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摘要：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脉络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逻辑主线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根本方法是坚持实践第一，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篇1：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

摘 要：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其根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会促使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同时也会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山西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煤炭对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逐步固化形成了“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是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山西的唯一选择。因此，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 路径选择

资源型经济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和发展基础的经济形态。资源型经济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增强创新能力，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大，分布区域广，煤炭种类全，探明保有储量2695亿吨，占全国总量的近1/5。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占全国1/60的国土面积上生产煤炭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随着煤炭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山西逐步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成为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内经济增长回归“新常态”，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变化，煤炭需求的持续低迷对山西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煤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凸显，“一煤独大”利尽失、弊尽显。革弊兴利，转型发展，别无选择，势在必行。

一、对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的理论认识

（一）资源型经济的表现及解释

资源型经济是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开发为主导，主要国民生产部门依据核心资源进行布局，并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产业链条的经济体系。在资源型经济体系中，资源型产业是资源型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在资本积累、产业开发、劳动就业、贸易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产业都依附于资源型产业发展，或为其提供服务；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型产品的开发，资源型产品是当地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资源型地区具有先天的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对资源的规模化强力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优势产业。资源型产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将区域内各种优势资源统统汇集到这一部门。而其他产业部门因为缺少必要的生产要素难以正常发育和生长。这也是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资源型经济普遍存在，无论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似乎都难以逃脱“资源诅咒”。在发展之初，资源型地区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建立起比较优势，但很多国家却由于对优势资源和产业的过度依赖陷入优势陷阱，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资源型经济问题，表现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波动，甚至引发了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冲突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各个资源型地区存在着很多差异，然而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们仍有很多根本性的共同点，突出表现为“高地”经济现象、“飞地”经济现象、外部不经济、经济脆弱性和波动性等问题。

（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的过程，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体制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资源开发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初始动力，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便需要新的动力因素进行替代和升级。依据经济要素的递进理论，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动力必然会不断地从资源、劳动力向资本、技术，再向管理和知识的方向演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从“资源开发——资源繁荣——资源收益”的路径依赖中解脱出来，引导资源财富向工业资本转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和痛苦的，但却是资源型地区走出优势陷阱的唯一选择。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转型发展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由依靠增加资源消耗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是结构调整，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着力点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转型发展就是要打破“因资源而兴、因资源而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开采、初步加工向资源深度开发、深度加工转变，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二、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点及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煤、焦、冶、电”四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产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左右。多年来生产要素持续向资源部门的集中，导致山西经济发展对资源部门的依赖性持续增强。具体表现在：要素层面，劳动力和资本不断向资源部门集中，山西对资源部门的依赖程度，除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全国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外，整体处于持续上升趋势。事实上，近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也三起三落，几乎每10年一个轮回。煤价攀升，经济高涨；煤价回落，经济走低。繁荣与衰退，往往就在刹那间完成了交接与更替，煤炭与山西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征，本文分别选择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弹性、煤炭生产弹性等指标，对山西资源型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数据更为直观的解读煤炭与山西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煤炭消耗强度

煤炭消耗强度是衡量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主要指标，是指單位地区生产总值需要消费的煤炭数量。计算方法为：

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量（吨）/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煤炭消耗强度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又反映煤炭的利用效率。煤炭消耗强度越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同时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反之，煤炭消耗强度越高，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低。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耗强度越低越好。

山西省与全国2000年以来的煤炭消耗强度如表1所示，其中，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均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山西煤炭消耗强度呈逐年递减态势。从纵向来看：山西煤炭消费强度最高为2000年的7.73吨/万元，最低为2014年的2.51吨/万元，最高与最低值相差5.07吨/万元。从与全国对比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

由表2可知，2014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95吨/万元。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极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

1.从全国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天津、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江苏、重庆、广西、湖北、江西14个地区的煤炭消耗强度最低，都小于0.5吨/万元，其中北京最低仅为0.08吨/万元。内蒙、山西省和宁夏是全国仅有的煤炭消耗强度大于2吨/万元的三个地区。山西的煤炭消耗强度与北京市相差2.87吨/万元。宁夏煤炭消耗强度大于3吨/万元，煤炭消费依赖强度最大。

2.从中部六省情况看，江西、湖南、湖北的煤炭消耗强度均在0.5吨/万元以下，河南、安徽分别为0.69吨/万元和0.76吨/万元，均低于1.0吨/万元，山西在中部六省当中，是煤炭消耗强度最大的省份。

