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理论分析论文

摘要中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有效性和威慑力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基于前景理论分析了中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下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并通过仿真分析，求得了惩罚性赔偿系数的最佳范围，进而提出了富有弹性的、具有更多自由裁量空间的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方式。此外，还给出了完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对策建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法律制度理论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法律制度理论分析论文 篇1：

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中的特点是关注概念内涵的解析、重视影响因素的挖掘、注重问题的研究、强调对策的探讨。但在研究取向上，资源配置研究多，人的发展关注少；在研究视角上，单一视角研究多，多学科观照少：在研究内容上，表象陈述多，机理探讨少；在研究方法上，理性思考多，实证研究少。展望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我们要强化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中的人本意识，加强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综合研究，重视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机理探讨，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紧密结合。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过程公平

[作者简介]董泽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卫东，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由于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和分化中具有“筛选、稳定和平衡”的功能，因而高等教育公平更被视为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教育社会学界认为教育公平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起点的公平。二是过程的公平，三是结果的公平。起点的公平指入学机会的公平。过程的公平指进入高校后在接受各种学习提高的机会上的公平；起点公平解决的是能否“上大学”的问题。过程公平解决的是能否“上好学”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等教育起点不公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近年来，人们对发展优质高等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问题也日益引起广泛关注。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一文中所提出的：“发展大众化的优质高等教育将成为未来若干年的主要挑战。”回顾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的历程，总结其成果，反思其问题，对于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推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的研究，达成构建“大众化的优质高等教育”体系的目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的主要特点

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亦即对入学机会的公平研究较多，而对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专门研究则相当薄弱，少量有关过程公平的论述也大多还分散在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之中。据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呈现出下列特点：

(一)关注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概念内涵的解析

我国一些学者较关注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概念内涵的探析，虽然目前关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内涵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研究的深度尚显不够，且专题研究非常少见。但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内涵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我国学者在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内涵的探析中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的观点：

1、“资源公平分享说”。该观点认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属于质量公平，公平配置公共高等教育资源是其核心内容。为此，有人认为所谓“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就是“公平地分享学校的教育资源，以满足和平衡每个人不断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受教育过程处于公正合理状态”；也有人认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就是“学生利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均等”。

2、“适应个性发展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追求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必须看到学生个体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别。高等教育过程应关注受教育者如何获得其“应得的东西”，以及他们“应得”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宜。因此，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就是各类高校要给予学生适应于他们年龄、资质、能力等方面差别的教育，使“每一位受教育者都能接受到与自身相适应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

3、“弱势群体补偿说”。该观点认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应更多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虽然目前境遇不佳，却有可能拥有很好的发展潜力，也就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要通过“特殊的物质帮助和特殊的教育”，“帮助这些群体克服在接受和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所遇到的障碍”。也有人提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就是要在高校中“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受教育者实施‘积极差别待遇’，以补偿其由于各种外部条件所造成的教育不利地位”。

4、“发展机会平等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高等教育公平可分为内外两种形式：在外部表现为享有进入各类高等学校的机会均等。在内部表现为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实现个人发展的机会平等，这里的内部公平就是教育过程中的公平，亦即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为每个学生提供同等的发展机会。

(二)重视对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因素的探讨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必须注重分析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因素。近年来在关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主因素影响论”。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因素虽然很多，但其中必有一个主要因素。至于是何种因素，则有不同观点：一是“社会分层影响论”，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分层条件下。各阶层在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方面差距的客观存在是引发教育过程公平问题的最直接的原因”。“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更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社会分层扩大了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二是“教育分流影响论”，这种观点认为，“分流标准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公平与培养人才的成效”，依据科学分流标准而进行的“合理的教育分流是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高等教育需求、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必要条件”。三是“教育制度影响论”，此观点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非公平现象大多源于高等教育的制度性障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实现，有赖于一个完善而公平的规则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2、“二因素影响论”。该观点认为，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因素可以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客观因素是指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平等，包括学校各种物质设施、师资水平等；主观因素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是否给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养程度及性别不同的学生以平等的对待，包括课程开设、教育教学方法、测验评价等方面”。也有人把主观因素归为“高等教育政策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的失衡、高等教育资助制度欠完善”等，把客观因素归为“家庭经济状况的差距”、“阶层差距的凸现”、“高校地区间分布失衡”等几个方面。

