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论文

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经济上的极端反差。如“落后的内地巴西”与“现代化的沿海巴西”，“城市印度”和“农村印度”形成巨大的反差。美国的西北地区，日本的丘陵山地领域曾经都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经过它们半个世纪的探索，总结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论文 篇1：

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与法治环境建设

摘要: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既要建立《西部开发促进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又要修改完善不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更要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只有这样,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才会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中有序推进。

关键词:空间结构;法治环境;制度建设

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必须加快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确保西部地区的有序开发和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演进。

一、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现状分析

经济空间结构(简称空间结构)由点、线、网络和域面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空间结构中的点、线、网络和域面具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和相应的功能。点、线、域面之间有不同组合方式,在区域中最合理的表现为节点相互依存,通道配套运行,域面协调发展,各种空间经济实体的联系交错密集,呈现网络化系统。

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提升的过程。演进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从内在机制来看,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是分工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展开,而分工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空间结构自我演进的进程。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也受到外部力量的推动,这种外力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及区际联系体现出来,外力对结构变迁的效果则取决于它们对内因变化的影响程度。法治环境是经济空间结构向上提升的外在动力。

西部地区经济空间开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关中地区、川西地区、陇西地区曾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创造过高度的古代文明。西部地区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云南的元谋猿人至今有170万年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不大,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中心横跨黄河流域今天的晋、陕、豫、鲁等省,东西差距也不明显。秦汉以后,不断开发、不断移民,经济社会都有较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发达的以关中地区为极核的西部经济中心。唐宋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南推移,西部地区逐渐呈现落后的状态。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就是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推移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空间结构得到了优化提升。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国家于2000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

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6 65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7 4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1.6%,超过全国同期经济增长水平,与全国同口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差距不断缩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72亿美元增加到786亿美元,年均增长近25%。”[1]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8 256.58亿元,占全国GDP的17.8%。西部大开发的九年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九年。

九年多的西部大开发,从经济空间结构分析,西部地区空间结构演进初步形成了西陇海—兰新经济带,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呼包—包兰—兰青经济带,环西部边境经济带;西部各省市区在经济空间开发上已初步形成了广西西江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昆明—瑞丽经济带,昆明—景洪经济带,藏南河谷经济带,攀西经济带,甘南经济带,银川平原经济带,河套平原经济带,青海盐湖经济带,天山北坡经济带,塔里木盆地边缘经济圈。

西部大开发,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日趋合理,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区域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西部各省、市、区之间,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西部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的发展差距,明显大于陕西、内蒙、新疆。西南的四川、重庆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贵州、云南、广西。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地方年度统计公报,按常住人口计算,2008年重庆市的人均GDP是17 952元,贵州的人均GDP只有8 788元,相差9 164元。新疆的人均GDP是19 726元,甘肃的人均GDP只有12 085元,相差5 560元[2]。从人均GDP来看,西部的区域差距呈U字型状态,形成远西部地区、近西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格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在持续拉大。2000年东部的人均GDP是10 768元,西部是4 606元,相差6 162元;2008年东部的人均GDP是36 658元,西部是15 993元,相差20 665元。若贵州的人均GDP与东部的上海相比,相差8.25倍,2008年上海人均GDP是72 538元。二是城乡格局难以打破。西部地区广阔的落后的农村经济与现代的发达的城市经济并存的格局依然很牢固,并有扩大的趋势。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6∶1;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达到了6倍。西部的城乡差距、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更大。三是产业层次低下。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远没有形成有特色的产业,特别突出的是西部地区一些资源性产业,产品的链条不长,深加工的能力不强,难以支撑西部地区的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四是交通远没有形成网络。经济空间结构演进依托的交通网络还相当薄弱,西部地区的公路乃至铁路的路网密度远不如东部,且通达条件差,西部地区省与省之间的公路连接,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公路主干道的连接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五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外的部分企业利用东西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将部分环境污染大、能耗高的产业转入西部,加重西部的生态环境恶化。西部地区资源的开采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富裕,而带来的却是环境的污染和人民的贫困。六是资源开发浪费严重。西部地区矿山企业布局散乱,生产规模小,大矿小开,回采率极低,资源流失严重,浪费严重;水资源的污染触目惊心,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塔里木河流域有60 %以上的河段不同程度受到污染,10% 的河段污染严重。七是发展工业不切实际。西部地区工业布局混乱,适合和不适合工业发展的区域都在发展工业,都在倾全力招商,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也没有效益。八是合同的履约程度低。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法治精神可视为契约精神,法治精神的精髓是公平正义。参与市场经营的主体,都是平等的,靠合同来规范双方的交易行为。合同法是变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由于签订合同的双方都缺失法治精神,合同不兑现的事时常发生,也难以解决。因此,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进一步演进必须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用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进和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演进。

