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共6篇）

篇1：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安徽省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对策建议

赵守飞

武先骐

武廷会

一、安徽省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不足。

在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治理、秸秆禁烧等工作中，很少看到农民群众自愿参与的身影。乡村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甚至抱怨、有时还捣乱的现象比较突出。不少村民过于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集体、公众和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成为“无公德的个人”。

二是，能够有效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乡村公共精神和公共文化建设水平较低。

基层党委政府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力度不足，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没有得到有效发扬传播并发挥作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道德的传播宣传过于流于表面和形式，没有有效让农民群众入脑入心见行动，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素养、家国情怀、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比较缺乏。

三是，村规民约“大体检”工作不实，多数村庄的村规民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不少县区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没有真正重视村规民约“大体检”工作，多数村庄没有真正发动村民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完善，村规民约没有真正落地实施。村庄的“无规矩”感突出，村规民约没有真正发挥其引领村民“向美向善向上”、约束村民“恶言恶行无德”的作用，导致“村庄的好人吃亏、好人有怨气，坏人恶人占便宜”的现象凸显。

四是，上级半数以上“下压工作”没有实质性意义，乡村干部负担过重、压力较大、职业疲惫感较高，乡村治理成效难以持续。

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超强导致包办式治理、检查式治理和刚性问责式治理现象突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协商式治理和柔性情感式治理不足。调研中，不少乡村干部表示有60%的上级“下压工作”实质性意义不大，绝大多数乡村干部表示至少50%的“下压工作”没有实质意义，但是乡村干部的这些真实感受和真实话语没有得到切实重视。过于繁重的“下压工作”和“属地管理”使“五加二、白加黑”成为乡村干部的工作常态，乡村干部正常合理的休息时间难以保障，绝大多数乡村干部呼唤能够保障他们法定休息时间和合理家庭生活时间。由此导致，乡村干部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难以承担，职业疲惫感较高，对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较低，乡村治理已经取得成效难以持续。

五是，村党组织可支配资源严重缺乏，村庄党群关系不够紧密。

调研发现，不少村庄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力，大多数村庄数字乡村建设刚刚起步，不少行政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挥作用不大，大多数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没有建立，大量上级公共资源由上级相关部门直接下发给村民或者直接由市场主体承接运作，村党组织可支配的物质、精神和信息资源严重缺乏，村党组织和农民之间物质、精神和信息联结载体缺乏、联结机制不畅、联结关系疏离，村党组织缺乏引领群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有效抓手。村党组织和村民之间表面上处于一种看似美好和谐的“相安无事””状态之中，但是两者之间很少发生实质性互动关系，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号召力不足，党的群众基础不够牢固，村庄党群关系不够紧密。

二、提升安徽省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制度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县区与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乡镇与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和行政村与自然村（村民小组）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形成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制度体系。

由此，县区党委政府可以实现推进乡村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协商式治理和柔性情感式治理，消除自上而下的包办式治理，消减检查式治理和刚性问责式治理带来的消极作用，增加县区和乡镇党委政府的刚性问责式治理与柔性情感式治理的协同效应，增强检查式治理把握大局、铆钉目标、以上促下的积极作用。

二是，县区和乡镇层面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内容，推动村规民约有效实施”相关制度。

行政村层面建立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分制”并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此推动各行政村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并有效落地实施，让乡村治理“有规矩”可依，让“好人好事有好报”，让“恶人恶行受惩戒”，让“无公德的个人”变成“有公德的公民”。

三是，建立健全强大村党组织可支配资源相关制度，加强村党组织和村民之间的物质、精神和信息联结，加强村庄党的群众基础，密切村庄党群关系。

为此需要建立把更多的上级下发公共资源以村党组织为主渠道进行分发制度，建立健全大力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建立大力支持建立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制度，建立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制度。

四是，建立“党建+三项清单制度”。

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协商民主方式由村庄协商组织把“村庄问题和村民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单”协商梳理出来，然后由基层党组织根据“三项清单”组织开展工作，以此促进村民的组织化参与，推进党意和民意的联结，推动基层行政管理和村庄自治的有些联动，推进村庄问题和村民合理需求的解决，推进村民全面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助推村民过上美化幸福的生活。

五是，建立推动培育和发展“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相关制度。

通过这些制度，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培育和发展一大批能够协助村两委推动乡村振兴的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一致强大农村专业社工队伍，大力提升乡村治理专业化水平。

（二）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组织体系

一是，建立县区党委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之间的协商联动组织，可以称之为“县区善治工作领导小组”，可以由县委领导，由县人大和县政协牵头，由组织、民政、农业农村、政法、文明办等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参与，由其推动县区和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工作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联动工作。

二是，建立乡镇党委政府和行政村之间的协商联动组织，可以称之为“乡镇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其推动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工作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联动工作。

三是，建立健全行政村内可以协助两委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协助治理类村庄社会组织和农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

行政村层面重点加强社区协商工作委员会和新乡贤理事会建设，有效作实行政村妇联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大力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自然村（村民小组）层面加强自然村（村民小组）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建设，留守妇女较多的自然村可以推动自然村妇女代表会建设。另外，可以根据村庄实际需要建立自然村红白理事会和道德评议委员会。

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村庄外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乡镇社工站和村社工服务中心）。

（三）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平台体系

一是，加强行政村层面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使其成为整个行政村的新时代文明理论、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场所、新时代文明成果（行政村优秀人物事迹榜、文明家庭光荣榜、星级文明户等）的展示展览场所，使其成为指导各个自然村（村民小组）新时代文明实际点建设的枢纽平台，成为村民代表和党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发展和公共事业建设的协商议事平台，成为村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和读书读报学习场所。

