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民族性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周城村乡土文化传承现状的调查，分析当地文化传承情况，寻找影响文化传承的内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得到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认同、乡土文化的传承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民族和宗族因素在乡土文化传承中不能忽略等启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艺术的民族性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艺术的民族性分析论文 篇1：

民族音乐走出“低谷”之我见

[摘要]传统是一条河，应世世代代相传，可是目前我国民族音乐已经进入了“低谷”时期，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外国音乐的进入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冲击和当今中国民族音乐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为我国民族音乐走出“低谷”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低谷；困境；措施

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流行音乐走向市场化、经济化，而中国民族音乐却不断受到排挤，逐渐走向下坡路。虽然近些年来也提出了“尊重多元文化”的观念，实则仍是欧美日韩和港台的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占据主流地位。然而由于民族音乐在多元化中的占有比例严重失衡和不足，导致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着“边缘化”、“靠边站”的趋势。并且我国的很多的地方戏曲、曲艺和少数民族的民歌更是濒临着灭绝的状态，造成了生存的困难，而这些民族音乐恰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来看，我国的民族音乐却面临着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严峻和残酷的挑战。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

现如今，我国的民族音乐已然进入了“低谷”期，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从产生到发展，然后到灭亡，旧的事物总会被新的事物所代替或覆盖，彻头彻尾讲究的是“适者生存”。诚然是这样，但是作为“业内人士”（民族音乐学学者）的我们来讲，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虽一直在本村落或部落传承，但由于传播能量极小（甚至不被世上大部分人所知），近些年又受到现代社会的科技化、现代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无辜的走向没落，到了现在，有些民族的年轻人都已经不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不再会写本民族的文字，例如现在满族人会说满语和会写满文的人已经屈指可数，而各少数民族的民歌通常与语言的韵律相联系，这就给我们民族音乐学学者对其民歌歌曲内容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地困难，同样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对于业内来讲都清楚，很多的民族民间音乐通常用“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而语言缺失的同时，也带来了传承的问题。现在我国民族音乐面对的诸多问题都已导致其进入了“尴尬”的境地，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音乐进入“低谷”的原因应做出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一、民族音乐走入“低谷”的原因及当今所面临的困境

（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外国音乐的进入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冲击

1.学堂乐歌时期

早在19世纪初，清政府为即将覆灭的命运，被迫接受部分“维新派”主张，新型的教学体系学堂乐歌得到了政府支持，外国音乐、音乐理论、音乐教育体系、音乐创作开始进入中国，使得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得不从主流地位走下来。而学堂乐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大部分照搬了外国的音乐教育体系，大量引进西方音乐和日本音乐作为歌曲曲调，使得中国古代“口传心授”、“传子不传外”的传承模式被迫改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学堂乐歌运动也颇具局限性，因其运动政治功利目的极端化，使其该运动在诞生之初就忽视了音乐艺术属性的印记。同时也因受其该运动的影响，使得国人看待中国传统、中国传统音乐普遍存在歧视观念，迫使作品缺乏其个性与民族性。

2.“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中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而“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并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音乐也达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的音乐家大多都经历过出国留学，萧友梅、赵元任都曾学习西方作曲技法，并且运用西方作曲技法、民族固有思维创作过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例如萧友梅的合唱套曲《春江花月夜》、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赵元任的歌曲《卖布谣》等，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时期也曾创作过具有西方古典音乐特点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而赵元任创作的大型声乐曲《海韵》，在其风格上也接近欧洲的清唱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另一位作曲家黎锦晖，创作了很多的儿童歌舞剧，典型的作品有《可怜的秋香》、《好朋友来了》、《葡萄仙子》等，为儿童音乐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他也是流行音乐的鼻祖，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形式，他创作流行音乐作品有《毛毛雨》、《桃花江》、《我侬词》、《特别快车》等。由上述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音乐创作，是新的传统音乐创作开始出现，西方的创作技法、作品也同样开始出现，同时还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形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在学堂乐歌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民族音就受到西方音乐和日本音乐的影响，传统音乐也为西方音乐做出让步，同时形成了国人对传统音乐的其歧视观念，传统音乐发生新的改变，形成新类型的传统音乐。流行音乐形式的出现同样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暗藏潜在的威胁。可见，我国民族音乐现在面临的困境早已在历史上就播下了种子。

