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会计缺陷处理分析论文

一、成本法的实质与缺陷分析（一）成本法的实质从会计原理本质上来讲，成本法是一种以收付实现制为确认基础、以历史成本原则为计量基础的会计处理政策。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现金股利会计缺陷处理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现金股利会计缺陷处理分析论文 篇1：

现金流不确定性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采用我国2005-2010年77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股利政策其他主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呈正相关，而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

关键词：现金流不确定性 现金股利的支付倾向 现金股利的支付力度

自Lintner（1956）在《公司在股利、留存收益和税收中的收入分配》一文中提出股利政策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长期成长趋势有关，并推断现金流的稳定性是股利发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Brav等和Michaely（2005）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CFO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是股利发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且公司采取回购股票方式以改变股票被低估的现状。迄今为止，学术界从实证角度对股利政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对现金流不确定性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0年77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现金流不确定性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学者对股利政策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是两大主流观点。信号理论认为股利政策的变化代表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当公司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大时，股利支付率将变小，从而传递出公司未来的风险大的信号。现金股利信号的研究始于Lintner（1956）对美国1945-1953年28家上市公司关于公司在股利、留存收益和税收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股利变化与公司长期的净收益呈正相关。但正式提出股利信号的概念是Miller和Modigliani（1961），其指出股利的任何变化都会被投资者作为未来获利能力的信号进行评估。Saeid等通过对德黑兰证交所（TSE）2006—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是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成负相关。代理理论认为当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大时，股东为了防止管理者过度浪费资金或者纳入己馕，减少代理成本，公司应该多发放股利。代理理论最早被用来解释股利政策的是Rozeff（1982），其通过对64个行业1000家上市公司连续五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代理成本对股利支付率有显著影响。Jensen（1986）认为自由现金流量应完全交付股东以降低代理人可支配的现金流，同时在资本市场上更新筹集再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将受到控制，由此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二）国内文献 相比国外两种股权结构模式，我国在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经股权分置改革后，存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就必然存在着信号传递和代理问题。姜秀珍等（2004）结果表明现金流不确定性与每股股利的支付成负相关。王爱莲（2010）研究表明，现金流不确定性越大，公司越倾向于不支付或支付较少股利。白杨（2011）运用同样的测量方法研究2009-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结果支持上述观点。闫荣城等（2011）研究表明，现金流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支付倾向具有显著相关，但是与支付力度不相关。王珊珊和邓路（2009）研究表明现金流不确定性高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倾向较低，随着现金流不确定性的增加，公司削减股利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如果现金流不确定性增大，现金流减少，公司增加股利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因此，已有文献以现金流不确定性为切入口研究其对股利政策影响的文献均反映出现金流不确定性与股利政策支付力度成负相关，符合信号理论。晏艳阳和陈共荣（2001）、陈洪涛和黄国良（2006）研究均表明股利支付可以减低代理成本。魏刚（2000）提出股利政策既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又可以作为一个信号，向投资者传递公司持久盈利的信息。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从信号理论角度出发，上市公司股利发生变化意味着公司预期业绩及盈利能力将变化。现金流不确定性较高意味着未来风险较大，公司的价值将降低，公司将减少股利的发放。同时，外部融资受到金融约束的影响，公司将增大内部融资，从而降低股利的发放。投资者认为公司具有足够的实力并能产生足够量的现金流才选择发放现金股利，股利支付力度增加意味着管理者对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充满信心，且存在足够的现金流以满足预期资金需求。同时，财务保守行为通过采取措施提高公司现金流持有量的充足性，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当现金流不确定性增加时，管理者将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额，增加利润的内部留存额以缓解未来资金困境。另外，从代理理论角度出发，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和管理者利益不同，投资者希望管理者发放现金股利以获得红利，管理者偏好于公司可支配现金流增加而不以现金股利方式发放于投资者。高股利政策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同时现金股利的发放将会减少内部融资，从而使外部融资成本增加。根据以上理论回顾与分析，信号理论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与股利政策成负相关，代理理论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与股利政策成正相关，两种理论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学术界对现金流不确定性与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较少。但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现金流不确定性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更符合信号理论的解释。本文认为公司面临现金流不确定性大时很可能不支付股利或支付较低股利，并将公司的收益留在公司以应付预期的资金短缺。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负相关

