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和国民经济论文

袁宝华同志长期担任我国工业主管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对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熟悉中国经济情况，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系统成熟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交通运输和国民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交通运输和国民经济论文 篇1：

《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摘要：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合理调整工商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战略策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南;取得了伟大成就，建树了卓著的历史贡献，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实践参照。

关键词：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社会经济改组

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简称“书面报告”），共同构成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和主体内容，成为我们党领导和指引新中国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方针及总动员令。《不要四面出击》是对“书面报告”关涉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的全面解释及深刻阐发，创新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合理调整工商业、努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战略策略方针。这些重大战略策略方针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要务

1950年6月6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和根本要务，补益和拓展了他“书面报告”关涉国民经济思想，共同推进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为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先行探索，积累经验，奠定坚实经济基础。

毛泽东从来就重视国民经济发展。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明确提出全党“要向着”新中国“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1428重要思想，彰显恢复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的光辉思想。新中国伊始，毛泽东就警示全党，“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2]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就提出“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尤其省以上各级党委“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3]59。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不仅成为全党的中心议题，而且在新中国社会形成研讨经济建设、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良好氛围。因而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议题提出来，是顺应党心民心之策。

1950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新年，也是恢复国民经济开局之年。国民经济能不能恢复，如何恢复和发展，我们党面临严峻考验。拿出恢复国民经济的显著成绩，不仅展示我们党既能革命斗争亦能建设国家社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能力，而且以雄辩有力事实抨击和挫败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企图以经济困死新中国的罪恶阴谋。新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向好发展，历史见证了新中国人民“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1]1439的喜人形势。开局年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党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这样的时政形势，决定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和根本要务，是切合党威国情民意的大事。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就是在这样的国情民意背景下诞生的，强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深入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他指出：“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3]73这个论断的实际要义，一是在约占新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广大土地上进行土地改革，使恢复国民经济获得新中国总人口80%的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推翻旧中国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就具有了坚实经济基础和深厚群众基础;二是新中国初期土地改革好坏优劣，反映和体现了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土改工作越是全面铺开，越是深刻彻底，恢复国民经济就越具有更多有利条件，就越利于营造经济建设健康运行的社会气候;三是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本目的是推翻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把持土地资源的反动所有制，实现土地公有、“耕者有其田”的民本经济思想。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才能实现，才会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农民阶级终年辛劳而生活苦难的悲惨命运，彻底颠覆旧中国经济制度以及整个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政权，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毛泽东还卓远地提出，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绝非轻轻松松、简单容易之事，仍有许多困难条件、因素，试图一蹴而就很不现实，对此全党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些困难情况，也就构成我们党领导和指导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工作考量“不要四面出击”的基本动因，必须讲究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定新中国经济建设坚实群众基础。毛泽东认为，全国范圍的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3]73-74这就揭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难性群众性，全党必须严肃认真对待，决“不要四面出击”，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克服，争取伟大胜利。

二、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国民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概说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及根本要务，着重从战略策略方针上深刻阐论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极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指导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一）着重阐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战略策略方针，探索经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基础

毛泽东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总是从长远全局战略视域思考问题，探索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方策。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确立战略目标，制定方针策略原则，更是他萦绕心怀的至高大事。他指出：建设新中国，“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扫清路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造转化消极因素，“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3]74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行战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事业，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泰民安的美好境界。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初衷就在此，“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3]76这三个“就是这样”，概说起来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要四面出击”，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共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事业，以发展强大的经济实力迎击国内外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新生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设条件，探索经验，奠定基础。

