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论文

[摘要]作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京族在改革开放20余年问，突破了固有的限制性条件，将几经变迁却未能改变贫穷面貌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民族整体富裕的新发展。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论文 篇1：

以绿色化推动铜陵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

[摘 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国际社会为化解这个矛盾、探索可持续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2015年我国提出“新五化”战略，绿色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目标，铜陵作为一个结构调整压力特别大的城市，如何以“绿色化”为引领，把绿色的理念、价值观内化为人的绿色素养，外化为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方式值得研究。

[关键词]绿色化；绿色产业；生态文明

10. 13939/j. cnki. zgsc. 2016. 04. 171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新五化”战略，绿色化既是经济发展的方向、目标，也是状态、结果、评价的标准。因此，未来铜陵的经济发展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逻辑，准确把握市情特点和发展条件，重新构建铜陵新的生产力发展结构和内质，以“绿色化”为引领，把绿色的理念、价值观内化为人的绿色素养，外化为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方式。

1 推动工业绿色化

铜陵是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市，为避免“矿竭城衰”，近年来，铜陵不断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调整。2014年，服务业的比重比2013年提升1. 4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40%，传统产业比重年均下降约4个百分点，但结构性压力依然是铜陵环境问题的主要诱因，也是铜陵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所谓结构性压力是指由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原因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目前铜陵的这种结构性压力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系中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占有较大比重；二是工业中重化工业比重过高。2014年铜陵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是71. 6∶26. 6，安徽省则是53. 7∶34. 8，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安徽省平均水平8. 2个百分点，工业中90%以上是重化工。长期形成的产业特色、人力资源禀赋和经济技术基础等先决条件使铜陵发展模式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鉴于这样的产业结构特点，铜陵的转型发展必须把产业转型放在第一位，加强工业内部各行业结构的调整，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发展。

1. 1 提高传统产业绿色竞争力

传统产业是铜陵工业的基础，也是优势所在，在迈向经济新常态、经济转型尚未完成的当下，简单的关停传统企业不但无法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还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而没有经济支持也就无所谓的环境保护可持续性。因此，铜陵应以创建新型工业体系为发展方向，加快推进国家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加速“互联网+”与各产业融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绿色改造升级，强化传统产业优势。铜产业重点推进产业链纵向整合与产业间横向合作；基础化工产业重点探索产品精细化、绿色化，推进循环经济链，延伸化工产业链；机械加工产业重点实施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自动化和网络化改造，提升超精密加工的能力；建材产业控制总量扩张，优化品种结构。通过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或通过高效和循环利用原材料、降低污染物的产生量、对污染物进行净化治理，引导和催化传统产业转化为绿色产业，促使传统产业增长进入具有绿色竞争力的通道。

1. 2 发展新兴绿色产业

新常态的最重要标志和本质特征就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为此，应结合铜陵“十三五”发展规划，部署科学的绿色发展战略，明确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目标，重点是立足于铜陵的资源优势，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逐步形成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产业长足发展的生态产业链条完整的生态产业体系；结合“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年”活动，加快启动建设一批能够促进生态产业形成和发展的重大项目与重大工程，如铜基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制药等。同时，扶持发展一大批产业特色鲜明、能提供配套产品的中小企业，促进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重发展，培育生态产业集群，形成区域生态产业一体化优势。

2 加快服务业绿色化

现代服务业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产生，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服务业。铜陵作为“国际铜产业基地，长江中下游重要港口城市、皖中南中心城市，皖江地区商务贸易、休闲旅游服务中心。”服务业应该成为促进铜陵转型发展的重点。

2. 1 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铜陵的铜业、化工、电子、建材、纺织等支柱产业和大型企业内集聚了大量的物流资源，随着合福高铁的开通运行，宁安城际铁路的即将建成，铜陵境内已有多条干线货运铁路、公路及“黄金水道”，连接市内各大物流园区、物流基地和物流中心的内联物流通道基本打通，发展现代物流业、仓储业的优势明显。对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起重要的辅助作用的研发设计、信息软件、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应加快发展。鼓励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产品创新，壮大服务业新型业态。

2. 2 提升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突出发展商贸服务业、工业旅游、养老服务业等。以工业旅游景观塑造、工业艺术体验、铜文化休闲、铜矿遗址挖掘、工业文明感悟为核心，打造铜陵特色的工业旅游支撑点；针对铜陵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这一实际，尤其要重点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与健康理疗、体育运动、休闲娱乐、旅游度假相结合的新健康产业，打造一批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生命健康养生基地，形成有特色的生命健康服务业。

