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陇东礼俗文化是陇东人民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社会交际等各种活动中所遵循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征明显，价值突出，保护和传承陇东礼俗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礼俗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礼俗文化研究论文 篇1：

缅甸蒲甘时期佛教壁画文化探析

摘要：缅甸蒲甘时期的佛教壁画是缅甸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其内容、风格以及艺术化的宣教表现凸显了缅甸蒲甘时期主要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本土文化特点，对当地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当地向善的民风民俗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蒲甘；壁画；文化；影响

一、蒲甘时期佛教壁画的现状

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绘画艺术与建筑艺术在蒲甘时期（1044-1300年）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佛教文化艺术瑰宝。佛教壁画作为重要形式之一在缅甸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奴律陀为巩固天下，控制人心，排除阿利僧派，定小乘佛教为国教，虔诚信仰小乘佛教，热衷于造寺造塔。蒲甘王朝全盛时期，建造了大量的大小佛塔、寺院、禅堂、洞窟等，佛塔数达400万之多，使得蒲甘城有“手指之处皆佛塔”“万塔之城”的说法。建好后在寺庙佛塔里的入口处、佛堂、走廊等壁上描绘大量佛教壁画，壁画精雕细刻，技艺高超，使得蒲甘成为当时缅甸文化、宗教的中心。蒲甘时期，佛窟、禅堂、殿堂等在蒲甘一带最多，因此蒲甘地区佛教壁画作品比其他地方更多更齐全，此外在沙林、敏贡等周围城镇也有一些。蒲甘的壁画因历史悠久，有些画面的灰泥已掉落致使毁坏，有的被磨损，也有因沾烟气和污垢而色泽暗淡不清晰的，还有因为1975年地震的缘故致使部分壁画已经毁损的。现存于蒲甘地区的佛塔仅有2000多座，佛塔群中墙壁上的壁画是缅甸壁画艺术的宝库，可供研究蒲甘时期佛教壁画用。

二、蒲甘时期佛教壁画的内容特点

1、反映佛教故事

蒲甘时期的壁画绘画艺术依托于宗教迅速发展，因此从内容上看，这些画大都是关于宗教的，多与佛教有关。佛教壁画中主要有佛陀传画、佛像画、佛本生故事画、修行三藏画、经变画、因缘故事画、讲经图等。蒲甘时期，五百五十佛本生故事绘画非常盛行，几乎每个洞窟、寺庙、殿堂里都绘有佛本生故事。墙壁宽广的建筑里绘有所有的佛本生经。缅甸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佐基作家在《蒲甘王朝时期绘画艺术》文章里这样描述道：“蒲甘时期的画家遵照佛教虔誠的善男信女们的意愿，在新建好的佛塔寺庙里描绘上佛陀传的故事、喜欢的佛本生故事情节等（拉丁吞，2004，p.30 ）。”

2、反映当地人民生活风习

蒲甘时期也有与社会、经济、宫廷礼仪以及艺术相关的壁画，所涉及的内容和题材丰富广泛，有蒲甘当代人物面貌画、吹奏演唱画、动植物画、花纹图案等，如江喜陀山洞和浮屠里的壁画。画面中描绘的是蒲甘王朝前期打猎时的一个场景，有士兵正在射击鸟兽的情节，有士兵把射击所获的鸟兽进献给军官的情节，还有军官站立起来的画像，军官接收呈献上来的鸟兽的场景图等（吴坡景，2002， p.58—60）。

3、反映其他宗教文化

阿奴律陀统一缅甸之后，为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急需将当时活动在缅甸各地的各种宗教和不同的佛教教派统一起来，因此宗教方面的壁画，除了阿奴律陀从直通恭迎来的叫南传佛教的小乘教派外，还有更早传播的大乘教派、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也有大乘教派与小乘教派混杂的情况。据缅甸联邦文化部考古研究分院1959年编写的《传统缅甸绘画》描述，在蒲甘佛塔里或多或少都有些关于大乘佛教徒信奉的未来护世佛的绘画。缅甸蒲甘王朝初期，也能见到阿利僧派相关的佛像，当时也有信奉婆罗门教的，所以在一些佛塔里也能看到印度神像。