假设2：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支付力度负相关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以深沪两市2005-2010年共6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做出了如下处理：剔除了ST和PT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财务状况异常且不一定具备所需的真实特征，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剔除金融行业，因为金融行业的经营业务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且较为特殊；剔除新股（2004之后发行的股票），因为新上市股票初入市场，IPO效应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造成影响，在本文中不具有可研究性；有些数据不全的公司通过巨潮咨询网补齐，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因为在研究期间无交易，导致无连续性，缺乏可研究性；去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和净资产小于0的异常数据。经过筛选后，最终得到770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6年的财务和交易数据组成的面板数据见表（1）。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国内学者对股利水平测定选取的变量一般为每股股利、每股现金股利/每股收益或每股现金股利/每股净资产。但是单独使用这几个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首先，使用每股股利会因为公司规模而没有可比性。其次，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操纵问题，EPS难以反映真实情况。因此每股股利和每股股利/每股收益都不能反映股利支付程度的实际情况。本文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两个层面测度现金股利政策。其中，现金股利支付倾向采用哑变量（DD）衡量，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采用股利支付率（DPR1）即每股现金股利/每股净资产（2）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现金流不确定性作为解释变量。由于现金流不确定性无法直接观测，必须构建一个替代变量。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以下指标衡量现金流不确定性：近两年的股票收益的标准差作为现金流的不确定性的变量。已有研究以股票收益的波动性、规模或者资产负债率来衡量现金流不确定性易产生内生问题。我国上市公司一般使用经营现金净流量（ONCF），净现金流量（NCF），公司自由现金流（EFCF）三个变量来反映现金流，由于本文探讨的现金流为公司全部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且经营现金净流量（ONCF）与净现金流量（NCF）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所以本文用净现金流量（NCF），公司自由现金流（EFCF）两个变量最近三年的标准差来反映现金流的不确定性。（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公司规模（SCAL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E）、流动性水平（QR）、系统风险（BETA）、公司成长性（RT）、股权集中度（L1）和（HERF）以及股份流通性（CRT）、资产专用型（AST），资金的充足性（CR）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相关变量的影响。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四）模型构建 本文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两个测度层面分别构建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模型，采用probit二元选择模型探讨现金流不确定性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的影响见模型（1）；采用OLS、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探讨现金流不确定性对现金股利支付力度的影响见模型（2），

F-1（P）= ？琢i+？茁iXit+？酌iYit+？着it （1）

F是累积的标准正态分布函数，所以F-1就是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的逆函数或反函数。P为发放现金股利的概率，即现金股利发放为1的概率值，？琢i为截距，？茁i、？酌i为回归系数，Xit为自变量，Yit为控制变量，？着it代表随机误差项。

DPR1=？琢i+？茁iXit+？酌iYit+？着it （2）

其中DPR1表示每期现金股利/每股净资产，？茁i、？酌i为回归系数，Xit为自变量，Yit为控制变量；？琢i代表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如果认为个体之间不存在差异，？琢i为常数；如果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系统的，则？琢i为与Xit相关的随机变量，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如果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随机的，则？琢i为与Xit无关的随机变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实证过程中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着it代表随机误差项。本文的自变量包括STNCF和STEFCF。首先将现金流不确定性指标（STNCF、STEFCF）代入模型1形成模型1.1、模型1.2和模型1.3，具体如下：