（二）实行社会经济改组的发展战略，合理调整工商业，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精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的基本原理。在新中国社会时代条件下，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执政地位意味着什么，如何提高国计民生水平，严峻挑战在何处，这些问题，毛泽东当然有着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和思想认知自觉。因此，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全会即七届三中全会，就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摆到重大战略策略方针上面来。他认为，贯彻落实这一战略策略方针，就要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合理调整工商业，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深刻阐论了社会经济改组和调整工商业的要义和原则性内容。关于社会经济改组，毛泽东指出：“这种改组是必要的”，是“革命胜利”后的必然要求。虽然这种改组，“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造成民族资本家、失业工人、旧知识分子和一切小手工业者“不满意我们”，尚未土改的农民要上交公粮“也有意见”。正是这些“不满意”因素，促使我们党改进工作方法，深入推进土地改革，全面调整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改善民生，变“不满意”者为拥护者支持者。关于调整工商业，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基本方针、实施步骤和基本内容，一是工厂恢复开工，解决开工不足、工人失业问题。工厂开工、工人上工，扭转经济萧条局势，稳定社会秩序，对工人、社会、国家，都大有裨益;二是开仓赈粮救济失业人员。失业工人家庭生活无着落，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缓解失业工人生活困境。我们党的经济政策着实温暖、感奋了失业工人，他们自然地“拥护我们”，并转化为建设新中国的实际努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献策出力，焕发精神;三是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彻底改变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广大农村改写了历史，农民阶级改变了苦难命运，成为土地的主人，“分田分地真忙”;四是发展手工业经济，“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手工业经济是重要的经济类型，投资少，生产规模小，点多面广，经营机制灵活高效，生产加工产品丰富多样，能够满足社会人们生活多样化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帮助手工业者，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拥护，推进国民经济发展;五是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是新中国社会的构成元素，是建设新中国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社会成分，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客观必要性。合理调整工商业，调节税收，改进生产设施和劳动条件，有利于改善同工商业者、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调动他们助推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快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六是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指出：关于旧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是必要的、有益的，使他们在思想上认同党和人民政府，在感情上接受党和人民政府，在行动上拥护支持党和人民政府，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知识分子掌握新知识、科学技术、先进工艺，是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经济效益的重要群体。对于多才多艺、资深年老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3]74-75营造善待知识分子的影响扩散效应，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这些战略策略方针，构成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国民经济思想的根本内容，深化和进一步完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中心议题，推进新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行稳致远，奠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实经济基础。

（三）推重团结“可能团结的人”的策略方针，弘扬伟大团结精神，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着重阐论了大团结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一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可能团结的人”。毛泽东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致力践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建设新中国。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工作，实质上就是要做好团结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这是攸关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现实问题。“这个道理”要在全党“讲明”说透彻。同时，以团结促发展的事实，证明我们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争取“这些人”站“到我们这边来”，极“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改进国计民生。这是我们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这个方针。二是推重团结少数民族的方针策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是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我们党关于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方针政策的实体力量。我们党和毛泽东一贯重视和关怀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他们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团结他们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当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约有3000万人，占国民總人口的8%左右，民族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大物博，资源富集，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军。因此，毛泽东提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的具体措施，就是“必须谨慎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不能急躁鲁莽，时机和“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否则会引发少数民族反感和敌对势力乘机破坏，把事情办糟搞杂了。他强调，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要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这种改革，实际上“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来推动[3]75。我们党关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得到了全国少数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四）实施“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的策略原则，营造“缓和”稳健的社会氛围，推进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的精要，就是根据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推进新中国建设，必须实施“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有所“缓和”、有所“进攻”的基本策略原则。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来看，实施这一策略原则，有四大要因，一是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积累和创制的“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经验，对于新中国建设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斗争面扩大了，四面出击，损害团结，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性;二是新中国伊始，我们党对国家建设、恢复国民经济的知识尚付阙如，经验不足，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本领”和能力，帮助我们建设新中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三是减少“斗争”对象，分化消极因素，扩大积极因素，以便“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反对和准确打击真正的反动派和敌对势力，推进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四是治国理政，张驰有道，循序渐进，讲究策略，“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稳健有序发展奠定基础。这就是新中国建设、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路线”[3]75-76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义。总之，“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精诚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分化瓦解中间派和敌对势力，打击真正的顽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共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伟大事业，建设伟大的新中国，以生产发展、丰实的物质财富精神产品，改善民生，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探索积累经验，提供有益借鉴。

（五）从战略策略上补益和完善发展“书面报告”的国民经济思想，奠定《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崇高不朽的历史地位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是对他《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思想的补益和完善发展。这一点，《不要四面出击》的题注，已是解读得很清楚了。这样写道：“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他在这次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3]76这个题注，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定义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性质，是讲话形式的重要报告;二是明确指出《不要四面出击》是对“书面报告”的说明、补益和完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解释性”意义;三是进一步解释阐发了“书面报告”尚未明示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策略思想”。可以说，《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是对“书面报告”关于恢复国民经济战略策略思想的具体深化发展。从《不要四面出击》整个文献内容和表达方式来看，也明确地彰显《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对“书面报告”补益、完善发展的基本特征;从《不要四面出击》的行文动机来看，它起着对“书面报告”恢复国民经济战略策略思想的说明、补益、深化发展的作用。总括起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昭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建设伟大领导人付出了艰苦探索努力和尽快改变战乱凋落经济面貌的迫切心情、时代担当精神。毛泽东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指导纲领和伟大决策书，毋庸置疑地奠定了这两部经典著作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崇高不朽的历史地位。

