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职业教育论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职业教育功能;立体拓展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界定，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城镇化职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城镇化职业教育论文 篇1：

新型城镇化中职业教育经济功能定位与实现策略

【摘 要】新型城镇化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中职业教育具有培养高素质劳动力，促进新型城镇化和谐发展；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促进新型城镇化集约发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高效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功能。为促进其经济功能的实现，职业教育应调整专业结构，适应市场需求；强化技能培训，培养应用型人才；保障教学质量，提高师资力量；完善奖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加强与政府、社会、职业教育等其他部门的合作。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职业教育；经济功能；实现策略

一、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衡量某一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谓城镇化，就是指人口不断地向城镇聚集的过程。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城镇化建设，但是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针对城镇化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发展集约化和生态化模式，增强多元的城镇功能，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在推动农村人口转向城镇人口、扩大城镇居民规模的基础上，让经济社会大发展下的城镇建设惠及更多的人，提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和谐、高效、可持续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中职业教育经济功能的定位

1. 培养高素质劳动力，促进新型城镇化和谐发展

所谓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是指通过教育者给予受教育者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活动，是培养人们能从事某种职业的一种专门化教育。职业教育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摇篮，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意识到自己人才培养的重任，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应用型人才。这种人才培养，对城镇化和谐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型劳动力，与高精尖的产业相对接，实现了人才与产业的和谐发展。其次，教育永远具有教育性，职业教育促进劳动力人才的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能够为和谐建设新型城镇营造良好的氛围。

2. 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促进新型城镇化集约发展

劳动力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职业教育不仅可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还能通过自己的教育功能促进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首先，职业教育可以调整专业结构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下的各行各业输送对口的劳动力资源。其次，职业教育以因材施教的方式，对拥有不同能力的人群进行不同的职业培训，并通过就业指导等职业规划课程，更大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掘自己的潜在能力，明确自己的就业定位。职业教育这一推动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功能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必然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合理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将促进新型城镇化朝着集约化高效发展。

3.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高效发展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直接与经济挂钩，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劳动者职业素质的培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职业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其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不断推进新技术、新设备等高技术的运用，大大促进了先进设备使用下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劳动者掌握了熟练的操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机械设备的磨损程度和安全事故的发生，这也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的高效发展离不开生产效率的稳步提升，职业教育正是依靠自己对劳动力素质的培养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新型城镇化高效发展成为了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中重要的经济功能之一。

4.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

职业教育可以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而当这些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符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人才需要，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尽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发展，但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居首位。而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教育活动，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进而推动其融入城市，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转移，进而减少了农村人口的数量，降低了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提高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促进城乡就业结构的升级，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

5.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推动力。职业教育为科学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首先，职业教育通过教育活动，将科学知识和技术传递给受教育者，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其次，职业教育通过培育高素质的劳动者和高质量的人才，以及一定的科研和实践活动，能够推动科学技术和理论不断发展，从而推动技术创新，而这也是一个不断对话和循环的发展过程。再次，现代职业教育自然应该承担起为绿色工业文化提供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的社会责任，成为绿色工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型城镇化中职业教育经济功能的实现策略

1. 调整专业结构，适应市场需求

“专业对接产业”是突破职业教育“跨界”特性的着力点，其优化学校布局结构，形成动态的专业结构调整机制，着力抓好“重点专业引领工程”和“特色专业支撑工程”。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淘汰了一批过时的职业，也催生出了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更有前景的职业。职业教育院校需要把握住时代发展下的机遇，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和调整相关专业，以市场的需求标准作为自己专业开发与调整的准绳，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经济功能，更好地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

2. 强化技能培训，培养应用型人才

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后活动的对象是技能型、应用型职业岗位。职业教育院校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应是针对特定职业岗位培养全面的职业能力。与市场经济直接挂钩的职业教育必须为市场经济下的特定职业岗位培育相应的应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职业教育应该明确培养技能型、应用型、实用型的人才，丰富校企联合办学、技能实践培训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实践能力，使人才更好地和市场对接，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3. 保障教学质量，提高师资力量

