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影视艺术论文

[摘要]随着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加强，时代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繁荣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少数民族文化的跨区域发展已成为拉动地区经济繁荣的一股强劲力量。影视艺术既适宜于承载民族文化，又适宜于跨文化、跨区域传播，宁夏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历程对此提供了最佳的佐证。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民族精神影视艺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族精神影视艺术论文 篇1：

关于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现状的美学断想

内容提要 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在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上，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一是影视艺术的快感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关键词 影视艺术 文化建设 美学定位

屈指算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从恩师钟惦棐先生和朱寨先生学习电影美学和文艺评论以来，我开始以文学、影视艺术为人生，已近三十个春秋。如今，惦棐恩师辞世，也整整二十年了。缅怀恩师，教诲难忘。尤其是他那篇于1979年“写肿了脚”的两万余言的传世檄文《电影文学断想》^①，深刻而犀利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电影艺术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每读一遍，都有新悟。恩师在《电影策·序》^②中曾坦言：“我的命运、年华、健康和可以用作思维的精力，即心之所关，气之所宗，命之所托，喜怒哀乐之所以由生，也都在这里了。”我虽不才，但积三十年的经历和教训，亦感慨良多，理应有所反思和交待。因为，经历是一笔财富，教训乃一种资源。于是，我在实践与读书的同时，启动拙脑，效法恩师，思之想之。想而断，断而想，陆续记下些许管见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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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到的，是影视艺术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及美学建构中的定位问题。

记得上世纪早期，伴随着人类工业革命的行进，作为苏维埃红色政权伟大领袖的列宁就曾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明确表示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③。究其缘由，是因为电影这门新兴的视听艺术，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成果，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放映厅里虚幻的影像世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新奇的艺术感染力。列宁是看重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和美学效应的。如今，历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电视艺术凭借着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的优势，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更深刻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的空前广阔的影像新世界，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艺术生产和消费大国。这正如一部中国文艺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个时代，往往会形成一种主要的文艺形式彪领这个时代的审美思潮，楚之辞，秦之文，汉之赋，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都是如此。这些在各个时代分别创造了辉煌的文艺形式，交替繁衍，互补生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生命和审美思维。电视艺术是一门全新的当代文艺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优势，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它要真正成为彪领当今审美思潮的时代艺术，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秦文汉赋，还是唐诗宋词，抑或是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彪领一个时代的审美思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都吸纳了所处时代纵横双向各种文艺形式创造出的审美思维成果，并在交融整合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惟其如此，从中华民族审美思维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功不可没，其作用是积极的。当今的影视艺术，是否真正自觉吸纳了中华民族优秀审美传统的营养和我们所处时代百花齐放的文艺形式所创造出的有价值的审美思维新成果呢？这的确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深思和回答的严峻课题。

我的回答是：不很理想，不尽人意。电影过完了它的百岁诞辰，虽然曾拥有过数次辉煌，尽管当下年产故事片可望逾300部，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其中真正能在电影院线或电视台播放与广大观众见面的，却仅有十分之一左右（2005、2006两年参加“百花奖”评选的影片，即票房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或在电视台播放观众人次达2000万的共49部）。电影观众的年上座人次已从上世纪80年代最高达到293亿、即平均每人每年看24场电影，下降到2005年的年上座人次仅2亿多、即平均每人每年才看0.2场电影^④。电影与人民的关系，可见一斑。几部大片、贺岁片喧嚣炒作，畸形地占据了年票房的一大半，但从题材内容到风格形式，似乎都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相悖，更何谈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电视艺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平庸之作多、精品力作少。大量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作品作用于广大观众的鉴赏心理，所营造出的，势必是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势。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显然带来了负面效应。

成就显著，不说跑不了；问题不少，不研改不了。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新世纪新阶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当然也为我们检视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现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武器。遵循《讲话》精神，对自己亲历其间的影视艺术创作现状认认真真来一番断想和反思，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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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⑤他审时度势，把“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确定为“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确定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⑥。这些精辟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

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乃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力的竞争。且看“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作为战败国，当时已被“收拾”得可谓家底几近崩溃，但如今，凭借着民族的文化力，又挤进了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相反，非洲某些国家，尽管早就独立了，但民族缺乏深厚的文化力，至今仍未摆脱贫困。文化是“化”人的，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精神素质“化”高了，有高素质的人，方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影视艺术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从自觉承担“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庄严使命的高度，举起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旗帜，去找准自己的发展方位。

发展方位，事关根本。这是个导向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明确发展当代影视艺术的宗旨。影视艺术是艺术，是人类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独特形式。人类究竟为什么在以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诸种方式把握世界之外，还离不开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当代人为什么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中还需要观赏电影、电视艺术节目？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深刻。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惟有通过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惟有通过文艺创作、鉴赏和批评活动，始能陶冶情感，净化灵魂，升华人格，从而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精辟阐述的：“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⑦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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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讳言，当今影视艺术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对“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寄予的，“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⑧的殷殷厚望来检视，的确还存在诸多不足。