三、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艰辛探索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精神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成就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基础性事业，建树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卓著历史贡献，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鉴戒意义。

（一）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领导和指导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思想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和指导國民经济恢复发展的伟大工作，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史称“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为推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开辟了道路，指明了奋进方向，提供了战略策略方针指引和根本遵循。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3]312，是有成就有贡献的。一是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三年年均递增率为21.1%;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超过旧中国最高水平，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二是国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经济结构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国民收入增加，民生大为改善。1952年同比1949年，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人增加到1600多万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70%，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公教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由140元增加到189.5元，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三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都得到发展。1952年同比1949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含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4.7%提高为56%;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由30%提高为41.5%;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比重由26.4%提高为35.5%，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取得伟大成就，新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瞩目于世的历史性跃进。

（二）为创制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奠定了理论政策基础

国民经济恢复基本结束，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党就提出和创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毛泽东指出：“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389这就阐明了三年恢复国民经济与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历史逻辑和政策设计要因。1953年12月，毛泽东全面完整地阐论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科学内涵，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并深刻揭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3]316他这两个论断综合起来，一是阐明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核心内容是“一化三改”;二是划定了过渡时期的时限，是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七个年头，六年整;三是揭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新中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四是考究了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在逻辑关系，没有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作及其伟大贡献，就没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阶段和取得“一化三改”的辉煌成就。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奠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坚实的思想理论底蕴和经济政策基础。

（三）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准备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据

从新中国建设的实践逻辑来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实施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国家建设任务内容、发展政策设计、实施时机等交织在一起。1951年12月，毛泽东指出：恢复国民经济“准备工作”一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同时，“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3]207这个论断，阐明了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在逻辑。1953年10月，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就阐明了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实施的历史逻辑关联，指出：“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3]312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就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创造较好条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努力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根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建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保障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稳步提高;处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改善民生，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基本结束，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私有制已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公有制在新中国国民经济中占领主导地位。1956年同比1952年，国营经济由19.1%提升32.2%，合作社经济由1.5%提升为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提升为7.3%，个体经济由71.8%降为7.1%，公有制经济总计达92.9%，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新中国建立起来了。

（四）为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实践参照

毛泽东总结提出新中国伊始我国生产力落后，工业不发达，国民经济体系不齐全、经济结构不完整，“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样的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的总目标”是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329他强调，“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3年8月下旬，毛泽东修定《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提出“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最前列。”[4]这个论断，实质上阐明了“三年”恢复国民经济与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在关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在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完整地阐论我国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内容，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全国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到1979年，经过30年艰辛探索，“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我国建立了冶金、机械制造、汽车、石油、煤炭、通讯、化学、电子、国防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铁路、交通运输、农田基本建设较快发展;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成功試验“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技术，我国建构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人民实现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完全独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先行探索，提供了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奠定了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鉴戒意义。1979年3月，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及其辉煌成就，指出：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7]历史的评价，如真如实如铁，科学深遂高昂。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闪烁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思想光辉，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局面，建树卓著功勋，永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典籍里，气贯长虹，彪炳史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52.

[5]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6]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9-09-30（01）.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

责任编辑：谭桔华

作者：贺全胜

交通运输和国民经济论文 篇2：

忆共和国建设的高级工程师

袁宝华同志长期担任我国工业主管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对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熟悉中国经济情况，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系统成熟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袁宝华同志是我国职工教育的开拓者，对高等学校特别是人民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讲政治、顾大局，善协调、讲奉献。工作中他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法和艺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处理复杂和棘手问题。朱镕基同志曾评价道：“他的这种非凡能力，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使命感，来源于长期的工作历练。他的经历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方面，也造就了他的卓越才干。”
共和国建设的高级工程师

袁宝华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他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北大分队组织委员，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北京大学党支部宣传委员，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袁宝华同志受党的派遣，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回家乡河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先后担任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委员，中共豫西南特委（地委）委员。他按照党的指示，运用巧妙的斗争策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领导了7000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底他到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3月在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处干事，从事干部调配工作。经过延安整风和对马列主义理论系统的学习，他的政治觉悟更加成熟，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还是中央机关纺线比赛第一名。
担任乾安县委书记时期的袁宝华（左一）

抗日戰争胜利后，袁宝华同志赴东北开展工作。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乾安县委书记和洮安县委书记，中共嫩江省分委宣传部部长。在剿匪和土地改革工作中，他带领工作队深入农村蹲点调研抓典型，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在他的领导下，乾安县和洮安县为东北和全中国的解放输送了大量人员和大批物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很好地完成了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的任务。