3.从山西省周边邻省情况看，陕西、河北两省的煤消耗强度分别为1.01吨/万元和1.04吨/万元；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高达2.95吨/万元，分别比陕西和河北高出1.94吨/万元和1.91吨/万元。内蒙古的煤炭消耗强度为2.05吨/万元，超过2吨/万元，低于山西0.9吨/万元。

（二）煤炭消费弹性

煤炭消费弹性是指经济增长1%时煤炭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比，反映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高，煤炭利用效率越低；煤炭消费弹性越小，则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低、煤炭利用效率越高。当煤炭消费弹性出现负数时，表明经济增长对煤炭的需求降低，也即依赖性减弱。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等许多负面效应。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费弹性越小越好。

从表3可以看出，除1981、1983、1990、1992、1997、1999、2010和2014年这8年外，山西省的煤炭消费弹性均为正数，说明山西省的经济每增长1%，煤炭消费增长率一般呈同向变化趋势，并且有16年都在0.5%以上。山西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趋势如图2所示。

（三）煤炭生产弹性

与煤炭消费弹性类似，煤炭生产弹性是指经济每增长1%时煤炭产量增长的百分比。

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煤炭生产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生产弹性反映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能源技术水平，也放映经济增长对煤炭供应的要求和依赖性。由于煤炭是可耗竭资源，因此，从长期看，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越小越好。

从表4可以看出，除1997—1999年、2009和2014年这5年煤炭生产弹性为负数外，其它年份均为正数，并且有21年都在0.5以上，说明山西经济增长每增长1%时，煤炭生产增长率一般同方向变化，且大于0.5%。

图3更好地反映了山西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的走势。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在1979年为1.1，1981年一跃达到11.86，1982年之后趋于平稳，在[-2，2]之间小幅震动。可见，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较高，其中有10年大于1.0，为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体上，从静态来看，2012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85吨/万元。2014年，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下降到了2.51，但还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55；煤炭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长期维持在0.5%以上。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较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其经济兴衰与煤炭资源紧密相连。煤炭兴则山西兴，煤炭衰则山西衰，因此，山西的经济转型重在资源型经济特别是煤炭产业的转型。

从动态来看，山西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煤炭消耗强度经过2000年以前的波动变化之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与全国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振幅也在渐趋平稳。虽然煤炭在山西经济发展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其对煤炭的依赖正在逐渐减小。长期以来山西省在资源型经济转型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转型伴随着改革历程一步步向前推进，改革也随着转型一步步深化，转型发展成效显现。但是，轉型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资源型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新常态”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利器，也是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诅咒”，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久和谐安定的必然选择。当前，山西必须积极应对新常态，通过可持续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民营经济、自主创新和金融创新、开发人力资本等，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煤与非煤产业协调发展。山西转型发展，煤炭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煤炭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将取决于煤炭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低碳型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抓住市场倒逼的历史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大任务，优化资源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坚定实施煤炭革命，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效整合资源，加快改革创新管理体制，积极转变生产和销售观念，努力开发并推广煤炭相关技术创新，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再重组战略，组建能源综合管理部门，深化煤炭市场改革等。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外部机遇，加快山西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壮大。大力培育发展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产业等。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煤炭企业是煤炭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国有煤炭企业改革。深化国有煤炭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以优良的政务环境护航企业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规划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煤炭企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企业法人治理水平，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山西经济长期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的孱弱。要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推动全领域、全产业链向民间资本开放。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模式。坚持公平公正的服务理念，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面梳理落实已有政策，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开展“送政策进民企”活动，加大面向民营企业的政策解读和宣传。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五大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发展。因此，山西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也必然走创新发展之路。努力通过创新驱动，破解“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契机，创新发展顶层设计。规划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加大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形成科技攻关合力。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通过科技创新激发出资源型经济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转型发展。

四是加大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是推动山西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队伍建设，有侧重点的增加教育投资，依托当地高校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积极争取国家人才计划支持，为引进人才提供所需要的研发条件、项目资金和生活保障。充分利用多种渠道，鼓励各类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通过搭建平台，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晋创新创业。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科研人才及团队双向流动机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的保障机制，奖励制度等。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资源定式造成产业定式，产业定式造成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体制机制定式。长期以来，山西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了资源依赖模式下的制度体系。转型发展的巨大潜能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当前，山西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央一再指出，要重视建章立制，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种好的制度的建立能及时传递信心和正能量，更能让执行者有据可依。因此，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必须从法律层面加快建章立制的步伐，通过完善的制度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工作考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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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邢利民.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内在增长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11-04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韩芸，硕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产业经济。王云，博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