3、“三因素影响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因素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加以分析。有人认为，我国目前女性高等教育过程中性别公平的影响因素包括宏观的“政

策制定的缺失”、中观的“学校教育性别意识淡薄”、微观的“女性自身因素”等几个方面。也有人认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受宏观的“政府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观的“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微观的“教师能力水平存在着差别”等几个因素的影响。

4、“多因素影响论”。所谓多因素是指三种因素以上，持此影响论者甚多，赋予此影响论的观点也最为繁杂。以四因素为例就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因素有四，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教育差异。另一种观点认为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四个因素为“资源配置不合理”、“学科发展不平衡”、“教育要求不统一”、“教师水平有差别”。还有一种观点提出“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与“教育因素”。还有人认为是“高校占有国家资源不同”、“个体选择专业差异”、“家庭经济状况差异”与“性别影响”。

(三)注重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问题的研究

部分学者较重视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归纳，学者们提出的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配置不公。有人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高校投入中，“经费主要倾向于‘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院校和重点学科”，因此，“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一般院校的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享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接受了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这对于一般院校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就算在同一所高校中，学生在享用教育条件时，“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教学条件、教学设施及师资配备的差异性影响着教育过程的公平”。

2、忽视个性发展。有人提出，“由于受教育资源尤其教师水平的限制，一般高校设置的选修课数量不多、种类极为有限而且质量不高，学生往往很难选到自己感兴趣的选修课程”。导致学生的个性难以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另外，有的高校“强调教学的标准化、同步化、统一化，忽视城乡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及其个性发展的需要。教师完全一致地对待具有不同个性差异的学生，用同一个模式。没有区别地对待所有学生，表面上的公平，实质上是不公平”。

3、歧视弱势群体。弱势既包括经济弱势，也包括地域弱势、身体弱势等，贫困生、农村学生、残疾人等是高校中常见的弱势群体，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他们理应得到特殊关爱和照顾，然而实际上他们往往容易受到歧视。比如在残疾人的教育问题上，有人提出，我国“残疾人在物质上的障碍仍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尤其体现在大学校园的无障碍设施和教育支持系统建设的落后上。在人文环境上，接收残疾人大学生的高校应该建设相应的校园文化，使残疾人大学生避免受到歧视，从而使他们能够切实融入整个校园”。

4、参与机会不均。有学者认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参与各种活动的机会是不均等的，以家庭经济状况为例，“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更多担任学生干部，在群团拓展、人际交往、自身能力培养方面获得了更多机会”。与此相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在参加社团活动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由于“学校的社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生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参与机会不均必然会造成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所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不公平。

(四)强调对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对策探讨

合理的对策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对策。分析研究这些对策，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归为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

1、宏观层面的对策。有学者从宏观的国家层面，提出了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对策。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方面，有人认为，“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教育资源配置造成优质资源不均等以及文化资本嵌入教育过程之中所形成的不公平，必须通过制度化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来推进教育过程的公平”。“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整合者和管理者，在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应把实现教育公平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和理想，使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平衡机制，使社会公众的合理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在弱势群体资助体制方面，有学者提出，“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应遵循‘全面补偿’的原则。也就是在继续注重对贫困的英才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时，更要加强对弱势群体子女的补偿”。“国家应在实行收费上学制度的同时，完善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加大落实‘奖、贷、助、补、减、免’等措施，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学生进入高校的机会以及进入高校后能顺利完成学业。”