3 打造绿色生态农业

农药、化肥、农膜等农用化学物质使用的增加，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较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铜陵农药、化肥的使用和畜禽粪便的综合利用与处置均处于较低水平，对周围敏感生物、水体、湖泊不良影响加大；城市和开发区扩张使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形成农村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状况；特别是土壤污染、化学品生态环境风险等新环境问题的出现，农村环境污染呈多型叠加状态，改善的难度和压力进一步加大。

3. 1 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铜陵的村庄建设与整治改造应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切实保护好现有的自然山体、河流水系与绿化植被，综合乡村生态系统建设和村庄发展，考虑空气调节、水源涵养、湿地生态保育、山地生态农林产品生产、城市型绿色农林产品生产、山地观光、生物多样性保育及历史遗产保护等，为城乡共生、共进发展提供生态基础。

3. 2 加强对农业污染源的监测预警

加强对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和重点区域农村工业污染状况的科学评估，逐步建立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监测监控体系，将环境检测结果作为制定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保证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可执行和有效性。

3. 3 打造生态环保的农业产业链

在基础条件较好的专业乡镇或专业村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如城山现代农业示范区，白姜、凤丹、无公害蔬菜、花卉苗木、特种畜禽水产等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按照循环农业的要求，通过适当的产业链、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创新把农、林、牧、副、渔及农副产品加工相关行业活动结合起来，实现产业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将减少农村工业污染作为农村工业增长方式转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纳入到经济决策过程，铜陵未来农村工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应是逐步建立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结构，同时，实现农村工业的适度集中，实现集聚经济和基础设施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产生量和污染治理成本。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5-06.

[2]赵建军. 中国的绿色发展：机遇、挑战与创新战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10）.

[3]徐增文，何庆龙.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再审视[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6）.

作者：王继红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论文 篇2：

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

[摘要]作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京族在改革开放20余年问，突破了固有的限制性条件，将几经变迁却未能改变贫穷面貌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民族整体富裕的新发展。此转型过程的重要启示在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首先取决于民族主体地位的确立，取决于科学的政策引导与支持；民族经济发展不仅以潜在的特色优势向现实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条件，而且，既以人的发展为基本动力又以此为根本目标。

[关键词]京族；人口较少民族；民族经济发展模式

[作者简介]李澜，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文献标识码]A

京族是我国22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较少民族之一，总人口为2.08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防城港市下辖的东兴市(县级市)江平镇及东兴镇沿海一带(东兴市京族人口14764人)，尤聚居在江平镇的万尾、巫头、山心、潭吉、贵明等5个行政村，人口达1.12万人，其中万尾、巫头、山心素有“京族三岛”之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京族人民把经济活动领域从传统r的渔业生产拓宽到了边境贸易，在逐步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中突破了诸多限制性条件，实现了民族整体富裕。本文通过研究京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探讨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基本规律，以期为新时期民族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其他分布在西部边远山区、边境一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滞后的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几经变迁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经济落后面貌

作为典型的海洋民族，京族人民世代依海而居、靠海而生，以浅海捕捞为主的海洋捕捞是其重要的传统产业。以万尾村为例，1949年有70％的劳动力从事渔业生产，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每年达9个月之多。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4年编写的《京族社会历史情况》中反映，解放以前，京族地区占总户数2.9％的地主、富农和渔业资本家共占有全部鱼箔地的24％，而占总户数86.5％的贫苦渔民只占有51.0％的鱼箔地，平均每户只占有0.11处。贫苦渔民大都依靠租用鱼箔进行经营，被剥削的现象非常严重，生活极其贫困。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族地区于1952—1954年间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渔业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土地和鱼箔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京族贫苦渔民分到了土地、耕牛、鱼箔、竹排、网具等生产生活资料。传统的渔业生产在原有拉网合伙劳动组织的基础上，先后组织了变工组、互助组，逐步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1954年8月成立了初级社性质的万东渔农团结社，并于1956年改万东渔农团结社为万东深海渔业大队。至1956年，京族地区基本上完成了渔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8年秋建立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时期，京族地区除了深海渔业大队的海洋捕捞作业，各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从事亦农亦渔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浅海捕捞为主的传统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京族地区的渔业资源和农业资源，渔业劳动组织管理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京族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渔业、农业都得了发展，但渔业仍然是生产队集体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受统购统销的政策影响以及低产出生产方式的制约，尽管既有粮食生产又有渔业收入，但京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依然十分低下。