（二）当今中国民族音乐所面临的困境

1.当代人音乐观念的转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音乐走向市场化、经济化，欧美日韩及港台流行音乐在生活当中大量涌现，似乎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更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很多年轻人认为流行音乐更能反映年轻人的心理、张扬其个性。古典音乐的“高雅”也获得了更多的受众群体。流行音乐中的R&B、HOUSE、Britpop、Trip-Hop、Rap、Gangsta、Synth Pop等在生活中可谓是无处不在，而流行歌曲更是传播之广泛，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近些年来追星族自杀事件频频出现，可见有些歌迷已达到痴迷、癫狂的地步。而贝多芬、肖邦、李斯特，以及青年钢琴家李云迪、郎朗、王羽佳等及其演奏作品也都是年轻人经常谈论的对象，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却是落后的、不符合时代的，似乎与现在的年轻人毫无关联，也正在渐渐地淡出年轻人的世界。

2.政府保护力度不够

近些年来，我国的地方戏曲、曲艺、民歌等中国传统音乐及少数民族音已经处于死亡或“抢救”状态，评剧、豫剧、川剧、秦腔、吕剧、沪剧等地方戏都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曲艺类的京韵大鼓、天津时调、河南坠子、苏州弹词、陕西快板等等，现在也并不常见；曾被广为传唱的云南民歌《猜调》、《绣荷包》、《耍山调》、《小河淌水》，现在也已不像以前那样火热，就连被称作是“瑶族音乐文化典范”的《蝴蝶歌》现在也是不被广为熟知。可见，地方政府对文化部门其缺乏宣传力度、研究力度、保护力度，并且存在投入经费不足的问题，也使其组织研究人员、宣传人员等各项工作难以实施。

3.民族音乐后继乏人

依照目前形势来看，我国的传统音乐的地位下滑严重，而少数民族音乐的地位更是下滑得厉害，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其民族音乐的环境、生活习俗也随之改变，劳动失去了场所，机械代替了人工，这样不仅环境受到破坏，失去了传承人，同音乐音乐形式流失，因此受之影响的就有森林号子、船渔号子等民间音乐形式。而民族音乐的传承、弘扬后继乏人，也是当今一个重大问题。依托“口传心授”的形式，想要把“活”的艺术形态保留下来，是当今比较脆弱的部分，而持有音乐文化的人也面临着老龄化严重，民族音乐濒临失传的问题。据统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地方剧种高达52个种类，仅过了短短20年就剩下28个，可见流失速度之惊人。

二、民族音乐走出“低谷”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及学校

1.政府应加大民族音乐的保护力度

首先，国家文化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强各地区的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与国际交流，并建立非遗传承的基础设施，其设施包括博物馆、传习所等，因为它们承担着非遗的收藏与展示、研究与传习的任务等，

其次，政府应加强民族音乐的宣传工作，中央电视台举办的“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民歌·中国》等栏目都应将少数民族音乐带入社会公众视野，并且充分利用广播、互联网等媒介充分传播少数民族的新兴力量。

再次，政府应支持各地区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展，尊重其民俗仪式和信仰，保护其原生态环境，对特色文化形态划定区域，进行整体的生态区保护。

2.学校教育

首先，应将民族音乐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调整音乐教材，适当增加民族音乐模块知识，搭建语言平台，使少数民族学生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了解本民族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汉族的学生也应学习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学唱少数民族歌曲，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传统音乐。

其次，在高校中开设《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课程，收集、整理本地区的民族音乐，以专题的形式为学生讲解或以讲座的形式进行讲解，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发挥好学校的传播和传承作用。

（二）作为学者角度建议

1.有效保护民族音乐传承人

首先，民族音乐传承人作为转播、传承的主体，应加以保护。一直以来，只注重了对音乐本身的保护，却忽视了传承人的保护。由于社会对民间艺人的关注度较低，很多艺人可能不能全身心投入到音乐的创作及传承中来，有的时候可能要忙于生计。所以，政府或文化部门应加大保护经费的投入，让艺人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传承中来。

其次，可以邀请一些技艺高的民间艺人来各大高校讲学，学校应给予一定的报酬，这样就既可以解决艺人的生计问题，又可以达到传承与传播的目的。

2. 民族音乐学学者应做好本职工作

首先，收集、整理、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学者的本职工作，民族音乐学学者应积极申请关于民族音乐的科研项目，对即将死亡或流失的民族音乐进行及时的“抢救”，并向有关部分反映其情况，政府也应及时对其加大保护力度，立设专项经费，完善管理机制。

其次，民族音乐学学者在搞研究的过程中应不忘初心，立于本职，实事求是做好学术研究，注意学术道德，克服种种困难，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

结语

如今，我国民族音乐已进入“低谷”期，民族音乐从形成到兴盛，再到“低谷”，经历了每一个过程。不仅仅是历史因素，它也经历了全球化的压迫，使得现在遇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我们应为我国的民族音乐担起责任与义务，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为国民族音乐走出“低谷”做出努力。

[参 考 文 献]

[1]王学仲.试论民族音乐观念的危机[J].乐府新声，1992（01）.

