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篇1：

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路径分析

摘 要 “AGIL”模型是一种用于分析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理论范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发展要素的诠释。农民工教育培训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通过借鉴“AGIL”模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对于经济社会需求适应性差、培养目标单一、相关规范制度践行力不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实现路径包括：提升供需双方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明确供需双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目标；促进供需双方与中介机构的有机整合，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

关键词 “AGIL”模型；农民工教育培训；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一、问题提出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三类就业难群体，分别是大学生、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就这三个群体而言，大学生接受的正规教育最多，人力资本中的知识积累较丰富；下岗职工具备一定的经验和技能，人力资本中的技术沉淀较丰裕；农民工在以上两方面都比较欠缺，因此其就业状况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巨大，这就需要确保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实现就业难群体的脱贫致富，从根本上实现以城乡融合与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产业，产业的活力在优化，优化的主导则需要落实在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唯一活要素。作为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主导要素，无论是继续坚守城市从事二三产业，还是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人力资本普遍欠缺，市场议价能力较差，就业存在严重的内卷化现象。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劳动力的标准化需求与农民工群体劳动力贫瘠化供给之间的不对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合适的教育培训机会，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使结构性人力资本供给质量全面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求职技能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特征，替代性较差，无法实现素质就业，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人力资本就业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作为人力资源的农民工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其关键点在于要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均衡匹配[2]。虽然非技能型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满足非技能型工作的要求，但是其可以通过相应教育培训成长为技能型劳动者。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环境下，如果劳动者自身行业技能无法通过适当教育培训与劳动岗位实现良好匹配，或者无法通过教育培训实现行业间的适度转移，将会降低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增加其失业率。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必要建立规范的、有针对性的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专项指导，通过增强农民工职业技能降低其失业率，提升农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现实的教育培训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以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实现农民工“获取教育培训信息”与企业“提供合适岗位”之间的高效衔接与反馈，通过克服劳动力市场人职匹配时滞问题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效用最大化，使农民工群体成长为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在解决这一问题上，“AGIL”模型值得借鉴参考。

二、“AGIL”模型内涵解析

1953年，作为结构功能主义领袖人物之一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了名为“AGIL”的社会学模型，用来对功能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该模型设定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四项基本功能要求，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功能（Goal）、整合功能（Integration）和维模功能（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3]，简称“AGIL”模型。“AGIL”模型指出，一定的价值体系会通过影响行动者的主观取向导致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结合，而不同要素间的结构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可以维持系统生存并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虽然“AGIL”模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并不妨碍其在关于社会系统研究中的充分应用。

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诠释，“AGIL”模型中的适应功能主要是指任何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为了可以生存发展下去，系统中的各要素必须通过各种手段适应环境，进而使环境对自身产生更大的包容性，并且从环境中获取所需资源。目标功能则是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系统各要素明确自己的目標导向，不断培养自己的技能并把其内生为能力实现系统目标。整合功能是系统中的各要素需要相互联系，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通过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可以发挥“1+1>2”作用的整体，实现系统功能。维模功能则是在整合系统各要素的基础上，通过持续调整自身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以上四种功能构成了社会系统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社会系统都必须服从以上四种功能，如果要取得均衡和维持这个系统继续存在，它们必须得到充分满足。”[4]同时，以上四种功能反映了有机体的系统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辅相成[5]，为研究不同层次行动系统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农民工教育培训无疑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因此可以运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AGIL”模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的适应、目标、整合和维模功能的情况进行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三、“AGIL”模型视角下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对就业环境适应性差