20世纪60～70年代，全国“以粮为纲”的农业产业政策和“农业学大寨”的政治潮流，唤起了京族同胞摆脱贫困的强烈欲望和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围海造田热潮。据记载：1969年4月1日即党的“九大”开幕当天，“全县最大的围垦工程——榕树头大堤合龙断流，县党政领导和民兵1万多人，在大堤上举行庆祝合龙典礼。大堤全长3000米，用工135万工日，国家投资180多万元，用粮(大米)150多万公斤(不含社、队自筹部分)，造田2万多亩”。围海造田把京族三岛由孤岛变成了半岛，对京族经济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大大提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由单一的以海洋捕捞为主转向突出“以粮为纲”的渔业与农业种植业并重发展，京族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农业上人力和物力的集中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大回报，反而影响了传统渔业的发展，削弱了渔业的发展能力，人均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

可见，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转变，京族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虽几经变迁，在推进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贫困、发展滞后的被动状况。其主要原因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是深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从地理位置分析，京族聚居区处于我国南方边境一隅，北部湾海岸线一带，背倚十万大山，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远离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早期京族“吃住全在小船中，日竖挡晒晚遮雨”，生产生活的条件都异常艰苦。虽然北部湾是天然的渔场，物产丰富，但是大山的阻隔使得对外交通不便，大量的水产品销路有限。在土地条件方面，总面积约22.3平方千米的京族三岛是由海水冲击而成的沙岛，土壤均为沙质土，盐碱度高，不适合耕种。围海造田之后，尽管可耕种土地面积有所增加，但受土壤条件的限制，农作物产量一直很低。同时，由于人口较少，劳动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京族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二是深受国家经济政策的缺失和国际局势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迅速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国家有限的资金大都用于集中建设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大中型工业项目上，而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位于祖国南疆的广西经济发展并不在国家重点项目布局的宏观视野之内，以至于现代工业基础一直十分薄弱。位于中越边境线上的京族同胞聚居地——东兴市(当时为县建制)则几乎没有工业，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建设力度小、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极不完善的发展“瓶颈”，即便是为生活性需求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也极其有限。作为战争的前沿地带，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年代，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曾经遭受过严重破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时，这里的桥梁、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毁坏严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历史事实显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严重缺失以及国际局势的不利，造成民族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与环境限制性很强，成为京族人民改变贫困面貌的重要制约性因素。

三是深受生产力落后的制约。京族三岛濒临北部湾海域，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有鱼类900多种，虾类200多种，可开发利用的沿海滩涂面积1万多

亩。但是，长期以来京族人民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海洋捕捞方式，不仅用于海洋作业的生产工具均比较落后，产出水平较低，而且捕捞设施也极为简陋，诸如竹排、竹筏等抗风浪能力均极其低下，只能在浅海进行捕捞不能进行深海作业，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非常有限，渔民增产增收的能力很弱。而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产业——种植业，不仅耕作技术低下、管理粗放，而且缺乏必要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生产的产出效益一直较低。

二、发展中的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使京族实现整体富裕

目前，凭借着商品化、产业化的渔业，多样化、特色化的边境贸易以及新兴的民族风情旅游，京族已逐步成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中最富有的民族之一，率先进入小康社会。在京族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民族经济发展模式逐步由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所取代是其繁荣与进步的关键所在。

(一)独特的优势条件促使京族必然选择沿边开放经济活动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在20世纪90年代中越边境战争硝烟完全消退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发展趋势使得沿边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全面、深入地推进的大环境下，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发展优势，京族人民选择依托沿边经济开放的发展道路具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独特的区位条件和人文条件。京族主要聚居的万尾、巫头、山心三岛，南临北部湾，西南面与越南的万柱岛隔海相望，北倚十万大山，一级公路东连防城港市，西接东兴市区。其中，东兴市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海岸线长50公里，陆地边境线长27.5公里，与越南广宁省芒街市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线上唯一一对距离最近、城市规模最大的边境城市，是广西乃至中国通往越南以及东南亚最便捷的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还是中国开放政策最富集的经济区域之一。同时，作为跨境民族，京族与越南的主体民族同源，习俗相似，语言相通，两地有很多边民会讲汉语、越语和广东方言，交流很方便。这使得京族人既便于直接开展与越南方面的边贸活动，也便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从事中介业务。

