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本文从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关系出发，分析以往研究的一些缺憾；进而从新发展观的视野考察我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并对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及其学理价值、科研特征与应用前景进行初步的探讨和阐释。强调加强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篇1：

学科生态网络中的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成长机理

【摘要】学科生态网络通过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两种方式为教育经济学提供生长养分。基于资源获取的学科生态位调整及基于知识弥合的学科协同创新为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新的逻辑。其中，智力资源的获取通过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为教育经济学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理论资源的获取通过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方法资源的获取通过强化教育学方法的实际应用，正视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而知识弥合分别以知识共享作为基础及知识创新作为保障来有效促进教育经济学在学科生态网络中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

【关键词】学科生态网络;资源获取;知识弥合;教育经济学

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缘起与发展

（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缘起：知识综合演化的产物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脱胎于经济学，它的诞生得益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手段的日益进步，其以经济学理论（如人力资本理论）为学科发展基础，是介于经济学、教育学、数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教育经济学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我国从西方和前苏联引进这一学科已有30余载。30多年来，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学术研究、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成果丰硕。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育投资的有效利用及其经济收益。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的“生产性”、教育的经济效益、教育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在推动我国教育政策及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与改进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

（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知识鸿沟”弥合的过程

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教育经济学研究都立足于我国实际，选择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紧迫的教育经济与教育财政问题。例如，80年代关于多元化教育融资和公共教育支出占GDP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教育经济学的所有问题。[1]

教育经济学教研团队最初由处于起步阶段的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学者组成，而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个团队。自此，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拓宽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多数研究成果被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经济决策中所采纳，或者为政府、学校、企业甚至家庭的教育决策提供支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2]。

然而，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边界和对象比较模糊。不同的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表述和看法;其次，教育经济学学科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谨科学的逻辑体系，所使用的范畴多数是从经济学科和教育学科移植而来的;最后，教育经济学没有形成严格的逻辑体系，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完整独立的理论基础。

二、学科生态网络：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生长基质

（一）学科生态网络的两个维度：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

学科生态网络即将生态学知识引入学科建设中从而形成的一种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中，高校中的众多学科就类似于生存于大自然的人类，其发展需要遵循一定的生态观，不仅学科与学科之间有着竞合机制，同时单个学科的成长与整个学科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4]。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学科可以通过获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包括学科资源当中的理论资源、方法资源、智力资源等来发展自身学科，也可以将自身学科所具有的特色资源共享给其他学科，以使得自身和其他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共享资源的学科主体们可以从资源的交汇处找到新的知识增长点，也可以通过资源的互通有无实现学科生态位的重新定义。

（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生长基质

基于组织成长机制的学科生态网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学科的成长如同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生物系统中的种群、群落、生态位、生态承载力等也隐喻着学科可以像生物群体一般协同共生[5]。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结构与学科组织之间通过隐喻的种群、生态位等概念进行协商、对话，基于知识类别的课程结构、知识网络等及基于组织结构的学科群落、跨学科平台等为学科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生长基质，如图1所示。

鉴于上述分析，无论从学科个体的发展角度，还是从学科之间的协同共生关系来看，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都需要放置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需要秉持着科学合理的学科生态发展观念。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需要从资源获取知识弥合这两个维度来介入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长机理的研究进程。

三、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成长逻辑

（一）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生态位调整——基于资源获取

生态位（niche）是生态学中的概念，即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它具有空间和功能的多重含义。这就是說，如果某一生物种群的生态位一旦确定，其就只能生活在确定环境条件的范围内，也只能利用特定的资源，甚至只能在适宜时间里在这一环境中出现。因此，生物个体为了发展想要获得更加多样化的资源就必须着手调整自己的生态位，而生态位的调整又基于资源的获取。[1]

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长有赖于各方资源的吸收与获取，生态位的调整是基于生物个体资源的重新获取，这些资源不仅包括以往的基础资源，同时也包括生态位重新调整所必须吸纳的新鲜资源。基于此，教育经济学在学科生态网络生存规则指导下可以做出如下调整：