三、蒲甘时期佛教壁画绘画艺术风格

1、选用佛教文化代表色

蒲甘时期的绘画和宗教一起源于印度，因而那时的壁画画面处理方式与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壁画绘画方式有相同之处。古印度文化婆罗门教有对宇宙生命的崇拜精神，在艺术作品中注重在感性平面中反映出强烈的对比效果。蒲甘时期的壁画画面处理方式主要是素描或由线条构成。素描通常使用黑色、红色、棕红色。黑、红两种基本色的并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蒲甘初期壁画绘制的情节里使用棕色、深米黄色和浅米黄色来体现平静的样子。蒲甘后期黄色、白色混合用，色彩鲜艳。有些地方搭配红色，但是完全没见到蓝色。南达曼耶寺（eE?rn）里佛陀出世图使用了大量的白色，整个画面艳丽明亮。江喜陀执政时期，在浮屠、佛寺如那伽扬和明卡巴的古表基寺（rif；uyg*lajymufBuD；）里壮观地描绘了很多佛陀传画，佛陀出生、菩提树下得道、第一次说法、妖魔诱惑等情节描绘最多。这些情节有作为中心画绘制的，也有绘在佛像或其他画周围的。颜色用深红土、浅红土、深米黄色、浅米黄色与褐色、白色搭配使用。有时在黑色基调上进行绘制。在蒲甘明卡巴的古表基寺的五百五十佛本生故事是最早的，而手艺最精湛的是维克林古表基寺（0ufBuD；tif；*lajymufBuD；）里的佛本生故事情节，大多数采用的是黑色和白色基调来渲染，黑白并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壁画排列按故事内容有序排列

沙林市水中村（a&v，f&Gm）信宾沙觉寺（&SifyifpmMudK）里的蒲甘时期壁画描绘着佛本生“威丹德耶”的故事：慷慨地施舍大象、马车、牛车图，施舍后大臣步行图，山里居住图，森林里狮子、豹、老虎阻挠图，装成婆罗门乞讨的天帝释图等，采用横幅连续叙事性排列的方式描绘在七英寸左右的方格里。沙林城水中村南边的信彬沙觉寺一座佛里画的就是佛陀传的故事场景，出家剃度剪发、会见彬比达亚王（ydrd?om&rif；BuD；）、天帝释的王后杜莎妲（okZmwm）施舍奶等接连不断地描绘在很小的格子里画。这种布局方式与印度绘画相似。印度佛教壁画在画面的布局上体现印度佛教文化中的因果缘起观念。根据佛经故事的叙述结构，印度壁画空间表现上采用以时间发展顺序来进行画面内容的编排，以揭示佛法中的因缘观。这种手法在表现佛教创始人生平事迹、前生故事与本生故事的缅甸壁画中被广泛运用。因佛陀传故事中的情节非常多，要想完整的描绘出来就要在墙壁上把不同时间发生的不同事件，从不同角度依次排列描绘出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以此来表现空间的延伸与变化。这种排列方式旨在传达佛经生动引人的故事内容，以此把善男信女引入佛门，所以画面各部分情节所占空间几乎均等，并不突出某一部分。壁画空间处理上，将一个故事中的几个主要情节按照一定的顺序展现在在同一画面中，然而每一情节之间并无明显分隔标志，可根据所绘人物的重复、背景的变换以及情节的突出的特征来区分画面。在描绘剧情情节时，为突出远近的距离，物的大小划分分明，剧情中的主要人物的形象采用突出边饰的绘法，因此画家们充分发挥才智，突出配角的形象。在描绘肖像时，视线所及范围的景物都描绘，主要肖像的后面绘有其他较小的肖像，通常是采用倾斜45°视线的画面处理法。