二、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西部地区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具有极其重要作用。法学家夏勇说,讲西部开发的法律问题,最关键、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讲法治(the rule of law)。第一,西部开发是一种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开发,所以要特别强调循法守则。第二,西部开发亟需建立合理的开发与发展的秩序;第三,西部开发急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国家财政支持有限、西部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够使资金和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西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市场交易的准则,投资安全的保障,政府行为的尺度。依法办事是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最佳信用。法治环境乃是最佳的投资环境。如果说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输入是“输血”,那么,法治环境就是“活血”机制。如果一个地区的法律意识薄弱,政策随意变动,税外收费苛繁,合同难以履行,那么,该地区的资本、技术和人力市场就不会有可靠的利益预期和利益安全,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海内外投资者也就会望而却步。对于成熟的市场主体来讲,尤其是对那些想到西部发展的有商业远见和事业心的客商来讲,毫无疑问,法治环境要比临时的、短期的甜头更具有吸引力[3]。

2000年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时要求西部大开发必须统一规划、部署、协调、组织,所有的规划、方针、政策要用法律的稳定性和强制力来保障。西部大开发是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有机结合的框架下启动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法治保障下的国家宏观调控为前提。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利益的增长,不仅需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更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运用法律规范和制度引导资源的流向,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扩展,最终形成一体化的经济空间开发格局。

西部大开发九年来主要依靠的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法治保障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由于缺少法治的保障,西部大开发中不可避免出现了盲目、无序和浪费的现象。这在自然资源开发中特别严重,有资料显示,长江上游的小水电开发,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支流的开发近乎掠夺性开发。不少流域由于投资主体不同,造成流域开发缺乏整体规划;梯级电站之间无法协调,既造成了流域资源的严重浪费,又使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国家确定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优势产业发展[4]。重点建设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机场、输气管道干线、电站、电网、信息传输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是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载体。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巨大,具有极强的公益性,需要立法确认和规范,才可能达到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共生共进的均衡,奠定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坚实基础。

西部地区是国家的生态屏障。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自1978年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明显加快,可以说,在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保、水土保持等主要领域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有效遏制地方和部门在自我利益的驱使下破坏生态环境,不断出现“一边治理,一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的现象。西部大开发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关系,自然资源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找到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均衡点。这就需要从制度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功能修复的问题,需要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法律化,以充分调动各类利益主体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西部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弱,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调整,落后地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经济建设带来的资源和能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和政府的短期行为,才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

特色优势产业是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支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关键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缺乏核心竞争力,且产业结构严重趋同,过分追求小而全的发展模式,没有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因此,西部大开发应根据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解决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西部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农牧产品深加工、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建立能源、冶金、石化、机电一体化、稀有金属材料、航空航天等主导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的效率最大化。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必须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调节,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西部不同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西部大开发,国家配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意在通过权利与义务的重新配置,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迅猛发展。地方的优惠政策应该尊重市场规则,遵守国家法律,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当地人民的利益。目前,不少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已经出现了乱给优惠,不惜血本,恶性竞争的不良现象。国家应该从法律上明确优惠的原则、权限、程序、范围和时限,尽可能用法定优惠替代行政优惠。凡需要给予西部与现行法律规定不同的优惠政策,必须经过立法明确规定之后,再予推行。国家应加快制定统一的优惠原则,并根据各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分层次的优惠幅度,各地不得自行突破。凡出台的地方性优惠政策必须经上级政府和同级人大批准后公布实施。条件成熟后,应尽量将优惠政策上升为法律,保证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有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

西部地区地域广袤,有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1.4%。西部地区地形也很复杂,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间,主要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沙漠地貌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国家可考虑西部未利用的国有土地实行特殊的开发制度。在西部地区,城市和已经开垦的农村土地仍然坚持现行土地法律和政策,但对于数量巨大的未利用荒地、沙漠,可考虑在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机制,通过授予开发者更明确、更长久、更稳定、更充分的土地权利来加以治理和利用。据有关资料显示,西部十二个省、市、区仅适宜开发的农用土地约6.3亿亩,占全国农用后备土地的一半以上。政府可考虑将一定面积待开发治理的土地以低价、无偿或先期注入资金扶持的方式,承包给个人,在治理开发的前期给予贷款、补贴、贴息、雇佣工人工资、医疗保障等政策,规定100年不变(因为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承包者拥有充分的土地使用、转让、经营管理权。还可鼓励一部分人长期甚至一生以植树种草、治理土地为业,等到土地治理开发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时,政府可通过经济手段将承包者所得利润用于土地更大面积的治理开发,形成土地开发的良性循环。国家还可考虑,建立一种允许开发者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权期满后自动顺延的制度。承包者在承包期满后,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承包权的情形,则其权利自动顺延,以此鼓励西部地区土地的生态开发和利用。

三、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建设

建设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要多管齐下:既要立法,而且立法要适度超前,又要修改完善不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还要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