二是，加强自然村（村民小组）层面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

在自然村（村民小组）建立“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使其成为自然村新时代文明理论、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场所、新时代文明成果的展示展览场所，成为自然村村民和党员的协商议事场所，成为自然村村民读报聊天、棋牌娱乐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三是，加强网络空间虚拟平台建设。

在行政村层面需要加强村庄公众号、党员微信群或者QQ群、新乡贤微信群或者QQ等网络虚拟平台建设。在自然村（村民小组）村民需要加强微信群或者QQ群建设。

（四）加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行动，大力推动实施乡村治理相关项目。

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行动，关键在于通过行动解决村庄问题，满足村民合理需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村民全面自由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然村（村民小组）村民村民的党员和村民协同的协商议事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组织党员和村民把自然村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自然村已有和可以整合的资源、自然村可以完成的项目和需要行政村或者上级政府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自然村利用自己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二是，行政村党员和村民协同的协商议事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会议、村协商委员会把行政村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行政村已有和可以整合的资源、行政村可以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政府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行政村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村两委和村协商委员会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行政村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三是，乡镇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动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把县级党委政府下发的工作任务、行政村层面面临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乡镇和村庄的资源、乡镇可以自己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乡镇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乡镇党委政府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乡镇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四是，县区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动县区和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把省市党委政府下发的工作任务、乡镇层面面临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县区和乡镇的资源、县区可以自己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县区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县区党委政府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县区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五是，加强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有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激励行动。

需要建设村庄“美德义行光荣榜”，将村内好人好事、各项评选、表彰活动的优胜者登榜，永久留存。需要建立乡村治理志愿者积分激励制度，量化个人贡献，并给予一定的精神激励和物质表彰。

作者：赵守飞，安徽财经大学中国乡村（小岗）振兴研究院院长。武先骐和武廷会皆是安徽财经大学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是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安徽城乡基层治理创新与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研究”（项目编号：GXXT-2019-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篇2：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随着四川省推广“中江经验”全面规范完善村规民约取得良好成效，“如何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新课题。1月27日，当代基层民主促进中心、中国社区发展协会、乡镇论坛杂志社围绕这一主题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有关负责人，与来自四川省民政厅和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中江县、安岳县、旺苍县、米易县的代表进行了深入对话与探讨。村规民约的精神内涵

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长叶雪梅说，村规民约是村民共同利益的表达，是一种社会契约，熔法律、道德、礼仪等要素于一炉，既反映传统，又体现了现行法律、法规的精神，既能与宏观的国家政策相适应，又体现了村落的特点，是一种传统与现实、宏观与微观、普遍与特殊巧妙结合的社会控制规范，其社会控制力具有不可替代性。

村（居）民自治作为中国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探索出来的具有独创性的直接民主的实践形式，其实现过程需要以“村（居）民—公民”的转变为依托，需要以村（居）民特别是村（社区）干部具有权利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契约精神为前提，而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制度设计正是要培养这种公民自治精神。

以往的村规民约常常只是一种禁止性规范，意在全面规定村民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因为缺少村民本身的参与，往往流于形式。当下适应改革新形势、全面推动基层治理发展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除了以道德舆论约束村（居）民行为外，还应当能够激发村（居）民扬善抑恶、存真去假、爱美憎丑的上进心。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内容和形式也需要不断完善，现代民主、平等、法治的精神要素必须不断纳入其中。【采访实录】

“1.主持人负责宣布开会制度和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2.发言前要举手，别人发言勿打断；3.尽可能对着主持人说话，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直接面对面发言；4.讨论问题不能跑题，主持人应打断跑题发言者；5.不能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在成都市锦江区水井坊街道较场坝社区东苑小区，不大的会议室里，记者看到了墙上挂的这个小区议事规则会议五条，感慨其简洁明确又实际实用。据了解，成都市已实现了社区“院落自治”全覆盖，并推动居民公约向院落延伸，在院落这个最接近私属空间的公共空间里强化公共意识培育，塑造公共生活范式，进而促进居民参与、实现居民自治。

“不乱停放车辆，不乱晾晒衣被，小区内禁止饲养鸡鸭等家禽，收看电视或放音乐时将音量调整适当……”2014年9月19日，经居民大会举手表决，德阳市旌阳区旌阳街道陕西馆社区居民公约正式出炉。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在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过程中，不仅社区居民充分参与，社区监督委员会也将居民公约修订完善的全过程纳入监督范围，先后修改了五稿，并以居委会的名义把居民公约草案提交社区法律顾问审核修订后才由居民大会进行表决。整个过程，充分体现出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

“软法规制”的特殊功效

乡村治理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进，这其中既包括宪法法律等“硬法规制”，也包括自治规范等“软法规制”。承包土地怎么调，村内道路怎么修，环境卫生怎么管，红白喜事怎么办，这些都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是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缺少明确规定或不便于规定的具体事项。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村民事先制定出处理公共事务的程序和规则，即“村规”，同时，还需要用好“民约”来引导、约束村民的行为。

中江县民政局局长刘礼说，村规民约作为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准法”的自治规范，是全体村民共同意志的载体，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具有教育、引导和约束、惩戒作用，对促进村民自治具有重要意义。德阳市民政局副局长黄伟认为，规范完善和重新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也是群众自我意识提高、执行力增强的过程，“我制定，我签字，我承诺，我执行”，不但解决了农村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道路建设、公益事业等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而且使邻里纠纷、干群矛盾大幅减少，形成文明和谐、友爱诚信、互帮互助、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提高了村庄的治理水平。【采访实录】