F-1（P）= ？琢i+？茁iSTNCF+？酌iYit+？着it （1.1）

F-1（P）= ？琢i+？茁iSTEFCF+？酌iYit+？着it （1.2）

F-1（P）= ？琢i+？茁iSTNCF+？茁iSTEFCF+？酌iYit+？着it （1.3）

其次将现金流不确定性指标（STNCF、STEFCF）代入模型2形成模型2.1、模型2.2和模型2.3，具体如下：

DPR1=？琢i+？茁iSTNCF+？酌iYit+？着it （2.1）

DPR1=？琢i+？茁iSTEFCF+？酌iYit+？着it （2.2）

DPR1= ？琢i+？茁iSTNCF+？茁iSTEFCF+？酌iYit+？着it （2.3）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了一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DPS1）均值为0.09元，每股现金股利与净资产比（DPR1）均值低至2.4%，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平均现金股利支付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另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存在“群聚”现象， 8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每股股利在0.2元以下（黄娟娟，2009）。这说明我国存在上市公司发放低股利迎合投资者对股利的偏好的一种普遍现象。

（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别运用二项probit回归模型、OLS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现金流不确定性与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中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是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对其进行选择。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及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从表（4）中可以发现：STNCF在模型1.1中在远小于1%的水平上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正相关，STEFCF在模型1.2中在远小于5%的水平上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正相关。双因素回归中STNCF在模型1.3中在远小于5%的水平上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正相关。表明公司现金流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公司越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这与假设1不相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存在一种股利迎合现象，即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资者偏好制定股利政策（Malcolm Baker&Jeffrey Wurgler，2004），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投资者对股利的特殊偏好会驱动公司的股利政策变化的股利迎合行为（黄娟娟，2009；尹建海，2007；熊德华，刘力，2007）。另一方面当现金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时，管理者为了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或吸引潜在投资者，公司坚持发放股利以传递出公司良好发展的信号。因此，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流不确定性呈正相关。从表（5）中可以看到，F统计值表明所有回归模型都在远小于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拟合的整体效果较好。在模型2.1和模型2.2中，现金流不确定性（STNCF、STEFCF）与每股股利/每股净资产（DPR1）均在远小于5%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在双因素回归模型2.3中，现金流不确定性（STEFCF）与每股股利/每股净资产（DPR1）在远小于10%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回归结果表明公司在制定股利分配决策时会考虑现金流不确定性的影响。现金流不确定性与股利支付率成负相关，这与假设2一致。当公司面临的现金流不确定性越大，公司会发放越少的现金股利，以维持公司经营所需的现金流。

四、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上市公司发放的股利少，均值仅为0.09元，远远低于美国等国家的股利支付水平。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与股利支付倾向成正相关，与股利支付力度呈负相关。即当面临的现金流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公司仍然会发放股利，但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会减少股利发放的量。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股利市场存在股利迎合现象，现金流不确定性大时，公司坚持发放股利且股利发放低。由于中国资本市场退市制度的不完善和现金股利政策受到再融资意图和监管层因素的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管理者为了迎合投资者对股利的偏好制定支付现金股利的政策，因此现金流不确定性与股利支付倾向成正相关，符合代理理论的解释。现金流不确定性与股利支付力度成负相关，支持信号理论，现金股利可以传达公司发展状况及盈利能力的信息，可为投资者考量公司发展状况及未来投资意愿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姜秀珍等：《现金流量不确定性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王珊珊、邓路：《现金流不确定性、公司特征与现金股利决策》，《第十六届中国财务学年会》2009年。

[3]闫荣城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分析——兼论现金流不确定性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0期。

[4]魏刚：《非对称信息下的股利政策》，《经济科学》2000年第2期。

[5]杨熠、沈艺峰：《现金股利：传递盈利信号还是起监督治理作用》，《中国会计评论》 2004年第4期。

[6]J.B.Chaya， Jungwon Suhb.Payout Policy and Cash-flow Uncertainty，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

[7]SaeidJabbarzadehKangarlouei，MortezaMotavassel，Asgharazizi，MahdiSarbandi Farahani.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dend Policies，Cash-flow Uncertainty，Contributed Capital Mix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Case of Emerging Marke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2012.