由于农民工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与之对应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无疑构成了社会系统中比较独立的子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以外的所有社会因素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环境。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适应功能主要体现为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相应社会环境的主动协调性，其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开放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具体表现为通过教育培训，农民工可以成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实现稳定就业及产业融入，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目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增加，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及劳动力市场技能回报不断上升。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的数量、质量和结构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就无法达成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数量方面，随着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农村新增人口的数量会呈现绝对下降趋势，这会在无形中减少我国人口基数。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萎缩，其中农民工占了很大比例，意味着劳动力整体的供给状况不容乐观。正是由于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把传统人口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这就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而言，教育培训无疑是最佳选择，但现实是我国参加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数量不容乐观。2016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28171万人，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9%[6]。以上数字反映了我国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人数比例较低，覆盖面较窄，无法实现农民工全面享受教育培训带来的现实成效和潜在收益。

在质量与结构方面，我国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素质欠缺，人力资本禀赋不高，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其中文盲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6.4%[7]，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不可避免被禁锢在体力型劳动层面，无法实现技能型劳动就业。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45、2.11和2[8]，结构上的矛盾再次凸显，同时意味着农民工无法满足企业对于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也就不可能实现其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宿感的延伸、由忍耐坚持向追求权益平等的延伸，更无法企及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自我价值的延伸。总体来说，文化素质低下，相应教育培训缺失，或者接受的教育培训与社会需求结构脱节，就业信息不对称，社会需求无法及时反馈到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中，再加上社会与企业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不够重视，造成了农民工职业技能缺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新兴业态发展需要，也就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造成劳动技能层面的结构性失业。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不明晰

设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并且努力达成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前进方向，目标功能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与经济的顺利接轨，满足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具体来讲，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类型而变化，是对农民工提出的特定要求，也是教育培训目标在农民工能力提升方面的具体化。规定农民工职业水平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环节起着根本导向作用，是农民工教育培训活动实施的预期结果和归宿。国际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中人力資本的重要性高于发达国家和富裕人口[9]。这也就意味着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来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功能需要注重教育和培训两个不同层面的目标设定：农民工教育不同于大众教育，是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为受教对象的特殊教育，更加侧重于在已有普及教育基础上的特色习得。这一特征要求教育内容必须与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内容浅显易懂以便于吸收；教学方法应多样化，侧重社会式的教育方式；教育时间与农民工休息时间相符；教育地点最好选择在农民工聚居地，布置要干净、整洁，配备基本的桌椅及教学所需资料和设备。相比教育而言，作为另外一种人力资本获取形式，培训是指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对特定技能的习得过程。在微观层面，农民工培训强调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进行的不同层面的岗位培训，通过高质量的适用性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总体来看，农民工教育更加倾向于农民工发展层面的习得，而培训层面则更加接近农民工生存层面的需求，其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见图1。

根据图1，农民工在参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的职业化进程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基础教育层面、职业培训层面和职业教育层面，这三个层面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满足农民工人力资本自身不同层面的需求。在基础教育习得的基础上，农民工培训可以满足这一群体生存层面的现实需求，而农民工教育与其发展层面相对应。教育和培训是两种目的和内容不一的活动。教育是提供和获得一般知识的手段，主要用于获得今后个人职业适应和发展的基础知识与职业技能，农民工教育则是在了解农民工现有文化知识水平基础上，以提高其知识水平和城市适应能力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所以此类教育应该是成人教育，强调补偿教育，让这一群体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培训更加侧重于提供和获得专门性劳动技能的手段，用于提高受教育者目前持有职业的技能，一般是非学历性的，农民工培训更应该注重实用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在长线教育与短线培训结合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农民工特征的教育培训系统。

（三）供需双方整合未达成效用最大化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领域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农民工教育培训必须面对且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工教育培训资源主要分为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三方面。人力资源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中最珍贵的资源，也是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其整合涉及到各主体在教育培训目标设定上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使教育培训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提高教育培训绩效。由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产品性质既属于私人产品，同时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农民工教育培训涉及主体广泛，既包括农民工自身，又包括政府部门、用工单位和职业培训机构等[10]。要想实现整体效用最大化，就需要各教育培训主体在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博弈各方反应趋于一致，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或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充分发挥稀缺资源价值。经济资源主要指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各类基础设施和运作经费，其整合需要在政府财政和企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社会捐助，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走出一条切合实际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道路。社会资源主要指农民工教育培训活动中为了实现自身目的所需要具备或可供利用的一切条件，具有地域性、结构性和功能性等特征。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而言，特定的社会资本存量和结构要求相关主体通过建立若干关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以期达到目标最优化，实现教育培训的初衷。