2、中观层面的对策。也有学者从中观高校层面提出了包括校内资源合理分配、科学设置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合理校内分流等多方面内容的对策。在校内资源合理分配方面，有人认为“学校应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优势学科、专业带动一般的学科、专业，达到共同发展”。在科学设置课程方面，有人提出，“高校在强调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构成专业课程的同时，注重充实选修课的内容，开设信息科学课程、边缘科学课程、交叉科学课程等新兴学科课程，以促进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人认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学校办学水平与层次的提升，从而保证学生接受到更好的高等教育，进而保障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实现”。在校内合理分流方面，有学者认为，在高等教育过程中，“通过合理分流、因材施教，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这样，有利于帮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特长与优势，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3、微观层面的对策。还有学者从加强师生互动、提高学生主动性、增强学生公平意识、增加学生参与活动机会等微观方面提出了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对策。在加强师生互动方面，有人认为，“加强对话，在互动中超越既定的交往载体。在交往双方主体性高扬的民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下，大学课堂成为师生生命涌动和成长的舞台，对话则是舞台的有力支柱”。在提高学生主动性方面，有人提出，“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参与，在参与中学会学习”。在增强学生公平意识方面，有人提出，“首先要提高学生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意识，同时也要求广大学生积极争取教育公平的权利”。在增加学生参与活动机会方面，有人认为，“只有在增加实习机会总量的基础上，采取向弱势阶层倾斜的措施，尽量把各种不公平的因素降到最低。才可能使各阶层享有社会实习的机会平等。也才能使高等教育过程尽可能趋向公平合理”。

二、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问题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我们发现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尚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研究取向上，资源配置研究多，人的发展

关注少。从有关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内容比比皆是。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资源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应采取强制性或引导性的共享措施，使大学生整体平等获取优质资源。有人认为目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域公平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公平十分显著，政府应充分重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配不公平的现状，积极采取措施，使高等教育不仅在数量上充分发展，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提升，使更多人享受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人围绕中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从质量、规模、结构、效率等几个方面评价、分析了中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现状。认为教学条件的差异对教学过程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少数学者从人的生存和发展角度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进行研究，提出教育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受教育权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2、在研究视角上，单一视角研究多，多学科观照少。通过对现有关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发现，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进行探究。有的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认为即使在入学之后，家庭的经济承担能力同样也会影响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有的从法学的视角来观察，认为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与现行法律制度对高等教育公平的保障和监督不力有关，应通过加强立法、细化法律规定内容、增加可操作性规则等措施改进。有的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来考量。通过现象检视，原因揭示，就如何在高校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消除高等教育中的文化偏见以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提出建议。有的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研究。探讨女性在参与高等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和对策探讨。以促进高等教育过程中性别公平。虽然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看，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角度研究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多，从多方面、多学科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还所见不多。

3、在研究内容上，表象陈述多，机理探讨少。现有关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注重以客观表象为考察对象，这种以表象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注重探究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现状和问题，较少对事实背后的机理开展深入探究，导致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基本理论薄弱。学者们对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现状的考察给我们呈现了不同高校、不同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获得教育资源多少和在高等教育内部不同表现的状况，但这种状况何以出现、如何发展等问题很少有人予以进一步研究。学者们在分析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存在的因素时。大都揭示的是表面的、较肤浅的因素，深层次的因素较少被揭露。从数据模型设计等方面对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各种变量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探究非常缺乏。只有少数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如钟云华等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实验变量进行了计量分析，探讨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已有的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中，表象陈述多，机理探讨少。对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现象进行分析时缺乏机理层面的透视，势必会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和表面化。

4、在研究方法上，理性思考多，实证研究少。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所以，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既要有理性的思考，又要走进高等教育过程的现实世界中，通过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实证研究。完善和丰富公平理论的建构。相应地，采用的研究方法既要有理论分析的方法，又要有实证研究的方法。然而，综观目前有关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学者们以理性思考为主，大都采用思辨的方法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进行宏观描述、经验分析和介绍评论。尤其对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内涵的揭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因素以及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进行理性的思考，开展质性研究。只有少数学者尝试用量化的方法加以考察。因此，总的来说，目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定性分析的多，缺乏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全面、深入的调查，因而实证研究少，在研究过程中理性思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就更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中所存在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其中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中重物轻人，缺乏人本意识。受传统的影响，许多人在研究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时存在明显的重物本、轻人本的价值取向。他们没有把“以人为本”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没有以努力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主要注重的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关注的是学生是否公平地分享了学校的教育资源，但却忽视了学生的人格和权利是否得到了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人在研究中也追问制度、文化、生活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但缺乏对制度、文化、生活等对学生个性的互为生成的探究，缺乏对学生内在需求和主动性的深切关注，他们研究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却不准备在研究中影响和改变学生，促进学生生命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许多关于高等教育过程的研究只是缺乏人本意识的“目中无人”的研究。

