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改革论文

摘要：自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8年8月超过1.9万亿美元，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会引起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迅速上升，改变我国货币供应结构；由外汇储备引起的外汇占款增加会使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加强；外汇储备的增长导致中央银行持汇风险和持币成本不断上升，影响我国的货币供给的稳定。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改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改革论文 篇1：

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及提升措施

摘 要：文章从新疆贸易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设计了新疆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客观权重组合的方式，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新疆贸易便利化的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根据贸易便利化等级评分以及权重分布，最终得出新疆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得分为3.188，处于“一般”水平，最后结合制约新疆贸易便利化提升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组合赋权;中国新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疆）对外开放进程逐步加快，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现已成为我国（新疆）经济社会中极其重要的部分。1978—2019年间，我国新疆对外贸易总额与出口额分别从2346万美元、937万美元增长至237亿美元、180.5亿美元，增幅分别超过1000倍和1900倍。但由于近两年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以及疫情对全球经济环境的破坏，我国新疆对外贸易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在当前严峻环境下探明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否得到提升等基本事实，已经成为目前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改善贸易便利化环境和制定贸易便利化提升措施的重要决策依据。

基于现有文献，学者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对贸易便利化的研究。首先是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内涵，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是在1923年的国际联盟会议中，随后关贸总协定予以拓展，世贸组织将概念简化为经济交流程序和贸易的一种形式。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将内涵定义为对影响跨境货物流动或增加流动成本的相关行政手续的简化，沈铭辉（2009）指出贸易便利化不仅包括货物流动的边境措施，还应该涉及到国内法规及新技术的应用;崔艳萍（2017）鉴于《1994年关贸总协定》中的定义，认为狭义上的贸易便利化即海关、过境手续、贸易程序的简化和协调，广义上还应包括国际贸易程序中的其他环节。其次是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及经济效应的分析。关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学者广泛采用Wilson（2003）的方法，基于港口设施、电子商务、规制环境、海关环境等四个主要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一些区域或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其中，马莉莉（2016）引入市场准入指标，并以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替代电子商务与口岸效率，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施锦芳（2019）和智慧（2020）考虑到当前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的不断发展，引入金融服务为独立的一级指标分别对东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对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王敏（2021）、庄博（2020）、蔡霞（2020）以及冯晓玲（2020）等分别借助贸易引力模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GTAP模型等针对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一带一路”和东北亚经济和产业发展等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鉴于既往文献研究，对贸易便利化的相关研究甚多，也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从总体上看，实证领域定量测度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分析提升措施方面存在不足，中国新疆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占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位置，因此亟需从省域视角把握新疆贸易便利化环境与水平提升障碍，为促进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进而为整体上提高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提供科学的发展建议。此外，鲜有通过组合赋权的方式，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索。

一、新疆贸易便利化发展现状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进步

在公路基础设施上，截至2019年底，新疆公路里程达194222公里，比2018年增长2.74%;在新疆众多县市中，74.28%的县市已通高速，二级及以上公路的覆盖率接近99%;公路货物运输作为最主要的货物运输方式，2019年公路货运量达到69290万吨，占总货物运输的70%，货物周转量达到801.76亿吨公里。

在铁路基础设施上，目前新疆铁路基本覆盖了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全境铁路通车里程达6839公里，位于全国各省市排名前三。2019年，铁路货物运输15188万吨，铁路货物周转量1772.44亿吨公里。新疆中欧班列开通后发展迅速，2020年突破9600列，屡创新高。新疆由于地域广阔，成为国内拥有运输机场最多的省区，数量高达21个，航线距离长达353954公里，居国内首位。2019年航空货运量达21.69万吨，比上年增长13.03%，同年航空货物周转量17940.47万吨公里。

（二）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8-2019年新疆在全国各省市中电子商务发展排名靠后，说明总体发展程度不够，但较高的发展成长指数，反映出新疆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广阔。截至2020年底，新疆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224.26亿元，尤其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实现121.5亿元，同比增长35.04%。

（三）通关环境不断改善

新疆由于口岸数量众多，一直致力于口岸通关环境的建设。为加速农产品快速通关，设置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2015年，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经济带10个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正式启动，持续推进新疆口岸“无纸化通关”建设。2016年新疆电子口岸正式上线，以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实现口岸通关“一站式”服务。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海关部门大力推进“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的通关模式，通过缩减通关时间，促进各口岸高效通关。通过一系列通關环境的建设工作，新疆通关便利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2020年新疆口岸货物进出口时间缩短至20.8h、0.48h，均超过全国通关平均水平。

