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生态文明论文

摘要：城镇化的道路决定城镇化的命运。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必须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走生态美丽、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的生态城镇化道路。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生态城市是方向，提升人民幸福感是目的，建设“三型社会”是重点，发展生态经济是途径，培育生态文化是引擎，优化“三生”空间是载体，完善“三生”制度是保障，创新“三生”科技是支撑。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城镇化生态文明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城镇化生态文明论文 篇1：

试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摘 要】 当前，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而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科学方向，两者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为克服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必须科学地探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确保新型城镇化沿着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发展。

【关键词】 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

【作者简介】 代丽佳，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由此可见，在当前新形势下，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着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城镇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联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建设方式。新型城镇化是生态视角下城乡统筹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走集约节约、绿色低碳的城镇化。而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均是党和国家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发展战略，两者在逻辑上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1.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

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城镇化进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正处于中期加速阶段。但是，在我国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一直把经济利益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以至于产生了一系列与自然、社会乃至人类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而要化解传统城镇化模式所导致的各种环境风险和环境问题，核心措施就是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使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强度始终在区域生态环境的合理范围内，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全面推进和实现城镇的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生态化发展。

2.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和强大动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是当前新形势下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所在。首先，新型城镇化依靠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新型城镇化就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不难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科学统筹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强调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经济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因此，树立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顺应自然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发展低碳、绿色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努力促进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科学转变，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等生态文明建设内容，是不断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保障力量。其次，生态文明建设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注入强大动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4.77%，而新型城镇化的兴起，表明人们已经对生活质量及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生态文明建设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与良性互动，强调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必须要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传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生态问题

1. 土地利用不合理，建设用地不断扩展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数据显示： 1978—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7.3亿，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同时，截至2014年末，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然而，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不合理的现象非常严峻，存在高强度开发，建设用地持续扩张，不断占领和挤压有限的生态空间的恶劣趋势。由于城镇化理念的落后，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和唯GDP论在我国突飞猛进的城镇化进程中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多数地方政府把城镇化看作是简单的土地非农业化和单纯的硬件设施建设，从而导致了盲目侵占耕地，大兴土木工程，无计划兴建经济开发区和新城区的现象，从而导致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无效。这种盲目的城镇化建设行为带来的恶果可想而知，它不仅造成了对农民和农村的掠夺，导致我国大批自然村的消失，更严峻的是它不断挑战着国家当前强调的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

2. 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能源短缺

城镇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人类社会综合发展为最终目的的发展进程。然而受落后发展理念的局限，我国大多数城镇都走上了“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企图通过规模的简单扩张来完成这一进程。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企业由分散到聚集，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但有的企业以唯GDP论和片面经济增长观为宗旨，为眼前经济利益而任意排放“三废”，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造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物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短缺，给人们的生活与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城市的盲目夸张，生态绿地日趋破碎、分散，森林资源的日益减少将会使城镇生态系统陷入恶性循环。

3. 城镇基础设施规划不合理，环境治理成本投入少

2008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城乡规划法》。但各级政府在贯彻执行该法的过程中，由于没能正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是城镇基础设施规划不合理。在不断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居民小区、住房建筑不断扩张，但是与此相适应的城乡水电、燃气、热力等基础性设施却没有跟上步伐。同时诸如网络服务、通信设施、生活道路、商业街区、生态绿化和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和基础服务发展迟缓，没有对城镇发展区域进行科学有效地定位和功能分区。这不仅对居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也阻碍了城镇向绿色、科学、可持续方向的发展。二是环境治理成本投入资金少。生产、生活基础性设施尚且建设不足，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可想而知。受到片面经济增长观和唯GDP论的影响，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明显偏向经济的快速增长，忽视对绿色生产、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在环境管理方面，地方环保部门形成虚设，未尽到其应有的职责，在一些偏远的小城镇，甚至出现了无组织、无机构、无人管的窘迫局面。目前，很多城镇都面临着被各种垃圾包围的困境，城镇垃圾的无害处理水平十分低下。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

1. 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转变城镇化发展理念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全面城镇化，在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首先应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灌输到全民意识当中，让全民理解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性，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转变城镇化发展观念，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首先，定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普及活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与普及。例如，以植树节、节水日为契机，让全名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过程中；可通过微信、微博、网络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将“节约资源、低碳出行、绿色消费”的生态行为理念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亦可通过征文、竞赛等方式在各个城镇间形成良好的生态竞争风气，让民众自觉履行保护城镇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其次，树立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科学城镇化发展理念。城镇化的繁荣发展并不必然以生态环境的牺牲作为代价，当城镇化发展力度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时，两者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当城镇化的发展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时，资源浪费、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必将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必须树立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核算环境容量、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发展边界，制定绿色、低碳、循环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将自然资源资产债务、生态效益等纳入城市发展考核评价机制。

2. 优化国土空间利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国土空间的利用方式不仅关系到新型城镇化是否能够稳步推进，也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发展。因此，优化国土空间利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首先，划分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域。改变传统的国土利用策略，通过评估各城镇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其中主体功能区定位要准确、清晰，对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尚未开发和发展潜力好的地区实行重点开发战略；对于现有开发强度高、环境资源承载力基本丧失的地区要限制开发。其次，在城镇区域实行合理且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各类建设用地的规模进行严格规划，既保障城镇化的合理建设用地，又坚守国家强调的18亿亩耕地红线，防止城镇化对农民和农村造成掠夺的后果，保护基本农田。根据节约集约和总量控制的要求，对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结构和时序进行及时调整。从而提高城镇土地的高效节约利用水平 ，保障农村耕地面积。