1、智力资源的获取——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

学科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专业的研究团队，同时团队中的研究者从分散到整合再到专业化的过程也是学科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教育经济学初期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是“半生不熟”的[6]。

面向未来，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不仅要加强学科学术队伍建设，同时还要加强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研究生招生培养质量[7]。一方面，要继续在教学过程中打开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等学科的大门，以优化未来研究团队的多学科结构;另一方面，在培养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强调多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扎根于跨学科研究，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学生军队不断释放出更多的专业学科成长活力。[8]

2、理论资源的获取——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必须严谨、规范，其有助于提高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质量的要求，这不仅体现出了研究者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态度，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和结论令人信服的前提和依据[9]。过去，许多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在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会出现生搬硬套、捉襟见肘的现象，其研究结论难免受到质疑，并被打上“不专业”的标签。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规范化，注重理论应用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

3、方法资源的获取——强化教育学方法的实际应用

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方法应用对其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所有学科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10]。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中与经济学方法具有适宜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受到教育问题特殊性制约的经济问题。就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目的而言，它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充分利用一定的资源，实现教育发展的最优化。而这种最优化的终极目标需要教育学的参与，因此，教育学应加大对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关注力度，以教育学的参与来实现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完善。

（二）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协同创新——基于知识弥合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理论基础及知识体系来源于各个本体学科，交叉学科的性质又决定了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包容性非常强的学科，交叉学科的许多范畴都是将被交叉的学科范畴加以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畴，所以知识体系和基础内容也包含其中。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之间的知识弥合[11]创新是学科长足发展的又一大机制，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它本身就具有了其他单一学科所不具有的包容性和兼并性，通过与不同学科的协同创新、加强学科之间的知识弥合，发展成自己独有的知识体系和学科逻辑体系是现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所必须重视的事情。

1、弥合基础——知识共享

在学科生态网络中，知识共享是进行知识弥合的基础。共享，是具有良性互动的一种分享机制，即互相分享。它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配置机制，同时其内部也存在一种科学关联机制，没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资源动态流动，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时成为分享者和接收者。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共享机制的应用表现为学科群的建设，这个学科群必须秉持着一定的生态平衡观，遵循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表现为群落当中各学科之间的适应和共生以及群落和外部环境的适应。

教育经济学学科本身可以被当作一个小的学科群落，教育学、经济学之间实现知识的互通有无，同时教育学与经济学又可以独自与其他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进行交流，所产出的丰富成果又可以供教育经济学享用，这个过程中教育经济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与特性要展现出来，这种共享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共享的表层，共享的前提是学科作为一个个体具有足够的“资本”去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知识的交流”，因而，教育经济学在进行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应该时刻明确自身应该建立起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科学知识体系，那么这种知识体系的建立又有赖于知识获得以后的创新。

2、弥合保障——知识创新

交叉学科知识弥合的第一步是进行知识的共享，在生态系统中，若个体的成长依附于某一个种群或群落之时，个体也需要向相应的种群和群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的成长绝对不是单向的依附于某一个或两个学科，作为独立学科自身必须拥有具有区别性的学科体系，这就需要进行知识的创新。

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即要从“借有”变成“自有”，在“借”的基础上，根据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进行合理定位，进行知识的重新整合，开展学科性质的“再讨论”，在交叉融合中找到本学科新的知识增长点，实现知识创新并重新调整学科生态位的方向[12]。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交叉学科的“多方位优势”并没有充分体现，更多的像是在教育学的学科边缘增添上了一缕经济学的色彩。由此陷入了用单学科体制“旧瓶”装交叉学科“新酒”的局面。这种现象不仅造成学科归属的混乱，而且导致了教育经济学学科专业的边缘化。教育经济学既不在教育学主流，也不在经济学主流，更不在管理学主流，那么在学科生态网络中，教育经济学具体归属于哪一个群落更是无从定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了教育经济学学科的“资源共享”。