（四）制度规范与文化氛围缺失

维模功能主要强调文化对系统的稳定作用。在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中，用工单位的企业文化和规范制度等因素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起到维持功能。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全体员工共同的精神、观念、风格、心理、习惯等的总和，具体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面，其中以精神层中的价值观念体系最为重要。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凝聚功能，一旦形成，就会对其成员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并具有延续性。相对于柔性的企业文化，规范制度比较刚性，并且带有强制性。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庞大复杂，要有条不紊地推动其前进，不能离开潜在模式维持功能的发挥，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可以被看做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演进的动力机制[11]。当前，许多企业并非系统性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或是文化建设过程不够系统化，各类相关规范制度也不够完善，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日渐式微，制约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发展。因此，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企业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需要构建并维护系统合理的文化与制度。

四、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对策

（一）提升供需双方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菲利普·库姆斯（Coombs.P.H.）认为，由教育体制与周围环境变化不同步造成的供需双方之间各种形式的不平衡才是真正的教育危机[12]。农民工教育培训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结构方面都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不协调，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社会进步。因此，平衡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适应功能的基本要義。目前，我国经济社会需要一支水平高、素质全、职能优的工匠队伍，通过教育培训使农民工具备以上工作能力不仅可以缓解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使两者达到平衡，而且也可以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密切联系互动，使这一劳动力群体始终保持对于经济发展的敏感性，紧跟社会前进步伐，适应社会环境动态变化需求，在不断进步完善中保持适应性平衡，这也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适应功能提升的未来方向。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作为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工资和就业数量等一系列指标，应该成为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安排和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13]。只有在不同信号提示下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作出及时反应，才能使农民工适应新经济形势发展需要，使教育培训发挥应有功效。

同时，农民工教育培训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独立有机体系，享有高度自主性，其功能提升取决于教育培训内容与形式的与时俱进。因此，十分有必要在提升农民工教育培训适应功能方面采取适当措施：一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的职责，保证各主体间信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建立统一和谐的教育培训机制，更好地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统一明确且井然有序的体系指导。另一方面，加强信息中介结构设置，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信息互通渠道，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教育培训空位，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关于社会需求的及时信息，进而有目的地提升农民工用来适应社会的各种技能。此外，还要建立一种市场信号生成机制、传导机制、调整机制和需求导向型的教育培训体制，使得这种体制既符合教育培训发展一般规律，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实现教育培训的功能借鉴与本土化融入。

（二）明确供需双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目标

在科学合理的目标设定前提下，努力达成这一目标是农民工教育培训必须践行的方向。目标功能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教育培训目的方面，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教育培训成果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在制定教育培训计划上应当充分考虑农民工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不同资源禀赋进行分层次、分类型甄别，使教育培训内容在兼顾公益性与满足市场需求前提下具有强针对性，培养符合产业要求的产业工人和技能工人。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功能需要根据新形势制定出新的实施方案。在我国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既要强调技术密集程度，又要照顾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特点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这就需要在教育培训实践过程中紧密结合行业需求，针对情况各异的企业现状与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制定差异化的教育培训方案，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在此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既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层面，也涉及到农民工自身。所以，在进行目标功能维护时，应根据主体自身客观条件差异性而有所侧重，如政府和社会层面可以侧重于农民工发展层面的教育，相关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可以倾向于生存层面的培训，这样，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有的放矢，可以使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功能的实现事半功倍。