3. 加大环境治污力度，加强城镇生态环保设施建设

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气物污染直接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必须在《环境保护法》的指导下，加大治污力度，重点解决这些突出的环境问题。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城镇生态环保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和公园绿化并不是城市生态建设的全部，城市的净化、绿化、美化需要完整的生态基础设施的支撑。因此，必须在城镇生态环保性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力度。一是加快城镇生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优先升级改造落后的污水处理设施，确保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效果，努力达到国家环保排放要求。二是加快城镇固态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开展垃圾分类示范城镇和垃圾存量治理示范项目，提升垃圾处理能力，取保垃圾处理设施规范运行，彻底摆脱“垃圾围城”的窘境。三是加快生态园林建设。生态园林建设包括社区生活公园、城镇绿色湿地等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必须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城中村科学改造、废弃地生态修复想结合，推动生态园林城镇建设。

4. 加强政府职能，提高城镇生态环境监管水平

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强政府职能，提高城镇生态环境监管水平。首先，加强政府的行政职能。严格执行行政法相关条文，构建最严密的环境准入制度，严格按照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生态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规律办事。其次，加强政府的经济职能。一则严格实施排污收费制，确保对排污企业起到惩戒、教育、预防的作用；二则实行排污权交易，污染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排放量来适用排污交易权，确保提供良好的激励作用。三则推行收费补贴制度。可将污染企业缴纳的排污费用用作补贴，对那些严格实施排污标准的企业进行适当补贴。最后，加强政府的法律职能。完善各级环境保护法规制度，各区域要针对本地出台各种严格的城镇化生态保护法规，诸如旧城改造法、绿带法、文物保护法、限制排污法、园林绿化法、资源节约法、重大江河流域生态保护法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N].人民日报，2014-3-17.

[2] 王素斋.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涵、目标和路径[J].理论月刊，2013，（4）.

[3] 胡其峰.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公布[N].光明日报，2013-12-3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3zkgb/，2014-6-5.

[5] 邵光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探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4，（5）.

责任编辑：赵春燕

作者：代丽佳

城镇化生态文明论文 篇2：

生态文明时代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思考

摘 要：城镇化的道路决定城镇化的命运。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必须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走生态美丽、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的生态城镇化道路。 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生态城市是方向，提升人民幸福感是目的，建设“三型社会”是重点，发展生态经济是途径，培育生态文化是引擎，优化“三生”空间是载体，完善“三生”制度是保障，创新“三生”科技是支撑。 该研究旨在为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和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11ZD04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幸福观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反思与前瞻研究”（13BKS048）、“我国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1BKS045）；湖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态文明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与实践”（2011133）；湖北省高校人文与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学生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中心 2014 年度科研开放基金项目“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模式研究”（CXS20140008）；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研究”（2014002B）。

道路决定命运。 城镇化走什么道路关乎城镇化的未来及中国梦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提出，新型城镇化必须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紧凑的绿色城镇化道路[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王凯提出， 新型城镇化必须走生态文明建设道路[2]。 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认为，从本质上讲，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以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绿色城镇化[3]。 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应当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4]。 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2 年）》提出，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5]。 据此，笔者提出如下观点：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即生态文明道路， 生态文明视角下新型城镇化道路即生态城镇化道路，具体来讲就是，新型城镇化要走一条旨在实现生态美丽、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的生态城镇化道路。 笔者将围绕这条道路的方向、目标、重点、途径、引擎、载体、保障、支撑进行战略分析。

一、方向：建设生态城市

没有方向和目标， 就不能实现由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转型。 只有方向明确、目标正确，才能走对新型城镇化道路。 基于此，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 建设生态城镇也成为我国城镇化的方向。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传统城市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基础之上，其特点是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冲突，生态、生产、生活相互矛盾。 生态城市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其特点是通过确立生态保护、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的理念，实现生态美丽、生产发达、生活美好，建设能够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下生产生活的新型城市和美丽家园。生态城市具有和谐性、高效性、持续性、整体性等特征。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的结果，城市生态化是生态城市发展的过程， 建设生态城市应当走生态城镇化的道路。

建设生态城市，就是要实现生态美丽、生产发达、生活美好。 以下逐条进行分析：一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美丽。传统城市深受“城市病”困扰，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生态城市则实现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二是发展生态生产，实现生产发达。 传统城市存在着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而生态城市基本形成了节约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换言之，生态城市具有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态产业结构，能够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实现生产高度发达。 三是倡导绿色生活，实现生活美好。 传统城市注重物质生活，消费主义盛行，由此引发了各种生态病，弱化了居民的幸福感。生态城市注重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倡导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 使生态生活与绿色消费成为居民行为习惯和社会时尚， 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生活美好。在“三生”之中，生态是前提、生产是手段、生活是目的。生态城市是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生态、生产、生活共赢，兼顾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新型城市。

我国的城市化一直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生态美丽、生产发达、 生活美好的生态城市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目标。近年来，中央各部委纷纷出台生态城市建设评价考核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要建设低碳生态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要求创建环保模范城市、生态文明示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要建设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林业局要求建设森林城市。 全国各地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热潮，截至 2011 年 2 月，已经有 259 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低碳城市、生态城市，这些城市在我国地级市中所占比例为 90.2%[6]。 许多地方政府将建设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并开始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截至 2012 年年底， 全国已经建成 528 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 798 个国家级生态乡镇， 涌现出中新天津生态城、万庄生态城、唐山湾生态城和上海崇明岛东滩生态城等一批成功典型，它们为这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模式在全国推广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7]。 这些探索充分说明， 生态城市建设在中国既应当是理想和目标，又应当是各地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二、目的：提升人民幸福感