2、片面看待过程公平。缺少整体观。整体观既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方法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它要求我们对一个对象的各个部分有所了解之后，再从整体上研究它，这样才能比部分的考察更能得到真知灼见。许多人只是从某个层面、某个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没有将高等教育过程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由于没有运用多种方法收集多重资料，因而也就无法从多角度中发现研究问题的脉络，更难以探究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内在机理。缺乏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整体观，是目前研究中单一视角多、多学科观照少的主要原因。

3、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认识不深刻。许多学者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经验认识成分较重，由于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本质了解不足。因而缺少根基，研究容易流于表面。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不应仅限于简单的现状的描述或表层影响因素的分析，它必须包含对其内在运行机理的揭示，而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前提就是透彻了解其本质以及其中蕴含的规律，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缺乏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深刻认识，导致了研究过程中的重表象、轻机理的现象，因而也就少有探究为什么形成目前这种状况，以及其中的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

4、理性思考容易，实证研究难度大。在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中，为何理性思考占主导，实证研究的方法运用较少?其主要原因是理性思考实施容易，而实证研究的难度较大。从材料来源看，理性思考大都是从他人研究成果或书籍刊物中获取材料；实证研究则要通过采用观察、实验、问卷、量表、结构式访问等方式获得材料。从研究工作空间

看，理性思考绝大多数都属于“书斋的研究”。是通过坐在书桌边、图书馆所进行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学调查、严谨的实验室实验等。从对材料处理的手段看，理性思考主要是对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从中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与认识对象行为的价值；实证研究则要对获得的材料进行计算和统计分析。难易上的差别使许多人放弃了实证研究，转而选择较容易的理性思考。

三、加强我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的思考

在新形势下，高等教育过程公平要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是该课题的方向和指针，也是有志于这项研究的广大学者们必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科学发展观弘扬的是一种和谐发展的伦理精神，蕴涵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关注的是一种全面均衡的发展目标。倡导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追求。我们的研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破解过程公平难题。创新促进过程公平思路。

(一)强化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中的人本意识

以往的研究过分注重物的因素，强调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然而，衡量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维度有多个。资源配置公平性仅仅是其中一个。研究者如果只停留于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简单的数量分析，会陷入认识误区，导致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发展状况的误读。

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最好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比其它任何哲学都更关注人的社会生活，更重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生成。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强化人本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关注学生的生存状态。研究者应积极体验高等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内在生活和人性特质，给学生以极大的尊重。使我们的研究真正成为人性化的研究。

(二)加强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综合研究

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它一方面要求研究者从其他学科出发、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原理来分析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问题；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问题。如果观察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摒弃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致使分析结果错误、演绎理论片面。因此，应从教育学、人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进行多元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除了运用教育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之外，我们还要运用哲学分析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价值取向：运用政治学分析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政治制约和政治引导；运用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过程中的经济影响和资源配置；运用历史学分析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时代条件和时代特色：运用法学分析高等教育过程中学生受教育权利的法律保障；运用人学去认识和研究高等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价值；运用心理学分析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互动时的心理影响和心理培育：甚至可以运用数学、生物学等学科理论分析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成因及其发展，如此等等。