（四）金融环境逐步改进

新疆金融业发展较国内其他地区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近年来新疆金融业坚持深化改革创新，2017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9-2030）》，明确规定新疆金融发展的新目标，通过相关措施推进新疆金融发展。2019年新疆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加，包括37类，数量增加至3164家，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3293.02亿元，贷款余额19960.11亿元。同年，新疆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015.31亿元，增长4.3%，为新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可供性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环境。

（五）政府环境有待持续优化发展

根据《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和《中国透明度报告》，我国新疆的排名均靠后，政府效率、政府工作透明度较低。在国家层面，法治政府要求政府工作要公开透明，因此我国一直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在地区层面，新疆细化制定了《自治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重点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旨在推进自治区政务公平公开，优化政府环境，促进贸易有序展开。

二、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

（一）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报告中的定义，贸易便利化的内容主要就是简化程序和手续，从而创造一个便捷高效的国际贸易环境。本文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新疆贸易发展的现状和《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相关规定，构建一套完整的新疆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并将针对新疆贸易的微观指标加入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明确新疆贸易便利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新疆贸易高质量发展。

（二）指标选取

根据《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及Wilson的指标体系构建思路，构建一个包括物流及基础设施环境、海关环境、政府环境和金融与电子商务环境四个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新疆地区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将指标体系细分为13个二级指标。与已有指标体系不同之处在于：鉴于新疆的口岸类型有公路口岸、铁路口岸以及航空口岸，分别加入了公路、铁路和航空基础设施质量三个指标;结合新疆对外贸易在整个经济体中的重要作用，添加了通关效率和海关信息及时性两个重要指标;考虑到金融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加入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可供性两个指标。就整个指标体系而言，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建设以及金融发展等方面考查了新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具体指标见表1。

（三）数据来源

公路、铁路以及航空基础设施质量、货物周转量、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金融机构的数量、互联网使用率和电子商务的交易额数据来源于2017-2020年《新疆统计年鉴》;进出口货物的平均通关时间和海关信息发布总数数据来源于乌鲁木齐海关;清廉指数来源于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度指数;政府效率以及透明度排名分别来源于2017-2020年的《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和《中国政府透明度》。

（四）研究方法

采用熵权法和专家打分法，利用模糊一致评价矩阵确定主客观权重，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价。本文综合考察四个一级指标对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影响程度的大小，计算过程参考黄正松（2018）如下：

本文采用模糊一致矩阵确定主观权重，首先根据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建立模糊优先关系矩阵B=（bij）m×m，设ui为每行对应的指标，uk为每行对应的指标，当ui优于uj时，bij为1;当ui劣于uj时，bij为0，当ui等于uj时，bij为0.5。

将模糊优先关系转化为模糊一致矩阵R=（ri1）m×m，ri，r1为第i、1行的和。

通过方根法计算出主观权重wi。

本文通过熵权法确定客观权重，主要过程如下所示：

首先假设评价对象为1个，评价指标为i个。此时构建矩阵B=（r）i×1。

其次进行归一化，计算出第i个指标的指标值比重Pi1：

计算第i个指标的熵值ei。

计算第i个指标的熵权ui。

最后对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采用均值法获得组合权重wi;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就是在处理不容易进行的量化分析时，利用模糊数学为理论基础对评价性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分别将四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评价矩阵及其权重集进行合成;其次，将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矩阵与权重集进行合成，形成每个等级的综合隶属度矩阵;最后将综合隶属度矩阵与构建的评价集进行合成得出最终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五）便利化水平测度

根据实际情况，本文将测度评价分为5个等级，即S={s1，s2，s3，s4，s5}，评语集：{很高，高，一般，较低，很低}，分别对应于分值5、4、3、2、1，分值的高低反映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指标权重的确定具有主观赋权、客观赋权以及组合赋权三种方式，主观赋权方法主要依据专家经验或者评价者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认知情况来确定指标权重，主要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等等;客观权重的确定则主要通过对指标数据的计算获得。本研究中，为避免单方面主观或客观因素对评价对象的不利影响，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通过专家打分法邀请9位来自于海关、金融机构等部门的专家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评分来确定主观权重，采用熵权法来确定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客观权重。在此基础上选择客观权重和主观权重的均值作为组合权重，得出最终权重如表2所示。