1.加快立法进程,规范西部地区开发秩序。立法开发在西部大开发启动时有关专家、学者就多次提出过。用成文法律规范区域开发行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发达国家区域开发的重要经验和普遍做法。美国在19世纪为开发西部出台了《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法律,极大推动了西部开发的进程;20世纪60年,又相继颁布《地区再开发法》、《加速公共工程法》、《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引导西部地区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德国1969年颁布实施了《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两德统一后,确定了区域经济促进区,东部五个州全部划为区域经济促进区。统一后短短五年时间,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就缩短了1/3,现在基本达到了一体化发展。日本在开发北海道过程中,制定颁布《北海道开发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并从1952—1997年连续实施了五期综合开发计划。中国开发西部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加快西部地区的立法进程。通过立法把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重点任务、组织领导机构、开发资金渠道、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开发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等等,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西部大开发有序推进,以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精神。西部大开发是由国家颁布政策率先启动的,2000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以及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6号)及其国家相关部委颁发的配套文件。这些文件历经九年仍然在发挥作用。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西部开发的实践,本着注重实效、突出重点、逐步完善的原则,加快西部开发法制建设步伐,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法律保障。抓紧起草《西部开发促进法》和《西部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

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应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应是作为基本法的《西部开发促进法》。2004年3月国务院提出“抓紧起草《西部开发促进法》”时,全国人大就把制定《西部开发促进法》列入全国第十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由西部开发办牵头,成立了“西部开发促进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据2005年7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的信息,《西部开发促进法》着重从生产力布局调整、运用经济杠杆、人才培养和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进行规定,并于2005年底提交国务院审查[5]。快四年了,《西部开发促进法》应尽快颁布,作为规范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法。

第二个部分单行法。《西部开发促进法》颁布实施后,国家应根据西部地区的开发需要以及立法条件和时机的成熟度,制定相关的单行法律。在投资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投资法》,规定资金的筹措,国家投资的比例,资金的管理,使用程序;依法鼓励和保护投资主体的利益,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产业发展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工业布局法》,调整西部开发中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通过法律措施促进市场主体的培育,使工业成为西部地区的支柱产业,以缩小东西差距,解决产业布局东轻西重、北重南轻的格局,将工业发展逐步从发达地区引向西部,确定用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并确定在边远地区大力创办大学和科研机构,摧生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在边境开发方面,西部地区有2万公里的边境线,与十三个国家接壤,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有三十多个民族在西部地区六个省、区的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国界线内侧依次紧靠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区域,有贫困地区、较发达地区、发达地区。边境开发有他的特殊性,应尽快制定《西部边境地区开发法》明确规定边境地区开发的地域范围、目标、任务、原则和手段,明确西部边境地区开发的程序、法律责任、政府作用、职能分工以及开发资金的筹措和使用,促进西部边境地区和谐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法》,明确规定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流动、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知识产权的保护,教育投资的比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配置,鼓励各类人才向西部流动,尤其要利用西部地区已有的人才资源,发展高科技产业,带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法》,着重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水土保持、修渠灌溉、土壤改造、生态功能修复作出规定。正在制定的《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监督条例》要尽快颁布实施,并结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补充、修改、完善,上升为法律。在流域开发方面,应尽快制定《长江流域管理法》、《黄河流域管理法》、《塔里木河流域管理法》,统筹全流域水资源和河流开发的活动,规范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具体行为,将流域的水能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森林保护、生态修复等纳入立法保护范围,形成大生态,绿河川的开发格局,更好地造福人类。

第三个部分地方法规。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会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享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地方法规,依法引导地方发展。四川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可制定岷江、雅砻江等省域河流的开发条例,规范开发行为,确保流域资源的综合开发,获得最佳边际收益。国务院各部门也可根据西部开发的实际需要,制定相应的部门法规,依法引导西部地区的有序开发。

建立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是一个过程,既要加快速度,也要讲求质量。《西部开发促进法》从提出到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到起草送审,已是九年有余了。九年来靠政策推动的西部大开发力度在减轻,各方支持的力量在减小,发展速度也在放慢,人才仍然留不住。仅就人才而言,西部地区待遇低,条件艰苦,与东部地区人才的收入相比,相差有的超过10倍。国家完全可以加快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立法进程,就像芬兰一样,把在边远地区创办大学和科研机构纳入立法范围,吸引、培植一大批人才到边远地区创业,形成用高新技术产业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立法的方式上改变过去由部门立法再送国务院审查后送国家人大批准的方式,可采取招标的方式由法学专家组成起草小组,根据西部开发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找到各方开发主体利益的均衡点,避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垄断化,垄断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法律化的倾向。一些法律法规制定出来,无法实施,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国家利益出发,没有体现科学发展观,更多地保护了部门利益,这是部门立法的必然结果。比如,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四部:《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这四部法律对我国的水资源保护问题已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但实际上在立法理念与实践中,这四部法律本身及其相互之间没有找到利益的均衡点,以致于在河流出现严重污染时,现行法律无法发挥作用。国家通过招标立法,既可以提高立法的质量又可加快立法的速度,更便于实施。

