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的经济社会风险会不断增加，若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则有可能像拉美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如西亚、北非一些国家那样陷入社会动荡。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论文 篇1：

柳州螺蛳粉产业发展观察

开着三轮车从竹林里回来，卸下掘出时间不超过2小时的新鲜竹笋，拿出工具往凳子上一坐开始剥笋……黄继华马不停蹄。收购竹笋的老板已经在“催单”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闻起来“臭臭”的螺蛳粉，成为许多“吃货”眼中的“香饽饽”。有关柳州螺蛳粉的话题，多次登上热搜，阅读量超10亿次，不少网民“隔空催货”。柳州螺蛳粉这一酸爽的地方小吃，缘何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红”产品？

“全网催货”，半年卖出近50亿元

在广西柳州市街头，螺蛳粉店随处可见。螺蛳粉选用软韧爽口的米粉，配以酸笋、花生、腐竹、酸豆角等辅料，加入绿油油的时令蔬菜，再淋上精心熬制的螺蛳汤制作而成。红通通的一层辣椒油浮在上面，鲜美的汤汁滲透到每一根米粉。

黄继华家所在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百乐村种有5000多亩竹子。今年，竹笋迎来更好的行情：每斤卖价比往年高了近0.5元，老板们抢着上门拿货。“我家今年卖竹笋的收入预计会超20万元。”黄继华扬起袖子，用力一擦满脸的汗水，咧嘴笑起来。

“今年3月初，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6月。因为产能不足，供不上货，网店曾在一个月内退款1500多万元，客服还要逐单解释原因。”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汉霖说。

“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实体店停业或限制营业，多数客源被袋装螺蛳粉分流。袋装螺蛳粉主要依靠互联网销售，直播带货和热门话题看多了，人们难免要亲自试试。”柳州市螺蛳粉协会会长倪铫阳说。

柳州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袋装螺蛳粉产值已达49.8亿元，预计全年将达90亿元。

工业化理念让螺蛳粉俏销市场

在柳州市河西工业园，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十几个分别装着筒骨、螺蛳、生姜、香辛料包的大铁盆，在熬煮汤料的大锅旁有序排列。生产线另一端，酸笋、酸豆角、花生等料包则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传输。

这些生产场景和街边店铺制作螺蛳粉的场景完全不同。“由第三产业转为第二产业，得用工业化的思路。”姚汉霖说。

2014年，随着袋装螺蛳粉问世，柳州螺蛳粉从路边餐饮店走进工业园，实现工业化生产。姚汉霖认为，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还为螺蛳粉产业壮大开辟道路。

物理杀菌、真空包装等生产技术提升助推产业发展。“以保质期为例，袋装螺蛳粉的保质期从起初的10天提高到现在的6个月。”广西中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杨年说，这使一包螺蛳粉在走完生产、物流、上架等一系列流程后，还有足够时间等待被品尝的那一天。

2015年初，柳州召开螺蛳粉产业发展大会，首次提出柳州螺蛳粉“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理念，确定柳州螺蛳粉产业做预包装，走机械化生产道路。此后，柳州陆续出台《预包装柳州螺蛳粉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产业升级发展的实施方案》《柳州市全面推进螺蛳粉产业升级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文件。“我们用工业的理念谋划推进螺蛳粉产业升级发展。”柳州市委副书记梁旭辉说。

做大做强“螺蛳粉+”产业链

一碗粉，不仅做成了畅销各地的“网红”美食，还带出了“螺蛳粉+”产业链。

在柳州市鹿寨县平山镇的集市上，许多群众将摘好的豆角拿到收购点售卖。“多的时候一天卖出四五百斤，少的时候一两百斤，平均每天有两三百元收入。”平山镇平山社区居民吴翠兰说，社区里一些贫困户靠种豆角脱贫。“1亩豆角每年至少可创收5000元，种植户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说。

近年来，柳州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扶贫模式，让贫困户在产业链各个环节上享受产业增值收益。