四、蒲甘时期佛教壁画的文化特点

1、融合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特色

虽然蒲甘的建筑艺术、灰泥艺术、石雕术上受室利差呾罗骠人和直通孟族人的文化影响，但是壁画最先是从印度绘画传播而来的，进而发展成具有缅甸自身特色的壁画。大约四世纪开始，印度中部的阿旃陀石窟里的绘画艺术传播到北边的西藏、中国、日本等国家，也传播到东部的尼泊尔、孟加拉北部的巴拉王国。这些绘画艺术又经西藏、尼泊尔、巴拉王国约在十二世纪渐渐传入蒲甘王朝（吴苗纽，2011，p.15）。随着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先后传入缅甸，印度艺术传播而来的印度古代壁画技术对缅甸壁画技术产生深远影响，因而缅甸佛教壁画中很自然地蕴含印度文化的原始部分内容。如盘龙佛塔里描绘着佛陀传的故事：一位神向佛主请求讲吉祥经，燃灯佛给杜梅达僧讲佛预言，讲慈悲经等，佛塔里贵宾和老百姓叩拜的场景图形态生动逼真，与阿旃陀（tZE?m）绘画相似。

古印度原始宗教文化中，以“梵”为世界主体，小我的发展就是领悟到“梵”的境界，到达与“梵”同一，突出“梵”的大我精神，因此在绘画艺术上表现出主次分明、人物依主次设计大小的特点。《佛陀入忉利天说法（wm0w?omewfjynfwGif jrwfpGmbk&m； tbd"r?mw&m；a[mawmfrlcef；）》壁画中，佛陀位于画面中央，画像较两侧的其他形象比例大，以突出佛陀的绝对地位，象征他超凡的精神，而佛陀两边的人物相对较小且大小不一。这些缅甸佛教壁画与古印度壁画存在某些异曲同工之处。

2、体现缅甸本土传统文化

佛教壁画艺术随着佛教的发展，在表现蒲甘时期缅甸民族社会生活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缅甸民族审美观的艺术形式。这种审美观主要表现在创造艺术作品中所使用的艺术手段以及作品的题材、结构等方面。缅甸佛教由于對民族文化认识的不同以及特有的民族艺术审美观，所绘制的壁画有其特点。例如在缅甸的壁画中，佛主成佛前与其他人肖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伞就是代表其身份的特征。在蒲甘时期每幅画中都能看到国王方格斑点的穿着 （缅甸联邦文化部考古研究分院，p.6）。这是蒲甘王朝时期壁画的绘画方式之一，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特征。蒲甘时期的艺术家注重突出协调匀称，讲究身段的匀称、形象的逼真，少见有像印度绘画般穿着薄薄的衣服，臀部宽大、胸丰满的画像的。这类画像少的原因是与缅甸保守的习俗有关。虽然汲取了印度传统绘画手法，但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结合缅甸的本土文化习俗来取舍。妇女腰部的衣着与印度妇女的服装一样，但是图里描绘的人的面孔都是缅甸式的。蒲甘王朝后期所描绘的佛陀传里人物相貌与缅甸人越来越相似。

五、蒲甘时期佛教壁画的影响与作用

1、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蒲甘时期佛教壁画，无论是佛陀传故事，还是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经变故事，都以美好的内涵或佛的慈悲或佛陀的教诲表现于丰富多样的艺术表象中，衬托出佛的庄严与安详，慈悲与智慧，给人以崇高、神圣的美感，使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或心生敬仰感慨，进而产生希望与向往，或心灵得到抚慰与寄托，或畏惧因果，觉悟忏悔。不仅具有宣传佛法、教化思想的说教作用，对劝化世人皈敬佛法僧三宝，学佛修行，积德行善，济世救人，淳化民风等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2、体现了缅甸蒲甘时期的社会文化

缅甸早期文化的由来在壁画中有明显的体现。配有碑铭的注释，阐述了壁画的内容情节，让人们能从中探知蒲甘时期文化状况。如描绘吹奏乐器、欢歌载舞，四马驱动的马车载着皇帝皇后出行的场景图，最前头的女子举着两只手正在跳舞，后面的女子鼓掌跟着。紧接着是击鼓的、弹奏弯琴的、吹芦笙的，再接着是两位吹笛的女子，最后是两位击鼓的女子。这些女子的后面是戴着苦行僧戴的帽子，手握着荷花的五名男子。这些走着路的宫廷男女后面就是四匹马拉着的马车，马车上是戴着苦行僧帽子的皇上皇后。蒲甘王朝时期的碑文中指出：画像中的侍男婢女神态退却，到罗摩亚（&mrn）地区，和那的孟族人融合（吴坡景， 2002，p.63—64）。

