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辐射理论分析论文

一、经济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和应用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就平衡增长战略与非平衡增长战略展开激烈争论。针对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恶性贫困循环”理论为代表的平衡增长战略，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其后被布德维尔、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等加以丰富和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辐射理论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经济辐射理论分析论文 篇1：

我国城镇化水平收敛性

摘要：以经济收敛理论为基础对我国31个省区1990-2013年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进行分析。通过设置多种空间权重矩阵将空间效应纳入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地理距离因素是影响城镇化空间相关性的主要因素；地区城镇化水平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单纯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难以缩小区域差距，政府应适当加强宏观调控作用；控制变量的引入加快了城镇化率的发散速度，与理论预期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增长率存在负向影响，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过大是加快城镇化水平发散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关键词城镇化；收敛性；理论假说；空间计量

一、引言

我国城镇化进程在近十年加速推进，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2013年实现进一步增长，达到5373%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自然资源、历史条件和政策倾斜等原因，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且各省省情不同导致区域内差异也十分突出。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经历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过程，而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其过大的区域差异必然也导致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不均衡。城镇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战略措施，如何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变动趋势，为各地区制定适合的城镇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城镇化区域差异问题尽管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以往采用统计指标衡量区域差异的方法较为简单。城镇化收敛性主要研究我国城镇化水平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是否具有更快的增长率，即是否存在赶超现象，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城镇化区域差异问题。索罗-斯旺（SolowSwan）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收敛性理论的起源，鲍莫尔（Baumol）最早将理论运用于计量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和初始产出水平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但其样本的选择引起了德隆（Delong）对其结论的质疑，由此经济收敛性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涌现了大批经典文献：如巴罗（Barro）、巴罗和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曼昆（Mankiw）、罗默（Romer）和韦尔（Weil）、伯纳德（Bernard）和 杜尔劳夫（Durlauf）的研究[5-8]。国内学者对收敛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上，研究结论却不尽一致，少数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存在σ收敛，即我国省域间经济增长差异将逐渐缩小并最终处于同一稳态水平；大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即控制了影响稳态的因素才能观测到收敛性的存在；也有部分学者研究我国东、中、西部间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即子样本内部的收敛。

虽然并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但收敛性研究方法却日渐成熟，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研究其他领域的收敛性，其中以碳排放、居民收入、能源利用效率等领域的收敛性研究最为广泛。在城镇化收敛性研究方面，吕健和余洁等分别采用空间截面数据和传统面板数据考察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两者均得出了我国城镇化存在收敛性的研究结论。但前者忽视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和个体异质性的重要特征，后者以空间相互独立为前提，明显与客观现实不符，因此，其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证实。鉴于面板数据能控制个体异质性特征，空间计量能将空间相关性纳入模型中，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城镇化的收敛性。

本文主要解决我国城镇化水平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以及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差距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从而形成收敛趋势等问题。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突破主要体现在：①将空间因素纳入城镇化分析体系，考虑地区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多种空间权重矩阵，结论更为可靠；②从收敛的视角研究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变动趋势，比以往仅采用统计指标的方法更为细致和深入。

二、理论假说

从城镇化过程来说，人口倾向于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由此经济水平差异的持续性会导致城镇化水平的发散增长，但不同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收敛机制使得城镇化水平出现收敛趋势。

1微观收敛机制

微观收敛机制包括比较利益机制和适度人口规模机制，主要通过控制城镇化饱和点保证城镇化收敛。城乡之间存在受教育机会、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就业机会和收入等各方面的差距，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涯发展，农村人口更倾向于向城镇发展。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吸引劳动力回流农村。

在经济发展初期，城市大量劳动力的集聚具有知识技术外溢、扩大市场规模等规模经济效应，但过度的人口转移也会产生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负面效应。因此，城镇存在着适度人口规模：超过适度人口规模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负面效应大于其经济规模效应，会出现人口迁移放缓甚至停止或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镇化不可能无限扩张，农村人口转移带来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和递增的城市负面效应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保证了城镇化收敛性的存在。

