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文化再研讨论文

摘要：2016年8月9—10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学院主办，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在赤峰举行。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礼俗文化再研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礼俗文化再研讨论文 篇1：

互联互通、共享发展、合作治理

【摘 要】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的“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学与人类学国际会议”于2019年11月8日至10日在中国云南昆明成功举办。各国与会学者围绕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文化变迁和环境治理等问题各抒己见，集中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和社会问题的合作治理路径。与会学者将理论研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次国际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交流，更为以后大湄公河次区域多方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会议;综述

【作 者】周建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田丽娟，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206。

2019年11月8日至1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的“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学与人类学国际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来自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尼泊尔、美国、英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10个国家的2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温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华侨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2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和睦相处与共享发展”。与会学者围绕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文化变迁和环境治理等问题各抒己见，就“‘一带一路’建设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互联互通、共享发展和文明互鉴”“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及其传承”“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宗教、民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和多国合作治理”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华人华侨研究”四个专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外与会学者将理论研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表现出多学科交叉共同参与的特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博物馆学、语言学、中医学、国际关系、宗教学、哲学、艺术等多学科相互碰撞。代表们集中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文化共享和民族社会及环境治理问题，并对多国合作治理本地区跨国事务表现出浓厚兴趣。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历史文化关联性与多样性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又称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一个包括中国西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共同参与建设开发的地区，其民族、宗教、社会、环境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是当今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一方热土。中国西南与大陆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是文化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各国与会学者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和多样性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经验分享。

国际著名人类学家Anthony Rupert Walker教授以“The Lahu：One People or a Multiplicity of Socio-Culturally Diverse Village communities？”為题发言，他通过对泰国、中国、老挝等国家拉祜族村落半个多世纪的参与观察和比较研究，集中对泰国北部的一个拉祜族Nyi村落进行民族志研究，然后基于Edward Spicer、Charles F. Keyes、Roger Keesing3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试图回答我们如何定义生活在大湄公河次区域5个国家的拉祜族。与社会群体（social group）的概念相比，Walker教授希望使用一个社会或文化类别（a social/cultural category）定义一个适用于讲拉祜语的人。他坚持认为，当我们承认拉祜族是一个民族时，应该与他们想象中的民族历史联系起来。Walker教授用社会类别定义不同区域同源民族群体的理论创新，对我们重新思考同源异流群体以及族群之间的边界有启发意义。老挝社会科学院Chanthaphilith Chiemsisouraj教授以“Founding，deserting and returning：The impeded sedentism of Northern Tai popu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Luang Namtha Chronicles”为题做主旨发言，他通过解读Chao Noy Insong Kalignavong著作《琅南塔编年史》，阐释国家政权对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影响。此书讲述了湄公河上游老挝北部琅南塔地区历史进程与民族融合的情况，中国元朝、明朝、泰国、缅甸、法国、美国等政权与国家先后到此地角逐，造就了当下各个民族多元文化特征与分布的局面，是一本探究老挝北部民族与历史根源的重要著作。例如，1804年，在暹罗的支持下老挝北部的Nan政权发动战争，征召北部Muang Sing、Muang Phong等地区的Lue人定居在Nan政权境内，促进了该地区Tai、Yuan、Lue民族的融合和共生。他认为历史上湄公河上游各个民族为该区域的和平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如今南北经济走廊和中老高铁的修建将进一步连接并促进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尼泊尔Tek Bahadur Gurung博士通过古代移民历史理解尼泊尔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关联性，他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是古代民族分化的中心或枢纽，各国藏缅人的祖先在迁徙过程中途径这里，今天尼泊尔Gurung人的起源与中国西南部或云南地区及东南亚都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在全球视域内采取比较方法，能解释中国、东南亚和南亚许多群体之间历史上的关联性。

