陷且执行不力

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基于货币联盟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却各自为政，并未形成财政联盟。虽然有《稳定与增长公约》作为限制（该公约规定了欧盟各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60%，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但该公约的限制范围略显单薄且执行不力。作为欧元区的中心国家德国、法国都竞相违规，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竞相实施财政刺激计划，使该公约的限制形同虚设，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经济治理的制度欠缺暴露无遗。为应对危机，欧盟各国亡羊补牢，加快财政政策一体化进程，除英国、捷克外，欧盟25国于 2012年1月30日缔结“财政条约”。“财政条约”以条约形式规定预算应寻求平衡或顺差，年度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且须规定在国内法之中。对于违反条约义务的成员国，则应被处以最高额为其国内生产总值0.1%的罚款。此“财政条约”的签署与生效虽为亡羊补牢之举措，但为欧债危机的解决与实现欧盟各国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但也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财政联盟，等于建屋后发现根基不稳才重新打造根基，其困难可知，所以危机一波波而来，一时之缓和，只是假象。

金融风险的全球性与金融风险监管各自为政的矛盾

欧债危机中，债券面向国际社会发行，具有全球属性，而金融风险的监管却各自为政。一国出现金融风险，不能及时引起别国预警和共同防范，而金融风险又通过债券这种具有世界属性的媒介向别国蔓延，这使得金融风险在早期不能得到遏制。希腊在爆发债务危机初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救助和防范，只有在危机不断蔓延已严重影响欧元稳定时，欧盟的中央银行才施以救助，当然这也与欧洲央行（ECB）所拥有的保持货币稳定、防止通货膨胀这一宗旨有关。欧盟后来对希腊等国实施的诸多援助计划中，包括6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和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欧洲央行（ECB）实施的诸多措施等，均是决策者鉴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态势甚至存在欧元崩溃的潜在可能，采取的亡羊补牢之举措。各国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合作与协调的不利，为金融风险的蔓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以至在后来的救助机制也受到人们的质疑。

全球金融监管法律治理机制的局限性

金融风险的防控是全球性的问题，而金融风险监管的现实却是各自为政。虽然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单纯的国内监管无法控制全球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抑制危机，各国也不乏全球监管各种形式的合作，但真正强有力的全球法律治理机制却尚未形成。

1.现行全球金融风险监管机制。现行的金融风险监管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国内监管为主、国际合作监管为辅的监管机制，其中国际监管合作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形式：

（1） 政府间国际组织。主要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该种形式组织化程度最高，以国际条约为基础，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条例，且法律性、规范性以及专业性很强，在国际社会具有很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世界银行主要职能是扶贫;IMF的职能是监督国家的货币与汇率政策，且世界银行和IMF的规则和决定仅是建议性的;WTO是以监管国际贸易为主的机构，虽然可通过GATS和《金融服务协定》等规制跨境金融活动，但GATS和《金融服务协定》等多边规则的目标在于推进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不是金融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2） 政府间的非正式多边合作。最具代表性的是G20和G8，虽然其法律性与组织性不强，只能通过政治合作来促进各国国内的金融监管融合，但在危机的预防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通过该种形式的合作，已建立起各国金融监管者之间的沟通网络。

（3） 民间国际组织。民间国际组织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等。这些协会在各国都有分会，其会员多为各国的金融监管者或金融业者。民间国际“纽带”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监管层的决策。

2.现行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机制的局限性。以上三种合作形式，都注重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注重政治对话与合作，但缺乏具有法律执行力的机构。而全球金融监管实质上是经济干预，这就要求有强有力的全球金融风险法律治理机制。目前，并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被赋予这项权力，国际法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机构并不存在，国际社会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法律治理机制。此问题一日不予解决，全球金融风险之泛滥便无休止之可能。纵使出现缓和之迹象，亦无长治之功效。

亟需构建金融风险的全球法律治理机制

1. 构建全球金融风险法律治理机制的可行性。稳定的金融秩序符合各国共同利益，无论各国之间存在何种利益冲突，但在这一共同利益面前是一致的。

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增强对系统和交易的信任、增进市场的正直性、促进金融市场民主等这些基本的价值理念是凝聚各国建立完善的全球法律治理机制的纽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促进金融市场民主，反映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这一理念曾被忽视，但随着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体现国际社会集体诉求的呼声已经被唤起，各国在反思的同时，也在打破传统的格局，逐渐树立全球金融风险法律治理的基本价值理念。