对上述各指标进行模糊合成，可分别得出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物流和基础设施环境的评价为X1={0.1336，0.3865，0.1160， 0.1396，0.1703}，海关环境的评价X2={0.4587，0.2079，0.0627， 0.1111， 0.1595};政府环境的评价为X3={0.2010，0.2938，0.1790，0.1458，0.2951};金融与电子商务环境的评价为X4={0.0852，0.2502， 0.2509，0.1694，0.2473};将各一级指标与其对应的权重集进行合成后可得Y={0.2144，0.2889， 0.1525，0.1418，0.2193}，将该综合评级集与对应的评语集进行合成后可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贸易便利化得分为3.188。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得出各二级指标的评价等级，如表3所示。

（六）实证结果分析

文章运用了模糊综合评價模型，通过赋予各级指标一定的权重，对新疆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通过各二级指标的评价等级可以看出金融与电子商务环境的一级指标等级最差，其次是政府环境，分别有3个和2个较差的二级指标。在物流与基础设施环境中，航空基础设施质量等级评分较低，通关环境等级评分整体处于一般水平。在政府环境中政府清廉指数和政府透明度指标处于较低水平，政府效率低下阻碍新疆贸易便利化;在金融与电子商务环境中，金融服务的可供性、互联网使用率以及电子商务交易额三个指标处于较低水平，反映出新疆金融发展对贸易的支撑力度不够。在物流与基础设施环境中在新疆机场数量众多，但机场密度偏低，一直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50%。（2）新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出的最终得分是3.188，处于一般水平。要推进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从较低评分的方面入手。

三、制约新疆贸易便利化提升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知，新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不高，新疆贸易便利化发展依旧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参考新疆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文献，并借鉴权威组织构建的贸易便利化体系以及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新疆的贸易便利化还存在以下障碍。

（一）航空货物运输质量难以满足相关需求，机场密度较低

新疆温差较大，航空货物运输呈现出很强的季节性，航空货源品名构成比较单一，虽然近年来持续强调航空货物运输的重要性，新疆也在持续加强机场的建设工作，但新疆的航空货物运输质量及相关服务仍不能满足新疆航空货物运输的现实需要。虽然机场数量多达21个，但新疆机场密度不足全国机场密度水平的一半，乌鲁木齐国际机场也时刻面临资源紧张、容量趋于饱和的制约。

（二）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对贸易便利支持程度低，电商发展人才匮乏

新疆地区的金融体系发展与一些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比较明显，特别是对于外向型经济而言，金融体系对新疆地区的口岸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口岸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部分口岸只能在相对较低的金融服务水平下运作。另一方面，新疆的南北部金融发展也不均衡，南疆的基础设施发展具有滞后性，是新疆金融业发展的“短板”。

新疆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向好，但整体水平偏低。根据《新疆电子商务发展研究报告》（2020）的资料显示，目前疆内企业中电子商务的开展只占45.6%，多数企业仍未接触电子商务活动。其中制约电商发展根本原因就是电子商务人才的匮乏，此外新疆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待完善，难以满足新疆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要求。

四、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货物运输质量

航空運输在我国新疆打造区域性交通枢纽中作用突出，是我国新疆扩大对外开放进程，推动我国新疆发展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加强航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各方的努力。首先，国家应当加强对新疆航空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以货运为主的机场建设，同时对地方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我国新疆要充分利用好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机遇，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实现贸易通道畅通，解决重要路段畅通问题，打通更多我国新疆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洲腹地的空中要道。根据对外贸易需求，推动我国新疆机场建设工作，适当加大运力投入，完善航线网络，提高物流和通关效率，实现我国新疆对外贸易的便利畅通。

（二）推动政府及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培养专业人才提高互联网服务水平

新疆应当紧跟国家政策规定，促进相关贸易政策的落实，加强对贸易相关过程的管控力度，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对公务人员的监管，同时在相关工作中，政府应当及时高效地解决相关问题，做到整个贸易过程有法可依，贯彻落实法律规定，保障贸易在法治环境中平稳运行。我国新疆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带，为服务贸易活动的高效展开，应牢牢把握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地位，不断加深金融对贸易活动的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实现对新疆金融发展的精准支持，促进高质量发展条件下对新疆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此外，要紧抓电商产业，推动创新发展，注重电商人才的培养，弥补运营、创新、技术等多方面人才的缺口，发展跨境电商，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新疆贸易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莉莉，协天紫光，张亚斌.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测度及对中国贸易潜力影响研究[J].人文杂志，2016（9）：40-49.

[2]施锦芳，吴琦.东北亚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影响的经验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9（5）：95-103.

[3]智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影响研究[J].经济纵横，2020（6）：115-128.