此外，当地党委政府积极引导螺蛳粉企业成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加强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培育企业带动原材料基地的能力。联合体以订单生产为主要合作方式，实现螺蛳粉全产业链发展。“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原料本土化既方便源头品控，又能使螺蛳粉产业惠及地方。”姚汉霖说。

贾建功介绍，柳州螺蛳粉产业已创造超过25万个就业岗位，带动包括大米、竹笋、豆角、木耳等在内的约50万亩螺蛳粉原材料基地和覆盖农业、食品工业、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产业链发展。

“螺蛳粉产业链的延长，不但惠及原材料产业，而且反哺了螺蛳粉产业自身的发展，从而形成多赢格局。”倪铫阳说。

作者：农冠斌

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论文 篇2：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重大风险防范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的经济社会风险会不断增加，若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则有可能像拉美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如西亚、北非一些国家那样陷入社会动荡。通过对相关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可知，未来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掌控力、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培育中产阶层成长建立“橄榄型”社会。

关键词 重大风险；国际经验教训；启示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关键时期，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攻坚时期，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着周期性调整，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转型，前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诸多矛盾尚未完全化解，新的矛盾和问题又在形成和叠加，诸多新旧矛盾和问题转化为局部或系统性风险，冲击甚至打断经济社会正常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增加。从国际上看，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警示，日韩等东亚国家有效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成功经验则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时，由于未能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逐步积累的各类经济社会风险，从而在国际环境突然变化时引起经济下滑和其他风险爆发，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落入持续数十年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风险的累积与形成

1. 外债规模迅速扩大使经济对外依赖程度持续增加，国际环境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风险不断上升

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政府确立了1975～1979年年均增长10% 的“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由于军政府刚开始还政于民，国内经济积累不足，为了实现高速增长的目标，盖泽尔政府推行了“负债增长”战略，希望通过大规模对外举债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巴西的外债总额从1973年的12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435亿美元，同期净外债额也从62亿美元猛增至316亿美元，年均增长近40%①。在债务使用效率方面，大量外债被用于水电、铁路、核能等前期投资额巨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短期内难以产生明显收益。与巴西类似，阿根廷依靠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举外债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1982年的外债余额超过430亿美元。这种“负债增长”战略使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其对外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于外部冲击的抵抗力也越来越弱，国际环境变化带给国内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在不断上升。

2. 产业结构未能适时转型以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上升

通过各种行政干预，巴西政府将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向钢铁、化工、汽车、重型机械等工业领域集中，试图人为地跨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直接向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阶段迈进。但是，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也出现比例失衡。此外，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的技术、设备和人才等方面积累储备，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迟迟不能形成，重化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支持，支撑经济长久发展的基础未能建立。阿根廷同样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发展工业，希望通过“进口替代”戰略来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超赶，但由于自身基础不牢固，且不重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有效参与国际分工，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产品出口受阻，导致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总体来看，两国的产业结构未能根据本国特色和要求适时转型，使得经济持续发展缺乏有效支撑，从而积累形成越来越高的经济下行风险。

3. 城镇化进程中未能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

巴西的城镇化进程较快，1960年的城市人口比重已达到56%，1980年超过65%（见图1）。但是，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大量破产农民进入城市后又缺乏足够的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政府没有能力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随着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穷人流入城市，在城市中形成大大小小数千个贫民窟②，并产生了犯罪、贩毒、疾病等一系列问题。阿根廷的情况比巴西更严重，1980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3%，不但比巴西高18个百分点，比美国也要高出9个百分点，同样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见图1）。总体来看，两国超前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极不匹配，城市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现代化城市与贫民窟并存，城镇内部二元结构进一步拉大，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

4. 收入分配结构未能有实质性调整，贫富差距扩大形成的社会动荡风险上升

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极不合理，贫富差距很大，1960年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并且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富人集中。1980年，占城市5%的最富者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达到35%，而占城市50%以上的贫穷者收入比重仅有13%。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中产阶级难以成长壮大，社会结构转换中缺乏中间力量的支撑，造成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社会不稳定风险。与巴西类似，阿根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③，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0.35左右上升至90年代初的0.45左右。同时，阿根廷作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政府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获取高额好处，积极进行权力寻租，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通过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贱卖国有资产，进一步加剧了由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动荡风险。