（责编：郑钊）

作者：韩芸 王云

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篇2：

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基本脉络

摘要：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脉络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逻辑主线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根本方法是坚持实践第一，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经济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0。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进程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或模式，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正在挑战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Chaohui Hong)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中国近30年经济和社会的超常发展，已经导致某些西方主流理论不断被证伪。他用学术界对20世纪美国迅速崛起的研究类比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指出：当20世纪的美国快速崛起时，许多学者提出了著名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特殊的发展条件使美国走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常态发展的道路，而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获得成功时，所有不符合美国国情的传统理论和世界潮流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洪朝辉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有可能像当年“美国例外论”一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2004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提出著名的“北京共识”试图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追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道路可以定义为：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错，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强调发展的渐进性和累积性。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世界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F·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预测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七大战略意外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可能引发的一个战略意外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奇迹”的关注和解释，表明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及其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也引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因而，理论创新不仅来源于创造“中国奇迹”的实践活动，也对“中国奇迹”的产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和概括，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脉络、经验和原则，其中发展共识的形成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和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是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主题、逻辑主线和方法论。

二、发展问题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主题

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

改革开放之前，贫困、落后和封闭是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而当时的理论界关注的却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阶级斗争。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无视中国贫困和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却从本本或抽象的原则出发，讨论和论证计划经济的优势所在和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1978年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开始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发展经济，增强和提高综合国力，是顺应时代发展和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唯一出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是决定中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以此为起点，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以经济发展为主题，不断突破有关中国经济现实和发展的一系列教条主义思想和理论观点，开始了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艰难历程。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三个方面的论述：第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第二，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第三，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而应当与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角度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方向。

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对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从苏联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提出“新经济政策”发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总结出三点重要结论：一是社会主义是多样性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可能不完全一样；二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和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利用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苏联不同，中国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以出现曲折，最重要的教训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或主题。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这个主题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明确把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这个阶段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着经济发展，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要求。

正是从发展这个主题出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属性的认识，才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和发展理论的提出，则是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和发展需要什么样体制和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从3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看，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主题从未动摇过，已经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或共同信念。每当改革和发展遇到新的问题和挫折时，我们总是旗帜鲜明地重申这个主题，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主题的具体表达。

通过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主题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的演进过程，它涉及到诸如资源、要素、技术和知识积累、制度结构和组织等多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是打破均衡，实现经济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经济发展不是为了消灭矛盾，而是创造使矛盾能够在一定的新的条件下统一和发展的条件。在某些条件下，某一矛盾的激化就会产生特定的现实经济问题，例如，“三农”问题、“经济过热”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以这些实际问题为中心，通过实践创新解决问题，对其中经验的总结和分析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富来源。

三、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围绕的中心是中国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前一个问题主要解决发展的方向性，后两个问题则是回答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经过实践的探索，中国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探索和总结，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逻辑主线。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最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萌芽到创立和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仅仅包括了它的创立、形成和发展阶段。对它的完整研究，还应包括对重要思想萌芽的历史追溯和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向延展，其中的主体，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形成发展阶段。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萌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苏联模式及其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1956年到1959年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速度与比例等问题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萌芽，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贯穿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践活动，包括探索、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2年期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轨迹，可以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文件中清晰看到。1978年的第三季度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再次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确立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机制。1990年底，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从理论上冲破了多年来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思想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的争论和研究主要围绕着“计划与市场”以及姓“资”和姓“社”展开的，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和进展。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效果、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农村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经济改革的整体思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

1992年到2003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创立阶段。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大大推进了一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创立和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就：(1)确立了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2)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其主体进行了深入的开拓性研究，形成了许多理论假设和规律性的认识。例如，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等。(3)广泛地学习、研究、比较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试图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具体研究领域。为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全面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流派，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进程，并运用这些理论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例如，通过引进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开创了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和借鉴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和内容，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

但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倾

向。其中的主要表现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原则出发，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文本主义倾向。