[4]冯晓玲，姜珊珊.东北亚区域内贸易便利化提升的经济效应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20（12）：134- 143.

[5]王敏，吴晓芬，邓建高，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J].统计与决策，2021（5）：104-108.

[6]蔡霞.“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对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7）：148-151.

[7]庄博，洪晨翔.CAFTA框架下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上海管理科学，2020（5）：8- 15.

作者：付立娇　汪晶晶　王岩阳

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改革论文 篇2：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下稳定货币供给的对策建议

摘 要：自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8年8月超过1.9万亿美元，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会引起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迅速上升，改变我国货币供应结构；由外汇储备引起的外汇占款增加会使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加强；外汇储备的增长导致中央银行持汇风险和持币成本不断上升，影响我国的货币供给的稳定。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快速合理地进行我国货币政策的内部协调； 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放松外汇管制，拓宽外汇储备使用范围； 严格控制国际短期套利资本（热钱）的流入，维护外汇储备安全。

关键词：外汇储备；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热钱

1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1）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会引起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迅速上升，改变我国货币供应结构。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基本上通过国内信贷来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仅占很小的一部分，约为26.4%。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连续数年出现“双顺差”现象，而且顺差数量不断扩大，面对着外汇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中央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避免过度升值，被迫买进大量外汇，这部分被迫买进的外汇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大大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外汇占款由1994年的26.4%增至2006年的89.3%，导致我国货币供给迅速上升。为了将基础货币投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外汇冲销的货币政策操作手法，即在外汇市场上收购外汇的同时，在公开市场上购回基础货币或相应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或再贴现，进而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果是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投放传统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到2006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比重达到了89.3%，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绝对的主渠道，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我国货币供给的结构。

（2）由外汇储备引起的外汇占款增加会使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加强。外汇占款是中央银行为收购外汇而投放的资金，对于这部分以外汇占款形式增加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只能被动接受。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越大，我国货币供给就具有越强的内生性。这是由我国1994年初起实行的强制结售汇制而引起的，它从制度上强化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外汇结售汇制度，外汇进出都要经过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售汇，我国的外汇储备与外汇人民币占款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在外汇储备激增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导致了外汇渠道货币发行比重的提高，强化了本国货币制度对外汇储备和可兑换货币的依赖程度，使外汇渠道的人民币发行成为刚性，这无疑从体制上强化了我国货币发行的内生性，大大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

（3）外汇储备的增长会导致中央银行持汇风险和持币成本不断上升，影响我国的货币供给的稳定。国际储备可以维持对外支付能力，必要时可以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抵御国际游资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但这决不是说外汇储备越多越好。一方面，中央银行担负着保管运营巨额外汇资产的任务，并且我国外汇储备币种单一，以至于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外汇风险。从结构上分析，目前我国的外汇资产主要是以美元资产为主。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推测，2004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的近似组合大体为：美元70%、欧元15%、日元10%、英镑5%。2005年9月底，美元比例降低至60%，但是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重依然很大，而且很大程度集中于美国债券上。总体而言，我国的外汇储备币种单一。美国经济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质量。美元一旦严重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就面临着大量缩水的风险，这无疑也会影响国内货币市场的稳定，并可能进一步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自己赚的钱借给别人使用，像我国的外汇储备就用于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除此之外还是有大量的闲置的外汇储备，正是有此撑腰，国家才可能做出慷慨地给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之举，问题是在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用注资这种增发货币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方法，无疑会扩大人民币的供给量，这样可能会使通胀压力更大，进而引发货币危机。

2 稳定货币供给的对策建议

2.1 快速合理地进行我国货币政策的内部协调

我国货币政策的内部协调，包括本币政策与外汇储备政策协调和外币政策与外汇储备政策协调两个方面。我国货币政策的内部协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创造条件、不断优化的动态过程。

（1）货币政策工具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①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灵活的传导机制

首先，建立基准利率的浮动制度，完善中央银行利率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又一重要步骤，有利于逐步提高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能力；有利于理顺中央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利率关系，提高再贷款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有利于再贷款利率制度逐步过渡到国际通行做法。其次，改变贷款利率计结息办法，引导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建立商业银行对央行利率调整的正向反应机制。贷款计息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纠正以往存款利率固定不动、贷款利率按年变动的不对称性。再次，加快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步伐，促进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最后，择机决定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范围，逐步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利率，直至降到零。要正确引导市场利率预期，使市场利率走势尽可能反映央行一段时间内的货币政策意图。