“如果得不到足够数量合格的教师，任何最使人钦佩的改革也势必要在实践中失败。”职业教育要想在今后的改革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师资力量，提升专业化水平，扩大师资力量。首先，职业院校可以提高教师准入标准，招收更加优秀的教师。其次，完善在职教师的职后培训，鼓励教师走出学校，走进企业或国外进修，给教师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

4. 完善奖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

各级地方政府应充分尊重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科学核算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成本，建立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奖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何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如何提升科学技术转化率，就成了职业教育肩上的一大要任。一方面，职业教育应鼓励受教育者进行创新，通过情景教学等多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建立和完善在校生奖励机制。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鼓励在职教师进行创新，通过划拨科研经费，建立实验基地等措施，为教师创新提供优质平台。

5. 加强与政府、社会、职业教育等其他部门的合作

我国职业教育的主体是职业学校，主要由教育部门统筹管理，但教育部或者任何单一部门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职业教育跨部门、跨领域的问题。职业教育院校的力量有限，因此，必须加强与政府、社会和职业教育等其他部门的合作，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制度和物质保障。其次，政府要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职业教育，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联动发展。除了政府，社会也要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推进校企合作，推动产学研的发展，为职业教育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并积极地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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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和震.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促进政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1）：90-93.

（编辑：王春兰）

作者：韩东 魏思雨

城镇化职业教育论文 篇2：

新型城镇化需要职业教育实现立体拓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职业教育功能;立体拓展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界定，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也需要与时俱进，找准切入点。

提及新型城镇化，一般认为与职业教育最为切近的可能是农民工和职业农民培养培训。《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转移农业劳动力总量继续增加，每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00万人次，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要努力使未升入普通高中、普通高等院校的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都能接受职业教育。然而，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却远不止于此。联合国于2013年12月18日发布的《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表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普遍处于长期低迷态势，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平庸”时代。在全球经济持续处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进入了以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深度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时期。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实现，需要职业教育更好地发挥作用，充分认识形势的严峻性，功能定位保持动态化，并进行必要的拓展。

一、结构性失业与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学者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将成为就业的主要矛盾。相对来说，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及城市本地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较为突出。而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技能水平整体偏低，就业竞争力较弱，其就业形势比高校毕业生、城市本地就业困难群体更为严峻，更容易加入结构性失业大军。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其中，接受非農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7%。由此看来，当前受过教育培训、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供给已严重不足。相关研究表明，“掌握了技能的农民工比没有掌握技能的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机会比率高1.68倍”。

在结构性失业压力下，职业教育所能提供的技术技能教育有必要进行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需拓展供给面向，又需优化供给模式。比如，以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需求为中心，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使新型城镇化建设衍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以及传统产业改造和转型升级均具有相应的人才支撑，推动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好地达成。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稳定就业，有助于扩大和稳定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力新型城镇化发展。

二、功能性文盲与职业教育的全面升级

新的时代下，文盲的内涵与定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我国的剩余文盲依旧有5000多万，且有反弹迹象。自“两基”目标实现以来，扫盲工作似乎逐渐淡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但从国家宏观统计数据来看，文盲率出现了反弹。因而，虽然“两基”目标早已达成，可在“后扫盲”的新形势下，继续开展扫盲教育仍有其紧迫性与必要性。其中，新型城镇化涉及的传统农民、新型农民、新生代农民工的扫盲又出现了新的态势。

功能性文盲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功能性文盲主要指在现代生活背景下欠缺相关新技能和综合素养的人。在以口头交际占优势的文明中，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盲也可能不感到同周围环境的隔阂;而在技术发达的世界里，以书面语言的交际为前提，不能读解书写符号的人与能读写的人相比，必然处于劣势。可见，扫盲不仅仅是提升劳动者一切社会共通的单纯的技术能力，而且包含了文化层次上的基本概念及价值观的普及。

对职业教育而言，新时代背景下所需的“基本技能”包罗万象。技术技能教育需要在专业面向、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模式上进行诸多创新。比如，提供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入学机会，并根据新型城镇化建设所涉及的不同的劳动者层次和类别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针对老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低的特征，职业教育需要承担基础文化知识补习的任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新技能不强、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需要开展相关创新创业教育教学;针对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及其家属缺乏城市融入相关知识技能的问题，需要加强社区职业教育，使“新市民”及其家属具有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的技术储备和素养准备。