蒲甘时期佛教壁画内容和题材丰富多样，风格独特，即有强烈的时代文化特点，又融合了印度文化的精粹，人物造型、动态、画面的构图、色彩处理等所表现出的艺术水平反映了艺术家们高超的创造力、想象力与表现力，以其不可思议的艺术力量成功地扮演了为蒲甘时期佛教服务的角色，更以其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在缅甸的文明史上占据相应的位置，为蒲甘时期缅甸宗教、美术及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缅）拉丁吞.《缅甸绘画发展》[M].缅甸：中央出版社，2004.[2]

[3]（缅）貌钦纽.《遭受地震的蒲甘王城》[M].缅甸仰光：金大地出版社，1975.

[4] （缅）缅甸联邦文化部考古研究分院.《传统缅甸绘画》[M].缅甸： 联邦文化部考古研究分院，1959.

[5]（缅）敏布昂坚.《蒲甘时期建筑杰作》[M].缅甸： 文学宫出版社，1981.

[6]（缅）敏乃.《传统缅甸绘画的特点[J]》.锐达礼杂志，1976（195）：16-18.

[7]（缅）吴苗纽.《蒲甘时期三藏经壁画》[M].缅甸：文化部、考古研究、民族博物馆及图书馆指挥部，2011.[8]

[8]（缅）吴坡景.《蒲甘初期历史》[M].缅甸仰光：智慧之灯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礼俗文化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Y071）

作者简介：路洁清（1990-），女，广西融水人，现供职于红河学院国际学院，助教，学士，研究方向为缅甸文学文化。

作者：路洁清　赵薇

礼俗文化研究论文 篇2：

陇东礼俗文化简述

摘要：陇东礼俗文化是陇东人民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社会交际等各种活动中所遵循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征明显，价值突出，保护和传承陇东礼俗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陇东;礼俗;内容与特征

一、基本内容

陇东礼俗主要体现在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和人生礼俗，家庭礼俗、日常生活礼俗及节日礼俗几个主要方面。其中吉礼包括祭祀天地神灵、祖宗宗庙、仙师圣贤、诸神灵、驱鬼降魔等礼俗活动仪式;嘉礼包括饮食文化习俗;凶礼有丧葬礼俗与五服祭祀礼制;宾礼有迎客、待客、送客礼俗;人生礼俗包括诞生前礼俗、诞生礼俗、诞生后礼俗、成长过程的礼俗及成年礼俗;传统婚嫁礼俗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新的婚嫁礼俗包括邀媒、提亲、看亲、看家、订婚、收礼、完婚;完备的陇东丧葬礼俗包括小殓、择期、出门告、大殓、受服（至缌麻服）、祭奠、发引、宴宾、家祭、归窀、搭醮、祀祭等十二道具体礼俗，每一道礼俗都有详尽的内容形式;家庭礼俗有祖孙、父子、夫妻、兄弟、婆媳、妯娌之礼，家庭交往，亲属称呼礼俗等;日常生活礼俗包括安居礼俗、开业礼俗、贺庆礼俗。陇东民俗文化中最为完备的当属传统节日礼俗，每一个传统节日里，都有相应的礼俗文化活动，各地大同小异，气象万千，美不胜收。

二、主要特征

（一）具有延续不断的传承性。千百年以来，陇东民俗文化形成了具体而完整的理论沿革流变体系，从《诗经·豳风》的记载到多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的举办，其理论研究发展和民间流变传承始终未曾间断，每个历史时期都赋予了它独特的历史印记和历史内容，相映成辉，互相促进，部分民俗文化形态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完整的保存和发展，所以说，陇东民俗文化就是陇东人民为祖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所传承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二）特色明显的地域性。陇东民俗文化是为陇东人民在传承祖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加入自己所在地区所特有的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天魂地脉所孕育的文化元素，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形态，特别是农耕文化、窑洞文化，周祖文化、红色文化的融入和推动，使得陇东民俗文化呈现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风貌，像陇东的丧葬礼仪与饮食文化礼俗，就是先周文化与地方自然环境结合孕育的产物，饮食文化就是北魏和明代宫廷饮食礼俗文化与农耕民俗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礼俗形态。所以说陇东礼俗文化是一个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