（编辑 梁 恒）

作者：王敏 刘彤 李良缘

现金股利会计缺陷处理分析论文 篇2：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利弊分析

一、成本法的实质与缺陷分析

（一）成本法的实质 从会计原理本质上来讲，成本法是一种以收付实现制为确认基础、以历史成本原则为计量基础的会计处理政策。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说，成本法认为投资方在对被投资单位无重大影响时，由于不能决定被投资单位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将投资企业已实现但未向股东分配的利润确认为投资方收益，这一点与传统会计理论的谨慎性原则——对未实现收入一般不予确认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从投资方公司的利润分配角度和纳税的角度上看，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好处在于确认的收益与现金流的发生一致，不至于产生盈利巨大，但无现金股利可发放的尴尬。同理，从投资方公司纳税的角度上看，采用成本法不至于产生为未获得实际分得的利润而提前交纳税金。最后，从委托代理关系看，委托人希望用更为稳健的方法考核代理人的监管责任和经营业绩。从避免因被投资公司虚构利润，而导致投资公司连带地虚增收益的角度来说，成本法确实能有一定的预防效用。因为，虚构的利润基本不可能转换成未来的现金股利。因此，委托人会更强调对利润的实际拥有或控制。

（二）成本法的缺陷 从20世纪及以前所处的经济环境来看，采用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有一定合理性，但到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情况己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司越来越多采用了复杂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往往占了母公司资产比例较高，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并产生了许多弊端。

（1）从伦理公平性和投资者保护层面来分析，成本法是有悖于公平保护投资者精神的。同股同权是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每一股份享有的权利是一致的，不应存在区别和歧视。如果会计上人为地按持股比例大小将股东分为不同等级，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核算方法是不妥当的。

（2）从法律层面来分析，成本法与现代立法精神有所冲突。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资产和经营活动是由作为所有者的代理人——经理人所控制和运作的，但经理人作为代理人对其所控制的资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利润，却无任意处分或任意分配的权利，如果其做出的处分或分配，违反了合约规定，损害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这种行为都被认为是违法的。进一步，再来分析一下大股东之与小股东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企业的经理层是由董事会任命的，而董事会又是或主要是由大股东把持着的，这样，大股东似乎是企业的真正控制者和处分分配者，他可以以有利其自身的方式处分和分配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小股东只能任人宰割。但这种现象本身是违法的。每份股权，即是对投资企业净资产和收益的请求权凭证，单位股权的请求权是相等的，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从法律上讲应该只是数量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方法的确定问题上，如果仅仅因为股权比例未能达到控制力或重大影响力，而只能选择成本法的话，其实是在会计制度的本质上，承认了这样一种违法的侵占，否认中小股东与大股东在法律层面上应该有的同质的权利。

（3）从会计原理层面来分析。第一，成本法是用历史成本替代资产价值的表达，这是按“成本观”定义的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在谋求其收益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需要的费用配比，除非是资金的机会成本；对于长期股权投资，它并不谋求短期增值变现的交易机会。因此，以取得成本来表示股权投资的资产让人无法理解资产的实质含义。第二， 成本法采用的现金制确认基础不符合权责发生制这一通行的会计确认基础。成本法只确认从被投资企业那里分得的现金股利（当然如果有财产股利和负债股利，也会确认）作为投资收益，而不管被投资企业实际是否赢利或亏损，因此，成本法的会计核算本质是现金制的模式。而权益法的会计核算本质上是应计制的模式。从国际上看， 应计制己在会计确认中得到广泛运用，从会计确认基础的角度， 成本法和权益法孰优孰劣是不言自明的了。

（4）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来分析，成本法下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较低。成本法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计量方式，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计量来看，账面按照投资时的历史成本入账，日后即便被投资单位经营财务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发生重大损失或股权价值大幅提升，都基本不作调整，在资产减值相关准则出台后，这种情况稍有改观，但整体来说，成本法采用的计量方式仍基本与该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在价值是脱钩的，不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从利润表角度来说，成本法对损益的计量采用的是现金制原则，并不能反映被投资单位对应期间的真实经营成果，投资收益只是反映被投资单位的股利发放情况，而且股利通常都是对以前年度利润的分配。因此，成本法下提供的会计信息相关性非常差。