三、教育公平实现与职业教育救济的制度优化

当前，教育公平不仅是教育助推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也是职业教育人民性、大众性的重要体现。《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尚有7017万人。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的具体工作部署。缺乏基本的文化技能教育，是导致贫困地区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关键诱因，“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包括职业教育救济在内的教育救济在我国源远流长，而对作为弱势群体却面临着结构性失业的农民工（包括老一代农民和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带有“救济”意蕴的教育与培训，不仅是我国传统教育救济理念的当代发展，也是其在教育领域实践的典型个案，并且具有深刻的时代性。

着眼于教育公平的职业教育救济制度优化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制度设计：一是构筑农村和城市统筹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明确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推动农村职业教育与城市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做到农村与城市职业教育联动发展。三是在职业教育内部畅通的基础上，构建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更为广泛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

作者：陆俊杰

城镇化职业教育论文 篇3：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角色探析

[摘要]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主要扮演“培养者”“调配者”和“分享者”三大角色。民族地区在应对新型城镇化挑战时，必须以地区特色为基础，着眼于“新型”发展要求。“培养者”要“向新向高”、职业导向要“向宽向活”、育人目标要“向德向全”、教学活动要“向长向特”；“调配者”要在自觉性上由被动走向主动、在区域体中由孤立走向联系、在发展模式上由特殊走向一般；“分享者”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性自由的平衡点，削减技能技艺性知识与学术性知识的价值差异。三大角色之间应当由“零和”向“正和”的角色关系迈进。

[关键词]民族地区 新型城镇化 职业教育角色

[作者简介]蒋士会（1967- ），男，广西全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周佳樑（1993- ），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一般项目“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交融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MZ053）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新增长的必由之路。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地区，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以及实现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直接、互动最为频繁的一种教育活动，其价值观、实践观等都直接受社会经济的影响。民族地区在应对城镇化“新型”发展的挑战时，要认清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及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即职业教育角色，从而相应地调整职业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一、互动与共生：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角色由来

“角色一词来源于戏剧，是与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①这一定义有两层含义：第一，指出角色的由来是出于“戏剧”的某种需求；第二，角色必须具备满足这类需求的功能与行为模式。因此，想要探讨职业教育的角色由来，必先溯其根本，讨论城镇化这部“戏剧”的根本需要。

社会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个体间存在关系的总和。人是城镇化系统整体的最小要素、城镇化进程的动力来源，而城镇化是个体的社会构成方式、个体过上幸福生活的体系保证。简言之，城镇与人的关系即是特定条件下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个体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整体必须依靠个体才能体现效能。因此，互动与共生，成为城镇整体和个体形成紧密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成为城镇化的根本需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必须承担起促进“人与城”互动共生的纽带功能，即职业教育既要能将散乱的个体集聚到城镇中来，也能够将城镇的利好传导到个体中去。因此，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演化出以下三个角色，产生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相关功能，如图所示。

1.“培养者”——职业教育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角色。“培养者”是促成“人”符合“城镇化”要求的重要推手，是职业教育促进城镇化进程发展的直接动力。个体只有符合城镇化的整体要求，才能作为有效的要素促进整体的发展。从理论层面看，工业化发展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现代工业发展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长期需要，是职业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培养者”角色的逻辑起点。从实证层面看，哈里比森（Haribison）和马亚（Myer）通过分析国家民众受教育程度和类型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关系，发现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对国家的人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影响最大。②阚大学、吕连菊基于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发现，“职业教育有利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③。