（三）禮俗文化活动的多样性

陇东礼俗文化活动的内容丰富，文化特色鲜明，集中体现在日常起居、生产活动、信仰、节会、人生礼俗等各个方面，从其发展过程来看，陇东长期以来为多民族聚居地，处在中原礼俗文化特别是历史上汉唐民俗文化的中心辐射区内，所以其礼俗文化不断向外辐射、扩散，又不断地融合，吸收外来的民俗文化，再向内渗透流变，所以它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民俗文化特点，而且成为中华民俗文化的基础和骨干部分。

（四）众智汇聚的集体性

集体是陇东礼俗文化在其产生、流传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陇东礼俗是陇东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流传、完善和创新都是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所有陇东人都认为自己先祖的生命诞生于足下这块土地，“天父地母”的信仰意识强烈，弥散于礼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陇东人民这种共同的信仰意识促成了一种集体性创造的礼俗文化形态，渗透在陇东礼俗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

三、主要价值

陇东礼俗文化具有突出的文化研究价值和社会作用。

（一）在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价值。作为黄河流域华夏部落集团的文化遗产，陇东礼俗文化已成为研究民族历史、文化艺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化石”，在陇东境内出土了大量齐家文化、常山遗址下层文化遗址文物，这些遗址和原始居民墓葬的发现，承载和传递了大量的礼俗信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的生命观贯穿至今，对研究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为研究远古生态环境和地理环境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二）在人类学、民族学及社会学、哲学方面的研究价值。陇东礼俗文化是活态的民族文化载体，这全方位表现于礼俗文化事像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人诞生前礼俗，有“求学仪式、怀孕、催生礼及孕妇禁忌”等，无不庄重有序地彰显着生命的庄重与尊严，在丧葬礼俗中，人们对“金、木、水、火、土”五神分别祭拜，祈求五行运动，造福超度，是中国古老哲学体系的运用和延展。

（三）在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由于陇东民俗文化的知名度和吸引力逐渐提升，吸引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教授前来考察研究。先后有靳之林、王国屏、陶立、柯杨、杨先让、冯真、王光普等多次前来考察研究，国内的多所知名大学都把陇东作为原生态民俗文化的研究基地，大学生、研究生不断前来采风，许多商家也蜂拥而至，开发礼俗活动中的文化产业品牌，这样上下联动，左右互通，不断搭建起了看不见的空中桥梁，使得以陇东礼俗文化为名片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向前运动发展。

（四）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

陇东礼俗文化与掌握在知识阶层中系之于文化典籍的文化大不相同，它是渗透在普通大众血脉之中并与之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文化形态，它代代传衍，直接影响和塑造着一个民族精神传统和人文性格。作为民间礼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家园中最深厚、最鲜活的部分，是团结和凝聚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实现中国梦美好愿望的根基和源泉。

（五）陇东礼俗文化不仅在陇东人民日常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以德治国、以礼化民”国家思想道德体系建设起着重要的补益作用。这些礼俗文化，集中反映了陇东人民世代传承、沿习成俗的生存意识和生活模式，表现了民众群体在语言、行为和精神上集体习惯的走向。它的教化、规范、维系功能和调节作用，在传承农耕文明、弘扬民俗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都是不可低估的，必将对陇东地区社会生态文明的科学建设与促进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义 刘全宝《庆阳民间艺术之魂》，新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2]王佐东《寻根中国书法之乡——镇原》，九州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3]杨佩彰《镇原文化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作者简介：张保龙（1976.03.10），性别：男，民族：汉，籍贯：甘肃省镇原县，学历：大学，职称：馆员，研究方向：群文.

作者：张保龙

礼俗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客家礼俗的渊源流变

清末著名诗人、梅州人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己亥杂诗》中写道:“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黄遵宪以其客家人的身份、用诗的语言描述了客家人南迁辗转逾千年,依然保留中原语韵、固守古朴礼俗的事实。行走在赣闽粤客家地区间,所见所闻时常让人不禁发出“礼失求诸野”的感慨。而当我们细数留在客家礼俗上深深的中原烙印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客家礼俗中“土”味十足,也有抹不去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印记。许多客家的民俗事象用中原文化的观点无法解释,却能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寻得踪迹。

