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文化再研究

2024-04-15

礼俗文化再研究（精选6篇）

篇1：礼俗文化再研究

结婚礼俗

王龙亮电科102 1005B217

我的家乡在麒麟降生的地方山东巨野。传统的结婚礼俗显示了我们家乡的地方特色。

结婚是一个人的终生大事，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所以从订婚到结婚期间有很多的礼俗。订婚：不管是媒人介绍还是自由恋爱订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男女双方都没有意见的时候就开始订婚，其标志就是男方给女方见面礼，金额一般是10001元，女方从中抽出1元交给男方俗称“万里挑一”

，同时男方还会买“三金”首饰大约10000元而且会选一个好日子，男方去女方下礼，一般都是些糖块，果点。订婚时也会商量好男方给多少彩礼，现在一般是三万三，六万六还有一种说法是三斤三两百元钞票，同时还有订婚宴宴请女方的亲戚，也是女孩改口叫男孩父母爸妈时，这个还要给2000—3000元的改口费。

结婚之前订婚之后必须进行必要的礼节性活动就是送节礼，俗称“走亲戚”，中秋节，春节是最重大的，也就是在过节时男方会找两个年轻的小伙去送礼。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订婚之后结婚的日志就近了，男方找人去女方家要女孩的生成八字，俗称“要好”。根据男孩女孩的生辰八字选择一个合适的结婚日期，找人把结婚日期以及忌见的属相，新娘上花车面朝哪个方向等一些细节问题写在一张红纸上俗称“福”在结婚之前男方还要给女方送200斤谈好的棉花让女方做被子用。

在结婚之前，女方家长会找一个好日子去布行“截被子”即买被面。并且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叫上10几个年轻的妇女帮忙套16—20床不等的被子，男方一般也会套八床。随着结婚日子的临近男女双方都会找一个很明事理的男子俗称“大知”。女方一般还会找二十多个抬嫁妆的一般都是邻居。男方也要找帮忙的乡亲，在结婚前的几天买好喜糖，菜以及烟酒。女方还会有一个拿”门帘“的小男孩，男方要给这个小男孩一个红包，里面大约有1000块钱。

随着经济的发展，结婚之前拍婚纱照，结婚当天录像成为了结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现在的新娘多穿婚纱如果是白色的婚纱则会在头上带上几朵白百合寓为“百年好合”，如果红色婚纱一般会戴红玫瑰。这些花要让婆婆去摘，一般是一朵880.结婚的前一天男孩家会在屋顶上放一个大喇叭放一些喜庆的歌曲和经典老歌，让四周的人家都知道他们家办喜事了。在前一天男女双方家门上都会贴上喜字贴，还要在村里街道旁贴上喜字。结婚房子必须要有的。

在结婚的当天早上天不亮新郎就会让人带着给村上辈分高的去磕头，磕头时的动作也有一定的讲究，一般到八九点钟结束。这是家里的迎亲队差不多准备好了，会给女方带上一个许多层的盒子，里面放上糕点，一大块猪肉烟酒等。同时女方购买的家具，沙发，电视机，电脑，太阳能，空调冰箱以及被子等应有尽有，都会在这一天有抬嫁妆的人送到男方家。在女方的迎亲队伍没来之前，男方的迎亲队伍就会出发，男方的迎亲队伍一般有10辆车，有一辆婚车。迎亲队伍在路上是不是的点燃鞭炮扔在路上，寓意喜庆。不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的迎亲队伍所走的路线都是很讲究的，必须是从村西头进东头出。男方迎亲队伍到达女方后新郎要向新娘单膝下跪献上鲜花以示忠诚。临走时新娘还会吃面条带表长青。上车前新娘还会抓財以为娘家的财产也有姑娘的一份，新娘的哥或弟要把婚车送出庄。新娘的兄弟这是被称为“包袱腿”，第二天负责接新郎新娘回门。

新娘下车前，有两名儿童持火把绕婚车一周，寓意日子红火。拜天地的时候主持婚礼的或小伙子都会戏弄喜娘、新朗一番，闹洞房的时候妇女不参与，只是跟着看热闹，出点坏主意，只能晚辈才能闹洞房。

第二天，新娘的兄弟会和女方的大知一起早早的去新娘家把新人叫回去。这一天女方的一些亲戚会让新娘认识一下。新娘回娘家时会带上一包糖，还回去的时候要带一个包袱回去，报复礼包的东西越多越好，这个包袱还要有兄长背到车上。整个过程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事后人们都看一下结婚录像回顾一下结婚当天的情形。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婚礼上的各项议事都会成为永恒的记忆，新人很快变成普通人，一切都将归于平淡，开始为幸福的生活而拼搏，一代又一代延续着几乎相同的习俗，延续着一个地方独特的礼俗

篇2：礼俗文化再研究

礼俗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和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礼俗，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礼俗。在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礼俗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在今天看来，许多不合理的繁琐的礼俗和吃人的礼教，在当时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以下是我选取的一些主要内容，从阶级阶层，冠礼，婚姻，葬丧等四个主要方面对礼俗进行讲解。

一.阶级、阶层

尧舜禅让的传说与原始公社制的阶段相符合；夏禹不传贤而传子，可以认为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夏代是否已经达到奴隶制，还不得而知。至于殷代，可以确实断定是奴隶社会了。

依照古代史的研究者的一般结论，最初所谓“众”、“奚”、“仆”、“臣”、“妾”都是奴隶。臣是男奴隶，妾是女奴隶。周初的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周天子常常拿奴隶赏赐给他的大臣。奴隶有在室内劳动的，但是他们的主要劳动还是农业生产。

奴隶还可以被当做牲畜来屠杀，这表现在上古的殉葬制度上。秦始皇葬时，秦二世令后宫（妃嫔等）无子者一律“从死”，“死者甚众”。而且把工匠都关闭在陵墓里。古代统治阶级的这种淫威，至今还令人发指。

奴隶和奴隶主是两个相对抗的阶级。商代的奴隶主是贵族，总称为“百姓”，商王是贵族最高的代表，自称为“余一人”。后来百姓成为民的同义词。民在古代又称为黎民，秦国则称为黔首。

商代王位的继承是兄终弟及，无弟然后传子。周代王位由嫡长子世袭，余子分封为诸侯（也有异姓功臣封为诸侯的）。诸侯的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受封国于天子，卿大夫受采邑于诸侯。卿大夫下面是士（大体是大夫的宗族），士受禄田于卿大夫。周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家是卿大夫统治的区域，担任家的官职的通常是士，称为家臣。

《左传·昭公七年》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这样，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级阶层。春秋以前士是武士；春秋以后士是文士，士逐渐成了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的下面是庶人，又称庶民。西周时庶人虽然还是用来封赐的对象，但是庶人的身份比奴隶为高，以后庶人就逐渐成为个体农民了。

君子、小人也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最初君子是贵族统治阶级的通称，小人是被统治阶级的通称，后来以所谓有德无德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统治阶级的阶级偏见影响到词义的发展。

二.冠礼

据近人研究，氏族社会的男女青年到达成熟期后必须参加“成丁礼”才能成为氏族公社的正式成员，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周代的冠礼（加冠仪式）就是由这种“成丁礼”变化来的。官方对“丁”的定义是：丁是16岁到60岁的纳丁税的成年男子。

周代贵族男子二十岁时由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行礼前先筮日（选定加冠的日期）、筮宾（选定加冠的来宾）。行礼时由来宾加冠三次：先加缁布冠，表示从此有治人的特权；次加皮弁，表示从此要服兵役；最后加爵弁，表示从此有权