吴楚克教授试图通过柬埔寨吴哥王朝的辉煌历史，证明国家形态和地缘机体的关系。他认为地缘形态即区域位置、地貌气候和历史上生活在此的人们的信仰习惯综合而成的地缘机体，会对国家形态产生持久的影响。地缘机体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有效组合，因而不同时代这个组合各因素发挥的功能占比是不一样的。今日思考“地缘机体”，还需将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自然地理的反作用纳入考虑，并结合时代发展而调整对地缘机体决定国家建构程度的判断。他认为把地缘政治学和中国边疆学结合起来，是符合中国边疆学原理探索方向的新思路。覃延佳以历史人类学视角探视越南南部社会与国家的运行逻辑，发现越南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意志都在发生多样叠层，为地方社会的社会文化图景提供了亭、庙、基督堂、佛寺等多样地景，国家与地方社会呈现多元复杂性。由此从多元主位的视角来观察，田野与文献的历史民族志书写显得尤为重要。彭桥杨的研究聚焦在广西安德镇侬智高庙从无到有，从有到停滞的过程，从当地街老、政府官员、外来学者如何共同重塑本地对于侬智高的历史记忆，探讨学者与当地人一起进行的知识再创造，政府资本驱动的旅游项目，历史记忆的复兴以及中越边境地区的文化竞争等问题。人们重塑了关于侬智高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也重塑了侬智高这一象征人物对于他们社会生活的意义。

谷跃娟对民国时期云南红河地区土布的商品属性、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进行解读，分析边疆地区认同发展的多维向度，呈现边疆地区国家化发展的微观过程。她指出王朝国家时期土布在东南亚流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以物易物，而是代表着“大朝”经济的先进性，在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被洋纱洋布包围的困境之下，它呈现出对历史惯性的坚持，或是对殖民倾销的一种回应。在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应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背景下，土布超越其经济价值本身，成为整合边疆民族、强化国家意识的工具，说明边疆有自身特有的整合机制和发展特点。戴铖通过船棺葬探寻云南濮人的来源与分布，认为滇西部濮人与氐羌人有融合关系，滇东、滇东南部濮人与越人关系紧密，二者都受到江汉濮人南迁的影响。刘西诺以中国云南省、贵州省和越南北部的羊角钮铜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文物所见羊和羊角崇拜，及其背后的族属研究、迁徙以及羊的社会价值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新的学术层面探讨。王珺对云南少数民族银器文化进行了梳理。何林认为“胞波”已成为“中缅友好”关系的象征符号，其包含的意义、情感及态度在中缅两国、两族或两种文化间不尽相同，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在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呈现出动态的表达。

缅甸仰光大学研究生Shar Let Phone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傈僳族迁徙历史和社会生活，他介绍了傈僳族经历从西藏东部迁徙到缅甸的历程。缅甸傈僳族热爱音乐，流传着“没有歌声就无法生存，就像没有盐就无法生存”的谚语。老挝苏发努冯大学教师Bouachine Chitpany介绍了老挝各民族的识别过程和分布情况。2018年老挝政府认定其国内有50个民族，分为老泰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汉藏语族4个族系，2018年认定的blu族分布在沙湾拿吉省，属于孟高棉语族。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Nguyen Thi Mai Quyen分析越南傣族民间传说中所体现的婚姻形态，指出越南傣族土司之间和亲、帝王与地方酋长联姻伴随着土地、铜锣、银镯子的流动，是巩固和扩张权力而采取的策略;乱伦关系不仅会受到社会群体惩治还会受到自然灾害惩罚;民间传说中还呈现“人界”与“水界”之间的婚配关系，如人与龙通婚。当土地肥沃、人民富庶的时候，这种婚配普遍存在，当溪流变洪水之时，这种婚配遭到警惕和反抗。由此她认为傣族婚姻形态与生活环境、社会制度、人民信仰密切相关，反映出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自然界和其它民族相处的态度。左霞关注越南岱族“凡事诉诸于天”的“天”信仰文化，她认为岱族的天祭拜仪式对保存本族传统文化、团结族人以及推动与京族和侬族的族际互动有重要的作用，但因传承门槛高并對传承人生活要求严格而存在文化传承困境。蒙秋月发现蕴含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伏波文化不断被边民编纂与构建，以使得底层的边缘身份得以正统化，揭示了边民在边疆构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Beisen Ainur博士介绍了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及实践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及美国引荐，其中20多个国家为研究哈萨克斯坦的民族问题与哈国交流往来达60次。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始终立足本国独特的历史与民族社会的现实，深入挖掘自身之历史与文化传统资源，全力建构一个适合本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与会学者的全球视野和多元主体视角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东南亚地区显得越来越重要，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各国跨境、跨区域与跨文化合作如火如荼，边疆成了重塑之境。与会学者就劳工、教育、宗教、银器、医药、旅游等议题展开研讨，寻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以实现民心相通、增强合作双赢。