城市为谁而建？建设城市目的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是走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道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 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 是为了生活得美好。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 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8]。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毫无疑问，城市应当是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地方，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正因为如此，城市才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动力， 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其生活得更幸福，是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的最高价值追求， 也是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呈现出“低起点、高速度”的特点。 1978—2013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 亿增加到 7.3 亿，城镇化率从 17.9%提升到 53.7%，年均增加 1.02 个百分点， 城市数量从 193 个增加到658 个，建制镇数量从 2 173 个增加到 20 113 个[5]。 快速城镇化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城镇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充裕、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尤其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就业，推动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城市病的出现和生活压力的增大，弱化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一部分人开始逃离城市，少数人选择反城市化。 研究成果显示，近年来，中国一线城市白领返乡潮暗中涌动，很多白领有过离开城市的念头，逃离北上广一度成为社会时尚。另外，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滞后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尽管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但 2 亿多农民工及其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 医疗、 养老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我国的城镇化出现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以物为本、以官为本、以 GDP为本的传统城镇化道路。

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民的幸福为本， 其目的应当是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李克强总理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9]。 各地在城市建设中也充分践行了这一理念：北京市提出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重庆市表示到 2015 年要使重庆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福建省厦门市提出要把发展过程变成创造幸福、 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过程，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经济区提出要打造“城市生活幸福圈”。 因此，改善城镇生态环境就是改善居民生活，我们必须“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10]。 只有生活在宜居、宜业、宜商的生态城镇中，人民才能留得住、住得稳。 只有走生态文明道路，城镇化才能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三、重点：建设“三型社会”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建设生态城市，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5]。 即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良好型社会。目前，我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利用问题突出，水资源严重短缺，全国 600 多个城市有 2/3 缺水，有 200 多个城市严重缺水，能源短缺，部分城市存在拉闸限电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步伐。 一是要 “节地”。二是要“节水”。三是要“节能”。

当前，我国多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 2011 年的统计数字显示，部分大城市的灰霾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 1/2 左右，全国多数城市的河流、湖泊等水域污染十分严重， 600 多座大中城市有 2/3 陷入垃圾包围。 因此，城镇化必须把加强污染防治作为重点，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步伐。针对空气污染问题，国务院已经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我们应当着力推动这一计划的实施，着力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治理， 通过区域联防联控联治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针对水污染问题，国家正在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些城市也将出台相应的行动计划，下一步要加大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加快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步伐。 针对垃圾污染问题，要加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推进餐厨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创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实现垃圾、污水、废渣等废弃物低碳处理， 完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实现城市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置[5]。

快速城镇化对我国的山地、湖泊、湿地造成严重损害，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生态良好型社会建设步伐。绿地是“城市之肺”，实现城市园林化是建设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工作。各个城市应当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式为城镇“增绿”、“补绿”，要构建城郊一体的园林绿地网络。湿地是“城市之肾”，为扭转湿地面积减少和功能退化的局面，必须做好河流、湖泊、池塘、沼泽的净化与活化工作。公园是市民休闲的重要场所，应该加大公园建设力度。由于众多城市深受洪涝灾害的困扰，生态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意增强城市抵御与减缓自然灾害的能力。 总之，我们应注意保护、整合、修复各类生态要素，为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提供生态服务， 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生态需要。

四、途径：发展生态经济

发展生态生产、 实现生产发达是生态城镇化的基本内容，生态城镇化应当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生态产业为支撑、“五化”同步（即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生态化同步发展）为动力。传统城镇化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重经济发展而轻环境保护。 生态城镇化关键是要处理好生态与生产的关系， 推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使绿色生产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绿色经济、 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等经济形态是生态经济的代表，发展生态经济是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的根本途径。循环经济是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基础之上的。实现从直线经济（资源—产品—废物）到循环经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转变，就是要通过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减轻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缓解生产与生态的矛盾，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抓好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区。要加快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步伐，完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延伸产业链，实现资源、能源和废弃物的合理有效利用。

发展生态产业是我国实现生态城镇化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此外，还要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较小的服务业。 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都会扩大生活性服务需求，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化等都会扩大生产性服务需求[5]。 要推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设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这对于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增强三次产业协调性、增强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当前要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建设以生态产业为支撑的城镇化模式。 要“大力发展生态信息、生态管理、生态教育、生态保健医疗、生态咨询、生产资料供应、生态技术研究等‘生态服务业’”[11]。 “十二五”期间，我国生态环保投入大大增加，这将有力带动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生态产业的发展， 使生态产业成为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的重要基础。

生态城镇化必须实现“五化”同步，实现生态城镇化、工业生态化、农业生态化、信息化生态化。薛孔宽认为，新型工业化是龙头，农业现代化是龙基，新型城镇化是关键的龙身主平台， 这个主平台不仅连接着新型工业化这个龙头和农业现代化这个龙基， 而且从广义上讲其本身就包含了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内容。这意味着不仅城镇建设要走绿色化道路，而且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要走绿色化道路[12]。 生态城镇化与工业生态化同步意味着，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主导产业依然是工业，而要解决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发展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就要发展规模工业，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建设生态产业园区，建立生态文明工业体系。 生态城镇化与农业生态化同步意味着，在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要大力发展规模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业园区， 建立符合生态文明观的农业生产体系。 生态城镇化与信息生态化同步意味着要建设智慧城市，具体做法在后文有详细说明。