②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中央银行票据是我国公开市场除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外的第三大交易品种，也是与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并驾齐驱”的公开市场三大操作工具之一。央行票据发行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交易方式为现券和回购，同时作为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工具。央行票据的发行，增加了央行对操作工具的选择余地。

（2）推进外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协调——实施多元化外汇储备结构。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优化外汇储备的构成，适当调整各种资产组合，推进外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协调，特别是调整美元的比例尤為重要。目前，世界总储备中约有67%（2.81万亿美元）是货币资产（其他为非货币资产）。货币资产中约有1.87万亿美元（66.5%）是以美元计价，欧元为25%，其他两种比例较大的货币为日元和英镑。对我国外汇储备作结构调整，就是开始减持美元资产储备，在官方外汇储备中增加以其他货币计价的资产，如欧元、日元和英镑，尽可能地保持多元化的货币资产，以分散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及其他风险。

2.2 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持续的贸易顺差是我国高额外汇储备形成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对外贸易迅猛发展，贸易环境不断优化，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2004年5月-2006年10月连续30个月实现贸易顺差，累计达2790.37亿美元。这成为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直接原因。但我国以巨额贸易顺差换得的外汇储备激增，是在国内居民需求不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的背景下实现的。在换取巨额资金的同时，我国也付出了大量出口资源类初级产品以及资源和环境的高昂代价。

我国的顺差所导致的外汇储备的高额增长，与美国的表面逆差而实际上的顺差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高级经济事务官李月芬撰文指出，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使得国际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无国界；另一方面，组装、加工中心也让中间商品的交易异常频繁。2003年，美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达到33830亿美元，而同年美国本土出口额仅为10040亿美元，不足海外附属企业销售额的1/3。跨国子公司的销售不包含在母公司所在国的贸易差额中，相反它们却被记入FDI东道国的GDP和贸易差额数据之中。这就是当前贸易差额统计体系的荒谬所在。近十几年经济迅速全球化，完全打乱了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沿用至今的这一套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段话确实令人深思。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实现的这3.38万亿美元的销售额不但不记入其出口，返销美国的部分产品还算作美国的进口，可见美国的巨额外贸逆差其实是个假象（2005年为8049亿美元），是传统的统计制度掩盖了人们的耳目，扭曲了事情的真相。据2005年3月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报告，2004年美国公司在海外盈利高达31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可见，美国在外贸赤字的表面现象下得到的巨额实惠都被掩盖起来了。如果考虑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关联方贸易以及中间产品交易双重记录的影响，中美双方贸易的逆差就会大打一个折扣。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则能全面地揭示国际贸易关系的真实面貌。

2.3 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放松外汇管制，拓宽外汇储备使用范围

首先，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了使汇率能够真正发挥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目前必须改革我国目前以结售汇制、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央行外汇头寸限额管理为中心的汇率形成机制。由于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越强烈，国际收支顺差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冲击作用就越小，因此尽快实现从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转变，藏汇于民，建立多元持汇主体，使外汇市场供求真实反映企业生产和经营需求，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实行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减缓央行对冲操作压力。

其次，适度适时放松外汇管制，分散外汇储备的经营风险。在国家保持适度外汇储备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松我国外汇管制政策，改革外汇帐户管理。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进行外汇投资产品创新，建立健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积极推动QDII开展境外投资业务，开拓国内居民投资者分享国际金融市场成长收益的适当途径。

最后，加大外汇储备营运力度，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加大外汇储备营运力度，一是要改变单一债券投资方式。多币种债券的分散投资将是规避风险和增加收益的一个可行选择。二是根据各国银行及其利率变化趋势，向利率高的银行存储，并规定必要的最高限额，实现存款银行多元化。三是做国际短期拆放，参加银团贷款，办理票据贴现。四是采取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交易、外汇期货交易、购买大额可转让存款证（CD）等方式买卖部分外汇储备。五是参加国际外汇保险保值。六是尝试由国际专门理财的管理公司代管。

2.4严格控制国际短期套利资本（热钱）的流入，维护外汇储备安全

（1）建立健全对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动态检测体系。

首先，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尽快改进金融机构境外资产负债及损益、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对外期货期权等交易的申报工作；逐步优化国际收支申报数据的来源，通过与银行的数据接口，直接从银行账务处理系统中采集数据，从根本上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建立国际收支的预警模式，进一步提高利用国际收支申报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的能力，实现决策方式从静态、孤立、缺乏全面信息支持向系统、动态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的分析方法的转变；其次，加强外汇账户统计监测；再次，健全外债（资）统计监测；最后，加强外汇交易统计监测。