中江县富兴镇富强村几年前还是个被村民戏称为“民不富、村不强”的贫困村，2012年，随着新村建设的开展，村民们陆续搬入了聚居点的新居，居住条件变好了，道路设施齐全了，村民更希望将这样的好环境维持下去，让生活富裕起来。富强村村规民约的制定也就是在新村建设过程中对村民强烈诉求的一个回应。当记者在富强村采访时，在休闲广场上打乒乓球的孩子们欢快的笑声，刚刚摆完“坝坝宴”的村民们满足的笑脸，似乎无不在告诉记者，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委会主任陈加禄介绍说，富强村的13条村规民约，每一条都是全体村民参与制定的。比如最后一条“不提倡大规模养殖，搞好绿色产业化发展，保护好生态环境。”可能一些人并不理解，因为很多地方是提倡养殖大户示范带动村民致富，但是在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不少村民都提出，那些养猪场养鸡场隔大老远都觉得很臭，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村规民约里加上了这一条，现在村里采取的都是适度规模养殖，村民们都可以通过养殖来赚钱，禽畜的粪便转化去作为种植业的肥料，实现了良性循环。简单明了的“地方语言”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突出特点，是对解决村（居）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标语式的口号，法律法规的重复说明，有关政策的解读，各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和目标，这样的条款不仅和群众不亲近，让村民感觉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实施效果。

旺苍县民政局局长何永继说，要提高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内容的通俗性，让群众好记、易懂、能执行。例如嘉川镇石桥村将村规民约归纳为只有120字的“十要十不要”和100字的“七字诀”。普济镇普子岭社区将市民公约简化成“三字经”和“十不准”，读起来朗朗上口。安岳县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荣红艳则强调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要讲好“地方话”，既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村规民约，引导形成良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又鼓励解决各村、各社区的实际问题。【采访实录】

“守土有责，不能非法占地，不要毁林开荒”，“科学种植，不能乱喷农药，不要乱烧秸秆”。这些既贴近村民实际生活又简单明了的语言，方便了村民理解，又便于村民记忆，对村规民约的深入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广汉市和兴镇华严村，记者与和兴镇当地的几名村干部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座谈，印象最深的环节是每名村干部用一个事例，说明他们村是如何利用村规民约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难题。有的说，驻村企业与村民之间经常闹矛盾甚至打架，村规民约规定了调解矛盾的程序，约束了村民的言行，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有的说，村里秸秆燃烧是个大问题，村规民约制定后，大家自觉遵守不再燃烧秸秆了；有的说，村里有的晚辈虐待老人，村规民约强调要尊重关心照顾老人，虐待老人者不仅让全村人唾弃，也会在村里的福利分配上受到影响，促进了农村社会风气好转。可见，每个村的实际情况不同，村规民约的针对性也不同，讲好“地方话”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仍需破解的执行难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严禁出现罚没收款、收费事项和惩治措施，那么，对于违反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村（居）民如何惩治和约束成为修订过程的一个难点。如果对村（居）民没有任何约束力，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就只能是泛泛而谈。执行不到位，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绵阳市民政局副局长刘春涛认为，针对执行难的问题，除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中明确提出违约责任，如批评教育、赔礼道歉、违约责任通报、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取消享受或者暂缓享受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和优惠待遇等外，还应建立和完善执行的组织协调机制，在村（居）委会的领导下由村民代表组成执行机构，对违约责任人执行违约处罚，对村规民约执行得好的给予表扬，并张榜公布，以强化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执行力。

米易县民政局朱光华局长介绍说，为推动村规民约的贯彻执行，米易县大力开展了星级农户评选活动，满九星为星级评选的最高荣誉，县委、县政府每年安排300余万元奖励六星及以上农户，并通过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对星级农户进行表彰和激励，如信贷部门对九星农户免除小额贷款担保和抵押，劳动部门优先提供进城务工就业岗位和免费技能培训，民政部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将星级农户的子女纳入慈善助学范围等，让村民享受到自觉践行村规民约带来的实惠。【采访实录】

在江油市大康镇星火村，记者看到他们对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是这样规定的：

一、批评教育；

二、赔礼道歉；

三、写出书面检讨；

四、违约行为公示或通报；

五、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除此之外，他们还规定，“村委会要及时与毗邻村委会相互通报村规民约，并及时告知本村村民要遵守毗邻村的村规民约。村民发生跨界纠纷时，村委会要及时与毗邻村委会进行联合调处。”当地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村规民约讨论修改的过程，也是村民对村规民约接受的过程，哪个村讨论得越激烈，哪个村的村规民约实施效果就越好，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就越少。义新乡茅庵村村民龙幕涛因为媳妇打骂老人，被村里取消2014年参加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评选资格和奖励项目时，当众表态：“没得话说，村规民约是我举手投了赞成票的，认罚。”

篇3：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一、宗族法管制

一般意义上, 宗族是始发于我国原始社会并在封建社会得到蓬勃发展, 且以父系血缘为存在依据的自治性人群聚合体。宗族法则是在该聚合体内产生且发生效率的法律体系。归纳起来, 该法律体系具有如下特征:其一, 以宗族为发生和适用环境, 超出了这个空间, 其就只能处于束手无策之状;其二, 内容细致繁杂。可以说, 宗族法规通常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职业的选择、婚姻的缔结、纲常伦理的遵守及信仰娱乐的选择无不被包括在其中。其三, 以自身力量及国家力量为其强制实施的保证, 即除了依靠本族所设立的监督、审判机构以外, 宗族法还竭力寻求官府的支持, 以保证其权威性。也恰是这种在宗族单位内产生、运行, 且得到国家支持与认可的民间法律,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乡村治理过程中, 从各个向度维持着乡村正常的生活秩序。具体说来, 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形成并保护族内成员的等级秩序。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作为传统社会的基层细胞组织, 宗族体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大气候的影响。结果, 即使在以血缘为联系依据的宗族组织内, 人们也有不同的等级和地位。然而, 等级制度作为一种人为的设计, 并不会天然地存在下去。要保证其运行, 外在力量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国封建社会的宗族法设置了为数不少的条款来维护族内等级秩序。