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应和时代风云的激荡，领悟时代精神的本质，影视艺术才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大的美学感召力。反观几乎称霸当今影坛的影片，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无极》到《夜宴》等投资上亿万元的所谓豪华“大片”，虽然其在制作上的精致令人称道，但确实大则大矣，徒有形式，其思想之贫乏、内容之空洞、故事之玄虚，真叫人不敢恭维。看近几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从《甲方乙方》到《手机》，再到《天下无贼》等“贺岁片”，其“贺岁”的娱乐功能自然有人嘉奖，但其精神旨趣、美学品位恐怕都与时代精神相距甚远。记得近年，日本人也曾来我国选购“贺岁片”，结果选中了吴天明导演的反映我国海尔企业艰苦创业并走向世界的奋进史的《首席执行官》。在日本放映时，东京街头的广告词是：“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可见，日本人在“贺岁”之时，并不忘记提醒国民注重周边环境和学习创业精神。而我们呢？几乎都眼睁睁地盯着一位导演的作品逗大家笑。贺岁之际，“笑”无疑是很需要的；但如果一味求“笑”，淡忘了求真、求善、求美，淡忘了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那么，就会沦落到只会笑而不知道为什么笑的境地——那便是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美学上的贫困和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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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还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⑨。这，对于影视艺术工作者说来，尤为重要。惦棐先生就多次说过：电影与人民、与观众的关系，“无疑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仅和思维，甚至和血肉联系在一起的”^⑩。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其中当然包括影视艺术创作在内）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胡锦涛同志指出：“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11]检视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究竟处理得如何，我以为关键的一条标准，就是看是否真正做到了“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要真正做到“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通过作品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为人民创造美；要真正做到“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就必须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引领，站在时代审美思潮的先头，“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用优秀作品去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促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影视艺术求美，而美是和谐。求美的影视艺术实在与和谐相通，理应发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心学”作用，努力以审美方式在荧屏上传播和谐理念，张扬和谐精神，充当人民心灵的“润滑剂”和“减压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

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或曰与人民美学的关系，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处理“反映”与“引领”这两者间的辩证、和谐、统一关系上。这里，我感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影视艺术的快感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

影视艺术创作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在今天，审美也就是对现代化社会的前瞻，是人的再塑造，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就的批判继承即扬弃，是对永恒的追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审美就是对平衡、完整和真实的渴望；是对健全人格的渴望；是对获得一种适度感和良好判断力的渴望。”^[12]既是审美，影视艺术当然要给人以视听感官的快感。绕过快感，那是说教，不是艺术，也非审美，但止于快感，尤其是止于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那也不是艺术，亦非审美。真正的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理应给受众以快感，并通过快感达于心灵，令受众在愉悦的基础上进而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即由快感而产生美感。这时，人心便获得了一种因审美而致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美感有时呈现为宁静，有时表现为振奋；有时悲伤，有时喜悦）。但时下有一种为某些电视选秀类、低级搞笑类电视节目和“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拳枕相交、三角乱恋”类的“娱乐片”电影提供理论依据的所谓“美学主张”，认为历史已经跨入“后现代”，人类的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就是为了“生产快乐”，就是为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给观众以视听感官的震撼和刺激。在这种“美学主张”的推波助澜下，荧屏上原本在幕后充当配角的技术在营造“视听奇观”的喧嚣声中冲到前台，以声光电波成为了主角和主宰，使神韵、意境和意象这些中国艺术精神的灵魂都纷纷让位于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视听感性刺激，艺术本体越来越萎缩。电视艺术在拥有了广阔疆域（它几乎能与源远流长、五花八门的各种文艺门类结缘而产生新的电视艺术形式）和广大观众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本应具有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优势。电视艺术节目（如MTV和某些综艺晚会等）越来越注重以感官刺激征服观众，以至逾越了艺术美的界限，日益庸俗化和快餐化。电视“大片”、“贺岁片”和某些“娱乐片”在美学追求上的泛化、浅表化和媚俗化，以及某些影片的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沉沦、人文精神的衰退、历史理性的匮乏、道德底线的崩溃，也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问题的症结在于：快感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度”的和谐把握，实质上关乎影视艺术能否真正高举“人民美学”的旗帜，能否在审美上真正“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从而真正代表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适“度”则和谐，快感升美感，养眼更养心；过“度”则不和谐，快感成宣泄，养眼变伤情。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生理感官的过度快感必然造成精神深度的痛感，无节制的感性刺激必然造成审美心理的失衡；伴随着观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过度快感享受，其精神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势必衰减。古语云：“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不久前，温家宝总理赴医院探望季羡林先生并讨论构建和谐社会时，季羡林先生强调“人自身内心的和谐最为重要”，其深意正在于此。影视艺术若一味凭借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宣扬声色犬马或胡诌搞笑，那就只能止于快感和养眼，只能乐其外而决不能乐其心。心乐受用一世，眼乐仅在一时。影视艺术之美，不在迎上合下，而在引领观众，化人养心。恩格斯曾借论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谈到文艺的使命。他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3]民间故事书的使命如此，当代影视艺术的使命亦然。人民的影视艺术工作者，理应胸怀人民的美学理想和审美期待，辛勤劳作，奋发进取，充分发扬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奉献出养眼养心、“目击道存”的美的精品力作。