2.修正完善法律法规,引导西部地区可持续开发。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国家要在创制新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对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不利于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要及时修正完善。当前尤其要尽修正完善《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是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必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尽最大努力延续使用期。我国矿产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少、禀赋差,大宗、支柱性矿产不足。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的测算,“到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将超过35亿吨,2008—2020年累计需求超过430亿吨;石油5亿吨,累计需求超过60亿吨;铁矿石13亿吨,累计需求超过160亿吨;精炼铜730～760万吨,累计需求将近1亿吨;铝1 300～1 400万吨,累计需求超过1.6亿吨。如不加强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届时在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19种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60%,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在40%左右,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仍将保持在70%左右。”[6]中国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特别丰富,占全国储量的50.45%,45种主要矿产资源储量的50.81%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富集了64%的煤炭资源,53%的石油和83%的天然气资源以及主要的稀有金属矿藏。但西部地区在矿产资源的开发上秩序混乱,乱采滥挖、采富弃贫、低回采率问题特别严重。

造成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混乱最关键的原因,是缺乏严厉的法律规定。有序、和谐开发矿产资源,必须修正完善《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是1986年3月19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后又于1996年作了一次重大修改。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法》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其中的一些规定与当前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必须作相应的修正。《矿产资源法》应作六个方面的修正:一是应明确矿产资源必须集中统一管理。既要明确主管部门的职能,又要处理好与协同管理部门的关系,尤其要明确规定稀有金属矿藏的开采、加工、储备、出口审批程序,未经法定部门审批,不得勘探、开采、加工、出售、出口稀有金属矿产品,违反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确保战略资源的永续利用;规定西部地区已查明的钨、锡、锑、稀土等稀有金属矿藏实行保护性开采,建立特定矿种的矿产地储备基地。二是要有环境保护的规定。开采矿产资源不可避免对地质环境造成破坏,应增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款,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保矿山企业自觉履行保护、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义务,使矿山企业的开采行为更加规范,避免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地质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三是对矿业用地要有复垦的强制性规定。矿区范围内的土地不能按一般的建设用地的管理办法来管理,必须要有特殊规定。勘探和采矿中造成的土地破坏要有复垦的强制性规定。四是对尾矿利用应作出明确规定,对矿山固体废料资源要有依法管理、有序开发的条款,明确尾矿的所有权和开发权。五是对矿产资源勘查要有明确规定。矿产资源是国有资源,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可由国家垄断开发,收益由全中国人民共享,不是谁有钱就可以取得探矿权,就可以取得采矿权。中国已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财政收入,可以支撑矿产资源的勘查费用。国家应每年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地质勘查及重要矿种和重点成矿区带的勘查,有计划地赎回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矿藏的外资矿山、私有矿山。六是对国家储备稀缺矿藏的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使其在保护期间,经济上得到足够的补偿,保证经济社会能够稳定发展,国家最终得到边际开发和边际收益的均衡。

3.大力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依法推动西部开发。西部大开发需要制定和修改若干法律,更要遵守和运用现行法律。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在总量、结构和获取方式上存在明显差距,法治观念也相对淡薄,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法律素质是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律己的一种能力。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可从五个方面着力:一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领导,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用政策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做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错误做法。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既是适应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也是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用法和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因此,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注重法律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法治理论的培育,打好法律知识的功底。二要注重更新法治观念。由于西部的部分地区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地区曾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厚重的封建文化的积淀,也由于我们过去实行了多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习惯于按领导人意见办事,以致有的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淡薄。依法推进西部大开发,必须清除不适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人治思想的长期影响,使法治思想在领导干部的头脑中扎下根来,超出法律许可的特权,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三要注重法制的宣传教育。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应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养。四要注重在实践中改进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改进工作方式,从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推动工作转移到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并举推动工作上来,特别要突出法律手段的运用,不断提高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能力。五要注重培育法律至上信仰。领导干部要有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和有以身殉法的精神,更要在心目中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敬畏宪法和法律,使权力的运作受制于法律的引导[7]。

开发西部,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加强法治环境建设,不但需要公正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修改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不利于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而且还需要制定一系列有利于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只有这样,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才会和谐推进,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王政.区域协调谱新篇——西部大开发综述[N].人民日报,2008-10-14,(02).

[2]国家统计局.地方年度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 cn,2008.

[3]夏勇.论西部大开发的法律保障[J].法学研究,2001,(2):23.

[4]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Z].国发[2000]33号.

[5]张鑫.《西部开发促进法》将于年底提交国务院审查[N].法制日报,2005-07-28(01).

[6]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Z].国土资发[2008]309号.