2. 规范族员的婚姻关系。

婚姻在人类的繁衍过程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和观察现实我们可以发现, 有序的婚姻行为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混乱的婚姻关系则可能引发诸多的矛盾与纠纷, 并最终威胁社会的稳定与存续。因此,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规范婚姻关系都是统治者义不容辞的任务。那么, 我国古代社会是如何规范人们的婚姻行为的呢?笔者以为, 宗族法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对此,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如《项里钱氏宗谱》就规定到:族人有同姓为婚, 或娶同姓蘸妇者, 本房应从速禁阻;倘有倔强不尊, 则应报告族懂, 予以重办”。

3. 限制宗族财产的处置与分配行为。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多子多福的社会。因此, 一般情况下, 绝大多数的家庭皆有若干后代。而这些后代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内。当他们步入成年并建立家庭之时, 分裂成更小的支系便成为了其不可回避的现实。此时, 宗族财产的继承与分配也理所当然地摆在了宗族成员的面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族法普遍设置和安排了宗族财产处理方面的规定。如山东费县赵氏家谱《家规》就明文规定:“凡本族不肖子孙私自砍伐祖坟林木者, 逐出本族, 死后不得入祖坟, 并送交官府法办”[1]312。

4. 调处族轻微刑事案件。

除了国家法对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处置以外, 情节较轻的犯罪行为主要由宗族法加以规范。对此, 是有相关明证资料的。如魏氏《宗式》“禁赌博”条就规定:“族内子弟参与赌博者, 责三十板;引诱教唆者同罚;父兄参与赌博者, 每赌一夜罚银二两, 入祠修理;再犯呈官”。

二、村落习惯法调节

村落习惯法, 是指同一聚居村落的人们在从事农林牧副渔生产和生活过程中, 经过长年累月的重复和逐渐公认, 固定下来并为其世代信仰和遵从的那些群体性习惯、规矩的总和。在我国,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此法皆存在, 且在乡村的治理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价值。那么, 在我国的古代社会, 其究竟是如何规范乡村秩序的呢?对此,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证。

1. 道德教化方面。

道德教化是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内核。村落习惯法作为古代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亦不可避免地带有此种特征。对此, 是有相关证据的。如北宋神宗熙宁九年, 陕西蓝田吕大临、吕大防自发就制定了吕氏乡约。该乡约有四:一为德业相劝, 即希望约中之人, 居家时能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 在外时能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童仆;二为过失相规, 即如有犯过, 则请约正以义理教诲之。不听教诲者, 则劝其自动退出;三为礼俗相交;四为患难相恤, 即凡有水灾、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之家, 可以告诉约正, 约正则邀集约中之人, 互相救济。邻里之间, 如有患难之事, 虽非约中之人, 乡约中亦规定予以救济。[2]224

2. 处罚一般性犯罪方面。

阶级的存在使诸如偷盗、抢劫、赌博等轻微犯罪行为在我国古代民风淳朴的乡村成为了一种正常现象。这严重危害着乡村地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成为乡村动荡的根源之一。因此, 要维护良好的乡村秩序, 就必须对这类犯罪行为进行防范与处理。那么, 从法律的角度讲, 我国古代社会究竟如何对之进行处理呢?笔者以为, 除了宗族法的调处以外, 村落习惯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 有资料可以证明。如台湾的村落习惯法就有庄中“如有持顽藉端, 强抢耕牛等物, 即与贼同论。若系本庄串通各庄匪徒, 发觉后, 加倍议处”[3]149等诸多规定。

3. 保护农业生产方面。

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的国家, 一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形态, 村落成员更是以土地作为生存的基础, 乃至全部生活的核心。这种社会和经济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村落习惯法中。实质上, 只要我们细心地去总结, 便不难找到证明的材料。如, 作为村落习惯法之一的《禁田禾》就规定到:“特会乡众, 歃血立盟, 尽行禁止。凡居民人等, 务宜体谅遵守, 各家俱要严固栏匣, 毋得仍蹈前弊。同盟之人, 逐一轮次, 早晚巡察。不拘何人田地, 若遇牛马、鸡鹅等畜践食禾苗, 即时拿获, 会众赔偿。倘有恃强不服者, 必鸣于官府;阿纵不举者, 连坐以同罪。使物不滋害, 人得安生, 钱粮有所出办, 举家有所依靠矣。特禁”[4]。有些村落还专门设立青苗会, 以保护农业生产。如, 据《中国民事习惯大全》记载:“青苗会 (规则有拘束一般乡人之力) , 农民于禾稼将成之时, 营预防人畜之损害, 而成一种会约, 村镇各户, 咸遵守而弗违焉”[5]19。此外, 有些村落还有渔业生产的一些习惯法。