五、引擎：培育生态文化

建设生态城镇既要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关系， 也要处理好生活消费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消费引领生产的发展阶段，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不仅直接影响着生态环境，而且还深刻影响生产方式。因此，我们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构建绿色消费模式，使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生活美好是生态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应当是扩大消费， 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要引导人们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树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节约的理念，鼓励人们购买和使用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型社会的产品，使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引导人们将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自觉贯彻于生活消费的各个方面。

推进生态城镇建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思想观念的革新。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明确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3]。 他还提出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最好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14]。 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是全新的生活理念， 这些理念需要依靠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来树立， 而树立这些理念是增强全民生态保护、生态生产、生态生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良好风气的重要基础。

李克强同志指出， 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在城镇居民中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是一篇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文章[15]。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既需要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工作， 也需要加大生态文化培育力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旦形成就将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共同构成了生态文化体系。可见，从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是人的思维方式的全方位根本性转变。只有大力培育生态文化，使人们逐步树立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人生观、生态幸福观，才能真正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

六、载体：优化“三生”空间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共同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合理的空间结构是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的重要保障。 由于忽视了“三生”空间的合理利用， 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生产空间挤占生活空间， 以及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侵占生态空间的情况，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布局极不合理。杨伟民指出，目前我国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在一些城市，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接近极限[16]。 建设生态城镇， 必须根据生态文明理念来布局， 即要根据土地、水、大气环流特征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

走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道路，就是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10]。 所谓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指的是树立集约高效发展理念，提高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快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发展步伐， 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园， 推动各种产业集群高效发展。 所谓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指的是着力解决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交通拥堵等问题，建设规模适度的城市，杜绝城市“摊大饼”式扩张，防止人口过快增长。 只有确保生活空间宜居适度，才能让生活更美好、市民更幸福。“三生”空间是一个有机整体，生态城镇化应注意“三生”空间科学布局，实现三个空间的有机结合，让整个城市融入大自然。

要实现上述构想，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减少生产空间。 目前，“全国独立工矿区有 4.15 万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中有 8721 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还有 9 94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主要是工业生产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 我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不应是数量扩张，而应是存量调整、产业升级， 工业用地不应再按照过去的速度继续扩张了[17]。我们要在不增加或减少工业用地的前提下， 严格保护18 亿亩耕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生产空间。 二是增加生活空间。 我国工业生产占据空间偏多，城市居住空间相对不足。 日本三大都市圈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比例为 6∶1，法国巴黎为 5∶1，我国城市总的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比例为 1.5∶1[17]。 今后需要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以确保居民拥有基本生活空间。三是扩大生态空间。生态空间是生存的基础，目前应当“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扩大城市生态空间，增加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将农村废弃地、其他污染土地、工矿用地转化为生态用地，在城镇化地区合理建设绿色生态廊道”[5]。

七、保障：完善“三生”制度

走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道路必须依靠制度， 资源环境保护制度、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制度、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制度是建设生态城镇的根本保障。

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美丽要靠制度。一是要完善资源节约制度。健全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深化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按照国务院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加快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这“三条红线”。 二是要完善环境保护制度。 针对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制度， 支持环境保护部门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加大环境保护执法力度，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完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5]。 三是要完善生态修复与保护制度。完善森林、湿地等重点生态系统空间规划布局，建立相应的生态保护制度。

发展生态经济、壮大生态产业、实现生产发达要靠制度。一是要完善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资源过度消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作为产品，明确其产权，允许其进入市场。 运用市场手段优化环境资源配置。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5]。 二是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根据“谁破坏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制定并完善生态补偿方面的政策法规，切实加大生态补偿投入力度，扩大生态补偿范围，提高生态补偿标准”[5]。 三是要完善与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有关的制度。完善《循环经济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完善绿色税收制度、绿色预算制度、绿色拨款制度、绿色金融制度，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政策支持、经济激励和资金保障。 完善绿色 GDP 核算方法，实施绿色考核制度，将绿色经济增长情况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培养绿色消费习惯、实现生活美好要靠制度。一是要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的价格改革步伐， 建立反映资源环境成本的价格机制，让市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倡导绿色生活，鼓励绿色消费。 二是要完善绿色消费责任制度。 明确规定“消费者是消费行为的直接主体，应对其消费行为承担绿色责任”。实行差别税率，实施消费押金制度，使消费者对过度消费、奢靡消费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实施废弃物回收责任制度， 使消费者对消费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相应责任[18]。 三是要完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制度。 我国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虽已开展多年，但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就是未将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上升到制度层面。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完善绿色产品标识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八、支撑：创新“三生”科技

建设生态城镇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美丽尤其要靠科技创新。其一，节地、节水、节能要靠科技创新，开发风能、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要靠科技创新，防治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要靠科技创新，保护森林、恢复植被、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也都需要依靠科技创新。 其二，发展生态经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实现生产力发达要靠科技创新。发展循环经济要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就是开发和运用新技术， 发展生态农业要靠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生态工业要靠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其三，要养成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习惯，实现生活美好要靠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机食品的大量生产使人们吃得更安全，环保服装的生产使人们穿得更健康，“绿色汽车时代” 的到来使人们实现了绿色出行， 绿色建筑的开发使人们住得更舒适。当前我们要集中力量，突破低碳能源、低碳建筑、绿色建筑、绿色交通、污染减排等低碳生态城建设核心技术[6]，为生态城镇化提供科技支撑。

