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经济理论探讨论文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理念和施政方略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科学发展观经济理论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科学发展观经济理论探讨论文 篇1：

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摘要：考虑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要重视发展观的更新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作用。1949年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经济主导型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从赶超式经济发展到转轨式经济发展，再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的转变。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中，需要以创新与完善制度建设为载体；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与长远规划、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现实条件和考虑国际国内的发展条件与环境。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调整与适应过程。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时，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赶超式经济发展；转轨式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

文献标识码：A

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大致经历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经济主导型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分析上述三利-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各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及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顺序，并从中得出一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验与启示。

一、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与赶超式经济发展方式

本文所论及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至“文革”结束这一时期发展观念的概括与总结，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作保障、以工业化为目标、以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才刚刚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尚未来得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实现工业化需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同步进行。我们把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架构相联系的工业化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作为发展的目标，把提高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视为评价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不仅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发展观。也有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借鉴。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来自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激情与落后现实生产力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另一方面来自基于“冷战”格局所激发出来的关于以经济发展速度的竞争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维。受同期发展观的影响，同大多数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在建国之初就把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时所面临的环境有所不同，这种转变在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基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指导，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现赶超式经济发展。与经典理论的赶超式发展有所不同，我国的赶超式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独特性：

第一，强调“突击”作为一种手段对于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赶超是这一时期推动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动力，把“赶超”思维落到操作层面的办法就是用“突击”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我国要实现的工业化；是在农业较不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缺乏工农产业结构转移的自然演进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突击”的方法就在所难免了!正如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1954年所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

强调“突击”作为一种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效手段给我们的启示是：“突击”的经济意义在于快速发展，它是一种可以接受但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突击”可以接受，是因为它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使我们集中力量扩大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工业规模总量。“突击”不能持续，是因为“突击”必须在尊重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连续地“突击”可能打破经济系统原有的平衡体系、协调机制及思维方式，新的平衡体系协调机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的建立需要一定时间。相比较而言，“突击”的成效多集中于“破”，而“立”的过程更需要“平衡”。因此，只有把“突击”与“平衡”协调起来，这种“突击”的成果才能持续。

第二，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与改造置于快速实现工业化优先考虑的地位。由于我国多采取在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因而缺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自发协调机制。快速而又持续地发展需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主动变革生产关系以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拓展空间。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我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改造对实现工业化的保障与促进作用，只不过根据情况对两者在经济建设中优先次序的安排有所调整。最初的设想是“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然而，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出现了投资过猛，供求关系全面紧张、农副产品短缺和物价波动等影响工业化持续推进的负面现象，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从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看，我国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到1956年底基本上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事情并未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弊病在后期的经济建设中时有暴露。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绩效不是提高反而降低。对于诸如“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经济体系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等弊病及基于此所反映出来的不满情绪，一些领导人不是将它归因于体制原因，反而视之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并把它们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作为理论探讨的“禁区”。这种思维一直贯穿到“文革”结束，对指导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指导下的赶超经济发展方式，从执行的效果看，并不理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以及经济成果公平分配等没有得以明显改善。在以积累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十分缓慢；广大农民更是被割裂在经济增长体系之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究其原因，一是对工业化的认识和经济发展中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定位不准，忽视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对工业化的支撑作用：二是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过于重视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恰当地把生产力层面的制度建设提升至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甚至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去抓经

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三是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始终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想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人民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富裕，而且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些事实说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及其所对应的直超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需及时和适度地加以调整。

二、经济主导型发展观与转轨式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至基本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这一阶段发展观念的概括与总结，最基本的特点可概述为“现代化+体制改革”，即以现代化为目标、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线、以体制改革为动力与保障。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辩证扬弃，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与理论创新。我们之所以把这一阶段的发展观概括为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因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发展思路上将生产力置于生产关系优先考虑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仍需加快经济发展。不过，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局限于工业化，而是被拓展为现代化。相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所谓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最本质的，必须包括工业化的基本内容；但除此而外，还要包括其它如政治思想、生活观念、文化修养等方面许多新的内容。其中，不少部分又是由工业化这一变革过程所必然引起而发生的。”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仅强调经济发展，而且也十分重视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及支持该制度体系的道德价值的变迁。也就是说，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要坚定不移地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从而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把工作重心转向操作屋面，重点关注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强调以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释放动力和提供保障，我们称之为转轨式经济发展方式，在思路上有两个突出的创新点：