参加祭祀。来宾敬酒后，去见母亲，又由来宾取“字”，然后去见兄弟姑姊，最后戴礼帽穿礼服带礼品去见国君卿大夫和乡先生。主人向来宾敬酒赠礼品后，礼成。贵族男子二十岁结发加冠后可以娶妻，贵族女子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后结发加笄。所谓结发，就是在头顶上盘成发髻（区别于童年的发式），表示年届“成人”，可以结婚了。冠礼是与婚礼、丧祭礼、朝聘礼、射乡礼并重的五项大礼之一。正冠礼属于古代“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中的嘉礼。

三.婚姻

春秋时代，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此外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的国家送女儿陪嫁，亦各以娣相从，这统称为“媵”。嫡夫人是正妻，媵是非正妻。媵的地位和妾不同。妾被认为是贱妾，是嬖人，而媵的身份还是比较尊贵的。战国时代就没有媵的制度了。

古代的婚姻，据说要经过六道手续，叫做六礼。第一是纳采，男家向女家送一点小礼物（一只雁），表示求亲的意思；第二是问名，男家问清楚女子的姓氏，以便回家占卜吉凶；第三是纳吉，在祖庙卜得吉兆以后，到女家报喜，在问名纳吉时当然也要送礼；第四是纳征，这等于宣告订婚，所以要送比较重的聘礼，即致送币帛；第五是请期，这是择定完婚吉日，向女家征求同意；第六是亲迎，也就是迎亲。以上这六礼中，纳征和亲迎最为重要。此六礼当然只是为贵族士大夫规定的，一般庶民对这六礼往往精简合并。

婚姻在任何时代都是件大事，上古之时尤其如此。古人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上古时代，部落众多，宗法严格，两姓之间，往往通过婚姻关系而相结好。但是两姓之间文化不尽相同，所以要经过培训，以期婚后能和谐地共同生活。

四.丧葬

人将死时叫做“属纩”（《礼记·丧大记》）。属是放置的意思，纩是新絮。新絮很轻，据说古人把新絮放在临终的人的口鼻上，试看是否断气。这不一定成为风俗，至多也只是个别地方的风俗罢了，但是“属纩”却成为临终的代称。古人初死，生人要上屋面向北方为死者招魂，这叫做“复”，意思是招唤死者的灵魂回复到身体。复而不醒，然后办理丧事。

古人死后，要给他沐浴。这个风俗持续到后世。死后有“敛”（殓）的仪式。有小敛，有大敛。小敛是给尸体裹上衣衾，越是贵族，衣衾越多。大敛则是把尸体装进棺材。敛时死人口里须饭含。入殓后，停丧待葬叫做“殡”。后世所谓出殡是把灵柩送到埋葬的地方去。

送葬的规矩是白衣执绋。绋是拉柩车的绳子。执绋的原意是亲友们帮助拉车。后来出殡，在送殡人的行列两旁拉两根带子，那就是执绋的遗制。挽歌据说最初是挽柩的人唱的。古乐府相和曲中的《薤露》、《蒿里》都是挽歌，陶渊明有《挽歌诗》三首，后世的挽联就是从挽歌演变来的。

贵族士大夫的葬丧。殷代奴隶主有人殉的制度。后世知道人力可贵，改以“俑”来代替。从殷代到战国，统治阶级还把生前使用的车马带到墓里去。其他随葬的物品是多方面的，包括青铜制的饮食器、兵器、乐器等，玉制、骨制的装饰品以及其他什物。越是贵族，随葬品就越多越精美。也有一些专为随葬而做的“明器”（伴葬的器物）。上古贵族统治阶级的墓里大多有椁，椁是外棺，主要是用来保护棺材的，有的竟有三四重之多。在棺木外加以外棺（椁）以保护棺木的习俗一直保存了下来。

至于庶人的丧葬，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庶人死了至多只能“稿葬”（草草安葬），如果遇着饥荒的年头，就只好饿死以填沟壑了。

殷代和西周的墓都还没有坟堆，后来在墓上筑起坟堆，主要是作为墓的标志，其次是为了增加盗墓的困难。先秦文献有合葬的记载。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9）

[2]周绚隆.中国古代冠礼[J].民俗研究，1994(01)

[3]林安梧.儒教文化中“夫妇轴家庭观”与“君臣轴家庭观”的对比[M].上海

辞书出版社，2004

[4]朱小琴.古代丧葬制度与丧俗文化[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2005(12)

篇3：黔北传统民居中的礼俗文化研究

黔北早期的居民, 是仡佬族。古代仡佬多“依树积木以居其上”, 以防潮湿及祸害。后虽将房屋建造于地面, 但多系楼房, 人居楼上, 楼下圈养牲口。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载:“民编竹苫茅为两重, 上以自处, 下居鸡豚, 谓之麻栏。”[1]40黔北一带至今还有不少这种干栏式建筑。通过走访调研, 黔北民居建筑样式多是上盖青瓦, 白色檐口, 木作架, 木板壁。修建格式都是木柱穿架结构。内部结构大多为一正两厢, 中间为堂屋, 不住人, 是供奉祖先、神灵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左右两开间又各隔成两间, 右边里边的小间, 是主人夫妇卧室, 外间安火塘, 左边一间的房间为儿女住房, 中间堂屋比两边住房要凹进, 形成一个厅口 (又叫吞口) , 正中为大门, 两扇大门内开, 两扇栅栏门外开, 木栅门主要防止鸡、狗等牲畜进入堂屋。

黔北民居是当地先民长期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传统民居正日趋消失。究其原因, 既有社会结构的变迁, 也有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乡土情结的消解, 然而这些传统民居都是长期以来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条件下形成的, 有着丰厚的礼制文化和民俗文化, 是老百姓心中的“根”, 负载着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心理诉求。

一、建筑格式———宗法礼制的体现

宗法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中等级和尊卑的集中体现, 左右着人们在住居中的行为和住居空间的营造[2]99。宗法礼制作为当地社会关系的观念意识, 影响着黔北民居的空间秩序, 体现在黔北传统民居的空间组织型制上。

1. 礼、孝文化的体现。

黔北民居的堂屋是一个以精神功能为主的空间, 《礼记·大传》所载:“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3]462在宗法社会中, “尊祖敬宗”是根深蒂固的观念, 共同的祖宗和特定的祭祀发挥着巨大的凝聚力量, 堂屋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是举行家庭祭祀和重大仪式的场所, 是黔北民居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堂屋正面是香火神案, 新居落成第一件大事就是择吉日安香火, 拜请列祖列宗到神龛上就位。香案中间是“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 书写极为讲究, “大”不顶“天”, “土”不离“地”, “君”不封“口”, “亲”往里勾, “师”字不带刀, “位”不离人。香案的内容多是历代宗亲的歌功颂德, 代表家族意志的族规训诫。香案重视本姓的来龙去脉, 表达崇敬先祖, 依恋故土的情结。从这可看出, 黔北民居具有很强的血缘宗亲意识, 体现了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宗法礼制关系, “礼、孝”文化得到很好的体现。

2. 严明的伦理秩序关系。

《礼记》就认为:远古本来没有建筑, 人们冬天住在地穴里, 夏天住到树屋上……以后, “圣人”熔炼了金属, 烧制陶瓦, 才造成了台榭、宫室和门窗……用来接待神灵和先祖亡魂, 严明了君臣的尊卑, 增进了兄弟父子的感情, 使上下有序, 男女界限分明, 把建筑一下子就提到了精神伦理的高度[4]61。在黔北民居的开间房屋结构上可以看到这种宗法礼制的影响。