4. 开展互助活动方面。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国家控制功能膨胀, 社会服务功能萎缩的社会。那时的统治者们关心得更多的是如何维护阶级统治秩序, 至于服务百姓则不是他们的治国重点。所以, 当有些弱势群体需要救助的时候, 国家的职能往往是空缺的。在这种情势下, 弱势群体的自我救助便显得极为重要。贫困乡民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 他们也极为自然地选择了自我帮助这条路。对此, 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记载和习惯中找到依据。如, 山东《商河县志》就记载有一种丧事互助的形式“中人窭” (窭, 贫而简陋的意思) 姓, 平时剧钱为会, 有丧之家, 轮流分用。白衣素冠, 持幡前导者, 号曰‘丧社’, 其社条之严, 凛如法官。或谓之‘随会’, 有‘纸杆旗幡会’, 有‘礼宾会’, 有‘拜棚布幕会。其念经礼忏, 名曰‘作斋’, 亲友夜集, 名曰‘伴坐’, 又曰‘坐棚’。”

三、国家法威慑

国家法指由特定国家机构指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在社会的治理中, 其有重要的价值。早在春秋时期, 管子就用“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圣君之实用也”、“不法法, 则事无常, 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则民之父母也”等话语来强调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管子·论法》) 。在实践中, 思想家的这些法治思想演变为成了实在的法律。回顾历史, 我们便可发现, 我国古代社会的历代王朝基本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法律体系, 用以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 乡民也必然受到国家法的制约。对此, 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文献记载中找到依据。如光绪休宁《葆和堂冠婚丧祭及扫墓差遣各仆条例》就规定:“朝廷号令甚严, 于斗牌、打架、赌博、盗窃四事, 法在必究, 更觉凛然。尔等小心安分, 庶可以保身家。设有犯此四事者, 鸣官究治理。”[6]131另湖北麻城宣统年间的《鲍氏宗谱》则干脆指出:“兄亡收嫂, 弟亡收弟媳者, 免祀, 送官治罪。”[7]601

从上述记载中,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法律对乡村进行控制的行为, 即所谓的“鸣官”、“送官治罪”是存在的。但需注意的是, 正如学者所言, “古代中国人为了寻求指导和认可, 通常是求助于这种法律之外的团体和程序, 而不是求助于正式的司法制度本身”[8]3,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国家法律对乡村的干涉、介入现象并不常见。若村民们发生一般性纠纷, 通常他们也不直接寻求国家法律来解决, 而是首先求教于宗族等传统性社会力量。只有当族内的权威人物和机构不能处理, 或其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时候, 才会选择“鸣官”。所以, 同宗族法和村落习惯法相比, 国家法更多的是一种威慑作用。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社会。意味着统治者们若要维持统治秩序, 就必须采取适宜的措施对乡村进行治理。否则统治便不可能长久。本文以为从法律控制的角度看, 其乃宗族法、村落习惯法及国家法共同管控的过程。

关键词：法律控制,古代社会,乡村治理,政治艺术

参考文献

[1]孙盛运.清代家谱汇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2]和田清.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M].汲古书院.1939

[3]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4[]明]熊寅畿编:《尺牍双鱼》

[5]施沛生.中国民事习惯大会.[M].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6]孙盛运.清代家谱汇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7]吴强华.家谱[M].重庆出版社, 2006.

篇4：构建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组织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下，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确保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文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举措，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核心。党组织在农村基层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我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任何时候不能改变。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核心作用不能削弱。为此，文件从组织覆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二是健全基层民主制度，这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基础。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涉及转变乡镇机构职能、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功能等方面，文件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创新农村基层管理服务，这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途径。文件要求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扩大小城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覆盖等、加强“三留守”关爱和服务、健全农村治安防控体系等，意图在于给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让农民享有更加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还对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等方面作出了部署。

在文件“改善乡村治理机制”这一部分，引人注目的一条政策是：“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地方，可以开展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1987年国家公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我国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完善。但在新形势下，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种情况是：近几年，根据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的新形势，一些开展了农村社区建设试点，有的打破了原有村民自治单位的范围，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平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农村基层治理单元如何调整，基层群众民主自治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建设农村社区，要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因此，这次文件提出在一些农村社区试点单位，可开展以农村社区为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主要是指那些打破原有自治范围的农村社区，要组成相应的村民自治组织，保障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实行。

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单位范围很大、人口较多、居住分散，一个自治单位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村民小组，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自然村。这些年加大了对农村基本服务覆盖力度，但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设施一般都在村委会所在地，其他村民就很不方便。同时，现在许多地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这样就形成村民自治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的状态，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因此，近几年，一些地方选择村民较多、具备自治基础的村民小组，开展建立村民委员会的试验，目的在于探索实现土地所有权、村民自治权的统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下沉。在充分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可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就是说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村民小组，依照法律组建村民委员会。

文件出台这项政策，是中央依据各地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的具体体现，也是允许、鼓励基层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具体体现，意图在于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农民群众的民主自治权利。需要明确的是，这项举措是试点政策，要通过一段时间和一定范围的试验，为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积累经验。各地情况不同，无论是在农村社区、还是在自然村设立村民委员会，都不能一哄而上，必须按照统一部署，依照一定程序，稳妥有序地进行试点工作。

篇5：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记者就此专访了省委讲师团主任郑昌华教授。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昌华：总目标揭示的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明确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提出的目标，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由此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总目标与分目标、总体布局的体系与一个方面的体制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记者：以前我们更多地讲社会管理，现在提出社会治理，二者有什么区别？

郑昌华：治理同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而治理则既包括各方面的科学管理，也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内涵。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相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更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宣传教育手段的作用。

从讲社会管理到提出社会治理，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方面是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总目标相呼应，另一方面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说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了一个新飞跃。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形势，以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

郑昌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首先，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基于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实行重大变革，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决定》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使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坚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制保障转变；要坚持综合治理，使治理手段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坚持源头治理，使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

其次，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这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现在我国已经有50多万个社会组织，单从数

量上看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人均数量在世界上还算很少的，而且一些社会组织质量不高，很多仍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在社会建设方面，要真正做到“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必须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本末倒置，而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这就要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