第一，将“生产力标准”置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事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合法性的重要高度；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相同，新一代领导人仍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新一代领导人将生产力标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前所未有”一方面体现在把生产力标准上升至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余”的论断，是对过去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纠正、继承与创新。它不仅廓清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即，我们可以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发展手段，但我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却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余”，从而把我们的生产力标准与其它剥削阶级的生产力标准划分开来。这一观念的创新，使我们在实现生产发展的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创新空间，能采用一切先进发达国家的知识、经验与技术，包括一些先进的发展体制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不足的问题。“前所未有”还体现在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说明新时期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已成为事关经济发展领导地位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受此影响，各级政府纷纷把能否领导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执政业绩的重要评价标准和考核、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干部业绩观与考核观，将一方面导致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增大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能出现结构失衡、环境成本过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其它方面建设，使经济增长与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不同步，产生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幸福感、满意度反而降低的悖论。

第二，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强调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相互推动、协调发展。早在1964年，我国就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文革后，这一目标得以不断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被认为是新时期的一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又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现代经济的需要。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有所不同，新时期完成这场革命的亮点在于把加快经济发展所需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体制改革层面。“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实践进程中的一项理论创新，是为了启动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创新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也是对“体制改革”内涵与外延理解深化与扩大的过程。“体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实践层面或者说操作层面推动的制度创新。

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次之争，后阶段着力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与所有制改革。对于促进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粗放型及由此而产生的短缺，理论界的学者们把它归因于体制“内生性”缺陷，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基本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运转效率低下。因此，新时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需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上有所突破。这一改革在时空顺序上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878－1985)、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1989)、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一)四个步骤完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制度建设的重心就调整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有制改革上来。特别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是体现在量上，而是体现在控制力上等一系列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不仅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激励因素；而且也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释放了新的空间，极大地优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与体制改革相伴随，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出典型的转轨特征。一是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并举，使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均有新增长点。二是在评价经济发展的成果时，把考核的指标由工农业总产值扩展至国内生产总值，为服务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

三是不仅重视积累以为扩大经济总量提供资金支持，也重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以及三次产业之间发展的平衡，以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拉力。四是在发展的格局上以非均衡发展为主导，在“两个大局”的框架下用“梯度发展与转移”理念代替沿海与内陆地区平衡发展的思维以寻求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增长极。五是在发展的层面上，超越经济发展的范围，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重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六是在发展视野上，一改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思维，倡导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开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经验与动力。七是在发展速度的确定上，基本摆脱急功近利的“跃进式”发展方式，确立了“分步走”的战略，更重视速度与质量的统一。

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辩证扬弃，通过发展体制的重塑有效地激发了中国经济，尤其是微观经济对现代发展的适应力，推动中国经济多年持续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在取得这些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愈来愈严重的问题。一是经济转型一方面刺激了竞争、激发了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二是基于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从而严重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过分重视经济发展而导致较少关注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构建，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使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产生重大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严重影响社会进步与人自身的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发展及时调整。

三、科学发展观与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发展史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的发展观，实际上要解决三个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通过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成本、低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实现政治发展的可持续，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实现人文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主导型发展观的辩证扬弃，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及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升华与提炼，·是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解决过去因发展的粗放性所导致的发展不协调、不公平、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的需要，也为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问题—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一提供了思路，从而破解了此前发展观关于发展与代价这对“鱼和熊掌”的困境，为人类有可能在和谐的前提下推进人类文明进程开创了一条谨慎乐观的道路。　坚持发展的科学性是科学发展观最突出的创新点，它要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与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发展为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发展办式的重要影响在于，一是需要寻求发展的新动力；即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需要提高发展的质量，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间的关系；三是需要实现发展的公平即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机会不平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总之，科学发展观要求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称之为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相对于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发展的终极目的，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重视平衡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从经济工作的角度看，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当务之急重在抓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的思路包括：

