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经济建设论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深刻认识这一科学判断，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私有财产权经济建设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私有财产权经济建设论文 篇1：

析我国财产权结构的二元性特征

[摘要]我国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权的生长与发展具有独特的演进模式。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私营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形成了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共同发展的二元财产权格局。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一体化保护，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产制度的鲜明特性。

[关键词]财产权；私有财产；公共财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产理论与实践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形成了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二元并存的财产权格局。我国宪法在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种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共同发展的二元财产权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一、我国私有财产制度演变历程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付诸实践，强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被剥夺。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在理论上未能科学地区分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简单照搬前苏联的财产制度模式。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村和城市所有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建立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社会，即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和城镇的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私有产权得以复兴、生长和发展。我国私有财产权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得以发育和生长。一是农村私有财产权通过农民的伟大创造得以发育和生长。农民通过包干到户、创办乡镇企业、兴办小城镇和进城务工等途径，开启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生长空间，增加了非农收入。扩展了农民私有财产权生长的新通道。二是城镇私有财产权生长主要体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思想解放、政策演进、立法保障和实践突破等四条路径。首先，党通过思想解放给非公有制经济的生长提供观念土壤；其次，党的政策进行相应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平等竞争”、“平等保护”的平等主体的政策路径；再次，通过修改宪法和单行立法，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宪法和法律保障的框架之内。有了政策的支持、法律的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在实践中不断取得大突破，私有财产权得以蓬勃发展。三是经济特区私有财产权通过对外引进外资和对内引进劳工得以发育和生长。国家给予特区的各种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及农民工的伟大创业热情，成为特区私有财产权生长和发展的主要支撑。

30年来，我国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私有财产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公有制基础上不断保护和发展私有财产权，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二、我国公有财产制度变迁轨迹

相对于私有财产从理论研究的禁区到理论研究的热点，公有财产的研究则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

说其古老，是因为无论任何形态的社会，公有财产制度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问世后，公有财产制度更是整个财产权体系的核心内容。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将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确立了被视为社会主义标准模式的“斯大林模式”，其核心特点是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财产和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了对私有财产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短暂保护之后，就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社会。直接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国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国家所有制的基础。对于民族资本家，采取了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政策。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向资本家支付了30多亿元。1966年，定息制度被取消，“资本主义尾巴”被全部割掉。资本家的私人资本转化为了全民财产，成为国家所有制的重要来源。在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同时，国家对手工业者也实行了集体化改造，实现了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在农村，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形成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被消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此，公有财产制度成为我国主要财产制度，私有财产被严格限制在个人的生活用品等狭小的范围。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不再使用财产或私有财产的概念，只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使私有财产得以重新生长起来。1982年《宪法》在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我国1982年《宪法》以及迄今先后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的四次修正，都为私有财产权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制度空间，让私有财产权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生长和发育起来了。

公有财产的研究同时也是一项崭新的课题。说其崭新，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一方面，公有财产和各种非公有财产在市场面前“平等竞争”，在法律面前“平等保护”：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又要确保公有财产保值增值。在改革进程中，与私有财产的研究与保护相比，我国公共财产的研究和保护却相对滞后。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和集体的公共财产却遭到了严重的侵吞，如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征地拆迁导致农民集体权益的重大流失等。如何在“合法财产一体保护原则”的前提下。切实保护公有财产。遏止实践中出现的公有财产大量流失的态势，是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并存的二元财产权结构

我国公共财产权与私有财产权的生长与发展具有独特的演进模式。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单一公有制到彻底私有化的财产制度安排，党的正确的执政理念与改革举措使我国私有财产权在单一公有制经济上平稳生长和发展，形成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的二元财产结构，新的二元财产权结构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治理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一体化保护，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产制度的鲜明特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党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宗旨的体现；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私财产必须一体保护。没有公有财产，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没有私有财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反过来又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公私财产的衡平保护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定持续和谐发展与公私财产权的均衡发展密切相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何防止公权力对公私财产的侵犯、如何在“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下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有财产物权制度、公有财产管理制度、公有财产流转制度和公有财产保障制度，是当下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点。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双重保护，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　于朝霞