2.全球金融风险法律治理机制的构建。（1）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目前，国际社会对建立一个对各国有拘束力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并未形成共识，就连G20伦敦峰会也认为建立一个超越国家边界、有直接规制和监管权力的国际机构的模式并不可行。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借鉴欧盟的做法创设了“监管团”模式，G20伦敦峰会同意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以下简称FSB）致力建立监管团。但监管团并没有相应的金融监管规则和跨境监管的权力，金融风险的全球性与金融监管的各自为政这一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与金融全球化对规制与监管统一化的客观需求相悖。所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依然是国际社会努力奋斗的目标。从未来发展趋势看，IMF和FSB被寄予更多期望，经过改革有可能担当作为全球金融风险治理机制核心内容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角色。

（2）改革与协调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为了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系统而具体的全球金融监管规则和标准实为必要。金融危机后，这方面的工作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如G20伦敦峰会决定由FSB专门负责协调、组织关于金融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实施，并负责评估。包括对IMF制定的规则、FSB自身制定的规则及巴塞尔委员会等专业性、民间性国际金融组织制定的规则的协调。

（3）继续扩大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健全国际监管责任划分。扩大并强化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将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和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围，此外，还应引入全面监管理念，将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同步纳入监管范围。同时，还应通过IMF、FSB、巴塞尔委员会等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强化国际金融监管责任的划分，使跨国金融监管权力的分配和监管责任的承担协调统一。如吸收巴塞尔委员会对跨国银行监管中的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任的划分经验，对各种金融产品的跨境履行与交易进行合理的监管责任划分，以形成强有力的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网络和稳固、有效的全球金融风险治理机制。

篇5：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

[摘要]美国次级贷危机引发了自身的 金融 危机,并逐步席卷全球, 发展 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其自身危机则具有深层次的 法律 原因。通过对深层次的法律原因的思考,我们来寻找金融法律制度的出来该当如何?这便是本文所论述的重点。

[关键词]法律原因金融立法金融法律体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下半年,直到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 经济 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www.11665.Com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致使三、

篇6：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裁员是否理智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传递的信息似乎是用人单位裁员就是不负责任。我们认为对经济性裁员应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忽视经济性裁员的积极意义，对经济性裁员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企业的性质与经济性裁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事组织，是一个为社会大众提供商品与服务的组织。

企业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盈利，企业的设立是一种投资活动，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回报，唯有如此，才能增加人们投资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寻求财富，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如让企业承担过多的责任而将盈利目的放在末端，这也将使人们丧失投资的信心，阻碍人们创业的激情。

企业的任务在于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生产与服务，企业的生产与服务上去了，社会的产品与服务丰富了，企业的任务也就实现了，企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他的任务不在于发发善心，他必须组织生产与服务。

企业的生产与服务是由劳动者来完成的，如何安排劳动者来完成，这是一个企业的管理问题，应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问题，企业有招人的自主权，当然也应有依法减员的权利，这应该是由企业来自己评判的问题，企业需要谁？企业对谁最了解？谁最适合企业，企业应对此最具有发言权，企业最能评判，作为企业之外之人，很难对谁合适作出评判。

当企业的外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如当前发生金融危机时，企业受到冲击时，企业该不该裁员，这应该由企业来作出判断，在金融危机的情形下，为了应对危机，企业的人员需要调整以应对危机，应对外部变化了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允许裁员或不合理的限制企业裁员，导致企业无法应对危机，企业有可能由于沉重的负担，丧失市场竞争力，更严重者，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企业裁员的问题，而是企业的全部劳动者失业，因此，当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允许企业裁员，使其能适应变化了的外部世界。

二、企业裁员中的利益衡量

企业裁员涉及了企业、投资者、劳动者、政府等各方面的利益，而且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有不同的利益。如何平衡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这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原则。因为，企业不存在了，相关的利益就无从谈起。

对于企业来说，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生存，确保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的情况能生存。确保生存的方式有很多种，譬如进行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进行业务方向的调整等等。在企业业务萎缩的情况下，如何降低企业的各项成本，包括人力资源成本，这些都需要企业进行综合考虑。

当然企业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变“危”为“机”，在危机中企业逆势而行，进一步发展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现实是残酷的，能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能变“危”为“机”的企业肯定不是大多数。如果企业不得以通过裁员的方式，使自己获得生存，这完全符合企业的利益，也符合社会的利益。如果企业都死了，劳动者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

在金融危机下，企业会随便裁员吗？一般来说不会。在市场上寻找一个合格的符合企业自身需要的劳动者并不容易，这需要付出招聘的物质成本搜寻的时间成本。另外，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经济性裁员还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非到迫不得以不会随随便便裁员。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企业以金融危机为名不公平的对待劳动者，这才是政府需要特别关注的。