2.“调配者”——职业教育促进城镇化深度发展的动力扩大角色。作为“调配者”，职业教育深度建构“城镇化”的动力体系，将人力资本配置到“城镇化”的关键环节。“人”在城镇化整体中不能仅是个体与个体集合的关系，而应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的整体结构。“人”的个体必须放在整体系统中，才能使作为个体的部分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A.Lewis）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强调把城乡二元地区割裂的劳动力资源组合起来，相互流通，进而形成效率最高的、完全商品化流通的、一元体系下的劳动力市场。这种对于“人”的要素的合理调配与安排的需要，构成了职业教育作为“调配者”的现实需求。职业教育通过专业划分、资源配置等一系列手段，能够引导技术技能型人才前往城镇化系统中预定的职位。从区域角度看，可以引导人才前往城镇或乡村，促进其进一步完善功能；从行业角度看，可以避免人才进入夕阳行业，引导其向重点发展领域前进，保障个体在系统中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

3.“分享者”——职业教育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保障角色。“分享者”是“城镇化”和“人”构成互动共生体系的保障，承载着城镇化发展中的成果转化任务。整体的体系保障，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体实现自我价值。这种保障功能正是个体愿意参与整体中、形成个体与整体互动共生的动因。城镇化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平台，进而反馈到受教育者身上。从横向上看，城镇化的发展使职业教育分享了“技艺的自由”④。城镇化的发展使非农产业扩大，为多样化职业选择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增加了“人”在职业选择上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使得“人”逐渐摆脱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工具属性”，享受根据自身天赋、兴趣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从而在城镇化体系下实现“理性价值”。从纵向上看，城镇化的发展使职业教育分享了“对技艺的尊重”。城镇化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层次的提升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在城镇整体中，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斷攀升，职业教育培养出的技术人才的物质报酬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能使“人”打破固有的社会分层，促使人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获得职业的尊重。

二、应然与实然：民族地区城镇化新型诉求下职业教育的角色转向

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新型”与“传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实质定义的角度看，“新型城镇化”与传统的“城镇化”都具有相同的“属”，即城镇化，其最为基本的“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城镇化观念意识转化”⑤这四大属性未发生颠覆性改变。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最大的新旧区别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⑥，扭转城镇化发展中一直忽略的质量问题，让城镇化的质量由低向高发展。其次，发展方式由“牺牲式”向“可持续”转变，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的融入，以取代粗放、牺牲式的发展，谋求一种“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后，从成果分享看，其对象要由“个别”向“全体”转化，从个人出发，将“以人文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成果惠及全民，“优化布局，统筹城乡”，抹平城乡二元差异。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情境中，职业教育的角色既要保留其基本功能，也必须尊重“新型”要求，做出符合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改变，配合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1.“培养者”角色的转向。职业教育“培养者”角色的根本目的，是使人达到准入城市的标准，推动城镇化发展。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新型诉求语境下，城镇的准入标准相对提高，导致职业教育培养之“供”与新型城镇之“需”产生不对等的冲突。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技术、职业性、素质和教育年限四个方面亟待转变。

第一，技术要“向高向新”。技术技能是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一线操作型人才的核心能力，也是职业教育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技术培养要求的转变，是发挥“人”作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根本来源。一方面，要强调技术培养过程中“高”的要求。“向高”指的是技术水平，要从初等、单个的简单技能向高等、综合性策略技能转变。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有后发优势，能够直接利用发达地区引入的先进技术实现快速发展，但这也造成了区域现有人才的技术技能水平较低与需要大批先进技术水平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强调职业教育技术培养向高层次发展，解决区域中人才技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发挥民族地区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要强调技术培养过程中“新”的要求。“向新”指的是技术水平，要从刻板的技术掌握向新环境、新条件下的技术迁移转变。民族地区的区域特色各不相同且复杂繁多，这要求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培养新型城镇化“人”的过程中，注重技术在当地迁移转化的能力，在具体的区域条件下深化技能的新内涵，注重其对传统领域的技术改造，培养符合区域特色的人才。同时，技术“向新”也是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语境下的发展需要。

第二，职业导向要“向宽向活”。职业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活动的目标和归宿，对培养活动起引导作用。职业引导方向的转变，是发挥“人”作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直接动力的重要途径。要强调职业导向过程中“宽”的需要，“向宽”指的是将“职业”一词的含义由单个职业向多个拥有相同核心技能职业群转化。其次，要强调职业导向过程中“活”的要求。“向活”指在职业导向过程中，培养“人”基本的迁移和学习能力，从容应对职业间的转换适应。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化水平大大超过相应的城镇化程度，也就是说，工业对人才的需要应当超过人才对工业的供给，属于人才的买方市场。这里，将“培养者”角色中的职业性与技术型的要求作一区分，暂不考虑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向新向活”能够促使培养的人才一专多长、一岗多能，通过提升人才效率来填补当前技术技能型人才缺口，从而化解因工业化程度超过城镇化程度而带来的挑战，促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