信息化与城镇化融合推动“智慧城市”全面起航。IBM 对智慧城市作了如下描述： 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19]。 智慧城市能够提供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家居等服务。目前，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各国的共识， 全球大约有 200 多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正在实施。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离不开科技创新， 创新生态科技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20]：一是确定生态科技创新的重点。 结合城镇历史、文化、资源、环境、经济等情况，分析生态城镇化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围绕生态保护、生态生产和生态生活，科学确定生态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 二是增加生态科技创新投入。 制定相关政策，在财政拨款、债券发行、贷款、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生态科技创新给予支持。 三是建立生态科技创新体系。 协调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私营企业的关系，处理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关系，组建科技创新小组，通过科技攻关解决生态城镇化过程中的难题。 四是培育生态科技创新人才。高校通过设置相关专业，培养一批生态科技创新人才。 科研机构通过组织培训、考察，提高现有科技人员的生态素质。政府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对生态科技先进工作者、 生态科技项目负责人和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实行重奖。五是加强生态科技创新合作。跟踪国际生态科技发展动态，加强同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的合作，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实现生态科技自主创新。

综上所述，中国必须走一条生态城镇化的道路，即要走一条生态美丽、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的“三生”共赢之路， 这是一条旨在保障市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下生产生活的健康之路。 中国特色生态城镇化道路的方向是建设生态城镇， 目的是提升人民幸福感， 重点是建设“三型社会”，途径是发展生态经济，引擎是培育生态文化，载体是优化“三生”空间，保障是完善“三生”制度，支撑是创新“三生”科技。 上述研究成果是对当前生态城镇化建设问题的系统回答， 对于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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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黄娟，李枥霖.生态城镇化及其生态科技创新驱动[J].管理学刊，2013，（04）：22-27.

作者简介：

黄 娟，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

（原载《管理学刊》2015年第1期，对原文的“参考文献”略有补充）

作者：黄娟

城镇化生态文明论文 篇3：

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焦虑及其重建问题

[摘要]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而言，都市革命都是一个关乎人类福祉的关键问题。随着世界城市发展史的演变，现代社会的都市化、空间化运动正在向世界的每个角落蔓延。换言之，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城市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化运动也使现代性大都市得到迅猛发展。在城市不断扩张的同时，城镇化引起的拥挤现象、文化缺失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化、常态化。因此，从中外两种城市演变逻辑和发展历史出发，追寻遗留在文学等艺术形式中的城镇化轨迹，深入分析近现代以来都市化给原有乡村文明带来的冲击与摧毁效应，挖掘深藏于城市乡村二者身后的文化焦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还应以近现代中国近百年的乡土重建实践构想为范本，通过总结乡土重建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应对近现代以来中国乡村文明消逝带来焦虑的妙策良方，缓解和疗愈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精神空虚、文明冲突、社会浮躁等问题，真正地做到平衡好城乡二者之间动态的关系、构建起城乡互构的二元良性发展的新格局。

[关键词]城市化;乡村文化;文化焦虑;文化重建;城乡互构

在现代都市化快速发展进步的今天，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断涌现，城乡二元化的对立格局也在慢慢出现。随着现代城市化步伐的不断推进，地区性文明被毁坏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地方性和乡村文化开始在大地上消隐和退却。工业革命大大加速了英美等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新兴技术和资本的流动和积聚，使得城市周边的乡村人口、资源不断向城市迁徙、积聚，城市出现了急遽膨胀的现象，特大城市的效应不断外溢，地方原有的乡村文明荡然无存，城市化也不可避免地给乡村社会带来文明冲击与危机。城市化运动变成了乡村农业人口以及自然资源不断流向城市的过程，城市空间的资本变得越来越富集，农村社会原来的宁静被打破，留下的也只有割舍不断的“乡愁”。

一、文学语境下城市化带来的乡村文明焦虑

汹涌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曾经安逸的乡村生活被机器声划破，居住在乡村的人们也要开始接受城市的观念，乡村文明出现了危机和焦虑感。居住在城郊的人也对原有乡村文明的坚守出现了松动，乡村的优秀文化资源呈现出日渐向外流失的空心化现象。而这种城市化带来的城乡文明错位和焦虑不分国界，在英国有在美国也存在，但是在中国的城乡建设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又激烈。

（一）城市化建设与中国乡村文化流失

城市化建设就是在之前的土地上建造一座巨大的容器，这个容器承载和变换着时代的文化与内涵。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地将土地变成一种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使其进入到消费市场开始流转起来，这一进程也便使得以往拥有土地的人们逐步成为新型的城市劳工和失地农民，让原来乡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地涌入城市中聚集起来。在20世纪的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城市化进程让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市从农村带走的不仅是资本，还吸纳了乡村的文明，转移后的文明变得扭曲变异，不再拥有以往的意义，由此面临着城市与乡村文化的矛盾激变问题。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城市的奢靡之风、消费主义观念也开始向乡村蔓延，现实当中的城乡文化交融混杂。正是这样的城市化变革与其带给农民诸多诱惑，才让农民渐渐与土地相互脱离，形成了一片传统文化的衰落与消逝的景象。长此以往，人们将会对乡村文化的破败不堪与城市的先进便利形成强烈的心理反差，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城市化的进程，形成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终将会带来乡村文明消逝与城市文化变异的焦虑。

