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经济学论文

[摘要]国际海底区域应定位于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经济学上的产权理论有其局限性，应谨慎适用，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在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上应作具体设计。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私有财产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私有财产经济学论文 篇1：

浅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私有财产的本质

摘 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一篇重要著作，它从经济学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中“私有财产”概念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对“私有财产”概念的分析有助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 也有助于理解1844年以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以及通过对私有财产本质的批判来论证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私有财产；本质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4月至8月，这部手稿是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批判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批判之前旧哲学的作品。也就是说，它是马克思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主要思想实录。其中对“私有财产”的本质的探讨和“异化劳动”学说都是《手稿》的精华所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勞动和私有财产”一篇中写道：“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因此，弄清私有财产的本质是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任务。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劳动的全部属于工人，劳动是使自然产品价值增大的唯一东西，那么马克思把这归结为：社会财富来源于劳动，私有财产归结为工人的劳动。这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但搞清楚私有财产的本质的关键问题是：工人劳动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是什么？在资本主义私有条件下工人劳动和一般人类劳动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通常马克思在论述中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马克思说：“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这个经济事实就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在这里，马克思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劳动者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已经不再属于劳动者本身，它脱离劳动者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劳动者对立。劳动产品理应是劳动的对象化，是劳动固定在某物中成为物化的劳动。但是当前的经济现实是，这种物化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异化的劳动产品。在这里，劳动同劳动产品的关系是不一致的。劳动生产出财富，但是劳动却使劳动者贫困。劳动使商品世界增值，却使劳动者贬低为廉价的商品。劳动在这里分解为工人同财富的对立。这是工人同产品的直接关系。

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劳动本质的异化。”这个同时也掩盖了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针对国民经济学家提出：“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马克思的提法向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更靠近了一步。而且，马克思还提到：“有产者对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而且证实了这一点。”这种有产者对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就是私有财产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私有财产关系是工人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说：“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己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

马克思在这里想说的是劳动产品异化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劳动的过程中的异化，劳动本来是一种自主自为的有意识的活动，然而，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却是一种非人折磨，“因此，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因此劳动对工人来说就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因为这种外在，所以只要外部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这样的劳动脱离了自身，似乎已经成为别人的事情，这种活动是工人自身的丧失。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人充当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而他自己的劳动也仅仅是维持个人生计的手段，这种工具或是手段的现实，使劳动对于人的意义被歪曲了。

马克思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别的什么名字——对这个劳动关系。”

因为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而这种劳动产品必然属于工人之外的人，所以，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分离关系，表现了他的产品同他之外的不劳动的他人的关系，从而也表现了工人同这个他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他人对工人的强迫和压榨关系。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的劳动是一种异化的劳动，由这种异化劳动衍生的是劳动产品同工人相分离，并为他人所占有。这是马克思探究私有财产本质的关键，因此，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此外，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和异化劳动的对比也阐明了什么是“一般人类劳动”。

首先，一般人类劳动是人同自然界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没有自然界，劳动就没有加工的对象，同时自然界给劳动者提供生活所必须的资料，没有了自然界，劳动者就不能生存。马克思在这里从本质上说明了人同自然界的不可分割性。把人同自然界分开，就意味着对人的肢解。

其次，一般人类劳动，使自然界成为“为人之物”，以实现人的需要。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劳动对于人来说是对象性的活动，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动物只是在自己需求的情况下片面的进行，说到底，那只不过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活动。而人的活动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人征服自然，逐渐改变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且不断改变着自己对自然界的认识，劳动促使人不断的发展进步。

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所以，一般人类劳动的过程，是人通过劳动使自身发展、使自身完美化的历史。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

再次，一般人类劳动是自觉自由的生命活动。而不应该受到外界的干扰。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劳动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最后，一般人類劳动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对象化是人本质力量客体化的过程，是外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但不论怎样，它都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一般人类劳动是实现人本质力量的过程，而不是人的丧失。

马克思所定义的一般人类劳动和异化劳动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通过对一般人类劳动的概述指出了资本主义工人劳动的性质是使劳动者与自然界脱离，非人的与人的类本质特性相对立的劳动。

因此，马克思说：“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在这里马克思看出，作为物的私有财产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制度。“资本是劳动的积累”所以当劳动同资本相结合时就产生了私有财产。而产生私有财产的劳动不是一般人类劳动，而是被异化了的劳动。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是被异化了的劳动的观点是其思想的一个飞跃。从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难看出，许多范畴都是异化和外化这两个因素的展开。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将私有财产分为两种关系，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