第三，育人目标要“向徳向全”。育人是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精神层面的塑造，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内容。职业教育育人要求的转变，是发挥“人”作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直接动力的重要抓手。首先，要强调育人过程中“德”的需要。“向德”指的是在职业教育活动中，不仅要有与职业相对应的技术技能，还要有职业观念和职业道德。农业转移人口的“候鸟群体”问题，使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层次始终停留在“浅层”。具有技能的农业转移人口来到城镇，但大多数仅把城镇职业看成养家糊口的工具，在谋得足够的经济利益后又会返回乡村。只有重视职业教育培养过程中职业观念、职业道德的含义，将职业从一种单纯的谋生工具上升到“天职”的自我实现地位，才能使农业转移人口留下来，实现“市民化”，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才能向更深层次发展。其次，要强调育人过程中“全”的要求。“向全”指的是在职业教育活动中，要具备全面的公民素质，为城镇化的生活行为方式做好准备。生活方式上的转变和适应也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问题，诸如法律意识、责任观念、环保态度等基本的公民素质在以往的職业教育过程中常常被忽略。职业教育在培养活动中只有全面重视公民基本素质的重要性，才能帮助受教育者融入城镇，保障其主观能动性在城镇范围内的发挥。

第四，教学活动要“向长向特”。教学是职业教育使受教育者达成培养目标的具体操作手段。职业教育承担着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从对“人”的需求内化到受教育者的使命，教学活动正是这一使命的载体。教学要求的转变是发挥“人”作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直接动力的现实依托。首先，要强调教学活动“长”的需要。“向长”指的是职业教育应当由“阶段化”向“终身化”的长线发展。“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6.10%”⑦，根据“诺瑟姆曲线”的描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已进行到快速发展阶段，对职业人才的要求将会加速提高。单把职业教育教学活动放在职前阶段，已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日益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将职业教育渗透进职前、职中、职后的各个阶段，从学校阶段向社会培训阶段发展，避免“断头式”职业教育，倡导“终生式”学习，促使受教育者在各个阶段都能够学习到职业知识，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长期服务。其次，要强调教学活动“特”的要求。“向特”指的是职业教育应由大众化的教学方法向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方法转化。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惯和信仰，在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对此给予充分的尊重。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民族物件，要在教学活动中特别予以继承和发展，开发民俗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

2.“调配者”角色转向。“调配者”角色的根本目的，是使人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构成城镇整体，放大城镇整体的力量。“优化布局，统筹城乡”等新型城镇化概念使得“调配者”角色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也增加了“调配者”角色所需承担的责任，催生“调配者”角色功能的转变。

第一，自觉性——供需调配由被动走向主动。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这一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职业教育系统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方”，地区内企业所构成的劳动力市场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方”，且“供需”关系更强调结构性。职业教育作为新型城镇化的“调配者”，首要目标就是调配供需关系，促成供求平衡。在实现“无业者有业”之后，调配者放大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的功能才能初步实现。因此，供需调配是整个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调配活动的起点。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供需调配职能都是被动进行，通常职业教育的招生计划、专业开设计划都由政府部门通过行业分析和预测后直接指派。从这种角度来看，职业教育的调配职能实际上成为落实政府计划的工具职能。但是，政府是职业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对于供需关系的了解是间接的，难免出现理解不准确或滞后的情况，容易直接引起职业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进而导致结构性失业。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计算机信息技术专业为例，出于对计算机人才的需要，广西将计算机信息技术专业列为重点建设专业。全区有295所职业学校，不考虑市场需求的容量上限，清一色开设计算机信息技术这一专业，造成某些城市计算机人才就业困难。同为广西市场急需的护理、海洋经济等专业，其发展则面临桎梏，至今仍未建成一个国家或自治区级别的实训基地。