作者：李　芳

私有财产权经济建设论文 篇2：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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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深刻认识这一科学判断，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波澜壮阔，成就辉煌，举世瞩目，概括起来讲，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今天的中国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最近的时刻;二是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已经从建国初期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现在的问题是，推动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找到了一条符合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那么，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为什么能够推动和实现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呢？它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创新还是应对重大事态的权宜之举？笔者认为，我国形成和建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不是权宜之举，而是伟大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具有客观必然性。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论基础

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建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互关系的原理。

1.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立场

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互关系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这一哲学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在经济学领域的折射，围绕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互关系问题，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立场。

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兴起以来，西方思想界关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流行观点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中心，组成社会的个人拥有三项基本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私有财产权，这些权利与生俱来，高于一切。这套说教的核心是把个人的生存、自由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强调私有制基础上个人利益的实现是个人赖以生存和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共同利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共同利益之上的观念构成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众所周知，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方法论个人主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石。在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方面，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有两个人物最具代表性：一个是斯密，另一个是哈耶克。18世纪70年代斯密在《国富论》里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混为一谈，认为人在本性上都是自私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它的驱使下，每个人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客观上使社会共同利益得到实现。斯密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目的是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辩护，反对封建贵族和教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从科学性的角度看，该观点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再次对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做了个人主义的解读。哈耶克把共同利益定义为一种抽象的秩序，他认为，自由社会的共同福利或公共利益的概念，决不能定义为所要达至的已知的特定结果的总和，而只能定义为一种抽象的秩序。共同利益是一个整体，它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具体目标，而是仅仅提供最佳渠道，使无论哪个成员都可以将自己的知识用于自己的目的。在这里，哈耶克把共同利益贬低为抽象的存在，否定共同利益客观的目的性存在，认为其价值只是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服务。哈耶克理论观点的服务对象依然是资产阶级，而攻击的目标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

哈耶克关于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关系的观点是斯密古典自由主义观点的翻版，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鼓吹“三化”，即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绝对自由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很大，产生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滞胀”困境，积极实施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经济政策，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片面夸大市场调节，严重削弱国家干预，结果却推动经济迅速滑向去工业化和虚拟化轨道。目前，西方国家经济呈现严重停滞态势：制造业衰落，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中产阶级高度分化，橄榄型阶级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结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债台高筑，公共开支难以为继;经济增速低迷，失业人口激增;货物商品出口能力枯竭，贸易赤字剧增。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曾一度面临困难，如经济增速缓慢、物资短缺、通胀严重、财政赤字规模大、外债负担重等，为了尽快摆脱困局，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下，他们纷纷实施“休克疗法”，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货币自由兑换、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其后果是推动经济和社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经济持续停滞，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扩大，政治纷争不断，种族歧视和民族矛盾加剧，社会分化，动乱不止。