（二）风险的爆发及影响

从巴西、阿根廷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传导的过程看，主要形成了“国际环境突变——国内经济下滑——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无力解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具体而言，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到来，美欧等国为了摆脱本国的经济困境，纷纷提高利率，使得1980～1989年的国际资本年平均利率上升至5.85%，是1974～1979年的6倍，使得借债成本大幅上升。同时，美元开始持续升值，拉美国家则因经济恶化而货币贬值，使得还债规模无形中大大增加。随着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积累的各种风险终于爆发。

在“负债增长”战略的引导下，巴西1979年的外债规模已占当时GDP的28%，到1982年，仅债务利息就占到GDP的7%，使其深陷债务问题难以自拔，经济开始大幅下滑。整个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与1968～1973年年均11.2%的增长速度形成鲜明对比，1981年、1983年和1988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见图2）。与经济下滑并存的还有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通胀率持续保持在三位数以上，1989年更是达到1 431%，物价飞涨，怨声一片，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70年巴西的人均GDP是韩国的1.7倍，但当1994年时，韩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0 000美元，巴西则还在3 500美元左右徘徊。

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始终处于严重的外债危机之中。整个80年代中有一半的时间经济是负增长，10年的经济平均增速为-0.7%。每年还本付息占出口的比例基本保持在50%以上，外债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在1987年达到最高的717%。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资本大量抽逃，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社会、经济、金融、政治危机由此全面爆发。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阿根廷经济再度出现下滑，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债务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当前又面临着违约风险，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9.1%骤降至2012年的3%。

二、突尼斯、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的教训

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风云突变，经济、社会、宗教等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相互纠结，加之外部势力或明或暗的介入，使得多个国家陷入动荡。经过三年多的动荡，所谓的民主式新秩序并未建立，经济停滞、政治混乱、民生凋敝、教派冲突、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对每位继任者都是严峻的挑战，西亚、北非稳定局面仍未形成。

（一）风险的累积与形成

1. 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对外部依赖性强，经济下滑和国际环境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风险较高

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地区石油资源丰富，形成了收入来源主要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发展严重依赖外部环境，经济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同时，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撑，两国的失业问题都很突出，失业率均超过20%，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70%左右。即使在就业的人群中，很多人只是在非正式的私营企业中从事低薪酬、临时性、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当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石油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

2. 强人政治导致政治体制僵化、贫富分化严重，利益集团和腐败问题积累形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风险

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强人长期把持政权，采用家族统治，实行世袭制、终身制，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掌权23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位30多年。这种僵化的政治体制导致政治参与渠道单一，缺乏民主，家族和朋党垄断利益，政府腐败问题严重。两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不合理，贫富分化悬殊。埃及60%的人口只占全国财富的17%，普通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极低，官方统计的贫困率高达40%，民怨沸腾，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社会风险不断上升。

3. 民族宗教问题突出，众多派别难以达成共识形成的社会风险日益上升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西亚、北非地区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非常突出，并且这两类问题常常纠结在一起，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突尼斯和埃及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信徒主要是逊尼派，同时存在着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在每个宗教中又分化出诸多教派，可谓教派林立。各教派对自己的信仰非常坚持，难以在教派之间妥协形成统一的理想信念，不同宗教矛盾突出，加之存在严重的宗教歧视乃至欺压，成为该地区的动荡冲突不断的思想根源。

（二）风险的爆发和影响

从突尼斯和埃及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传导的过程看，主要形成了“国际环境突变——国内经济下滑——失业、民生、宗教等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政府倒台——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路径。具体而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是由失业大学生在街边摆摊遭城警粗暴对待后自焚身亡引起的。该事件激起突尼斯民众的同情心和长期以来对政府、对现状的严重不满，开始了要求总统下台的持续抗议活动，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避难。

紧接着，动荡开始蔓延到埃及。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军方的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随后的“阿拉伯之春”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传导至北非、中东的诸多国家，包括也门、利比亚、巴林、阿尔及利亚、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在内，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从国际背景看，这场动荡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石油市场需求大幅减少，西亚、北非的支柱产业大幅萎缩，伴随经济下滑进而使一系列風险爆发形成的。