1949年6月，东北地区刚解放，袁宝华同志就开始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他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秘书长，为刚刚解放的东北地区恢复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为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领导计划处编制的东北工业生产和建设计划是新中国最早的经济建设计划。他把编制计划的方法和经验讲给东北局各工业管理部门，讲给参加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的人员，为成功编制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8月，他参加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援建项目，这次赴苏谈判确定下来的项目为141项，加上此后追加的15个项目，就是后来的“156项工程”。他代表中方在民用项目援建协议书上签字。在长达9个月的谈判过程中，他考察了苏联工业企业，学习研究了苏联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计划编制的理论与具体做法，这些经验对领导开展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953年6月，袁宝华同志调中央重工业部工作，先后担任钢铁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办公厅主任。冶金工业部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冶金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主要负责“一五”计划实施，并分管冶金生产和计划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中，他对每个建设项目都深入调查研究，精心组织设计和施工。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戈壁山川，为我国五六十年代重工业项目特别是钢铁项目的建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0年5月起，袁宝华同志先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副局长、局长，1963年5月兼任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局长。1964年9月起任国家物资管理部部长、党委书记。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开创了新中国物资管理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针对当时物资流通领域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以及生产资料产需脱节等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抓典型、搞试点，使之逐步得到解决，并建立起新的规范的物资流通体制和管理制度，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提供了物资保障。

“文革”开始后，袁宝华同志遭到冲击和迫害，1968年10月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出来工作，1969年11月，任国务院业务组生产组常务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1970年7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在当时国务院经济主管部门许多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下，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生产组承担了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计划安排和调度指挥任务。袁宝华同志带领大家为维持国民经济运行和建设，排除干扰，呕心沥血，通宵达旦地工作，被称为全国的“总调度”，为保障人民正常生活艰苦奋战。

“文革”结束后恢复国家经委，1978年6月，袁宝华同志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1年2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5月，任职能扩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积极组织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建设，在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企业法制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和质量管理、职工教育、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组建经济领域社会团体组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企业整顿、改革和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先后担任国务院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国企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组织领导了我国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百废待兴，为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他先后率团考察英国、法国、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企业和经济组织。1978年11月，他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回来后向华国锋、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汇报时建议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经国务院同意，他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起草了“扩权十条”。后来又起草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经国务院审议批准后正式颁发。这是我国最早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从此拉开了企业改革的序幕。

1978年以后，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他组织开展了工业企业恢复性整顿。通过恢复性整顿，到1981年实现了工业企业的拨乱反正，恢复了企业正常经营和发展，为企业的全面整顿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恢复性整顿的基础上，1982年1月，他组织起草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报经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后实施。经过全面整顿，到1985年，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全面整顿的同时，他组织推动了工业企业扩权让利、质量管理、企业升级、企业承包责任制及经济责任制改革。
在莫斯科谈判“一五”计划援建项目。左起：袁宝华、陈平、王士光、李富春

他高度重視全面质量管理，先后组织多次“质量月”和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组织起草了《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引导全面质量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健康发展。1980年，他组织起草《关于加强现有工业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工作的暂行办法》，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在他的建议下，1982年机构改革后在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了技术改造局，负责全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1981年，他组织起草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在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制度。1987年由包干制改为推行承包制。1986年按照国务院部署，他组织开展企业升级活动，评选国家特级、一级、二级及省级先进企业。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为企业最终成为市场主体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袁宝华（中）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美国大通银行

袁宝华同志积极推动我国企业法制建设。1979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起草小组，袁宝华同志任副组长（彭真任组长）。在起草过程中，他先后带队到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企业干部和工人、地方党政领导、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克服重重阻碍，为该法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在《企业法》制定过程中，他多次向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汇报和说明。历时十年《企业法》起草完成，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历程的重要里程碑。

袁宝华同志开拓了新时期我国的职工教育工作。他提出职工教育是企业发展的百年大计，是万古长青的事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他提出要对职工进行“双补”（补文化课和技术课），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袁宝华担任主任。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使职工教育工作得到全党、全国的重视，有了明确的方向。他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工作，仅用不到五年时间，完成了全国3000多万职工的“双补”，并对全国经济部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全面培训，组织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考试，还在一些重点省区市建立了一批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和培训中心，培养出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为提高全国企业职工队伍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他主张思想政治工作要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使之成为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创新，要与时俱进。他是1983年初成立的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创建人之一，并从1989年3月起任会长。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他组织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研究，给学员讲课，多次召开企业党委书记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大力推动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他长期在国民经济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袁宝华论企业家修养》一书，是他对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长期观察实践的研究成果。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企业家，要从观念、法制、体制等方面营造企业家成长的外部环境，企业家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关心企业家队伍建设，召开50多次厂长经理座谈会，听取企业家的意见。他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设职业化企业家队伍的意见。他多次讲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企业改革和企业家队伍建设。1991年12月他在与《经济日报》记者谈话时指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文化素质的构成，应该是非常丰富而具体的。这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较高造诣、对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规的充分掌握，同时也包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涉猎。