传统的国际通商贸易口岸。作为京族主要的聚居区—东兴市是我国广东、广西两省区和越南广宁省的结合部，早在400多年前就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通商的重要口岸。中法战争后，东兴于1885年起与芒街进行互市贸易，1890年，东兴—芒街铁桥建成使用。民国初年，各地军阀以东兴为中转站，从“金三角”经云南贩运鸦片到内地和港澳地区销售，使东兴—时商贾大增。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越南海防设立“西南运输公司”，转运盟国的援华物资，东兴作为中转站，各地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促进东兴的再度发展。抗战胜利后，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纷纷回国探亲、经商，也把东兴作为回国的第一门户，带回大量的黄金、外币在东兴兑换和交易，东兴成为兴旺的金融市场，一度被人们称为“小香港”。20世纪80、90年代我国边境地区全面开放后，具有传统的国际商贸活动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正如有关报道所及，“繁荣的口岸经济吸引了各路客商云集。东兴市区的常住人口只有四万人，而流动人口却高达六万人，绝大部分是商家。这种流动人口远远超出常住人口的有趣现象，为这座贸易异常繁荣的边城，增添了许多独特的魅力。”

良好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环境。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分问题成功解决，两国的政治互信有了长足进展。1999年，中越双方确定了指导双方关系的16字方针：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访问越南，与越南领导人一起推进双方“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关系建设。同年，中国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为中越开展多层次的全面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愈益显现。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面向繁荣与和平的战略伙伴宣言，共同构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简化成员国人员流动的签证手续，逐步减少成员国间商品流通的进出口关税，初步构建现代化交通、通信网络，加速人员、货物、信息、资金的流动。良好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环境，将给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人文优势的京族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富集的国家开放开发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京族聚居区作为海(沿海)、边(边境)、少(少数民族)地区，既享受国家沿海地区开放政策，又享受沿边地区边境开放与边境贸易优惠政策；既享受西部大开发区域倾斜开发政策，又享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优惠政策和侨务优惠政策。多重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政策叠加，使得京族聚居区成为特有的政策富集区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京族选择沿边开放弱小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极具启发意义。

第一，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首先取决于民族主体地位的确立

民族主体地位的实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主体地位的实现，这意味着各民族均平等地拥有各种发展权利；二是经济主体地位的实现，这体现了各民族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或主体作用。建国以后，京族人民不仅与全国各民族人民一样。通过法律形式赋予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而且还通过相应的少数民族政策实施，获得了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与扶助，即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权。在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京族人民积极吸收外来的先进生产方式，提高自身的环境适应力，主动参与市场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探索经济自强自立的发展道路，在市场竞争中壮大经济实力，从而确立了经济主体地位，在摆脱贫困的束缚中发挥着重要的自主作用。这说明，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其主体地位的确立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难以由强加的外在条件而实现，只有从政治上、经济上确立主体地位的民族才能对其自身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变作出必要选择，才有可能选择适合其自身发展的生产方式实现真正的发展。

第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政策引导与支持

京族人民的富裕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其发展成就固然和海洋民族勇于拼搏的特性、自身的语言优势、优越的区位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分不开，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其进步与发展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与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少数民族政策等多重政策的有效实施密不可分。京族的发展现实说明，对于偏居边境一隅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由于边境地区自然条件和本民族人口数量的限制，如果一味地去改造具有限制性的自然环境，其发展生产的成本势必较高；而且即便是投入很大，也未必能获得预期的效益。像20世纪60、70年代在“以粮为纲”的政

策引导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围海造田”，大力发展农业种植业，尽管解决了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但不得不付出削弱主体产业——渔业发展的巨大代价，使得京族同胞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之下更难摆脱收入低下的困境。直至改革开放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相继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突破了经济运行的制度壁垒，京族同胞通过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淘汰了缺乏发展潜力的低效产业——种植业，推进了传统渔业生产向现代产业化方向转变，才得以扩大渔民的增收致富空间。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在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沿海沿边地区开放开发政策的综合引导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开展边境贸易活动，京族在开放开发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新型的沿边开放经济发展之路，才得以为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民族经济发展以潜在的特色优势向现实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条件