作为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爆发点，街头革命没有给突尼斯带来“民主与发展”，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大乱”之后并未呈现“大治”，而是乱上加乱。经济增速从动荡前的4%左右跌至2011年的-0.2%（见图3），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外资大量撤走，货币不断贬值，高失业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同时，突尼斯国内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频频发动袭击，干扰和破坏突尼斯的政治进程，治安局势日趋严峻。此外，一些政治和宗教势力打着西式民主的借口煽动攻击政敌、谋取私利，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动荡。

埃及的经济社会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穆巴拉克下台前，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埃及的经济增速平均也保持在6%以上，但自2011年动荡以来，经济增速骤降至2%左右，同时，外资大举撤离，物价和失业率高企，百姓生活日益艰难（见图3）。穆巴拉克本人在被推翻下台后，受到审判入狱。之后的政府先后经历了军政府、过渡政府、穆兄会统治和新政府等多个阶段，政权频繁更迭，各派势力的权力斗争不止。“街头政治”盛行，抗议示威活动频发，并经常演变为暴力冲突，恐怖袭击愈加频繁，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和分裂之中。

三、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成功经验

日本和韩国作为亚洲赶超型国家的代表，在二战后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两国均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拉美和西亚、北非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风险，对于我国实现转型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产业结构及时转型升级支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防止出现经济下滑风险

日本是短期内从低收入国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1966年，日本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 1974年突破3 000美元，其所用的时间大大短于西方发达国家。到了1985年，日本的人均GDP达到11 297美元，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战后的30多年里，日本通过有效的产业结构升级，顺利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从发展模式看，日本政府采用了以赶超欧美为目标的“追赶型”发展战略，确立了政府干预型工业发展的模式。第一产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第二产业则从以棉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向以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发展，并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再次实现了向以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精密机械、运输机械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的工业阶段发展，并最终完成工业化。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见图4）。

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53年的人均GDP仅为67美元。但随着韩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实现了自1961～1994年年均8.4%的持续高速增长，其人均GDP在1995年达到11 46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但由于在随后的几年人均GDP有所回落，到2002才算真正稳定步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与日本相似，韩国政府初期同样采取政府主导模式，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占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则持续上升趋势。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抓住西方发达国家把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会，结合当时综合国力较弱的现实，选择了轻纺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道路。在这一时期，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大都处于初建阶段。到了70年代，面临着日本将钢铁、冶金等失去比较优势的行业向外转移的机遇，韩国政府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将发展重点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转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政府重点扶持了钢铁、造船、汽车、重型机械等产业，到1980年其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达到50%以上。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韩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下滑，这时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韩国政府以及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生物新药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使得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使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见图5）。

（二）经济发展实现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换，在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防止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的风险

产业结构升级与需求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人为地将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有意压低民间消费需求以积累投资。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的模式出现明显问题，产品难以销售导致工资降低或企业破产，使得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罢工。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60年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坚持缩小阶层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形成了稳定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实现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换。

韩国的产业结构转换同样与需求结构变动紧密相关。1960年的投资率为11.5%，此后连续上升，到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的38.9%，之后开始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近年来保持在60%以上（见图6）。

（三）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促进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防止出现社会动荡风险

日本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中产阶层快速形成和成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间阶层”人口占比和城镇化率均超过70%，形成了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头十年中，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恶化，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上升到1980年的0.39。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韩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新农村运动”，努力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水平，大幅增加农民收入。1978年，农户的年人均收入达到649美元，是1970年4.7倍。1988年出台的《最低工资法》，又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居民收入增长加快④，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下降到1991年的0.26。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中间阶层”人口占比和城镇化率均超过70%，中产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已经形成，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条件已经具备。

（四）政治结构根据经济结构和社會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有效防止出现政治和社会风险