中国城市化带来的乡村文化流失早已在中国文学留下了深深的印记，20世纪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家贾平凹先生就曾在其小说《秦腔》中，描绘了一幅当代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侵袭、霸占的图景，让人感受到了城市化建设带来的乡村文化的焦虑与城市化危机。贾平凹先生对现实关怀和文化忧思暴露了中国农村人们的忧患意识，他的作品反映出了当代农村人进城市后抛弃自身的传统文化人格和美德，有的也只是一股“铜臭味儿”。贾平凹先生着重描绘了作为秦人灵魂的“秦腔”等传统文化消失的惋惜，以及对乡村传统文化面临世俗城市化冲击的无奈和忧虑，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建设其实是一种扭曲的、变异的城市化，只会带来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二者间文化冲突的加剧;同时，城市化的进程对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都会产生强烈的撞击，带来了传统村社文化“仁义礼智”的精神失落与现代商业文明急功近利行为的茫然。作品充分展现了当时乡村传统文化的集体人格失陷过程，反映出当时乡村文化的淳朴、自然为世人抛弃，现代人与土地关系面临着破裂与毁灭。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下的乡村传统文化，与现实生存境遇以及城市文化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往往现实中的乡村传统文化都扮演着牺牲品角色。

（二）英国城市运动及其文化焦虑

在近代城市化大背景下，乡村建设长期受到由外而內城市文化的影响，充分暴露出了城市化建设引发的现代乡村文明危机。现代城市化建设在带来先进的工业文明和技术革新的同时，也使其环境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和掠夺，给农民带来无尽的欲望和对其生存权利的控制。在城市化进程下的乡村，本土所形成的传统伦理以及优秀文化，因抵不住城市化的冲击，开始逐步退却甚至消失。在英国近现代的城市化进程当中，也曾经发生过城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危机。因此，城市化所带来的同质化和千城一面现象以及城乡二元对立的关系，便成了城市和乡村建设中的关键性难题。在工业革命爆发前，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乡村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王室与新贵族开始发起“圈地运动”，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大规模城市化的开始，也就是城市与乡村文化分歧的开始。虽说“圈地运动”本身并不是城乡矛盾的焦点，但正因这场“圈地运动”直接将农村剩余劳力推向了城市，才触发了城市与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走向分歧。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作品《乡村与城市》中，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展现了近代以来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的变迁过程。他认为，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带动下，地主和新贵族开始不断从乡村榨取资源和劳动力。这使得乡村农民开始脱离土地，被迫向城市迁徙，被逐利资本家以及新贵族所控制。城市虽然在新的生产方式确立后兴盛起来，但也不一定代表进步，城市也面临太多的自身问题，同样农村也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城乡的本质矛盾并非通过一些人为的歌颂、怀旧或是责难、批判就能扭转和解决。城市与乡村，难以互相救助，原因在于它们都已经被扭曲了。其中，威廉斯特别提到了当时英国诗人对城市化的赞扬和反映乡村文化焦虑的诗篇。在描绘乡村文明建设的危机和焦虑时，他指出乡村虽然环境恶化、人心不古，但乡村文化并不是“落后”“荒蛮”或“梦幻”“美好”的代名词。城市与乡村作为两种各具价值的文化实体，只是在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各自都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危机。城市和乡村二者的关系需要摒弃一些人为的、目的性的、虚假的价值赋予和观念强加，应当回到二者关系的本质上来，以—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取向来重新建立。

二、城市化浪潮里中国乡土重建的百年探索

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碰撞，原始的村落文明被现代文明击得粉碎，这也就打开了近代城市化的大门。起初的城市化进程是缓慢的，中国大地绝大多数地区仍然还是以农业社会和乡村文化为主。但是，为了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便挑起了乡村重建的复兴重担。自此以后中国乡村文明便踏上了消除现代化冲击的文化重建之路，不断激发乡村建设的智慧火花，促成了城市化浪潮中的百年探索历程。

（一）近代知识分子的乡建运动

20世纪30年代的大英帝国殖民者在中华大地上宣称自己是现代文明的领军者，将中国贬低为愚昧不化的乡村之地，拥有闭塞、落后的文化形式和状态，而农民则是文化劣根性的典型代表，鼓吹要彻底割断国民劣根性的尾巴。正是这种凶猛的文化侵略势头让中国乡村文化陷落到低谷，而原有的传统文化以及华夏文明延续的历史独特性地位轰然坍塌。加之当时军阀混战带来的焦灼，乡村文明的瓦解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应对西方文化的侵袭，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为了保护乡村文明不被破坏，纷纷提出了乡村自救的理念，高倡要加大乡建教育力度，助推乡村文明在围困中谋求复兴。

1.开设乡村学堂，复兴儒家新礼俗。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成立了乡村文化研究书院，试图为中国乡村文明建设探索出路，成立国内较早出现的乡村研究专刊《乡村建设》。在乡村重建实践中，梁漱溟试图以传统的儒家文化来对原有落后的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以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中国是梁漱溟的毕生所愿，他认为乡村文明才是中国理想社会的现实样态。他试图通过以乡农夜校来推动乡村文明建设的现代复兴目标，建立起中国原初文明的理想型社会，革除落后的愚昧农业小国形象。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想要乡村文化复苏，必须要对农民的精神进行重建。通过对乡村文明的现状的考察，主张“伦理本位、职业分立”[1]的结构虽然已经消逝，但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式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个人理性社会并未在中国大地上得以生长。为此，梁漱溟断言中国的未来在农村，必须要发动农村主体力量，充分地让农民发挥出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参与乡村建设，不断通过夜校、补习班等多样的形式，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创造力，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乡村文明的复兴和繁荣。他提出，中国的根在农村和农民，只有改造了农民才能让文明的建设成为可能;中国的未来依然还是以人情礼俗作为纽带，新兴的社会组织也摆脱不了这一文化约束。由此也能看到，礼俗社会一直也是梁漱溟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关键点，只有这样才能复兴中国的乡村文明。乡村文化建设最终也是要依托近现代已有的农村经济之上的，遵循着以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指导，建立起一个融西方社会制度模式的新型乡村社会结构：新礼俗社会。

