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

摘要：基于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的确立机理进行分析。《计划》政策的问题流由检测指标的变化、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和人大代表的提案、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节目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汇聚而成；政策流由政府官员的表态、相关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和相关利益者的积极参与构成；政治流由强烈的国民情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共同发展的政治气候组成。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村教育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村教育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 篇1：

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

摘要：在对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的现状，而政府作为农村公共服务单一供给主体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民需求，认为应建立和完善由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多元主体

政府财政的有限性使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是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公共服务惠及广大农民、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概述

（一）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涵义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在农村地区为满足农民的需要、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由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农村教育服务、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农村社会保障、农业信息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农业科技服务等。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要是指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不单单是政府一方，政府调整自己的职责和范围，将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农村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私营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或者由政府和其他主体合作提供，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农民的需求。

（二）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理论基础

1．公共物品理论。保罗·萨缪尔森（P.A.Samulson）指出，公共物品是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 [1]。准公共物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和服务。通常情况下，纯公共物品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可由私人提供，因为政府可以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并不一定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属于纯公共物品，这就需要由政府直接生产和提供，而农民教育培训、农业信息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准公共物品可吸收相关私营机构、社会组织等来生产。

2．治理理论。虽然学者们对治理理论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但在主要观点上比较趋同，具体来说，第一，治理意味着政府已经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承担者扩展到了政府以外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第二，治理中的权力运作方向发生了变化，从单一向度、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向上下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调的多元关系；第三，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网络组织，从事公共事物的共同治理；第四，政府治理策略和工具向适应治理模式要求的方向改变 [2]。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政府、私营机构、社会组织和农民自身都可以作为供给主体，通过多元主体的相互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

二、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

（一）供给总量不足

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总体状况是供给严重不足，这也是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虽然国家财政用于中国的支出不断增加，但仍没有改变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状况，提供的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一些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落后，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许多乡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没有达到标准；虽然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保障水平低；农村养老保险正在探索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农民的文化生活匮乏，大量乡镇没有设立文化站。

（二）供给结构失衡

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供给总量不足，而且供给结构失衡。一方面，一些农民需求较少的公共服务供给过剩。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在农村建设标志性建筑、达标设施，而这些服务不符合农民的实际需要，甚至造成资源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农民急需的公共服务没有供给或供给不足，如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农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等供给短缺。尤其是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因而见效慢，所以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

三、政府作为农村公共服务单一供给主体的困境

在中国，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最主要的供给者，市场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不大，这部分是由于农村公共服务中很大一部分是基础性公共服务，不能交给市场和社会提供。但对于非基础性的公共服务由政府垄断提供会造成效率低下、质量不高等。

（一）政府财政资源的有限性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步迈向全面小康阶段的过程中，不仅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且需求结构不断升级，从基本生存型需求逐步转变到发展型需求。另外，农民个体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不同农民群体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侧重也有所不同，比如，种粮农民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市场信息、农业技术等方面的公共需求表现明显，农村弱势群体、留守儿童则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 [3]。

（二）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低下

政府垄断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缺乏竞争机制的约束，此外，私营机构难以进入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还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这就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缺乏对比，难以评估，政府缺少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降低供给成本的激励机制，而且尚未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这就导致农民没有选择的权利和条件，只能被动地接受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的公共服务。

四、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

（一）农村公共服务的政府供给和政府职责

1．明确政府职责，加强和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供给。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主要提供具有重大性、根本性、长远性和基础性的公共服务，例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具有纯公共物品的性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必须由政府提供，否则会损害到社会公平。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体系，并不否定政府供给的重要性，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还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作用，以政府为投入主体。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制定合理的投入政策，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职责，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优先提供农村急需的公共服务，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优化供给结构。

2．加强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监督作用。第一，政府要完善各种法规制度。首先要制定准入制度，要以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形式规定其他供给主体可以进入的领域及应具备的条件等。每个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在供给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来约束各供给主体的行为，在准入、价格、安全标准、技术标准、投资规模等方面加以规范，确保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使农村公共服务走上法制化道路。第二，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在各供给主体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全过程中，政府要负起监督责任，特别是要监督检查公共服务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市场主体负责建设的项目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符合农民的需求等。

