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分析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工业和主要工业行业周期性运行特征的研究及运行态势的监测和预测明显不足。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分析论文 篇1：

垃圾分类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动态

摘   要：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垃圾分类的概念，与西方国家相比相对较晚。目前我国在各大主要城市已经开展了垃圾分类，但整体普及率较低，且在实践过程中也仍存在一些问题。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和全民行动，仅靠政府力量无法维持垃圾分类的持续展开，需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因此，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分析垃圾分类处理与这些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其作为垃圾分类处理的指导原则，以助于对策的研究。

关键词：垃圾分类;市场化;治理

一、垃圾分类相关的定义

（一）生活垃圾的定义

目前各界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定义基本上已达成一致。城市生活垃圾主要是指居民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定的被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①因此，城市生活垃圾主要有两个重要含义：首先是产生于居民日常生活中;其次，这种垃圾一般以固体形式存在。

（二）垃圾分类的定义

垃圾分类是将垃圾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主要是根据废弃物的性质和处置方式将垃圾分为不同类别，然后按照种类进行存储投放。生活垃圾的构成多样而复杂，对其进行分类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和资源价值，实现资源最优化利用。

我国将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六类：（1）可回收物，包括塑料、纸张、金属、织物和玻璃等;（2）大件垃圾，包括废弃家用电器和家具等;（3）可堆肥垃圾，包括厨余垃圾和植物垃圾等;（4）可燃垃圾，包括废塑料橡胶、废纸、废木材等;（5）有害垃圾，包括废旧电子产品、废漆、废灯和过期药品等;（6）其他垃圾。②

在关于如何具体划分城市生活垃圾和实踐操作层面上，学术界和各地方政府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比如，杭州市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③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为：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④深圳市则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⑤

垃圾分类一般由四个阶段组成：分类存储、投放、清运和处理。在分类储存阶段，垃圾属于家庭、个人或其他单位的私有品，经居民分类投放后成为居民所在小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清运阶段由相关部门雇佣工作人员或相关垃圾处理企业专人负责到将垃圾运输到集中点或转运站，此时垃圾就成为公共资源;最后在处理阶段，目前采用的主要是填埋、堆肥和焚烧三种方法。

二、垃圾分类的基本理论依据

（一）循环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于1966年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Spaceship Economy）理论。他将地球看成是一个宇宙飞船，没有无限的资源，而人类造成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消耗最终会导致飞船坠落，人类将会走向灭亡。因此，循环使用内在资源尤为重要。该理论普遍被视为是循环经济思想的开端。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将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生态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直到20世纪90年代，循环经济理论逐渐成熟并在各国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垃圾分类和处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德国的循环经济也可以称为“垃圾经济”，它最初起源于垃圾处理，随后才逐步扩展到其他方面。日本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来应对垃圾难题，如在2000年出台了一系列循环经济立法：《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法》，《食品回收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 》（修订）、《建材回收利用法》等。循环经济打破了原有的单向度和线性的资源利用模式，建立了新的循环和闭合资源利用模型，确保了在开源的同时能够资源节流，从而锁定资源安全。“3R原则”是开展循环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也是废弃物管理的重要原则，即减量（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原则。

在垃圾管理中，循环经济理论所体现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引导管理者综合考虑环境承载力，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建立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关于如何将作为资源的垃圾进行有效的回收利用，循环经济理论在其中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能够提高垃圾处理的效率，降低垃圾处理的难度，如将可燃垃圾进行燃烧发电，对可降解的有机垃圾进行堆肥以提高堆肥效率等。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处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抓手和重要组成内容，将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损耗，充分利用循环资源，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在《自由的逻辑》中提出的。博兰尼分析了两种秩序：指挥的秩序和多中心的秩序。他指出，前者作为一种一元化的单中心秩序很容易导致指挥失灵，而后者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多中心秩序可以形成较好的配合。

随后“多中心”概念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进行补充完善，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该理论通过采用“公地悲剧”、“集体行动逻辑”、“囚徒困境”等理论模型论证了政府和市场都难以解决公共物品提供的困境问题，而多中心治理方式是一种除了政府集中控制和市场制度之外的第三种方式。所谓多中心是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多元复合治理主体，各主体之间通过均衡博弈和相互合作达成有效的治理。

居民的生活垃圾是一种“错位”的公共资源，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属于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环节，既需要政府的引导，也需要公众的参与以及外部的监督，是一项全民参与的行动。在以往的实践管理中，只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对其进行管理处理，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灵现象。可见，垃圾分类只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打破以政府“单中心”为治理主体的现象，引入多中心、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如引入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角色，从而强化公众对垃圾分类的参与意识，完善治理体系。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