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是一个闭路交流圈，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对知识的弥合产生重要的作用。所以，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在知识弥合部分应该充分的做好在生态网络中的知识共享以及共享以后的知识创新，在此基础上次寻求更加准确的生态位，通过生态位的合理定位，能够进一步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形成相对独立，并且具有区别性和科学性的逻辑体系。

参考文献：

[1]王善迈.加强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J].教育与经济，2004（3）：1-2

[2]武建鑫.学科生态系统：从理论到方法的可能[J].中国高教研究，2020（2）：16-22

[3]武建鑫.学科生态系统：论世界一流学科的生长基质——基于组织生态學的理论建构[J].理论探讨，2018（2）：7-14

[4]夏茂林，彭张力.论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内涵及其研究特质[J].教育经济评论，2017（5）：83-92

[5]李桂荣，苏 泽.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演进历程、逻辑及未来展望[J].高等教育管理，2019（5）：19-25

[6]范先佐，郭清扬.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成就、问题及趋势[J].中国教育科学，2014（1）：49-65

[7]高艳琼，曲绍卫.当前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特征与趋势——基于2007—2011年学术成果之检索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3（20）：245-250

[8]崔玉平.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特点[J].教育与经济，2014（2）：3-8

[9]范先佐.理论和方法：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J].教育经济评论，2018（1）：13-17.

[10]武建鑫. 学科生态系统：核心主张、演化路径与制度保障 ——兼论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机理[J].高校教育管理，2017（5）：23-29

[11]凌健，王晓蓬. 生态学视野下的大学学科组织成长[J].浙江学刊，2008（1）：7-14

[12]闵维方.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就与面临的发展任务[J].教育经济评论，2020（2）：25-30

作者简介：柯忻瑜 1995-陕西安康人，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硕士在读

作者：柯忻瑜

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篇2：

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

本文从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关系出发，分析以往研究的一些缺憾；进而从新发展观的视野考察我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并对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及其学理价值、科研特征与应用前景进行初步的探讨和阐释。强调加强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 民族性 新发展观 民族经济

作者叶坦，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36。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

一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对于中国的民族，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民族经济的差距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相对较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某一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方，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全国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余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和较为集中的区域。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少数民族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3%。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另外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种研究基本都是以“区域”而非“民族”为基点。当然任何民族都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区域内，而我国多民族错综杂居的状况决定了同一区域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当区域经济融聚着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不同民族的状况及其变革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的要素，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必然出现若干问题。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绝、规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不应“一刀切”。所以，经济变量的分析尤其是“新发展观”在诠释民族经济时，要重视民族文化诸要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民族经济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民族地区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虑范围；即使是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对于不同民族的经济进行分别的研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不难看出“区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地区）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经济文化特质与实况，反而在同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区域，会显现相同的民族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样一来，无论从现实区划或经济布局，还是从研究对象或立论基点来看，经济研究包括区域经济研究的体系与理论方法都面临着创新的时代要求。

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还大体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以“区域”为基点，不能凸显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二是由于单纯研究“经济”，而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正是在这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虽然对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却与当地的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落后成为反差共存体。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经济“脱贫”，包括对民族地区不断加大投入，但对于民族经济本身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还注重不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方式。近年来虽也鼓励民间投资，如“光彩工程”或外资引入等（主要针对西部地区而非民族经济本身），但与中国已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之间差距还很大。因此，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中同一民族的经济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

二

笔者曾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进行过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地方，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而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尽管界定“民族经济”是困难的，达到共识更不易，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着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识化迈进。