(三)重视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机理探讨

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各因素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是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是对实践具有更加直接指导作用的理论研究。重视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机理探讨既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教育过程公平的认识水平，又利于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逐渐得到关注以后，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虽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但是这些理论尚处于对不公平现象的观察、概括与总结的初步形成阶段，理论的深度还不够，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机理更是亟待探讨。探讨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机理，首先要澄清相关核心概念，确定主要影响因素，明确过程公平的功能价值，以便奠定理论基础；其次要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政策、制度以提供现实保障；另外还要探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各因素的实现机制等，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优化机制。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提高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认识，从而更加有效指导实践。

(四)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紧密结合

定性分析是运用哲学、伦理学、法学、人学等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等质的规定性。定量分析是运用数学、经济学等方法揭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问题与现状的数量关系及其变化。

尽管我国学者在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中采用了一些量化方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显不够，我们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加强量化研究，运用简单而又精确的数学关系将复杂的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达出来。同时，我们也要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开展科学的质性研究。对调查数据所代表的现象加以理性提升，对隐藏在数字背后或遥居于数字之外的影响因素进行挖掘，系统探讨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内涵、特征、原则和实现机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理论体系。

董泽芳认为。任何教育社会现象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性。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不可分割的，只重视定性研究，不能准确地刻画出事物变化的状态，更不能从已知量推出未知量，从而减少了分析问题的准确性与科学预见的可能性。只重视定量分析也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有许多教育社会现象是不能量化的，即便是能够量化的现象。有时也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使定量数据失去可靠性，以至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在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和分析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同样是重要的，我们应当做好两者的有机结合。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董泽芳 王卫东

法律制度理论分析论文 篇2：

基于前景理论的中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反思

摘要 中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有效性和威慑力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基于前景理论分析了中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下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并通过仿真分析，求得了惩罚性赔偿系数的最佳范围，进而提出了富有弹性的、具有更多自由裁量空间的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方式。此外，还给出了完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食品安全；前景理论；惩罚性赔偿；仿真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09.067

Key words Food safety；Prospect theory；Punitive compensation；Simulation

违法成本过低是中国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1]。提高食品企业违法成本能够有效地遏制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发生，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欧美等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消费者维权经验显示，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提高违法成本的有效方式。我国已在食品安全领域实行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依旧频发，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即第96条第2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2]，其立法意图是为了提高食品企业违法成本，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威慑力，并维護消费者权益[3]。我国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十倍赔偿金”规定与美国和英国所适用的惩罚性赔偿相去甚远，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慑力遭到学术界质疑。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惩罚性赔偿制度：王军等[4]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既没有体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没有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应重树食品安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李响[5]认为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不够科学，在数额量定、实施方法等方面存在漏洞；严苗[6]认为“十倍赔偿金”规定在实践中过于刚性，缺乏灵活的适用性，该制度既没能使食品消费受害者的损失得到充分赔偿，又没有起到警示食品企业的作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和方式是否合理，直接关乎这项制度的有效性。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计算方式[7]：①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基数标准；②有自由裁量空间的惩罚性赔偿金的弹性计算方式。两种方法各有千秋，但在国际上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上述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多是基于法律和经济学视角展开，较少从心理学及行为科学视角分析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有效性以及食品安全责任主体的心理感知。前景理论是一个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它能够较好地刻画行为主体对收益和损失价值的感知。鉴于此，该文采用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刻画食品企业主体对十倍赔偿金的价值感知，并构建影响模型，进而从心理学和行为学进一步分析“十倍赔偿金”这一规定的前景价值，并通过仿真分析结果，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

1 食品安全惩罚性补偿制度下违法原因分析

1.1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作用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美英等法系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受害人实际的损失数额的赔偿。因此，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赔偿和报复性赔偿。利用惩罚性赔偿来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国际发达国家利用利益制衡来维护市场秩序的一个成熟经验。我国已经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建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因此，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改善目前国内食品安全问题，维护中国广大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通常惩罚性赔偿制度都具有附加性、惩罚性和激励性三个基本作用[6]：①附加性。我国民事赔偿执行的是“填平式”的补偿制度，而赔偿性制度是在补偿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被侵权人得到的赔偿额度一般远远超过损害额度。②惩罚性。惩罚性赔偿是对侵权方进行惩罚，提高违法成本，以实现惩罚性赔偿的根本宗旨：适度威慑，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惩罚和预防的目的。③激励性。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帮助被侵权人获得超过其损失的赔偿，因而带来收益，这就激励被侵权人积极的采取更多的方式进行维权。基于以上3个特性，理论上实施惩罚性赔偿可以减少食品安全事故，保护消费者权益。但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依旧频发，消费者权益维护仍然艰难，食品安全赔偿性惩罚制度对中国食品市场安全的影响明显不够理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之风仍旧盛行。