随着人类社会环境的日益恶化和资源危机的出现，可持续发展观念（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上主流的发展战略理论。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被视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起点。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一种满足当今人们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这一发展原则重在强调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调整资源的发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保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在过去30年中，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渐从“以经济、社会目标为中心”向“以环境为中心”转变。因此，该发展理论是以环境可持续为中心的，同时包括了与环境有关的经济、社会因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道路所包涵的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公平发展、高效发展等内涵表明，这不仅是一条可以在几年内保持人类的进步，而且可以让整个地球进入遥远的未来的新的发展道路。

垃圾分类处理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展开。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和推动下，垃圾分类处理方式将从原来的单一处理手段转变为综合处理和多样化处理，并能够因地制宜推动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处理方式。

三、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如今垃圾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垃圾的处理尤其是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成为了世界性课题，各国都在竞相研究，以期能够获得最优解决方案。

（一）国外研究概况

发达国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和管理实践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对于垃圾分类的著作文献也相当丰富。研究主要涉及垃圾分类的法律体系、分类回收处理技术、管理制度、垃圾治理主体等各方面。

在探究垃圾处理法律体系和制度方面，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都通过立法明確实现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1996年，德国推出了《循环经济和废弃物处理法》，主张“源头预防”以防治垃圾污染。日本出台了《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和《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等，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在探究垃圾分类回收的处理技术方面，Eriksson（2005）等学者以经济环境成本、生态环境效益、能源成本的消耗量为指标，对垃圾的混合焚烧处理、生物化处理以及分类收集三种处理方式进行了比较，最后指出降低垃圾的埋藏量和提高可循环使用垃圾回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在探究垃圾分类管理制度方面，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和库伦·默菲（Cullen Murphy）等提出了“垃圾十诫”的命题。他们将垃圾视为“洪流”，指出垃圾分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Stewart等人（2003）研究了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影响因素，指出了政府制定分类回收计划的重要性。Paul等人（2004）则针对美国治理环境的相关政策，对新出台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政策进行了讨论研究，指出美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主导力量，为研究垃圾分类提供了新思路。克里斯·朗革（2006）主编的《美国环境管理的历史与发展》，分析了美国治理环境问题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对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国家政策以及政府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在探究垃圾分类治理主体方面，Johan Post（2003）等人提出，多种主体参与垃圾治理能够形成广泛的覆盖率，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率，以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Otoniel Buenrostro（2003）等人研究了墨西哥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指出垃圾处理政策的制度需要各社会团体的多元化参与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始于20世纪90年代，相比于西方国家起步较晚。随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逐渐受到政府关注，各地方先后陆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垃圾管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也以垃圾分类为主题陆续进行了研究。

在垃圾分类管理机制方面，王建明（2008）基于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的回顾，提出了三类环境经济政策：垃圾按量收费、预收处理费用与循环回收补贴、押金返还制度。谭灵芝、鲁明中等（2008）指出，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市场化处于初期阶段，垃圾处理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依赖于行政手段。因此，有必要制定有效的政策，如完善垃圾收费制度、补贴制度、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直接管制，来促进垃圾处置市场的主要政策选择。李正升（2011）梳理了环境经济政策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影响，强调有效管制城市生活垃圾关键是建立最优的环境经济政策矩阵，并根据不同的环境经济政策整合协调使用不同的经济政策。吴宇（2012）指出，由于垃圾源分类政策无法有效实施，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回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在垃圾分类的法律规章方面，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李金惠（2007）梳理了国内外城市生活垃圾的情况，分析了理想化的垃圾管理模式，明确了法律手段在调控垃圾处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胡碧玮、张莹莹（2015）提出了细化分类回收操作，控制垃圾生产源头，加强宣传鼓励公众参与，优化相关法律机制。仇永胜和王储（2017）指出，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在法律体系、政府监管、公众参与等方面存在问题，总体城市垃圾分类状况并不乐观，需要依靠法治的力量进行调整和解决。蒋冬梅、李琪（2018）从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角度对各主体在垃圾分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除学者和专家在垃圾分类的法律制度方面的理论研究外，我国还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文件，以期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实现垃圾分类。例如，我国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发改委与住建部联合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2017年）。地方性法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的通知》（2002年）、《深圳市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实施方案》（2002年）、《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2013年）、《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5年）等等。

在垃圾分類的公众参与现状研究方面，王树文、文学娜等（2014）构建了三种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模型：公众诱导式参与模型、公众合作式参与模型与公众自主式参与模型，讨论了如何推动政府与公众的合作，梳理了政府和公众在其中的职责。吕维霞、杜鹃（2016）分析了日本垃圾分类的经验，并提倡实现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共同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机制。张紧跟（2014）以广州市重启垃圾处理再决策为例，从邻避冲突、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维权抗争等角度分析了地方垃圾处理参与式治理的趋向。