对于企业的投资者来说，其开办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投资者不是慈善家，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投资者追求获利最大化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企业要亏损，那么也要使亏损最小化，对投资者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投资血本无归，让企业破产。企业的重大决策权在投资者手中，投资者肯定要维护其投资利益，投资者可以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的方式为企业作出决策，如果裁员能使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投资者考虑通过裁员的方式来实现也无可厚非。如果由于企业由于无法裁员，企业经营困难，资不抵债，对投资者来说，申请企业破产，使其损失最小化也是选择。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投资来创造就业化解危机。如果政府对企业的自主经营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不利于经济的复苏，这对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害的。

对劳动者来说，工资性收入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企业裁员影响最大的是无疑是劳动者。劳动者被裁掉了，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因此，企业裁员必须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但是企业裁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企业裁员受益最大的也是劳动者。如果企业破产了，是该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失去了饭碗，如果通过裁员使企业生存下来，那么失去了饭碗的只是部分劳动者，这也是一个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且如果企业发展好了也可以重新招用劳动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自由的，企业成千上万，这个企业有问题，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有问题，劳动者可以重新寻找工作，在新的企业中发挥自己的价值，劳动者在流动中也会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当然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并不是所有的被裁的劳动者都能找到工作，如果劳动者失业了，可以向政府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以度过难关。

在金融危机下，政府一再强调企业不裁员、不减薪，甚至发起千万企业不裁员倡议活动，为什么？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政府不仅要促进经济发展，还要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如有大量劳动者被裁员，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势必增加政府负担，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当然不希望企业裁员，增加自己的负担。

企业、投资者、劳动者、政府在经济性裁员中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企业寻求的生存与发展，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投资者寻求的是投资利益的最大化，劳动者要保住饭碗，政府要寻求社会稳定，解决失业，于是政府希望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企业要生存与发展，又必须裁员，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不应但过分限制企业裁员，应在各方利益中寻求一个平衡，只有企业得到发展，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果企业不能生存下去，都破产倒闭了，那么劳动者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

三、企业裁员与社会责任

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政府及社会各界号召企业不要裁员，要负起社会责任来，似乎企业只要裁员就是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应予以道德上的谴责，我们认为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误解。企业与政府都有各自的责任，在我国现阶段企业本职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如何确保生存与发展，这是企业最大的责任。如果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甚至倒闭了其社会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之外，还应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和跨国巨型公司的出现相关。在我国现阶段广大中小企业连生存都无法解决，甚至连基本的法律都没法遵守，在这种情况下谈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否过于时尚。我们认为在现阶段企业的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创造利润的最大化。也许有人说照你这么说，企业就可以完全凭自己的好恶随便解雇员工，这当然不是。企业解雇员工当然要遵守劳动法，但这不是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不能在企业法律责任都不能完全遵守的情况下奢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有人说企业裁员造成员工失业就是企业没有承担社会责任，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企业裁员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即可。如果劳动者失业，他应有权领取失业救济金，劳动者在失业的情况下应能得到社会的保障，这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大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忽视甚至忘记政府的责任。我们更不能把政府的责任推给企业，政府收了税，收了社会保险费，就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企业作为商事主体，其主要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为股东创造利益，而不是社会责任。企业向政府缴纳了税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他就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失业问题应由政府解决，政府不能用限制裁员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四、我国现行经济性裁员的规定及其评价

2008年1月1日我国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对企业经济性裁员作了规定，根据该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进行经济性裁员的实质条件为：

1.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

2.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3.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决人员的；

4.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裁员的程序性要件为：

1.人数二十人以上或者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

2.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3.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

4.裁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5.支付经济补偿金。

裁员中必须优先留用的人员为：

1.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人员；

2.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人员；

3.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抚养的老人或未成年人的人员。

禁止裁减的人员为：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人在诊断或医学观察期间的；

2.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因公负伤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3.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5.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从以上对我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的分析归纳，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性裁员的实质性条件比较狭隘，程序性条件比较复杂，禁止裁减老弱病残人员，优先留用的也是就业能力相对比较的弱的人。裁员程序的复杂过多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把不该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义务也由用人单位来承担，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更强化了裁员的条件，使裁员更加不容易。

我们认为企业裁员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应对能力，裁减的人员应是能力相对弱的人员，而我国《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将老弱病残留在企业，这与企业裁员的目的背道而驰。试想：一个老弱病残占员工大多数的企业如何能应对金融危机，如何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企业的老弱病残人员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这是政府的责任。在裁员中将企业的老弱病残人员留给企业是政府推卸责任的方法，不利于企业摆脱困境。

当然裁员应注意公平性，对于企业利用裁员恶意解雇劳动者或者对劳动者进行打击报复，那么应对用人单位进行惩罚，对劳动者进行保护，而我国《劳动合同法》对这方面恰恰没有规定，在以后的修订中应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