2.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在对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互关系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立场截然不同。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同，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抽象的个人出发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坚持从客观的特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出发分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二重属性，劳动的自然属性是指劳动是维持人的肉体生存所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创造了人的生存资料，通过劳动人实现了生命存在，人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劳动的社会属性是指劳动是通过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及其他交往方式完成的活动，劳动不是单个人进行的生产活动，而是社会性生产活动，正是劳动的社会性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个人不是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只能从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段话科学地阐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个人利益首先体现为个体生命意义上的生存，人的生命活动是从需要开始的，吃、穿、住、行及繁衍等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享受、精神、发展等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是个人利益的具体体现。而个人利益不可能靠单独的个人来实现，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間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必然的社会关系来实现，个人在社会生产活动基础上结成共同体，共同利益就成为共同体赖以形成的纽带，“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决定，观察和判断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互关系的特点和性质，只能以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为依据，而不能用超历史超阶级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立场为依据。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但存在着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而且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恩格斯在1844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指出：“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因此，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恩格斯强调，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才导致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富两极分化和供给与需求反复出现失衡，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社会条件。在1846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变成无产阶级而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私有制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不再相容，这时消灭私有制的社会条件就形成了。“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個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人资本的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是对立的，共同利益采取了异己的、外在的存在形式与私人资本利益相对抗，其表现是劳资矛盾尖锐对立，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危机反复爆发，资产阶级政府会动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危机，但是这里的国家不是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真正的共同体”，而是代表少数私人资本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因而不可能克服和解决私人资本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矛盾，不可能消除劳资对抗、消灭两极分化、克服经济危机，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只能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公有制得以建立，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真正实现统一，国家作为“真正的共同体”代表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自觉组织社会生产，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现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贯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混为一谈，强调私有制和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并为之辩护，否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之间的对抗性，因而无法解释私有制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和内在矛盾，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差距和不平等不断扩大、经济危机反复发生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趋于持续停滞的原因，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矛盾和对抗的历史动因，回答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提供了行动指南。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质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统一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对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进行了深刻阐释：一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恩格斯指出：“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共同劳动，满足共同需要，达到共同富裕。二是消灭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恩格斯指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三是消灭旧式分工，实现共同富裕。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物质财富充裕，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消失，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成为生活第一需要，实现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共同富裕得以实现。四是消灭阶级对立，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所有制、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以及人的发展等四个方面对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进行了深刻阐释，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和把握共产主义内涵的重要路径。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类摆脱了历史上一直以来受异己的社会关系束缚的状态，能够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自觉的组织和管理，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的支配和左右，首次实现了人对自然界、对社会关系、对人自身的解放，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共产主义所进行的这一伟大社会变革和社会实践，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最高级、最完全的形态，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最高体现。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而非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每当面临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重大自然灾害的冲击时，资产阶级政府首先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出资救助私人垄断资本，而置社会共同利益于不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存在尖锐矛盾，个别企业的生产活动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而整个社会生产却是无政府的，在逐利动机驱使下，私人资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受到严重抑制而不断萎缩，由此导致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和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出于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只能暂时缓和一下危机，并不能根本克服危机，因此，资本主义根本不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条件。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辩证统一性。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企业组织、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等都拥有自己特殊的物质利益，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是个人利益的具体载体，尊重这些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有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激发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劳动者、企业组织、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也拥有共同利益，如各个利益主体之间要求加强分工协作，相互借重，推进创新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各利益主体之间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挖掘潜力，补齐短板，增强后劲，实现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关系到所有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维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所有利益主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发展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践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积极推动扩大对外开放，建立新型开放型经济，提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等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有统一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会确保个人利益更好地实现，如和谐稳定安全的营商环境有助于经营者进行稳定、可预期的决策;美好的自然环境有助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经营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质，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这些无疑都十分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也会发生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利益主体在追求和實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以损害社会共同利益为代价谋求个体利益，如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一些平台公司凭借对算法的掌控形成垄断地位，进而谋求垄断利润，损害广大消费者权益;一些企业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暴利，却让全社会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一些企业追求短期利益，不愿意为技术创新进行长期投入，制约整个社会科技水平的提升，等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既相统一又会发生一定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形成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安排既要切实维护和实现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释放经济活力，又要积极维护社会共同利益，推动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统一，从实际出发探索并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和建立了独特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找到了协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互关系的正确途径，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四、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的特点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与共产主义所体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最高形态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被实践证明具有显著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以人民为中心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质上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发展瓶颈和实现快速发展的过程。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不充分调动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要民生问题得到根本改善，中国成为全世界脱贫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人民群众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大受益者。

2.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目标和课题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依据。社会共同利益主要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认真研究和科学识别反映社会共同利益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此为基础提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加以实现。在长期的实践中，一系列体现不同时期社会共同利益的重大课题被纳入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的目标篮子里，如，加快实现工业化;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平衡发展;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全面贯彻和实施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满足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民生需要;抗击重大自然灾害和疫情;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反贫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网络安全、技术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正是通过集中力量解决这些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社会才实现了全面进步。

3.集中力量办大事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要求。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集中力量办大事。马克思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密切的协作为特征。生产分工和协作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多样性和社会劳动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客观上要求将有限的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到社会分工的各个领域，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全体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强化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目标，形成了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制造能力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