2中观收敛机制

中观收敛机制包括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社会服务收敛机制，主要通过影响城镇化发展促进城镇化收敛。经济增长收敛来源于索罗-斯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其持有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假设，一国或地区期初有效劳均资本水平越低，资本增长率越高，从而产出水平增长率也越高，进而存在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赶超，在存在区域要素流动的情况下，资本会从资本存量水平低的地区流向存量水平高的地区，劳动力则反向流动，从而促进经济的收敛性。当前研究国内经济收敛的学者中，大部分认为我国经济存在不同的收敛情况。经济增长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量中西部劳动力，从而城镇化水平较高。但随着中西部经济逐渐向东部的趋同，势必会吸引大规模的劳动力回流，从而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收敛。

关于社会服务趋同的系统理论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但不少学者以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从不同方面对社会服务收敛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政府支出方面和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地区间社会服务的收敛虽然不能直接促进各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收敛，但是社会服务的趋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口的跨地区迁移，特别是高学历、高能力人才从低服务水平城市向高服务水平城市的流动，从而降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

3宏观收敛机制

宏观收敛机制指政府行为收敛机制，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内在机制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由于政策偏向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随着地方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先后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试图从东部地区引进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缩小省域间城镇化发展差异。同时，社会服务的趋同也是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政策之一。政府通过建立更为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从宏观政策上保证各地区人们享受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

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等原因形成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然而在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趋同的内在机制以及国家政策引导的外在影响下，城镇化水平将逐渐收敛。同时，城镇化并不是无限扩张，在城镇化水平饱和点的约束下，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也会发生收敛现象。

三、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城镇化率衡量指标为人口城镇化率，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化率各年增长率。关于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根据以往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如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社会因素，如教育、社会保障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中教育可通过升学使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但整体而言，社会因素对城镇化的直接促进作用较弱，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人口的增加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加大，社会服务水平欠缺会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制度因素一般作为根本影响因素。基于此，条件收敛中引入影响稳态的变量如下。

（1）人均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规模指标，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稳态值越大，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2）产业结构（CON）。以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构指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因此二、三产业比重越大，对非农就业需求越大，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3）对外开放程度（CR）。以出口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对外开放有利于城市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农村人口的转移，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4）比较利益衡量指标（CX）。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即城乡收入比来表示。城镇较农村条件优越成为吸引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力，但城乡差距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因此预期符号需由实证分析确定。

（5）教育（EDU）。以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的对数形式表示。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接受城市的消费和价值观念，尤其是高等学校大学生越易在城市居住，因此有利于城镇化的发展，预期符号为正。

本研究样本为1990-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城镇化率1990-2000年数据来源于周一星、田帅对我国分省城市化水平数据的修补周一星、田帅对海南省城市化水平的修补从1990年开始，为了保证我国省份的完整性，本文数据样本为1990-2013年。，重庆市1990-1996年数据根据其含重庆和不含重庆的四川省城镇化率计算得到，2001-201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各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其中人均GDP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四、城镇化水平收敛性的实证检验

1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空间权重矩阵体现了空间观测单位中的依赖关系。目前学者们普遍采用邻接权重矩阵，但非相邻而距离接近的区域之间显然也会发生空间联系，且经济实力强的地区对周围地区影响更大，更容易吸引人口迁移。因此，为了使研究结论更为稳健，本文分别建立邻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综合测度各省区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关系。