核心提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

专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发展，关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也关系到另一个很重要问题，即维稳。如何有序地培育与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同时，又不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就此，我们专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红云。

《21世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您曾研究过公共预算中的公民制度化参与，您如何看待预算改革？

周红云：公共预算改革很重要，它是一种基础性改革。财政与公共预算，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的问题，让普通公众合理、有序地参与到预算改革中来，是理所当然的，更有助于改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公共预算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让民众参与进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大在公共预算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使公共预算更加透明化、科学化。

《21世纪》：《决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您如何看？

周红云：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此次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此前说的更多是社会管理，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也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就是一场政府改革，主要表现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及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

须知，政府与社会，如同鸟的两翼，缺一不可，社会不断发展与成熟，对于实现良好的治理

很重要。治理，而不是单纯的管理，说明了一种协同精神，各地也不断在社会治理方式方面进行探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案例。

比如杭州政府的治理改革可归纳为“复合治理”实践，即由“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民主促民生”、“开放式决策”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改革举措构成。杭州市积极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但不是简单地把政府职能外包出去的做法，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种资源，促进特色行业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展文化社会事业，提升城市发展层次，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在不断培育和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自治能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从而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21世纪》：《决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您如何看？

周红云：这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另一方面，即一方面政府在不断下放各种审批事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试图不断厘清政府与社会边界，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需要发展出各种中间组织来承接政府下放的这些权力并提供相应公共服务。政府的意图是很好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一些社会组织仍发育不足、成长不足，即使政府投入资金，交给他们项目，但是他们的能力依然有限。一些社会组织仍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自身专业化发展定位不清晰，政府项目具体是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利于社会组织长远的专业化发展。

《21世纪》：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您怎么看？

周红云：这涉及到维稳问题。稳定，应是个动态平衡问题。应用制度化方式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与诉求。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不断多元化，完善各种制度应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方法。不仅让老百姓有表达诉求的渠道，而且政府要以协商、协同治理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此外，在一些决策过程中，可考虑让普通民众有效、有序地参与进来，只要有适度的参与，普通民众对决策的结果支持度就会增加。这就是协同治理、化解矛盾的思路。

各种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民众间很好的缓冲带，尽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让他们尽快成熟起来，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政府首先应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成长和发育，致力于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和水平。因此，政府培育强大的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正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职能。另一方面，社会自治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并不排斥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公共管理，而且在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存在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管理必定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当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区别于政府其他管理职能，它更侧重于对公民社会自身无法自我管理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且必须以公民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为前提和基础。

《21世纪》：未来，促进民间组织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周红云：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需要一个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目前，我们还并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母法，仅有一些条例，这方面需完善，立法需及时跟上。此外，税法应怎样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也需明确化。总之，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到一个制度与法律的环境中来，不仅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政府与社会建立良性关系的应有之义。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概念的理论创新（2）

2013-12-24 14:07 来源： 深圳特区报 作者： 汪斌锋 鲍宗豪 字号：

提 要

十八大报告涉及关于我国社会现实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回顾这一年，学界围绕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新型城镇化、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社会学等热点问题，从不同视角和面向展开深度研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成果，从而彰显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追求。

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乏力

社会结构和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众多学者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内在分层机制展开研究，以期揭示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从而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一是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底层社会向上流动乏力。钱兆成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王伟宜通过对7所重点大学学生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公平逐渐丧失成为社会流动之忧。

二是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一方面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刘志伟根据全国性面板数据对城市房价与劳动力流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择业流动，同时高房价还剥夺青年人的梦想，使其不得不生活在还房贷的高压力之下；另一方面高房价使得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有为青年——大学生及农民工群体无法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阻碍了地区间人口流动。

三是流动性缺失导致“社会病”流行。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拥堵。郭强、王芳等人的研究表明，大量底层社会群体有向上流动的需要而现实中流动渠道狭窄，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然导致社会拥堵。第二，阶层固化。马西恒等人提出阶层固化，意图强调处在上层的社会和处在下层的社会同时出现流动乏力的情况。

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成为2013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从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城镇空间规划、功能设置、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研究，还是城市产业布局、就业机会的研究，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首要位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田莉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土地出让，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房价飙升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及忽视“人的城镇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

第二，“城市病”研究。我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人口急剧过度聚集、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对“城市病”的关注使得大量研究人员加大对城市空间规划、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市制度设置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第三，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研究。2013年同济大学科学发展研究所与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成立的新城镇化中镇模式研究小组对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进行了深度阐释，“中镇模式”汲取了大城市高效、小城镇快速的优点，克服了大城市过载、小城市浪费的缺点。从以上总结来看，2013年城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人的城镇化，旨在用文明发展来增进人的幸福和幸福感，从而形成人口宜居、生态美好、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

社会建设：价值、结构、制度与关系

近几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一直是社会学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从2013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双管齐下，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价值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进行了多个层次的研究。

一是社会价值建设。学界认为，社会价值建设旨在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学界也试图构建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的公民身份认同。

二是社会结构建设。学界主要从社会结构化的角度展开，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单独二胎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等与之相关联的诸多问题。有区别地判定社会结构现状并试图预测社会发展的可能，从而通过对当前社会改革调整入手，通过制度设置来规避社会风险，塑造结构合理的社会发展态势。

三是社会民生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社会民生制度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其中，社会保障机制、社会福利体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公共卫生建设和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等众多领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底层民众利益保障的制度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建设取向，一方面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最基本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断提升我国制度化建设水平。