另外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是永恒的吗？

既然，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是一般人类劳动的一种异化状态，那也就是是说这个暂时劳动的形态所产生的私有财产也只是人和自然界关系的一种暂时的，只具有历史意义的形态。马克思在《手稿》里指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在这里隐隐包含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决定社会关系的思想。同时也蕴含了工人解放，全人类解放实质是现存的资本主义关系上的经济变革，而这种变革必定要以政治的形态表现出来。这样，从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是被异化了的劳动的认识，马克思达到了对人的问题的崭新的理解，并且把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作为理解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点。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是被异化了的劳动的观点的阐明，使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为马克思之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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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璐

私有财产经济学论文 篇2：

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地位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反思

[摘要]国际海底区域应定位于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经济学上的产权理论有其局限性，应谨慎适用，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在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上应作具体设计。

[关键词]国际海底区域；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产权；外部性

[作者简介]任秋娟，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山东 淄博，25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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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17日，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建议，在22届联大议程中加上一项“关于专为和平目的保留目前国内管辖范围外海洋下海床洋底及为人类利益而使用其资源的宣言和条约”，文件起草人是当时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帕多博士，因此也被称为“帕多提案”。“帕多提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必须代替旧的海洋自由，并建议联大制定一系列关于海底活动的原则和谈判条约，以规定国际海床的界限和设立管理海床资源的新式国际组织。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制度是导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也是整个会议上最困难的问题。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最大成果之一是制定了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海底区域(简称“区域”)制度，这与经济学上的产权理论的思路相悖。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有效运作是否应该采纳产权理论值得我们思考。

一、产权理论的提出

环境要素如水、空气、阳光等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传统国际法认为它们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物，是一种公共物品，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任何人无须支付对价即可对其占有和处分。在衡量GDP指标的计算中，也没有扣除环境损害的成本和社会费用，由此产生了被经济学家称为的外部性问题。

针对生态资源的无节制耗竭，Hardin曾提出了著名的“共有物品的悲剧”论 。该论文描述了一个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的经营情况。该牧地或草场是公有的，在草场的畜群是私有的。现实的自然法则是草场对牲畜的承载力是有限的；现实的市场法则是每个牧民都力求使自己个人的眼前利益最大化。从牧民情况看，站在个人利益立场上，牧民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头数，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他将获得为此带来的全部收入。从草场情况看，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给草场带来某种损害，但是这一损害由全体牧民分担。作为“经济人”的牧民，他们只考虑如何扩大自己的畜群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完全不考虑整个草场的破坏和退化。结果，在草场放牧的畜群越来越大，草场的破坏和退化越来越厉害，最终导致草场报废，全体牧民都不得不从草场撤出，从而酿成“公有地的悲剧”。这个事实说明，公有的环境资源的自由利用，会促使人们(“经济人”)尽可能地将公有资源变成私有或某些团体的财富，从而最终使全体成员的长远利益遭到损害甚至毁灭。如果各国对一项资产的消费形成竞争，并且各国都可以合法地使用这项资产，那么各国就会激励在对方攫取收益之前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从这项资产中攫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不能反映出真实的资产稀缺性信号。

公共物品是经济学上的重要概念，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典性著作《经济学》中对公共物品下定义：即消费中不需要竞争的非专有货物。公共物品是一种为使某个集体能获得未来收益而设计的排除他人的产权体制。公共开放意味着资产没有所有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产权也就是每个人都没有产权。

公共物品的特征是非排他性和不可分性。这种特征使得公共物品使用中存在两大问题：首先，使用的非排他性，可能引起公共物品承受具有利益最大化倾向的社会个人的滥用，并最终可能导致公共物品本身价值的减损乃至灭失。其次，公共物品的成本和收益是难以计算的。

二、国际海底区域的定性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当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新概念，但这一要领可以在罗马法中找到类比。一种是所谓“无主物”，即目前未为人所有但可以由于对无主标的物的占有或无主的地方的占据而取得私人所有权。第二种说法是“共有物”，即为全人类共同所有不得为私人所使用和享受。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只能由人类整体占有，不存在份额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人类不存在一个相对人，所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中不存在外部关系之说，其所如何对财产的合理管理与公平分享，不能用所有权中的制度去推定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本质。