（三）促进供需双方与中介机构的有机整合

农民工教育培训功能的改善，关键在于加强人、财、物三方面的协调性和凝聚性。首先，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需要高质量的教师和培训师，要求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以及用人单位这些提供教育培训的主体自身师资力量过硬，对农民工进行系统全面的职业知识、技能、态度和思想道德教育，为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下良好的知识文化基础，最终实现自身价值。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需要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内容，使农民工具有以就业为导向的一技之长，并且最终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后，农民工是教育培训过程中最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主体，应在自我判断基础上辨别劳动力市场所需人力资本技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积累，以期与企业人才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农民工教育培训整合功能的经济资源方面，应注重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有效保证，摒弃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承担主体的模糊性，使这项工作落实到实处。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共青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社会资源层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网络达成信息共享，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在以上各项资源内部有效整合的基础上，三项资源相互间也应该互通有无，协调配合，以期发挥“1+1+1>3”的资源整合优势。

（四）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

农民工教育培训维模功能体现了意识形态、精神氛围与规范制度等文化因素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顺利实施和发展有赖于维模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瞬息万变，其内在不稳定性导致系统功效的发挥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要求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在维持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和保守思维定势，进行开拓创新，使这一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教育培训维模功能的发挥，需要加强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教育培训中文化因素的建构，尤以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为主。除了通过长期训练和短期培训得以传授行为模式之外，农民工职业还体现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14]。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15]。因此，职业道德建设至关重要，可以自发地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工这群特殊从业者具有较强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企业文化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从“无力文化”到“强势文化”的发展过程[16]。企业是农民工的雇主，应该丰富农民工的娱乐、文化生活，积极倡导企业家精神，从长远眼光出发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消除各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使农民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农民工职业文化的营造需要教育培训长远的战略目标、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合理的运行机制，营造的核心在于创新文化培育。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创新文化构建应该把创新精神和理念有机融合，完成创新文化架构，确立农民工创新文化的发展目标，深化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规律的认识，营造创新文化的良好氛围，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健全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实现从观念引导到行动实践的跨越，使农民工教育培训向着不断开拓创新的方向前行。

基于“AGIL”模型的适应功能、目标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实现路径见图2。

无论是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参与度都很高。参照“AGIL”模型中的适应功能、目标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如何从新产业、新业态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通过提升自身职业能力尽快适应市场变化，积极参与到三大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契合，农民工教育培训给出了启发性答案。

参 考 文 献

[1]高哲理.农民工工作搜寻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2]刘渝琳，熊婕，郑效晨.异质性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研究：基于纳什均衡对我国失业与用工荒问题的解读[J].管理工程学报，2016（2）：56-63.

[3]孙立平.社会学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78-79.

[4][美]帕森斯.经济与社会[M].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

[5]韩俊.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104-105

[6][7]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6-07-21）[2017-10-10].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8]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16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jiuye/gzdt/201610/t20161027_258227.html.

[9]Psacharopoulos， G.1984.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M]//In： Kendreck， J.W.，e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vity and Causes of the Slowdown. Cambridge， Ballinger： 335-360.

[10]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课题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多主题博弈分析[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44-147.

[11]Xiuli Yang.Order-orien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Migrant Labors during China’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C]//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Desig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C]. 2017： 697-699.

[12][美]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M].赵宝恒，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6-37.

[13]蔡昉，都陽，高文书，王美艳.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6.

[14]李强.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J].学术界，2006（3）：36-53.

[15]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9.

[16][美]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137.

Key words AGIL model； system；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velopment analysis； innovation

Author Yang Xiuli， lecturer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作者：杨秀丽

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篇2：

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研究

[摘要]文章阐述了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的新形势，分析了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特点和优势，进而提出了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策略：成立微时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新机构，统一领导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成立行业委员会，打造微时代农民工培训的新主体;构建微时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新平台，促进培训机构的共同成长;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为微时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注入新动力。

[关键词]微时代  农民工  教育培训

[作者简介]董英山（1976- ），男，河南驻马店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河南  郑州  450121）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2017年度调研课题“新形势下农民工教育培訓问题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SKL-2017-2273）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大力开展高效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可以使他们迅速转化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进入微时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在微时代环境下，对农民工开展卓有成效的教育培训，对于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的新形势