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也不论强弱，其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地域环境内生存，自然有其内在的适应性，也自然存在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客观条件。然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的客观条件，既存在优势与劣势之间的转化，也存在潜在优势与现实优势之间的转化。例如，京族聚居区所具有的沿海、沿边区位特点，在国际环境风云多变的不稳定时期，几乎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最大劣势。而同样的区位特点，在国际环境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就转化为具有开放开发优势的独特区位条件，随之而产生的政策优势、民族优势共同构成了促进其经济发展的特色综合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优势在尚未开发的时候往往都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发展条件，要使这些条件能够在民族经济发展中真正地发挥作用，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运用科学的发展方法，把潜在的特色优势转换为现实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京族人民之所以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抢占先机，形成以边境贸易为主导，海产业、旅游业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归根到底就在于实现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由发展潜能向经济实力的多元优势转化。

第四，民族经济发展既以人的发展为基本动力又以此为根本目标

众所周知，只有具有发展能力的民族才能成就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任何时候民族经济的发展既不能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指征，也不能简单地以个体收入的增加为目的，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发展，即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人的发展是指“每个人”，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因此，可以这么理解，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民族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这既包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包括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唯有此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实践证明，京族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不只是京族的社会经济变革，更重要的是京族的整体进步与发展。一方面，京族经济结构从原来单一的、以渔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发展正在向多元的、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现代产业结构转化，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经济的成长，京族人民的主体地位和素质技能在不断提高，他们不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力、应变力，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还具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力。然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京族经济发展将要面对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调研中发现，目前平均每年中考录取的京族学生不足京族考生的一半，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更是少而又少，这将成为京族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隐患。特别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新技术的引进、产业的多元化、管理的科学化，本民族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缺乏将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制约京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好民族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将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上均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罗运贵]

作者：李　澜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论文 篇3：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文献研究

县制历史悠久，地位十分重要，县也是我国历史上各类行政区中最稳定，沿用时间最长的行政区划。（付学坤2005）截至到2010年底，我国（台港澳除外）共有2003个县（含370个县级市、1461个县、117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2个特区、1个林区，不含市辖区）。这些县域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3.3%；GDP占全国GDP的50%；县域财政收入占全国的25%以上，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都占全国的1/3左右。

对县域经济的基本认识

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不同层次经济要素的联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城乡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开放性区域经济系统。因此，县域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经济，是介于国家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区域经济体，它以市场为导向，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地理、自然等条件和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县域经济也可分为多种类型。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可以分为经济发达县、次发达县和欠发达县；从县域地理地貌条件看，可分为市郊县、平原县、山区县、丘陵县、高原县和海岛县；从县域产业结构看，可分为工矿县、农业县、旅游县、渔业县、林农结合县和农牧结合县；另外，还有交通枢纽县、资源富集县、民族县、沿边县等类型。

我国两千多个分布广泛且类型不同的县域由于资源禀赋和历史沿革各不相同，其经济发展模式也完全不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策上采取的是分步实施，空间上采取的是梯度推进，时空差异也导致沿海与内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异。自上世纪80年代县域经济研究兴起以来，学术界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归纳总结出一些典型模式。

循环经济维度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杨建军（2006）认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还是依赖资源投入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发展模式，造成经济无限发展与资源有限供给、工业污染日益严重与生态环境承受能力不断减弱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典型模式如山西交城县的新型闭合工业园区模式，以县域工业园区为平台，形成了焦化产业的闭合循环产业链。还有浙江宁海县三次产业资源共享模式，形成畜牧业循环链、工业循环链。

产业发展维度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赵志远（2007）立足三次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地位这一视角，认为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而第三产业则是县域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据此将县域经济划分为五种模式。一是城郊发展型县域发展模式。以上海、苏南一些县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代表，包括京、津、宁、穗等特大城市郊区各县域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周围一些县域。这些县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吸收大城市功能的辐射，它们的产业结构、资金来源结构、市场结构及其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均明显依附于城市经济。二是协调型县域发展模式。以山东寿光市和四川简阳市为代表，以发展商品性农业为基础，兴办农产品加工业起家，然后再拓展农产品的加工链，包括纵向产业链（农产品由粗加工发展到深加工、精细加工）和横向产业链（为农产品加工业配套的包装工业、销售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具有以乡镇为单位，农工商、产供销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特点。三是外资开拓型县域发展模式。以珠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地区以及同样具有侨资优势的浙江南绍地区的一些县为代表，主要得益于外资侨力，发展“三来一补”产业，形成外向型为主的经济类型。江苏昆山、广东顺德、福建晋江的县域经济发展是此类模式典型（刘吉超2013），敖丽红（2009）则直接称此类型为珠江模式。四是组织启动型县域发展模式。主要指我国广大西北、西南地区的县域，或要素资源缺乏，或自然环境恶劣，或劳动力素质低，或其他经济发展资源贫乏。这一模式下县域经济的发展以改变生存条件、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采取经济、技术、生态综合治理与协调实施的方案，在治理与发展、治理与致富相结合统一的实践中寻找市场经济的生长点。五是市场先导型县域发展模式。以温州地区县域为典型代表，县域经济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市场需求，依靠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使市场成为家庭工业产、供、销的桥梁和纽带，使县城经济迅速的发展起来。