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这也是影视艺术与人民直接攸关的敏感问题。面对市场，电影看重上座率，电视艺术看重收视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再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倘若受众甚少，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乃至美学效应均难以充分实现。但是，现在却流行着一种“收视率（上座率）至上”的做法，窃以为很不可取。譬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导演丁荫楠积二十年来之创作成果，拿出《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相伴永远》（李富春与蔡畅）和《鲁迅》这五部力作，以《时代·伟人》为题举办电影周，献给党的生日。这当然是大好事，伟人集中体现了所处时代民族思维的最高成果，通过银幕塑造的成功艺术形象为当代人民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的精神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但奇怪的是，耗用民资建起来的电影院线却偏偏不愿举办这个电影周。理由便是“上座率不高”。结果，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紫光影院”单独承办了这个电影周。与举国院线、大小影院形成合力“炒作”某些“大片”和“贺岁片”的情势相比，这能不发人深省吗？

首先，如何科学地看待和认识收视率（上座率）？据我所知，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目前主要由两家最火的外来专业机构——索福瑞公司和尼尔森公司统计。大概由于统计的方法和采样范围的差异，对于同一节目的收视率的统计结果这两家公司也常不一样。究竟谁的统计更接近真实呢？有没有比这两家公司更为科学的统计方法呢？这些都令人存疑。至于电影的票房上座率，拿某些“大片”、“贺岁片”来说，恐怕主要靠的并不是作品自身的思想内涵、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而是靠艺术之外的商业营销炒作——用“唯美主义”夸张渲染的广告感性符号和媒体全方位的狂轰烂炸去吊高大众胃口，诱人掏腰包进入影院，改变人们正常的审美标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赵公元帅”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时髦的强势炒作，炮制符号的虚拟价值，造就视像文化的符号霸权，以至操纵影像世界，强占大众视觉，扭曲文化价值，改变审美定势，达到攫取商业利润的最终目的。王元化先生对此看得很透，他在给笔者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倘使也像股票一样，以炒作来提高价值，陷入市场化的泥沼，那也就是艺术没落的开始。”窃甚以为然。

再进一步，须辨清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热切期盼有越来越多的像电影《张思德》和电视剧《长征》以及像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的电视艺术节目，其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相一致，都很高。但是，确实也还存在不少这两者并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有的“大片”尽管上座率很高，但许多观众步出影院便大呼上当。有些选秀之类的电视节目，十分火爆，收视率很高，但对广大青少年观众来说，虽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强烈刺激和快感，但并未获得正确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美感，反而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梦想，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相反，也确有一些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影视艺术作品，如某些经典电影和《瞿秋白》、《南行记》这样的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精品电视剧，其收视率（上座率）可能一时并不高，但这些优秀作品的观众却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湛的审美享受，其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可谓高矣！而且，可以预期，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强大，通过译介，重播重放时一定会滚雪球似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可见，没有收视率（上座率），固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但有了高收视率（上座率），却未必就一定会有高收视质量（上座质量）。收视率（上座率）虽高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高与收视率（上座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低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此理应作出清醒、自觉的具有文化眼光和美学眼光的明智选择。

一部绚烂多彩的人类文艺史，历来就存在着这种虽在问世之初受众面不广而历经时间洗礼终验证为经典的传世佳作。荷兰画家梵高的杰作，主要就是在他度完不长的三十七岁人生之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独特惊人的艺术审美价值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十年辛苦十年泪”完稿之初，不也就是脂砚斋几个友人传来抄去吗？但历史是公正的，《红楼梦》作为人类的文学经典，一版再版，历久不衰，不仅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读者，而且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研究家。倘按照如今流行的“收视率末位排除法”，恐怕连梵高的绘画和《红楼梦》都很可能在当时就被“排除”掉了！

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好影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即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在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需求和多样的审美需求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要在坚持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和多样的审美需求。消极适应，势必强化观众群体中尚存的落后的鉴赏情趣；而这种情趣一旦得到强化，又势必反过来刺激那些盲目的文化创作者生产质量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便会出现一种不和谐文化——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恶性循环）。那岂不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了吗？

与收视率（上座率）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科学认识并清醒追求观赏性的问题。面对市场，影视艺术创作于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之外，又新增加了观赏性的要求。但是，由于对观赏性缺乏科学的界定和认识，因而在追求观赏性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盲目性，给媚俗倾向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已另有专文表述拙见。这里只想扼要阐明：第一，观赏性乃是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虽然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是取决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与观众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所以必须科学认识观赏性。第二，按照范畴学的规定，什么范畴内的问题，应主要在什么范畴内解决并同时注意到与其他范畴内相关问题的联系，所以，观赏性问题理应在接受美学范畴内解决，即通过提高观赏者的影视文化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以及净化鉴赏环境来解决，如果把观赏性问题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让创作者单方面去解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第三，把分别属于不同美学范畴的概念笼统放到一起进行推理判断，即把隶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与隶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放到同一平台上推理判断，要求“三性统一”，在逻辑上欠科学。而理性思维上的失之毫厘，势必导致创作实践中的谬以千里。这也已为多年创作实践所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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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曾深刻总结“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工作经验和人生智慧。他指出积百年之经验，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文化接力棒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是：“文化自觉”。他以“十六字经”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此至理名言衡量当今影视艺术创作之美学追求，极有裨益。