随着《海洋法公约》的生效，这种主张已彻底破产。但尽管有了相关公约、协定的规定，可是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内涵，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同的理解，似乎我们不能从共同继承财产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所占有和在同等程度上对所有国家开放的状态中前进多少。尽管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有诸多不一致解释，但一般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为全人类使用和开发的财产。该财产的主体为全体人类，即包括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类，而不论是当代人还是未来后代人。因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开发自然资源以及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提出的，所以对此应作广义的解释，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权使用和开发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未来人类和当代人类同样拥有这项权利。如果说可以理解为全人类共同所有，就有可能和共有物一样，其拥有者均可以取而用之，可以据为己有。故笔者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全人类所使用和开发的财产，而不是为全人类所共有或所有的财产。

另外，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也不能因此而被认为是处于所有国家的共同主权之下。主权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固有的不可缺的属性。前已述及人类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使用者和开发者，而不是所有者，故它行使的是主权国家让渡的某些权利，是主权国家对自身权利的某些限制。故笔者认为那种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处于所有国家的共同主权之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人类主权”的提法同样也不合适。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确立，只是“推断出各国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同意将自己的权力撇开，并将其自己的利益纳入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轨道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关于国际海底的第11部分的规定提高到与《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和其他国际法规则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表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已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具有强行法的性质。而且，许多国家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指出了“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是一项习惯法规则。

三、国际海底区域是否应适用产权理论

从经济学上看，所有权是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资源所有权的虚化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因。生态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为全球所有。所有权是虚化和模糊的。如果资源相对于全部需求有充足的容量，则不会产生经济上的问题。但是，当需求上升到一定程度，利用资源的国家彼此施加外部费用，则经济效率不可避免要遭受损害。

在解释生态枯竭的产生原因时，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被时常提起，外部性来自于公共物品的属性，是公共物品理论的延续和深化。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F·史普博给外部性下的定义是：某外部性是指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提供给另一个当事人的物品束(commodity bundle)。R·科斯在分析外部不经济性时认为，适当确定产权或使用权，能消除阻碍帕累托效率的外部不经济性。“公有物品的悲剧”说明，资源配置的外部性是资源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所导致，市场失灵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只要明确界定所有权，市场主体或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或经济活动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即通过产权的明确界限定可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共享的自由带来毁灭。

既然对公有资源的使用难以达到有效率的状态，Hardin认为如果将牧场以某种方式分配给牧民，每户牧民都非常关心自己所拥有的牧场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的情况就可以杜绝，每户牧民在自己的草场上达到了最优产量，整个牧场也就实现了最优产量。依Hardin的思路，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可以有效保护全球生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国际海底区域适用“产权”理论是具有局限性的。产权发挥效用的前提是本身明确化。但国际海底区域属于人类共有资源，不可能将这些资源的产权分配给各国。况且，即便是现存各国主权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其利用和开发也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生态息息相关。而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单方面利用就会产生外部成本；非排他性利用，从而造成外部成本的积累，就形成了生态危机。其次，产权发挥效用的另一个条件是自由贸易，而交易的前提是价格确定，但国际海底区域的生态性会限制价格的形成。生态资源不可能以货币形式反映价值。

四、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构建

实现“区域”国际化，实行国际管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归全体人类所有，任何一部分人无权随意处置共同财产、主张权利，必须由全体人类来决定共同财产的命运。因此，为实现全体人类对“区域”及其资源的权利，“区域”必须由各国组成的代表全体人类的国际组织予以管理。只有如此，方能保证人类整体为“区域”的唯一权利主体，使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不至于成为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

公约所丰富和发展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内容是对上述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其具体内容主要有：(1)分配外大陆架非生物资源内容。公约第82条规定，沿海国对200海里外大陆架非生物资源的开发，应缴付费用和实物，且管理局应将上缴的费用或实物公平地分享给缔约国。公约作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体现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实质，即真正实现公平分享利益的目的。(2)共同参与管理内容。公约第137条第2款规定：“对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3)遵守宪章规则等内容。体现这些内容的条款主要为公约第140、148、138、141和145条。如第138条规定：“区域”内活动应遵守公约第11部分的相关规定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和其他国际法规则。(4)为全人类服务内容。公约涉及这些内容的条款主要为第151、145条、第155条第2款、第147、143、144和149条。如第143条第1款规定，“区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应按照第13部分(海洋科学研究)专为和平目的并为谋全人类的利益进行。(5)非“区域”部分适用公海自由原则内容。公约第135条规定了这方面的内容。该条规定，对“区域”上覆水域或其水域上空应适用不同于“区域”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换言之，“区域”及其资源不适用公海自由原则，而应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6)解决“区域”内争端内容。公约不仅规定了解决“区域”争端的专属机构——国际海底争端分庭的职权，而且还规定了国际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管辖权及其咨询意见的效力。如公约第159条第10款规定，管理局大会对于提交给分庭征求咨询意见的审议事项。应在收到分庭的咨询意见后，才能对此提案进行表决；否则，应推迟对该提案的表决)。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建立，不应刻板地按照经济学上的产权理论来进行，而是应在反思、扬弃的基础上，将其定位于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尽管这样的制度在实践中会遭遇许多困难，但这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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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金永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性质研究[J]．社会科学，2005，(3)．