3．鼓励和支持各供给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一些其他供给主体可进入的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可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推动私营部门供给和拓展社会组织供给，使政府、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共同推动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这就需要政府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实行优惠措施，为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企业和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也有助于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

（二）农村公共服务的市场供给

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的过程中，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使企业也能够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来。企业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如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具有资金优势等，企业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既可以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又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供给方式多样，可以采取由私营机构提供、政府给予财政补贴或政策优惠的方式，或者采取政府与私人合作供给的方式等等，充分调动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服务、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等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各供给主体的优势互补。

（三）农村公共服务的社会供给

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信息优势、创新优势、灵活优势等，在一些领域里常常比政府做得更有效，能弥补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上微观管理的不足，与企业组织相比而言，能够兼顾公共利益。部分农村公共服务由社会组织来提供，不仅有助于缓解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而且也有助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在实践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希望工程。

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农民组织。农民组织代表农民的利益，服务于农民，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能够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发展农民组织，形成农民自治和农民互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促进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参考文献：

[1][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艾医卫，屈双湖.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8，(10).

[4]左宏愿.地方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多元供给[J].沈阳大学学报，2009，(3).

[5]陈世伟.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参与机制构建研究[J].求实，2010，(1).[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乔鑫

农村教育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 篇2：

多源流框架下《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议程解析

摘 要：基于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的确立机理进行分析。《计划》政策的问题流由检测指标的变化、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和人大代表的提案、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节目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汇聚而成；政策流由政府官员的表态、相关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和相关利益者的积极参与构成；政治流由强烈的国民情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共同发展的政治气候组成。在2015年6月这个关键时间点上，三大源流充分互动、积累、酝酿，进而促成《计划》政策议程的确立。

关键词：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多源流理论； 教育政策

文献标识码：A

国家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中国教师一大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教师，在我国教育发展中更是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发展乡村教师队伍，国家出台了系列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其中，2015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是一个关键的政策节点，该政策对于解决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顽疾，吸引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稳定乡村教师队伍，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缩小城乡间教育质量差距，进而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那么《计划》是如何能够受到决策者的注意，成为教育政策问题，进而上升为议程，最终形成政策的呢？本文拟运用美国学者金登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探讨《计划》政策确立及其形成机理。

一、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及其适切性

（一）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

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理论最早出现于1984年出版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此理论是在奥尔森、科恩和马奇等人于1972年提出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一种政策过程理论。它旨在探索模糊状态下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以及解释为什么决策者会注意某些问题的议程而忽略其他的问题议程。金登认为整个政策系统中存在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大源流。这三大源流是具有不同结构、机制的相互独立系统，它们按照各自的动态特征和规则发展。但三大源流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耦合，并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汇聚一处，即“政策之窗”应时而开，某一问题就会被提上日程。（参考图1）。[1]

政策之窗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来源于问题源流中的焦点事件，另一类是来源于政治源流中的有效因素，同时还需要政策流中的备选方案做辅助。值得注意的是，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稍纵即逝，政策活动家为了避免错失它开启的良机，因而必须抓住机遇及时行动。[2]

（二）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的适切性

金登的多源流理论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不乏具有此理论是否拥有推广性、三源流之间是否独立、过于情境性等方面的批评之声。但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分析手段，它有效弥补了传统政策分析的不足。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政策研究中仅限于关注政策共同体发出的一些论点，它将广泛的政治事件与狭小的部门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不否定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的情况下，强调意见在政策议程中的重要性。该政策分析框架能综合考虑诸多因素，对于分析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它不但能够解释公共政策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而且可以预测政策的变化趋势，[3]是分析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教育政策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也同样适用于国家教育政策的分析。《计划》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教育政策，运用多源流分析框架具有较好的适切性，能够有力地解释这一政策是如何受到决策者的注意，进而上升为议程，最终形成政策的。

二、《计划》政策形成的多源流分析

（一）问题流分析

问题流主要探讨政策制定者为什么会关注某些问题而忽视其他问题？金登认为，政府官员经常通过采取政治领域各种常规性的检测指标变化、相关政策或项目的反思反馈、焦点事件这三种方法来关注问题，[4]以下将从这三方面来分析《计划》政策出台的问题流。