1.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特点，农民工教育培训有了新诉求。一是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要求有所提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行业划分越来越细，农民工不仅需要技能培训，更需要职业规划方面的指导。二是农民工素质有大幅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学历高，在实践中掌握了一定的技术，甚至还开办了自己的企业，但他们更渴望深层次的提升。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希望在城市买房定居，享受市民待遇，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2.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促使农民工教育培训有了新手段。一是互联网、多媒体电视、手机等多媒体技术，使教育培训信息化成为可能。以往的教育培训虽然也有远程教育模式，但与当前的新媒体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传输速度更加快捷，效果更为清晰，终端工具也不再局限于电脑，还有数字电视、手机等多种工具。传输方式也从有线变为无线，摆脱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微博、微信、邮件等交流工具不断涌现，促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二是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使教育培训信息化面向大众成为可能。目前，农民工的手机持有量已经达到100%，大部分农民工还拥有数字电视、电脑等设备，这些新媒体设备推动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信息化发展。

3.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新环境。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不断涌现，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数量庞大的大国工匠来支撑，简单的技能培训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一是新形势下教育培训的范围更广，技术水准更高。二是对于部分创业的农民工和管理层的农民工来说，不仅需要技能培训，更需要提高管理水平。三是农民工要快速地融入城市生活，也需要相关的文化生活方面的培训。

二、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微时代环境下政府层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培训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目前，农民工培训部门主要有人社部门、农委、扶贫办、高校以及私人培训机构等。农民工人数众多，哪些人需要培训，需要什么样的培训，因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难以充分发挥各培训部门的主导性作用。政府对于农民工培训没有详细的统计，更是难以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二是政府尚未完善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法规。政府要建立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法规，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保驾护航。政府还要从宏观层面规定农民工培训的领导机构、经费来源等，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保障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长期有序开展。三是地方政府没有建立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应以当地经济发展为依据，制定地方性法规，将农民工培训纳入税费优惠和奖励政策，并制定详细的培训标准，规定相应的培训内容，使农民工培训工作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四是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监管力度不够。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补贴监管机制，并及时对农民工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对于培训效果显著的机构要给予相应的奖励，而对于培训效果不好的机构，要及时取消其培训资格。

2.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层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培训缺乏职业规划的指导。在微时代环境下，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有限，难以对经济发展和未来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农民工已经知晓掌握技能的重要性，但其对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型人才，自己要学习什么技能，以及培训结果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怎么获得这些技能更是存在认识不足、无处问询、无人指导的现象。二是农民工的支付能力有限。农民工的生活条件虽然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其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培训支付能力有限。此外，微时代环境下，教育培训的内容和要求都有所提高，教育培训的设备成本和费用随之大大提高，这给农民工培训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3.微时代环境下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一是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培训机构的硬件普遍不足。传统教育培训的硬件不能适应新时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发展要求，一些专业的信息化传输设备价格昂贵，更新速度较快，大部分农民工培训机构存在无力购买、不能及时更新的问题。信息化时代对于网络传输的要求比较高，实现信息化教学离不开这些硬件设备。通过调查可以发现，有政府支持的培训机构硬件设备比较好，而没有政府支持的培训机构硬件设备则相对较差。二是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培训机构的软件建设相对不足。农民工培训的软件建设包括师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在微时代环境下，对教师知识层次的要求也大幅提高，教师既要掌握丰富新颖的教学内容，又要使用适合微时代的教学方法，这些都与传统教学相差很远，师资力量薄弱严重制约着农民工培训的有效开展。在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培训机制只有创建适合微时代的教学管理模式，才能实现最佳的培训效果。