以县域经济主导产业为依据，刘吉超（2013）将县域经济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和服务业驱动型三大模式。他认为农业主导型的县域经济特点在于农业及其延伸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工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第三产业驱动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突出服务产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强调以服务业为先导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牛若峰（2006）把农业主导型发展模式解释为通过发展农业专业化生产，充分发挥农业县的资源优势，在农业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一批龙头企业，通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系列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建立起充分利用当地农产品资源的平台，通过农产品加工增值，形成当地的主导产业。山东寿光就是围绕蔬菜基地形成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在蔬菜产业链条上培育形成了储藏、包装、运输、加工、流通、科研、会展等一大批特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有学者（乐菲菲、朱孔来、马宗国2011）把寿光作为农业主导型模式的典型。

动力主体维度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我国采取的是逐步改革，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条件、改革基础、人文环境、区位条件等千差万别，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也不尽相同。据此，刘以安（2005）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在他看来，苏南模式是政府主导推动的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政府以“有形之手”给予苏南乡镇集体经济巨大帮助；温州模式则是“自费改革”，由民营经济推动发展起来；珠江模式则由三资企业带动和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尽管此三类模式在改革初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有不少学者（张晓山1999，陆立军2004，新望2005，刘以安2005，闫恩虎2009，敖丽红2009）指出此三类模式的诸多缺陷。“苏南模式”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导致“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干部经济”和“政绩经济”；投资主体过于单一；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滞缓；依靠心态严重以及狭隘的“社区拥有”观念等。“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但也存在县域经济间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外向型发展过快，内源经济跟不上；企业管理制度落后，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产业结构滞后。“珠江模式”中，企业规模偏小，集团化步伐缓慢；投资推动非常明显；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社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跟不上；区域文化转型滞后等。

主导因素为基准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战炤磊（2010）认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涵义是县域工业化和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特色化的发展过程和路径，其核心内容包括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源和动力源泉以及相应的资本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等。部分学者（王平、战磊2006，战炤磊2010，）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为基准，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区位导向型、自然资源导向型、资本导向型、市场导向型、企业导向型、体制导向型、人力资源导向型、技术导向型、产业导向型等。由于县情千差万别，每种模式各有利弊。例如，区位导向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发展快、动力相对持久等优势，但存在对中心过度依赖的问题。资源导向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起步快、规模扩张迅速的优点，存在环境成本较高、效益较低等问题。资本导向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门槛较高，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影响较大等问题。企业导向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

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县域经济模式的选择是县域生产力、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具体体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自然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条件会影响县域经济的具体发展模式的选择。西部县域该如何选择发展模式是一直困扰学界和政界的难题，相关争论也从未间断，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这一命题后，近年来相关文献也更加丰富。

王平、战磊（2006）在总结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后，提出一种所谓具有较强普适性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导向型发展模式。创新导向型区县经济是凭借本地区创新环境的优化，通过改变观念、改善生产要素质量、建立创新机制和形成创新行为来集聚创新要素和提升创新能力，以优先加快某一方面创新发展为先导带动县域全要素创新的发展，并从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和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中获得推动区县经济全面发展动力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而马骥、李坚（2011）从产业角度观察，认为县域经济发展有特色农业型、工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和混合产业型四种模式可供选择。孙正东（2011）则提出一种县域经济生态化发展模式，对欠发达县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曹群（2012）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差异存在的客观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总结了代表县域经济发展方向，并指出，可供中西部县域借鉴的主要模式是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基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基于对外开放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陈绍志等（2012）通过在林业十大产业发展兼具优势与特色的典型县（市）开展实地调研，归纳总结了林业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刘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