“各美其美”，就是说，要自觉继承发扬本国度、本民族、本地区优秀文化传统之美，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并与时俱进。影视艺术的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与创新，是影视艺术健康繁荣、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14]。《诺玛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云南红河电影的成功经验，正在于既承传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审美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相反，那些专门以叔嫂偷情、母子畸恋之类的荒诞故事去迎合某些西方人的偏见和猎奇心理，并受到某些国际电影节邀赏的电影作品，那些脱离国情，数典忘祖，东施效颦，不以“己美”地照搬西方的偶像类、选秀类、竞猜类电视节目，则背离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也背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审美准则。

“美人之美”，就是说，要自觉借鉴、吸纳其他国度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优秀文明成果，开拓视野、广采博收，并为我所用。电影原本就是舶来品，电视艺术又最能纳天下之精华，因此“美人之美”尤为重要。但鉴别“人美”，必须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来决定是否吸纳。比如电视艺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严格区别公益性电视台与商业性电视台的不同职能及其播出节目的内容。日本的公益性电视台NHK就连广告都不容许带，它是靠纳税人的钱支撑起来的，使命便是宣传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至于商业性的富士电视台，那就一切以盈利为目的来选择播出的内容了。中国的各级电视台，虽然都兼有公益性职能和商业性职能，但是都必须坚持“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15]的正确导向。倘有一家电视台，为了争夺更多的广告“蛋糕”，把西方商业电视台大赚其钱的电视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生吞活剥地移植进来，国内的电视文化生态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那些缺乏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电视人就会竞相效尤，蜂拥而上。从“超女”到“超男”的演进，不正是如此吗？

“美美与共”，就是说，要自觉将“己美”与“他美”交融整合，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并加以创新。“与共”的过程，就是“己美”与“他美”互补交融、整合创新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之美的过程。影视艺术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影视艺术说来，主要体现为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审美理想的自觉意识。影视艺术的领导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造福于民，繁荣荧屏；影视艺术的从业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心明眼亮，多出精品。反之，则会污染荧屏，误人子弟。“文化自觉”意识，归根到底，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要自觉匡正那种长期影响我们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单向哲学思维模式，而代之以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全面、辩证、发展的哲学思维：既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又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既注重影视艺术与市场联姻后带来的文化增殖、财力增加和文化成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正面效应，又注重防止片面的利润诱惑和拜金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带来的对影视艺术的不良影响；既注重市场选择功能和自娱、互动形式对提升观众参与程度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其中可能产生的误导与遮蔽——传达民意偏差，迎合低级趣味；既注重文化产业价值观以各种创新要求和相应的名利回报给影视艺术创新带来的新的动力源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市场导致娱乐至上、作秀时尚和影视艺术的泡沫化、浮躁化、浅薄化，以至降低国民素质和审美情趣……所有这些，都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与创新。我们必须自觉地从这个根本上下功夫，去推动中国影视艺术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②⑩钟惦棐：《电影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第3页。

③转引自《电影的锣鼓》，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④也许有人把此归结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所致，但事实绝不尽然。如当今美国，文化生活亦甚多样，但据统计，平均每人每年看电影为6部，为我国的30倍。

⑤⑥⑦⑧⑨[11][14][15]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第5、6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9页，第5、6页。

[12]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作者：仲呈祥

民族精神影视艺术论文 篇2：

宁夏民族地区文化的跨界传播

[摘要] 随着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加强，时代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繁荣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少数民族文化的跨区域发展已成为拉动地区经济繁荣的一股强劲力量。影视艺术既适宜于承载民族文化，又适宜于跨文化、跨区域传播，宁夏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历程对此提供了最佳的佐证。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 跨文化传播 影视艺术 宁夏电影制片厂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活动的全部成就，民族文化的形成与民族历史、信仰、地理环境、生产力等诸多因素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精神生活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各具特色却又互相依存，营造了我国和谐多元的文化环境。随着少数民族政策的深入实施以及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加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正变得休戚相关，民族文化也开始跨越地域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影视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宁夏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成立于1958年的宁夏电影制片厂属于国有老牌电影制片厂之一，早期主要以拍摄电视纪录片为主。1982年,宁夏电影制片厂以作家张贤亮的小说为原型，改编拍摄了电影《龙种》,实现了建厂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创作。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步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宁夏电影制片厂随着中国电影大潮跌至低谷，一度面临着影视拍摄许可证被吊销、厂子关门的窘境。直到2001年，为了扶植宁夏电影业，宁夏党委、政府调整人事机构，组建了以回族电影人杨洪涛为主要领导的新一套班子，并提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新思路推行以后，电影厂的局面不断好转，到2008年，由宁夏电影制片厂作为第一出品人的国产电影《画皮》一举斩获2.5亿元票房，居当年全国票房收入第二，其后又斩获第二十八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和“最佳原创歌曲”两项殊荣以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观赏效果奖”。不仅成为宁夏厂漂亮的翻身一仗，同时也为宁夏电影制片厂赢得了“五方投资电影联盟”的席位。3年内将联合投拍13部电影，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五方电影投资联盟”由上海电影集团、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香港毅诺进电影投资有限公司、宁夏电影制片厂、左岸唐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组成。目前，由上海电影集团和宁影厂共同提出了“东方新魔幻”的概念，并打算开发中国警匪片的模式。根据“联盟”框架协议的原则性约定，五方联盟投资拍摄的电影，将由上海电影集团、宁夏电影制片厂和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负责国内发行；香港地区及其他国家发行由香港毅诺进电影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欧洲地区发行由左岸唐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这次加盟“五方联盟”对宁影厂来说是发展历程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也增强了其他地区“小省也能办大文化”的信心。