三、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特点和优势

1.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教学手段更先进。随着微时代的来临，微博、微信等软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促使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教学手段有所改进。电脑、手机等新媒体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得培训机构利用多媒体技术大规模培训农民工成为可能。这些新媒体工具具有移动性和便携性的特点，使得农民工的培训学习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学习。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声光电技术使得教育培训中出现大量的图文和视频，教学内容传输从文字、图片向声音、视频转变，教学形式也更加形象和生动，教育培训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先进的教学手段创造了人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教育权利的公平。

2.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教学内容更多元。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教学内容体现出“多”“快”“好”“省”的特点。“多”是指多媒体技术可以提供海量的資源，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教师和喜欢的课程，也可以通过网络与教师进行互动和答疑。“快”是指教学内容更新快。微时代的信息传播优势之一就是时效性，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内容也要及时更新和发展，从而符合企业和农民工的需求。“好”是指教学内容优质、可靠和真实。“省”是指教学内容网络传播的低投资和低成本，使人们平等地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消除了传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实现了教育的平等。

3.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教学方法更新颖。在微时代环境下，学习的情景不再是黑板和粉笔、教师和教室，学员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由的学习。在微课堂中，教师和学员具有平等的话语权，教师不再是控制者，而是服务者，教师要充分尊重学员的社会性和自主性，自觉打造平等、开放、和谐的教学氛围。先进的教学手段也会带来教学方法的改进，图文声光视频的传输，网络语言的简洁、诙谐、幽默和形象，促使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教学方法更为活泼，更具有趣味性，学习起来轻松自然，更适合农民工的个性化学习。

4.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教学管理有所创新。在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在虚拟空间组成教学共同体，这与传统的班级教学完全不同，必须创建合适的教学管理制度，适应新的教学模式。例如，共青团广东省委开展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圆梦100”取得的经验，应予以借鉴。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微课堂由学业导师、人生导师、班主任助理、学习助理组成教师管理团队。学业导师一般由高校网络教室担任，负责农民工教学工作;人生导师由各界精英担任，负责实践教学和人生指导;班主任助理由各级团干部组成，负责农民工的学习管理和生活指导;学习助理由高校研究生组成，负责辅导农民工的课程学习、制订学习计划等。微时代的教学工作还要建立班级集体管理制度和学员考评制度。班级集体管理制度由班长、管理员和骨干学员组成班委会，开展班级活动，实现班级的自我管理。学员考评制度则是通过自评、互评和班委会评定等方式，评选优秀学员和优秀教师。

四、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教育培训策略

1.成立微时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新机构，统一领导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一是进行部门整合，成立农民工教育培训机构统一领导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该机构要对接受培训的农民工进行统计备案，形成农民工信息资源库，并利用双分法对农民工进行分类，即通过分类和分层两个维度对农民工教育与培训进行协调考虑。二是政府应制定完备的职业教育法规，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走向法制化道路。政府要出台基本的法律法规，构建农民工培训的体系框架，确定由谁来主导农民工教育培训，谁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体，并明确培训资金的来源保障和监管问题，从而保障农民工培训的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则依据本地的经济发展，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目的，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将相关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奖励政策等纳入法律体系，并对农民工的子女入学、就业权益保护、入户政策、购房政策等进行明确规定，鼓励农民工进行自主培训，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

2.成立行业委员会，打造微时代农民工培训的新主体。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教育培训中，行业协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行业委员会，由该行业的企业和知名人士组成。政府可以授权行业委员会指导农民工教育培训业务，并制定培训教材、行业培训标准、颁布培训大纲、设立考核体系，从而实现农民工培训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农民工教育培训要实行考教分离，具体的培训任务交给培训机构，考核任务则保留在行业委员会，行业委员会可以根据考核结果对培训机构进行相应的补贴与奖励。

3.构建微时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新平台，促进培训机构的共同成长。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非常快，行业委员会要经常开展培训机构的交流活动，使这些培训机构负责人的思想走在时代前列，促进农民工教育培训新平台符合时代的需求。行业委员会要利用新媒体技术对培训机构进行改造，以适应微时代农民工培训要求。一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硬件设施的改造。行业委员会要选择一部分优质的培训机构，对他们的教学设备进行更新，以适应微时代农民工培训的发展要求。二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软件的升级改造。行业委员会要指导培训机构的师资培训工作，着重加强行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指导，从而有效提高培训机构的师资水平。