第一，继续把“以人为本”作为所有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目标由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升至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发展观念的升华，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这一发展目标的提升要求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上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与资本主义发展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发展服从与服务于全体人民，特别应使社会的赢弱者在发展的进程中有得到救助的机制与渠道，使他们能在较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统率，除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外：还要充分利用城市化所提供的现代服务业机会。增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第二，以节能减排为抓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节能减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节能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投资结构看，为了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过多的资金投入了有利于提升GDP产值的重工业。这些重工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如资源开采与加工。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是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基于这一投资体制在激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我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之间存在强烈内在关联，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脉。抓好节能减排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按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用其它行业的发展为推动经济增长寻求空间，这在短期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有利于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进一步落实好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需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止来，狠抓节能减排责任落实和执法监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

第三、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紧密。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实质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思路上要以实现又好又快为目标，以有利于节能减排为抓手，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动力源，在培育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和区域发展极方面力求取得重要的新进展。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讲，需要改变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二是广泛运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制造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从区域间联动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打破地方主义的狭隘视野，尊重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依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各区域进行分类指导，提高产业在区域间的相互承接效率，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为此，需尊重国家关于区域发展；整体布局思路，以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两个基本支撑，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国

家扶持机制。鼓励区域之间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鼓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技术、资本和产业。同时，要增强国家区域政策的整合能力，科学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等的政策支持，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

第四、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巩固和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导致新的发展方式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张状态，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强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保障作用。一是改进政府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绩效考核体系，切实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列入考核内容。同时，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实现对政府权力部门和决策机关的有效监督，强化责任追究，防止短期行为。二是继续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和制度。积极实行绿色财税政策，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如实行资源有价开采与使用，调动生产者开发和使用替代资源的积极性，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改变资源税征收办法以应对当前矿产资源制度不合理的情况。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达到充分利用矿产资源减少浪费的目的。同时，要完善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补偿机制，做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前产后工作。三是健全资源和要素高效利用的激励机制，完善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使资源价格真正反映稀缺程度，纠正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扭曲现象。在推进价格改革的同时，也需辅之以恰当的行政手段和税收政策，努力形成“谁节约资源、谁就能从节约的价值中得到回报”的市场机制使企业、公众自觉加入到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来。

四、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发展观与经济发展方式相互影响、互相推动。考虑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就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去思考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而是要重视发展观的更新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作用。过去的经验说明，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中，需要以创新与完善制度建设载体；每一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伴随着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变迁。因此，每一时期思考经济发展方式时，都需要树立观念——制度——举措的框架意识，不仅要重视措施本身的科学性，同时，还要注意及时转变观念与稳步跟进制度建设。不管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的具体目标可能有差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操作方式，但经济发展始终是为了同一个终极目标—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中国的富强和民族振兴。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时，应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与长远规划。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现实条件是科学制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前提。每一时代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受同时期国际主流发展观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解决国内现实问题的需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每一新的发展方式都是对原有发展方式的扬弃与发展。在思考经济发展方式时，要充分考虑国际国内的发展条件与环境，结合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制定出有效的阶段性发展举措，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人类自身发展之间的平衡、经济发展成就与所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平衡、本国发展与世界性总体发展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最后，要充分认识到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调整与适应过程。其原因，既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也有我们认识的局限性。因此，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时，不要幻想_劳永逸地穷尽真理、解决问题，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责任编辑：王骏

作者：唐　龙

科学发展观经济理论探讨论文 篇2：

践行科学发展观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理念和施政方略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审时度势部署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无疑是一项涉及到根本、全局、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就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要把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统一起来,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实践科学发展观,绝不是讲慢发展,更不是不要发展,不发展是最不科学的发展观。现阶段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外部需求锐减、产能过剩凸现、企业经营困难、股市严重受阻、房市成交量萎缩、财政减收增支加大、就业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速下滑等。当前,中央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强基础”经济工作方针,以扩内需作为根本途径,以调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以促就业作为主要目标,以强基础作为重要条件。

中央提出把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保增长就是要保发展速度,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首要任务和实际行动。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抓经济工作,抓社会安全稳定,抓招商、上项目,在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快”发展、“好”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不断积蓄发展的实力和后劲。

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大力建设县域生态文明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能只考虑眼前现实的发展,还要放眼长远,不搞饥不择食的项目引进,不以破坏环境资源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转变发展方式,自觉地注重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自觉地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尤其在招商引资中,绝不能“捡到篮子就是菜”,要注重项目的选择与评估,选商选资,设置严格的“绿色与技术门槛”,着力引进科技含量高、绿色环保的大项目、好项目,坚决拒绝那些影响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技术落后的项目,做到既对当代人负责,又对子孙后代负责。