（5）从会计实务操作层面来分析，实务操作中的核算简单，是成本法的优势之一，但从我国的会计准则要求来看，成本法的核算已越来越复杂。较之权益法而言，己经丝毫没有简便的优势。

二、权益法的实质与缺陷分析

（一）权益法的实质权益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其原因在于其合理的作用机理。

（1）权益法是“实质重于形式”在投资实务中的应用。权益法强调投资公司和被投资公司之间的财务事实和经济实质关系，投资的状况随着投资对象的财富而变化，而不是随着现金的转移而变化；收益随着投资价值的增长而增加，子公司利润增加的同时，母公司也增加了；子公司利润计算的有效性在母公司也能得到保证；而成本法在繁荣时代很可能低估母公司收益，而艰难时期又可能低估母公司的损失（Moonitz，1944）。因此，权益法能较合理地体现股权投资的内在价值。

（2）权益法是“权责发生制”原则在投资会计处理中的体现。在权益法下，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利润或亏损，是在被投资企业发生或确认时入账，所以，权益法是与权责发生制原则相一致。在权益法下，之所以将附属公司支付的股利看作是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部分变现，看作是部分收回附属公司的投资，其主要出发点在于正确反映母公司的投资收益，因为母公司的管理当局为了操纵利润，可以凭借其掌握的多数股权，决定附属公司宣布股利的时间和股利金额，股利政策，这样，被投资者所分配的股利，并不完全代表股权投资的真正收益。所以，投资企业只要能对被投资企业的股利政策施加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必须采用权益法处理。

在成本法与权益法中，权益法是按被投资方净利润的相应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因其在确认当期并不一定收到相对应的现金，是否在今后能变成现金资产只是一种可能性期望，而被认为虚增资产，违背了资产的定义。但IASC（1989）的资产定义中写道，“与该项目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即是判断资产可定义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任何一项资产，不管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其能为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所以，不能够仅仅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和概率或然性而不确认一项资产，而断然将其排除于科技信息系统之外。（葛家澎，杜兴强，2003）“当一项投资的价值是与被投资企业的财富变动相联系的，并不是由现金流来决定的。当被投资企业实现收入，价值增加时，投资企业的这部分投资也就随之升值”。“子公司利润计算的有效性在母公司也能得到保证”（Moonitz，1944）。由此可见，认为权益法按股权比例确认投资收益和资产是虚增资产的说法，从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更何况权益法下当被投资公司发生亏损时， 同样要按比例确认损失和资产的减少。在我国的会计实践中有关上市公司对南方证券的股权投资案例也再次证明权益法的合理性。

（3）权益法的应用，是投资企业履行监管职责的必然结果。由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具有重大影响，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及其投资收益率也有了一定的责任，投资企业通过权益法的应用，计入在这类被投资企业经营成果中归属自己的份额，来说明自己的这种监管职责。由此提供的所得和投资的分析资料，可用来计算更为有用的财务比率。（林钟高，1996）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国内外会计准则都对权益法的应用范围作出了严格规定，即当投资方对被被投资方具有重大影响或控制关系时，应对投资采用权益法计价。

（二）权益法的缺陷 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一种方法，也存在着某些理论上和技术上的缺陷：

（1）权益法与传统的会计概念框架存在一定冲突。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因此，由于采用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而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加额”就存在着疑问。这部分“增加额”既不由企业控制（除非被投资企业发放股利，否则企业无权动用），更非企业真正拥有。只有在被投资企业破产清算，企业才有可能对其行使所有权。而一旦被投资企业破产，投资企业能否收回投资成本尚无保证，对“增加额”的所有权更无从谈起。使用权益法确认的长期投资“增加额”在以后的某个时点（被投资企业发放股利时）可能转化为企业资产，但在该时点之前，它不具备一项资产的必要特征，不应确认为资产（周晓苏，1996）。否则，会导致企业资产虚增，产生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误导，使其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较为乐观的结论，这是违背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当然，从会计概念框架出发，权益法确实存在商榷之处，但认为权益法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方法同样有失公允。 当被投资企业发生亏损，投资企业也应按照投资比例确认投资损失， 并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金额。此时采用权益法的计量结果与稳健性原则的要求并无冲突（周晓苏，19%）。这也说明权益法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在不同环境下，会表现出双重特性。