4.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为微时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注入新动力。一是利用电子职业教育券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进行补贴。发放电子职业教育券可以将培训者的主体作用弱化，使农民工做培训的主人，为其提供更多的相互交流、磋商的机会，从而形成合理的认知。农民工从被动地接受培训转变为主动地进行培训选择，实现了培训理念的创新。二是利用微时代的评价考核机制进行监督。微时代的培训学习都有网络学习痕迹，可以公开地进行评价。政府应根据网络数据及时评价培训机构的教育效果，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和奖励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在微时代环境下，农民工培训的优劣很容易分辨，学习人数、考核结果、评价结果都是公开透明的，这也给培训机构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动力，政府据此进行资金监管将会取得显著的监督效果。

[参考文献]

[1]聂黎生.移动学习——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发展趋势[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6）.

[2]候宜辰，孔垂海.论运用微博课堂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可行性和基本思路[J].经济师，2014（5）.

[3]龚丽娜.手机移动学习：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新途径[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4]李军刚，王巍.论政府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责任与作用[J].成人教育，2012（6）.

[5]陆俊杰.“双分式”农民工教育与培训的内涵及实施[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4）.

[6]李彦燕.运用职业教育券培训农民工的可行性研究[J].中国培训，2009（9）.

作者：董英山

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篇3：

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主体的博弈与抉择分析

作者简介：赖涪林(1956- )，男，四川成都人，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付春（1973- ），女，贵阳永顺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肖升生（1985- ），男，江西吉安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

摘 要：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资助用工企业提供通用型农民工教育培训是最优选择，但也存在助长用工企业“搭便车”和滥用“人口红利”等风险。为了兼顾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供公共产品的目标函数，建议政府选择同时资助农民工和资助用工企业构建农民工教育培训风险分担机制，并激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多方资助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关键词：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主体；博弈；抉择

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参与主体的目标及影响目标的因素繁杂多歧，缺乏共同的交集和相互的匹配性。其中政府与其他参与主体的目标函数存在本质的差异，即政府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并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是基于社会责任和外部性矫正的目的，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因此本文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分析，将政府资助作为外在的条件，主要以农民工与用工企业之间的博弈为考察对象。

一、用工企业与农民工的基本博弈关系

为了便于分析，建立模型时不考虑地方政府直接提供教育培训、不同企业的不同用工类型，以及培训内容、培训渠道和培训时间等其他影响农民工参加培训意愿的因素，并规定在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的博弈中，不管是企业选择不提供教育培训还是农民工选择不参加教育培训，都视作退出博弈。此外，本文的分析需要满足以下假设条件：一是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同质性，即农民工的自身条件是外在因素；二是博弈双方了解彼此的收益，即信息完全对称；三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均可货币化；四是各方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效用)的最大化。

根据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实际状况，可从中整理出用工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如下博弈顺序和可选择策略：即首先由用工企业选择提供通用型、专用型教育培训或全类型（即同时提供两种类型的）教育培训，然后由农民工在接受教育培训后选择守信或违约（即参加教育培训后毁约“跳槽”，这里的“约”并不仅仅局限于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合同文本），第一轮博弈即告结束。图1显示了这一博弈关系的基本情况。模型中博弈方1代表用工企业，博弈方2代表农民工。

为便于分析，用工企业与农民工在教育培训博弈中的经济关系可用如下符号表示：

（1）教育培训项中用工企业承担通用型成本C₁、专用型成本C₂；接受通用型教育培训后农民工创造的效益r₁、接受专用型教育培训后农民工创造的效益r₂。

（2）通用型教育培训项中农民工承担成本C₃、专用型教育培训项中农民工承担成本C₄；通用型教育培训后农民工的工资增额ω₁、专用型教育培训后农民工的工资增额ω₂；通用型教育培训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量z₁、专用型教育培训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量z₂。