越南东南亚研究所Duong Van Huy博士探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越南如何加强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关系。他认为现实中两国实施“一带一路”政策联通和基础设施联通的框架并不牢固，双方在寻找共同点方面仍有许多差距，越南对这一倡议持谨慎态度，考虑到两国间尚存的不信任感，公众还没有完全理解两国的合作，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债务增加的担忧。蒙古国的图布鼎.道尔吉和巴布道尔金. 达瓦苏荣分享一带一路人文与经济联通的蒙古国经验。他们认为建设经济走廊不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也是根据蒙、中、俄三国历史发展的教训和经验实施现代化探索的发展过程，要尊重别国的历史与旧的交通节点，重视以往的道路、网络、港口和定居点，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哈萨克斯坦欧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Anna教授汇报了哈萨克斯坦国家的 “NurlyZhol”（光明之路）计划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关系，探讨哈萨克斯坦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联系与差异，希望欧亚国立大学能与东南亚和中国学者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彭文斌教授以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为例，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发展的冲突与合作机制所呈现出的机遇与挑战、风险与互惠并存的格局。针对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与中国参与的所谓“威权论”“资源控制论”“生态危机论”“道德经济论”等言论，他认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来增进互利互信，强化跨境、跨区域与跨文化的合作机制。多边与双边合作、互惠与社区参与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东南亚地区增强合作与双赢、减少冲突的新命题。刘婷婷、鲍立刚强调要加强澜湄合作机制下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互联互通。陈新芝探讨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势与挑战，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正在发展成为连接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桥梁。蔡洞峰指出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体现了整体性思维，是中国智慧参与全球治理的表征，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运用。各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呈现，紧跟现实脉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福安教授关注越南劳工基于经济动机的跨界流迁问题，指出中越跨界民族形成互利共赢的劳务合作模式和机制，积累了跨界民族劳务合作的地方经验和智慧，引领边境空间进入一个新的重塑之境。他认为国家战略、地方利益和跨界民族“互动合作”，对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邓玉函以银器的跨界流动为例探究中越边境文化共享问题，瑶族社会流传的“银进化万物”“失掉面子用银也能挽回”等话语，说明银器已经嵌入瑶族的日常生活中，她认为跨界文化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孙红林以中老铁路为例，提出一种面向跨境铁路与经济走廊的空间民族志，是民族走廊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创新。他分析中老铁路的各节点面临着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在生活空间里的转换，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交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等空间生产问题，认为把握好各个空间交汇、碰撞与切换和共融的临界点，在每一个临界点上对相关主体及其实践过程进行深描是研究任务所在。凌常荣教授提出建立抗日战争中国远征军战场遗址跨境旅游试验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讨了国家之间跨境旅游合作开发模式。刘兴全教授结合四川成都天府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外在呈现，分享留学生交流培养的成功经验与不足，提出通过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区域内国家开展人文交流，促進彼此“互通互联”和共同发展的目的。王文东教授指出佛教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一大宗教是影响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认为充分利用上座部佛教对跨界民族地区职业、家庭、社会和信仰的影响，维护相关地区稳定、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跨国文化交流，是西南佛教文化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人文交流的基本途径。

同时，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播共享推动各国跨文化交流受到重视。段忠玉认为傣泰医药文化形成了以疾病诊疗、民间风俗、宗教信仰、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它是一种独特的疾病应对与治疗的文化现象，其独特的地域分布、发展历史、医理文化内涵及保健价值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国家与族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他提倡有效充分地挖掘其文化价值与历史作用，更好地发挥傣泰医药文化在澜湄流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吴凯介绍了越南医师阮文仪将中医传播到西方的历程，阮文仪翻译中医典籍、开业从医、讲学，以中国的中医教材为基础，将西方针灸进一步完善，他立足于经典研究也关注现代中医发展，对今日西方中医的格局形成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医学将东西方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黄小芬探究中越边民医药文化共享机制，指出中越两国形成了医师互动、互派师徒、医药贸易、医药文化共享、医药教育及医药产业的跨国合作等共享方式。与会学者就加强各国交流的文化路径提出了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大湄公河次区域更多的人文交流途径有待学者挖掘与研讨。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及多国合作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中国西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共同参与建设开发的地区，其社会、宗教、民族问题以及生态保护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与会学者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存在的跨境劳工、难民回归、民族主义、生态保护、语言传承、宗教、认同等问题，并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社会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多国合作治理达成共识，强调尊重边疆地区的自身发展逻辑和整合机制，体现了各国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社会担当意识。