（2）完善出口收汇监管手段，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首先，尽快实现“电子口岸”出口收汇核销系统与银行联网；其次，加强对外汇账户的管理；最后，对过去形成的逾期未核销，要区分原因，对确实不能收汇的情况，予以定性处罚；对新出现的逾期未核销，要缩短处理的周期，该罚则罚，不能再一味强调收汇而不管外汇来源，应确保出口收汇的真实性。

（3）完善居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

取消收汇管理方面过于繁琐的限制措施，摒弃难以辩认真实性或随意性较大的单证审核规定，加强机构联动管理效力。

（4）加强和完善非居民外汇收支的管理。

首先，完善法规。尽快出台《非居民外汇收支管理办法》，规范非居民在境内的外汇收支行为，明确其结售汇等审核规定和数额限制，使外汇管理局和银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法可依，准确操作；其次，加强对银行的监管。非居民个人外汇收支活动离不开银行，银行是必经的通道，管理的重点是银行，可考虑将外汇指定银行吸收非居民存款纳入外债管理之中，比照外债管理办法，由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定期登记管理，并向外汇管理局定期报送登记表，便于外汇管理局对非居民个人存款情况及时了解、掌握以及跟踪管理；再次，加强对非居民个人外汇收支银行账户的监管；最后，完善非现场监测体系。

（5）加强对资本项目外汇收支的管理，防备短期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冲击。

其一，严格控制短期性外资流入；其二，严格限制资本项目的借汇；其三，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政策工具实施对短期国际资本的风险控制；其四，利用税收政策限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资金结构，控制短期资金以达到有效目标；其五，严格收支凭证的审核和法人负责制。要防止利用境内外母公司和子公司及关联公司之间的财务关系进行资金的投机炒作，严格收支凭证的审核和法人负责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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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文培

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改革论文 篇3：

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现实差距与实现路径

摘 要：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把我国建成贸易强国的宏伟目标，旨在提升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实现我国产业升级。中美贸易战，就说明了中国不能止步于贸易大国，必须要加快贸易强国的转型。本文从贸易强国的内涵与指标体系等方面概述了我国和贸易强国之间的差距，同时分析了我国和贸易强国存在差距的原因，并从健全对外贸易法律体系、构建全面系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完善支撑外贸强国的财税金融政策等八方面提出了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途径。

关键词：贸易强国；指标体系；现实差距；实现路径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并进而提出了包括制造强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文化强国等具体目标，在对外经济领域提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明确要求。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同时面对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了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目前，中国对外贸易间接或直接的提供了1亿多个就业岗位，税收比占全国的20%。因此，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实现我国产业升级、提升综合国力的坚实基础。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与指标体系

（一）国际贸易强国模式的特点

贸易强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强、对外贸易质量效益好、在国际市场拥有重要产品定价、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通过对一些贸易强国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总结出贸易强国基本具备以下8个特点：（1）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具备健康的营商环境，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具有关键性作用。比如中国进口棉花，把它加工成衣服就按定单卖给美国了，但美国在卖出这个衣服时贴的是人家的牌子；同样的质量，中国的非名牌只能卖200元，美国的名牌就能卖800甚至1000元。（2）在对外贸易总量上遥遥领先，关税价格优势明显。2016年美国的货物贸易总额达到3.706万亿美元，中国为3.685万亿美元，但美国是世界第一进口国，其进口关税价格普遍低于其他国家的优势明显。如中国汽车进口的平均关税为20%，美国只有5%。（3）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在对外出口的产品中比重最大。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2000亿美元的芯片，而且连续多年位居单品进口第一位，2017年更达到历史新高的2601亿美元。赛迪研究院数据统计，在2017年世界前20半导体企业中，美国企业占了13家，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合计是667亿美元。其中，高通、博通、美光有一半以上的市场销售额是在中国实现的。（4）对外出口产品科技程度高，处于产业链的最顶端。例如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汽车产业及电子信息产业的对外出口，这些产业科技具有科技含量高、紧密程度高的特点。（5）对外贸易获取的利润值较大，出口产品的增值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美国的苹果手机，据悉，苹果手机的净利润率达到了38%。（6）对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力，特别是在与自身有重大利益相关的规则、标准、大宗商品定价的决定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参与决策权。美国在诸如黄金、白银及其它大宗商品上，具有充分话语权与定价权。（7）拥有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企业。2017年世界500強企业中，美国上榜的有132家公司，日本有51家，中国有115家。（8）贸易投资融合化发展，通过对外投资驱动贸易发展、获得更大贸易利益。美日等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的形式，核心技术保留在本国的做法，攫取了大量超额利润。此外，美国、日本、德国在成为贸易强国的同时，凭借经贸等综合实力，其货币也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硬通货”。