黔北民居建筑一般分用三间, 间数宜单不宜双。中间为堂屋, 不住人, 是供奉祖先、神灵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左右两开间又各隔成两间, 有正房、偏房, 前房、后房之分。在当地, 坐有规矩, 睡有规定。谁住正房, 谁住偏房, 谁住后房, 大都有讲究, 不能随意紊乱。有的还有一定禁忌, 如女儿的闺房, 不但外人, 就是家人和兄弟等也不能随便进入。外来客人的接待和留住, 有一定的房室。在堂屋坐席, 上下为客人座位, 左为陪客之座, 右下为主人或敬酒之人。这种房屋的布局格式, 伦理色彩相当浓厚, 都是按照自己民族的伦理逻辑加以安排, 决不容许错乱。从黔北民居内部布局方式的安排,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居民家族伦理观念和严明的伦理秩序准则。

二、建造仪式———祈福纳吉的希求

1. 选地基, 定志向。

选地基也叫“看屋基”, 是房屋营造的第一步。风水先生要看山脉的走向气势、山形的来龙去脉, 根据山脉生象选出山环水抱的“风水宝地”, 再根据房主的生辰八字确定出堂屋大门的开向。房屋布局讲阴阳、五行和八卦, 根据“八门套九星诀”来确定。阳宅有“三要”, 即门、卧室、灶, 要安排得当。反映了当地居民“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 顺应自然, 依山就势, 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的择居观念。

2. 择期, 破土动工。

要请先生 (道教先生) 择黄道吉日, 在开工破土之日, 要备刀头、酒礼、香、蜡、纸, 祭祖先神灵, 以求得平安吉祥。祭天地神灵后, 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房主本人率先挖一锄土, 就算应期了, 随后就可以组织请人平整场地。

3. 动工建造。

房屋的建造由石匠负责屋基的基石, 木匠负责整个木作部分。石匠也有“启水、开山、祭马”的仪式。木匠择期到主人家, 先是启水、安木马, 保证房主人畜安顺, 才能进行其他仪式。木匠上山砍伐树木, 叫做“伐木”, 伐的第一根木头是用来做中柱的, 在伐这根木之前, 要先在树前举行一个祭拜仪式, 掌墨师傅点烛焚香烧纸钱, 祭拜一下鲁班, 意思是开工伐木动手前拜一下木匠的祖师爷, 保佑房屋修建顺利, 才开始接下来的木作建造部分。

4. 立房上梁。

立房上梁是建筑仪式中最重要的仪式, 主人家要杀猪、推豆腐、打糍粑, 仪式繁琐、气氛热烈。各地的亲朋好友地邻都会来给主人家道贺, 主人家则要摆酒席招待客人。立房子一般在下半夜就要开始忙开了, 首先要“祭先”, 是指祭拜建筑行业的老祖师爷鲁班。主人备好钱纸香烛、刀头酒礼、活鸡。先燃放鞭炮, 点香烛。主人和木匠、石匠、风水先生都要祭拜。主人和木匠、石匠还要在堂前喝鸡血酒, 祭祀活动结束后, 众人吃饭, 吃罢饭, 就准备起房子了。立房子整个场面非常热烈。用滥子索、绳子先把堂屋的两立屋架绑好, 滥子索绑在中柱顶端, 绳子则绑在穿排上, 众人站在两边, 一边拉一边推。掌墨师则要站在屋架的顶端上, 指挥众人。

立好屋架后差不多天亮了, 接下来就是“上梁”。上梁之前要举行一个仪式, 对大梁进行祭拜。掌墨师傅手拿毛笔, 在大红纸上端端正正恭恭敬敬地写上“紫薇高照”四个大字, 小心翼翼地贴到那粗壮笔直的大梁正中。然后嘴里唱道:新盖华堂高又高, 巍然屹立在云霄。从今中梁扣起后, 千年富贵万年牢。

赞祭完毕, 木匠掌墨师傅便用绳子拴好大梁, 让站两边屋架上的众亲友帮忙搭力拉, 掌墨师用肩扛大梁, 顺着搭建的梯子, 一步一步往上送。上好梁接下来就是甩“梁糍粑”, 掌墨师傅骑在大梁上, 把主人家事先准备好的米糕、糍粑等糕点从梁上往下抛, 下面的众人, 特别是小孩们, 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去拣, 本地人认为吃了这些糕点, 可以消灾免祸健康长寿, 大吉大利。甩了梁粑, 这一天立房子的活动就算结束了。

5. 装屋, 开财门。

装屋有很多规矩。大门两扇称之大开门, 四扇称之四季财门, 六扇称之六合门。大门尺寸不离三, 谓之邪魔妖怪不敢窜。大门上枋要画避邪符号。门与门不能对着, 叫做不开对河门。神龛的装饰更为讲究, 尺寸要不离八, 且宽于大门尺寸, 说是香火不出大门。

从当地的建房习俗中, 反映了当地居民希求平安, 祈求吉祥的心理意识,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历程中吉祥文化渗透到建筑的方方面面, 反过来, 这种吉祥文化又赋予了传统民居建筑更多的承载内涵。

三、装饰样式———美好情感的表达

黔北民居装饰中广泛使用的吉祥装饰纹样是起于人们祈福避祸的观念。寓意祈愿迎福, 具有象征隐喻的作用。其中蝴蝶纹是在民居窗棂中应用比较多的装饰纹样。蝴蝶来源于苗族神话古歌《妹榜妹留》的故事。传说苗族始祖姜央为“妹榜妹留”所生, 苗语“妹榜妹留”意译为汉语“蝴蝶妈妈”。在苗族神语里, 蝴蝶妈妈是世界万物的始祖, 包括神、鬼、人、动植物和雷电的产生都源于蝴蝶妈妈[5]155。因此, 蝴蝶被认为是生殖和美的化身, 最受尊崇, 成为装饰吉祥纹样。鱼鸟纹样也是歌颂生殖和美的纹样, 鱼鸟表现生殖功能, 是中国原始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6]43, 当地居民认为, 鸟是男性, 鱼是女性, 鱼鸟同图组成, 比喻夫妻恩爱的图案, 是生殖崇拜较有特色的纹样。梨花纹是最具地方特色的纹样, 相传苗族的先祖在迁徙途中, 曾经到过一处叫梨花坳的地方, 正逢梨花盛开, 在长期迁徙中的先祖耗尽精神, 差一点就被奔波不定的生活拖垮, 但忽然见满山遍野生气勃勃盛开的梨花, 感到世界是如此的美丽, 于是又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因此, 梨花也就成为象征平安和健康的吉祥图案。

在黔北民居装饰题材中也有很多的动物吉祥图案, 用喜鹊、鹿、蜜蜂、猴四种动物的形象来寓意“喜、禄、封、侯”, 运用动物的谐音拼成吉祥语言, 通过这些立意选材都具有美感的画面来寓意吉祥, 祝福满门喜庆, 高官封侯的愿望。在民居装饰中除了传统的植物花草外, 还可常见一些瓜果、蔬菜作为装饰题材, 这些喜闻乐见题材, 表达了居民对丰收的期盼。

在黔北这片土地上, 具有独特乡土气息、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黔北民居负载了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民间文化, 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从黔北民居的建造习俗中, 我们看到黔北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地区的民族文化形态, 是移民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是适应自然环境中形成的智慧结晶。因此, 传统民居的保护不应只是单纯地保护民居建筑本身, 而应该是与民居相关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徐仁瑶.中国少数民族建筑[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2]张宏.等级居住与宗法礼制[J].东南大学学报, 199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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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萧默.建筑慎言“接轨”与“艺术”[J].新建筑, 2007 (3) .