[2]刘桂腾.“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少数民族原始宗教音乐的保护问题[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03）.

[3]陈业秀.中国民族音乐及其教育困境的生态学分析[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0（03）.

[4]樊祖荫，赵塔里木，徐天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保护与开发的现有策略与当前困境[J].中国音乐，2015（01）.

（责任编辑：章若艺）

作者：刘伟

艺术的民族性分析论文 篇2：

城市化过程中乡土文化的演变与传承

摘要：本文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周城村乡土文化传承现状的调查，分析当地文化传承情况，寻找影响文化传承的内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得到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认同、乡土文化的传承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民族和宗族因素在乡土文化传承中不能忽略等启示。提出了强化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经济潜力等有利于乡土文化传承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乡土文化 传承与演变 城市化 民族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软科学项目“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研究（编号：201933）和乐施会课题“村镇城市化战略与制度创新案例研究”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渗透存在生命活动的每个缝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个人都离不开文化潜移默化又深远持久的影响。文化也非孤立存在，它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既是他们的集中体现，又能影响它们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乡土文化正是贯穿于这古老文明的永恒血脉，它根植于乡土、孕育于农耕，承载着几千年的人文智慧，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重要特征。其所积淀的文化精髓，是乡土情感约束与道德整合的思想根基和文化精神的理性升華。在熟人社会尚未完全消失的转型时代，治理体系的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都离不开乡土文化的软性支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和信息化的纵深发展，我国乡村社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空心化”问题不断加重，农村人才、资金大量外流（2019年外出农民工已经达到17425万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日趋增多。其次是城市中心主义思想不断盛行，城市文化受到追捧，乡村人文思想逐渐向城市靠拢。

在“空心化”问题和城市中心主义思想不断盛行的影响下乡土文化保护出现断层，很多优秀的文化难以继承，这些现象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土文化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根据中国新闻网2015年的报道，中国古村落在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即使是在没有消失的村落里，也有很多沦为空心村或因旅游而遭到大拆大改，导致古村落、历史名宅、祭祀庙宇遭到破坏。二是乡土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随着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动摇，导致村民对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向往。而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和城乡文化的对冲造成原有乡土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农村原有的乡土文化和村规民约受到质疑，千年历史中形成的农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际伦理关系被现代社会瓦解，乡土文化逐渐被疏离。三是乡土文化代际传承难以为继。乡土文化的传承，往往是依靠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师傅传给徒弟的方式，沿着世世相习、代代相传的路径传承发展下来。但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失导致许多传承已经后继无人，代际传承出现断层。

在城镇化的浪潮下，农民居民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乡土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如何使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保持原有生命力成为了一道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案例分析

为了解城市化过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情况，总结影响乡土文化传承的环境因素和做法经验，我们在全国选点，走访了各具代表性的10个村庄。其中，云南大理周城村特点突出，既具有乡土性，又具有民族性，而且文化传承情况相对较好，因此对其进行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够通过对其文化传承的现状的分析，总结出乡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其传承的重要因素，提出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办法。

（一）周城村概况

云南大理周城村村域面积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540户、13000余人，村民多从事旅游接待和工商业等二三产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根据云南省委组织部主管主办的云岭先锋网报道，2018年周城村旅游业收入达2.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6800多元。周城村居民八成是白族人，为全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也是云南省最大的民族自然村，因保留了较完整、具有原生态特色的独特民俗风情而闻名，被誉为“白族民俗的活化石”，成为中国首批传统文化村落。

对周城村的调查以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包括村委成员、作坊主、旅游经营者、普通村民等，他们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也都是关键人物。为提高资料收集的信度，由所有调研人员共同确认编码一致性。即通过参与调研者对案例访谈的录音或记录整理稿的讨论，达到最佳共识，完整表达研究参与者的想法，客观呈现受访者的真实信息。