宁夏电影制片厂的成功，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影视业的发展增添了信心，同时在少数民族文化跨文化传播方面，也引发了我们更深刻的思考。本文将以宁影厂的发展策略为例，深入探讨少数民族文化跨文化传播对民族共同繁荣的推动意义。

一、影视艺术的民族性与跨文化传播

1、电影具有民族性

“影视艺术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影视作品都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尤其是以反映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模式为主，并且注意创造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1]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所著的《文学理论》中说到：“在每一个国家之中，都有一种中心精神在对外放射。”同样，对每一个民族而言，也都有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也就是以该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模式为主体的民族性。“文学——民族精神本性的反映，同样，电影——民族的精神本性的反映。”[2]

电影艺术发展的一百年间，各种风格的流派百家争鸣，以民族文化为区别的电影学派更是数不胜数，苏联、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印度、伊朗等电影学派都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电影具有民族性特征。

电影的故乡在西方，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一个世纪的消化与融合，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电影的民族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特色与民族风格，根植于该民族形成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环境，在内容上，深受民族生活、民族历史、民间艺术形式以及民族信仰的影响。东西方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影视艺术都是表达本民族艺术情怀，承载民族文化的最佳载体，因此通过观看一个民族的影视作品，可以间接地了解该民族的心理-文化历史。

2、影视艺术适宜于跨文化传播

世界通用的视觉表意系统是影视艺术最大的特点，电影艺术是以视觉表达为主的，巴拉兹认为：“任何一部影片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先决条件之一是要有为全世界人民所能理解的面部表情和手势。民族特征和种族特点虽然有时候可以赋予影片某种风格和色彩，但它们却永远不能成为促进情节发展的因素。”电影电视采用直观的图像作为表意符号，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理解，因此比文字表意符号更适合于跨文化传播。其实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已经发挥了跨文化传播的功用。卢米埃尔兄弟首次在巴黎的咖啡馆放映影片之后，就培养了大批摄影师前往世界各地，拍摄和放映具有异域风情的地理风光影片，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传达了由于地理受限而无法体验的异域文化。由于电影的画面具有直观可视性，逼真的人物形象可以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动作、表情、肢体语言等为不同民族的观众建立共同理解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印刷媒介以及广播对文字和语言的依赖。因此，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就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被好莱坞电影人誉为“装在铁盒子里的大使”。

3、少数民族影视艺术的跨文化发展趋势

建国以前，影视艺术对少数民族题材鲜有涉及，仅有的几部代表作品如1940年的《塞上风云》和1948年的《花莲港》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很少受到关注，几乎淹没在历史的尘嚣中。

建国以后，反映各族人民新的生活风貌成为电影艺术主要的政治和现实功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国后的17年迎来了第一个艺术高峰。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主要体现在地理界限跨越。主要作品有《山間铃响马帮来》（1954）、《芦笙恋歌》（1957）、《回民支队》（1959）、《五朵金花》（1959）、《刘三姐》（1960）、《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农奴》（1963）、《勐垅沙》（1960）、《冰山上的来客》（1963）、《阿诗玛》（1964）、《天山的红花》（1964）、《景颇姑娘》（1965）等。这些影片表现了边疆壮美的景致和奇特的地理风貌，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给观众带来了奇异的视觉影像。随着影片在全国的热播，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跨越了地理的局限，少数民族人民借助电影，向外界传达着自己的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在少数民族自治区部署建立电影厂，如广西厂、宁夏厂、云南厂、内蒙厂、天山厂等。这些少数民族电影制片厂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显示了少数民族影视艺术的艺术价值即长久的生命力。粗略估计，以《内蒙人民的胜利》为发端，从1950年至今，少数民族故事影片共创作生产了200余部，涉及到40多个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影视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在党和政府的精心栽培下，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形成了一支人才济济的队伍，涌现了不少高水平的电影艺术家，如执导《东归英雄传》、《天上的草原》的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斯夫妇，执导《吐鲁番情歌》、《买买提的2008》、《鲜花》的维吾尔族导演西尔扎提，执导《静静的嘛呢石》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执导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恰同学少年》、《大明王朝1566》的哈萨克族女导演嘉娜•沙哈提等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跟随第四代导演探索的脚步，迎来了又一轮热潮。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与17年影片单纯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内容不同，这一时期的影片不仅在电影语言、表达形式上有所创新，在内容和主题上更有深层次的探求，更着力于表现社会变迁中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以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整体呈现出跨文化发展的趋势。如《青春祭》、《鼓楼情话》、《黑骏马》、《诺玛的十七岁》等,均表达出少数民族人民跨越文化障碍与外界交流的迫切要求。

同时，从影视产业化发展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影视业也开始向跨区域发展方向转变。在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人才等多方面的局限，缺乏制作大规模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的能力。近年来，国产电影在好莱坞大片的挤压下渐渐复苏，被美国大片抢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局面也逐步好转。2008年9月上映的国产大片《画皮》以其感人至深的情感处理以及出神入化的特技效果引人入胜，上映19天票房突破两亿元，最终国内票房2.5亿元，创下国庆档期票房历史新高。影片的第一出品方宁夏电影制片厂勇于跨越民族文化和地域限制，向外界社会广纳贤才、引进资金的发展思路是项目成功的关键，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影视的跨区域发展提供了榜样。