为避免类似的供需失衡现象再次出现，影响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程，职业教育必须由被动的执行者向主动的调配目标制定者转化。职业教育理应打破传统的“供方”与“需方”的壁垒界限，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主动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的直接联系。一方面，让企业成为招生人数、专业设置的主要决策者，由职业院校为其培养订单式人才；另一方面，政府要逐渐取消计划性指导，转而发挥其法律、政策保障功能，使供需调配者这一职能具备速度属性和质量属性，快速形成供需平衡并保证供需平衡的长期实现。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供需调配职能必须要由被动走向主动，形成调配作用的自觉性，才能促成供需平衡关系又快又好地建立，夯实“培养者”动力效用的基础，更好地应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挑战。

第二，互动性——区域调配由孤立走向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型城镇化系统结构首次进行了整体性描述，“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产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联系以及民族区域与民族区域之間的联系，构成了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新型”内容。这几组复杂程度由低到高的联系，呈现“环环递进”的结构体系。每一个较简单的联系都是后一个复杂联系实现的基础，而每一个较复杂的联系又为前一个简单联系指明了发展方向。在“新型”内容的要求下，职业教育区域调配职能必须跳出供需调控的小圈，由单个的、孤立的区域调控走向内涵更丰富、范围更宽广的区域与区域联系的调控。

以民族地区城乡区域调配层面为例，职业教育要促成城乡一体、功能明确的城镇形态。凡是脱离城市纯谈农村发展，或者脱离农村现状单论城市发展，都把城乡看作分离的两个单元。在孤立的区域内发挥职业教育的调控功能，是把错误的结构向更错误的方向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要求下，城镇的职业教育要利用其资源配置的优势，有针对性地为乡村地区输出现代农业技能人才。同时，乡村的职业教育要以城市需求为指导，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城镇发展添砖加瓦，形成“以城促乡”“以乡养城”的咬合链。这种链式结构广泛存在于新型城镇化互动联系的各个层次。无论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还是区域体与区域体之间，职业教育都要通过类似的链式结构，促成分工明确、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区域联系，以满足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对区域互动性的调配要求。

第三，常态性——发展调配由特殊走向一般。常态性指的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状态，表明被描述者处于一种稳定、有效的状态。常态是系统发展的稳定阶段，是系统变态过程想要达到的形态目标。在应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挑战的进程中，由于职业教育“调配者”职能由被动转向主动、由孤立转向互动，其操作流程与具体制度必然发生大量配套变化。当前适用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职业教育调配手段与流程仍处于由旧常态向新常态发展中的变态阶段。具体表现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没有形成一整套具有普适性的调配手段。当前针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进程中的职业教育改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阶段，对民族区域内的试点区域进行了改革探索。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于2010年在包头和鄂尔多斯设立了职业教育园区，尝试城乡立体式办学；广西壮族自治区2012年选定南宁作为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园区。这些试点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检验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职业教育调控改革的一些设想，但还没有基于普适性的视角形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效之策。只有职业教育的调配手段发展到常态性的稳定阶段，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中“调配者”角色的功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职业教育的调配方向才能向一般的常态性状态转变。

3.“分享者”角色的转向。“分享者”角色的根本目的，是维持城镇对个体长久且持续的吸引力。当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对“人”的发展选择的忽视、对人精神实现的淡漠，与“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新型诉求相去甚远，刺激着“分享者”角色的转变。

第一，适应性——寻找经济与自由的平衡点。适应性指的是职业教育经济导向性和人的职业选择自由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以往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在职业教育经济因素与人的自由选择两者之间，毫不犹豫地偏向前者，因而强调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需全身心地投入到高经济效益的职业中。但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概念确定，使“分享者”角色有了转变的必要，即减少城镇化进程中纯经济性的职业教育对“人”的自由性的剥夺。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对城镇中“人”的职业选择的自由有过描述——“劳动本身曾是一种兼职性的活动，并不能同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完全分离”，强调了原始职业和人类生活之间自由愉快的联系。但在经济利益导向下，城镇人便失去了“享受整体生活的资格” ⑨，即多样性职业的愉快生活。因此，在民族地区职业设置上，应适当提供高出经济效益之外的、为满足“人”的兴趣需要而开展的职业培训，尤其是以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遗产为中心，开设的白族扎染、瑶族挑花等职业培训，能够满足民族地区人民对完整职业生活的需要，从而在现有城镇化程度下，最大限度地给予“人”以自由性平衡点。在寻找到经济与自由之间的平衡点后，职业教育的“分享者”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动力保障效用，从外部环境给予“人”以内部支持。