[责任编辑：周志华]

作者：任秋娟

私有财产经济学论文 篇3：

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评析

[摘要]文章在联系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产生引起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思的背景下，通过分析作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演进、理论体系的伪科学性及其与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关系，对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主张全面私有化的思维提出批评。

[关键词]产权；私有化；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科斯、诺斯于1991、1993年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大大提高了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的学术地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量迅速传播，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然而，世界经济危机宣告了新制度经济学神话的破灭。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全面的“滞胀”现象。处予西方主流经济学宝座上的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这一痼疾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由此使凯恩斯主义学说遭受重大挫折。人们开始怀疑国家干预的有效性，渴望自由市场的回归。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第一个扛起了反凯恩斯的大旗。随后，众多学派纷纷加人反凯恩斯主义的队伍中。这些学派共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而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支。

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就已阐明了制度对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性。斯密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律的要求。因此，他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自然的自由制度”。为了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做辩护，斯密认为，只有这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由放任的制度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进。

但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制度主义传统并没有传承下去。19世纪70年代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等人掀起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制度分析转向了既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边际革命”使经济学分离出了政治、法律以及制度因素，并从此脱离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制度因素外生化，忽视制度分析以及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在主流经济学漠视制度的同时，19世纪末，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悄然在美国兴起。制度学派，或者被称为旧制度经济学主要汲取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观点，复兴了历史主义与制度分析的研究范式，采用历史描述的方式揭示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但因其崇尚依靠社会改良来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本质上仍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旧制度经济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不少素材。20世纪70年代，在反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同样反对国家干预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旧制度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但前者高明于后者之处在于。旧制度经济学没有也并没有试图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试图建立一个逻辑一致的制度分析框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们并不承认他们是旧制度经济学的继承者，科斯曾直接指责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以及“描述性”等特点。而且，旧制度经济学是反新古典经济学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发展。这也是新制度主义者否认他们与旧制度经济学关系的原因。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德姆塞茨。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的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其独有的分析工具——交易成本。同时依托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修正，同时又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深层次上看，其理论假设和基本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才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的本质原因。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繁杂以及边界的不清晰，因此，其主要理论并没有统一定式。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产权理论、新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

(一)交易费用及企业理论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为基本的研究工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企业的形成及企业的边界问题。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将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内化为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但是，企业的规模并不会无限制的扩大，随着企业边界的扩展，在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费用会使交易费用上升。而当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大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企业便会失去扩张的动力，企业边界由此确定。对于企业边界点的确定上，科斯认为，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上。企业选择市场，即在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订立长期合同，还是选择企业，即实行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两种形式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科斯在一定意义上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的提出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而其后威廉姆森等新制度主义者对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一般化处理，使之更为系统以及更具可操作性。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竟然在相关文献中有十几种定义。同时，交易费用或者难以计量，或者计量方式不统一，因此难以用于数量分析。我们更应理性看待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如果其核心概念都难以定式的话，那么我们不应该对其期望过高。

(二)产权理论

产权范式是新制度经济学另一个基本研究范式。科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被认为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之作。科斯之后，阿尔奇安、德姆赛茨、诺斯、张五常、威廉姆森等人继承和发展了产权理论。

然而对于产权界定，制度主义者同样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概念。科斯认为，产权是资产所有者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一定的而不是无限的。使用产权会带来收益，同样也会带来成本。阿尔奇安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而德姆赛茨对产权的定义为：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产权问题，在其理论体系中，产权是外生的，或者说假设一种理想化的产权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信息是完全的，交易用为零。因此，在这种明晰的产权制度中，

资源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然而这种假设显然不符合现实的要求。科斯从分析负外部性问题和市场缺陷开始，对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庇古认为，对于负外部性，应该通过征税的方式使外部性内化。而科斯认为，外部性并非一定导致市场失灵，产权界定能使双方通过交易便可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状态。因此，解决负外部性的方案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当事人进行谈判交易，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或社会产值的最太化安排。斯蒂格勒将其总结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权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会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状态。这被称之为“科斯定理”。