根据用工企业和农民工在教育培训博弈中的经济关系，在不考虑政府资助的情况下，用工企业和农民工选择不同策略所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可以用矩阵1来表示：

从上述博弈关系中可以看出，在第一轮博弈过程中，只要农民工选择违约，用工企业就只有付出而没有收益，而农民工不管参加通用型培训还是全类型培训违约都仍然能够有收益，只要其收益大于农民工付出的成本（不考虑其他违约成本），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就存在违约的可能性；当企业提供专用型培训时，农民工违约无法获得收益，还要付出成本，一般不会轻易选择违约。因此进入第二轮博弈时，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尽量选择不提供培训,或者只提供专用型培训，或者通过提高农民工支付的培训成本以及制定各种惩罚性措施来提高农民工的违约成本。

对于农民工而言，不管是选择守信，还是选择在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参加通用型培训和全类型培训以后违约，都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选择违约的收益高于守信收益（即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或更好的劳动条件等），则农民工必然选择违约；如果企业只提供专用型培训或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农民工支付的培训成本和违约成本，则农民工还可以在第二轮博弈时选择退出培训。

实际上，农民工选择不参加培训或培训后违约，主要是不利于农民工的用工制度造成的。劳动密集型用工企业滥用“人口红利”，只想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把各种社会保障和其他的劳动人口再生产成本都推给社会和农民工自身去承担，造成了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在这样的用工制度安排下，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和农民工素质的缺陷使他们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农民工只好选择不参加培训或者培训后违约。此外，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意义认识不足，培训内容、培训渠道和培训时间等的限制，都会降低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二、政府资助与博弈关系的改善效果

为了矫正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的巨大外部性问题，弥补用工企业和农民工教育培训积极性低的缺陷，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我国政府积极介入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过程，成为农民工教育培训博弈的第三方。不少地方政府直接出资建立培训机构或委托商业性培训机构向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但政府直接提供教育培训既会降低教育培训的效果，又会为用工企业、商业性培训机构和农民工“搭便车”提供方便，因此不宜提倡。由于农民工培训的直接受益者是用工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用工企业、商业性培训机构和农民工“搭便车”带来的损失，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资助用工企业、资助农民工，或同时资助用工企业和农民工等措施来影响用工企业和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抉择。以下分别分析在这三种资助条件下，用工企业和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抉择的变化情况。

为了便于分析，地方政府不同的资助条件分别用符号表示为：对用工企业提供通用型教育培训的资助、对用工企业提供专用型教育培训的资助；对农民工参加通用教育培训的资助、对农民工参加专用教育培训的资助。

（1）在地方政府选择资助用工企业的条件下：矩阵1需要改写为矩阵2：

矩阵2显示，由于政府提供了资助，即使农民工选择违约，用工企业仍然有收益。只要这种收益大于提供教育培训的成本，用工企业就愿意提供教育培训，但模型中农民工的博弈策略并不会改变。

（2）在地方政府选择资助农民工的条件下，矩阵1需要改写为矩阵3：

矩阵3显示，政府资助农民工对用工企业的策略并没有直接影响，只要农民工选择违约，用工企业仍然只有付出而没有收益。但模型中农民工不管参加哪一种培训都有收益，只要这些收益大于或等于农民工付出的成本，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就存在违约的可能性。可以说，政府资助农民工实际上加大了农民工选择违约的概率。

（3）在地方政府选择同时资助双方的条件下，矩阵1需要改写为矩阵4：

矩阵4显示，在政府既资助企业又资助农民工的条件下，即使农民工选择违约，用工企业仍然有收益，只要这种收益大于提供教育培训的成本，用工企业就愿意提供教育培训。对于农民工而言，政府资助同样加大了他们选择违约的概率。

作者：赖涪林 付春 肖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