1.2 基于前景理论的食品安全违法原因分析

1.2.2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发生原因分析。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大量食品安全违法事件，发现食品安全事故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是利益驱动。食品生产企业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限理性“经济人”，法律制度能否对其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约束，取决于其对违法收益价值感知和违法成本价值感知的权衡[10]。鉴于违法成本和违法收益的关系，食品企业的策略选择有以下几种情况。

（1）違法成本的价值感知<违法收益的价值感知。

当食品企业认为通过违法生产经营带来的收益大于因为违法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违法成本时，食品企业就会趋向于选择违法行为。食品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收益。因此，企业会铤而走险采取违法行为以获取超额的违法收益，从而致使食品市场安全程度降低。

（2）违法成本的价值感知=违法收益的价值感知。当食品企业认为通过违法生产经营带来的收益等于因为违法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违法成本时，虽然此刻食品企业感知到了违法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成本，但根据前景理论可知，食品企业对于损失（无法得到违法收益）总是趋向于风险偏好，因此，虽然存在需要支付较高额度的违法成本风险，但是食品企业将会不断地进行违法行为，以获得超额的收益。因而，在此种情况下，食品市场的安全程度也会降低。

（3）违法成本的价值感知>违法收益的价值感知。

当食品企业认为通过违法生产经营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因为违法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违法成本时。此时，食品企业感知到了违法行为会带来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其就会趋向于进行守法生产，而减少违法行为。因此，此时食品市场的安全程度会有明显改善。

综合上述分析，从违法成本价值感知的角度可知，提高食品生产者的预期违法成本能够有效地遏制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发生。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者维权经验显示，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提高违法成本的有效方式。因此，要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食品企业违法成本，减少食品企业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

2 惩罚性赔偿数额前景价值仿真分析

惩罚性赔偿之根本宗旨在于适度威慑，适度威慑的目的是为了预防事故的发生。适度威慑的关键在于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设定。如果赔偿数额设置额度低于侵权所带来的损害，则威慑不足，将失去威胁的作用，侵权事故发生的概率必然较大；如果赔偿数额设置额度设置过高，威慑过度，将打击企业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和热情，从而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7]。因此，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是否科学合理，不仅直接关系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也对食品生产及其相关企业投资食品行业的积极性和热情有着重要影响。

2.1 模型假设

虽然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在我国理论界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但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实践来看，采用一种富有弹性的、具有更多自由裁量空间的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方式已经成为各国惩罚性赔偿立法的趋势。综合文献分析和前景理论，该研究假设有：

（1）食品企业的违法行为如果被监管部门或其他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依法处理，发现的概率为q（0

（2）惩罚额度的设定至关重要，由于食品惩罚性赔偿是建立在“填平式”的补偿制度的基础之上，因此，鉴于前景理论关于人们在面临风险决策的三个基本特征的结论，假设不包含“填平式”补偿金额（g）的惩罚性赔偿金额度与违法生产该产品所得总收益直接相关，相关系数称为惩罚性赔偿系数θ，即惩罚性赔偿总的金额为θψ+g。

（3）假设食品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收益与损失全部用货币来衡量，并且企业是根据合法生产经营收益ψ0（ψ0<ψ）作为风险决策的参考点。