所谓礼俗,即礼仪习俗,举凡婚丧嫁娶、生命仪礼、祭祀仪典、交互往来等各种场合的礼节都属于礼俗。客家礼俗丰富多彩、独具风情,既存中原古意,又沐南国春晖,以其古朴和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为世人所瞩目。

客家礼俗中的中原遗风

唐末以后,北方汉人大量南迁,赣闽粤交界的广大山区先后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宋代名臣李纲描写当时闽西情况:“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声相闻。”(李纲:《梁溪集》卷一,《桃源行诗序》)从中仿佛能见到一幅幅客家先民披荆斩棘、开疆辟土、建设美好家园的情景画面。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南迁的汉人携带着原乡的文化因子定居客地,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原有的部分礼俗。在客家人礼俗里,不管婚嫁寿庆,抑或岁时习俗,随处皆能觅得其中深深的中原烙印。

一、生命礼俗

客家地区特别注重生命礼俗,仪礼多能遵照中原古代礼制,保留着许多中原汉民习俗。生命礼俗指人的一生中,在不同的生活和年龄阶段举行的独特仪式和习俗,主要有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四大仪礼。《礼记·昏义》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可见生命礼俗在中原古代礼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客家在举行这四大仪礼时,遵循古礼,如康熙《武平县志》所载:“汉家制度,犹有存焉”,“循乎古礼”(康熙《武平县志·风土》卷二)。

在客家地区,孩子出生一个月后“做满月”,周岁时“作对岁”,男女成年举行冠笄之礼,这些都与古代中原汉族的传统习俗相同。有些礼俗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损益,如民国时期《上杭县志》载:“男子女子年十五以上及二十者,择吉行之(冠笄之礼,作者按),向在习礼世族亦遵朱文公家礼。近罕举行。”(民国《上杭县志》卷二十“礼俗”引旧《志》)又称:“邑俗,冠笄之礼不行。大率男子将婚始加冠,女临嫁始笄,此在清康、乾间已然。今男将婚而冠,女将嫁而笄,尚仍其旧。”(民国《上杭县志》卷二十“礼俗”)说明客家地区原来严格遵照朱熹家礼举行冠礼,后来罕于举行,至清康、乾间,乃将冠笄礼与嫁娶礼合二为一。虽有所变化,但基本礼仪“尚仍其旧”。

婚礼无疑是客家人最重要的礼俗之一。据载,客家婚礼大都按《仪礼·士昏礼》行事,邀请媒人,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沿袭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婚仪,称谓虽有所不同,但内容大致和“六礼”相合,鼓乐迎亲、花轿、盖头(罗帕)等均与中原无异。

客家丧礼多按中原古代礼制,其中,最能体现中原之风的是“披麻戴孝”。客家丧服,一遵古制而不变,基本上按《仪礼·丧服》所说的“丧服。斩衰裳,苴、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者”。孝子们穿白丧服、扶杖、披麻、戴孝、着草鞋等。而丧礼中所体现的慎终追远、事死如生、崇尚厚葬、以礼教孝的文化观念与中原丧礼体现的精神一脉相承。

二、祭祀仪典

《礼记·曲礼》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古代礼制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客家宗族往往采取聚族而居的形式,宗法制度发达。在客家地区,祠堂林立,祭事繁多,祭典隆重。清代梅州人黄钊在《石窟一征》卷四“礼俗”中称:“凡大小姓,莫不有祠。一村之中聚族而居,必有家庙,亦祠也。有吉凶之事,皆祭告焉。所谓歌于斯哭于斯之寝室也。”祠堂作为一个家族的中心,供奉着祖先神灵。客家人有强烈的怀乡追祖情节,“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逢年过节,都会举行祭祀仪式。在祭祀中,用羊、猪等“大牲”,行三献礼的,谓之“祭”;用鸡、鱼、肉等“小牲”,不行三献礼的,则称为“酹”,等等,皆仿古中原祭祀仪典。