愚见也受到前人启发。民族经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受到有识之士重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20世纪80时代就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论文。他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他注意到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提示民族地区经济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这就点出了一般区域经济研究的缺憾，推动了民族经济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可惜至今“主流经济学”并未对此更多关注，而是民族学研究者正式提出并在开展民族经济学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并有许多成果问世。1979年9月，施正一先生首次提出创建“民族经济学”分支学科，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奠定了这门新学科的基本框架。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标志着学科的兴起。20多年来，许多学者从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实地调查、开发战略、现代化进程以及WTO与我国民族经济等角度展开探索，若干有分量的成果包括专业教材陆续问世。特别是作为一门跨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民族经济学科培养硕士生180多人，博士生21人，博士后1人，外国留学生10人。专业人才队伍逐步扩大，并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为重点的科研群体。此外，还有学者开展“经济人类学”研究，这也是民族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近年我国已有一些专门研究某一民族经济的著作面世，这也是一种创新探索。

进入21世纪以后，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深度、广度有了较大的提升和拓展，龙远蔚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颇具代表意义。此研究不仅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具有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史前提，而且针对民族经济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现状来看，民族经济研究主要是民族学的拓展，个别为经济学的延伸。以往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经济似乎并未作为独立的门类开展专门性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民族经济逐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针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反贫困、城镇化以及加入WTO之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走向等等问题的研讨，进一步推动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借助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以民族学和经济学交叉为特征的新兴学科——民族经济学，无疑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的特殊价值，这也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经济学”作为正式学科名称被收入许多工具书，但至今学界在学科的名称概念、基础学理、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上还都存在不同认识。经济类工具书有的将其作为经济学分支，而学科的现实归属为“民族学”二级学科，研究者多立足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基础与科研视野。不过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专设类目，说明了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20年多来的发展逐渐成熟。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本质上是属于经济科学的”。那么，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理特性或学科归属怎样更合理？其新兴交叉性学科理论价值到底何在？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有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并认为其主要应研究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比较研究、民族经济政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等。这有其道理，但也还有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首先，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次，它也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学。因为主流经济学中尚无其应有地位，而传统的民族学中也大抵不包括民族经济的独立研究，因而它具有若干创新的学理价值。然而，民族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和民族学的简单“交叉”或“揉和”，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整合、创新与生成；同时这还关涉到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可能更恰当）。这三者主要是前两者构成了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并整合成更高层面的新的学科领域。从经济学研究角度看，“民族经济学”即是以“民族”为特定对象的分支学科，具有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性质，这也正是新世纪学术创新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今作为“显学”的经济学中，有关民族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至多在区域或贫困等研究中有所涉及。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仍以西方为主，而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拓进，同时还是我国文化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仅就经济学而言，国人可能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较大，如张培刚等前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些基础研究应重视，因其具备丰富和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意义。研究中国问题只靠西方理论不够，应注意从研究对象本身提炼出有规律性、理论性的成果，并上升到理论经济学层面。西方理论方法并非不能用，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理论确有若干基础性、普适性价值；但研究非西方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否则就会“方枘圆凿”，忽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特性是行不通的。此外，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民族经济研究还较薄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经济学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分支并很有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学”是几代人投身的学理探究，如王亚南、许涤新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前辈学者等都付出过艰苦的努力。笔者近年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民族经济学无疑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研究。

三

在中国，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因而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民族共同体”包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传承与特殊的经济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等，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特征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到先进民族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为本民族经济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申的“经济文化一体性”。坦率地说，笔者对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关心，即源自最具这种“一体性”或“关联性”的专业——经济思想史的学理特质。

诚然，“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与“文化现代化”或“全球化”相伴而行，也同“本土化”、“民族化”交织互动。在WTO框架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全球化”的牵引，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与传承的需要。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是必须认真研究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短线决定论”所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只看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现代化是不完善的。在全球化大潮中，地区也好、民族也罢必将卷入时代的巨流。如果不使民族区域和区域内的民族两者的经济文化都能适应发展而又保持民族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良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区域经济还会导致新的“非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个性的“同化”，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与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特性之间应当能够走上并存互促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以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脱离了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难有重大的突破。