除了宁夏电影制片厂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影视业的跨文化发展脚步也在加快。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少数民族影视不仅在内容上寻找新的视点，在艺术样式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如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牵头制作的“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邀请了十位风格迥异、气质不同的年轻女导演执导十部云南题材的电影。其中最早完成的，由青年女导演尹丽川执导的影片《公园》,在上映之前就已经参加了国内外的多个电影节，积累了较高的国际知名度，成为中国新青年影像最具实力的代表之一。该片被译为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在德国、日本、土耳其等国的电影节上展映，并在多个电影节上获得奖项。

不仅国内各民族影视艺术跨文化传播的趋势在加强，世界影坛同样如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影视艺术跨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传播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2003年上映的系列影片《911事件薄》，以911这一重大的国际恐怖事件为主题，邀请了十一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导演，其中包括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美国导演西恩•潘，以及来自印度、伊朗、非洲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导演。他们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出发，以多元的手法和视角各拍一部11分9秒的影片来表现该事件给世界各族人民的影响。犀利观点与高度创意，大获各界好评。这部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发行的电影，赢得了威尼斯影展的特别奖。这部系列片的各个导演对911事件及对美国的态度不尽相同，其中一些影片甚至备受争议，虽然每个导演的态度不一定完全代表其背后的国家和民族的全部感情，但他们的态度和姿态却必然深深地铭刻着其背后国家和民族心理的痕迹。通过这部系列片，世界不同民族的观众都对911事件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看法正是通过这部系列片得到相互渗透。

二、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最初，交流作为一种社会职能，受限于特定社会或集群的传统、宗教、礼仪，加之地理局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只在于局部。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交流秩序逐渐形成，每一个民族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学习，同时向其他民族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从别的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向其他文化敞开自己的文化窗口。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在于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共享，同时促使各民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因此跨文化交流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必须。

1、有益于民族之间增进了解。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样式，其意义不仅在其自身，还在于它对不同民族文化精神的观照。通过一部优秀的影片，可以将一个民族的风土民情、生活状况、美学传统、精神风貌等信息传递给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的广大观众。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认为“看了一个民族的影片，就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心理历史”。[3]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样式丰富多样，但都带有一定局限性，不易广为流传。比如，同是民间音乐，长调在内蒙颇受欢迎，到了云南，还是欢快的打歌更受人们喜爱。影视艺术有所不同，它以直观的图像作为表意符号，可以通过肢体语言和动作信号表情达意，具有世界通用性。各个民族的影视艺术，虽然有着风格、流派、类型的区分，但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对同一部电影产生情感共鸣。在这个意义上，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为各族人民起到展示本民族文化、联络各族人民情感、提供交流学习的作用。观众通过观看其他民族的影视作品，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精神，同时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正如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所说：“一旦有一天，当各国人民由于某一共同的事业而团结起来的时候，电影（它使可见的人类在人人眼中都成为可见的）必将大大有助于消除不同种族和民族在身体动作方面的差异，并因而成为推动人类向大同世界发展的最有作用的先驱者之一。”[4]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民俗内容。辽阔的疆域将各族人民在地域上拉开距离，影视艺术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扇窗，人们通过这扇窗口观望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根源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更多的人推开这扇“窗户”，走进少数民族地区，由此也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2、有益于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影视艺术具有艺术和商品的双重属性。随着产业链的日益完善和职能的细分，影视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影视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不仅能使不同地区的人民增进了解、互通有无，还能通过票房、广告收入为相对欠发达的少数民族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通过影视作品中少数民族地区山川地貌、异域风情的展现，为地区旅游发展、招商引资等做了宣传，对盘活地区经济多有贡献。在《画皮》上映期间，观众在走进影院观看影片的同时，也领略到了宁夏的风土人情和颇具异域特色的独特景观，对宣传宁夏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票房上大获全胜以后，宁夏厂又转向电影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拓展，准备通过影视基地的建立，进一步完善宁夏影视产业链。宁夏地貌形式多样奇特，既有丘陵起伏的塞北大漠，又有渠道交通、阡陌相连的“塞上江南”，适宜于拍摄各种地理背景的影视作品，因此宁夏又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早在宁夏电影制片厂之前，就有著名作家张贤亮在这里创建了宁夏镇北堡影视基地。这里不仅成为中国电影人的创作基地，更成就了张艺谋、陈凯歌等著名的大导演。在影城展厅写着这样的对联：两座废墟经艺术加工变瑰宝、一片荒凉由文化装点成奇观。镇北堡西部影城，无可置疑地向当代人宣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化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文化艺术能极大地提高商品的附加值。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后，文化艺术品将是最昂贵的商品之一。宁夏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不仅可供影视剧的拍摄，同时可以开发成为旅游景点，旅游和影视创作相互融合，相互带动。在大力推动影视创作的同时，旅游经济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样就可以为宁夏地区的经济建立新的“影视旅游”增长点，对加速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从张贤亮的西部影城到杨洪涛的电影“五方联盟”、以及宁夏电影传媒集团的组建，我们不难发现：影视艺术已经超越了个人成就的功利目的，以区域民族文化为源，跨越时空，深刻地影响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拍摄影视片不再需要现场的实地作为背景，所有的背景甚至演员都可用电脑制作；但是能把原来单一功能的影视拍摄基地作为影视文化旅游产业来延伸与拓展，无疑会增强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好莱坞”并不能代表整个电影藝术的发展的方向，在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世界，令人目瞪口呆的高科技成果在电影工业上的运用，更使人类向往本真的世界、丰富的世界、相互交融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影视艺术跨文化、跨区域的传播提供了人类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3、有益于少数民族文化吸收新的元素，向多元化发展。在中国，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既古老又年轻。古老，因为它历史悠久；年轻，因为它需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才能历久弥新。影视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促使少数民族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体现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格，同时也能为少数民族人民开辟一扇学习与借鉴的窗户，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以期不断创新、蓬勃发展。在这一方面，宁夏电影制片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摈弃敝帚自珍的陈旧观念，充分借鉴来自不同文化的创作手法，广泛吸纳资源为我所用。影片《画皮》以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在审美情趣方面的共同视点为前提，即：真与善的统一。在创作过程当中大胆吸收新的元素，在人物造型、化妆效果、拍摄手法方面广泛采纳来自不同地区创作人员的主张，并且运用了大量引人入胜的特技效果，在少数民族影视艺术史上开创了先河。