4.国有经济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深厚物质基础。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物质保证。新中国成立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动摇，国有经济对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协调稳定和快速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的能力，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为全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如国防、义务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等;国有企业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稳定的能源、原材料和基础服务的供应;国有企业承担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建设，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水电站、载人航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特高压电网等重大工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福祉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有企业在国产大飞机、港珠澳大桥、“蓝鲸1号”钻井平台、北斗系统、超级计算机、“天眼”探空、“嫦娥”奔月、“天问”“探火”工程等一大批重大创新工程上取得突破，标志着我国已经处于世界科技创新的先进水平。这一切充分证明，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在实施集中力量办大事过程中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5.国家经济治理体系是实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手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一个新突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主要是通过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实现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通过国家行政机构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目标、任务、结构、路径进行引领、指导和协调，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经济治理体系是实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手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国家不再是虚幻的共同体，而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国家是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代表，具有规划统筹、宏观经济治理、市场监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通过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各个行政职能部门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职能，自觉引导国民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方向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6.利用市场机制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调节和實现个人利益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以实现共同利益为核心目标和根本任务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过程中也注重引入市场机制。政府一方面加强统筹协调，在国家层面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和合作大平台，形成部门、地方、全社会参与的格局，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科技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解决重大战略任务的立项、决策、预算投入、利益分配等问题，做到战略目标和效益目标并重，兼顾国家和企业利益。

7.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社会特定阶级的利益代表，阶级利益往往是通过其代表在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来的，政党既有可能维护个人利益，也有可能维护共同利益，这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深得人民的拥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协调各方关系的优势，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只能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通过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行动，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合力。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既能够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又能够以超强的社会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将宏伟蓝图付诸实施，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使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实现。

综上所述，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陷入持续停滞困境，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缺乏社会共同利益赖以存在和实现的制度保障，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对经济实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是不可能触动私人资本的根本利益，难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党和政府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维护和实现社会共同利益，有效化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百年来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在新的征程上，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宣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振奋人心。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努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的优势，就一定能够在新的百年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期实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

作者：何自力　李路遥

私有财产权经济建设论文 篇3：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闻天的农村经济发展思想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闻天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解的思想和主张。他科学地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性质，农村社会的各阶层，农村经济的发展重心以及农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途径等。这些思想和主张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也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张闻天农村经济发展思想

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一生历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中国近现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条件下，他对国家与民族如何走向独立与富强作了深入、全面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在众多领域留下了较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在经济领域，有人则誉他为“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宗师”，^①可见其经济思想内涵的丰富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张闻天的经济思想从许多的层面进行过关注，但较多的文章与专著主要是论述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张闻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我国农村经济如何发展的思想却着力甚少，也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实，在张闻天的一生中，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非常重视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其论述占了很大篇幅。他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思想是其整个经济思想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不无理论借鉴意义与现实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揭示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对社会经济性质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国情的认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②社会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由经济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要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关键是对农村社会经济性质进行正确的分析，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路线、方针与政策。张闻天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性质的分析正是立足于此。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闻天同托派进行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便提及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入侵，确实正如托派任曙所说，在中国造成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张闻天否定了任曙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入侵促进了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论调，他说：“帝国主义列强拿它们的商品经济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使中国农民的农产品商品化，甚至使中国农产品的种类依照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而波动，决不等于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③这是因为在张闻天看来，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把中国变为它的经济附庸、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由此，张闻天得出了与任曙截然不同的观点，即中国农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

除了上述他从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出发认识到中国农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外，张闻天还进一步接着论说了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经济的重大影响，他说：“这种发展，只是加紧了地主、商人、高利贷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剥削，造成大批的破产失业与空前的大饥荒”，^⑤而这种剥削从地主向农民收取的地租来看，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作用来看，性质则是封建式的，他说：“这种地租不论是生产品的或是金钱的，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含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至于这里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作用，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也是性质上不相同的”。^⑥由于这样一种封建式的重重剥削，中国农村经济便处在一个长期的恐慌崩溃时期，从而导致近代中国农村灾荒区域的增加和农村生产力的下降。张闻天痛心地指出：“在全中国现在差不多没有一省没有灾荒区域。即以今年的一次大水灾而论，受到重大损失的已经有十六省之广，今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万万人口，等待着饿死，病死与冻死”。^⑦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张闻天揭示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甚或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说：“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我们称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⑧在这种经济社会里，中国农村经济要得到发展，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的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在我们看来，要发展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力，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商人，高利贷，资本家与富农的统治，只有消灭中国农村中占着统治地位的封建的剥削”。^⑨一语中的，既清算了托派思想言论的谬误，也指明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要求得到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性质。