“新发展观”要求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数字而不顾社会及自然和谐，只讲发展而不谈代价。笔者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两大沉重代价：一是文化价值的失衡，包括道德、情感、观念、习俗等；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当“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之后，文化失衡问题似乎还未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强调“新发展观”，关键应当将上述两大代价限制或降减到最低；而民族经济学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从而具有促进和践履“新发展观”的学理价值，这也就赋予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特殊的时代意义。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西部不仅是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也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西部大开发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个性与特点，不加区别地“开发”很难成功，更难健康发展，这已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所证明。用同一个模式来“开发”不同的民族或区域，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正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一样，也不应忽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这在“全球化”、“一体化”时代尤为重要。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以西部开发为中心，分析了以往发展模式的缺憾，探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三次开发高潮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结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开发问题，并试图通过探寻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以促进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在全球化的今天，西部大开发、民族现代化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还是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都不能仅仅驻足于注重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人类文明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一样，人的需求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与文化需求必然提上日程；而对于精神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同样为民族经济学提供了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 马 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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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　坦

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篇3：

现实制度如何进行人本改造

[摘要]对“人”本的内涵不仅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来把握，而且要积极将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进行制度改造，从而为人本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探索奠定基础。这是常修泽近年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当然，常修泽的研究主要是由现实意识引起的，而且主要是停留在现实应用性层面上：构建成熟的人本主义经济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上升到理论意识。为此，应借鉴儒家学说来深化对“人”本的理解。并由此深化对市场制度内在特性的理解。

[关键词]人本经济学　市场机制　经济学范式　儒学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一般地，人本经济学有两大基本内容：在实践上，要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人本改造；在理论上，要对经济学理论所依赖的人性假设奠定合理的社会基础。显然，这两方面都是对基于物本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和发展。就社会制度的人本改造而言，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强调社会福利尤其是弱势者福利的提高，要使得弱势者的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同向、同比乃至超比发展，社会制度要体现社会正义及其发展；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主要关注社会制度的效率而非正义问题，而社会制度本身是通过社会大众之间的博弈形成的，因而这种效率实际上也就是强势者的效率，为了效率即使牺牲一部分人乃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是合理的。就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而言，人本经济学注重提高人们生活的价值质素，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行合一，努力增进人类社会的交往合理化；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主要关注抽象效用的最大化，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刻意增进科学知识的工具合理化。关于人本经济学的探索，常修泽作了大量的先驱性工作，其主要观点体现在近期被《新华文摘》转载的《中国下一个三十年改革的理论探讨》一文以及《人本体制论》一书中。当然，常修泽在高屋建瓴地把握体制的人本化改造之同时也存在一些论述上的不足，是以本文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二、“人”本关注的基本范畴

就“人”本关注的内涵，常修泽认为，“通过改革‘促进’人的发展——而且是‘每个人’尽可能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来把握“人”的含义，这种理解总体上是全面而准确的。但在理论深度上还需做进一步的深化。

(一)横向维度的“人民”

“从横向分析，改革关注的不应是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也不应是多数人的利益，而应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即使在实践中，有时也未必能完完全全做到为‘全体人民’，但那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在理论上一定要讲‘全体人民共享’。如果理论上都讲得不彻底、‘失之毫厘’，那么实践中就更会‘差之千里’”。因而“真正有人文情怀的执政者对‘人’一定要横向上到边”，要有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这种宏观思维。显然，这反映了改革的理念和实践的途径之间的沟通和平衡：理念是改革的方向，是不断深化的动力，它不能因实践的困难而放弃；否则，改革必然会陷入实用主义的短视和强权主义的偏见之中，最终造就一批批既得利益集团，而大多数人的福利则遭到漠视。上升到理论上，社会制度改革就不能简单地建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效率原则之上，甚至不能建立在帕累托效率原则和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原则之上。究其原因，社会总效率概念和帕累托效率概念都没有界定具体收益的分配和相应责任的承担，反而在应用实践时往往会强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为其掠夺行为提供辩护。