1.指标的变化：检测指标的变化

指标的变化可以揭示问题的出现及其被关注的程度，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约有4000多万，由于受城乡二元经济的影响，我国农村教育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农村教育想要奋起直追，根本在于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然而农村教师队伍存在职业吸引力差、流失严重而造成的数量不足以及学非所教等教学质量差的问题。首先，農村教师队伍“职业吸引力差”，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的调查数据显示，在802%的“愿意当教师”的师范生中仅有38%的师范生愿意去农村任教，占77%的城镇教师没有下乡交流的意愿，有367%的在职农村教师想要离开；[5]其次，农村教师队伍“流失严重”，2010年教师节前教育部公布的农村教师数据为47295万人。而在2015春节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公布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数据则是280多万人，近五年的时间农村教师流失约192万人；[6]最后，农村教师队伍存在“学非所教”现象，2007年3月起，据《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对策研究》课题研究组成员了解，“一所农村初中学校30多位教师中有20多人持有的是中文专业文凭”，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些问题的指向及其明确的指标变化足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重视。[7]

2.反思反馈：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困境

师资充沛、业务精良的乡村教师队伍是带动乡村教育发展的航母，是两千多万农村留守儿童走出贫穷的希望，关系到整个乡村未来的发展。然而，我国乡村教师队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许多学者对其做过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尽合理。首先，总量严重不足表现为职业吸引力不强、乡村教师的编制缺乏、乡村教师生活环境和待遇较差、农村在职教师的主动外流和层层拔高，造成大部分毕业师范生和城市在职教师不愿去农村任教，更为严重的是在职乡村教师大面积流失（张军2006、王国明2014）；其次，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高师院校培养的人才未能满足农村教育的实际需要和职后培训主要以学历补偿为主，致使教师的学历与能力不相配、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等有待提高（张宇2012、肖正德2014）；再次，结构不尽合理表现为年龄、学历、职称和学科结构不合理，其中学科结构不合理造成极其严重的学非所教问题（唐亚豪2005、董志伟2009）。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明确表明，农村教师队伍长期存在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三不”问题。

3.焦点事件：人大代表的议案、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节目所引起的强烈反响

焦点事件的发生对《计划》政策出台起到直接的导火线作用，能够加速《计划》的出台。首先，2011年由光明日报和中央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的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在过去四届的每一屆寻找活动中，数百名工作人员赶赴偏远乡村寻访乡村教师典型人物，其中有34年拄着木棍背送两代学生过河的邹桂芬老师、有为建立农村校园带领教师和村民背回了六万多斤水泥的“背篓校长”田育才等一批有理想、有信念、甘受清贫、坚守农村的感人教师。节目一经播出，主办方立刻就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2000多封推荐信，微博转载量达到5000多万人次，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聚焦于乡村教师群体；[8]其次，2014和2015年全国两会的许多代表提出了关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建议的议案和提案。例如：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沈丘县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由于农村交通、生活环境、待遇各方面都比较差，造成教师流失问题严重，建议应当在待遇和自身发展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和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认为农村教师待遇低是农村教师最大的问题，应该将其待遇作出高于城市教师待遇的调整。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焦点事件，农村教师问题成为全社会以及党和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二）政策流分析

政策流是指一系列由政策共同体提出的解决问题流所关注问题的方案集合。金登认为，政策共同体是由政府官员、利益集团、学者等组成，他们提出的意见仅有少数能够被选入政策方案，这与解决问题的可行性、价值观念的可接受性相关。[9]本研究中《计划》政策的政策流主要由政府官员的表态、相关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和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构成。