在垃圾分类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方面，朱凤霞、杨君（2004）分析了我国在城市垃圾处理主要存在着资金与技术问题，并指出要加快实现垃圾处理产业化，政府要为之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投资和运营环境。刘静、李越川、刘延平（2005）分析了垃圾处理行业的不足，建立了“收运-分类-处理-回收再利用”的城市垃圾处理发展模型，通过政府改革管理体制，实现垃圾处理行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健康发展。王伟（2001）在《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市场化初探》一文中指出，要通过市场化措施来改善基础性的生活垃圾分类，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整合。蒋建国教授（2017）指出，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行应以政府引导为主，市场化为辅。政府需要为回收企业提供足够的支持，保证垃圾分类回收的物质能始终有良好的出路。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学者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垃圾分类较为成功国家和地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国外的经验总结，如刘梅（2011）分析了日本、德国、美国、比利时的垃圾分类做法;杨帆、邵超峰（2016）等学者分析了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垃圾分类实践，提出了我国垃圾分类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王莹、金春华、葛新权（2012）分析了美国的源头减量垃圾分离处理方法、英国的通过税收手段控制垃圾数量、日本的严格垃圾分类管理以及德国的市场化运营方式，指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居民、企业三方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对于国内垃圾分类回收经验总结，如陈晓运，张婷婷（2015）分析了广州市垃圾分类政策利用营销观念和策略来争取公众接纳的过程;徐薇（2013）则分析了杭州市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充分利用社区居民参与，培育社会资本的成功经验;姜建生、刘学民（2018）等学者分析了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以及持续管理途径的成功实践。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评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成果已非常丰富。对垃圾分类研究的角度多样化，深度也有所扩充，包含了一些前沿化的研究方向，如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研究以及垃圾处理技术等。但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依然不足，尤其是缺乏实证性研究，很多学者依然只是空泛地讨论垃圾分类的意义、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缺乏一定的实验数据或典型案例研究作为支撑，导致理论研究过于简单甚至理想化，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此外，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要注重因地制宜，尤其对垃圾分类的市场化模式的探索是一种实现垃圾分类的新型手段和方法，要结合当地实际，有效引导居民的行为。因此，本文注重结合余杭区当地的社会发展情况，针对性地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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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and Research Trend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elated Concepts

HE Wen-qing1，2

（1.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1800，China;2.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Hangzhou Yuhang Region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ngzhou 311100，China）

Key words：garbage classification; marketization; treatment

作者：贺文清

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分析论文 篇2：

中国工业景气指数构建与分析

摘要：目前，我国工业和主要工业行业周期性运行特征的研究及运行态势的监测和预测明显不足。利用时差相关分析等方法，从我国工业运行相关的经济指标中筛选出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利用合成指数方法构建我国工业部门的景气指数，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进行季度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整体趋势良好并将继续保持稳健上行，但在保持上行趋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局部循环波动。

关键词：工业景气指数；先行指标；一致指标；合成指数法；HP滤波法；美国一般商情指数；时差相关系数分析法；经济周期波动

一、引言

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业仍将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工业运行态势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同时，工业各部门的经济活动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反应也相当灵敏。在经济扩张期，受市场需求增长的拉动，工业相关产品的生产、价格及销售会迅速上升；而当经济处于衰退阶段，这些活动均会随之下降。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周期性运行，工业部门及其内部主要行业的运行态势也呈现出周期性特征。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在较短时间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当前，在国际经济弱势复苏过程中不确定性依然较大，我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未来几年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大幅波动的风险。

目前，我国对于经济运行监测与景气指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领域，对于我国工业和主要工业行业周期性运行特征的研究及运行态势的监测和预测明显不足。由于缺乏对工业运行及相关数据季节性调整的研究，不能很好地解决春节等传统节日效应的影响，因而在实际的短期趋势分析中依然以同比数据为主，缺乏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季节调整后的同比数据。因此，完善对我国经济运行数据的季节性调整、研究我国工业运行监测与工业景气指数，以实现对我国工业部门及其内部主要行业发展态势的有效监测和预测，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制定适时有效的产业调控政策、加快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笔者在对数据进行季节调整的基础上，利用时差相关分析等方法，从我国工业运行相关经济指标中筛选出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并利用合成指数方法构建我国工业部门的景气指数，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进行季度比较分析。此外，笔者还运用HP滤波法对工业景气指数进行分解来分析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特点。

二、相关文献回顾

早在19世纪末期，国外就已经出现了定量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经济景气方法。1909年，美国巴布森统计公司发表了关于美国宏观经济状态的首个“经济活动指数”作为美国宏观经济状态的指示器。1910年，美国布鲁克迈尔经济研究所也编制了用于经济监测的景气指标，指标内容涵盖股票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和货币等方面。1917年，美国哈佛大学提出了“美国一般商情指数”（哈佛指数），该组指数分为投机指数、生产量及物价指数、金融指数三大类，涉及13项经济指标。“美国一般商情指数”（哈佛指数）自投入使用后，较好地反映了20世纪美国的四次经济波动，但由于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前作出误判而被弃用。但哈佛指数的贡献在于它为后来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周期提供了两个宝贵的思路：（1）多指标分析。因为以前的研究多采用单个指标来反映经济运行的状况，但单个指标反映的信息并不全面。（2）剔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只有剔除季节性波动的影响，才能准确地测定和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循环项。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的季节调整方法是由美国的W.M.铂森斯提出的，之后季节调整方法成为经济周期波动研究的基本方法[1]。