当然，“着眼于部分人”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句话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如果这个“长期”仅是指改革开放这30年，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如果将“长期”理解为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乃至儒家社会的固有观念，那么就会存在一定的误解。事实上，“让多数人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提法源自现代西方理论，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总效率原则相一致，它崇尚的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而非关注每个人福利的提高，更不是关注弱势者福利的提高。这种理论指导是近年来国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与此不同，关注“全民的福祉”一直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尽管在“霸者胜”时代，一些儒者为了当政者能够听从这种建议或者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有将这种人本关怀工具化的倾向。究其原因。贯穿儒家教义的王道思想之核心就是，统治者乃是受“天命”而为全体黎民之利益着想，“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篇》)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在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那些当政者只不过是代“天”(即全体百姓的意志)行事，能够担任此重任的是既有德行又愿为人民服务的圣贤。

(二)纵向维度的“人类”

“从纵向分析，改革关注的不应仅是当代人的利益，而应包括后代人的利益，这是根基于整个人类延续的视野。从历史的角度考虑社会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关注代际和谐问题，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究其原因，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对发展的合理化要求：不仅是工具合理化问题，更是交往合理化问题。一者，工具合理化仅仅体现为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交往合理化则有助于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从而提高全员生产率；二者，工具合理化仅仅是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手段，而交往合理化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体现为人性圆满和社会和谐。显然，从交往合理化的角度，可持续发展就可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惠合作的问题，而这包含了两个层次：现世人之间的合作和代际之间的合作；前者反映了现世人之间的互惠关系，而后者则体现了现世人的社会责任。究其原因，现世人自身承受了先人保留的各种自然财富和创造的社会各种财富，从而也有责任为后人留下相应的乃至更好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此，代际之问的合作也就体现为(现世)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正是这种合作关系提高了各类资源的配置效率，促使了资源集约式的经济发展。”

显然，无论是现世人之间还是代际之间的互惠合作，都体现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从而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伦理有关；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又要引起我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和儒家传统的营养吸收。一方面，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后工具理性就日益偏盛，它本质上源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而非维护人类社会和谐和有序的天然法则；不幸的是，自然主义思维和对物质文明顶礼膜拜的俗流却把这种狭隘的工具理性推广到远为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中，从而排斥了价值和交往理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却具有强烈的相通性：它把高度的人文精神和对自然的敬畏热爱结合起来，主张开物成务人文化成，而反对役物殉物而丧失自性，强调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浑然一体。一者，基于人本的思想，儒家社会历来注重和谐关系的建设，这体现在人自身发展、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人与自然的共存三个层次；在儒家看来，和谐乃是实在世界的基本状态和构成，而冲突仅仅是一种不自然的失序和失衡。二者，儒家所理解的世界和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开放的，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

个重要的特性：共时性强调现世社会生活世界的和谐，强调基于亲疏和尊卑关系的社会秩序，以及形成与整个自然的和谐共处，使得人类能够更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和分享自然成果；历时性则强调不仅要重视现世社会的和谐，更要关注整个人类的持久和谐，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

(三)追求外延的“多需”

常修泽指出，从内核分析，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因而关注的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实现“多需”的人也就不再是单向度的经济人，而是多维而丰富的社会人。上升到理论上，同样产生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的内在要求：现代主流经济学把对物的智力使用上升为人的一般行为理性，并拓展运用到人类社会关系之中；结果人不再是具有各种情感需求的统一体，而被异化为追求物质需求的单面经济人。基于狭隘物质需求的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建立一整套的GDP衡量体系，作为衡量国家平均福利程度的主要标准，结果就流行了“为GDP而GDP”的政绩观。但这种衡量体系显然是有问题的：一者，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福利的提高来看，GDP仅仅是达到快乐的工具和手段，追求GDP的最终目的是全民的不断进步和幸福生活；二者，GDP本身无法全面衡量人的福利问题，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往往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实，关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专注于GDP数字的增长有意义得多，这些切身需求包括住房、交通、环境、健康、教育等。人们对“多需”的追求就要求我们重新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更为人性化的统计指标来取代流行的GDP体系，从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向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那么，如何在物质丰裕的情况下进一步促进人类幸福之提高呢?这又要到儒家文化中吸取营养。其实，常修泽主张“从‘天人关系’的和谐方面来促进人的自身发展”，这正是儒家的基本内容。儒家特别注重人性的四端之充盈和社会性之提高。强调人之行为受社会制度和文化心理的影响，而人的社会性又可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文化内涵的提升。一者，基于人类生理需求这一根本，儒家强调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二者，基于社会性需求及其提升，儒家社会又重视对各种欲望之间的协调，注重对低层次生理欲求的克制和高层次社会需求的培育。正因如此，儒家社会产生了互惠合作的自然主义要求，它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不同：一者，西方人往往把自然视为是先天的，并日趋于抽象化，而儒家社会的理性则是具体而丰富的，体现了人类全面需求的考虑。正是基于人与自然统合的信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成中英把儒家社会的自然主义称为生机性的，而将西方的自然主义称之为机械性的。