（二）周城村乡土文化传承情况

根据前述内容，从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1.语言体系传承相对完好。周城村通用的传统语言是白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总体上看，该语种在周城村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几乎所有在本村内的白族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民族语言。但是，这种保存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城市化对周城村语言习惯的影响并未完全避免，部分语言出现了逐渐衰退的现象。衰退迹象主要表现在数词量词、计量单位等不常用词的使用上，还有一些长期外出村民的子女出现了本民族语言遗失的情况。此外，在城市化冲击下，村民的汉语水平明显提高，与外界的交流能力显著提升。随着农村教育的推进，以及内外信息交流的频繁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周城人的汉语水平也普遍提升，据村支书介绍，在30年前，村里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讲汉语，现在90%的人都能用汉语交流。

2.传统工艺、民间技艺传承因与产业结合的程度不同而差别较大。周城村的传统工艺和民间技艺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兴有衰，其兴衰与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关系紧密。其中，扎染工艺、民族舞蹈、“白族三道茶”等与商业、旅游结合比较紧密的文化传承较好，但其他工艺和技艺，如“甲马”工艺、唢呐、大本曲、洞纪本乐、白族调等，已经很少有年轻人在传承。

扎染工艺是周城村明末清初以来的民间传统工艺，集文化、艺术为一体。为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文化部将云南大理的白族扎染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云南大理周城的张仕绅被确定为扎染国家级传承人。此外，大理市璞真扎染博物馆也设在周城村。文化资源的集聚，让充满浓郁民族风味的古老扎染传统成为周城村的文化名片。这张“文化名片”也为当地从业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调研中了解到，从事扎染的女工每个月可以赚取2000多元的收入，从事扎染销售的收入会更高些，每月收入可以超过3000元。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周城村扎染技艺在传承过程中与现代工艺和理念相结合，传承与创新协调发展。例如，在色彩方面，不再拘泥于蓝白两色，通过反复结扎和染色，可以在同一批布上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在纹样方面，也突破了二方或四方连续构图，对不规则图案，幻变图案的尝试让作品更丰富饱满，受众更广。如今，早村里已经开了十八家染坊，形成了生产、旅游、销售一体化产业链。

除扎染外，周城村传承较好的民族舞蹈和“白族三道茶”，也与产业发展密不可分，它们与旅游产业互促发展，越发兴盛，同时还促进了礼仪和服饰文化的传播，让更多的外地游客有机会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服饰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游客所追求的文化可能只是浅层次的、带来新鲜感的文化内容，所以因旅游而传播的文化往往并不全面或是经过修饰，这也是周城村中一些与产业联系不紧密的文化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3.传统节日、风俗与旅游产业相辅相成。周城村的民俗节日很多，有打春、春节、正月十六、本祖节、三月三、四月十五蝴蝶会、栽秧节、火把节、九月九、糍粑节等许多丰富多彩的节日。其中，春节、本祖节、火把节相对隆重，参与人数较多，而且几乎人人都穿民族服装。这三个节日的长兴不衰，原因各有不同。春节虽不如过去热闹，但由于它是全国性的大节，加上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的回归，使得春节仍然比较隆重。本祖节的持续和传承主要归因于祖先信仰和产业带动。周城村有两个本祖，分别被认为是一些宗族的始祖，得到不同姓氏的祭拜，这种对本祖的拜祭具有一定宗族和祖先崇拜的色彩。同时，旅游产业对节日的兴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周城村的各类节日中，火把节娱乐性较强，外来游客互动性较好，当地旅游企业也抓住机会重点打造，使得火把节的热闹程度更胜以往。有些节日愈发受到重视，但也有的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弱化了。例如，曾经十分隆重的糍粑节，现在得到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尤其是年轻人对这个节日的情感逐渐淡漠。这是因为，周城村民以往都是自己在家做糍粑，虽然很费事，但动手的过程中既有团结，又有乐趣，而现在更多的是购买，少了很多文化的过程，所以其中的乐趣和韵味也在慢慢的消逝。

4.建筑文化有兴有衰。目前，周城村还保留有古戏台、龙泉寺、灵帝庙、景帝庙、古佛塔等古遗迹，但多数都是经过了后代的重建或翻修，更多建筑文化的已经融入居民生活，体现出当地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特点。周城村最基本、常见的传统民居主要分为两个类型“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如今呈现一“兴”、一“衰”。

“兴”的是三坊一照壁。该类型民居的特点是由三间两层组成一个建筑单元，正房朝南，与照壁相对，一般是长辈居住，东西厢房为晚辈居住。照壁周边通常绘有各种彩色图案，中间区域绘制各种式样的山水图画，或题写祖传家训、寓意美好的诗词歌赋等，既有挡风、防盗等实际作用，又具装饰的效果。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周城村民有了更多的钱用来建房，三坊一照壁的建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美，材质上，也从原来的木质变为现在的现在砖瓦、钢筋混凝土为主。