三、宁夏电影制片厂的成功所提供的借鉴意义

宁夏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的老牌国有制片厂之一，先前由于经营不善，一度面临被吊销影视拍摄许可证的危险。现任厂长杨洪涛坦言，“中国的电影制片厂排成三个方阵，十年前的宁影厂要排在末尾”。2001年宁影厂实施改革，更换了领导班子，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扭转亏损局面，经营慢慢步入正轨。2008年宁影厂作为第一出品人推出的国产大片《画皮》赢得2.5亿元票房，更是成为宁夏电影制片厂成功的标志。

1、升华提炼民族文化精髓

影片《画皮》的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其对民族文化精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视点的准确把握。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中国美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更多地强调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的联系，侧重“实践理性”。西方人注重自身的权利和自由，而中国人则更强调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审美理想，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通之处，是少数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前提。影片不再把高潮放在女鬼画皮，而是着力于以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引起观众的共鸣。

在提炼“共性”的同时，影片充分展示了具有宁夏特色的“个性”，壮美的塞北大漠作为宁夏的身份标识，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观众在感受人物情节的同时，也领略到了独特的异域景观，加之逼真的特技效果，艺术震撼不可谓不强。

2、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画皮》项目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大胆运用新技术，通过三维技术的运用，为观众创造大量的视觉奇观，在角色造型、图景建构方面都营造了颇具震撼力的视觉效果，这在以往的少数民族地区影视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制片方聘请凭《投名状》在第二届亚洲电影节上获最佳视觉效果奖的Fatface公司作为技术支持。该公司为影片缔造了非同一般的视觉效果，例如女鬼画皮一场戏，创作团队摈弃了原有版本中极度恐怖的手法，带给观众的感受是惊奇而不是惊悚，规避了与已有版本的简单重复而又不失震撼力。影片中展现的大漠景象也都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按照摄影指导黄岳泰的要求，做到了“每一个画面都像是一幅油画”，这种艺术与科学的完美融合给予了观众美轮美奂的精神享受，又展现了“东方新魔幻”影片类型的迷人魅力。

3、创新的市场运作模式

在《画皮》项目中，宁夏电影制片厂摆脱陈旧体制的桎梏，改变国有电影制片厂依靠政府出资拍片的观念，提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理念，转向社会广泛融资。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不仅解决了拍摄项目的预算问题，而且为宁影厂拓宽了视域，为向市场进一步发展打好了前站。通过商业营销手段的摸索和运用，宁夏厂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推广模式，并在电影《画皮》的宣传中初见成效，为项目的票房收益做出了保证。

4、跨界人力资源整合模式

在引进人才方面，宁影厂秉承“不求拥有，但求所用”的用人理念。从2001年开始，宁影厂相继聘请谢飞、郑洞天、洪宇宙等15位国内知名电影艺术家出任宁影厂艺术顾问、艺术指导和制片人，与他们实施松散联合，共同为宁夏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出谋划策。在用人机制方面，不局限于本地人才，大胆推行“委托制片人制”，并由此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制片人，为宁夏填补了这一项人才资源的空白。专业人才的聘用和广泛的融资渠道为宁夏电影厂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不仅拓宽了该厂在全国范围内的合作领域,更大大提高了该厂影视制作水平和艺术质量。

四、结语

《画皮》以单片制胜方式的推出，使得宁夏电影制片厂从中国电影制片队伍的末尾一举跻身第一阵营。毫无疑问，宁夏电影制片厂以小做大、以弱当强的勇气对中国电影是一种激励，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来说，它的跨文化跨区域发展策略有着更多的借鉴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跨文化发展，是一项长远的事业，要实现民族融合，需要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影视艺术将起到纽带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增进了解，互通有无。实现资源的交流与共享，最终促进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正是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所在。

2009年度宁夏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09NXYCDC24

注释

[1][2]彭吉象.影视美学.2009第二版.第179~180页.

[3]彭吉象.影视美学.2009第二版.第181页.

[4]彭吉象.影视美学.2009第二版.第198页.