三、制度改造的基本路向

常修泽探究了制度的人本改造之途径，强调将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社会公平和公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公平的原则，包括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现等价交换的原则”。实际上，分配制度是所有社会制度的中枢，也是当前国内社会经济矛盾的症结所在。

(一)纯粹市场机制的分配问题

常修泽认为，由于我国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因而需要以适当的方式“补一些课”；但同时，他又清晰地认识到纯粹市场机制也存在着“交易规则的不公平现象”和“交易机制本身的二元结构冲突”。特别是，由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的不健全导致当前国内收入分配存在着(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三个倾斜”，如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国内劳动力价格为什么会被严重低估和扭曲呢?常修泽认为，根源在于中国劳权的弱化，而劳权弱化的深层原因则在体制：包括劳动者在内的要素所有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致那些强势者通过分配规则的制定而获得大量“市场”收人。因此，要保证分配的公平，就应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同时推进改革，要将社会公平和经济市场化结合起来寻找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常修泽写道：“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第一，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第二，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

市场交换在分配上的公正性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审视：一是市场交换机制的程序，二是市场交换机制的起点。一方面，就市场分配的程序而言，这涉及到规则制定权的分配问题。当前国有企业的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结果有的企业尽管账面上年年亏损，但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的报酬，从而出现大量的“穷庙方丈富”现象。显然，造成市场交换程序不公的核心在于，那些内部高管们是企业的真正控制者，而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国家监管部门似乎都无能为力；即使高管们的工资是由董事会制定的，但由于董事自身的工资是与管理者们的工资挂钩的，从而也有激励制定有利于高管们高薪的可能。另一方面，就市场分配的起点而言，这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占有问题。常修泽认为，现阶段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缺陷正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强势者可以低成本地使用稀缺性资源以获得巨额盈利。事实上，一些资源垄断型的国有企业高管们的年薪就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超过一般员工，也超越民企的高管；同样，源于对公共资源的掠夺性占有而攫取的高额收入也体现在民营企业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二)市场化改革的内容和“限度”

“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源于没有把握市场化的‘度’”。市场经济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者，它是一个法制经济，市场主体之所以采取某种行为，是因为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较为明确的预期。否则就可能出现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二者，它又是一个互惠经济，这种互惠尽管不能做到量上的完全平等，但量上的平等程度却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这往往体现为市场力量的日益分散以及人们对社会正义认知的不断提高。因此，市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力量博弈，基于纯粹力量博弈构成的社会秩序必然是等级制的和掠夺性的。常修泽强调，尽管在现实社会中利益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在于如何让博弈过程符合人类文明的结果，博弈的结果接近于而不是违背全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形成多元化的博弈关系。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伦理实证主义价值观来为已经异化了的现实社会制度和强势者的掠夺行为进行辩护，甚至根据供求力量所形成的均衡状态来设立社会规则和制度安排。

“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并不必然导致不公平和不公正”。这句话在应然层次上是正确的，但在实然层次上却可能带来误解，会将现实的市场收入合理化；诚如常修泽指出的，“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的能力和各方面情况不同，分配结果会造成不平等”。公正的根本含义是指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其应得的权利而不存在剥削关系，这至少包括这样三个层次：一是市场交