袁宝华同志是我国经济领域全国性社会团体组织的开创者。他组织创建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后来又成立了中国企业家协会，并亲自担任会长。经国家批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激励和培养了一批卓越的企业家，是中国企业管理领域的最高奖项。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改革开放初期还成立了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包装协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这些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社会经济团体组织，在为政府和企业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在领导社团组织20多年的工作中，他发表了40余篇搞好社团建设的文章和讲话。他主张社团组织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企业的桥梁纽带，要“自立、自治、自养”。他的这些观点是我国社团组织建设的宝贵财富。

努力开创中国人民大学新局面
国家行政学院（筹）第一期培训班全体学员合影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袁宝华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党组书记。他带领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极左思潮，积极调动广大师生的工作学习热情，迅速推进人民大学各项工作蓬勃开展，开创了学校发展新局面。在任期间，袁宝华同志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弘扬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校风，积极探索我们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模式与道路，着力培养大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袁宝华同志始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改革，不断创新，鼓励学术研究面向实践、面向改革开放主战场，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人民大学的学科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学校影响力大大提升。袁宝华同志始终尊师重教，坚持民主办学，经常深入广大师生听取意见和建议，与教师谈心交友，与青年学生座谈交流，被人大师生誉为“我们爱戴的老校长”。

袁宝华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然关心人民大学发展，并始终为人民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袁宝华同志还十分重视国家行政管理干部的教育，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把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在他的提议下，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和行政管理学院。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央决定组建国家行政学院，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筹建工作，他任筹备组组长。他带领筹备组积极推进全面建设，确定培训方案，制定章程，选择校址，招揽专家学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建成与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袁宝华同志还是我国MBA教育的开拓者，提出“中国也要发展技术型的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第一届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强调理论学习要与改革实践相结合。1987年6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次理论工作会上指出：第一，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第二，理论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第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探讨和解决现实问题。
牢牢把握改革开放舆论阵地的正确方向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舆论宣传工作。1995年1月，他在与《中国企业报》编辑部的同志讲话中说：我一向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也很喜欢阅读一些报纸杂志。人活在世上，总要知道天下大事。不读书不看报，就不能补充新的知识，不知道新的情况。我以前讲过“三点论”，即报刊宣传要注意抓三个“点”：一是注意反映大家关心的热点;二是善于在诸多的热点问题中抓住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三是作为企业的报刊，必须突出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就没有生命力。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守住这一阵地，必须坚持并发扬“三个精神”。报纸要弘扬主旋律，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办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国企业报》的宗旨就是“面向企业，依靠企业，为企业服务”。当前，国际上有些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是不愿看到中国富强。我們要有这种忧患意识。没有忧患意识，就会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爱国主义的旗帜什么时候都要举得高高的。世界上有很多著名企业家通过艰苦创业，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们拥有亿万资产，但并不奢侈，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而我们有的厂长（经理），企业的日子刚刚好过些，就互相攀比，搞高消费，这与我们的国情不符，值得深思。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大力宣传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要永远传下去。

1995年9月，他在听取中国企业管理宣传（报刊）工作委员会汇报后指出：企业管理报刊当前应在“特、实、高、新”四个字上下功夫。一要“特”，以前我讲过企业管理宣传工作要关心当前的热点，抓住工作的重点，突出企业报刊的特点。这个“三点论”的核心是“特”字，即企业管理报刊必须突出企业管理自身的特点。二要“实”，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实际出发，反映中国的、本地区的、本行业的、本企业的呼声，介绍企业管理经验，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到企业宣传工作中去。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实事求是。三要“高”，杂志的内容质量要高，文章的写作水平要高。每期可以在“报屁股”处搞点企业以外的小文章，但内容要高雅。四要“新”，这是办好报刊最重要的一点。办报刊要有创新精神，要有新的思路。要反映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新思路、新精神、新经验，要介绍先进人物的新成绩。
袁宝华为纺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题词