2003年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入完善和发展阶段。其标志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思路和措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纲领性文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约束、对外技术依赖和自主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逐渐显现。社会上出现了对效率优先原则、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方向的质疑，亟需做出科学的解答。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合”等十个方面的结合，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新的发展阶段所遇到的新的困难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方向是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思想，成为今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的研究课题。

2003年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新的发展阶段，科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历史经验，系统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义和基本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深刻认识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2)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思想，强调自主创新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更深刻把握。(3)针对新的发展阶段的问题和特征，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本质属性，分配原则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问题，并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随着新的发展阶段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创新，这一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例如，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三农”和新农村建立、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等重大问题陆续被提出，以这些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实践创新，将为理论创新提供新的来源，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内容。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成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市场体系理论、改革和经济转型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理论等内容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回答了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或具体国情出发，中国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破除两种教条主义

总结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经验，我们发现：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则和保证。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

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经院哲学式的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从抽象的原则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强调从概念到概念推演式的理论研究。因为这种方法脱离实际，往往从本本出发，形式重于内容，被称为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另一种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理论，并根据实践来检验理论。后一种研究方法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实践第一，理论来源于实践，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方法。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大特征之一，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这一认识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和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商品货币关系将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产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替代。在列宁早期的理论著作中，也明确地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所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计划和市场经济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来，例如，1906年列宁就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经典论述，苏联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同样也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才能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截然对立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之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对中国市场趋向经济改革开出的药方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和再私有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坚持实践第一科学方法论的结果。透过前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立和发展过程的描述，我们总结出实践第一科学研究方法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在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第二，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简单的教义，它提供的是指导思想而不是现成的教条，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论。绝不能把马克思在某个阶段的具体论断作为研究的抽象原则去裁剪事实。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联系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第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优秀研究成果。第四，尊重前人，尤其是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绝不应当忽视他们的研究，不能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先驱者及其他们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同样彪炳史册。

在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是破除两种教条主义的结果。“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种是迷信、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创立和发展中，我们吸收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必须明确的是，西方经济学存在着非科学因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强调，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五、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经济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一直是几代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为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提供了机遇，几代经济学工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探索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应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科学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积极挖掘前人的创造性思想和观点，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根据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实践经验，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过程中，应当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的市场配置，更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发展程度上的区别，更重要地表现在发展的制度结构、发展形式、路径和民族特色等方面。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存在着依赖创新的实践基础。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本源，经济活动实践的不同或差异，必然表现在理论上。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判断和观点。只要经过认真的系统总结和艰苦的理论探索，就会把这些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观点上升为逻辑一致的理论。

其次，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和社会，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成果，而且要把本土化的研究成果传播到世界。因而，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在现实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对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适性，认为世界的经济学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和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出发，强调中国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差异，主张经济学本土化的国际化或国际化中的本土化，坚持研究问题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吸收世界一切经济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主张第二种含义的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其目的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第三，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过程中，我们强调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坚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根本的研究方法却是一元的，即实践第一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市场趋向的，要建立和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丰富的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经验和做法，因而，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有着科学的成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时，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配置机制等方面的科学认识。

建国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经济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构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学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些重要探索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以及国内经济学工作者对经济转型方面的学术探索等等。此外，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尤其是五千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经济发展思想，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创建的思想来源。

在强调思想来源多样性的同时，更要强调研究方法的一元性，即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创建中国经济学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当然，这里强调的研究方法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谈的，而不是指具体的研究方法。

第四，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既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也是意识形态。中国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建立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第五，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以马克思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例，1843年秋，马克思迁居法国巴黎，开始钻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直到1858年5月，马克思才写出了第一部经济学手稿，即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9年，马克思利用这个手稿的有关章节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此后，又先后撰写了第二和第三个经济学手稿。1867年，在这三个手稿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从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到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先后花去了24年时间。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可能需要几代经济学工作者的努力，任何功利主义的思想不仅不能加快反而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进程。

责任编辑：陈文杰

作者：刘 刚 李强志 荣 欣

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篇3：

空间剥夺视角下的乡村贫困研究述评

摘要：由快速城镇化衍生的空间剥夺行为，导致对乡村地域的资源、环境、社会及人口等一系列不公平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引发乡村贫困的重要因素。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作为不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问题，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焦点，然而迄今从空间剥夺视角关注乡村贫困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梳理了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理论发展及思想流派，从区域尺度、个案尺度及研究方法上分析了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影响的研究进展，阐述了空间正义视角下乡村贫困调控的研究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型发展背景下，未来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应关注的重点与方向。