换上的公正，即机会平等；二是财富占有或分配上的公正，即资源平等；三是个体权利享有上的公正，即能力平等。显然，从后两个平等概念看，由于现实市场中无论是在占有的资源方面还是能力方面个体之间都是极端不平等的，因而自由市场中的所谓公正就只能是相对的，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主要关注机会平等。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把市场视为人类社会的核心制度，却很少探讨市场的制度结构；相反，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市场抽象为一种脱离制度的价格符号，从而往往将合理化基于市场机制的分配，并将市场收入与贡献等同起来。其实，把市场经济中获得的收入视为是贡献或应得的报酬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者，市场交换的程序上是否公平，这涉及到哈耶克强调的机会平等和信息对称问题；二者，市场交换在起点上是否公平，这涉及到德沃金等强调的资源平等问题。

(三)市场和政府的良性互补

“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一般地，任何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在于两个失灵问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取决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或者形成沟通两者的协调机制。其实，日益复杂化、精微化的现代自由主义之内涵已经大大不同于早期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一者，它关注到政府行为可能造成的干预失灵，从而对政府之恶行进行提防；二者，它又认识到纯粹市场中的自发失灵，从而注重对市场机制的完善。显然，这又要引起人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因为它无论是在社会认知上还是在政策主张上都有简单化的倾向。把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诉诸于基于力量供求的市场机制：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片面强调以力量决定制度均衡，把经济人行为合理化，从而得到社会上掌握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商贾和官僚的支持。结果，就出现了常修泽极力批判的现象：行政干预过多产生的“权力拜物教”和自由放任产生的“金钱拜物教”，两者都导致了人性的“锢化”和“异化”。

一般地，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解决两大失灵问题。一者，解决政府失灵，要确保政府做它该做的事。显然，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政府究竟该做何事?它涉及到对不同时期社会合作状态的理解以及协调机制转化的要求；二是如何确保政府尽其职?它涉及到权力制衡和立宪问题。其实，尽管在不同时期政府应尽的职责有所不同、做事方式有所差异，但任何政府都有一些必尽的基本工作：缓和市场失灵问题，以及确保人们的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的同向乃至同比例发展，尽可能地防止社会的异化和失范。同时，为了确保政府做它该做的事，就必须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不仅是确保合格的人员在合适的岗位上，而且对在位者的行为进行监督，这又要求社会公权力的分散。二者，解决市场失灵，要确保市场机制发挥其积极效应。市场机制本身包含了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两方面内容：一是一般而抽象的法律规章，二是具体而丰富的市场伦理；其中，抽象规则本身就来自市场伦理，是市场伦理的编码化、明示化，而另一些还无法编码的伦理则以非正式规则存在。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共享的市场伦理之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显然，如果缺失了市场伦理这一维度，纯粹力量决定的就只能是掠夺性市场。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讲某某现象符合或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是要不断地完善市场机制，要将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结语

人本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促进整个社会尤其是弱势者的福利提高，而福利提高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者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完善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结构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显然，国内社会制度还存在种种的不完善。因而常修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后来者的研究打开了一个非常有启迪性的思维和认识。当然，常修泽的研究更多的是由现实意识引起的，从而主要还停留在现实应用性的层面上，而要构建成熟的人本经济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上升到理论意识，要对概念、术语、内在逻辑以及假设前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化、严密化，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真(实)世界中的人及其行为机理做更为合理的抽象。关于“人”的问题，常修泽的阐述基本上也是承袭马克思的理念而设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理想，这更是基于哲学的角度而非经济学的角度：人本哲学上注重的人格自由是理想的和抽象的，而人本经济学关注的应得权利是现实的和具体的。显然，人本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将发展的理想和现实的改造结合起来，要深入地剖析当前社会发展所存在问题的表现、原因以及危害，从而寻求如何提高人类尤其是弱势者福利的改革路径以及实现这一途径需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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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