“衰”的是四合五天井。该建筑模式与北京的四合院有相似之处，由两层高的四坊相对围合而成，四个漏角与正中院落合称“五天井”。四合五天井房间较多，占地面積较大，在家族同居的年代相对流行，如今在“大家”变“小家”之后，这种民居已经所剩不多，剩下的多为老宅。

（三）深入的思考和启示

1.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认同。人首先得要满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物质需求，才有余力追求文化、艺术等精神享受，乡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亦是如此。从周城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和产业发展结合比较紧密的传统工艺、民间技艺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以周城村传承较好的扎染工艺和民族舞蹈为例，商业属性和强参与性让它们更容易与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从业者均能获得每月超过2000元的稳定收入，所以有较多的人愿意主动参与和传承。而唢呐、大本曲、洞纪本乐、白族调等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已经逐渐没落。宏观上看，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与城市居民的人均39351元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城市化的动力之源，在文化的经济促进功能不断降低，城市向往的心理不断增强的驱动下，农村居民很难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安心于文化的传承。更何况，乡土文化的诞生也离不开经济活动，很多传统的乡土文化都是在生产生活的孕育下逐步形成的，如果脱离物质谈精神，脱离经济说文化，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不符合生活实际的，为保护而付出的努力也将事倍功半。

2.乡土文化的传承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市场认同，也离不开政府的适度扶持和引导。从属性上看，文化产品具有部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部分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乡村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竞争地位，决定了国家必须对其进行适度的政策支持。政府的认定和支持不但可以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撑，还能引导社会关注，增强文化传承人的获得感，从而提升文化的潜在价值，提高其自发的市场竞争能力。例如，在周城村，由政府出资建设，占地5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970平方米的扎染博物馆，不但收藏和记录了扎染工艺的历史和文化，还收藏和记录了“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白族民族建筑文化，这是对民族和乡土文化最直接的保护和支持。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也为让周城村的扎染工艺、白族三道茶传统手工艺等传统文化获得高度的社会关注，继而产生经济效益，维系了文化的传承和继续。

3.民族和宗族因素在乡土文化传承中不能忽略。民族和宗族因素是周城乡传统文化传承整体较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们至少能在两个方面提高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一是能够强化熟人社会的自觉意识。以血缘、民族和宗族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可以维持乡土文化的凝聚认同功能，当乡村社会在城市化的冲击下逐渐瓦解的时候，这种熟人的关系能够因民族的和宗族的向心力而得以维系，进而行形成一个团体，部分乡土文化会以团体为载体而继承。周城村是全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民族的标签和烙印十分明显，村民对自己的白族身份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因此，相比较其他村庄而言，村民对民族文化怀有更深的情怀。二是能够延续前喻文化的传承优势。在前喻文化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知识更新迟缓，长辈的知识和经验往往是晚辈难得的财富，晚辈需要向长辈学习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学习的过程中，乡村的传统文化也得以延续传承。但是，随着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信息化、城市化带来的知识快速更迭，老一辈的经验有些不再奏效，年轻人的学习能力逐渐凸显，社会逐渐过渡到并喻甚至是后喻时期，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导致了部分文化的流失。对前人的敬仰是民族和宗族文化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乡村里的民族或宗族氛围较浓，晚辈往往会对长辈的言行更遵从，对传统文化也更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乡村传统文化的继承。例如，周城村不同姓氏的村民会在本祖节祭拜相应的本祖，这种对本祖的祭拜，与宗族中对祖先的祭拜有相似之处，时刻提醒族人对先人以及先人遗产的崇敬。

三、政策建议

（一）强化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

一是加大对乡土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乡土文化保护政策和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力度，设置乡土化建设奖补项目，重点支持博物馆建设、古遗迹修复、古村落保护等公共性较强领域的财政支持。二是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法规和制度，保护古村落和农业文化遗产。三是做好规划。在提出总目标的基础上，作出总体规划。鼓励各地结合乡村振兴规划、村庄规划，制定详细的保护和发展规划，防止盲目保护和发展。