二、正确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各阶层状况

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与统一，因而必须对农村社会各阶层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明确自己的朋友与敌人。张闻天在他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这一简单却常常容易使人忽视的问题，“明确的分别清楚在农村中间的各个阶层，知道谁是我们在农村中的兄弟，谁是我们的依靠，谁是我们的同盟者与谁是我们的敌人”^[10]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社会阶层不断地分化与组合，农村社会的这一特征极为明显，张闻天在动态中把握了这个特征，认真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并及时地调整着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及相应的策略。

对于雇农，由于他们无土地、资金、农具，靠营工谋生，张闻天把他们定性为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是党在乡村中的代表。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这样下过明确的定义，“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11]雇农由于其在乡村中是最困难的群体，在人数上占全国工人的绝大多数，他们的革命意识非常强烈，张闻天认为应该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他说：“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必须首先组织这些工农群众，发动他们的斗争，使他们能够在反帝的土地革命中起他们的领导作用”。^[12]

对于贫农，他们是中国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之一，近代中国的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这一阶层由于其经济状况不等，层次较为复杂。张闻天认为在乡村中的依靠就是这个群体，他说：“我们要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必须把贫农团组织起来，雇农工会的小组应该全体加入贫农团，起他们的领导作用，我们的党就应该依靠贫农团，来执行我们的一切决定”。^[13]

对于中农，这是一个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农是劳动者，遭受剥削，具有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又是商品的小生产者，具有投机性，企图变为剥削者与富农。张闻天强调，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农占有最大多数，一刻都不能忘记中农，同时，在土地革命后，有些贫农将转化为中农，因此必须要联合他们。张闻天批评了有些人所认为的中农不愿牺牲自己利益的观点与看法，他说：“说中农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完全是一些机会主义者的胡说”，^[14]但是，张闻天又告诫说不能忘记中农的两重性，应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的领导，要为了他们（指中农，作者注）自身的利益，加入消费的与生产的合作社，吸收他们同资本主义的投机做斗争，把他们的切身利益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联结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15]

在对待地主与富农方面，张闻天经常把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后形成不同的方针与政策。综观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闻天对地主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主张彻底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其目的在于彻底肃清封建残余，这一点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与任务相符。但是，对于富农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张闻天与早期的共产党人一样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自己错误的过程。土地革命时期，张闻天对于富农经济就存在“左”的错误倾向，他说：“没收他们的好田，分给他们的坏田”，^[16]其政策的目的是削弱他们，而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一错误便得到修正，他认为，中共从前消灭富农的政策应该转变，他说：“在白区，一般可以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坚决杜绝消灭富农、加紧反对富农或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17]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张闻天再一次强调应该发展农村中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新富农经济，因为这种新富农经济将与向着互助合作方向发展的个体经济同时并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张闻天认为：“民主政府对于这种新富农是应该而且必须容许其存在和发展的”。^[18]

从以上张闻天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张闻天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贡献，一是他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强调了中农、富农在农村经济中的重大作用，代表了农村中较高的生产力。二是他强调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统一战线的作用，看到了它们对巩固政权和发展生产的经济作用。这一分析鞭辟入里，旗帜鲜明地概括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后来的学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历史证明，张闻天的这一贡献对当时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起了积极的作用”，^[19]这一评价是公允的、恰当的，也符合了历史的真相。

三、指明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重心是土地分配后进行生产斗争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采取了相应的土地分配政策，并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一员，不可否认地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１９４６年他这样写到：“改善人民生活，‘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没收满拓地等日寇的土地及汉奸之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20]但是怎样分配土地呢？最重要的问题是确立土地分配政策。张闻天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及理论研究、思索后明确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巩固农民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他说：“农民今天担心的是，分到的房子、牛马、土地、是不是成为他的私有财产？我们只有巩固了农民的这种私有财产权，才能发展农业生产”。^[21]因而，他批评了过早在中国实行农业集体化的错误倾向，说：“今天巩固农民这种私有财产权，应该说具有进步的意义，破坏这种私有财产权，才是反动的思想”。^[22]二是土地分配完成的标准问题。张闻天概括为两点，他说：“一方面消灭了地主富农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另一方面满足了农民目前必须的生产要求，这就是经济上斗争彻底的标准”。^[23]