[7]吴大华.营造西部大开发良好的法治环境[J].中国法学,2004,(1):6.(责任编辑/ 姜超)

作者：李昌明

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论文 篇2：

论西部地区发展战略取向与发展模式选择

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经济上的极端反差。如“落后的内地巴西”与“现代化的沿海巴西”，“城市印度”和“农村印度”形成巨大的反差。美国的西北地区，日本的丘陵山地领域曾经都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经过它们半个世纪的探索，总结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可结合我国的实际应用予以选择。

1、资源导向型，这种战略就是将具有资源优势的初級产品通过出口来换取外汇，再用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中间产品等，以推进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从建国初期开始，我国西部地区就一直担负着为沿海地区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重任。在当时锁国政策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材料、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易尚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我国西部地区的资源导向型发展战略，为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相关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西部地区大规模，长时期的过度开采，生态环境已经脆弱；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交易开始处于不利条件，也制约了西部地区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不了地区经济战略性发展，因而，西部大开发必须跳出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战略框框的束缚。

2、进口替代型。这种战略试图依靠高关税、配额等保护手段，来实现本国地区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鉴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现实，多数国家纷纷采取高关税、配额等保护政策，将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以限制进口产品大量流入，以实现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独立。自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继采用了这一发展战略，摆脱了殖民地经济结构，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开放性的世界经济大格局逐步形成，这一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受到冲击，其局限性与制约力日趋明显，负作用也越来越大，实施这一战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后来反而遭遇到国民经济停滞徘徊的窘境。应当看到，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是与我国当前实行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若采用这一战略，反而会制约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达不到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的目的。

3、出口主导型。这一战略是通过废除各种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引进市场机制，以促进出口来带动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韩国和中国台湾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率先成功地实现这一战略。

在展望21世纪经济发展大趋势，借鉴外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经验，在我国经济总体战略的指导下，按西部地区现实的经济环境，在研究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战略取向时，首先应当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积极调整产业在立足于国内市场，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加大对外的开放力度，逐步实施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基于西部地区现实状况予以考虑的。

(1)产出规模小，产业结构层次低。西部10省份的人口占全国23％，而GDP反占全国总量的13.84％。1999年西部人均GDP为4250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65％，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1％。西部地区近2/3的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按增加值计算，1999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GDP的份额为22.71％，比全国平均值高5.77个百分点，而第二、第三产业则分别比全国平均值低4.42个和1.35个百分点；同年西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33.3％，比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平均值分别低9.8和8.7个百分点，1999年，西部地区63.61％的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比全国平均值和东部地区平均值分别高10.02个和18.21个百分点。

(2)对外开放程度低，吸引外资规模小。西部地区与沿海港口相距较远，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加之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由沿海向内陆逐步推进，使西部地区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出现较大落差，以致在我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90年代，西部地区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仅仅3％左右，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8.05％和4％，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28.85笔15.7个百分 。截至1999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不足百亿美元，仅占同期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3.19％。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3％左右，全国平均值为15％左右，广东、福建则超过40％。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国平均值为24.5％左右，而西部地区仅10％左右。

(3)大多数制造业处于竞争劣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冲击下，西部地区工业结构在振荡下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呈逆转之势。通过对1993—1999年西部地区40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变化可知：比重提高的行业只有8个，其中制造业6个；比重下降的行业却有32个，属于制造业的27个。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达62.18％，一般下降幅度都在20—50％之间。西部众多制造行业的萎缩，使西部原有的资源型工业结构进一步恶化，致使市场主体行业发育不足，企业竞争力低下。至今西部地区除了某些农畜产品、某些矿产品、煤炭和化工原料以外，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上，尚未出现有显著竞争力的行业和大类商品。可以说，西部地区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中基本上还停留在依靠天赋资源提供初级产品的水平上。

(4)西部大开发带动经济发展。1999年11月中旬，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共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于2000年1月中旬，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标示着西部地区世纪工程启动。

(5)利用边境线长的优势，开拓边贸市场。大西南陆地边境线长达7800多公里。《中国——东盟联合声明》的签订，为将西南地区建成面向中南半岛、南亚各国、印度洋地区、中东和北非的开放前沿，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外交环境，为西南地区在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对外开放提供了机遇。

(6)发展主导型经济，逐渐变为优势。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及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海地区，过去受区位因素的影响，要从西部地区出口到国际市场，将承担相当大的运输成本，致使西部地区试图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出口产业来实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一直存在着致命的地理障碍。上述交通枢纽、三大门户的形成，拉近了与众多国家的距离，逐渐解决长期困惑西部地区的屏障，从狠抓边贸入手，在积极推进商品贸易的基础上，既“引进来”，又“走出去”，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轻纺、家电等行业富余生产能力向外形转移，依托国内东——西联手，针对我国短缺的资源，在相应国家建立战略性资源开发基地，在亚欧大陆腹地的国际市场，打好“中华牌”。既有人均GDP高于我国，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有人均GDP低于我国，市场目前对不少产品处于低档次需求，而资源又极其丰富的国家，只要选准目标，瞄准经济技术合作方向，通过境外市场的拉动，可为西南地区远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拓宽新的渠道。进而根据国内需求，在东南亚等地区资源丰富的国家，抢占若干个战略资源开发的制高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完全可能的。