然而科斯真正要表达的是“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初始的制度安排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将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斯认为，只要界定了产权，即界定外部效应的生产者有没有损害别人、造成负外部性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就可以进行协商、交易，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法律在界定产权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界定产权的目的是降低交易费用。

产权理论的重大缺陷在于，在没有深入分析其它产权制度的同时。盲目地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是有效率的，这显然缺乏说服力。相对于私有产权，共有产权的历史还很短，因此，只凭一家之言断定共有产权的无效率则难以让人信服。

(三)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的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其代表著作为《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等。诺斯认为，结构是指基本上决定绩效的一个社会的那些特点，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统计学和意识形态。绩效是指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有代表性的事物，如生产多少、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生产的稳定性。事实上，经济绩效就是通常所讲的经济增长，其含义是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在解释经济绩效时，诺斯主要强调的是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新经济史学主要由以下二三部分构成：所有权理论，叙述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制度；国家理论，因为是同家规定和实施着所有权；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各种不同的关于现实的观念如何影响个人对变革“客观”环境的反应。诺斯认为，主流经济学常把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增长，而不是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结构。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新经济史学的研究素材取自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选择涉及政治、文化、历史等方方面面的原因，盲目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形成的经济理论，不仅难以和本国的具体国情相融合，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四)制度变迁理论

与制度变迁相联系的是外部利润，诺斯将其称为潜在利润或预期收益。诺斯在外部利润的基础上建立了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创新是指制度再安排，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实际上，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就是权利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即权利的重新界定。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是制度需求的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因为，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着外部利润。这些外部利润的存在是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技术的发展或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和收益之比的预期有了改变。外部利润的存在，表明目前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未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但是，这些潜在利润无法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下实现，即外部利润难以内在化。因此，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获取外部利润，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由此看来，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过程，其本质是外部利润内在化的过程。诺斯认为，外部利润并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制度变迁，因为制度变迁涉及成本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外部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创新才可能发生。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创新主体在寻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外部利润产生制度需求，进而引致的自发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新制度经济学称之为“第一行动集团”即熊彼特所定义的企业家，其变迁主要取决于“第一行动集团”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有政府担任制度供给主体，强制执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往往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既有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要比重新选择新的制度安排要节省成本。一种制度安排一旦形成以后，便会形成某种在既有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已有制度安排有着强烈的需求，并力求巩固已有制度，从而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即便新的制度安排存在更大的外部利润。因此，新制度主义者认为，由于初始设置成本的降低、报酬递增、适应性预期及学习和协调效应等因素的作用，制度变迁一旦走入了某一条路径，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相比，存在明显的本质区别。马克思的理论涉及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而新制度经济学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内，即资本主义制度内的变革。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否认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而将制度变迁描述为一种渐进的演化过程，从而达到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的目的。新制度主义者否认制度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他们不讨论阶级社会里同一制度下存在阶级以及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新制度经济学只是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制度形成和制度演进，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明显地优于新制度经济学。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的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它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这个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十分科学的定义，同时也揭露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它不仅是所谓经济分析的工具，而且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

在中国推行“华盛顿共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垄断的大规模涌现，促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理论缺乏现实基础，不能经受现实中大量社会经济问题的考验。为此，自由主义者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难题就是，面对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背景下，如何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为此，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各自利用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方法，去探索如何解决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着的基本难题，从而维护自由主义的本质与基本理念。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提倡经济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经济体效率的高低取决于自由选择的高低，而经济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哈耶克曾说：“离开了经济事务的自由，曾经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为体手中，个人才没有被他人控制，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2.坚持自由市场的绝对有效性。当前还没有一种机制可以取代市场来对一个大经济体进行有效的调节，市场对经济的有效调节使得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预，经济会自动趋于一般均衡和充分就业。

3.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是在对多年推行凯恩斯主义引起“滞胀”而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其本身是反凯恩斯主义的。他们认为，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国家干预。弱化国家的作用，即是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功能的国家。这实际上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政府是“守夜人”。

4.主张私有化。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便是产权明晰的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最符合个人主义的假设前提，可以明确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而减少机会主义倾向。所以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绝对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