1.政府官员的表态

政府官员的表态是政策流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教育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詹姆斯·安德森教授认为，政府官员会密切的关注政治和公众利益的诉求，因而会将目光投入到与之相关的某些特定的问题中，将它公布于众，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10]《计划》的顺利出台，同样离不开政府官员的表态。例如：2012年9月6日，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强调，要建立多渠道的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和出台改善农村教师待遇的相关政策；[11]2014年6月9日，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在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推进视频会上强调要创新管理方式，完善农村教师补充机制，推进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加大教师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村教师队伍质量；[12]2014年10月21日，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全国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上提到，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不能“一条腿走路”，要将基础设施和教师建设两手抓。[13]这些政府重要官员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关注和表态对推动《计划》政策的出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相关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突出存在着“三不”问题，即“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党和政府为解决这三类问题出台了许多可行性的政策措施。本文梳理了2000年以来，以义务教育均衡为主题的关于解决“三不”问题的政策措施（表1）。在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中表明，这些政策虽然对于解决“三不”问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数量补充政策方面，如从2007年开始，《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免费师范生招生质量偏低、培养目标和部分专业与农村学校需求不匹配、去农村从教意愿低等问题（王卫东2013、潘小春2014）；在待遇保障政策方面，如从2005年开始，《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地方补贴不到位、工资与公务员差距大和社会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付卫东2009）；在素质提升政策方面，如从2010年开始，国培计划政策开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培训内容偏向城市，不符合农村教师的实际需求、培训方式单调、缺少真正适合培训农村教师的培训专家等问题（王秀红2012、张小国2013）。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三不”问题，将数量补充、待遇保障和素质提高等三方面的有效措施创新性地汇聚于《计划》政策，即打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组合拳”的战略。

3.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

“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人。”[14]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活动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因而某项政策利益相关者们的积极参与能够加快某项政策的出台速度。《计划》政策出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政府、农村校长、农村教师以及农村儿童和家长等个体或群众，其中当地政府官员、农村校长以及农村教师积极不懈地参与为《计划》政策的出台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如沈丘县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几条关于加快解决农村优秀教师流失问题的可行性建议；众多贫困的农村地区校长以其坚韧的精神长期驻守于农村，并写文章呼吁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2014年两会期间有一位来自偏远农村的一线乡村教师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位农村教师写给全国两会的提案”的文章，呼吁国家尽快解决乡村教师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三）政治流分析

政治流主要是指政治对于政策议程具有促进或抵制作用。金登认为，政治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为和政府权力的更迭三个重要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中，强烈的国民情绪和政府权利的更迭二者结合，会对政策出台产生强有力的影响。[15]《计划》政策的政治流主要由强烈的国民情绪和契合的政治气候组成。

1.国民情绪：农村地区儿童、家长、教师的利益诉求

国民情绪是指在既定的国家当中，民众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价值、行动倾向，体现了国民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它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取决于政治家对国民情绪的感知。农村贫困偏远地区教育的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国民对此反应普遍比较强烈，主要集中于三方面：首先，目前4000多万的儿童扎根于贫困偏远、教育质量落后的农村，农村儿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而教育兼具向上流动的功能，这就造成了绝大多数农村儿童的向上流动性小，自身以及后代的发展得不到满足，形成“马太效应”；其次，每个家长的愿望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子女可以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可以走出落后的山区，但现实条件未能满足其需求；再次，农村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村教师，但农村教师目前的社会地位较低、生活待遇差、自身素质发展机会少。

2.政治气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诉求

政治气候代表了当前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集中体现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政策的出台具有极大地影响作用。《计划》政策的政治气候主要由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乡村教师的关注两方面组成。第一，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選举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的新蓝图。在那之后陆续提出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农村，尤其是在贫困地区，没有贫困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社会。而农村教育关乎着千万农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和亿万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民素质关乎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而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在教师，只有拥有一支业务精湛、师德高尚、扎根农村的教师队伍，农村教育才能办好，农村的脱贫才有希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不是一纸空文。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众多场合提出要紧密关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明确指出，教育的重灾区在农村，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建设。李克强总理2014年3月13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专门强调要加大向农村教育政策倾斜度。刘延东副总理2014年3月14日在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打造适应贫困地区需求的师资队伍。[16]

三、开启《计划》政策的“政策之窗”

金登认为“政策之窗”就是“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方法或吸引别人重视他们的特殊问题的机会”。[17]一般开启政策之窗的钥匙有两把，即问题流中的焦点事件或政治流中的有效因素，同时还需政策流中的备选方案做辅助。在2015年这一关键时间点上，《计划》政策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汇聚一处，三大溪流经过耦合，政策之窗开启；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主要是相关政策的“溢出效应”和政策倡导者的积极推广。

（一）相关政策的“溢出效应”