关键词：空间剥夺；乡村贫困；空间正义；城市化；精准扶贫；调控措施

全球化的资本流动（capital flows）与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及其所造成的地区经济差异与城市企业分工是城乡空间流动与变异的根源。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的过程中，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得城乡间产生频繁、密切、多元交互式的空间作用，在空间上形成一体化发展，也必然产生空间的无序、冲突、剥夺等问题。这种空间剥夺行为是指强势区域和群体基于空间位置关系及行政强势手段等，掠夺弱势区域和群体的多种资源与发展权利等，并转嫁各种污染等的一系列不公平和非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乡村区域不仅是城乡空间利益冲突的场所，也是城乡特性产生剥夺与重构的竞技场。由城市化引起的城市对乡村空间的剥夺，带来乡村土地被破坏、乡村资源被剥夺、贫困人口增多、公共设施配套不足等乡村贫困现象，使得乡村地域贫困加剧。作为地理学、社会学及城乡规划学的热点问题，区域贫困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乡村贫困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与战略要求。在当前建设“城乡统筹”“美丽乡村”的大背景下，开展国内外空间剥夺视角下的乡村贫困影响研究，可为指导城乡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1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理论发展

贫困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客观现象，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国外关于贫困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提出了“资源缺乏贫困论”、“机会剥夺贫困论”、“空间贫困陷阱”、“可行能力贫困”及“人文贫困”等，并从经济、机会、文化、能力、权利等角度对“贫困”进行了深入研究，贫困的概念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从基本的物质贫困扩展到由于社会空间剥夺所导致的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知识贫困等的综合体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资本积累的时间加速和空间地域的缩小，使得城市资本生产与再生产呈现出以横向扩张与纵向积累为主的空间蔓延状态，造成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剥夺、农田占用、土地过度开发、贫困人口增多等各种与乡村贫困相关的负面效应。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不仅经济上陷入更加严重的贫困状况，也在各类软硬件设施的获取（住房、教育、服务设施等）与社会活动的参与等多方面处于不利境地，剥夺及其相关问题成为更加广泛检测各类社会经济问题及其贫困空间分布的研究框架。西方社会地理学界引入剥夺的概念与理论，实则是进行相对贫困的度量。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现象进行探讨，其中社会学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源的剥夺现象及其程度测算，而地理学则从空间公正的角度分析了空间剥夺问题。地理学者认为，空间发展的差异性不公正与贫困剥夺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有对应关系。因此，贫困剥夺理念被社会地理学提出，重点应用于区域社会资源与社区资源等方面的空间剥夺及其空间公正问题。

纵观贫困与空间剥夺的理论研究，一是悲观主义的论调，即以“贫困陷阱（povertytrap）”为主导的思想，认为空间贫困集中是由于具体区位特征或过高迁移成本，贫困持久存在的状态，并且会导致贫困剥夺的累积循环效应。继之“贫困城市化（poverty urbanization）”视点提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会引起经济下滑、社会问题严重、环境恶化及贫困加剧等各种问题，导致不可持续发展。二是相对乐观的论调，强调技术手段进步以及相关的政策调整实现了当前与未来、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以及不同群体的利益权衡（trade-off），使扶贫开发与空间良性发展成为必要与可能。

2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的影响机理研究

从研究层面上看，空间剥夺与贫困的影响机理研究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到中观的区域层面再到微观的社区、家庭、个体层面都有涉及。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影响的过程格局按地理尺度可划分为区域尺度和个案尺度，不同尺度关注的重点有所差异，前者主要关注空间剥夺所导致的乡村贫困的过程与规律，后者则关注空间剥夺所引发的乡村贫困的空间差异性及公正性程度。