二战后，日本建立了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度。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无权参与政事。国会是最高的权力和立法机构，内阁是最高的行政机关。在国会中，众、参议员由选区选民选举产生，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日本实行多党制，虽然自民党执政从1955年到2009年（1993～1995年除外）一直为执政党，但在野党和社会组织的监督力量较强，同时党内有派，形成了党内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有利于不同群体利益的表达。其日本首相权力也受到多方制衡，更换频率一直较高⑤。

二战后，韩国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先民主后威权再民主的转换过程。1948年，韩国实行了民主体制，但由于当时经济落后，低收入人口多，中产阶层群体较小，社会矛盾突出，难以支撑民主政府发展。1961年，朴正熙发动了军事政变后建立威权体制， 1979年被杀身亡后，发动“双十二政变”的全斗焕任总统，继续延续威权体制，开始了其近八年的独裁统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的中产阶层逐步成长起来，要求建立民主社会的呼声不断壮大，1987年全斗焕在六月民主运动中被迫辞职，卢泰愚出任总统并在社会压力下推进民主化。政治结构的民主化转型，使得韩国在迈向高收入过程中，避免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风险。

四、几点启示

综观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东亚国家、拉美国家以及西亚、北非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基本相同，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也基本相似，拉美和西亚、北非国家的发展基础还要好于日韩等国。但从随后的发展情况看，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经济风险爆发，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国家社会动荡风险爆发，陷入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动荡；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却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各种风险，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给我们很大启示。

（一）及时调整产业结构，适时转换发展模式

从历史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加之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会逐步突显，由此会形成一系列经济社会风险。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所在，而要在新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需要在“十三五”时期转换发展模式，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投入，从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二）既要有效融入全球经济，又要保持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掌控力

从拉美和西亚、北非国家爆发危机的直接原因看，这类国家的经济过于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需求，当外部经济发生变化特别是遭遇全球（地区性）经济危机时，就会导致其国内经济迅速下滑从而引爆风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先后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由于当时金融领域开放程度相对较低，虽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总体处于可承受范围。“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的冲击力可能会越来越大。因此，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本国支柱型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建立和完善各类机制，提高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变化的能力。

（三）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从历史经验看，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不可持续，会形成一系列问题。因此，“十三五”时期要以促进产城融合为依托，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提升城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避免出现环境污染、贫民窟等城市病。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行业去产能化加速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就业问题，防止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情况。同时，要通过城镇化的发展有效促进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为工业化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量，形成协调发展。

（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培育中产阶层成长建立“橄榄型”社会

国际经验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居民消费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严重，将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權更迭。因此，“十三五”时期要对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有效调整，更加重视发展的公平性，营造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环境，从而建立中等收入者占绝对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冲突和动荡、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政府的微观职能要相应地从监督管理向市场监管转变，治理模式也要从一元的、威权的管制型模式向科学民主、多元共治的监管型模式转变。

① 实际上，巴西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大规模借贷，债务规模从1967年的33亿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126亿美元，年均增长25.1%。但由于当时债务主要来自国内资金，因而，净外债额增长不高，从1967年的31亿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62亿美元，年均增长仅12.2%。

② 根据巴西法律，占有土地如果5年内没有人出面提出法律异议，就被认为合法。因此，巴西的多数贫民窟都是合法的。

③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阿根廷还是拉美国家中社会公平方面最好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1974年的基尼系数为0.345，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20%高收入的富人与20%低收入的穷人在社会总收入中占的比重之差约为6倍，这两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的水平都相差无几。那时的阿根廷人常常自夸阿根廷是“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

④ 相关资料显示，韩国的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在1988年和1989年分别增长了20%和25%。1990年至1995年间，又增涨了90%。同期，韩国逐渐健全了包括社会、年金（养老）、就业等保险在内的福利制度。

⑤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领导人任期最短的国家。据统计，日本首相的平均任期是26个月。二战结束后，日本有过31位首相先后主政。

Key words： major risks；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enlightenments