（二）深入挖掘乡土文化的经济潜力

若想确保乡土文化的传承能够持续久远，就需要找到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就是它的经济价值，因此，我们要鼓励推出优质的乡土文化产品，打造适宜的乡土文化产业，在保证乡土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高其经济效益。一是深入挖掘特色乡土文化产品。重点筛选并开发古法工艺、民族歌舞等参与性、娱乐性强，商品属性明显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在肯定其艺术价值的同时挖掘它们的经济属性潜力，形成各地区独有的乡土文化产品。二是努力打造特色乡土文化产业。依托文化产品和民俗风情，按照“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增加记忆度”的原则，扎根特色文化，整合新旧资源，找到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文化主导产业，重点是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三是积极推动乡土文化创新。顺应时代发展，扬弃结合，丰富乡土文化的表现形式，采用新媒体、互联网等多样化的文化传播手段，提高民众对乡村优秀文化的了解度和认可度，保持乡村文化的活力。

（三）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和传承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农村内部思想文化道德建设，培养村民正确健康的文化认识，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认同和自信。二是继续完善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和认定工作。优化传承人年龄、性别比例，培养中青年传承群体。设立专项资金，按照项目级别、濒危程度等发放差异化的个人津贴。三是大理培养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管理人才。要按照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以电大、技校、高职院校、实践网点等为载体，构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农村社区教育的四位一体教育体系，辅以相对成功的经营主体为典型示范，重点从经营管理、宣传推广、文化保护等方面培养一批懂文化、有情怀、会管理的管理型人才。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農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

责任编辑：凌玉

作者：吴天龙 夏海龙 习银生 姜楠 刘帅杰 张杰 白炜玮

艺术的民族性分析论文 篇3：

文化共性视角下的土耳其中国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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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化共性的视角下，分析2016年首届“我想象的中国”土耳其高中生绘画比赛的60幅集册作品，对探求利用文化共性在土耳其传播中国文化的策略和途径有着积极和深远的意义。挖掘本土文化的优势、借助两国文化共性加强交流、重视对两国民族性的分析、求同存异、依托现代性，能很好地促进中国文化在土耳其进行有效的传播。

关键词：土耳其；中国文化；共性；文化传播

一、引言

中国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与土耳其执政党提出的“中间走廊计划”在物理上有着高度地重叠，在理念上也是高度地契合。自2008年以来在土耳其开设的四所孔子学院正埋头致力于在土耳其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使土耳其的大、中、小学生及普通民众可以切身体验真正的中国，而不是间接地“道听途说”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为激发土耳其青少年对中国认知的兴趣，2016年2月-9月，由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和土耳其国民教育部、UBIKAV基金会共同举办了首届土耳其高中学生“我想象的中国”绘画比赛。这项比赛全程经本地媒体的跟踪报道，在土耳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动本身以及学生参赛作品所体现出的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值得文化传播者反思。以文化共性的视角，分析集结成册的60幅绘画作品所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形象，对探求利用文化共性在土耳其传播中国文化的策略和途径有着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二、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理论

有学者（拉采尔、格雷布内尔）认为，文化的相似主要是地理条件相似，而差异也是由于地域不同造成的，依据地域划分不同的文化圈。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文化特征相同，但却不处于同一地域，如非洲、亚洲、澳洲都有沙漠文化，东亚有独木舟，印第安人有独木舟，澳洲土著人也有独木舟，中国有长城，土耳其有古城堡等，共同的进化机制可能造成文化上的某些共同现象或类似现象。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就中国与土耳其来说，两国渊源很深，中国历史上的突厥就是土耳其民族的祖先，尽管有“古丝绸之路”的联接，却多以商业活动为主，文化交往甚寡。自突厥人西迁和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中国和土耳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两个地域的民众在信仰、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不过，由于人类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等等，通过挖掘，我们依然能找到中土文化之间的共同之处。以两国文化的共同之处为基础，运用更先进、现代的传播理念在土耳其传播中国文化，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中土文化的共性分析——结合60幅参赛绘画作品

通过考察“我想象的中国”的60幅参赛绘画作品，从土耳其高中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上，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文化共性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本研究对这60幅作品中出现的中国文化形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出现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龙（47次）；古建筑（42次），长城（32次），古代人物形象（30次），熊猫（17次），灯笼（14次），现代人物、汉字（各12次），孔明灯（11次），国旗、八卦图（各9次），京剧脸谱（5次）等。据研究者了解，这些参赛的高中学生几乎都没有去过中国，所以这些畫作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想象的中国”，作品经过自己的理解和加工，对于中国元素的选择，一方面，有中国多年来文化传播的影响，另一方面，作品也能折射出作者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