2.1区域尺度上：认为空间剥夺是导致贫困发生的主要因素

在具体的空间剥夺与贫困影响上，更多的是从宏观或中观层面研究“面上”贫困特征，如从国家层面研究贫困的区域问题及其内在机制，或者从省域层面研究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贫困发生的空间规律和提出扶贫发展措施，更进一步则是以县域为基本图斑单元，分析贫困区域的空间特征及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措施。从国家层面上，不同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及引起的空间剥夺特征差异显著，使得引发的相对贫困率有很大不同，为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总体而言，位于亚洲、南美洲等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其中，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城市扩张及空间剥夺問题最为显著。Mehta以印度为例，采用区域分析法和历史边缘群体分析法，认为长期贫困的严重程度与多维剥夺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空间贫困差异问题为全球城乡发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证地域，引起了广泛关注。Liu以可持续生计为分析框架，对中国乡村地域进行了多维贫困的地理识别，并对识别出的多维贫困结果采取因地制宜的扶贫措施，以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例。在省域及市县域层面上，Najjary和Baud等学者对比分析城市之间的剥夺差异及内在动力机制，并构建剥夺指数，划分空间剥夺类型和进行剥夺的特质分析，以期分析空间剥夺程度与贫困程度的关系及导致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脱贫计划和城市管制措施。学者们普遍认为空间剥夺对贫困具有多维及多变的作用过程，然而不同的城市又呈现不同的空间剥夺时空过程与动态特征，当前的研究主要从相对宏观的层面，采用定量和客观的对比方法，试图探讨空间剥夺导致的贫困过程及作用规律，但关注空间剥夺视角下的乡村贫困问题，尤其是关注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城市化发展所引发的空间剥夺及乡村贫困问题的较为缺乏。

2.2个案尺度上：关注到社区居民点和个人的空间贫困特征并提出了空间扶贫措施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贫困标准趋向多元化，城乡矛盾以及由此形成并不断加重的乡村贫困成为国内外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乡村贫困不再是因政策与制度缺失等带有普遍性因素所造成的“面上”贫困，而是因区域环境、利益主体分化及社会分异等综合差异形成的“点上”贫困。因此，关注个案尺度上乡村社区、家庭及个人的贫困问题，成为研究的主要趋势。Wei等以上海郊区为例，从教育、文化、公园、体育、医疗卫生和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角度评估偏远地带的贫困程度，通过23个农民工社区和25个当地社区的人口普查和问卷调查等，了解居民的满意度信息和使用公共服务的频率，提出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社会进行公共空间的公平配置具有重要意义。Vijaya和Lahoti等人提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多维贫困测算忽略了家庭内部不同性别的资源分配差异，因此以印度卡纳塔克邦为例，建立了个人层面的多维贫困测算，认为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分析可以作为家庭贫困测算的有益补充。Du等以家庭面板数据和村移民网络为主导，分析了中国贫困区域的两类家庭数据，以检测是否穷人容易迁移及是否迁移有利于改善贫穷，认为家庭禀赋与居民迁移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提出移民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人均收入，但对整体的贫穷影响有限。李贺颖等在城市群离散度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模型，对研究区288个行政村进行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结果显示可通过系统整治规划农村居民点，并通过增设经济中心等方式，改善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巩固扶贫开发成效。上述研究关注到乡村贫困的微观差异、个体分化和社会空间分异等问题，提出了微观层面上的空间扶贫措施，但是缺乏从情感关怀、机会剥夺和个人感知等角度分析乡村社区居民点及个人的空间贫困差异性。

2.3研究方法上：注重多学科交叉与多种方法的应用

乡村贫困的程度测算及贫困区域的有效瞄准和识别是新时期乡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乡村贫困的维度和程度测算方面，传统研究在技术、理念等方面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传统研究建立在空间分异的基础上，缺乏从城乡互动的角度进行相关研究。在对乡村贫困的测度上，国外学者以GIS技术和地理学中的数理统计为基础，率先提出了双界线法、量图分析法、投入产出法等多种测度方法，构建单维或多维指标体系，进行乡村贫困的定量化分析，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但这些方法大多适用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在国内大面积推广具有一定难度。国内学者如杨国涛等、王艳慧及曾永明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GIS与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自然致贫指数、社会致贫指数和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进行贫困区域瞄准，提出扶贫措施。刘小鹏等使用平衡面板数据估计贫困脆弱性，并对影响脆弱性的因素进行检验，探索空间贫困格局的形成机理。上述研究尝试从定量角度进行乡村贫困的多维测算并提出了区域瞄准的方法，但是缺乏从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角度关注空间剥夺视角下乡村贫困的程度测算及乡村贫困感知差异等。

综合而言，学者们围绕区域贫困剥夺的存在性、空间剥夺对区域贫困的形成作用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及贫困区域的瞄准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从宏观空间到微观层面都验证了区域贫困与空间剥夺具有相关性，但对剥夺所导致的乡村贫困程度和引起的乡村地域贫困空间分异特征缺乏关注。