（责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卞靖

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论文 篇3：

实“一带一部”战略，推进多层级一体化集聚发展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作出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的重要指示，将过渡带与结合部整合为一体，大大提升了湖南发展的战略地位。这实际上是在全国顶层战略布局中对湖南经济地理进行重塑，使湖南在新的发展格局中凸现五大优势，湖南正在经历一场新经济地理革命。为此建议，湖南省“十三五”规划应提高新经济地理认识，把握五大优势，瞄准五大定位，培育“飞鹰形结构”重要增长极体系，以新的战略定位强力推进五大主导产业集群，全面实现新型工业化社会、“两型”社会、全面小康社会三个基本目标。

关键词：“一带一部”战略；湖南；高密度经济；集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作出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的重要指示，将过渡带与结合部整合为一体，对湖南产业与空间配置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大大提升了湖南发展的战略坐标。这实际上是在全国顶层战略布局中对湖南经济地理进行重塑，把湖南放到国家全方位推进沿海沿江沿线开放的大格局中，使湖南初步形成了我国内陆具有中枢功能的大通道区域。湖南正在经历一场新经济地理革命，使湖南扬弃过去“不东不西”的自然地理弱势，凸显新空间经济结构优势、内陆大商圈市场优势、科技与人才资源优势、现代产业集群发展优势、生态环境及绿色资源优势。为此建议，湖南省“十三五”规划应提高新经济地理认识，把握五大优势，瞄准五大定位，培育“飞鹰形结构”重要增长极体系，强力推进五大主导产业集群，全面实现三个基本目标。

一、湖南已进入一体化集聚发展新经济地理时代

新经济地理是从市场与地理联系的角度，以交通运输成本引发聚集经济、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为基本因素，对企业和产业区位、经济增长极等进行战略性布局，以缩短区域距离，提高聚集度，获取报酬递增的密度经济效应。以往，我国纵向通道优势远大于横向通道，东西向互通水平较低，那时湖南空间经济布局一直按南北向分东、中、西三条纵线分散布局，由于三线之间缺乏横线联通，且水运又日渐衰退，所以无法形成湖南省区域空间经济的网圈集聚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铁路、公路和航空交通快速发展，已形成横贯东西与纵贯南北的、由普通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现代航空和水运互联互通的新交通版图，特别是沪昆高铁全线贯通，彻底改变了湖南东、中、西三线纵向分散布局的旧格局，通过京广线、包柳线、沪昆（成）线三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形成了东西南北交集的水陆空互联互通大格局，大大拓展了湖南发展的战略空间，可实现湖南全域多层级一体化集聚发展。

二、湖南“一带一部”经济区位具有五大新优势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突出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引领发展，整合国内和国际区域资源，积极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和增长极。在这个新的大棋局中湖南“一带一部”战略新定位的科学内涵就是要发挥经济地理密度经济效应的新优势，培育多中心的重要增长极体系，实现区域一体化集聚发展，打造内陆沿江沿河开放开发高地。这个新内涵集中表现为以下五大优势：

一是新空间经济结构优势。湖南“一带一部”水陆双联的大通道、大枢纽、大市场与省内湘、资、沅、澧四水互通达海的新定位，使湖南省全域交通网与全国联网并贯通全球，提升了结合部的功能，特别是长沙成为“一带一路”的结点城市，这使以往湖南在全国自然地理版图的中心空位转化成了我国新经济地理的中心枢纽，其意义对于湖南来说划时代的。

二是内陆大商圈市场优势。湖南现已形成全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区，也是国内市场半径最短且交通最佳的中心区位。以湖南为中心的商圈市场规模庞大、增长潜力极为可观。湖南加上周边四省一市一区人口近4亿，占全国的近1/3；“3小时高铁经济圈”覆盖的市场至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具有巨大的商圈辐射优势和产业投资的市场价值。

三是科技与人才资源优势。目前，湖南省的综合科技创新能力位于全国前10位、中部第1位。特别是长株潭地区已成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高地，2014年长株潭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湖南的新发展装上创新“超级引擎”。另外，湖南还具有人才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为“十三五”湖南省经济的转型创新发展提供了保障。

四是现代产业集群发展优势。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为代表的中国工程机械，已成长为世界品牌企业，构筑了高起点国际平台。轨道交通装备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汽车产业链已成长为我国的一个新的板块，南车株机、衡阳特变、湘电集团、铁建重工和泰富重工等企业正在从“单台产品供应商”向“成套设备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转变。