三、崇文重教

从劝学童谣《月光光》里的“月光光,秀才郎”、《蟾蜍罗》里的“唔读书,老婆”,到客家民居门联、楹联中所透露的“耕读传家”的教育理念,都可以看出客家地区浓厚的崇儒重教风尚。客家人“虽贫也令其子弟读书”的思想蔚然成风,儒家思想在客家地区得到很好的传承,这集中体现在明清之后客家地区教育的发达。仅闽西客家古村落培田村一处,各类书院学堂在明清时期就曾达到18所之多,有人把培田村的文化概括为:“十家一书院,五家一祖祠,三家一店铺,十家一匾额,一人十丈街,楹联诗文书墙柱,文墨之乡名不虚。”客家梅州的教育发达更为客家人所称道。据统计,清后期梅州应童子试者不下万余人,文风之盛,被时人誉为“岭南冠”而无出其右者。民国期间,梅州的教育规模和教育成效继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些都说明崇文重教传统风尚在客家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客家礼俗中的土著印记

早在唐之前,赣闽粤交界地区业已居住着被称为山都、木客、山越等的百越族土著居民,实际上,北方汉人南迁时,不都是“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水竹”风光,亦时常有与土著居民发生冲突的血与火的场景,史上的“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就是其中一个历史剪影。历史上,土客之间存在通婚现象,清代作家黄岩的章回小说《岭南逸史》就生动地描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梅州客家人与畲、瑶等少数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

人类学涵化观点认为,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从南迁的北方汉人与南方少数民族接触之始,文化涵化就没有停止过,客家礼俗是汉民族传统礼制与土著风俗长期互动和融合的结果。

客家文化中的各种文化事象都广泛留有土著文化的印记。如在饮食上,客家人偏爱生吃,嗜“异味”,视蛇为上等佳肴,这与中原汉人因“杯弓蛇影”而患病多时的“惧蛇”心态形成巨大反差;著名的闽西八大干中的“宁化老鼠干”,有可能源于南方土著吃“蜜唧”的习俗(按:“蜜唧 ”,即以蜜饲的初生鼠,岭南人以为佳肴);而客家人外出用荷叶带饭等习俗也是受当地土著习俗的影响。服饰上,旧时客家妇女的“百褶裙”与百越族属及其他南方民族“筒裙”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宗教习俗上,客家对蛇、石、树、鸟等的崇拜,都源自闽越族的古老思想观念;另外,客家方言、客家山歌受古代闽粤地区土著影响的事例甚多,前辈论述已多,此不赘述。现单就客家礼俗中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印记的代表事象作一简单介绍。

一、婚俗以槟榔为聘礼

客家婚俗中,许多礼俗是南方蛮獠风俗的传承,如晚间点松明火把迎亲等,而受蛮獠风俗影响最为突出的,当属用槟榔作为婚礼必备之物。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四五七载:“嘉应州,婚姻以槟榔、鸡、酒为礼。”说明至清代,槟榔在粤东客家婚仪中仍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早在宋代,岭南“蛮僚”就已流行以女方是否接受与食用男方送来的槟榔来判断其是否同意婚事的习俗。《太平寰宇记》载:“交州,索妇之人,未婚前先送槟榔一盒,女食尽则成亲。”

而在北方汉人眼里,食用槟榔是奇俗。如宋代海外交通发达,许多波斯人居住在广州,南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谈到他们的习俗:“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吐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篾门”是“灭门”的谐音,从“北人”嘲笑食槟榔习俗中可以推测北方无食用槟榔之俗。客家地区以槟榔为聘礼的习俗,应是源于土著无疑。

二、二次葬与买水浴尸

客家地区普遍实行二次葬,主要做法是:葬后多年,待棺朽肉烂后,择日,捡骨置于瓦罐中,俗称“金罐”、“金罂”或美称为“金城”,另择吉地再葬,俗称检骨葬或捡骨葬。考古发现,二次葬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但从殷周以后,在中原地区即已绝迹。根据方铁研究,瑶族、壮族民间普遍流行这种葬俗,而人类学家的研究也表明,整个环太平洋地区,许多民族都有捡骨再葬的风俗。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客家丧葬礼俗中的二次葬,当是源于蛮俗或古越俗。

而买水浴尸,指当亲人死后,投钱于水,汲而归浴,然后敛尸。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正确地指出,该俗本非客家人所有,“此亦蛮风也”。 刘佐泉等学者通过研究也认为此俗是中原之俗吸收古越之俗的结果。