3空间正义视角下的乡村贫困调控研究

从认知论和发生机制来看，乡村贫困的空间剥夺背后是社会资源竞争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主体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形态生产力推动下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城市对农村的空间剥夺、城市中“社会排斥”以及弱势群体空间权利被剥夺等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不公正现象日益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空间正义”已成为城乡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主要包括空间价值正义、空间生产正义和空间分配正义等三个理论层面。有关空间正义的探讨，最早有社会规划师布莱迪·戴维从“领域正义”的概念提出领域单元应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行划分，使得规划能满足领域正义和空间公平。城市学派创始人亨利·列菲弗尔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问题，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被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和消费空间的社会需求所驱动，提出在空间的生产和生活中注重维护不同群体公平占有、利用空间进行生产、生活的权利。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对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展开了详细探讨，并赋予了空间正义在反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积极意义（图1）。有关空间正义与贫困的研究，国内学者王兴中等从理论层面系统回顾了国外空间剥夺研究的现状及内容，提出空间剥夺原理与区域公正补偿路径，以实现区域社会空间的同步公正发展。张京祥等针对当前中国城市更新问题，指出社会空间正义应该成为引导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同耦合发展的基本原则，以修复因长期强调经济发展、效率优先而累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

针对空间剥夺所产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及贫困问题，学者们期望通过资本空间重构与时空修复来寻求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即以时间为境域，在空间结构中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达到公平发展。从理论构建上，精明增长、精准扶贫、包容性发展等相关理论的提出，是因应城乡空间正义发展的“政治承诺”与“道德诉求”，从时空修复角度进行的空间秩序的调整与控制；从规划措施与政策保障上，分别有“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等，期望通过调节资本空间生产与空间分配领域中的公平空间权益，引导城乡发展走向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

4结论及展望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美丽乡村的建设，乡村扶贫开发及空间公平发展将在中国城乡建设中承担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务之急将是探究如何将空间剥夺所导致的乡村贫困问题内化为空间正义与乡村良性发展协同的政策与实践，这对经受空间剥夺式发展与乡村差异性贫困困扰的当今中国尤为迫切与重要。尽管中国在扶贫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贫困乡村区域面广，贫困人口基数较大。在当前“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并存的中国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乡村地域的空间格局、经济形态及社会关系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学者们虽然也认识到乡村贫困的相关问题并从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相对来说，缺乏从空间剥夺角度进行乡村贫困的相关研究，尤其是“空间贫困陷阱”和“人文贫困’’等理念的提出，更强调贫困是对人类基本权利和发展能力的剥夺。未来亟需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包括：

（1）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影响的测度及作用机制。即从地理视角分析空间剥夺的存在与发展，系统评价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的影响。因此，结合中国国情，从不同尺度与不同区域深入分析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的影响机理及贫困空间的地理识别与分布，从收入、就业、教育、住房及服务设施等方面构建多维指标体系，重点分析在制度变迁及经济转型背景下空间剥夺的存在性及动态变化特征，并从时空维度上揭示空间剥夺变化对乡村贫困的影响规律、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重合性及导致的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异格局。

（2）空间正义与乡村扶贫开发的互动模式及空间效应。从人本、平等公正思潮的理念出发，重点关注调控内容与调控尺度，特别针对如何加强空间发展、乡村扶贫及本地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出政策建议，重视不同区域的政策适用性。从中、宏观尺度上提出不同地域类型应结合不同的环境特征，制定不同的扶贫模式。从微观尺度上，落实到乡村贫困社区瞄准、空间资源的公平配置、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及居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构建空间公正发展的规划途径及不同区域的空间公正补偿路径。

（3）空间正义视角下典型乡村社区精准扶贫模式提炼。基于空间正义与乡村扶贫开发的互动机制，深入开展微观尺度上乡村社区扶贫开发模式的研究是指导乡村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因此，选择不同区位、不同类别下的乡村社区及家庭，以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为基础，以行为主义感知认知角度揭示微观乡村社区资源、乡村个人发展机会及情感剥夺的空间差异。基于个人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空间特征，从主观认知层面进一步分析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空间模式及其形成机制，提出符合本地发展目标的调控模式，促进乡村扶贫的精准发展，实现社会公平與空间正义。

作者：范建红　魏成　谢涤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