（1）邻接权重矩阵。邻接权重矩阵以省区间是否相邻作为空间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标准，若省区间存在共同边界则表明存在空间相关性，具体形式见（1）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第i行和第j列的元素，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相关程度。邻接权重矩阵因其简单易处理而应用广泛，但其不相邻则不发生空间联系以及具有共同边界赋值相同的假定显然不符合客观现实，如北京仅与天津和河北相邻，但其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显然对大部分地区都有影响，且很难说北京对相近地区如吉林省的影响与对较远地区如新疆的影响一致。

wij=1当区域i和区域j相邻时0当区域i和区域j不相邻或i=j时（1）

（2）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各省会之间直线距离通过ARCGIS软件根据中国电子地图自动生成。。鉴于邻接权重矩阵仅考虑相邻地区间的影响且不能区别对不相邻地区的影响程度，许多学者开始采用距离权重矩阵。距离权重矩阵以空间相关性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递减为前提，通过距离的远近衡量省区间的相关关系，考虑更远空间区域之间的依赖性，距离的测度一般以省区经济中心的直线距离或交通距离表示。本文采用各省会之间直线距离的倒数表示省区间空间关系程度，具体形式如（2）式所示：wij=1dij当i≠j时0当i=j时（2）

（3）经济权重矩阵。虽然地区间交互作用与地理特征存在较大相关，但城镇化过程涉及人口迁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远远大于落后地区，因此，经济因素是影响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陈晓玲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设计[24]，其优点主要体现在区别了两个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强度，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具有更强的空间影响与辐射作用[25]。具体形式如（3）式所示，其中wi为邻接权重矩阵，y为人均GDP：

W*i=wi*diag（y1∑Ni=1yi， y2∑Ni=2yi， yN∑Ni=1yi），

N=31yi=1t1-t0+1∑t1t=t0yit（3）

2.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

空间面板与传统面板模型的区别在于空间相关性的测度，空间自相关性一般通过Moran指数检验，Moran指数取值在-1到1之间，负值表示负相关性，取值越接近0相关性越弱。本文利用

软件计算得到在邻接权重矩阵下城镇化水平代表性年份的Moran值，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Moran’s I值均为正值且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城镇化水平的地区相互临近，在整个样本期内Moran’s I值波动上升，表明正相关性逐渐增强。

3模型设定

根据空间依赖性来源的不同，空间计量基础模型分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回归模型（SEM）：空间自回归模型主要解释一个地区的经济现象直接影响另一地区，空间误差回归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来源于不可观测的随机冲击。本文通过在传统收敛模型中添加空间相关因子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绝对β收敛情况：

空间自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ρWlnyt+1，iyt，i+εt，i

空间误差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εt，iεt，i=λWεt，i+μt，i

条件β收敛情况：

空间自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ρWlnyt+1，iyt，1+γkXk+εt，i

空间误差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γkXk+εt，i εt，i=λwεt，i+μt.i

其中，yt，i表示i地区在第t期的城镇化率；lnyt+1，iyt，i表示i地区t时期的城镇化率增长率；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反映对随区位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控制；Xk表示影响城镇化率稳态的控制变量；若β显著小于零，则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存在绝对收敛性或条件收敛。

4.实证结果分析

（1）绝对β收敛。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本文空间计量模型估计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均通过Matlab软件实现。之前，需对模型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传统的各项检验指标如Moran’s I、LMerr、Lmsar、 Robust LMerr和Robust Lmsar均针对截面模型提出，本文借鉴何江和张馨之的做法，用分块对角矩阵代替统计量计算公式中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面板数据的检验[26]。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检验指标均显著。根据安瑟林（Anselin）等人的模型判定准则[27-29]，LMerr和Lmsa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Robust LMer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实证结果表明

各权重矩阵下SEM模型Loglikelihood值大于SAR模型，因此优先选择SEM模型，表明一个地区城镇化率的增长率受到邻近地区城镇化率增长率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事实上，各权重矩阵的SEM和SAR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未出现较大的差异。表3中各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其邻近地区城镇化水平也较高。进一步比较各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大小，在SEM模型下，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自相关系数（04400）显著大于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分别为01270和01170），说明城镇化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并非仅发生在相邻区域间而是随区域间距离增加而衰减，造成城镇化水平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因素为地理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地理位置的临近一方面由于交通的便利、社会风俗文化习惯的趋同大大