2.2 构建模型

从图1可知，基于前景理论所得到的惩罚性赔偿系数θ整体上呈现先变大后变小的趋势，也就意味着θ值的确定应该根据食品企业的风险态度系数和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q决定，而不应该采取类似于“十倍赔偿”这种固定的赔偿模式。因此，笔者从定量的角度证明了国内许多学者关于“十倍赔偿”赔偿模式不合理的结论。同时，针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成本高、监管对象众多、监管失灵等实际情况，惩罚性赔偿系数应该大于1，但不超过1.321 1，即惩罚性赔偿系数应在[1，1.321 1]范围内。将θ设置在这个范围内不仅能够满足惩罚弹性需求，同时还给予法庭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另外，在设置了最高惩罚性赔偿系数，将有利于防止法官和陪审团滥用裁量，进而保护食品企业的正当利益。

3 结语

基于前景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分析，探索并讨论了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下食品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模型，并通过仿真分析，求得了惩罚性赔偿系数的最佳范围。研究结论主要有：①要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食品企业违法成本，减少食品企业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②惩罚性赔偿系数应与违法总收益挂钩，并非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基数标准。食品安全最佳的惩罚性赔偿系数θ满足θ=[（1-q）/q]γ；③惩罚性赔偿系数的最佳范围在[1，1.321 1]，即给出了富有弹性的、具有更多自由裁量空间的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方式。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有：①改变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标准。原来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的基数是违法者所生产或销售的不安全食品的价款，应在此基础上，加上违法者所获得利益，即将物品价款+违法收益作为计算基数；②完善惩罚性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制定富有弹性的、具有更多自由裁量空间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建议惩罚性赔偿总额度的计算方式为：物品价款+[1，1.321 1]企业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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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芝泉，刘晋浩.食品大规模侵权问题的法经济学分析[J].商业研究，2011（12）：200-206.

作者：邓云 肖汉杰 谢舟

法律制度理论分析论文 篇3：

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摘要】 能否切实保障好广大农民的基本权益始终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本文旨在对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内涵、特征等进行深入研究，并据此构建一个全面的规范性理论分析框架，为当前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 农民权益保障机制 政府主导 分析框架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有着特殊地位，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者。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当今，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解决好农民问题，能否切实的保障好广大农民的基本权益。深入研究当前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特点和规律，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完善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

一、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理论内涵

在我国，“农民”一词有职业和户籍身份双重的内涵，一般指拥有农村户籍、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并居住在农村的农村人口，也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所谓农民权益，就是农民所享有的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其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包括经济权益、社会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四个部分。

而“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后来，人们将“机制”一词引入经济学的研究，用“机制”一词来表示一定经济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机制这一概念无论在哪个领域中使用，都体现为某种主体自动地趋向于一定目标的趋势和过程。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是动力；第二是目标；第三是路径，即过程。机制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制度是静态的，而机制是动态的；制度是具象的，而机制是抽象的（机制是在事物的运行中体现出来的）；制度是可以立即建立和生效的，而机制则是需要相对长的时间逐渐地成长。每一种制度的功效都要靠机制去实现，只有当制度形成了机制，也就是人们能够自动地趋向于制度目标时，制度才算真正地建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机制是良性运转的制度，机制的健全首先是制度的健全。

基于上述的对机制的理解，本文认为农民权益保障机制主要由宪法和法律（法律制度），法规和规章（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等）以及契约等三个不同层次有机组成。

宪法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总和。法律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讲，法律泛指一切规范性文件；狭义上讲，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与法规等一起谈时，法律是狭义上的。

法规，主要指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机关和经济特区人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和法规的区别主要在于制定机关的不同，一个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个是国务院或地方人大等机构。再次，其效力层次也是不同的，法律的效力大过法规的效力。规章是行政性法律规范文件，主要指国务院组成部门及直属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人民政府，在它们的职权范围内，为执行法律、法规，需要制定的事项或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契约是两人以上相互间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契约法所关心的是实现所约定的义务。通常，契约责任是以自由同意为基础的。

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层次的完整性和相互之间的耦合程度对于机制的健全至关重要。要完善我国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必需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建立起权威性的制度规范；在法规和规章层面予以不断的落实、配套与完善，因地制宜的探索有效路径；并充分尊重和维护市场契约的自由意愿，整合宏观、中观和微观各方面资源，最终形成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创新和推行的合力，从而才能最大可能降低改革难度，实现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政府主导特性分析