1998年1月，他在接见中国企业报社全体人员时讲：办好报纸，要讲真话、讲实话、讲明白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报纸或刊物总讲老话不行，总讲模棱两可的话也不行，总讲空话更不行。而避免讲老话、讲含糊话、讲空话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要及时了解、反映职工和企业的思想、看法、呼声与要求。报纸要办出特色的根本是着眼于创新。办报只有办出特色才有生命力，而创新是报纸的灵魂。
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注重经验总结

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袁宝华同志一直在探索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并总结实践经验。对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他在1991年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基本框架，关键问题在于确立国家、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国家、市场、企业这个大三角中，国家与市场之间应该是条实线，即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来调节和监管市场;市场与企业之间，也应该是实线，即企业除了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外，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市场的变化引导着企业产品生产的变化;国家与企业之间，则应是虚线，即国家对企业的影响，除了计划指导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发挥作用。要确立这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核心是政企分开，两权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1992年12月，他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外国人对中国有兴趣，是因为你有一个大市场。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个大市场;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个潜在的大市场。所以这个市场是不能分割的，封锁和保护很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不仅应对国内开放，而且要对国外开放。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所以我们要尽快形成的是一个统一的、开放的、有秩序的和平等竞争的市场体系。从这个要求出发，首先，要打破条块的封锁和保护，反对垄断和非法的经营活动。其次，市场的管理需要立法，现在一系列的法规、制度、条例都不健全。现在市场的状况比较混乱，在市场的建设和管理中存在很大漏洞。为什么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管理不严。

他还说：要发展各种商品市场，不仅要发展消费品市场，还要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更重要的是市场应向高级发展，即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是劳务市场和金融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做起。要树立“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小机构、大服务”的观念，就是要由“管”字当头转变到服务上来。那么，政府应该管些什么呢？新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有四项任务：一是总量基本平衡，形成一个买方市场;二是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三是调控市场，给企业搭一个“舞台”;四是配套改革，包括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同时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精兵简政。目前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臃肿，“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国家难以承受。

1993年5月15日，他在烟台市和大连市厂长（经理）座谈会上强烈呼吁要注意防止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特别强调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他说：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使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而且不仅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在精神上也要富裕起来。对这个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都无所谓。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俊遮百丑，这是认识的误区。其实，就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搞上去了，也还有两种前途：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使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其前途是共同富裕;只抓物质的，不抓精神文明建设，其前途是两极分化，富了少数，穷了大家，到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失去，搞上去的经济也会滑下来。所以，我们既要不遗余力地抓物质文明建设，也要不遗余力地抓精神文明建设;在强调发展经济、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提倡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积累精神财富，从而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双富有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强调社会主义道德。要树立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都为他人服务的观念，自觉地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市场经济要讲市场道德，企业要讲行业道德，职工要讲职业道德，这都是市场规则得以贯彻执行的思想基础。职工不讲职业道德，企业不讲行业道德，市场经济不讲市场道德，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袁宝华同志高度重视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1996年11月，他在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欧访问总结会上指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只有几十年，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在不断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还要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的好经验、新方法。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到现在并有所发展，就是因为它能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采取新的方法来激发经济。对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与借鉴。

第一，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建立起的一套监督、管理企业的办法。就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它的核心是坚持私有制。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它们的许多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改革。资本主义开始时是由家族企业起家，企业由家族成员管理，进而聘请专业人员替代家族来管理。现在有的发展为股份制，不仅吸收了更多的资金，而且加强了对企业的经营监督。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它们这一整套监督与管理方法。

第二，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多年来不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资产重新组合的经验。资源配置、资产组合，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闭，又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出现，资本主义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的。而我们的企业是能生不能死，使得一些长期经营不好的企业拖了我们的后腿，制约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维护其制度生存、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高福利”带来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用高福利笼络人心，使福利的增长超过生产发展的可能，造成国家沉重负担而陷入困境，我们要认真研究。

第四，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经验。

第五，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在发展高新技术和推行科学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最后，他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企业管理方法，既要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我们的方针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经历者和参与者，袁宝华同志非常注重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科学总结。2001年6月，他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小平同志带领全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確的。虽说也经过了一些波折，可最后还是找到了，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探索过程，我认为可以归结为“始于毛，成于邓”这六个字。这正是我们认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曲折过程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党内的老同志都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早就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道路，他很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但他没能完全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小平同志总结我国多年探索才找到的，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顾这个过程，看看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

袁宝华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生。凡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和同志，无论是普通工作人员，还是领导干部，无论是专家、学者、教授，还是企业家，一提起袁老都情不自禁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敬意和钦佩。他们称赞袁老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和热爱，勤勤恳恳，廉洁奉公，品德高尚;称赞他工作作风严谨，实事求是，一身正气;称赞他学识渊博，能力非凡，记忆力惊人。