减小了人口迁移的阻力，另一方面便于地区间资源信息的传播，其城镇化发展过程的成功模式更容易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因此距离权重矩阵比经济权重矩阵和邻接权重矩阵更能反映城镇化水平空间相关性的客观现实。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权重矩阵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较邻接权重矩阵并无显著提高，部分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虽然吸引人口迁移，但却难以有效将其转变为城镇人口，其过程只是简单的“物理运动”。

表3中的估计结果显示，期初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城镇化水平不存在绝对收敛，我国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较大。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仍然具有相对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较高的增长率，距离权重矩阵的期初城镇化水平系数（00342）明显大于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分别为00199和00200），表明空间相关性加速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速度。这可能是因为非相邻地区与本地区存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差距，吸引本地区劳动力进行迁移，阻碍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区域间的城镇化水平难以实现同一稳态的收敛，但是可进一步探究是否存在条件收敛。

（2）条件β收敛。

是否存在收敛到各自稳态的趋势尚未可知。本文采用添加外生变量的方法检验我国各省城镇化率的条件收敛性，在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同样需要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各项检验指标均显著。根据前面所述的模型判定原则，优先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不论选择哪种空间权重矩阵，SEM和SAR模型中空间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如表5所示。

估计结果中期初城镇化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并不存在条件收敛趋势。即使控制了影响城镇化水平的稳态因素，其发展也并不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且其发散速度显著高于绝对收敛的发散速度。表明控制变量的引入加大了我国城镇化区域差距。

对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可知，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均不显著。而原本理论上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形成较高的稳态值。造成该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本文选取的教育指标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而在校学生并不一定从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同时落后地区的高等学校学生更倾向于向发达地区转移，对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贡献有限。因此教育有利于本地区的城镇化增长率的结论尚须进一步研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虽然能带动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但可能相关行业更多吸引高素质人才，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有限，并不能显著加快城镇化的发展。

经济因素包括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会阻碍城镇化率的提高，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使得落后

地区的农村人口甚至城镇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导致落后地区人口城镇化率难以提高。虽然城镇化率存在严格的约束点，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发散也加剧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显著为正。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表明城镇较农村更为优越，农村人口为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向城镇迁移，因此有利于城镇化率的提高，但须认识到，依靠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镇化进程并非健康长久的发展之计。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主要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以及利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广泛运用的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低估了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距离权重矩阵更能反映客观事实；第二，1990-201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第三，人均GDP、产业结构变量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变量的引入加快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速度，且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率增长率影响为负，而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影响却不显著。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各地区政府应当彻底改变各自为政的观念，积极寻求区域间合作和互助，借鉴邻近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的成功模式，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实现区域间共赢；第二，中央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作用，继续深入推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政策优惠与帮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其对发达地区的趋同，由此带动落后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缩小城镇化区域差距；第三，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增长率的促进作用是暂时的，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因此，通过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化水平并非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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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武玉，方志]

作者：徐伟平夏思维

经济辐射理论分析论文 篇2：

经济增长极理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一、经济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就平衡增长战略与非平衡增长战略展开激烈争论。针对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恶性贫困循环”理论为代表的平衡增长战略，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其后被布德维尔、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等加以丰富和发展。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佩鲁提出一个经济体不会同时出现经济平衡增长，通常会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个增长极是在一定时期起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济部门，它不是区位，而是领头产业或关键产业，这些产业的增长速度更快，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关联，吸纳更多的资本和知识，然后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增长，进而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可见，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偏重于产业增长极，比较强调增长极的正面关联带动效应而忽视了它可能导致抽空周边地区资源的负面效应。