在经济周期波动研究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主要有W.C.米切尔和A.F.伯恩斯。1913年，W.C.米切尔发表了被认为是经济周期波动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商业循环》。1937年，他又出版了《商业循环：问题与调整》，书中详细总结了20世纪以来经济周期波动测定和景气指数建立等方面的进展，并对运用景气指标监测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还讨论了利用经济变量的时差变动来提前反映经济波动的问题。1937年，米切尔和伯恩斯对近500项经济指标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了由其中21项指标构成的先行指数，预测出的经济转折时间被后来的实际经济波动所证实。1946年，伯恩斯和米切尔出版了《测量商业周期》，讨论了一系列景气监测方法，涉及“循环波动的分离”“趋势调整”“平滑技术”等，并指出经济波动在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呈现出逐步扩散的过程。这为后来“扩散指数”的开发打下了理论基础[2]。借鉴米切尔和伯恩斯的经验，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以下简称为NBER）的经济学家G.H.穆尔带领的研究团队，从近千个经济指标中选择了21个指标，并将这21个指标划分为先行指标、一致指标、滞后指标三大类，并提出了扩散指数（Diffusion Index，DI）[3]。其中，先行指标用于预测经济运行转折点，一致指标用于评价经济运行及发展水平的现状，滞后指数用于检验经济运行周期的完整性。NBER对景气指数的研究使经济运行监测走上了规范化道路。1961年，美国商务部出版的《经济循环发展》开始以数据和图表的形式发布每月的宏观景气动向。

由于DI不能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G.H.穆尔和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学家希斯金提出了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CI）。合成指数计算的突出优点在于将不同种类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从而为不同种类指标的合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景气监测系统的日趋成熟和信息识别理论的发展，景气监测特别是短期波动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此外，NBER及国际循环研究中心等机构对“长先行指标”进行了研究，将先行指数的先行期由原来的半年左右扩展至一年及一年以上，为政府和企业作出反周期波动决策提供依据。

Stock和Watson（1989，1991，2003）[4]][5][6]提出SW景气指数法，SW景气指数是通过对经济内部所存在的共同趋势的描述来体现整个经济系统的景气状态，其刻画了经济变量在经济周期中的协同成分。这种方法利用动态因子模型，捕捉到了经济变量之间的这种协同成分，因此将其称为SW景气指数。Fukuda和Onodera（2001）[7]也以SW指数为基础研究了日本的经济运行指数的问题，文章中专门就如何提高经济景气指数的预测效率进行了论述。Bandholz和Funke（2003）[8]针对德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分别建立了包含和不包含状态转移（regime switching）两个模型来监测德国的经济运行状况，结果显示考虑到状态转移（即考虑到经济周期非对称性的模型）更加符合经济实际。

随着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原先被认为是对立的景气监测方法和经济计量预测方法受到了重新的审视，并在研究与应用中逐渐形成互补的关系。景气监测方法以周期理论为基础，经济计量预测方法则是通过经济理论建立结构性模型与关联关系，由此推出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值。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应用拓展了经济运行监测研究的视野。关于季节调整的方法，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成功地开发了具有良好适应性和有效性的X-11法。为了解决X-11方法在终端信息量损失过多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在X-11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能够进行季节调整的X-12 ARIMA方法，开发了X-12和X-12-ARIMA软件。该软件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它提供了处理类似中国的春节和端午节等公历日期在不同年份年年都发生变化的移动假日影响的方法。