（一）孔明灯作为中国文化形象代表的意义

孔明灯出现的频次超出了预想，一共出现11次，仅次于灯笼。研究者最初认为作品中的“灯”是绘画者忘记画绳子的灯笼，后经核实，其实是土耳其青少年心中的孔明灯。孔明灯又叫天灯，是一种古老的手工艺品，相传是由三国时的诸葛孔明所发明。当年，诸葛亮被司马懿围困于平阳，无法派兵出城求救。孔明算准风向，制成会飘浮的纸灯笼，系上求救的讯息，其后果然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现代人多用它来祈福，一般在过年、中秋节等重大节日时施放。在海南、台湾等地盛行。在国内，燃放孔明灯并不像过年过节家里必须挂个灯笼一样盛行，土耳其学生的画作里为何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孔明灯的形象呢？

不管学生们是从何种渠道知晓孔明灯的，他们对孔明灯的认知度应该是基于土耳其有相似文化认同的热气球文化。土耳其国内有一个叫卡帕多奇亚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该地因为其特殊的地貌以及乘坐热气球观赏这一地貌而在全球享有盛名，土耳其人对此也颇为自豪，进行国际化形象宣传时，热气球是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研究者就注意到，有一位学生在其参赛的画作里就加入了一只色彩缤纷的热气球。为探求孔明灯的高认知度，的确可以从孔明灯与热气球的相似之处人手。孔明灯与热气球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加热的方式将物体升上天空，在色彩上都比较艳丽，都能同时放飞很多只，达到布满天空的壮观效果，同时二者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表达了人类向往自由、渴望探索的愿望。如果我们在介绍孔明灯时，通过与具有极大相似性的热气球的对比介绍，再引入孔明灯的来历和祈福涵义，则能在更深层次上帮助土耳其人理解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认知度。

（二）大熊猫与土耳其人的动物亲善观念

在土耳其的大街上、公园里，我们能见到许多悠闲的猫或狗，它们虽没有主人，但得到了市民妥善的照顾，成为了一道特别的风景，土耳其人也会为此感到骄傲，他们的动物亲善观念可见一斑。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在这60幅画作中，会有17幅之多用到了大熊猫这一文化形象。当然这与大熊猫的特殊身份也有关系。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国宝”，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因此，中国经常将熊猫作为礼物送给一些国家，加上近年来《功夫熊猫》在全球的热映，熊猫的知名度可谓越来越高。但土耳其人的动物亲善观念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有一幅作品是对大熊猫与中国人关系的想象，在绘画者笔下，大熊猫成了猫一样的宠物，娇憨地被人抱在怀里，或者揣在随身包里，大街上四处都是熊猫，熊猫宝宝们被人精心呵护着……作者想象奇特，虽然有对大熊猫在中国的社会境况的明显误读，但是作品表达出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这一美好愿望倒是符合大熊猫这一文化意象所传达的内涵的，也为我们利用文化共性进行文化传播提供了范例。

（三）中国古代建筑审美的吸引力

“衣食住行”的“住”被认为是中国人生活中必备的四件大事之一。最初的建筑是人类与大自然对话的见证，是人类求生存意志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建筑除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之外，还表达了人类的精神追求，人们常常把建筑比喻为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画，永恒的诗，这是对建筑作为艺术审美作用的形象概况。中国和土耳其的现代建筑，在形式上有趋同的倾向，但中国古代的建筑风格则与土耳其古代的建筑风格大相径庭，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哲学和审美的集中体现，表现在外观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反宇飞檐”（即屋檐向上反曲）的大屋顶，给人以直观而又深刻的印象。而从土耳其留存下来的古代建筑来看，宗教色彩浓厚的拜占庭风格是其主要特色，我们可以从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景点索菲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窥见一斑，其突出的外观特点是大圆屋顶和细长的清真寺尖塔。

两种建筑风格虽截然不同，但单从外观上看，都给人以美的享受且让人印象深刻，都表达了两国人民对于居所的审美需求，因此，我们能不无惊讶地发现，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指亭台楼阁）在这些中学生的绘画作品中出现的频率，竟然超过了长城。细看这些画作中的亭台楼阁、牌坊等，都精确地表现了“飞檐画栋”的意趣。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古代建筑对土耳其青年的吸引力，这些土耳其高中生可能并不理解這些建筑所体现出的东方文化和哲学，单单只是被其生动的外观所打动，而触发他们的灵感，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记录了下来，这种对于形式美的敏感，启发了我们去了解祖先的审美和哲学，用精美的文化“润物细无声”地感染一切向往美好的人类。