[5]丁筑兰.苗族生态审美观中的宗教意识[J].贵州民族研究, 2012 (2) .

篇4：礼俗文化再研究

关键词：礼俗传统文化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8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2-67-70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被誉为“礼仪之邦”。礼俗是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时不有，时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了解传统礼俗以及其演变，对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很有益处的。

一、礼俗的基本问题

1概念与范围。礼俗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既然讲礼俗，首先就应该知道何为礼俗。我们平常讲的礼俗其实就是合礼仪与风俗而言，其本于生活，但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清代的孙诒让指出：“礼俗当分两事，礼谓吉凶之礼……俗为土地之习。”所谓的礼其实就是典章制度，是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礼主要是适用于贵族社会，无论它多么的完备，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孝经》中就曾指出“礼不下庶人”。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相当部分的礼也慢慢俗化为庶民的行为规范。

所谓的风俗呢，其实就是“一个地区和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民众习惯的合称，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又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主要是在民间传承。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礼与俗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对礼与俗进行了整合是为礼俗。”总的来说，所谓的礼俗其实就是指家庭和社会为个人通过一生的重要阶段而设置的礼仪和风俗。

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礼俗的多样性，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礼俗有成年礼俗，婚姻礼俗，丧葬礼俗，服饰礼俗，祭祀礼俗，饮食礼俗等等。与人生的一些重要阶段相对应，从衣食住行等一个方面都有详细的礼仪和风俗，使社会沿着一些既定的标准在前进。人们依礼而行，循俗而做。它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历代的政府都非常重视利用礼俗来对民众进行教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2，特点。世间万物的存在都必然有其独特的特点，礼俗也不例外。总的说来，其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民族性。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传统，也造就了中国社会风俗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世界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在我们民族内部，同一类的礼俗在不同的民族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特点。例如孩子出世的报生礼俗，我们一般是女婿亲自携带礼物去岳母家报喜，而西方风行在报纸上刊登出生广告。

(2)地域性。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全国各地到处传播着各种各样的礼俗，其内容，形态各异。即使是同一个民族，也因为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礼俗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在饮食方面，“南人之饭，主要品为米，盖炊熟而颗粒完整者，次要则为成糜之粥。北人之饭，主要品为麦，屑之为馍，次要则为成条之面。”

(3)阶级性。礼俗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很早开始起，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非常重视用礼俗来对民众进行教化。有的时候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上层地位，显示自己的优越性，时常采用国家法律的手段和强制措施，给礼俗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例如在服饰方面就有很多的规定，黄色和龙纹是皇帝的专用品，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享用，否则就是僭越，就是越礼逾制，有的甚至要被处死。

(4)封建性。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的思想无孔不入，使礼俗也带上浓重的封建色彩。例如在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从属于男子，为了约束妇女，提出了所谓的：三纲五常”，“七出”等等，不给妇女一点自由，甚至在丈夫去世后，妻子要为其守节，终生不得在嫁。当然也有一些礼俗也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这些礼俗本身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制约，还是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一些封建性。

(5)传承性。礼俗是在社会中长期流传的，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消亡，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有的时候因为有些朝代的某种强权政治会短暂消失，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和环境，又会死灰复燃，其生命力是极强的。这些礼俗代代相传，不易消亡。当然社会在进步，人类的生活在不断提高，礼俗也在不断的注入新的内容，例如起源于龙腾崇拜的龙舟竟渡被后世赋予纪念屈原的内容。

二、近代礼俗的演变

任何的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礼俗也不例外，礼俗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在发展、变化和不断地更新。有的礼俗得到了保持和进一步更新，但有的却一步步地消失。

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文明，在整个世界的文化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进入近代后，在长期“闭关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发展脚步落后于西方。落后就要挨打，西方殖民主义用武力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他们在用武力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礼仪风俗，传统的中国礼俗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在近代礼俗的演变主要分为二个时期：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

(一)清朝后期

清朝后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度时期，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讲礼俗的演变，就不得不提这个时期。其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巨变的转折点，也是礼俗随之进行演变的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时期，“西方的生活习俗是通过洋货带人、传教宣扬、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这五条途径传进中国的。”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风貌和习俗发生着变化：人们开始逐步接受着西方的新事物和新观念，而且态度是更为积极。

到了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开始尚新崇洋的趋势，社会上一切以“洋”为时髦。在卧安主人的《沪江商业市景词》曾有过这样的描写：西装旧服广披罗，如帽如衣各式多，工人匠人争选购，为他紧束便摩挲。人们的传统习俗观念也是在逐步变化。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说法，就是“士农工商”，商被排在末位，可见商人的社会地位之低，士大夫耻与商人来往。可是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社会风气也有所被其影响。“曩所谓转移风俗权操于士者，今且为商所攘。”社会上也不断有僭越违制的现象发生。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西俗东渐”。在其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礼俗也发生了变化，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现了“礼俗改革”，在服饰、礼仪、丧葬、婚礼等等方面都提出了一定改革的措施，使社会风气为之改变。但是起义者毕竟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根本上还是小农思想，小富即安，安于现状。对于礼俗也只是只“破”不“立”，在礼制方面的主张也是脱离实际，最终也只能慢慢消失。

在维新时期，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主张“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除了在政治上提出相应的维新措施，而且将破除陋习、树立新风作为社会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在维新志士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之下，社会风俗为之一新，一些陋俗因之而改变。例如在传统观念中，妇女的地位之低，令人惊叹，维新志士大力提倡办女

学，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提倡剪辫易服，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从整体上看，清代后期的礼俗具有承启，融会，非衡和洋化的特点。

(1)承启。古老的风俗继续存在，而新的礼俗也在不断出现，新旧之争纷繁复杂。例如在婚姻习俗上基本上是贯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的地位是相当重要。“婚礼必有媒氏以交通二家”。“婚嫁，旧县志；定亲凭媒，以年庚为约。”此时在婚姻方面，除了父母之命之外，出现了争得子女认可的“允诺婚”，其就是包办婚姻与自由婚姻之间的过度形态。

(2)融会。尽管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礼俗，但是它们之间也会不断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在清代后期，统治者改变政策，解除了满汉不许通婚的禁令，从而促进了满汉风俗的融会。例如清朝统治者因为本族妇女向来是天足，为防止汉化，多次颁发缠足禁令，“崇德戊寅七月，奉谕旨，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顺治乙酉，禁裹足。康熙甲辰，又禁裹足，……康熙三年，……查立法太严……牵连无辜，亦为可知。相应免其禁止云云，裹足自此弛禁。”之所以弛禁，是因为当时在汉族社会缠足风气盛行，以缠足作为审视女士美的标准，满族妇女也纷纷效仿。这就是一个礼俗融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满人的服饰、发型逐步被汉族人民接受，而满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亦逐步“汉化”。满汉交融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一个显著的特征。

(3)非衡。礼俗在当时的确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必然导致礼俗演变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地域，一般来说城市最先接触西方文明，也是发展最快的地区。而农村闭塞落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新的东西在此很难推行。②阶层，一般工商界人士，到国外留学、出使、考察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东西，而那些封建遗老、地主和一些老人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不容易接受新的东西。