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型式，是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发展方式、发展特征的高度抽象和概括。适宜的模式会促进该地区经济较快发展。对我国西部地区应当区别情况选择不同模式。

1、选择政府市场分工协调型。西部地区虽然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经济发展条件较差，在大开发启动前，尤其是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太差。例如，西部铁路营运里程占全国的36.26％，铁路网密度相当于全国水平的51％，相当于东部地区的21％；公路网密度相当于全国水平的51％，东部地区的18％。一般来说，完成基础建设的投资大，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力大，因此，只有依靠政府规划，加大投入兴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年，据初步统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80亿元，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值高6个百分点，体现出这一发展模式的初步效果。

2、短期内应该选择优惠让利型，长期性应该选择公平公正型。西部地区的开发刚启动，需在短期内大量吸引外来的各种资源，加大各种投入，如资金、技术、人才、设备和信息，有必要让利实施各种优惠政策，以减轻基础条件差带来不良影响。但是，从长期考虑，应从整体利益着想，从法制经济要求，按照“入世”的经济运行规则，实施优惠让利型不宜持久，最终将被公平公正型所代替。

3、统观发展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选择质量效益型。搞西部大开发既要讲规模，也要讲速度。没有发展规模和速度，反映不出大开发的特色和气势，就很难取得较大效益，也不会有稳固的市场地位。例如，新疆棉花在2000年年产量达150万吨，占全国产量的36％，市场地位举足轻重。没有规模就实现不了西部地区的整体推进，全方位、多层面的发展。没有速度就会停留在原有水平，也不能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西部地区必须树立加速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断寻求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之迅速形成规模，拉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云南的旅游业和花卉业名扬国内外，新疆的蕃茄、枸杞子的种植加工业为代表的新兴红色产业，青海的钾肥项目以及西气东输工程，即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要避免产业结构单一化，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规模、速度与结构的匹配的合理性，最终应由效益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大小来评价。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家的法律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选择质量效益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4、面向市场竞争选择科技应用型。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掌握高科技，才能把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目前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还没有条件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大，风险大，技术难度大，要以人才、资金作为支撑，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开始时只能以农业、传统加工业包括冶金、建材、食品和纺织业，以及服务业作为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加大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引进和应用力度，搞好传统产业的深加工，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某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小食品、服饰、编织品、刺绣、地毯以及民间手工工艺品，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发展前景和竞争力，在它的生产地可作为特色产业大力发展。以科技应用型为主的发展模式，并不排除其它产业的发展。对于那些已经进入高科技领域，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产业，如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影视产品，更应该把握机遇大力发展，抢占市场份额。引进科技成果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服务体系，出台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监控法规，搞好知识产权保护，使科技成果在应用中产生巨大的效益。

5、因地制宜选择创新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停留在老步伐，老作法，要走创新发展之路。人类社会已经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人们发展经济提供了手段，认识的才能和创新的机会，使实现经济创新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完全可以根据实情和市场态势，充分运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各种信息资源，探索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西部地区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80年代的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照抄照搬国外和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地发挥本地区的各种资源的比较优势，不能适应现实经济的发展要求，背离适时、适度，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违背现实的经济规律运行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制裁。按照以前的老模式，发展经济是保守落后的，一定是低水平的，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只会是越来越大，根本达不到这次西部大开发的目的。

综合应用上述五种发展模式，突出重点发展地区，发展主导产业和地方特色产业，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重点城市为中心，初步形成绿色经济区，经济带或经济走廊，然后向周边县乡辐射，最终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

(作者单位：柳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责任编辑 蔡 旭)

作者：盘晓灵

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论文 篇3：

“新基建”助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摘 要：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助力中国西部地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从传统基建转型、新旧动能转换、新业态发展和新城镇化发展的角度对新基建的内涵与体系构成进行梳理，对新基建引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挑战进行阐述，并提出新基建助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本文认为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推动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已经收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是新基建规模小而不均、技术与人才短板、网络安全等因素都对西部地区形成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加强“新基建”与西部地区产业融合创新、迭代成本优化缩减、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和网络安全的多维度提升等建议。

关键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5G网络;传统基建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部地区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上严重滞后、欠账太多，导致我国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得到统筹规划并加大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得以发展，同时在国家各项战略的积极推动和政策扶持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地区想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基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换新旧动能。近几年“新基建”逐渐成为我国各领域各行业新发展的新钥匙，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0年“新基建”进入“加速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数字经济下，要以“新基建”作为基础保障，加快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西部地区必须抓住新基建发展带来的机遇，发挥其独有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一、“新基建”的内涵

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为理念，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包括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以智能交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和以科技科教、产品技术创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相互补充，能有效推动不发达地区实现“弯道超车”，追赶上发达地区，我国也能再次实现“弯道超车”，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力。