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1988年以前，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包括我国经济循环波动的长度研究、波动原因研究等，如刘树成、董文泉等[9]。1988年之后展开了实证研究。袁兴林（1988）[10]和黄运成（1988）[11]使用DI（扩散指数）和CI（合成指数）的方法对我国工业生产景气循环的基准日期进行了计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经济监测与分析研究组（1988）选择了35个月度经济指标进行监测，其中包括13个先行指标、13个一致指标和9个滞后指标。该研究组使用DI方法对三组指标分别进行了测算并获得了三组指标各自的基准循环日期。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监测课题组（1988）设计了6组综合监测预警指数，每组指数的运行区间分别被划分为5个灯区，通过灯区标识经济循环波动中的冷热状态。毕大川、刘树成（1990）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应用研究。国家统计局（1990）在《经济周期和预警系统》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相关的综合软件系统，用以监测、预报经济变量并分析政策效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日报》于1993年开始合作，以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的名义，自1993年8月起在《经济日报》开办了“景气观察”栏目。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监测预警课题组（2004）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波动及主要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近年来，也有学者运用合成指数法对部分行业进行景气周期循环研究，如孔宪丽、陈磊（2009）[12]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景气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孔宪丽、张同斌、高铁梅（2012）[13]根据月度经济指标构建了工业部门的景气指数；王志凤、杨丰肃（2013）[14]合成指数法构建了兰州市房地产业的景气指数，根据其波动态势具体分析了兰州市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特征。国内学者也对SW指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陈磊和高铁梅（1994）[15]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81年1月到1994年4月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监测。董文泉、高铁梅、陈磊和吴桂珍（1995）[16]对SW指数的理论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王金明、程建华和杨晓光（2007）[17]利用中国1997年1月到2006年5月的月度数据探讨了建立SW指数的可能性，结果认为SW一致指数能较好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而SW先行指数则存在着不稳定的特性。

三、指标筛选与方法介绍

（一）指标筛选

对季节调整后的变量，计算它们的同比增长率，并通过时差相关系数分析法从近五十个指标中筛选出用于建模的经济指标。具体方法如下：计算每一个变量的同比增长率序列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序列之间的时差相关系数（季度数据计算前后分别各8期的时差相关系数）；记录每一组时差相关系数中最大的那个系数所对应的先行（或滞后）期数，根据该先行（或滞后）期数来判断某变量是（相对于工业增加值的）先行变量还是滞后变量；结合经济意义，在先行（和滞后）变量中选择时差相关系数最大的几个变量作为入选的先行（和滞后）经济指标，运用季度数据筛选出的经济指标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先行指标中，生铁、粗钢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各自同比增速数据同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数据的时差相关系数较高，其中生铁和粗钢相对于工业增加值先行一期的时差相关系数最大，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相对于工业增加值先行两期的时差相关系数最大。在一致性指标中，重工业、轻工业和发电量各自的同比增速序列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序列的相关系数较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同工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并不高，只有0.49，此时之所以把它作为相关指标是为了体现出国际市场的冲击对于中国工业运行的影响。

不同于国内之前许多研究中采用月度、季度同比增速作为基础指标然后再进行季节性调整的做法，笔者主要以绝对量作为基础性指标，然后再进行季节性调整。这一做法更为符合季节性调整方法的基本原理，也能更为敏锐地反映经济运行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价格调整）、水泥产量、生铁产量、粗钢产量、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价格调整）、工业增加值（价格调整）与发电量作为基础性指标。

从经济意义上讲，根据时差相关系数法选择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水泥产量、生铁产量和粗钢产量这4个先行指标较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这3个一致指标具有一定的先行性。李芜[18]的一些观点可以对这几个先行指标的先行性进行一些解释：（1）从生产决策到实际产出需要时间，产量的变化一般预示着经济活动的变化；（2）市场预期的影响，有些时间序列指标对未来经济活动的预期较为敏感，如对生产企业来说，固定资产投资额主要体现在新建厂房、机器设备等基础原材料的购买需求上。这些购买需求的增长意味着企业的产出水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有显著增加。

（二）季节调整

本研究依据美国普查局消除复活节、劳动节、感恩节效应的原理，在X-12-ARIMA季节调整程序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模型的改进，构造了中国移动假日的回归变量，消除了流量数据的春节效应、端午节效应、中秋节效应。

中国的移动假日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春节，而农历年在公历日期中的跨度又较大，变化区间为1月21日到2月20日，也就是说农历新年与公历新年之间的时滞最长的可能长达51天。考虑到春节对我国居民的消费及工业生产影响较大，本研究在构造回归变量时，将春节的影响进一步细化，划分为春节前效应、春节中效应、春节后效应并依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构造了其不同的影响期间。本研究中采用regARIMA对导入X-12-ARIMA中的数据进行预处理，主要是发现并修正各种类型的异常值以及估计出日历因素的影响。

（三）合成指数方法介绍

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CI）方法弥补了扩散指数的不足，既能反映经济运行趋势，又能考察经济波动幅度。

假设有n个指标，其中的第i个指标记为xi（t）（i=1，2，…，n）。合成指数的主要步骤为：

1. 计算对称变化率

ci（t）=200■，t=2，…，n

当xi（t）中包含0、负值，或xi（t）本身就是以百分数计的指标时，对称变化率的计算公式为：

ci（t）=xi（t）-xi（t-1），t=2，…，n

对称变化率的取值范围为[-200，200]。

2. 对ci（t）进行标准化

si（t）=■

经过标准化，各类指标在合成指数的时候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否则，合成指数将受波动幅度大的指标影响较为显著，稳定指标的作用可能会受到忽视。