（二）国际贸易强国的指标体系

笔者对贸易强国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包含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110个。一级指标包含经济基础、对外贸易、国际投资、创新、国际货币金融、营商环境和国际经贸规则七个部分。按照指标计算可以得出，2014年中国贸易强国指数为28.62，相较于贸易强国标准的贸易强国指数52.88依然存在明显的差距，相比于具有贸易强国指数75.76的美国、44.96的德国和36.58的日本都落后了比较大的距离。从贸易强国的一级指标测度值可以看出，中国在经济基础、对外贸易、国际投资、创新、国际货币金融、营商环境和国际经贸规则等7项一级指标的得分都比贸易强国标准要弱。根据贸易强国的二级指标测度值，可以看出中国在贸易规模、登记财产两个指标的测度值相较于贸易强国标准的测度值优势明显。和贸易强国标准的测度值比较持平的是中国在产业结构、研发投入等指标的测度值，而在贸易竞争力、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创新成果、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投票权、营商环境中的电力与信贷获取、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度与主导权等方面，与贸易强国标准的测度值仍然有较大差距。

二、依照贸易强国标准中国尚存在较大差距

目前，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在世界分别排名首位和第二位，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新的外贸发展格局。在外贸优势不断明显的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结构，同时存在着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外贸大国主要源于国内产业化结构不断调整，原因就是国际产业不断向中国转移，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增长，而国内本身的生产动力欠缺，质量效益没有提升。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差距：

（一）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有待夯实

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20%，居世界首位，但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大却不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2%。仅拿汽车产业来说，2015年中国轿车出口平均单价仅是美、德的19.7%和15.1%；而轿车进口平均单价是美、德的1.85倍和2.22倍。与此同时，中国服务业生产率仅为美国的8%，服务贸易进出口仅为美国的57.5%，且逆差较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贸易条件指数为85，美国为100.3，德国为99.7，日本为88.3。因此必须夯实贸易的产业基础，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二）贸易主体还需进一步壮大与优化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主体企业有110多万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为2.23万家和100.3万家，外资及我国港澳台资企业5.94万家。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外资及我国港澳台资企业占对外贸易主体企业的7.3%，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2.8%；而美国对外贸易主体中占比约1.7%的大型贸易企业，货物出口占比67%，进口占比69%。二是从跨国公司数量来看，2014年中国大陆入围全球非金融领域跨国公司100强的企业数仅为3家，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有23家、10家和10家。中国跨国公司盈利能力和跨国经营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入围2015年度《财富》500强的94家中国大陆企业中16家出现亏损，占亏损企业总数的30%。全球前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67%，中国前100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13%左右。

（三）外贸内生创新发展能力有待提升

中国对研发投入资金比重较低，2014年投入占GDP比重为2.01%，相比于美国的2.81%、日本的3.51%、德国的2.81%要低。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占全球比重仅为0.03%，而美国、日本、德国的比重分别为6.13%、1.73%和0.65%。中国许多出口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方手中。2015年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57.7%由外资企业生产，47.5%是加工贸易出口；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70.5%由外资企业生产，63.1%是加工贸易出口。

（四）外贸发展的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与贸易强国相比，中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水平仍然较高。来自WTO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最惠国平均关税水平达到7.6%，而美国为2.7%，德国为2.1%，日本为2.4%。从非关税措施看，中国除保留部分产品进口配额管理和进口许可证管理外，在政府采购中存在较多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政策。同时，通关手续的复杂和不便利以及进口税费的存在都拉高了中国进口产品价格。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中贸易便利化指数，从国内外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运输设施、信息通讯技术使用以及运营环境等方面对全球138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中国是第54位，而美国是第15位、德国是第10位、日本是第13位。中国与贸易强国差距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存在较高的非关税壁垒。2015年中国货物出口放行时间为21天，而美国仅为6天。

（五）外贸发展的金融支持有待加强

相较于主要贸易强国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要成为外贸定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还有很多道路要走。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只有2.47，而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指数分别达到了55.24、3.82和25.32。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为27.6%。2016年4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额中的比重为1.82%。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人民币汇率避险工具少，削弱了企业对外出口的积极性。