(4)洋化。随着西方文明的传人，慢慢的洋货成为时尚，包括西方的一些风俗也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目标。人们以用洋货来作为身份的象征，以西方的一些礼俗作为时髦的表现，“纱袍颜色米汤娇，褂面洋毡胜紫貂”。已成为京城的时尚。

(二)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历史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中国的礼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清朝末期的风俗改良为民国时期的礼俗的演变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而民国初期成为礼俗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辛亥革命后，社会上掀起了改良的风潮，而且其也与政治愈发结合起来。“移风易俗的政治化，或者说是政治化了的移风易俗，这是民国风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个时期，因为经济发展较快，礼俗的演变也空前高涨，与国际的接轨也日益紧密，许多以前中国没有的东西在国内渐渐广泛地被人接受和喜欢。在这个时期，革命党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身先士卒，带头进行礼俗改革，使得社会风气为之发生巨变，例如孙中山、黄兴等人都积极支持移风易俗。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礼俗演变有以下几个特点：

(1)洋化。在这个时期，洋货更是受到大家的欢迎，以用洋货作为身份的象征。有的甚至认为洋人的一切都好，自己国家的一切都不如，主张全盘向西方学习。不管是饮食还是服饰，认为洋化就是时尚，衣服讲究穿西装，饮食就要吃西餐等等。在宗教方面，即使在偏僻的县份，也有民众开始信仰天主教、耶稣教等外来宗教，各地纷纷建立教堂，“溧水县境内的河南人、湖北人崇奉耶稣和天主教。”

(2)非衡，总的说来，各种礼俗发展的并不平衡。在居住、丧葬等方面变化较小，在饮食、服饰和婚俗等方面变化较大。例如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传统婚俗开始发生变化。在民国时期，呈现出了“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局面。在大城市出现了“文明婚礼”和“集团结婚”。“迎亲之礼……盛行文明结婚，善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针对当时的奢侈之风，人们提倡婚礼节俭，出现了集体结婚，也就是所谓的“集团婚礼。”可是在广大落后的城市和乡村，还是盛行着包办婚姻。此外在居住、饮食等方面也是此种不均衡的情况。

(3)重商。在民国时期，政府大力提倡创办实业，一些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也纷纷为此进行奔走呼吁。重商之风大起，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导致很多人背井离乡去那些繁华的都市从商谋生。在当时人们主张保护国货，此举给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使我国的民族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也因此出现了“重商轻农”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此时期的一个弊端。

(4)尚奢。由于经济的发展，奢侈之风渐起，尤其是在衣食方面更为明显。“从前男子鞋袜，多半制自妇人，即从店家所购，每双不过六七百文。今上海妇女之鞋且须买穿，而西装少年购皮鞋一双，非化六七元不可。”人们凡事都讲究排场，盲目攀比，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现在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不仅要发展物质文明，同时也要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建设。研究中国的传统礼俗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礼俗可以算是社会文化浓缩的精华，属于一份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必然会对后世的礼俗的发展产生影响，体现出它的传承性。在当今社会，我们一直在提倡移风易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历史上一些礼俗改革的经验教训，加速礼俗的发展，这样就可以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什么都是双方面的，任何一种礼俗既有精华，也必然有糟粕，对此我们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我们要用礼俗中所包含的灿烂的精神文明来激发人们的民族热情和爱国情怀，同时也要注意防范种种糟粕对我们精神上的影响。认清了这一点，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传统礼俗中的保守狭隘，重传统轻新科技，就会对我们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及其注意。但同时我们在传统中一直都很重视礼仪教化，这又对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篇5：汉语成语中蕴含的礼俗文化

一.蕴涵着为人处世的基本策略

成语蕴涵着不少为人处世的基本策略, 这些策略涉及到人的生存发展、完善自身、探索未知和人际交往等许多方面。如在成语中, 涉及到生存发展策略的主要有“龙蛇之蛰”、“藏器待时”、“能屈能伸”、“尺蠖之屈”、“待时而动”、“防患未然”等。这些成语构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生存发展策略:总的原则是要求做到“能屈能伸”, 具体内容可区分为顺境时的“见机而作”和逆境时的“龙蛇之蛰”、“尺蠖之屈”或“待时而动”, 以及时刻应当具备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忧患意识。

完善自身实际就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成语中, 涉及到完善自身策略的主要有“改过迁善”、“反躬自省”、“洗心革面”等。“改过迁善”意思是去恶就善;“反躬自省”指要常检查自己的言行得失;“洗心革面”比喻彻底悔改。这些成语清楚表明, 如果想更好地生存发展, 就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 改过自新。

在人际交往方面, 成语也提供了不少策略。如“礼尚往来”这条成语, 它来源西汉·戴圣《礼记·曲礼上》:“礼尚往来。往而不来, 非礼也;来而不往, 亦非礼也。”指礼节上应该有来有往。现也指以同样的态度或做法回答对方。这是一种用“感恩”的方式来求得人际关系协调和谐的策略。

成语中, 涉及到人际交往策略的主要还有“信守不渝”、“蒲鞭之罚”、“辞尊居卑”等。从这些成语可以看出, 在人际交往方面, 成语提倡的基本策略就是诚信、宽容、谦虚等。

二.反映着古代社会某段礼俗历史

成语是中国的国粹, 多数由四个字组成, 言简意赅, 内容丰富。有的成语还反映某段礼俗历史。

例如“楚材晋用”, 楚国的人才为晋国所用, 比喻本国的人才外流到别的国家工作。《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蔡国的声子出使晋国后回到楚国, 令尹子木与他谈话, 从中了解晋国事。子木问道, “晋大夫与楚孰贤?”声子对曰, “晋卿不如楚, 其大夫则贤, 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 自楚往也。虽楚有材, 晋实用之。”这就是成语“楚材晋用”的由来。

从周平王元年周室东迁洛邑到周敬王四十四年, 后人称之为“春秋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七雄争霸, 战乱纷争, 后人称之为“战国时期”, 两者合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代, 战争频繁, 社会动荡, 但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却诸子蜂起, 百家争鸣, 纷纷著书立说, 逐渐形成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等许多学派, 史称“诸子百家”。它作为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 其意义是超越时代的。

而百家争鸣只所以能在春秋战国时兴起,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实行了“楚材晋用”的人材流动政策。可见,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体现了古代民族婚俗文化

成语中蕴含的婚俗文化体现了几千年来汉民族的婚姻观念和婚姻道德。

如成语“秦晋之好”, 亦作“秦晋之偶”、“秦晋之盟”, 反映出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表亲婚姻”形式正是讲究“血缘观念”“门当户对”等婚姻观念的体现。西周时期姬姜两姓的联姻,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国君世代互为婚嫁是表亲婚姻的典型事例, 到汉代不同辈份间的表亲结婚则愈演愈剧烈, 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与贵族通婚、世家与世家通婚致使婚配范围越来越窄, 以至在门当户对观念的严格禁制下不少贵族青年依然以血缘关系甚至是异辈婚配的形式组织家庭。古人认为宗族内的通婚能增加血缘的纯粹性。

而“月下老人”“明媒正娶”“媒妁之言”等成语则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婚姻道德观。在古代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男女无权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必须经媒人传言, 由父母决定, 严格按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来确定婚姻关系。因此, 婚礼的一切仪节几乎都由双方父母包办, 否则就被视为大逆不道, 且不被世人所认可。