二、“新基建”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我国消費出口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当下并不理想的经济环境中，我国传统基建面临着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资金回报率不高的问题，传统基建投资已经不能再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满足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地需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新基建”带动西部地区传统基建数字化转型

新基建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基建而言的，传统基建主要是指“铁公基”项目，多是铁路、公路、桥梁等建设项目，新基建则主要是战略新兴领域，具有“六新”特征，当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已经不能满足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时新一代数字技术赋能新基建对各个传统行业进行革新，赋予其数字化、智能化，由此可见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根本不同在于技术的先进性。但传统基建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传统基建的发展对经济至关重要，故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两者相互补充支持体现在新基建不仅可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完善传统基建的功能，还能扩大传统基建的作用以及应用领域，同时传统基建仍在基础建设中占有较大比重，传统基建应作为推动“新基建”落地的主要战场。新基建有助于我国西部地区走出传统基建边际效益下降的困境，两者结合发展才能形成更大的乘数效应。

2.“新基建”促进西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

目前我国正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成本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的问题，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新旧动能转化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西部地区想要“弯道超车”，必须让新数字技术渗透到产业各个环节，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促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形成现代产业体系。西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还需要新基建赋能西部地区工业数字化，大力推进工业化向纵深发展。当下西部地区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数字化对于西部地区工业化纵深发展十分重要，“新基建”与工业化转型发展的衔接可以弥补西部地区工业整体基础相对薄弱的问题，弥补部分关键核心技术没有掌握的短板，从而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积极推动传统工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西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

3.“新基建”引领西部地区新经济新业态发展

近年来，新基建带动新业态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新业态替代旧业态体现在新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拓展，譬如5G技术的诞生与逐步发展，取代了之前的3G、4G，整个业态都因为5G技术而得到升级，产生新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链会存在交融继而又产生新的产业链，进而使得各个行业的应用效能得到极大飞跃。新基建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场景，继而催生新的经济机遇，例如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疫情防控、无人超市等领域都是新业态产生的体现。西部地区想要改善互联网发展滞后、技术人才不足、投资效益递减等问题，就应该更好地利用新基建，让新基建更高效率高效能地应用于催生的新领域新生态中，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后疫情时代只能依靠新基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使得西部地区总体上能够在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的支撑下稳增长，所以新基建促使新业态的产生更加顺应当下经济发展趋势，提升地区的创新活力。

4.“新基建”支撑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布局

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水平、教育环境等方面的制约， 西部地区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建设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即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公共服务水平，使得城镇数字化智能化。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新基建”应该有效支撑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支撑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布局。不仅要强调乡村振兴战略，城乡结合，特别是强调“产业兴旺”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以新基建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与农民就业，还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西安都市圈、兰州大都市圈等是当前西部地区主要的都市圈，推动新型城镇化需要都市圈、城市群的带动，应该积极发挥重庆、成都的支撑扶持作用，辐射周围地区为其带来经济红利，更快地带领其加入经济圈。重庆、成都、西安、云南等主要城市建设较为成熟，经济发展领先且资源雄厚，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体制机制，可以加快引领西部高质量发展，以此来实现新经济发展思维转变、园区发展导向转变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

5.“新基建”促进西部地区投资融资渠道多元化

相比于传统基建投资领域，新基建投资领域可预见的成长空间都很大，能辐射的产业链上下游也很广，未来投资规模很大。这也会使得国民投资类型更加多元化，更加细分的新基建领域如新材料、新科技、卫星太空基建、智慧城市、服务机器人等，这些新的领域给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带来很多投资机会，推动西部地区投资消费升级。逐渐细分的新基建领域会鼓励各渠道资金快速进入，促进西部地区基础建设融资渠道多元化，相比于传统基建大多政府出资，新基建投资渠道为民用资本的投入提供更多选择性。这种以政府领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新型投资模式更有利于缓解政府负担，而且还能利用市场提高资金来源多样性以及资本利用率。投资融资渠道多元化进一步放开基础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更好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西部地区“新基建”存在的问题

1.新基建规模小而不均，难提供集群效应

中国信通院分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从数字经济规模上看，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13.6万亿，仍然是数字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位居全球第二;从增速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9.6%，位居全球第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新基建建设力度仍显不足，东西部新基建建设水平差异可从5G基站分布情况看出，国内5G基站规划建设集中在北上广等发达城市，中西部城市则少有涉及。同时西部地区的新基建还存在各省市新基建严重分布不均问题，主要表现在发达地区新基建建设水平远高于落后地区，城市数字基建建设水平远高于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新基建规模小且分布不均的问题，会导致西部地区新基建网络覆盖范围不足，难以联接各省区优势，难以为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集群效应。