E·哈斯认为“溢出效应”是指曾经如果某种政策议题打开过政策之窗，那么打开与之相似的政策议题的政策之窗的几率就会提高，即相关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利于相邻政策的成功出台。[18]在《计划》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大力扶持发展农村政策和相关的农村教育政策“溢出效应”。一方面表现为大力扶持发展农村政策，如中央一号文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成为了党和政府重视农村问题的专门代号。从2004年截止到2015年连续颁发了十二个以解决“三农”问题，进而促进农村全方位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2004年《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6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8年《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2015年《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中央一号文件对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教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在相关的农村教育政策，如2006 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2013年《集中连片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和2012年《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增加贫困农村偏远地区教师的补助，改善农村教师的艰苦现状。这些相关政策为解决乡村教师“三不”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直接的支持作用，也为《计划》政策的出台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二）政策倡导者的积极推广

政策倡导者的积极推广对政策之窗的开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倡导者的推广方式分为以政府领导人起带头作用的自上而下的推广和以群众自发兴起的自下而上的推广，《计划》政策的出台得益于两者方式的有效结合。一方面，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等国家重要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人们关注乡村教师存在的问题，并要求尽快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加以解决；另外一方面，以中央广播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为代表的众多媒体争相报道乡村教师的各方面事迹，引起人民大众和社会对乡村教师群体格外关注。因此，《计划》政策经过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和国家领导人自上而下的联合推动，最终打开了《计划》的政策之窗，推动了其议程的确立。

综上，《计划》政策议题在经历了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这三大溪流的不断互动、积累、酝酿之后，最终通过社会焦点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发展这一双手开启了政策之窗，这为乡村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相关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和追求教育公平进而实现共同发展诉求提供了完美的结合机会，并为三者结合后的产物创造了进入决策议程的条件。《计划》政策的政策制定者通过国民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有利的政治气候，提出了相关的备选方案。2015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43号），开启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新局面。

由此，可得出《计划》政策议程出台机制的多源流分析模型（见图2）

四、结束语

多源流理论来源于西方，本文在运用此理论进行分析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适时地调整，尽己所能将《计划》政策出台前的模糊状态梳理清晰，挖掘出《计划》政策为何出台的重要机理。通过运用多源理论框架分析《计划》政策议程确立的整个过程，发现促使《计划》政策议题成功确立的主要力量有：乡村教师数量指标大幅减少、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人大代表的提案和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节目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政府官员的表态和相关利益者的积极参与、强烈的国民情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共同发展的政治气候等，其中指标变化、契合的政治气候以及政府官员的表态作用比较明显。不过，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计划》政策议程仅仅是一种理论视角的尝试，相信还有更多的理论能更好地解释《计划》政策的出台过程。

参考文献：

[1][9][15][18]杨冠琼.公共政策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4，140，14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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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梅玉 范晓东

农村教育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 篇3：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刍议

摘 要：中国有着8亿农民，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有着2亿多，他们留下了5 800万的“留守儿童”。这些儿童由于缺乏管教，学习成绩较差；他们不善于交流，性格缺陷明显；农村教育内容缺失，孩子们很难全面发展；没有法律保障其受教育权，辍学现象时有发生；他们受社会影响比较大，心智发展不健全，易养成不好习惯。由此可见，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堪忧，问题严重，影响深远，迫切要求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相互配合，找出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教育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2亿多农民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的进入陌生的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见识到了大城市的美好，也尝到了没有文化的苦果，心中最大的期盼就是子女能够学有所成，走出农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往往事与愿违，他们的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得不到好的教育，且极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造成畸形发展。

一、不同视角下的理性思考

从概念的内涵上说，“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由于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不能不引起学者们深深的忧虑和思考。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理性分析。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个人。儿童成长教育的过程，也正是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对于个人而言，就是把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并形成独特个性的过程；对社会而言，就是将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教化、培养为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人的过程。儿童时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但由于年幼缺乏正确的教育，农村留守儿童的个人社会化过程则是十分艰辛的，社会化中父母导向作用缺少，这就更需要学校、政府、社会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给予帮助。

从教育学角度来说，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但是作为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学校教育不到位，社会教育缺乏。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教育，须从这三个方面投入精力，不可或缺。