3. 对标准化变化率si（t）进行加权平均

R（t）=■

其中，Wi为指标i的权重。如果在t月没有指标i的数据，则令该月的Wi为0。

4. 对R（t）进行组间标准化

V（t）=■

其中F为标准化因子：

F=■

其中{P（t）}为同步指标组。

组间标准化以同步指标组为标准，因此只需要对另外两组指标实施本步骤即可。

5. 计算初始合成指数

I（1）=100

I（t）=I（t-1）■，t=2，…，n

6. 对V（t）进行趋势调整

V′（t）=V（t）+（G-T）

其中，G为同步指标组的趋势，T为初始合成指数的趋势。

趋势G的计算方法为：

（1）计算CCI（t）的始循环和末循环平均值CI和CL

CI=■■

CL=■■

其中，mI和mL分别为始循环和末循环的月数。

（2）使用复利公式计算G

G=■-1×100

趋势T的计算方法同上。

经调整，各组指数的变动趋势与同步指标组相同，以便进行比较。该步骤不需对同步指标组实施。

7. 计算合成指数CI（t）

I′（0）=100

I′（t）=I′（t-1）■，t=2，…，n

CI（t）=100■

其中，■′为基年平均值，I0′（t）为I′（t）基年t月的值。

■′=■■I0′（t）

使用上述方法可计算领先合成指数（LCI）、一致合成指数（CCI）、滞后合成指数（GCI）。

四、中国工业景气指数构建与分析

（一）中国工业经济季度合成指数计算结果

根据前述方法、指标及数据，计算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一季度的季度合成指数（如图1所示）。

在图1中，从总体趋势上来看，先行合成指数与一致合成指数的运行趋势一致。先行合成指数具有一定的先行性，比一致合成指数先行约1个季度。其中，2008年以后的季度先行合成指数的先行性较为显著且相对稳定，较好地提前反映了工业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期间主要转折状态先行指数对一致指数的反映如表2所述。

据图1中先行指数的走势及表2中的先行期判断，我国2014年第二季度工业运行继续回调。

由于合成指数序列中既包含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趋势因素，又包含工业经济运行的周期循环因素，所以直接通过合成指数序列对工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并不是很直观。因此，通过图1只能对其中较为显著的状态变化进行判断。要想分析整个计算期内中国工业经济的周期循环波动情况，则有必要使用滤波将合成指数中的趋势项和循环项分离出来，以便单独考察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特点。本研究使用HP滤波对合成指数进行分解，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特点进行分析。

（二）季度合成指数HP滤波分析

1. HP滤波趋势分解。笔者使用HP滤波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季度合成指数进行分解，其中分解出来的先行指数运行趋势如图2所示，一致指数运行趋势如图3所示。

从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HP滤波的分离结果较好地拟合了先行指数的趋势和一致指数的趋势。季度先行指数趋势及季度一致指数趋势已剔除了价格因素、季节因素、不规则因素、循环因素等各项因素，反映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实际趋势。从图2和图3所示的趋势上来看，自1998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持续上行的总体趋势，工业经济运行形势良好。此外，根据先行指数的趋势可以判断，我国工业经济仍将继续保持上行趋势，在上行的同时出现局部波动和调整。

2. HP滤波循环分析。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季度合成指数使用HP滤波分解出来的先行指数循环项和一致指数循环项如图4所示。

从图4中可以看出，HP滤波的分离结果直观地反映了季度先行指数与季度一致指数的循环波动。

先行指数循环及一致指数循环均已剔除了价格因素、季节因素、不规则因素及趋势等各项因素，能够反映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真实循环波动状况。经HP滤波分离后的先行指数循环项的先行性强于先行指数本身的先行性。其中，2008年以后的各季度先行合成指数循环的先行性较为显著且相对稳定，较好地提前反映了工业经济运行的循环波动情况，期间先行指数循环与一致指数循环的主要反映详见表3。

比较表2和表3可以看出，在先行循环项的先行期相对稳定的2008—2013年，HP滤波后的结果与未滤波时的结果基本一致，且先行循环项的先行性较未滤波时更为显著。

从图4来看，先行指数循环中出现波峰或者波谷的时间比一致指数循环中出现对应波峰或者波谷的时间早约1个季度，且保持较稳定的先行期。

根据图4中先行指数的走势及表2中的先行期判断，我国2014年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继续回调。这一判断与使用未滤波前指数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

（三）景气指数构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工业经济运行的景气情况，笔者以季度合成指数为基础，按照如下方式构建中国工业景气指数：

工业景气指数=季度合成指数/季度合成指数经HP滤波后的趋势项×100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得到1998年以来先行工业景气指数的值（见图5）。该值是一组围绕100上下波动的数据，该值大于100时，表示工业经济处于景气阶段，工业增长速度加快，呈上升发展趋势；该值小于100时，表示工业经济处于不景气阶段，工业增长速度减缓或停滞，呈下滑的发展趋势。