四是社会关系建设。学界认为，社会关系建设在于重建社会信任，尤其是现代法制的建立健全和传统道德观念中信任文化的挖掘。同时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培养社会组织能力，通过“社会人”和“共同体”培育来抵消“经济人”的冷漠。

社会治理：从管理到治理体现全面创新

从理论来看，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密不可分，2013年“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在京挂牌成立也充分说明其中的渊源；从实践来看，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培育社会参与自身建设的制度与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提高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从2013年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新形势下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第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市场的地位，也表明政府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市场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共治，它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第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通过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单位的主动性、能动性，发挥社会自身的调解、净化作用。通过法治手段、社会规则和市场秩序来规范和协调社会利益群体，使其正常发展。

第三，网络社会治理。2013年以微博等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又一焦点，当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这三者互动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社会治理是有限政府视域下的延伸。

生态社会学： 由环境危机引发的热议

生态社会学的崛起与其说是生态环境进入社会学视野，还不如说是社会学回归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态社会学跨学科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的反思富有启发意义。

一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生态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经济增长的反思。生态社会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制，通过将生态代价计算入经济增长的成本，转移经济收益用于生态补偿，从而修复已经受损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模式转型，例如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等等。

二是对社会发展目的的反思。生态社会学在社会哲学层面进一步反思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对传统社会发展的目的进行质疑，试图重新厘清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既要人类发展，同时又不对人类未来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方式成为难题，或许当前科技能起到调节矛盾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有多大，还有待证实。

篇6：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村庄治理

熊易寒

社会学者张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变更，张三通过上访或选举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旧，依然是通过个人关系运作公共事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现代的公共规则，导致公共服务原则付诸阙如。

张静的这一论断曾经让我深深地为乡村社会的前途担忧：村庄治理如何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跃迁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当前的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因为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说公共规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公共规则应该如何建立？是诉诸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还是依靠国家的“送法下乡”？

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Tsai)的《中国乡村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另一本书则是国内青年学者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本专著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或突破了张静关于“公共规则缺失”的论述。

蔡晓莉提出了一个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条件下，是什么机制促使中国乡村的公共机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下，村内的公路、学校、卫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设施主要依靠村委会筹资修建，各个村庄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差异甚大。最初蔡晓莉猜想，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集体财产多寡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经验观察很快令她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同样贫穷的两个邻村，一个村的道路宽敞洁净，而另一个村的马路则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样是财力相当的两个村庄，一个村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而另一个村除了有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连条像样的村道都没有。由此可见，“不差钱”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此外，在这些村庄，公共机构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异，都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基本雷同，蔡晓莉的调查显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在深入细致的质性研究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蔡晓莉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所谓的连带团体，主要包括宗族组织、社区协会、寺庙和教堂。蔡晓莉指出：即便没有民主或科层式的责任机制，只要当地官员属于某个希望他们提供公共物品的连带团体，他们便很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这些连带团体可以构成非正式的责任机制(Informal Accountability)，促使官员对民众负责。咋一看，这并不新鲜，完全是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路径，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合作与结社可以培育公民美德和共同体，提高政治参与度，进而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但是，蔡晓莉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资本对政府绩效和公共品供给都有正面影响。

只有同时具备两种结构特征的连带团体能够在功能上替代正式的责任机制：首先，连带团体必须具有包容性，即对当地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其次，连带团体必须是嵌入性的，它的成员要包括当地官员。当满足这两个前提时，村庄的治理边界就会与社会边界重合。村庄就超越了行政区划的意义，不仅仅是行政版图上的一个小圆点，而是由共享某种传统、信念或利益的人组成的社群。当村庄内部存在这类组织时，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更多地为村民谋福利，因为他们与村民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血脉、信仰或者利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责任和义务。村干部或许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地方性知识来“忽悠”基层政府，摆脱正式制度的约束；但如果有连带团体的存在，他们就必须给自己的族人或其他团体成员一个交代，否则他们在社群中将丧失道德地位，这就构成了一种非正式激励机制，促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向连带团体履行集体责任，村干部可以在集团成员中获得社会声望和道德地位。对于村干部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执行难以执行的国家政策，譬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如果不履行集体责任则意味着道德地位的丧失，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团体活动之外，甚至遭到连带团体的抵制，日后便难以在村里开展工作。

蔡晓莉用三种类型的连带团体来说明她的理论：其一，村庙。小型村庙为人们提供烧香、宗教仪式、节日演出的场所，有时还组织体育竞赛和旅游。当某寺庙委员会要求村干部修缮学校或公路时，村干部会很快回应。作为回报，寺庙委员会将宣传村委会的好名声。当村委会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寺庙委员会协助村干部与农民协商解决。寺庙委员会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可以对村委会提供公共物品施加积极影响。其二，乡村教堂。政府允许基督教教堂存在，但严格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加入。因而，乡村教堂不具有嵌入性，不能促进村委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

其三、宗族或者说血缘集团。这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连带团体。当一个宗族把村里每个人包括在内，宗族的功能就与村庙类似。但如果宗族不覆盖全村，村民就被分成几个派系。嵌入某个宗族的村干部也可能组织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可能只对他所属的宗族有利，全村却受益不多，这种情况往往会加剧村内的宗派斗争，不利于村民福祉的改善。

蔡晓莉的这个理论非常富有启发性，打破了我们对于公与私的传统认识。按照张静等学者的理解，宗族、家族、村庙等组织本质上是台湾学者林毓生所说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如行会、帮会、寺庙等）是以家庭式结构组成的，具有很强的“私”的性格，大多由血缘亲疏来决定的，以家庭为本位，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私性社会”，不利于形成一套普遍性的政治游戏规则，无法突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转化成“公民社会”的现代组织。张静的设想与之相近，主张以公共规则取代公私混合的结构。