（六）参与国际经贸制度性话语权有待提高

目前，发达国家掌握了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尽管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成员，但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角色与贸易大国地位并不相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的国际经贸协议及规则制定以及主动设置规则谈判议题能力有待加強；二是以企业为主体参与的国际标准及规范制定的能力不足；三是尽管中国是大宗商品消费大国，如石油、铁矿石，但中国在国际上还未掌握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同时，国际经济治理实践中积极谋划和主动运筹能力有待加强。除了这些有形的差距之外，中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还存在一些困境乃至巨大挑战：作为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不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发达国家认同；作为后起贸易大国其崛起必然会受到现存贸易强国的阻滞；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时常受到意识形态等干扰，贸易问题经济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始终存在。

三、迈向贸易强国的路径

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推进，必须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把创新放在首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大，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将自身优势不断提升，同时寻求多渠道发展，扩宽新优势，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在保证贸易大国地位的同时加快贸易强国进程。

（一）健全和创新对外贸易法律体系

认真学习国际法、国际协议、区域性贸易协议的含义与延伸，提高国内对外贸易法律体系与其联系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可预见性。修改完善《对外贸易法》，尽早制定《对外贸易促进法》《服务贸易进出口条例》。完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抓紧研究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与气候立法问题，为中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建立与《信息技术协定》《环境产品协定》《贸易便利化协定》等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完善现有对外贸易救济相关法律；适时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并修改中国《政府采购法》，建立农产品补贴、标准化等与贸易有关的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等。

（二）构建全面系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外贸政策的创新

创造、培育、强化我国的贸易优势，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效途径就是构建和贸易强国相匹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进一步发挥关税与非关税政策的战略调节作用。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通过税率结构调整，提高进口关税的有效保护程度。优化设计出口关税品种，尽量减少出口限制的产品类别；能以国内税和数量管理措施代替的商品尽量不再设置出口关税。制定总体的、积极的、长期的应对非关税措施的战略规划，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创造更便利、更宽松的环境，灵活运用许可证、配额、原产地规则、海关估价、国际认证认可、技术性贸易措施（TBT）、动植物检验检疫（SPS）等非关税措施，研究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数据流动等新兴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使对外贸易政策最终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三）完善对外贸易强国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撑

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对出口产品征多少、退多少，完善出口退税分担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降低融资门槛，拓宽融资渠道。汇率调整既要考虑宏观经济形势的需要，也要充分考虑对进出口的影响，尽量稳定企业预期。扩大经常项目跨境使用，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稳步开展双边货币互换，推动增加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规模。力争与贸易强国同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

（四）实现“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双驱动的外贸创新发展

外贸发展创新主要是实现五化：商品服务结构高端化、贸易主体集中化、贸易方式自主化、市场结构多元化和规则标准主导化。着力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能力，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做强货物贸易的制造业基础，实现制造强国，抢占智能生产的制高点。推动传统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积极扩大装备制造业出口，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能力，做强服务贸易的服务业基础。积极促进贸易平衡，适度扩大进口，适时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国际贸易开放合作新平 台。加强与科技、产业政策协调，实现与知识产权戰略、标准化战略、品牌战略和服务与营销网络战略的无缝对接。大力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贸易、数字贸易以及服务外包，加快提升价值链贸易，构建自我主导的全球贸易价值链。

（五）增强企业在贸易投资中的跨国经营能力

形成一批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市场网络的本土跨国公司是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全面提升跨国经营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商签高水平的投资协定，推动制定多边投资规则。支持承接国际产能转移，鼓励外商设立地区性总部、研发中心等。制定差异化的支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政策，减缓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创新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提升“走出去”促进外贸发展水平。

（六）优化企业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营造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全面实施单一窗口和通关一体化，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推动实施收费正面清单。加快贸易通关改革创新步伐。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

（七）建立健全对外贸易保障与安全机制

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加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衔接。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紧密关注基础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有竞争优势产业的发展动态，完善相关领域的贸易救济措施。加强贸易救济规则制度建设。深度参与世贸组织贸易救济规则谈判，发挥多边组织的作用，变被动为主动，采取积极措施，全面维护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

（八）全面提升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

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拥有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要主动顺应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与重构的趋势，全面提升多边经贸治理参与度，积极参与信息技术、环境产品、政府采购等领域谈判。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和自贸区建设，加快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不断提升与大国双边经贸规则博弈能力，全力支持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和规范制定。推动中国由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旁观者、跟随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引领者，以期通过制度性安排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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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衡　任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