（二）布德维尔的“区域增长极”理论

布德维尔继承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把产业增长极概念拓展到区域增长极。指出，由于外部经济和集聚效应，作为增长极的主导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在地理上集中，形成一个区域增长极。他认为增长极既是产业增长极，也是区域增长极，是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区域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是引导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地理“增长中心”，可以由市场自发形成，也可以由政府政策计划形成。并指出在区域发展初期，投资应当集中于这种增长中心，使增长由中心向周围地区扩散，最终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异。

（三）缪尔达尔“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缪尔达尔对增长极的运行机制做了补充，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强调区域之间的相互效应，还论述了政府在增长极理论应用中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循环积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核心地区更容易出现一种上升的循环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可能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必然会有一个地区差异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扩散效应”促成经济发展正反馈运动，“回波效应”则导致负反馈运动，“扩散效应”是指经济发达地区向周围地区进行经济技术扩散中所起的作用，而“回波效应”则指由于资本、人才外流以及贸易发展对周围地区产生的冲击。此外，缪尔达尔认为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促进具有累积优势地区的发展成为增长极，逐渐向落后地区扩散，带动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趋于平衡发展。

（四）赫希曼的增长极理论

赫希曼的增长极理论与缪尔达尔有许多相通之处，利用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但在对待政府发挥作用大小方面持相反观点。他通过“联系效应”来解释不平衡增长，认为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经济进步会首先出现在核心区，由核心区带动边缘区的发展。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在一国的社会经济中，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依存关系。赫希曼强调“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他指出，政府要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时，可以考虑选择联系效应比较大的产业优先发展，从而发挥较大的联系效应。他把发达地区的增长对落后地区的有利影响称为“涓滴效应”，不利影响称为“极化效应”。其“联系效应”对应着产业增长极范畴，而“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则对应于区域增长极的范畴。与缪尔达尔强调政府积极干预相反，赫希曼提出政府对增长极的发展应采取谨慎的干预，认为谨慎的政府干预是促进“涓滴效应”生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五）经济增长极理论的应用

增长极理论产生于理论争辩，时代趋势也进一步给予其应用的现实土壤，二战后成为很多国家战略规划的理论参照。纵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增长极理论应用于本国发展战略，其具体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对行业进行规划，选择出合适的产业增长极，并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计划。典型的产业规划比较成功的国家有日本，日本在战后几十年，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实现了日本经济的起飞；（2）区域经济振兴计划，这主要是针对一些落后地区或者有比较资源优势的地区，进行特定地区发展规划，美国就利用增长极战略应对战后国家内部贫困地区发展的问题；（3）协调区域发展规划，从国家整体角度看待本国各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协调不同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如英国利用区域内的小城镇的经济数据衡量城市和腹地之间溢出效应程度，从而确定增长极来促进英国农村的发展；（4）国民经济整体布局——城市化战略。城市化进程是经济体由不发达向发达方向转变的必由之路，利用增长极理论，合理确定不同的城市增长极，缩小城城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具体到中国，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比较高，以上几种增长极理论的应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体现。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增长极理论的契合

2010年10月1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站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的迫切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征可以归纳为：(1)战略导向性，体现了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引导，政府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同时也应受到相应的约束；（2）综合创新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只是要求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还追求商业模式的创新，甚至是体制的创新；（3）动态演化性，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限定的产业范围，会随着技术进步和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约束而选择不同产业，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会历经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产业演化过程；（4）多重联动性，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横向其他产业的关联带动，二是在产业内部，对于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联动，三是能够联接国内外市场，增进国际交往；（5）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市场需求、商业模式等都具有不确定性，没有确定的成长路径，发展空间和风险是并存的。