在土地分配基本上彻底完成后，党的农村工作的中心将发生怎样的转移，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重大抉择，也关系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张闻天对此非常重视，他果断地提出农村工作的重心是“用一切力量，动员全体农民，发展生产”。^[24]这是因为在张闻天看来原因有三点，一是发展生产是土地分配的目的。他说：“土地改革的目的，原来也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25]二是发展生产是农民的基本要求。他认为：“如何使生产手段同劳动结合起来，进行生产，这是今天农民的基本要求”。^[26]三是发展生产是巩固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改革完成后，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张闻天指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由于没有封建剥削，能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而对新的生产关系巩固的途径，则要通过大生产运动。

张闻天对于土地政策问题以及土地分配后进行生产斗争的关注，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乃至社会主义初期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式的形成、发展以及转变，对当时土地分配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促进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理论、实践的指导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四、确定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途径

确定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前途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即到底是走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其最后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关键性的问题还在于选择一条怎样达到这一前途的途径与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的思索中。对于党的优秀分子张闻天来说，社会主义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从五四时期他确立社会主义观开始直至他生命的终结，他的一切活动与理论探索莫不以此为旨归。^[2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闻天就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如何实现的途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从而确立了通过合作社经济发展使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缓慢，其根源主要是在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封建的剥削，因而必须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消灭，而在经济领域，农村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与组织的建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对于合作社经济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张闻天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进行过关注，他号召：“苏维埃政府必须用一切力量组织工人农民的消费合作社，扩大合作社的组织到每个乡村与圩场，成立总的县的，省的以至中央的合作社组织。”^[28]因为就张闻天来看，在当时苏区经济中占最大优势是农民的小生产经济，现在站在走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而合作社经济则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桥梁和纽带。张闻天的这一合作社经济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封建剥削将彻底被消灭时日益成熟，这一时期他要求建立农村供销、生产合作社，他说：“对农村的一切党组织，合作社经济的建设则是它们的头等任务”，^[29]其主要目的张闻天说得非常直接明了，即“为了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为了发展和改造农民的小商品经济”。^[30]而合作社的历史任务则在于经济上巩固工农的联盟，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怎样发展和建立合作社经济，从而使中国农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呢？张闻天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他认为：一是必须和私人商业资本进行和平的经济竞争，从而达到广大范围内由合作社来代替私人商业资本的地位，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与破坏性。二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联系群众的作风，必须反对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他说：“容许官僚主义作风在合作社内部的存在和发展，则必使合作社在和商人的经济竞争中完全归于失败，必至合作社与死命”。^[31]三是合作社经济必须遵守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不能强迫入股，禁止摊派股金。四是必须选派最好的干部和党员送到合作社去，使其在合作社内部起核心领导作用。张闻天认为，只有通过这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便会成为一种可能，三大改造时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张闻天这一理论探索的真理性价值。综上所述，张闻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解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分析，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提出的独到主张，构成了张闻天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涵，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据了光辉的篇章，对今天我们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仍不失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地总结和借鉴。

注释：

①董伟．张闻天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宗师”，［Ｊ］党史文汇，１９９３（７）：２５－２９．

②毛泽东选集．（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６３３．

③④⑤⑥⑦⑧⑨[10][12][13][14][15][16][28]张闻天文集．（一）［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１７７，１７７，１８１，１８１，２１４，４７９，２１４，３６１，３６１，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６，３４２，．３４２．

[11]毛泽东选集．（一）［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８．

[17][18]张闻天文集．（二）［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３５，３９５．

[19]马文奇．《张闻天经济思想研究》［Ｍ］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５６－５７．

[20][23][24][25][26]《张闻天东北文选》［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８，１６５，１６４，１６７，１６７．

[21][22][29][30][31]张闻天文集（四）［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１，４，６４，６３，６８．

[27]参阅程中原《张闻天的社会主义观》，［Ｊ］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５（６）：８－１８．

作者：刘　军　莫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