从社会保障角度来说，所谓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在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保障不足，教育基础设施落后，教育队伍素质落后，教育政策不完善，解决这个问题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充分发挥教育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医疗保健的扶持。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缺失的，严重缺乏安全感，性格易形成偏差，有的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保护而变得胆小、内向、缺乏与同伴和监护人积极的交流和互动、缺乏自信；而有一部分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约束而性格失常和行为失范，脾气暴躁、打架斗殴、不尊重师长，未及时纠正会酿成大祸。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寻根究底还是经济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乡村人口为6.56亿，农民工总量为2.52亿人，也即没有工资收入的乡村人口至少也在4.02亿人以上。农村经济落后、教学资源不足，使留守儿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农村整个文化素质是远远落后于城镇水平，而文化水平的高低跟收入水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农村教育资源不足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体制，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最新的全国妇联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 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超过4 000万，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在全部农村留守儿童中，学龄前（0～5周岁）、小学学龄（6～11周岁）、初中学龄（12～14周岁）和大龄（15～17周岁）四个年龄组占总体的比例分别为27.05%、34.85%、20.84%和17.27%，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约3 000多万。在全部农村留守儿童中，男孩占53.71%，女孩占46.29%。

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关系到整个农村的和谐建设，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和谐社会的构建。综观中国留守儿童教育，现状十分堪忧，我们认为存在六大主要问题：其一，农村留守儿童成绩不好。农村留守儿童成绩不好是教育中最表面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没有很好的家庭敦促，没有家长引导，学习也并不积极，成绩普遍不好，考上大学比重偏低。其二，农村教育资源不足，教育不公平。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城镇来说十分不足。在硬件设施如教学楼、实验室以及简单的课桌椅等都十分破旧；软件上，教师队伍层次明显低于城镇，尤其缺少专职音乐、体育、美术老师，学生很难得到全面发展。其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畸形发展，只注重课本教育。在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上，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关注的都是学习成绩，忽视道德教育、法律教育、生理教育以及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其四，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权得不到保证。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来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但实际上，农村留守儿童辍学现象时有发生。尤其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重男轻女思想，在家境不好情况下，往往是女童辍学成全男童的学业。其五，忽视小学阶段的教育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投入的分配不合理。在农村，家长注重孩子教育，关心成绩往往在初中高中要进行升学考试的阶段。在小学时期对孩子要求不高，就算学习成绩不好也并没有进行太大的投入来进行及时补救措施。其六，教育过程中安全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山村居民居住点分散，多以山地为主，离学校路途遥远，且山村教育条件有限，很少有人力物力接送留守儿童，上学途中存在的风险不言而喻。

三、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影响全社会的重大问题，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各方面的相互配合、共同施教。

从家庭角度来说，首先，父母要转换教育观念。父母外出务工，物质生活条件是提高了，由于缺乏对子女的管教与关爱，孩子的精神层面更加的匮乏，学习成绩不好，容易沾染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学校和社会应该加强正面的引导，转变父母的教育观念，要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其次，父母要转变教育方法。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对子女教育没有一个较科学的方法，在教育过程中方法不得当会给孩子造成不良后果。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外，不能给予孩子温暖，父母会对孩子存在亏欠心理，放纵孩子的成长，从而助长不良习惯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的父母对孩子期望过高，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不允许孩子的失败，在电话以及一年中少数的见面机会也是谩骂甚至殴打儿童。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中，既不能放纵溺爱，也不可“狼爸式教育”，孩子都有一颗向上的心，应及时的勉励鼓舞，肯定孩子的成绩，也要督导改正不良习惯。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首先，要建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少年儿童无疑是极易受到周边环境影响的，作为学校要发挥保护作用，正确的引导教育。在学习方面老师要主动和学生交流，细致耐心的解决学生问题，避免采用体罚等教育方式。在贫困农村专门配备心理老师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可以组织对老师的培训，加强老师们的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提升教师队伍总体水平，以便于更好的引导教育少年儿童。同时教育部门应该就农村的实际情况按照教育法中教职工编制标准、工资标准加强引进专职的体育、美术以及音乐老师，使农村儿童能公平享受教育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次，尽量实行寄宿制。农村儿童上学是比城镇儿童更加艰辛的，每天上学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并不是虚言。比如安徽省太湖县牛镇镇地处大别山区，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山地广袤，人口并不密集。学生上学必须要走很远的路程，在探访中得知，最远的学生每天都要走十几里山路来上学。刮风下雨中不间断。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其中隐藏的危险也是巨大的。留守儿童无人接送，七八岁的小学生每天翻山越岭，加上天气多变，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尽量实习寄宿制，方便学生在校学习，也可以减少路途中的危险。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可以适当投入资金，建设校舍。最后，加强未成年人法律教育以及生理教育。农村本身就是一个法律知识匮乏的地方，在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中，留守儿童犯罪很高，在2009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留守儿童占了六成，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犯罪人数平均每年约上升13%，其中留守儿童犯罪已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不容忽视现象，从小对儿童进行法律教育刻不容缓。