四、利用文化共性在土耳其进行中国文化传播的策略分析

中国和土耳其因为历史上的渊源，本应成为交流畅通的友好民族，但因历史、宗教和地理位置的原因，两国关系的发展还远不尽人意，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理解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差。相当多的土耳其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个红色中国的印象，普通土耳其人对东亚的日本、韩国的认知度甚至要高于对中国的认识。所幸地是，在两国政府推出的具有文化共性的“路带”和“中间走廊”构想背景下，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民互相理解成了当下的一个紧迫任务。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以文化共性为基础，有利于逐步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结合对60幅画作的分析给我们的启发，利用文化共性在土耳其进行中国文化传播，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加强交流，善于发掘本土文化优势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完全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靠强迫能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本土产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既要发现两国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也要善于挖掘本土优势文化。中土两国都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土耳其“中国文化年”的重要活动之一，莫言就应邀赴土耳其出席文化活动，并与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对话：中国的水墨画意境深远，而土耳其的水拓画则技法奇特，201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土耳其旅游资源丰富，与中国一样，兼有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近年来，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就尤其善于挖掘中土两国文化共性，以共同的艺术语言形式进行文化的对话，对促进两国关系起到了良好的润滑作用。

（二）加强双方民族性的分析，挖掘双方文化上的共同点，求同存异

土耳其民族的祖先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厥人，突厥人是古老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具有逐草而居、崇尚武艺、能歌善舞、吃苦耐劳、四海一家等等特征。从现代土耳其人身上，我们或多或少还能发现这些品质，如他们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初次见面投缘的也能互称“兄弟”：如他们喜欢聚会以及在聚会上集体舞蹈的特点，研究者多次应邀参加土耳其人的聚会或者婚礼，只要音乐一起，他们几乎会全体跳起来，十分热情奔放。这些都与古老的游牧民族特点相关。这些特点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特点十分相似，这便是我们可以挖掘的共同点。

亨廷顿在其书《文明冲突论》把土耳其定位为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而土耳其著名外交家达武特奥卢则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朝代更迭，经历了多种文明的融合共通，所以发展出了“和文化”“仁义”等文化理念，这些中国文化的精髓与土耳其讲“两种文明的语言”也有共通之处。

（三）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注意与本土文化元素的联系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能够走出去的文化非常多，如何选择更适合本土化的文化元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土耳其，如果选择那些更本土化、更适宜土耳其人接受的文化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中国古代典籍卷帙浩繁，而土耳其的书商则选择了《孙子兵法》翻译并推介到土耳其，因为考虑到土耳其人崇尚武艺，且《孙子兵法》能与现代商业谋略结合起来。中国音乐品类繁多，但是曲调舒缓的音乐就不如节奏欢快的音乐更受土耳其人欢迎，因为土耳其人热爱载歌载舞，节奏欢快的音乐更适合伴舞。以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在土耳其进行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如今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何向土耳其民众介绍孔子和孔子学说，可否将孔子与土耳其的先哲梅乌拉拉（苏菲教派的创始人，旋转舞的发明者）进行比较分析也是值得中国文化传播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传播内容的选择说到底是根据对民族性、对该国历史以及现状的深入了解而来。中国固然有长城、熊猫、兵马俑等等这些极具民族特点的文化代表，但是，如果没有与土耳其本国的元素对比分析，恐怕也不能给土耳其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难以吸引他们深入了解这些文化代表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哲学。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信任与交流，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的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双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

（四）在传播方式和理念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60幅绘画作品里，出现了一些日本漫画人物形象，作者错误地将其当成是中国古代人物了。究其原因，日本在传播本国文化时，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了加工，使得日本文化更易于被接受。给我们的启发是，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虽然遭遇了新时代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多动一些心思，根据土耳其民众的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进行一些现代化的诠释，中国文化的传播还是会有新的机遇。如利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时机，土耳其的书商适时地推介了莫言的一系列作品。再比如，孔子学院在传统舞蹈《茉莉花》的教学时，加入现代芭蕾舞的元素，让土耳其学生耳目一新，更易于接受了。

五、结语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R·库塔·卡拉卡博士曾撰文指出：由于“东突厥斯坦”问题、对往昔历史的考虑、贸易失衡问题以及双方媒体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负面和敌视的态度等，双方民众间交往的亲善度并不高。那么，如何改善这种状态，除了借助政府制度化的交流和对话之外，还应该加强社会和文化问的互动来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而借助发掘双方文化间的共性来进行文化传播，能避免强势文化入侵造成的抵触和矛盾，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民心相通、和谐共融。

作者：程海燕　吴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