朱镕基同志曾在袁宝华领导下工作。他在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上说：“1951年夏，我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当时宝华同志担任计划处处长，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对人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总是使你感到他对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让你敢于大胆地去工作。我们总是称他为‘宝华同志’，不称官衔。我们谈到他的时候叫他‘宝华’，在亲切感情中更透露出充分的信赖。他的这种人格魅力来源于他的真诚。他的真诚发自于内心，表现于对人的关爱，是真心实意的关爱，是从不为自己，总是为别人着想的关爱。宝华同志博闻强记，勤奋刻苦，批阅文件从不过夜，而且看得很仔细，常常勾出报告中的错误数字。批语观点明确、言简意赅、让人知道该怎么去做。他讲话不看讲稿，论点鲜明、数据翔实、逻辑井然、语言生动，大家都爱听。”

袁宝华的外交风度和感染力使他结交了很多国际友人和企业家。1992年7月，他应日本首相竹下登邀请访问日本。其间应邀在日本自民党总部对自民党国际交流特别委员会讲演。在没有任何事前准备的情况下，袁宝华即席发表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的演说，并回答了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半天的讲演赢得到会议员的高度赞赏，他们对袁宝华的讲演纷纷表示敬佩。讲演结束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表示感谢。

1993年5月，袁宝华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会议休息时参观奈良市唐招提寺。大家看到寺内有一口类似中国故宫院内的大水缸，上面铭刻近百个中文字，纷纷揣测这口缸的来历。晚上日方宴请时，他用秀丽毛笔字将缸上近百个中文字一字不漏地抄录在饭桌的纸面上。那时他已77岁高龄，有如此记忆力，使在场的日本企业家们都惊叹不已，并称赞他是书法家。
1996年11月8日，袁宝华（中）在日內瓦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左）合影

1996年11月，袁宝华到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企业论坛”。听闻消息，本打算到埃及参加国际会议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特意推迟一天行程，专门在日内瓦设宴迎接他。在宴会上施瓦布先生热情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名人很多，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人并不多。袁宝华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学识渊博。”

袁宝华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自己。他思想敏锐，工作勤奋，正直宽厚，淡泊名利。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鞠躬尽瘁。斯人已逝，丰功永存，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品德，学习他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才能。他的革命精神是一座丰碑，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砥砺前行，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编辑 杨琳）

作者：袁宝华 曹明新

交通运输和国民经济论文 篇3：

简论“多快好省”方针

[摘要]“多快好省”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基本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订的，是兼具一定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方针，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生产领域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辩证关系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早期认识。这一方针在“一五”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多快好省” 方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多快好省”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以下简称“多快好省”方针)包含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中却早于总路线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之后，“多快好省”方针虽然一般不再单独使用，但实际上，其核心角色非常突出，作用也非常明显。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今天，以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多快好省”方针酝酿与确立的过程，可以发现这一方针本身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早期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是兼具一定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方针。但是，由于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多快好省”方针并没有得到全面、正确地贯彻。

一、“多快好省”方针的酝酿和提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经济发展速度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认为适当调整生产关系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直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与升级。广大人民群众想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决策者加快了改造生产关系的步伐。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12月5日，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讲话，强调“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毛泽东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合作化和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到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农户，即7000多万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的快速发展为其他领域的改造和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参照。这时，毛泽东已经将速度快、数量多、质量好等要求扩展至农业合作化之外的其他工作领域。那么何时增加了“省”的要求呢?据薄一波回忆：“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陕、多、好、省’的提法。”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有必要不断地批判“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工业化的指示，使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特点之一“快”凸现出来。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社论在工业、文教事业方面，就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指导性阐述，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四个方面的要求。

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针对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超额完成国家工业发展计划和加速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等任务，周恩来说，只要我们“能够提前完成和加速进行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完成和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将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得到更快更大的加强，就将更有利于我们阻止新的战争的爆发”。他明确指出，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他将“多、快、好、省”的要求推广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速度问题，“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

2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决议，指出“当前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争取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3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高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又密切配合，相互帮助，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相结合的方针下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更推进一步”。

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多快好省”方针定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向”，强调“把群众的积极性组织起来以后，还必须不断给他们指出方向，这样才能步调齐一，收效宏大。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总的方向”。

二、“多快好省”方针的确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在这里，毛泽东侧重于工农业比例关系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快”与“慢”、“多”与“少”进行了说明和强调，使“多、快、好、省”的内容更加丰富。