5.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对于经济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国家的兴起和衰落都可以从制度上找到原因。他们所说的规则是一系列自发形成的规则和法律界定的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规则比结果更重要。正是制度的作用，限定了公民和政府的活动空间，使得政府的权利得到限制，公权不得对私权进行侵犯，因此，政府颁布的是禁令，而不是命令。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得以较为彻底的体现。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新制度主义者研究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私人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倡导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有效性，提出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权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只要产权明晰化，市场机制便可以自发运行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科斯所谓的产权明晰化，就是所谓的全面私有制。以此为基础的产权理论，人为地将产权划分为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并毫无根据地断定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公有制经济规模扩大，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的激励就会严格递减。因此，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越是向最终代理人倾斜，获得剩余索取权的集团的人数越少，产权安排就越有效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有效规避道德风险和提供有效激励机制的企业制度。新制度主义者通过以上诡辩武断地证明了私有产权比共有产权更具效率，从而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辩护的目的。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崇尚市场的自发调节，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的全面干预。新制度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框架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有效性。科斯定理以交易费用为零这一前提假设，论证了利用市场的自发调节便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等都不能成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合理基础。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论证了“不满足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就必须利用政府干预加以纠正”的固定思维模式，从而彻底地否定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

最后，新制度主义者认为，财产私有制是最具效率的制度结构。在新自由主义诸多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最为崇尚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认为，只有私有产权才最具效率，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张五常在评价科斯定理时说：“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属于谁，只要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产值”。在坚持私有产权最具效率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者德姆赛茨、阿尔奇安、哈特等人，运用团队生产模型、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以及不完全合同理论等，论证了资本雇佣劳动是最具效率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他们才在实践上提出国有资产全面私有化，削减公共支出，减少低效率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当前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所践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美国的“滞胀”形势有所好转，这使美国政府增加了对新自由主义的信任。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将这种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向极致。而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正是美国政府几十年推行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并走向极端的结果。作为新自由主义旗下重要流派，新制度经济学也难以摆脱与此次危机的关系。追根溯源，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美国的制度与俄罗斯推行改革的制度本质上没有区别。追究其制度原因，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的超前消费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通过低利率和低储蓄率带动超前负债消费，从而扩大内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重视通过消费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导致市场信号扭曲，在不断降低的利率的诱导下，资产泡沫急剧膨胀。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导致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当政府无法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资金链断裂，资产泡沫破灭，危机便产生了。

第二，崇尚自由市场秩序，倡导机会均等，反对国家对再分配的凋节，使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居民收入尤法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这使得美国民众在超前消费的同时，收入却一直呈下降态势。新自由主义崇尚劳动市场的自发供求机制，反对工会组织对市场运行的

制运行的知识，……目的是向外行介绍产权经济学。”

从以上张五常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张五常受美、英帝国主义机构指派，大肆向中国灌输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目的是要在中国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一些人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后来搞了一段时间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导致中国经济改革方向一度出现问题。因此，我国经济改革受新自由主义误导影响相当深，要肃清其负面影响，任务相当艰巨。1988年的价格一下子放开“闯关”，酿成了不小的社会动荡。现在反思，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休克疗法”在中国的一个实验，幸亏及时得到纠正。

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的种种缺陷，根本无法将其定义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其崇尚私有产权制度，更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于科斯产权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伪科学性，我们曾在《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中作过一个分析：“科斯被西方经济学界推崇为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谓‘科斯定理’则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然而，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它不仅很炫，而且很混乱，难以称为‘理论’。正如井蛙四郎所指出的，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科斯是以批评庇古起家的，是以‘科斯定理’出名的，而在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却不再说什么了。他说，‘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当别人为‘科斯定理’的含义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科斯也不对究竟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论证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比起奴隶制和封建制，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曾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又表现为破坏生产力的一面。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科学推测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所取代。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和入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利益为目的；极力鼓吹私有产权制度的所谓“优越性”，主张公有财产私有化。因而带有极端的自由主义私利倾向和浓厚的历史唯心主义特征。

在我国经济转轨期间，曾有批判地借鉴了西方的产权理论。但我国并没有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全面实行私有化，而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对一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合理的产权改革，这种基于我国国情的制度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我国经济转轨中的具体实践已经表明：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但国有企业全面彻底地私有化并不是建立产权制度的目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要完善公有产权制度，其基本思路是使产权明晰化，以及责、权、利的明确。我国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合作社、承包制和租赁制等正是这种改革观的具体体现。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及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国有财产私有化。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社会主义“联合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我们既要高度警惕西方产权理论对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误导，又要有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只有用经过充分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产权理论作为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作者：李炳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