由图5可知，2007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经历了景气与不景气交替出现的状态。2011年以来，先行景气指数与一致景气指数均显示出回落趋势。2011年第四季度先行景气指数回落至100以下，之后一直处于不景气阶段，仅在2013年第三季度时反弹至100.1，随后先行景气指数又继续回落至100以下，2014年第一季度先行景气指数降至99.5；而一致景气指数在2011年第四季度时回落至100以下，2012年第一季度略有反弹至100.0，之后继续回落至不景气区间，2013年第一季度一致景气指数升至100.2后又继续处于不景气阶段，2013年第四季度略反弹至100.0，2014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我国工业运行仍处于不景气阶段。

五、结论

根据季度合成指数并使用HP滤波分解，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季度合成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整体趋势。从使用HP滤波分解后的合成指数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整体趋势良好，将继续保持稳健上行；但在保持上行趋势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局部循环波动。

第二，我国工业经济季度先行指数能够对工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预警。直观地看，根据季度先行指数、HP滤波后的先行循环项判断，我国在2013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继续回调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以季度合成指数为基础构建的中国工业景气指数表明，2014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我国工业运行仍将处于不景气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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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Frank de Leeuw.“Toward a Theory of Leading Indicators” in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New Approaches and Forecasting Records，Kajal Lahiri and Geoffrey Moo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责任编辑、校对：李金霞

作者：张艳芳　江飞涛　谭运嘉

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分析论文 篇3：

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产业竞争力模型构建研究

摘要:循环经济突出的特点是实现了“人、自然资源、环境与经济”相互协调的发展模式,它的优势是引导一个区域摆脱“末端治理”的发展之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而以循环经济为基点的区域产业布局,将会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与潜力。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产业竞争力模型的构建就成为区域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理论;区域产业竞争力;竞争力模型

Research on Model -Construct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Circular Economy

CHU Hui-hui,SONG Dian-q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Key words:circular economy; the theory of circular economy; region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e model of competitiveness

自从20世纪70-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兴起以来,循环经济已经取得巨大发展。从实践上来说,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局限性的突破,并创新性的将资源、成本、效益、价值理论统一起来,引导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效益,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体现可持续的前瞻性。从理论上来说,循环经济理论已经日益深入到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领域,并且在各领域中正逐渐建立自己独立的研究方向,推动着经济学向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一、 循环经济理论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发展

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珀斯和特纳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正式使用“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自此以后循环经济开始普遍被人们使用。国外循环经济实践首先开始于处理废弃物与垃圾问题,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内工矿企业等重污染工业废弃物污染问题严重,我国一些学者及相关环境工业部门就开始推行无废少废工艺的努力,80年代明确提出了推行清洁生产的口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入90年代国家实施可持续发战略和《21世纪议程》,这一阶段循环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企业内层次“小循环”上,强调实现企业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进入21世纪,随着一系列生态工业园的建立,循环经济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特征是基于循环经济“3R”原则(减量化:Reducing——再使用:Reusing——再循环:Recycling)进行企业间生态产业链构建。现在循环经济正在逐渐由园区生态化向社会化循环体系拓展(园区产业生态化——城市循环产业——区域循环产业——社会循环产业)。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循环经济发展是紧紧围绕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展开的,这表明循环经济与区域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互动效应。

二、 “钻石模型”理论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从区域经济学观点来看,区域内所有产业构成该区域的“国民经济”。各个区域以其相对于其他区域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条件选择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形成区域产业比较优势,进而构造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即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强弱决定着其区域竞争力的强弱。波特是第一位从产业层次研究竞争力的学者,他认为,国家经济竞争力是一国产业创新及升级的能力,国家竞争力决定于该国是否有一些独具特色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群体。他把企业、产业和国家结合起来分析,从而为全面、正确地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分析框架。一方面企业可以分析某一地区产业结构,确定自己在该产业中的相对竞争优势及采取的竞争战略;另一方面某个国家也可以某一产业为中心,分析该国各方面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企业在该产业中的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分析产业竞争力是在国家这个宏观区域范围内的,国家能否为某一产业发展提供优越的国家环境,取决于图中六个因素的互动(见图1)。

尽管“钻石模型”是建立在国家环境基础上的,但它对竞争要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区域产业争力的分析。波特的“钻石模型”是以发达国家为理论背景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来许多学者对“钻石模型”进行了相关的修改。如鲁格曼“双钻石模型”,其典型特征是它以美国与加拿大为研究环境,跨越了国家范围的大区域产业竞争力模型;韩国乔东逊(Dong—Sung Cho)的“九因素模型”是以研究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模型;芮明杰教授构建了以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新钻石模型”。