增长极理论的有关研究中，针对产业增长极的产业选择，尤其是关于推进型产业确立为增长极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相契合。国内学者提出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主要有：①技术创新能力，普遍的做法是主要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评价，在佩鲁的主导型产业概念中，内含着技术创新的要求；②产业关联度和协调作用，利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矩阵求出各产业的扩散能力和感应能力，赫希曼对于产业增长极的“联系效应”的分析就是产业关联度和协调作用的机理的理论化；④比较优势；⑤发展战略及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备受关注，需要政策支持。关于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路径，国内学者认为应分三个步骤进行产业增长极的选择：确定何种产业为推进型产业 → 确定推进型产业中的推进型公司的区位 → 根据推进型产业的区位确定增长极。推进型产业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反映产业现状及潜力的特征性变量、反映决策者价值取向的政策变量以及反映其他重要经济参数的参数变量，最终确定产业增长极。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与产业增长极选择有许多相通之处，增长极理论关于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佩鲁关于产业增长极的主张，内含技术创新的要求，对应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特点。赫希曼对于产业增长极的“联系效应”的分析可应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重联动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政府作用的不同主张，引导着决策者对于战略的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因此，在对具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规划以及后续发展，经济增长极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三、经济增长极理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增长极理论对发展经济学以及研究产业关联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其理论应用的以上几个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体现。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谈到经济增长极理论，应当包含产业增长极、区域增长极、增长极的运行机制、政府作用等内容，运用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缩小区域经济不平衡、国民经济整体布局和国家或地区产业规划。增长极理论主张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区和产业，把他们培育成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而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来看，在很多方面，与经济增长极理论中的许多内容就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极理论大可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加以借鉴。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增长极”效应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是通过推进型企业和产业综合体通过技术创新活动以及生产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国务院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发展七大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从产业增长极的理论角度看，国务院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培育和发展的重点，就是要力图将这七大产业打造成七个产业增长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完全符合佩鲁所说的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有推动力的产业”，这些部门或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通过“扩散效应”和“联系效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区域增长极”效应

“有推动力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可视为有推动力的产业）的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了某些特殊效应：一个在区域上集中和增长的复杂产业极，将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一个区域内集中，将会形成有产业增长极推动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可以说，产业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是两位一体的，是个增长极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目前，除了国家层面出台了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各地方省市也都出台了各自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这正是既要打造产业增长极，又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结合各地方省市内外部条件，打造区域增长极，最终目标是要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定位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产业增长极理论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唯独在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还是审慎政策这个问题上，秉持完全不同的态度。缪氏认为要实现增长极的形成，逐渐向落后地区扩散，最后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趋于平衡发展的目标，政府应该发挥积极干预作用，有计划地推动增长极的形成。而赫希曼提出政府对增长极的发展应采取谨慎的干预，认为谨慎的政府干预是促进“涓滴效应”生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增长极自发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审慎态度，由市场更多发挥资源配置和优胜劣汰作用。实际上，这二者并不矛盾，涉及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层面，即政府如何定位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一是政策支持，一是市场竞争。政府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要认真研究，区别不同发展阶段和地区比较优势，进行积极或审慎的干预，前瞻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区域振兴初期，大多面临成本高、市场认知度低等特点，对其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个阶段，政府要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有计划地促进增长极或者地区增长极的形成。市场需求是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力量，只有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吸引各类资源，真正发展壮大，形成市场增长极。从这一点来说，政府要进行审慎干预，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可见，缪氏的观点适用于政策层面，而赫氏的看法更多是针对运行层面。

（四）预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

当前，各地方政府都在按照各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积极地上项目，更要预防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可能带来的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要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认识到负面效应的可能性。许多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导致资源、政策、资本、人才过分集中，可能会对周围地区和其他产业产生冲击，达不到“一个中心，多点开花”的预期。当前许多地方纷纷提出建立国际性大都市和各类产业基地的倾向，是值得商榷的，容易导致同质化竞争，也可能由于“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最终影响某个地区或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培育增长极的产业选择和地域选择上，要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考虑本地区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研究环境的软约束和硬约束，做出科学合理的产业和地区发展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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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小三（1982-），男，安徽宿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责任编辑：刘晶晶）