2.提升教育水平，实现民族的再造。在乡村建设中，晏阳初非常重视对农民的平民教育，在留学美国服务华工时期，认识到了开发脑矿的重要性，便提出要让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接受教育，让他们成为新民。晏阳初曾经在他的文章《十年来中国乡村建设》中写道，只有解决好乡村问题，才能窥探中国问题，而解决乡村问题的钥匙是开发乡村人民的脑力资源。这里体现的是农民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为此，扫除文盲提升国民的教育水平和素质成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事情。同时，晏阳初还把乡村文明建设的关键问题归纳为“愚、穷、弱、私”[2]四方面。这四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来解决。他指出四大教育不能独立开展，必须连续进行、整体推进，要综合运用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三大方式来具体落实。同时，为实现这些目标，还要遵循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征推广三个步骤。以三种教育方式作为着力点，通过“三步走战略”实现“民族再造”使命。晏阳初在1926年亲自带领着一帮知青走出象牙塔，直接深入到了河北定县农村，建立起中国农民教育促进会，让知识分子授课开讲，实现乡村建设工作人员的“农民化”，以此实施起乡村复兴计划，希望通過乡村建设运动来解决中国农村落后的局面，肩负起“民族再造”的时代使命。梁漱溟、晏阳初在乡村建设运动付出的实践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农村文化得到了短暂的复兴，而且在引进科学技术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在农民学习教育、种植技术改良、民风改造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成效，但因农村地域性差异问题以及文化的不可再造性，使得二人在乡村文明复兴中无果而终。

（二）现代城镇化建设的乡土社会实践

乡村文明的重建运动在现代社会中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当今在高速发达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在不断蔓延、滋生，使不少人产生了“还乡”“逆城市化”等想法。城市人开始厌倦喧闹的生活，再加上当前乡村文化出现的文化缺失、焦虑，仍让不少人不断地反思、探索现代乡村文明的建设出路。

1.都市艺术下乡与乡村“碧山计划”。青年知识分子欧宁、左靖等人于2011年带领一批艺术家深入安徽黟县碧山村，开展名为“碧山计划”艺术下乡的乡建活动，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回归乡村的乡村文明重建的现代性实践。“碧山计划”发起以来，共同体成员策划、举办了探访传统工匠技艺的“黟县百工”[3]活动;同年，艺术家们还共同发起了首届“碧山丰年祭”[4]活动。乡村的共同体成员以“丰年祭”的乡村文明遗产，来团结整个农村共同体的人们，试图恢复以往繁盛的乡村文化生活状态，让古老的乡村文化遗产在今日重现时代的光辉。出于对乡村文明的忧虑和过度城市化的批判，欧宁等人主张建立乡村共同体，鼓励知识分子离城返乡，不断地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同行前来乡村办画展，以多样化的形式来促进新世纪的艺术下乡。一方面这些做法也确实做到了以知识分子带动村民自助、自治实现了城乡文化的融合体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知识分子搜集散落在乡村的遗迹、戏曲、手工艺等资源的进程，这也让城市艺术与农村文化结合成为了一种可能，激活了原有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生动力，以此带来了乡村文明的复兴。知识分子通过伙伴互助的形式带动农民进行共同生活实践，为碧山带来各种农业经济发展的技术和文化贡献智慧，不断地赋予乡村以文化的活力和资源，再造就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但是乡村文明重建最关键的是如何将艺术与乡村文化進行融合，艺术活动只有在给当地的农民带来利益的时候，乡村建设运动才能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否则也就只能是曲高和寡、以失败而告终。

2.“新乡土主义”的城乡互构理念。中国在近代被动发起城市化之前，还是以乡村文明为核心的国度。面对现代城市化进程下的城乡二元分化局面，中国出现了“城市—贫民窟”发展倾向，但这种“棚户区”“城中村”又不似拉美国家那般明显。吕新雨说：“乡村本来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但是现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乡村的凋敝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社会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5]针对现代化乡村文明建设因城市化推进所引发的焦虑，吕新雨提出了她的新乡土主义建设思路，强调对地方特色和乡村民俗进行再造和重新设计，让原本并不是非常适合现代城镇化建设发展的文明进行规范化、合理化，在设计乡土文化特色的同时非常注重本地的乡土风味和民族特点。新乡土主义视角下的乡村重建的关键在于建设一个能够勾连城乡、相互哺育的新型乡村文明，使其能与城市发生良性互动。当前中国农村的特色就是以“自然村”为基础单元，发展的多是以小农基础的有机农业。然而，乡村文明的崛起应当发挥自身特色，充分挖掘深藏在乡间村落的风物、文化资源、语言符号等元素，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有机的共同体和合作生产体系，以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真正建立起城市思维与农村基础建设的相互哺育的关系体。因此，新乡土主义奉行的是规划和设计主义，对以往被破坏或者衰败的乡村文化资源中拣选出可运用的资源，进行重新设计，设计过程中不遵循特定的风格和模式，尽可能地结合和使用当地的风物资料，体现出因地制宜的本土化设计方式，让新农村社会的建筑风格整体上能还原和融合当地环境，让乡村的设计洋溢出当地的浓厚乡土特色风味，让现有的农村改善成人们的理想栖居之所。因此，只有建立起一个城乡共同体才能既做到保存完好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又促成现代城乡互补互育互构关系。