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县域生态文明的高度,积极改善生态环境。要依据县域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格执行林木砍伐、矿产采探、湿地保护、湖泊河流禁渔等管理制度。若森林资源丰富的县域就要把 “保护林地、维护林权”作为主要工作来抓获,打击毁林、侵占林地违法行为;如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域,就要全面清理违法采矿行为,关、停、并、转一些小煤窑、小矿场,确保生产安全,等等。

三、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目的,最大限度地让普通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努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普通群众。要科学分配财力,合理安排投入,最大限度地把财政向民生事业倾斜,尽力挤出资金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群众福利。将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投入要逐年大幅增加。围绕解决群众看病难、出行难、就业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要大力推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合作医疗、计生以奖代保、农村低保等社保制度,多方筹资构建新型医疗、困难群体救助、社会养老、贫困学生补助等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创造性地探索推行农村合作养老制度,填补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 “空白”。进一步加大农村合作养老宣传发动力度,力争实现全县域覆盖;积极谋划老年公寓建设,大力实施“农村五保工程”,要根据县域经济的财力逐步解决所有农村五保老人的供养问题;坚持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德政工程来抓,力争让所有的适龄少年都能读完初中甚至高中,努力实现病有所医、困有所帮、老有所养、学有所助的目标,真正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普通群众。

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理念,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摆上重要位置,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子。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首先要加快县域城市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县(市)区域中的中心城市能够有效集聚各类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拉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城市化率逐步提高,把中心城市建成“文明清洁、居住适宜、人水和谐”的城市,最大限度地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辐射拉动力。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还要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农村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构筑城乡互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新格局。县财政要依据财力情况,整体推进、分步实施,每年拿出一部分建设资金或国家转移支付项目的配套资金,进行新农村建设,重点解决农民的土地整理、排灌系统、供水、供气、道路通行等方面的问题。

五、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践行科学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对县级领导干部来说,践行科学发展观,前提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没有正确的政绩观作指导,领导干部带头践行科学发展观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就要求我们做决策、搞建设、谋发展,必须具有长远的、可持续的战略眼光,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预知未来的发展趋势;既要抓好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事情,又要抓好那些打基础、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以经济增长或GDP作为惟一、主要的考核指标,建立科学规范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准确、多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地评价干部的工作业绩,为正确识别和使用干部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促进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的形成。要坚持在实际工作尤其是重点难点工作中锻炼干部队伍、发现干部、培养干部,建设一支既有科学发展观思想,又有实践创新能力的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1]张春光: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理论探讨,2009.1

[2]杜 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J].宏观经济管理,2009.2

[3]徐 卫: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破解政府绩效评估的“瓶颈” [J].党政论坛,2009.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作者：钟 超

科学发展观经济理论探讨论文 篇3：

关于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探讨

〔摘 要〕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分析总结我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方面的经验和成就，对于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讨；理论自信

〔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工程。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并对如何实施工程作出了具体部署。我们有必要深刻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几次大的理论探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成功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一、改革开放以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次大探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国社会实践过程中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理论探讨。

（一）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

1953年，我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底，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发生了又一次历史性巨变。1956—1966年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期，我国曾出现违背经济规律，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失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面对这些问题，理论界围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论述。

争论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艾思奇为代表的“独立经济基础论”派别，另一种是以杨献诊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两者观点的理论根源都取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综合”这句话。第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生产关系指的是处于主要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内部各方面，如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各方面的综合，那么这时期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各方面的综合，各种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都不是这时期的经济基础；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基础是一个社会阶段所有生产关系的综合，所以过渡时期的五种经济成分都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两种观点也有相同点，即都不把生产力这个因素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要素。[ 1 ]

（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问题紧密相连的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各派的理论来源都是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这时期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关系问题上。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杨献珍说：“所有唯心主义都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性的东西，世界和观念是同一性的东西。”[ 2 ]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不存在唯心主义因素。在思维与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上，两者之间的争论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3 ]

（三）关于“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用矛盾观点看问题，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学术界在关于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关系上也展开了争论。