作者：何小三

经济辐射理论分析论文 篇3：

河南省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摘 要：本文在分析知识产权和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分析了河南省知识产权发展现状，分别对2012—2019年河南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发展趋势、河南省有效发明专利分布情况、河南省各地市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以及河南省三种专利类型分布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最后，提出了河南省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河南省;知识产权;经济发展;现状;策略

1 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意识到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已具有400多年的知识产权历史，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比较完善。20世纪70年代，知识产权战略就被美国政府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美国政府颁布了《Bayh Dole Act》《联邦技术转移法》《技术转让商业化法》《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和《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使美国政府的知识产权运作程序更加标准而又合理。德国的知识产权法颁布时间晚于英美国家，但是德国对相关法律进行不断修改，使之尽可能适应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德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主要包括《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等[1-2]。

与发达国家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经济、文化等融入国际，以创新驱动发展、以知识产权战略促进科技创新，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随后2018年6月我国颁布实施了《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早在2013年，河南省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全面提升中原经济区核心竞争力，出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意见》，制定一系列知识产权创造、保护、支撑服务的措施，为加快知识产权强身建设提供指导。

2 相关理论

2.1 知识产权的特征

2.1.1 专有性。知识产权的主要特性是专有性，或称排他性、独占性。主要表现知识产权仅专利权有享有，在未经过专利权人或法律同意的情况下，其他人不得使用该项权利。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来自于法律的保护。

2.1.2 无形性。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不同，是一种无形财产权，表现为对某项权利的占有，并且这项权利是在通过付出智力劳动而获得的，凝结了劳动者无形的智力成果。但是，知识产权可以创造出有形的物品。

2.1.3 地域性。一般情况下，在一国或地区申请获得知识产权，其其他国家不受法律保护，除非该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均签订了国际公约等协定，明确知识产权在两个国家具有互通性，否则的话需要在其他国家也需要申请知识产权保护。

2.1.4 时效性。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即时效性，也就是说专利权人在获得知识产权后并非能永久性的得到法律的保护，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后权利就会终止，此时其他人均可以无偿使用。

2.2 经济增长理论

2.2.1 经济增长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出水平的增加，一般由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来判定。虽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由产出总量来衡量，由于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不相同，因而更合理的是用人均产出来衡量。

2.2.2 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其组合方式，也即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手段、途径、形式的总和。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经济投入带来的，效率较低，并且带来的负面影響较大。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较小的投入带来较大的产出，效率较高，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通过对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生态维护等各方面综合考量来判断。

2.2.3 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由经济增长理论可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知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和来源是知识的积累。可见，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知识，而知识产权作为知识的外在表现形式，对经济的增长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3]。

2.2.4 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①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激发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使知识产权所有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智力成果获取相应的利益。这就会刺激技术创新方继续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开展更多的研发活动，从而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提高社会的技术创新水平。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知识产权制度，那么技术创新者的智力成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容易被其他主体窃取，技术创新者的利益就会被损坏，从而降低技术创新者的研发动力，影响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氛围，进而导致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4]。

②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促进技术引进

当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存在差距时，技术先进的国家就会通过技术的输出获取一定的利益，技术引进的国家在技术引进后提升了本国的技术水平，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另外，为了降低技术引进的支出，也会估计本国科研机构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努力赶超技术先进的国家。而技术的输出与引进必须是建立在两国均有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保证技术先进国家输出的技术在技术引进国家不能被随意剽窃和复制[5]。可见，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促进技术引进。

4 河南省知识产权发展现状

河南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现代农业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大省，近年来，一系列国家重大知识产权项目落户河南。相继建成全国第3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第3个国家专利导航（超硬材料）产业发展实验区、第4个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和国内唯一一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园区。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全省知识产权系统攻坚克难成效显著，为实现中原更高起点加快发展，构筑起支撑发展的新优势、打下良好基础，做出突出贡献。

4.1 河南省专利发展情况

由图1可知，2012—2019年河南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其中，申请量由2012年的43 442件，增加至2019年的144 010件;授权量由2012年的26 833件，增加至2019年的86 247件。由表1可知，2012—2019年，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占比较