另外,客家丧葬时的奏乐、实行火葬等习俗都与当地瑶、畲等南方民族的习俗有关。否则,根据儒家思想,挖祖坟、检骸骨、将尸体火化,在提倡“孝”道的国度里,将被视为大逆不道。可见,客家礼俗中受土著之风影响甚大。

客家礼俗的演变

邹春生研究指出,在客家文化体系中,土著文化集中体现在物质层次,而在制度和精神层次上则是以汉文化为核心。从客家文化的现状分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在客家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这也是判断客家为汉族在南方的一个民系的主要依据。

从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分析,客家文化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交界区域的百越种族及盘瓠蛮等南方民族经过长期文化互动、融合的产物。汉文化在客家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个简单迅速的过程。客家礼俗的形成也是一个文化涵化、整合与重构的结果。

一、入乡随俗:南迁汉人对土著礼俗的适应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南迁的汉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本群体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其次才能顾及更高层次的礼节问题。生活在赣闽粤交界山区的南方少数民族的生产劳作、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宗教信仰成为客家人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参照体。如客家人在生产劳作上,种米、吃薯芋,开山种;生活习俗上,承袭了南方土著“女劳男逸”之风,客家妇女不缠足、善劳作;宗教信仰上,崇拜猎神、三山国王、妈祖等原土著信仰。

不同地域的客家礼俗亦不尽相同,客家礼俗的区域特色说明了移居地对客家礼俗形成的重要影响。如前文提及的客家婚礼中用槟榔作聘礼的习俗,只在两广一带盛行,在赣南、闽西则比较少见。刘小春通过对桂东客家族群的风俗文化研究,指出当地客家族群接受了瑶族、壮族“不落夫家”的婚俗,婚礼当晚新娘新郎不同房,次早新娘仍由陪嫁女送回夫家,住上1至3天,婚后3天再回娘家,俗称“转三朝”。当地客家的语言,也出现了部分“瑶化”的现象。

二、化民成俗:汉族精英分子对客家礼俗的改造

客家礼俗中的许多中原礼制,并非全部一开始就由南迁汉人带来,实际上,后期的汉族精英分子的礼乐教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客家社会里,儒家绅士掌握着精英文化,以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是儒家绅士最根本的社会担当,化民成俗是他们的目标。荀子称:“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荀子·儒效》) 赣闽粤客家地区受宋明理学影响深刻。如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修纂的《家礼》成为客家地区的礼仪规范,许多礼仪皆“遵朱文公家礼”,册籍多有记载;明代心学大家王守仁出任南赣巡抚,平定赣闽粤边各民族起义,以“破心中贼”为己任,促进了新民汉化。儒家绅士的推动,加上科举文化的滥觞,使得儒家思想逐渐在客家地区成为主导思想,也渐渐促进了客家礼俗由“野”到“文”的转变。

三、礼以义起:客家族群对客家礼俗的整合与重构

《礼记·礼运》篇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说明礼的制定和推行必须根据现实生活所需,必须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客家礼俗的载体,客家人也会根据现实需要,对客家礼俗进行整合与重构。客家人的中原情结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学界认为,南迁汉人与百越种族、盘瓠蛮等南方民族都是客家先民,他们原有的文化都是铸造客家新文化的重要构件。然而,客家人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言必称“中原”,而不称自己为蛮獠后代。如黄遵宪诗中所称:“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在礼俗上,以中原为正统,体现着强烈的中原情结。

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是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另外,科举具有很强的向心力,突出中原正统,不断靠近儒家文化,就有更多机会步入绅士阶层。

在客家社会,对中原的认同集中体现在门第观念与中原正统观念上。门第观念在客家社会特别盛行,主要表现在以郡望自矜和攀附官宦权贵为祖宗两个方面,为了攀附名门望族,不惜弄虚作假,伪造祖宗,所谓的“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此类现象在族谱中比比皆是。中原正统观念,则是以来自中原为荣,以南蛮出身和中原之外其他地区出身为耻。

不仅客家人对中原认同,与客家相邻而居的畲族也熏染了门第观念,如堂号上,蓝姓畲族称“汝南郡”,钟姓畲族称“颍川郡”,这是少数民族迫于社会风尚,重构文化认同的一个表现。

作者：李积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