至于生理教育，对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说，是十分排斥的，但实际上儿童自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育，却对生理知识尤其对性知识没有正确认识，随着身体的发育，对性知识的好奇日益加剧，但是无从引导。容易引发多种社会问题。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首先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在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医院里的医生岗位责任制制度，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相关责任制，如划分管理区域一样划分留守儿童管理区约，领导分区域管理留守儿童工作，并与行政绩效考核挂钩。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基本上学校都是有留守儿童登记制度的，这样可以集中留守儿童的管理。可以将这些登记与政府管理结合和更好的进行对留守儿童教育的管理。其次，政府要完善未成年人相关法律。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出台一部专门保护”留守儿童”的法律。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呼吁修改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留守儿童的相关保障机制和法律责任。他认为，从法律层面上看，留守儿童权利的保护存在着严重的缺位，“受教育权大打折扣。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基本真空，而且根据调查，留守儿童的同伴群体常是留守儿童，在相同背景下留守儿童相互影响，不良的习惯被传递和强化，这个群体在基础教育这一参与社会竞争的起跑线上不仅将输给城里的孩子，也将输给农村中的非留守儿童。”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再次，加大对农村学校财政支出、同时提升农村学校硬软件质量。中国200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已明确提出：“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和学校建设标准、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等，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经费，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和校舍安全，确保教职工工资按照规定发放”。

最后，降低农民工子女进城就学难度。在夫妻双双外出情况下，一些农民工倾向带孩子去城市读书，但是一般学校不倾向接纳农民工子女，即使接纳也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借读费。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取消了借读费，但力度还是不够。政府在市政建设时少建设一些形象工程，把钱落到实处。应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在农民工集中地建设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近安排就读学校，取消借读费用。

从社会方面来说，首先，集中捐赠物资，设置爱心午餐。在农村，是没有条件开设学生食堂的，但由于路途偏远，一般学生都是带饭到学校用蒸笼加热食用午餐，住宿的也是自己带米带菜蒸饭食用。基本上一个礼拜只有周末回家，一般为了便于贮藏，带的一般都是咸菜类居多，留守儿童一般都是带一次菜吃一个礼拜。而他们正在长身体，学校又无力提供好的膳食，造成儿童发育不良，体质下降。同时我们看见，现在政府对农村的补贴是很多的，一些爱心机关以及爱心个人都会对农村进行捐助，一般情况下，捐助的物资都是平均分到每家每户，几千人分下来，一家平均分到的也不是很多。其实这些物资可以集中起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在村民赞成下，可以完全捐给学校，给留守儿童一份温暖，一份物质保障，给他们一份爱心午餐。其次，给予留守儿童爱心关怀。留守儿童的情感世界无疑是空虚的，缺乏安全感，缺乏被爱被关注的感觉，尤其是被欺负的经历会留下深深的阴影。这就要整个社会一起动员起来，不仅仅是一些物资方面的捐助，更多的是要给予精神方面的关怀，不能坐视留守儿童被人欺辱，并且需要及时的对留守儿童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不能让仇恨、自卑等不良因子在留守儿童心理扎根。整个社会都应给予其爱心关怀，尤其是发挥留守儿童的亲戚邻居的作用。

总之，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迫切需要合法合理的解决对策，根据调研，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建立以政府为监督管理责任机构，以学校为基本保护，以家庭为督导，以社会为协助，以法律为保障的教育保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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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素川，蔡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