五是生态环境及绿色资源优势。湖南省土地、森林、湖泊、河流、矿藏丰富，是我国绿色化发展的重地。不仅能保障城乡居民生活资料供给，满足轻工食品工业原材料的需要，也能为发展绿色的重化工业提供必要的土地和环境资源，同时还可为休闲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优质资源。

三、以新经济地理观念提升湖南发展战略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湖南“十三五”规劃期应着眼于建设长江流域重要中枢功能区域和南中国内陆开放中心，重点建设以长株潭城市群为鹰首、岳阳与衡阳为两翼、以怀化为尾翼的“飞鹰形结构”重要增长极体系，高标准打造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导的低碳消费品产业、以智能化制造为主导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互联网+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以经济服务化为主导的现代生产服务业、以创意经济为主导的文化及旅游业五大主导产业集群，实现以下五大战略定位和发展突破。

1.打造国家空间经济新格局的战略要地

发挥湖南综合交通网络总规模25万公里的大通道功能，强化湖南5小时高铁经济圈覆盖全国三分之二区域的大枢纽优势，打造长沙临空高铁快速交通体系，建设“一核三带四组团”即以长岳联姻为中心的长株潭岳大都市功能区和湖南境内的京广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沪昆经济带，以及湘北、湘南、湘西、湘中都市区组团，实现湘江经济带同长江经济带结合并链接一带一路，使湖南成为我国中南部的重要枢纽和战略要地。

2.打造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

高标准建设大湖生态经济区，提高洞庭湖调蓄长江洪水、维护湿地生态和水资源综合利用能力，以岳阳城陵矶港和长沙新港为龙头，以全省长江水系航道和环洞庭湖公路为载体，全面联通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建设水陆空综合交通体系，高效发展现代农业、消费品工业、绿色循环化工和清洁新能源产业，强力推动岳阳与长株潭联姻发展，建设长株潭岳大都市功能区，提升长株潭核心增长极的战略地位，发挥湖南在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3.打造中國内陆沿江沿河沿路开放高地

高起点建设衡阳、岳阳、湘潭综合保税区和郴州出口加工区，重点发展岳阳和长沙现代化口岸开放体系，打造湖南省外贸货物通江达海的高效平台，并推行飞地经济模式与发达地区深度互融。同时以长沙空港、高铁、江港一体化为载体，以文化创意、服务外包、供应链高速物流配送、跨境电子商务等为业态特色，申报中国湖南（长沙）自由贸易区，建设交通和信息网络发达、商业物流设施先进和服务质量及方式一流的国际性大商圈。

4.打造中国高技术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

发挥长株潭三个国家高新区科技智力密集的优势，以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为核心，主攻原创性高技术如数字化制造技术、环保产业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等，掌控高新技术话语权，着力推行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的创新2.0版，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智能化经济增长极，建设国际一流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孵化区，促进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和催化中西部地区实现创新发展。

5.打造世界级装备智造和新材料产业基地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为引领，以互联网+为新的生产方式，以环长株潭地区国家级产业园和综合保税区为载体，以工程机械（含盾构装备、矿山机械、港口及海洋工程装备）、轨道交通机械和汽车整车及配件为支柱，整合通用航空、数控装备、电机电工、工业机器人、3D打印和工业系统设计等产业，完善智能制造的商业模式，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造装备业集群基地，全面链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湖南智造装备业全球化。以长沙高新区、望城经开区、宁乡经开区为重点，打造年产值过3000亿元规模的包括储能材料、有色金属材料、碳材料、精细化工材料、绿色建材、磁性材料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总之，我们认为，“十三五”时期湖南实施“一带一部”战略，必须着力做好空间经济这篇大文章，运用新经济地理优势置换传统自然地理弱势，由“过道效应”转化为“同城效应”，通过多层级一体化增长极体系，全面链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推动湖南全域经济持续跨越式发展，全面实现“三量齐升”，力争在十三五期末实现基本建成新型工业化社会、基本建成“两型社会”、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作者：刘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