又如“结发夫妻”指年轻时结成的夫妻, 即原配夫妻。在古代有关于“结发夫妻”有“束发托身”与“投丝慰情”的民俗, 反映了人们对夫妻双方的美好祝愿, 希望能“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疑”, 同时也表现了古人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和追求爱情长久的美好心愿。

四.反映着古代服饰礼仪制度

成语以其结构精致、信息容量大的特点, 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服饰成语兼有历史和文物的双重价值, 在这些成语中, 汉民族的古代服饰样式、着装观念、服饰礼仪制度等都能得到反映。

比如成语“圣主垂衣”, 表现出在黄帝尧舜时期就开始出现了衣裳, 不再是像原始社会的人们一样以树叶遮体或以草裙围体, 从而结束了史前那种半遮半掩的围披状态;“胡服骑射”则反映了汉民族服饰与外民族服饰交流、融合的史实。而“广袖高髻”反映了汉时长安城里妇女流行梳高髻和宽大的衣袖的风气;而“风鬟雾鬓”中的“雾鬓”即“蝉鬓”, 指面颊两旁近耳朵的发薄如蝉翼, 梳理蝉鬓, 不仅需要一定的技巧, 还需要借助梳妆用品。这说明先秦时期, 妇女就已经具有梳妆技巧, 并对美有一定的追求和欣赏艺术。而“蛾眉螓首”、“杨柳宫眉”、“愁眉啼妆”、“朱唇皓齿”、“美女簪花”等成语则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女性多样的方式妆容、美丽的姿态和对美的追求。

我国古人的服饰不仅有多样的材质、丰富的装饰、繁复的身份区别标志, 还讲究严格的着装礼俗。“颠倒衣裳”这个成语反映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衣裳”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表示衣服, 不分上下, 然而在古代却很有讲究, 一般来说, 古人称上为衣, 下衣为裳, 如果把上衣下裳颠倒了穿, 就会不合礼制。因此服装是一种象征身份地位的符号, 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使人人各守本份, 不得逾越。因此, 自古国君为政之道, 服装是很重要的一项。

在中国传统上, 服装是政治的一部分, 其重要性, 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如成语“紫绶金章”反映了汉代官员的装束, 绶是汉代官员权力的象征, 以其纺织的稀密、长短和色彩的不同标志着官职的高低。绶以紫色最贵。在古代, 服装的颜色代表着身份和地位的贵贱。如“黄袍加身”, 古代把黄色看成中央正色, 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而成语“衣冠礼乐”是指各种等级的穿戴服饰及各种礼仪规范。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 服饰的礼制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成语“绿衣黄里”, 古时以黄色为正色, 绿为闲色, 以绿色为衣, 用黄色为里, 旧喻尊卑反置, 贵贱颠倒。可见, 着装礼节是多么重要, 所以“颠倒衣裳”“冠履倒置”是不合礼制的。

结论

总之成语中蕴含的礼仪文化是多方多面的, 除以上四种外, 成语中还蕴含着其它的礼俗。如丧葬礼俗文化, 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的丧葬形式不同。成语“入土为安”就反映了各民族让死者入土为安的土葬习俗。白色是汉族传统丧服的颜色, 穿白衣白鞋, 包白帕戴白帽, 披着麻, 戴着孝以示对死者的哀悼, 从成语“素车白马”“披麻戴孝”中可见这一丧葬礼俗。而成语“桃弧棘矢”指桃木做的弓, 棘枝做的箭, 反映了古人迷信桃木赋以桃木神奇的意念, 长期以来这种意念形成了一种习俗;“步步莲花”“三寸金莲”则反映出我国以小脚为美, 缠足裹脚的习俗。

篇6：礼俗文化再研究

摘要：《聊斋志异》494篇中有35篇涉及茶文化，其中“茶”字共出现39次，“茗”字共出现22次，蒲松龄的小说创作与伴随饮茶习俗的故事搜集有关，《聊斋志异》中出现了许多茶名、茶具和民间茶饮礼俗，多方面体现了平素交往之中的文人以茶会友。小说中还出现了宫廷茶饮想象、宗教茶饮，古老茶国的民族性情之光也在其中微妙地闪烁，其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民俗呈现功能，并且多方互补呼应，称得上是古代重要的茶文化文献。

关键词：聊斋志异；饮茶习俗；母题；名物；礼仪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国内《聊斋志异》研究多集中在各种精怪与形象研究，思想文化研究及叙事研究等，就茶文化方面的研究很少，成型较好的文章只见到一篇——蔡定益《论〈聊斋志异〉中的茶文化》，尽管文章以茶学家的角度对其中茶文化书写有所梳理，然而文本视域尚嫌不足，深度有待挖掘。而谨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底本统计，12卷中“茶”字共出现39次，“茗”字共出现22次，494篇中有35篇涉及茶文化。分别是《三生》《水莽草》《九山王》《巧娘》《鲁公女》《黄九郎》《白于玉》《小二》《宫梦弼》《辛十四娘》《捉鬼射狐》《胡四相公》《驱怪》《上仙》《窦氏》《西湖主》《河间生》《鸽异》《局诈》《嫦娥》《崔猛》《云萝公主》《素秋》《葛巾》《齐天大圣》《梦狼》《褚生》《绩女》《安期岛》《张贡士》《瑞云》《陈云栖》《乐仲》《王十》《丐仙》。这35篇涉及茶文化方方面面，展现出丰富的民间饮茶礼俗。

一、蒲松龄创作被看做与“茶馀昼话”搜集有关

我们知道，蒲松龄（1640—1715）七十六岁的一生大体可分为少年游学、南下为幕、毕家坐馆、暮年家居几个阶段。蒲松龄久居乡间，对农事、茶事和医药都有研究，《聊斋志异》外还创作了聊斋俚曲及《婚嫁全书》《农桑经》《日用俗字》等实用性杂著。《日用俗字》的“饮食章”记载当时的饮食烹调方式，至今仍是研究明清山东饮食重要资料，现今也有不少茶界人士将此列为明清茶点的研究对象。《农桑经》中蒲公还纪录了一种经他调配的养生药茶方即菊桑茶。

《聊斋志异》的创作与茶及其饮茶习俗，至为相关。清末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六写蒲留仙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甖，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馀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1] 尽管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委巷之谈，不足取信，但却不应当简单来看，至少这则传闻明确提到饱含种种奇闻逸事的小说创作，有一个依靠作者摆茶摊，与人交流收集再加工创作而成，至少认为《聊斋志异》为“田野采集”的代表。上海市茶叶学会王家年写过《茶学家蒲松龄》，凯亚在《中国茶文化》专号总11期上发表过《聊斋先生的茶道》，汪从元高度称赞“蒲松龄也算得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位茶学家。” [2] 可见，蒲松龄不仅会喝茶，且掌握着较高程度的饮茶知识；而且，人们由于注意到小说文本茶文化资源蕴藏的丰厚，对于其成书过程，也有了与茶、饮茶密切相关的传闻。

二、关于《聊斋志异》中茶的名物

（一）茶名。《聊斋志异》中直接提及茶名的篇章不多，《巧娘》：“今夜月白星疏，华姑所赠团茶，可烹一盏，赏此良夜。” [3] 团茶，是唐代茶的早期制作方法，据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唐时茶叶有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等形式，这里所说“饼茶”与宋时流行起来的团茶说法相通：“唐代及宋代最为盛行的是饼茶（团茶）。团饼茶是一种紧压缩茶，唐代的饼茶有大团和小团之分。” [4] 团茶发展到宋代，成了贡茶，以龙凤团茶最为名贵，进入明清，团茶逐渐衰微，散茶迅速发展。《水莽草》篇中尚可窥探“散茶”踪迹：“生求茶叶一撮，并藏指环而去。至同年家，觉心头作恶，疑茶为患，以情告某。……生大惧，出茶叶验之，真水莽草也。”这里祝生与三娘相授的就是叶片茶，散茶。由于明清时期制茶技术的成熟，散茶制作不再局限于鲜嫩茶青，茶叶的保存更加完善，以及明太祖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逐渐在明清普及，从《聊斋志异》中出现的“茶”来看，更多时候，小说中出现的是所谓“叶茶”。此与明清时期民间饮茶习俗是吻合的。