（2）交叉持股和多层持股的会计处理的缺陷。在企业集团中，尤其是跨国企业或大型上市公司，除控股子公司外，往往还包括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交叉持股和多层情况。在交叉持股或多层持股情形下，权益法的会计处理是有明显缺陷的。对此，福尔兹（FouldS）在《权益法会计注释》（Equiy accouting Footnote）一文中，介绍了一个典型案例，贾丁·马西森公司和香港地产公司每一家均拥有对方40%股权，由于双方都采用权益法会计来核算长期股权投资，香港地产公司把贾丁·马西森公司利润的40%归入其财务报表，而后又把它的合并利润总额的40%“退还”出去，贾丁·马西森公司也是如此两家公司都需要对方的会计利润数据来核算公司的投资收益，陷入一个循环怪圈，香港金融报纸将其比喻为“企图在布满镜子的房间里找到最终的反射”。显然，交叉持股是权益法会计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技术问题，虽然现在出现一些数学分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实务当中还是有许多困难。

（3）核算和报告的时间上的缺陷。投资方如采用权益法核算，则其会计核算和报告必须等到所有被投资企业的会计报表全报出后，才能核算出投资方最终的净收益。 特别是如存在上述交叉持股或多层次持股的情况，那么， 在各自的报告时间容易陷入循环难题。

（4）存在虚增利润的可能和虚构利润空间。如果被投资公司虚构利润，那么采用权益法就可能导致投资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带地虚增收益；如果，投资双方存在关联关系的话，也存在虚构利润的可能空间。

在我国成本法、权益法的使用界限和转换分析，如同国际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并不是可以由投资方企业任意选择的，我国的会计准则明确规定，只有当投资方对被投资企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条件下，才能使用权益法，否则应采用成本法核算。但重大影响力的界定基本是基于主观，因此实务上往往参照了美国20%的标准来判断。

参考文献：

［1］王学锋：《新会计准则下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思考》，《财会通讯》（综合版）2007年第2期。

［2］余兴无：《浅探新会计准则中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核算的变化》，《中国管理信息化》2008年3月。

［3］财政部制定：《企业会计准则》，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编辑代娟）

作者：黄晓丽 黎鸿翎

现金股利会计缺陷处理分析论文 篇3：

关于自由现金流的研究评述

[摘要] 自詹森提出自由现金流以来,国内外对自由现金流问题展开了研究。国内学者对该内容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对詹森1986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公司财务与收购》这篇文章进行回顾,然后就国内外关于自由现金流的研究方向进行总结,最后关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性作了分析与解释。

[关键词] 自由现金流 代理成本 股利政策

一、对詹森的《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公司财务与收购》的回顾

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诸如石油、烟草、食品和广播等行业由于经营环境的改变积累了大量的现金,但是管理层未将大量过剩的现金以股利形式返还给股东,而是将其用于分散化效率低下的并购交易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詹森提出了自由现金流:满足所有具有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后多余的那部分现金流量,这些投资项目的净现值按相关资本成本贴现计算出来。企业投资行为的出发点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由于经理人利益并不总与股东利益一致,他们之间存在代理问题,经理人目标为最大化私人利益,最直接的谋求私利方式是建造“企业帝国”,扩大企业规模。因此,自由现金流量多的企业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詹森还提出通过债务融资来提高股利发放可以有效减少代理成本。

二、相关后续研究

詹森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多学者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以下五个方向:

1.以自由现金流量概念为核心发掘其在公司理财领域的实际应用价值。主要由两个方向,一是卡普兰(Copeland,1994)、达摩达兰(Damonadran,1995),将自由现金流量运用到价值评估中,促进了折现现金流理论的发展。国内也有学者对折现法进行了评述,任登奎(2007)对自由现金流的折现法和乘数法做了比较,并指出利用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方法进行评估的本质是将未来产生的现金流量按照体现未来风险的折现率进行资本化处理。并比较得出:只要假设公司保持现有的债务水平不变,自由现金流量保持稳定,则折现法和乘数法就是等价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对于具体的评估对象,上述的假设条件难以完全满足,两种方法并不能互相替代:用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可以更准确的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但在资本市场的投资中,由于公司数量众多,即使是机构投资者或是专门的研究机构也难以做到对每一家公司都做出细致入微的分析,得到的很多参数靠主观估计,偏差较大。自由现金流量乘数方法简单易行,同时证券市场的价格也体现出了大多数投资者的估价和预期,有着客观的判断依据,可以消除单个投资者主观偏差的影响,此时乘数法更适宜。二是肯尼斯·汉克尔(Kenneth S.Hackel,1995),将自由现金流量运用到证券投资组合选择中,使自由现金流量分析法成为许多证券分析师的常用投资分析方法之一。

2.以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为核心,通过实证检验证明这一假说对股利政策、资本结构、并购等诸多公司理财行为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该学说。Fazzari et al(1988) 使用421家美国制造业企业(1970～1984)数据,以股利支付水平作为融资约束程度标准,得出了投资现金流相关性随融资约束程度正向变化的结论。Hoshi et al (1991) 使用日本企业与主银行之间关系作为融资约束的标准,发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融资约束变化呈现正相关关系。Schaller(1993) 研究了212家加拿大制造企业(1973～1986年)数据,发现年轻、独立、股权分散等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的投资对于现金流较敏感。Vogt(1994) 使用美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关系,发现经理使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导致二者的相关性。Chapman et al(1996) 使用58家澳大利亚企业(1974～1990年)数据,也得出了投资现金流相关性与融资约束程度正相关的结论。Jaggi、Gul(1999),围绕债务的“控制假说”和自由现金流对收购行为的影响展开,研究表明:对于投资机会较差的公司,自由现金流与债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大公司的显著性要比小公司更强。这说明具有较高水平的自由现金流的企业有意识使用较多的债务来降低代理成本。

然而,国内学者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动机及其作用的发挥尚未达成共识,徐国祥和苏月中从代理成本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 指出大股东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 并提出“ 现金股利悖论”:由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股权结构不合理, 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会演变成大股东牟利的工具, 现金股利有可能增加代理成本。唐清泉和罗党伦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 现金股利发放已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进行“ 利益输送” 的一种重要手段,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发放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谢军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发现, 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 迫使经营者吐出自由现金流” , 而不是“ 利益输送”, 即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 减少代理成本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 并使其根据企业的成长性机会调整股利政策在成长性高的公司增加利润留存, 在成长性低的公司增加现金股利。

3.自由现金流与资本支出和研发费用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检验:自由现金流的减少与研发费用的减少相关,但与研发费用的资本化无关。如潘晶(2005)认为在资产评估过程中,自由现金流是满足再投资需求后剩下的,把它用资本成本折现后得到企业价值。当研发费用资本化后,企业的经营收益受到影响,净资本性支出也受到影响,但其受影响的金额是本年度的研发费用与本年度对研发资产分摊之差,因此研发费用的资本化对企业自由现金流没有影响。

4.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方面的研究。这是股利政策相关实证研究的不同角度,值得一提。Hart(1995) 认为经理有强烈的建造“企业帝国”的愿望。研究也表明经理私人收益是企业规模的增函数,大公司经理的收益远高于小公司经理(Conyon和Murphy,2000) 。目标的偏离使经理倾向于耗尽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以追求企业规模增大使私人利益最大化,代理关系所导致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造成了企业投资现金流之间的相关性。西方一些学者发现了有关经验证据:Devereux和Schiantarelli(1990) 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现金流与企业投资的敏感性越大,其原因在于大公司具有更分散的所有权结构,代理问题更加严重。Strong 和Meyer(1990) 发现剩余现金流(residual cash flow)与任意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若股票市场对企业任意投资公告进行负面评价,表明市场认为经理将现金流用于负NPV项目,从而证明了代理问题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Mark 和Clifford(1995) 将现金流分为预期部分与未预期部分,发现未预期部分更多地被经理用于负净现值项目投资。Alti (2001)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建立了现金流与企业价值模型,发现平均托宾q 值越低,企业越有可能投资负的净现值项目,说明代理问题越严重企业越容易进行过度投资,现金流与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但国内廖理和方芳(2005)发现, 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 过度投资公司的市场欢迎程度要显著地高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