所谓主导（Leading，Guiding），是指“统领全局并推动全局发展”。我们认为，维护农民权益是我国政府的重要义务与基本职责，我国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应当由政府主导，即应该由政府统领健全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全局，由上至下的推动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并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首先，从国家职能角度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作为平等权利所有者的农民，有权要求国家实施积极行为保障或维护他们权利的实现，同时也有权要求国家不得妨碍或损害他们对合法权利的享有。有学者认为，农民宪法权利的国家义务可以分为尊重、保护和给付三个义务层次。其中，“尊重”义务是指国家负有不得干涉农民享有宪法权利的消极义务；“保护”义务主要表现为当农民宪法权利遭受到其他主体侵害时，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给付”义务则是要求国家采取措施以创造条件使每个农民都能够采取必要行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见，《宪法》从国家职能上就明确了完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是政府责任的应有之义，它要求政府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维护公正的行政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中每一成员（尤其是农民）免受来自其他成员的不公正待遇和压迫；同时还要求政府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农民所必需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制度，不断完善其公共管理职能。

其次，从公民权利角度看，政府和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满足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低，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在权益受侵害时往往就成为缺失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自我保护能力极其有限，寻求正常途径进行救济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也大于普通人。因此，农民的合法权益更需要政府的特别保护。当农民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代表——政府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以实现农民的基本公民权利，这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

最后，从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形势上看，无论是建国后《土地改革法》的颁布，还是文革前“人民公社”的公有化强推；无论是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还是当前城乡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探索，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演化，大多都是政府由上至下的主动推动，强制变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型渐进改革，试想如果在1978年仅仅有小岗村18户农民的手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可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以普及的。即使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保障农民权益，从总体上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也依然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政府的主导责任不仅体现在应当依法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从而实现农民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同时更要求政府要将农民权益与社会其他成员权益放在同等的位置公平对待。目前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民生活尚未摆脱贫困；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长期滞后，教育文化和卫生条件亟待改善；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仍有扩大的趋势。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切实保护农民权益，任重道远。政府只有勇于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统领全局，并全面推动，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相关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和保障。

三、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的规范性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基本思路，我们认为，对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理论分析，必须从以下五个层面入手。

第一，目标（Objective）。即必须首先回答该阶段政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制度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包括政府涉及农民权益保障相关政策出台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当然，由于政府制度变迁目标的多元性，我们在把握其主次目标的同时，也需要对其改革目标的政治性、经济性等作全面深入的分析。

第二，约束（Constraint）。即必须对特定时期政府主导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改革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这主要包括法律、成本、农民群体的制度变迁需求、财政、知识、文化等各种客观因素，以及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影响等等。

第三，行为（Action）。在明确了政府推行农民权益保障改革的目标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之后，我们需要考察政府为实现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采取了什么行动？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根据政府行为的不同层面，我们把它归纳为法律、法规、做法、执行等四个层面的内容。

第四，特征（Characteristic）。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制度变革的目标和约束条件的差异，政府主导推行并最终形成均衡的新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会在博弈和自洽中形成一定的特征，甚至进而演化表现为一定的模式。对这种特征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总结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变迁的客观规律和演化逻辑。

第五，绩效（Performance）。对特定制度的绩效分析，是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不仅仅是对政府特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更是我们进一步设计、完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基本依据。

我们以上述目标—约束—行为—特征—绩效（Objective-Constraint-Action-Characteristic-Performance）分析思路为核心，形成了我们对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一个规范性分析框架。

我们希望这一规范性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能有助于对我国带有鲜明政府主导特征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变迁历程进行重新的梳理和再认识，并在归纳其背后演化逻辑的基础上，为当前我国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健全政府主导的维护农民权益机制研究”（编号：09BZZ00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地合法流转的规范性与适用性问题研究”（编号：10CJY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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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