（二）茶具。聊斋谈及茶茗时也涉及饮茶器具。诸如：（1）《胡四相公》：“甫坐，即有镂漆朱盘贮双茗盏，悬目前。”《陈云栖》：“诸道士觅盏烹茶。”（2）《捉鬼射狐》：“公就枕移时，于月色中见几上茗碗，倾侧旋转，不坠亦不休。”（3）《鸽异》：“灵隐寺僧某以茶得名，铛臼皆精。”（4）《局诈》：“侍御伏谒尽礼，传命赐坐檐下，金碗进茗。”（5）《褚生》：“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见水肆梅亭，喧啾不得入。”（6）《丐仙》：“俄见朝阳丹凤，衔一赤玉盘，上有玻璃琖二，盛香茗，伸颈屹立。”

茶铛与茶臼是唐代煎茶的常用茶具，中国茶叶博物馆郭丹英女士曾言及：“茶铛造型与酒铛类似，也是直口，三足，带柄，只不过茶铛的腹部比酒铛腹部略深一些，可以有相对多的容量来煮茶或煎茶。” [5] 茶臼，则是制茶时用来捣碎茶叶的茶器。茶鼎作为与茶铛类似的煎茶器具，有盖，四脚。至于金碗、赤玉盘与玻璃琖，则属于宫廷茶具，结合《局诈》的假公主府邸背景与《丐仙》的仙境，反映出古代宫廷饮茶文化。王公贵族基于它们煊赫的身份地位与财力，喜用金银玉石及精密华贵的茶具，蔡襄《茶录·茶器篇》更是多次提及茶具 “黄金为上”，考古学家迄今发现的上千件唐代金银器多为饮食器具，早期以酒器为多，晚期以茶具为多。 [6] 而以上蒲松龄笔下的茶具，分别有茶盏、茶碗、茶铛、茶臼、金碗、茶鼎、玻璃琖、赤玉盘等。其中不无华贵器具的夸张，而茶盏与茶碗，则是明清民间常见的用于盛茶汤的茶具。

三、《聊斋志异》中茶的礼俗

（一）表现民间饮茶。客来敬茶，是《聊斋志异》中茶文化习俗展现的主要方面。《三生》写刘孝廉殁，冥王待之如先生礼，“赐坐，饮以茶”。《鲁公女》中，张于旦“夜梦青衣人邀去……生伏地稽首。唤起，赐坐；饮以茶，味芳如兰。”《白于玉》写吴生被白生接待：“甫坐，即有二八妖鬟，来荐香茗。少间命酌，有四丽人敛衽鸣珰，给事左右。”《胡四相公》张虚一见胡四：“甫坐，即有镂漆朱盘贮双茗盏，悬目前。各取对饮，吸呖有声，而终不见其人。”《窦氏》：“客既坐，主人始操篲，殷勤泛扫；既而泼蜜为茶。”《崔猛》：“过数日，客至，适无仆，使申瀹茗。”《素秋》俞慎在俞士忱家作客：“少顷托茗献客，家中似无臧获。”《齐天大圣》许盛手褐衣人相邀：“臾邀过诣其所，烹茗献客；止两盏，殊不及盛。”《陈云栖》写真毓生进道观：“诸道士觅盏烹茶……少间瀹茗，进佳果。”等等。不论人间还是非人间，都遵循了客来敬茶的礼仪。传统中国人认为，客来敬茶是待客常理，这一传统礼仪已延续了千余年：“早在东晋时，太子太傅桓温‘用茶果宴客，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待客。” [7] 清代高鹗有诗：“晴窗分乳后，寒夜客来时。”可见，客来敬茶也是蒲松龄不愿割舍的传统仪礼。如果仔细察看明清其他小说中的饮茶情节描述，几乎都涉及到客来敬茶的茶礼仪。

以茶代酒。由客来敬茶引申出待客茶礼还有“以茶代酒”。《辛十四娘》写广平冯生误入古刹遇一白叟，叟答：“老夫流寓无所，暂借此安顿细小。既承宠降，山茶可以当酒。”《乐仲》写其从此不复饮市上：“惟日对琼华饮。华茹素，以茶茗侍。”从敦煌遗书《茶酒论》等可以看出，茶与酒自古是文人几乎离不得的饮品，然而两者功效差别殊大，可为互补型饮品，茶性温和，酒性浓烈；有人、有时不能喝酒时，茶就成了最好的替代。《驱怪》有：“徐辞不胜酒，主人即罢酒呼茶。”就茶的药用功能与养生功效而言，茶能解酒，并减缓烈酒对身体带来的负担，于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与现实条件的约束，以茶代酒的风俗随之而起。《三国志·韦曜传》称：“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已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荈以当酒。” [8] 或许自此，以茶代酒逐渐被人效仿。宋代杜耒有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钱起《过江成侍御宅》也有：“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渌水静留宾。”二诗亦反应了文人交往中的以茶代酒积习。

施茶行善。《水莽草》写祝生造访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饮。俄见道旁一媪，张棚施饮，趋之。媪承迎入棚，给奉甚殷。”反映出民间路边施茶行善之义举。如今赣闵粤地区还一直保留着道路旁边茶亭施茶行善的习俗，为过路人解渴并提供歇脚处：“在台湾乡间的道路上，经常在路边的树下或亭中放置一个茶桶，筒上写着‘奉茶两字，共来往行人饮用。至今在偏僻乡间尚可看到这种现象。” [9] 看来《水莽草》写媪张棚施饮也属明清常见的乡间习俗。的确，路边设下包括茶在内的饮食来结好过路神仙，得到关照，也是这一习俗的别致体现。[10]

宴饮之茶。宴饮间常以茶佐酒、解酒，《白于玉》写吴生被白生接待：“甫坐，即有二八妖鬟，来荐香茗。少间命酌……既而微醺，渐不自持……白令度曲侑觞，一衣绛绡者引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转清歌。”讲述吴生在宴饮之前饮茶。《胡四相公》写胡四与张虚一宴饮：“于是酬酢议论，意气颇洽。鳖羞鹿脯，杂以芗蓼。进酒行炙者，似小辈甚夥。酒后思茶，意才动，香茗已置几上。”讲述宴饮之后喝茶。《西湖主》陈生在仙境中宴请梁生：“顷之，美婢三五，进酒烹茗，山海珍错，目所未睹。”《河间生》书生与狐翁对饮“即坐，茶酒香烈；但日色苍皇，不辨中夕。筵罢既出，景物俱杳。”此间，茶亦因现实习俗而入幻境，成了蒲公笔下宴饮图景的构成部分。