三、“循环经济钻石模型”的构造

由于我国环境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各个地方政府相继建立了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产业发展体系,实施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举措,循环经济理念现在已经逐步上升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地位。因此.当我们再来用“钻石模型”对区域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时,要对“钻石模型”进行修正,使之更加适应于分析现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竞争力,引导各个区域能够更加注重区域可持续发展。

区域产业竞争力属于中观层次上的产业竞争力,是连接微观企业竞争力和宏观国家竞争力的纽带。这种竞争力既取决于宏观层次的资源禀赋差异,又取决于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力,是二者综合互动的结果。它不仅包括所提供的有效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可预见未来发展的潜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产业具备一时的竞争优势,并不代表其竞争力的强大,使产业具有持续的竞争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循环经济就能够为其提供巨大的动力。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构造了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循环经济钻石模型”,其构造如图2。

“循环经济钻石模型”对有关竞争力要素的分析:

1.循环经济。由于此模型是针对构建区域持续产业竞争力而设立的,那么循环经济就成为此模型的核心,它要求循环经济理念要始终贯穿于区域产业体系的各个方面,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组织的规划以及产业链的构成等等要紧紧扣住循环经济理念。

2.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获得比较优势的基础性条件,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对生产要素的认识不仅仅是它现在的丰裕贫乏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它未来发展潜力,要看到无论任何资源都会遇到面临发展“瓶颈”的危险,意识到生产要素的“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对于保持一个区域生产要素持续供给能力的重要性。

3.需求条件。随着人们环保观念的加强,世界需求已经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品转变,对绿色消费的需求越来越高涨,而且这种环保消费需求可以是毫无障碍的跨域任何区域的。

4.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一个区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要有一系列相关的产业来支持,建立在循环经济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粘合性,有利于企业之间集聚。

5.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以循环经济为发展理念的企业战略目标更加具有前瞻性,可持续性,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就会更加的合理化,从而在能够在竞争中处于被优势,促进市场竞争更加充分。

6.机遇。随着资源、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蔓延,循环经济今后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能够紧紧抓住循环经济发展的区域将来会在区域产业竞争力中立于不败之地。

7.政府。区域循环性产业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工程,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由于循环经济实践现在仍然处于探索状态,许多企业不能够直观的看到未来的发展效益潜力,在面对短期巨额投资成本时会动摇决心,这就要求政府从政策与制度上给予帮助和支持,因此,政府在“循环经济钻石模型”中的重要性高于“钻石模型”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

从以上的要素分析中可以看出,整个模型是围绕着循环经济对于影响经济增长各个要素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循环经济要求把生产系统置于整个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内,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构建将自然与环境纳入经济要素的产业生态体系,从而树立新的经济观(追求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局面)新的生产观(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新的消费观(引导消费者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废弃物的资源化)新的技术观(发展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包括清洁生产技术、废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进而提升区域产业持续的竞争力。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钻石模型”能够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协调,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当今经济时代赋予我们的义务与责任。

四、 钻石模型的区域产业竞争力机制分析

“循环经济钻石模型” 对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巨大优势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机制得到体现:

1.“循环经济钻石模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机制:其核心是以产业结构生态重组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化来创建一种全新生产消费体系为支撑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延伸和拓展生产技术链,对可重复使用的废弃物进行无限次循环利用,进一步细化专业分工,引致产业转移和新产业的产生,并将技术优势渗透到传统产业中,提高产品技术附加值,进而加快产业整体层次提升,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

2.“循环经济钻石模型”的外部性的内生化机制:由于本模型将“3R”原则与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它能够在经济活动的所有环节对可能发生的资源环境外部性积极的进行提前预防、严格控制和转化循环利用,从根本上遏制不良外部性的产生,将外部性内生化。此模型的引入和实施,可以使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得到加强,提高区域整体系统和范围的资源利用效率,比较有效的降低经济的不良外部性影响,优化区域产业竞争的外部环境。

3. “循环经济钻石模型”的产业关联稳态化机制:其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它使企业间的关联变为以产品与废弃物的双重交易为主,尤其是废弃物产业链的建立要求企业间具有更加稳定的合作关系,以达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另一方面它使产业关联的形式由竞争向竟合转化。生态产业链利用产业间的前向后向关联性和波及效应来扩展产业链,使资源循环往复利用,实现物质利用最大化,废弃物排放最小化,资源利用高效益化,环境污染与环境成本降低化,在区域内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再次,由于产业关联度加强,它缩小了各产业间的隔阂度,使得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之间融合度加强。

4.“循环经济钻石模型”的产业集聚的良性化机制:由于在本模型的产业集群中可以完成并完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专业化分工,它能够克服集群内物质循环缺陷与生态缺位,使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畅通无阻,产品的差异化与集群品牌化得到提高,进而优化集群内产业网络结构,促使产业集群生态化与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得以完善。总之,它能够影响集群的成本、专业化、竞合、创新和品牌等因素,从而实现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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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树文)

作者：储慧慧 宋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