第二，对等性——削减技能技艺性知识与学术性知识的价值差。对等性指的是职业教育的技能技艺性知识与普通教育的学术性知识在价值尺度上要走向对等统一。以往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还远未得到与普通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相当的地位与认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生源往往是普通教育的淘汰者，就读职业院校的学生被打上失败者的标签，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此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还体现在两者文凭的社会功能上。普通教育体系的人才得到的晋升机会和物质报酬相对丰富，而职业教育体系的人才则机会相对较少。在新型城镇化“公平共享”概念的指引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价值尺度上应当缩小差距，平等发展。

借用哲学的观点，这里的“价值尺度”由掌管“价值”概念的“质”，与掌管“尺度”限制的“量”构成。要使得技能技艺性知识与学术性知识在价值尺度上对等，必须做到“质”与“量”的同步。从“质”来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价值包括社会地位受尊重的价值，亦包含物質回报的价值。做到“质”的对等，即要求“分享者”角色通过改善教学质量，补齐配套设施，加大资源投入，提高重视程度，增强职业教育的价值内涵，真正做到与普通教育对等。从纵向来看，职业教育也应当拥有向高层次教育发展的可能，而不是到了高等层次就转化为学术性教育；从横向来看，职业教育的知识界限也应当相应拓宽，要承认无论是“理发师”还是“工程师”，都是技艺技能性知识再生产的结果。

在技能技艺性知识与学术性知识的价值差相对削减之后，职业教育的“分享者”角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动力保障功能，从外部环境给予“人”保障支持。

三、零和与正和：民族地区城镇化新型诉求下职业教育角色关系的演变

角色关系指的是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的“培养者”“调配者”和“分享者”三大角色之间，为达成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而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角色关系的状态对角色自身发展、角色合力大小以及价值体现取向都有很大的影响。若三大角色之间各自为政，形成一种非黑即白的零和状态，则三大角色的职能皆无法发挥。只有三大角色关系走向和谐，将零和化为正和，才是发挥职业教育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功能以及实现各个角色职能的保障。

1.联系由割裂走向互动。“培养者”“调配者”和“分享者”的关系不是割裂的，“培养者”角色是“调配者”角色的前提，“调配者”只有通过“培养者”才能发挥其调配作用，“分享者”是阻止以上两者循环失序的保障者。同样，“调配者”又能促进“培养者”角色的更好实现。

2.合力由加和走向倍增。“培养者”“调配者”“分享者”三大角色形成了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承担的职能，以及在促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三者聚合的功效不是三个独立个体简单相加之和。“培养者”“调配者”和“分享者”三大角色的合力应当是系统论中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协同发力、整体推进，产生的合力大于三者之力的简单相加，出现倍增效应。

3.价值由冲突走向统一。“培养者”“调配者”和“分享者”都是为推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服务，没必要强调职业教育内部“培养者”“调配者”与“分享者”的比重。在职业教育的三种角色功能中，哪种更多一些，取决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个阶段的发展需求。要抛弃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单纯培养人的教育、就是单一为了调控产业结构冲突的认识。这三种职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前提下，应当由冲突走向统一。

[注释]

①廖盖隆，孙连成，陈有进.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下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1630.

②朱德全，林克松.重庆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理论研究——经济学的视角[J].教育与经济，2010（3）：36.

③阚大学，吕连菊.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4（1）：72.

④徐平利.技艺自由：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J].职教论坛，2010（4）：9.

⑤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2）：17.

⑥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2014-03-16.

⑦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2016-02-29.

⑧（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2版.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10.

作者：蒋士会 周佳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