宴饮中的茶分为餐前茶餐后茶，及茶宴之茶。茶学大家早年强调：“如果是宴请宾客，那么，还得敬上餐前茶和餐后茶……餐前茶以清淡一些为宜，目的在于清口……餐后茶以浓厚一些为宜，目的在于去腻助消化，还可以起解酒的作用” [11] 追溯历史，宴饮中上茶的习俗是伴随着客来敬茶的饮茶礼仪而来。宴饮上饮茶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前引《三国志·韦曜传》写东吴皇帝孙皓宴上因爱臣韦曜不善饮酒，暗中将茶汤装进酒壶以茶代酒。而茶正式进入宴饮文献载录，当在刘宋时的《世说新语》：“诸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诸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箸粽。” [12] 另以《茶经·七之事》所载文献佐证，东晋时期始在宴饮中饮茶。

茶宴，陈文华先生定义是：“在古代，茶会和茶宴都是指用茶来招待客人的聚会，聚会时，除了饮茶之外，有时也吃其他东西，甚至还喝酒吃菜。”茶宴普及在唐代，从屡见不鲜的茶宴诗可见一斑，如钱起《与赵莒茶宴》和《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王昌龄《洛阳尉刘晏与府椽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鲍君徽《东亭茶宴》等。茶宴发展到清代似比前朝兴盛，据统计清代的茶宴盛行与清宫重视有关：“乾隆皇帝一生嗜茶，首倡在重华宫举行茶宴，据记载曾举行60多次。” [13] 茶宴始于东晋盛于唐宋，明清得以普及，成为清代饮茶之风盛行的突出体现。

日常茶饮。见于《九山王》：“入室陈设芳丽，酒鼎沸于廊下，茶烟袅于厨中。”《宫梦弼》：“嘤咛一声，大小婢媪奔入满侧，移金椅床，置双夹膝。慧婢瀹茗，各以隐语道寒暄，相视泪荧。”《乐仲》：“役二婢：一温酒，一瀹茗而已。”《聊斋志异》也不乏家常饮茶描写，虽与故事主体情节并无太多关联，但从中仍能体会到对世情家庭生活的生动刻画，亦能从中窥探日常生活中的家常茶饮，更多时候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推测清代民间饮茶在山东地区已成为非常普及的日常活动。此外茶与祭祀，体现在《上仙》写高振美为季文求药，上仙答曰：“归当夜祀茶水，我与大士处讨药奉赠，何恙不已。”茶在婚配习俗、祭祀仪式、丧葬礼仪等方面都占有重要位置，用茶祭祀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东晋干宝《搜神记》载夏侯恺病死：“宗人儿苟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人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14] 茶首次作为祭品出现于文献。《神异记》载余姚人虞洪用茶祭祀丹丘子，以期采到大茶。刘敬叔《异苑》谈到嵊州陈务妻年轻守寡，喜茶，以茶祭祀先人，梦先人入梦报以钱财。赣闽粤台等地还保留着茶水祭祀妈祖的习俗。《茶经》云：“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15] ，古人喜茶，认为茶精行俭德，是洁净高尚之物，用茶祭祀符合敬畏之心，蒲松龄对此也得其神理。

（二）文人平素交往之中以茶会友。《巧娘》写：“丽人左顾曰：‘今夜月白星疏，华姑所赠团茶，可烹一盏，赏此良夜。”《嫦娥》称：“一日父子过红桥，遇之，固请过诸其家，瀹茗共话。”《云萝公主》：“或朋旧相诣，辄窃听之；论文则瀹茗作黍；若恣谐谑，则恶声逐客矣。”蒲松龄极为重视文人雅趣，他晓得自茶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尤其唐宋时代饮茶成为文人士大夫酷爱的生活艺术，唐代煎茶斗茶，宋代点茶斗茶、茶百戏，饮茶艺术充分文人化 [16] 。饮茶共话，论文待客成为文人间传递情谊，表现雅洁志趣几乎不可或离的礼仪。茶饮不仅缘于茶提神醒脑药用功效，更多是由于被赋予了功效之外的审美意蕴。

相对品茶，娱情冶性。《小二》写：“暇辄与丁烹茗着棋，或观书史为乐。”《葛巾》有：“败军之将，尚可复言战否？业已烹茗，敢邀为长夜之欢。”茶文化史中少不了文人的茶诗，饮茶品酒，吟诗赏花，下棋论文等，文人饮茶行为更注重饮茶的情趣，茶之精行俭德，契合文士高洁志趣的内在需要与精神追求。卢仝《七碗茶歌》云饮茶七碗，喉吻润，破孤闷，发轻汗，涤昏寐，竟可飘然成仙而去，因而可以说，长夜相对共饮茶，也当来自唐代的豪饮习俗。苏轼咏“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因而饱读诗书的聊斋先生也借此展示极为文人化的交往细节。

（三）宫廷茶饮的偶或想象。《局诈》描写难得一见的宫廷空间场景：“侍御伏谒尽礼，传命赐坐檐下，金碗进茗。主略致温旨，侍御肃而退……”鉴于《聊斋》作者创作体验的有限性，文本中涉及宫廷茶饮的笔墨不多，《局诈》的故事背景属于假公主府，可看作是清前期宫廷茶饮一个缩影，也是蒲公心目中的宫廷镜像。这里的茶具华贵精细，饮茶过程恪守君臣尊卑秩序与宫廷规矩，显然也凝结了蒲松龄对于宫廷情况的粗浅认识。

（四）宗教茶饮。《鸽异》写杭州灵隐寺僧某：“以茗得名，铛臼皆精。然所蓄茶有数等，恒视客之贵贱以为烹献；其最上者，非贵客及知味者，不一奉也。一日有贵官至，僧伏谒甚恭，出佳茶，手自烹进，冀得称誉。”应该说，茶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用功能，到入菜羹饮、干燥制作成为干茶，经历了漫长演变过程，期间茶被赋予了多重意蕴，提神醒脑，驱魔驱邪，宁静雅志，淡泊性情，修身养性……这些当与佛教入华，提倡“戒定慧”修行方式，本土儒道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息息相关。寺庙道观制茶喝茶，是茶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陆羽《茶经·七之事》多次提及僧人饮茶制茶。而伴随着唐代佛教大兴，茶文化也随之推广。宋代普济《五灯会元》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盏茶。”《景德传灯录》记载的和尚生活更是明确列入吃茶，事事与茶相关，似离不得茶。为此饮茶逐渐发展成寺院生活制度之一，在寺院中形成庄严肃穆的饮茶仪式，最有名的当推径山寺茶宴，而现今风靡全球的日本茶道即由此开始，不赘。

一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俄国小说家巴别尔（1894-1940）的叙事作品时，注意到其描写女人放弃堕落的生活方式，特别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由喝酒转为喝茶，而幼稚的孩子与家庭的喝茶行为一起，组成了完整的家庭整体等等 [17] ，可见喝茶行为特有的民俗记忆及其文化意义，特别是在文本之中具有相应的审美表现功能。而在我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蒲松龄这里，则更早一些地多角度、多方面地描绘了文人对于饮茶习惯的坚守，古老茶国的民族性情之光也在微妙地闪烁，其系统性、整体性的民俗呈现功能，往往可以互补呼应，多方映衬，且与前代作品相关描写有着不必多言的互文性，是不该被忽略的。

参考文献：

[1]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六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2]汪从元. 蒲松龄与菊桑茶[J].农业考古，1999，（4）.

[3]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宋時磊.唐代茶文化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郭丹英.茶铛[J].农业考古，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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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国坤.茶文化概论[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

[8]陈寿.韦曜传[M]//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

[9]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10]王立.《聊斋志异》灾荒与瘟疫描写的印度渊源及文化意义[J].山西大学学报，2007，（3）.

[11]姚国坤.饮茶习俗[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