三、当代中国城乡文明发展的新路径

新形势下中国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既不能消灭农村也不能彻底城市化，更不可能把乡村文化建设成独立于现代社会的“飞地”。今天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两个完全无关的进程，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方面，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也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思想的形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绿树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在城市建设进程中保护好自然生态，才能成为造福社会和人类的创举，而不是人口在上面的堆砌。因此，要解决城市化所带来的文化焦虑的路径就是要重新确立城乡二者的关系、重塑乡村文化主体。

（一）打造“人的城镇化”，建设城乡互构共同体

理清城市与文化的关系，才是正确发掘城市文化、实现现代城市化运动的关键。城市文化就是人们在城市社会中的生活文化，理应包括人类原有的社会传统和社会文明。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说：“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是为了居住。他们之所以聚居在城市里，是为了美好的生活。”[6]所以，城市文化关键还是在于城市中的人及人的生活文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对转变传统城镇化的观念产生了重要作用。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已进城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提高全体城镇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7]，这既明确了我国今后城镇化的方向又明确了城镇化的目的。既然遵循“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实施“人的城镇化”和“为了城镇化的人”的政治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的核心要义在于尊重人的权利，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公民拥有自由进入城市的权利，与其他城市民众平等的居住生活的权利，享受城市共同体空间的权利、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权利，获取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公民充分发展的权利，等等。与以往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方式不同，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更加注重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建构在一种城乡互构[8]的关系之上。作为文化容器的城市，其根本功能应在于对文化的保存、创新和留传。而且城乡互构关系也要求，城市化不盲目克隆国内外建筑，而是要传承自身文脉，重塑自身特色。而当前的社会主义乡村文明建设，也应当不断地对乡村原有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创新和再造，不断地推动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和环境改善，切实协调好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真正建立起乡村文明的共同体，不断地强化乡土文明的观念和想法，从而实现生活在乡村的大多数人对乡村复兴的文明生活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只有这样，新型城镇化建设才能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充分互哺、互构，实现现代城乡文化一体化。

（二）守护城市发展的“地方性”，重塑城市的乡土特色

城市化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最受关注的社会现象之一，而城镇的覆盖率或者说城市化的程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评判一个国家综合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在过去的三十余年的时光里，中国走过了像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市化建设的百年历史，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以上，正式进入城市化的中高级阶段。但与此同时，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许多矛盾与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地方性”的缺失，常表现为原本各具民族特色的古城，现在变成“千城一面”的小桥流水、仿古建筑，空留古镇之形，却无古镇文化之实。

十八大以来，“需要现代元素，更需要传统优秀文化”“让居民望山见水记得住乡愁”[9]等目标已成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提出：“要在城市建设和更新中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和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城市文化记忆”[10]。以往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更大程度上是追逐现代大都市建设的数量和形式，并没有根本搞清楚其实城市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建设，城市自身要结合多方面因素来综合考量未来的发展图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建设更多地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落实好人民城市为了人民的根本目标。要想塑造好城乡新文化，必然也要注重地方自身文化的传承，绝不能在城市化过程中断裂。在保护好地方性的同时，认识到城市中的一般性，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好社会主义城市的基本功能，建设出生态宜居、活力充沛、特色鲜明的新型现代化大都市，切实提高现代城市化的水平，真正地走出一条现代化城乡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新型城市化建设应在现代都市与地方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吸收利用城镇化浪潮的优势，将地方特色留传、融入现实的城市文化当中。地方性特色作为地方的重要标识，承载着无数人对故乡的记忆与传承。失去了地方性，地方也就失去了连续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支撑。所以，现代城镇化建设应当尊重人的“地方性”特点，在原有的城市与乡村的文明基础上重塑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地方性”的回归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之源，基于“地方性”的创造决定着中国城乡的未来！找回与重建“地方性”，从而成就一种基于地方性的空间实践，以释怀后现代情境下人们难以释怀的“乡愁”！

四、结语

随着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建设步伐的不断深化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变得更加岌岌可危，而如何将乡村文化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了棘手的难题，这也是当前乡村文化焦虑之处。因此，要寻求城居生活与乡村文明的平衡點，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保留自己独特的一面，形成特有的新农村建设思路，以调和现代都市化建设的张力，让原本干枯的城市生活和容器本质在乡村文化重建当中得到融通，做到既宜居又方便、既现代又典雅的城乡互构生活形态，满足人们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丰富追求。同样地，在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应摒弃以往千城一面的机械做法，提倡因时因地合理地实现现代化进程，做到既保护好了乡村优秀文化古迹，又建造出了具有“地方性”特色、人人共享宜居的新型城市。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436.

[2]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346.

[3]左靖.黟县百工[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036.

[4]欧宁.乡·愁—现代中国[J].新建筑，2015，（1）：21.

[5]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J].开放时代，2010，（4）：119.

[6][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307.

[7]瞿长福，马志刚.奋勇迈上城镇化新阶段（治国理政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纪实[N].人民日报，2016-02-27（9）.

[8]曹田.城乡互构关系中的设计价值选择与中国乡村实践[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6.

[9]习近平.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报告[EB/OL].新华网，2013-12-14.

[10]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N].人民日报，2014-03-17.

〔责任编辑：屈海燕〕

作者：魏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