大，其次为外观设计，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占比最小。由此可见，河南省的技术创新水平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2 河南省有效发明专利分布情况

由表2可知，2019年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有效发明专利总数为37 311件，数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郑州、洛阳和焦作，数量分别为14 289件、7 322件、2 060件;数量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周口、驻马店、三门峡，数量分布为420件、386件、365件。专利密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郑州、洛阳和焦作，专利密度分别为14.09件/万人、10.63件/万人、5.74件/万人;专利密度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商丘、驻马店、周口，专利密度分别为0.62件/万人、0.55件/万人、0.48件/万人。可以看出，河南省的有效发明专利总数和专利密度在18个省辖市中分布很不均衡，其中，郑州、洛阳、新乡由于受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战略的影响，创新资源丰富、创新水平较高，因而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较高，而焦作、许昌、平顶山等位于郑州周边地市，由于受到郑州的辐射带动效应，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也均在1 000件以上。

4.3 河南省各地市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

由表3可知，河南省18个地市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中郑州、洛阳、新乡、南阳、许昌、焦作排名靠前，其中，郑州为省会城市，科研水平最高，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遥遥领先，新乡和洛阳也是由于受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影响，创新资源不断聚集、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因而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也较高。许昌、南阳、焦作等地市，由于创新环境良好、科技型企业较多等因素的影响，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高于河南省的其他地市。而三门峡、鹤壁、济源等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工业经济总量小、创新研发水平较低等原因，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排名落后。

4.4 河南省三种专利类型分布

4.4.1 河南省三种专利申请量占比。2019年，河南省专利申请总量为144 010件，其中发明30 260件，实用新型96 203件，外观设计17 547件，如图2所示。河南省专利申请虽然总量仍以实用新型为主，发明专利申请占比有所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专利申请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4.4.2 河南省三种专利授权量占比。2019年，河南省专利授权总量为86 247件，其中，发明6 991件，实用新型65 341件，外观设计13 915件，如图3所示。目前全省授权专利仍以实用新型专利为主，发明专利比例有待提高。

5 河南省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

5.1 提高专利的质量水平，加大专利的转化应用

近年来，河南省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有很大提升，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与发达省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实用新型占比较大，而发明专利占比较小，而发明专利才能最体现一个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因此，应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给予充分的科研人才保障以及政策倾斜，提高成果的产出水平，增大发明专利所占比重;同时，创造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使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能够尽快实现转移转化，使经济的增长方式由依赖要素增长转化成依赖技术进步。

5.2 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2008年，我国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文件，指出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河南省作为知识产权大省，应该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一是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根据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和河南省的发展实际情况，及时制订或修订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同时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同时，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二是完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知识产权的审批流程，简化程序，缩短审批周期;另外，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便民通道，提供知识产权注册确权、信息咨询、交易转化、救助维权等方面“一站式”服务，降低知识产权创新和经营成本。

5.3 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平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重要的一部分，对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識产权人才细分为知识产权创造、管理、研究、实务以及涉外人才五大类。当前，河南省知识产权人才存在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难以满足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需求，因此，应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对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尤其应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中的主力军作用，培养壮大一支具有法律知识、科技知识、信息知识、管理知识、外语等综合能力的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队伍，为知识产权发展提供高端的服务，从而促进河南省知识产权的高层次发展。

5.4 优化资源配置，平衡区域知识产权水平

通过对比分析河南省各省辖市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以及有效发明专利量发现，河南省各省辖市的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很不均衡，从统计数据看，郑州的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占全省比例分别为42.39%、38.35%，排名均为第一，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河南省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和省辖市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目标和政策，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布局，以此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优化。

6 结语

河南省作为知识产权大省，知识产权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正在进行支撑型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建设，因此，应大力提升我省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知识产权发展支撑体系，推动知识产权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充分显现知识产权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使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建设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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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