5.经理人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关系的研究。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 ,经理持股变量最能反映股东与经理间的代理成本。一般经理持股对于股东具有两种效应:一是利益一致(convergence of interests),二是管理防御(managerial entrenchment)。随着经理持股比例增加,由于成本分担效应,股东经理间代理成本将降低,此为利益一致效应 (Jensen和Meckling,1976) 。但随着经理持股比例的继续增加并超过一定水平,经理地位非常牢固,市场对其约束力降低,从而促使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此为管理防御效应(Fama和Jensen,1983) 。可以认为,经理持股比例越低,企业代理问题越严重,投资现金流相关性越高。武晓春(2003) 和阎大颖(2004),以及唐国琼和邹虹(2005) 都观察到了现金股利发放率与非流通股比例的正向关系。他们认为, 非流通控股股东存在“掏空”动机, 倾向于通过派发现金股利转移公司资源。陈洪涛和黄国良(2005) 也发现了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政策转移现金的现象。廖理和方芳(2004) 发现, 管理层持股会激励经理通过股利政策的选择缓解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

三、国内外关于自由现金流研究的特点及局限性

国内外对上述几个方面基本都进行过研究,但是由于自由现金流本身的缺陷——较难量化,国内外在实证研究时未必能找到数据,很多都是用会计报表中的现金流来代替,研究结果可能与现实违背,但也有很多学者对自由现金流加上了另一个控制变量,就是托宾的Q值,研究就可靠的多。从上文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自由现金流方面的研究现状:

1.对以自由现金流量概念为核心发掘其在公司理财领域的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相对较少,大概只是局限于折现现金流和用于证券组合中,并且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也不是非常的深入,证券组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和自由现金流结合,应该是更值得研究。但由于自由现金流本身比较难以量化,对这方面的课题研究不深入也较少;相对来说,折现现金流的研究要稍微深入些。我国至今还没有将自由现金流用于证券组合中的研究,但鉴于我国对于证券组合的研究本身就少,也就不足为怪了。

2.国内外学者对自由现金流实证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研究方向也不再局限于股利政策方面,拓展到资本结构、并购和过度投资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表明,自由现金流对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以及并购等方面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并且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3.对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方面的研究其实是詹森研究的前提,看上市公司是否具有过度投资行为。基本方法是通过对现实上市公司投资问题的实证分析,来研究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以及过度投资与哪些因素有关等。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都较多,而且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也相当重要,所以单独列举为一个方向。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研究领域很少。这于我国很多上市公司政策和经营上都不够完善有关,再加上我国企业投资行为本身的复杂性, 就现金股利能否起到缓解上市公司“ 过度投资” 功效的实证研究相当少。而对于自由现金流的多少和企业是否过度投资的关系方面的研究相对多些。

4.很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了激励经理人更好的为公司工作,以公司的股权作为激励,甚至有些企业的经理本身就是控股股东,所以研究经理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的关系非常必要,研究也表明,经理的持股比例越高,该公司的代理成本就越低。我国由于现阶段上市公司经理持股比例非常之低,远没有达到使其自身地位牢固的水平,而且基本不存在使经理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的其他机制,因此,上市公司经理持股水平应该表现为利益一致效应。持股比例越低的经理进行投资决策时越是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使自身私利增加。而实现自身利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过度投资,建造“企业帝国”,于是企业现金流就被滥用于投资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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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谢军:股利政策、第一大股东和公司成长性自由现金流理论还是掏空理论[J]会计研究,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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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阎大颖: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价值取向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 2004(6)

作者：罗灵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