参考文献

[1].彭吉象.影视美学.[M].2009第二版.

[2].钟大年等.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M].1998.

[3].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2007.

[4].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M].

作者简介

季涓，寧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李颖，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电影与电视系硕士研究生。

杨舒贻，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录音艺术专业学生。

作者：季 涓 李 颖 杨舒贻

民族精神影视艺术论文 篇3：

影视艺术与初中语文教学有效整合初探

【摘  要】随着影视艺术浪潮的掀起，影视艺术这一词逐渐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并且逐渐被重视。影视艺术具备较强的人文性，这在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语文学科中尤为凸显，因此，将其合理地与初中语文学科对接十分有必要，以此使更多人了解影视艺术。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初中语文教学与影视艺术的有效整合性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初中语文;影视艺术;重要性分析

影视故事与一般的故事不同，它必须以造型—空间的形式呈现，通过造型表现手段——光影、色彩和线条所组成的构图、色调和影调来叙述故事，抒发情感，阐述哲理。因此，更确切地说，影视艺术应是一种时空综合艺术。影视艺术是传统艺术资源与现代艺术技术充分交融的结果，是多种时间和艺术的有机综合。在人类艺术史上，影視艺术已是成熟稳定型的最年轻的艺术样式。

初中语文教学对于初中生来说是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通过学习能够了解许多知识。在此基础上，教师应用影视艺术教学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引导学生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使他们对社会上的一些主流文化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把控能力。

一、影视艺术教学对于初中学生的重要性分析

1.影视艺术能够拓宽眼界，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在我国影视中蕴含着大量优美词句，这些词句不论是表现手法还是词语运用上，都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预见的，让学生学习这些经典词句，不仅仅能扩大学生的词汇量，还能帮助学生掌握更多写作手法。在课堂上应用影视艺术教学，能够使学生在学习国学经典的过程中，较好地跟随古人一起感受当前的环境，让情感来一次时空旅程。学生在感受过程中，会主动将其身情感融入其中，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开阔了学生看待社会的态度和眼界。教师可以选取一些较好的影视作品推荐给学生，让他们课后观看，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充实了学生的课余时间。

2.影视艺术能够体现出有态度的课堂教学

随着社会飞速的发展，自媒体的多样化特点给予了学生更多抒发情感的途径，不过这些都是虚拟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却不会主动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对学生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所以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合理运用影视艺术，让学生清楚了解到各种影视作品经典背后的故事，使学生知晓这些经典中作者们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通过怎样的手法抒发自己的情怀等。例如在春游时，初中语文教师想知道学生看到远处山峰时的心情，如果直接提问，学生回答的积极性必定不高，而通过一些影视作品的朗读，如《登高》等古诗词作为问题的切入点，或影视作品中关于山峰的画面，让学生自然而然涌出一些关于山峰的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教师通过影视艺术教学，能够极大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提升教学效果。

二、影视艺术对于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分析

1.融合教材

初中语文教学的各个阶段都有“影视艺术”的身影，例如，文言文及诗词歌赋等。就初中语文而言，其教材中涉及了元曲、宋词等，影视艺术作品与语文教材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不仅仅是新课程教学标准的要求，而且还是初中语文教师教学最为基本的一项内容。例如，在《水调歌头》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视频节选让学生了解苏轼的一生，以及这首词的写作经过，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词中蕴含的苏轼对亲人的美好祝愿和思念，体现出了苏轼乐观的心态及旷达的胸襟。同时，词是可以唱出来的，所以，在实际教学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大声唱出来，在吟唱和朗诵的过程中感受作者想要抒发的情感。除此之外，初中语文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参考这首词的写作手法，然后进行仿写，将自己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不仅如此，网上还有许多与之有关的歌曲，如《但愿人长久》《水调歌头》，教师可将这些歌曲下载下来，在课堂上依次为背景音乐，使课堂教学氛围与学生所学相适，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学会词的写作，并且还能充分感受到词中蕴含的情感，由此可见，初中语文教学与影视艺术的对接，能够极大提升初中语文课堂的有效性。

2.转变了教学方法

教育从古代一直发展至今，虽然时间跨度较大，不过，古代的教育手段和方法依旧可为现代教学所参考和借鉴，最好方法就是将语文教学与影视艺术进行对接。例如，教导学生品读古诗词，引导学生深入感受其中的意境。虽然古人没有现代技术设备将其所看见的事物拍下来，却能通过文字表现。为了营造一种良好的课堂氛围，教师可以在课前提前准备好与教材内容相对应的影像或图片等，以此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影视艺术。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初中语文教育和影视艺术的对接十分有必要，两者之间的有效结合，不仅仅是初中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还是中华文化传承下去的必然选择。而我国当前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和对接，使语文教学与影视艺术之间能够有效整合，进而发挥出最大的优势，促进语文教育进一步发展，为中华文化及精神的传承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美嫦.影视资源辅助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实用模式研究[J].语文月刊，2019（03）：49-52

[2]侯明慧.利用影视资源优化初中语文名著教学[J].华夏教师，2018（29）：30-31

[3]宋小丽.影视资源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J].西部素质教育，2017，3（08）：245

[4]吴红梅.影视资源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研究[J].成才之路，2016（26）：61

[5]夏烈.将影视资源引入初中语文教学的创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作者：李小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