然而，蔡晓莉的研究表明：公共性就蕴含在“私性”之中。当行政村的边界与宗族、宗教的社会边界重合，“私性原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公共规则”的功能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就有了保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例：去年年底，我祖母病危，按照乡俗，不能在城里去世，而必须回到乡下的祖屋里咽气，否则不吉利。但祖屋已经被我叔父租给了外乡的一个老太太。于是家里人找房客商量，是不是可以“借用”祖屋送终和办丧事，虽然这会给房客带来很大的不便，但对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作为回报，我祖母丧事期间，房客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跟我们一起用餐。到了出殡的前一天，“上人情”（付礼金）的时候，这位老太太还是坚持要上一百元的“人情”，众人怎么劝都不肯罢休，只好收下。事后，我们私底下以红包的方式将礼金返还给她的孙女，她才没有推辞。

这个故事可能是城市社会的逻辑无法理解的：首先，按照房屋租赁关系，这位老太太完全可以拒绝房东的“无理”要求，因为她已经支付了租金，我们不可以“染指”她对房屋的使用权；其次，这位老太太非常贫困，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她独自带着孙女租住在我家的祖屋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坯房，破旧不堪，家徒四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完全没有必要给非亲非故的房东“上人情”。

但是，乡村社会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乡村社会的产权关系、群己权界是相对模糊的，人们不习惯跟熟人算得太清楚，如果算得过于清楚，那就表示：我不打算跟你来往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相互持股”，你中有你，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我们对彼此就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乡村社会，礼物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旦你退出礼物的循环，你就不再是游戏的参与者了，互不相欠，也就隔断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农村，丧事是集体的事情，几乎全村的老少都会参与其中，或帮忙，或出工（有低于市场价的报酬），最低限度也会出一份礼钱，吃一两顿饭。而在城市，丧事完全是一件私事，殡仪馆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私密空间，一个社会成员去世了，甚至不会惊动他的邻居。

乡村社会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社会则是人造的、规划出来的。后者是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在那里产权清晰，几乎一切公共物品都依赖正式组织来提供：在小区，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小区之外，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位。乡村社会没有那么多正式组织，也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支持，不少公共物品都是由非正式组织来提供的，以私性的逻辑运作出公共的产品。

简言之，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强的人情性质，群己权界不那么泾渭分明，公与私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向外看，是私，向内看，则是公。公私的界限是模糊的、权宜的、非正式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私”完全可能服务于公共性的目标。公共性的建立不必以抑制私性为前提，正相反，对私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成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有层次的，有“大公”（国家），也有“小公”（各类社群或集体），“小公”构成了“大公”与“小私”的中间地带，可以发挥缓冲和纽带的作用，促成公与私的重合。

但是，公与私的重合，毕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正好有一个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的连带团体；更糟糕的是，正如蔡晓莉意识到的，过度依赖非正式制度可能会给将来建立正式制度造成困难。那么，如何处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力图解决的问题。刘伟的逻辑起点与张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农民并非缺乏“公心”，也不乏集体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农民常常为一些公共议题而集合起来，形成各色各样的群体性活动，只不过，这些群体性活动往往“只开花，不结果”，他用“没有产出的政治”来描述这样一种结构性困境：围绕各种类型的利益，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迅速展开，但由于国家（主要是基层政权）对此缺乏回应，加之活动过程中精英/信任的缺乏（实质上是权威的缺乏），导致群体性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用政治系统的理论话语来说，就是只有政治输入（通过群体性活动进行利益表达），却没有政治产出（形成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或决议）。

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刘伟认为：国家仅仅在村落安排一定的现代制度并不能自然带来有效的治理，更为重要的，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机制将现代制度嵌入村落并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这似乎又回到了张静的问题。刘伟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两味药：

一是国家的合理、适度介入。在他看来，涉及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客观上需要与国家的有效衔接，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难以达成，除了市场化和家庭经营带来的利益分化、纠纷增多之外，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对村落的介入方式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化干预；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国家“不在场”的情况。国家时而“越位”，时而“缺位”。这样不仅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也侵蚀了村落社会所剩无几的自主性。因此，国家需要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积极回应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和政治诉求。一方面让自生秩序在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调整其介入范围和介入方式，帮助村落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与自生秩序相衔接，共同生成村落中的治理结构。

二是乡村精英与社会信任。在刘伟看来，“没有产出的政治”，其根源还在于村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刘伟的研究虽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但却极力避免这一研究范式的结构主义之弊，没有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而是把当代中国农村放置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当今村落共同体的部分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县城和乡镇购房置业，这样不仅导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村民的博弈链条，降低了彼此之间对于未来长期合作可能性的预期。博弈论早已证明：长期的重复博弈有利于人们选择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则可能诱发欺诈与不合作。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或可能离开村庄，村民之间的合作也变得越发不可能。那么，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再造精英和重塑信任呢？刘伟指出，国家应该让渡部分发展空间，或是供给相应的资源，帮助农村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并展开相应的群体性活动。结合蔡晓莉的“连带团体”理论，我们在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时，应当使其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一方面要向全体村民开放，但必须是志愿性的，不得使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不妨将乡村干部吸纳到顾问、理事会或监事会中来，但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由乡村干部直接领导或控制。如果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连带团体的功能，那么，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将有可能大为改观。

由是观之，蔡晓莉之所谓社会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重合，其实也就是刘伟所说的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而刘伟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若能取代村庙和血缘集团成为连带团体的主流，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也有助于张静所谓公共规则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或有差异，但最终的理论关怀和现实指向却是高度一致的。

参考文献：

（《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刘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版；Lily L.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张静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