2.技术短板问题，人才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整体基础较薄弱，同时创新驱动能力不足。这不仅不利于新基建突破创新，也是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制约条件。数字经济背景下西部地区各省区的新基建关键部件自给率不足，部分核心关键技术具有依赖性，技术研发能力相对不足。在面临着各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的同时，我们还面对着霸权主义的挑战。随着我国电信基础设施发展逐渐完善，在电信设备与技术当面已有出色成果，在种种复杂国际背景下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参与持越来越谨慎的态度。同时西部地区处于“一带一路”的关键位置，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滥施“长臂管辖”，严重损害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利益，对我国西部地区电信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以及相关产业链带来阻碍。西部地区不仅仅在技术创新上存在短板，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也较大，复合型人才供给也相对不足。大多数科技人才都聚集在发达城市，西部地区的新基建核心科技人才相对较少且集中在发达都市圈。人才匮乏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地区新基建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限制因素。

3.“新基建”建与用关系的问题

相对于短期效益，新基建的价值更体现在长期效益，体现在对调结构、惠民生、促创新起重要作用。但是长期对新基建的资本投入成本非常的大，这对于经济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是很大的经济负担，这时候就应该考虑新基建“建与用”的关系。传统基建、新基建的前期建设以及新基建后期的运营维护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所以不是西部地区的所有城乡都要投入新基建。新基建在哪里投入与应用，选择地区与产业领域是至关重要的。新基建的价值不仅在“建”，更在“用”，培育重点行业应用场景，推进新基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生态共同体建立，才能促进新基建赋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4.“新基建”加大网络安全风险

相比于传统网络架构，5G网络架构的安全保护范围更大，并且随着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快速推进，互联网遭受攻击威胁的频率与范围也在不断增长。在后疫情时代，医疗、教育、办公等日常生活场景与5G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大量涉及到商业机密文件及面部识别的隐私数据充斥在网络中，容易被长期潜伏的黑客寻找到漏洞从而盗取数据。大数据时代固然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安全风险也随之提升。安全保障策略的失效、安全认证和鉴权能力不足、边缘计算的安全能力不够完善等因素都会造成敏感信息和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目前西部地区新基建网络安全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化集聚效益，区块链安全、物联网安全等新兴安全市场创新动能不足，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新基建”赋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1.加强“新基建”与西部地区产业融合创新

第一，积极探索新基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为适应新形式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扶持下以及“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选择有条件的城市比如各省区较发达城市，设立以新基建与装备制造相结合的工程应用示范基地，提升西部地区科研技术创新能力。第二，在各重大工程重大专项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下，积极促进传统基建数字化转型，推进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并行，更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以新基建赋能西部产业结构升级，选择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数字化，实现以一业带百业，同时推进新基建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等产业高质量发展。

2.注重“新基建”迭代成本优化缩减

第一，政府要谨慎考虑新基建的选择投资，不能仅将新基建视为短期经济增长的刺激点，而应视为长期经济结构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支撑，所以地方政府应考虑当地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市场容量，循序渐进地对西部地区各省区新基建进行投入。比如在进行5G基建投资时，地方政府应综合考虑当地网民规模，当地消费生产结构以及数字网络发展潜力，判断是否需要在当地建设5G基站，评估测算财政预算与负债能力，进行投资。第二，要进行新基建多元化运用，加强对现有企业工厂地数字化改造，加强与现有产业相融合，促进新基建与传统交通产业、文旅产业等地融合发展，催生多种新业态，提高新基建利用率，充分发挥新基建的带动作用。

3.注重“新基建”區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

第一，加快构建数字城市群网络。目前，重庆、成都、内蒙古等城市的大数据中心建设已经领先于其他西部地区城市，对于这些新基建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要加快构建数字城市群网络，以都市圈来协同带动周边城市，发挥辐射作用，提升资金流、信息流等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建力度。扩大新基建在农村的建设范围，进一步落实数字基建的普惠性，比如构建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物联网等数字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能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第三，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比如“智慧物流”、“智慧家居”、“无人超市”等等，将新基建与传统生活场景相结合，搭建智能基础设施体系。

4.“新基建”网络安全的多维度提升

第一，构建安全可信体系。新基建需全面考虑安全可信体系的检测、响应及防御。当前大数据处理系统的各环节数据梳理、计算和分析都是由云计算平台实现的，同步构建安全体系可以确保安全计算环境。第二，完善公共数据安全立法。对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对于滞后，应加快完善有关公共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为网络安全保护提供基本准则。第三，组建安全管理团队。网络安全管理团队可由政府指定组建，也可以由运营单位组建或者指定第三方安全团队提供管理。对网络安全做好事前监测、演练与通报，事中的应急处理，事后的分析优化、调查溯源与总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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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建设自动化码头对北部湾港区经济的影响与发展对策研究》（编号：BHZXSKY2118）研究成果;《高水平建设广西自贸试验区的对策研究》（编号：2022KY0393）研究成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钦州高质量发展研究》（编号2021QFYD004）阶段成果;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北部湾现代港口物流实验室支持。

作者简介：1. 唐孝璇（1997—），女，北部湾大学国际商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港口物流与湾区经济。2. 黄桂媛（1982—），通讯作者，女， 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物流战略。

作者：唐孝璇 黄桂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