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用合二为一来补充一分为二，并且认为两者其实都是矛盾的两方面，只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合二为一侧重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侧重对立面的对立。但两者并非是截然区分的，在主张既重视斗争又重视和谐的方面，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另一派则认为合二为一不是辩证法，是形而上学同一论，更有甚者说这是搞阶级矛盾调和，是在走修正主义路线。[ 4 ]

通过这三次理论大探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实现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繁荣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争论与探讨

1978年，我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在这期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围绕着以实践为中心，展开了对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如实践与真理、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人学研究、体系哲学与领域哲学、文本研究上的返本开新方法论等。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这种提法打破了“十年文革”给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僵化状态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禁锢，由此促成了人们思想路线上的一次大解放，同时也掀起了以实践为中心的一系列理论争论。

（二）关于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的争论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及马克思早年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发行，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本体论还是物质本体论的争论。

这次大讨论，学术界基本分为三种观点，一派是以王锐生为代表的主张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认为应该用实践唯物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一派是以肖前为代表，反对实践本体论代替物质本体论，认为物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还有另一派是以李德顺和高清海为代表的“超越论”，主张应抛开传统的思维模式寻求新的哲学思维范式。[ 5 ]

（三）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争论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传统理论界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的论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单纯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针对市场与计划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 6 ]

邓小平这一论断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思想禁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关于人学问题的研究

伴随着市场经济作用的不断发挥，作为思想反映上的人的主体性作用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马克思早年一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以及当时东欧、前苏联人道主义思潮的盛行，人学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人学研究主要是关注哲学体系上的转变，我国当时的理论界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关注客观世界而很少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世界，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一点“人情味”，因此学界纷纷呼吁应该打破受传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哲学体系，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客体性哲学向主体性哲学的转变，由此拉开了关于人学研究的理论探讨热潮。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后，人学问题仍然是学术界探讨比较热的一个问题。

（五）关于体系哲学与领域哲学的研究

这个问题同样是伴随实践本体论和哲学体系改革问题而展开的，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突破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转向丰富的社会实践，在这个问题上南开大学起了很重要作用，如陈晏清教授就主张要将体系哲学向领域哲学转变，提出“哲学思考是一种总体性思考，但现实世界呈现于哲学家面前的显然不是总体的，因而在哲学思考的切入点不能是总体的，哲学思考只能从问题入手。”[ 7 ]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体系或“元哲学”研究而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增长点，推进马克思主义领域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比如南开大学关于社会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价值哲学的研究等都推进了领域哲学的繁荣创新。[ 8 ]

（六）关于文本研究上的返本开新

随着马克思早年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出版，并且随着学术界关于“新儒学”提倡的返本开新方法论的争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著作的研究上，学术界逐步形成了以提倡“回到马克思”为主的文本研究方法论，这种论述以南京大学张一兵为主要代表，主张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界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和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原点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对文本的阐释和解读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这时期就这个问题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9 ]

由文本研究上的“返本”也逐步向研究方法上的“开新”推进，即文本研究要结合当代社会实践，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创新，从而挖掘马克思主义文本著作的当代意义。

通过这几次大的学术争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主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从而推动了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发展。

三、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

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所积极关注的问题。特别是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后，关于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

学术界主要是根据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三段论”式研究，而要以整体性角度来研究。关于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马克思认为，所谓整体就是具体，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指作为是在具体的整体，其二，指思维具体的整体。”[ 10 ]这里也就说明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上的整体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如果一种实践设计多个或多方面的理论的话，那么各个或各方面的理论必须构成一个整体才能成功地运用于改造世界。” [ 11 ]

通过分析建国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次大的理论探讨，可以认识到广大理论工作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在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做到“四个分清”：即“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分清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12 ]

每个社会发展阶段有各自的历史任务，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同样要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推动理论自身的创新和发展，以此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1][3][4][5][8] 杨 谦.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杨献珍.杨献珍文集（第1卷）[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陈晏清.哲学的实践转向和领域哲学的兴起[J].天津社联通讯，2002，（12）.

[9]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 刘炯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语系统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1] 王南湜.从实践意图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J].南开学报，2008，（4）.

[12]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第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

责任编辑：董玉虎

作者：王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