1956年5月后，党中央针对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中片面追求“多”和“快”的急躁冒进倾向发出了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的指示，提出了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要求。6

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总的方针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太简单。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如果多了，快了，省了，但是不好，不安全，那就是违背了我们的目的。”

正是有了对“多快好省”方针的正确理解和对保守与冒进的批判，使中共八大有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都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认识的反映。

1956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党的领导人认为，无论“波匈事件”还是国内的右派进攻或农民闹退社，从内因方面来说，主要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巩固。为此，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生产力，加快建设的速度。这一点比当初要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心情显得更强烈、更迫切。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重点讲整风和反右，其中也涉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显然，这种发展设计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对现实状况进行了全面衡量和对前景进行了合理预测的结果。

“多快好省”方针是在批“反冒进”的过程中逐渐确立的。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并重提“多快好省”的口号。他说：“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退正是为了促进。”毛泽东认为，1956年“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毛泽东在这里对“多、快、好、省”四个方面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辩证论述。当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是更为强调“多”与“快”的——这一点也正符合了急于快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社会心理。

当时，不仅仅毛泽东，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内不少领导人都认为“反冒进”有害无益，会妨碍我们事业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11月6日，刘少奇在首都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可以说明具有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他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的目标同十月革命一样，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在以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那些被认为是害了右倾保守毛病的人比喻为蜗牛，认为“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社论突出强调了“快”的重要性。

此时，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已经被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公认为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优劣的尺度和标准。11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继赫鲁晓夫之后发表讲话：“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这一目标很快被国内各界所接受并成为党中央的正式口号，推动了“多快好省”方针的贯彻。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多、快、好、省，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勤俭建国的方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多快好省”方针作为总路线的主要部分被赋予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方向的神圣使命。

三、“多快好省”方针评析

第一，是兼具一定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方针。

首先，从必要性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无论从民族复兴还是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出发，我国经济建设任务艰巨，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须讲究。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工农业产品短缺等现实状况，必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采取勤俭建国的方针，必须讲究适当的“好”和必要的“省”。“多、快、好、省”四字言简意赅，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对于经济建设的要求。

其次，从可行性来看：(1)我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条件、有能力在“多”上下功夫，在“快”上鼓干劲。(2)广大人民群众有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愿望。劳动者建设祖国的积极性高涨，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3)国际紧张局面的相对缓和，给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国没有理由不利用时机“多、快、好、省”地进行各方面建设。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得比较快、比较大，就必须采取勤俭建国的方针，采取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除此以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第二，是中国共产党对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辩证关系比较早的认识。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的经济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部门协作和国民经济各部分按比例协调发展，强调每一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必须从全局出发，周密考虑需要和可能，原料和市场，各部门各地区的协作配合，以及上一年度和下一年度的衔接，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各个

部分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下按比例地协调地全面地发展”。“多快好省”方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建设必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必须按照需要和可能力求增产，并且在一切方面力求节约资金。为了多、快、好，这就需要勤；为了省，这就需要俭。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对质量(包括品种、规格)和成本的要求。有了好和省，就限制了片面的盲目的多和快，限制了粗制滥造和浪费资金，同时也就使我们有可能用同样的资源和资金，进行更多的生产和建设，使生产和建设发展得更快。只顾追数量，只顾赶时间而不顾质量、品种和成本，是错误的；只顾质量，不顾数量不顾成本，不注意按时完成，也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经常坚持完整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坚决反对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错误倾向。”

第三，经“一五”计划实践检验，成效显著。

“一五”计划的实践结果证明，“多快好省”方针是正确的，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还是建设工作都取得了比预想的还要快和还要大的胜利。如果撇开工农业比例关系，将1957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与1955年相比较：(1)1955年社会总产值为1415亿元，1957年为1606亿元，社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由136.6％增长至170.9％，其中工农业总产值指数由133.5％增长至167.8％；(2)国民收入指数(以1952年为100)由128.3％增长至153.0％，积累率由22.9％增长至24.9％；(3)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由114.7％增长至124.8％。可见，“一五”计划期间，特别是“多快好省”方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

总之，“多快好省”方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提出来的旨在迅速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方针，反映了当时对于经济建设规律一定程度上的科学认识。由于该方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经济环境下制定的，不可避免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造成了侧重速度、数量，忽视效益、质量的现象。同时，由于物质技术条件的欠缺、过于依赖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现在工作中就是片面追求了“多”、“快”，忽视了“好”、“省”，导致“多快好省”方针在执行时发生偏差，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姚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