越南国家民族研究院副院长Lo Giang Pao教授以题为“越南湄公河下游区域高棉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做主旨发言，他指出近年来湄公河上游不恰当的水源开发利用和相关民生活动造成了下游越南境内九龙江平原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区域内人民的生计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高棉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与河流密切相关的文化受到影响。他以高棉族为例，提倡从多样化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及保护民族文化的精髓，他认为多样化更多的关注点在其特殊性，尊重差异性，强调以相互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认为文化的规划是为了在一个区域内共同合作、互相尊重及互相关心的原则上构造一个新的道德基石，依托大湄公河次区域所做的文化方面的相互扶持及规划并非是创立文化的孤岛，而是各国同胞共同关注的焦点，使各国民族在共同的文化原则发展中达到真正的团结及平等，在同一条江上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美好愿景。来自国际NGO组织的先义杰和柬埔寨的Tek Vannara都关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环境保护问题，先义杰介绍了中国为通过“人类在缅甸的生物多样性计划”所做的贡献;Tek Vannara提倡利用原住民和森林网的概念来建构柬埔寨湄公河区域的生态旅游。两者均强调东南亚的生态保护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自然公园的建设方式，而是要兼顾民生和自然，实现双赢的发展目标。

缅甸仰光大学历史学院的Dr. Khin Saw New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关注从泰国返乡的缅甸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社会生活的变化，探究泰国文化对孟族文化以及整个孟邦生活方式的影响。缅甸孟邦Mawlamyine村民经历从农业到外出务工生计的转型，年轻人和中年人成为往返于泰国与缅甸的流动工人群体，他们把泰国的食物、服装、装饰品、纹身、语言、音乐等带回村寨。生计改变的根源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她认为开发旅游业可以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人口流动问题，并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扶贫能力将成为缅甸研究的趋势。泰国西北大学Tony Waters教授以及他的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提倡用民族志的声音来表达缅甸人的身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以期对缅甸境内及泰缅边境社会的深入理解。Tony Waters教授还讨论了缅甸实现和平的问题，他鼓励博士生利用缅甸历史和档案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并提及语言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许多地方文化因素很难翻译成英语学术语言。Mon Mon Myat博士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Tony Waters教授项目的一个案例，他分享了昂山素季哲学的建构过程，解释了女性领袖如何帮助整个族群而不是主导族群克服对战争的恐惧，通过考虑所有族群的需求来获得和平。Moe Thida Lwin博士关注缅泰边境泰国北部美索经济特区的移动劳工社会。在过去的25年里，美索经济特区利用缅甸边境Myawaddy小镇的廉价移民劳工成为制造业中心。他指出在经济特区来自缅甸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与市场价值取向碰撞，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共存，思考受泰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的缅甸劳工如何延续传统的问题。

Saw Soe Gyi博士介绍了自1984年以来多达15万缅甸克伦人作为难民离散到泰国，他的文章探究自英国殖民到现在的克伦人身份认同及其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认为克伦邦教育维护着克伦人在缅甸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独立性。Saw Eh Htoo博士集中讨论克伦族和缅甸民族主义的相互竞争叙事，试图回答这些叙事是如何发展和延长缅甸内战的，他比较了缅甸殖民时期的三种叙事结构以及目前克伦人与缅族人之间的叙事冲突，认为政治文化叙事在缅甸政治协商与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张为追求缅甸和平建立一个全面、分权、平等的人权叙事。杨啸探究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因生计转型带来的人口流失问题。他指出云南中缅边境傈僳族由农业种植与边贸经济转为离乡离土外出务工生计模式，这与缅北局势密切相关，认为当前边民流失和边境守土乏人等现实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同样，李智环探讨了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的人口流动问题，她介绍了离散边民二代回归的“缅甸新娘”群体和“钟摆式”边民“双重国籍”的特殊现象。指出尽管边境地区是多重政治、社会关系并存的复杂场域，边民的离散与回归的行为具有包罗万象的内涵和解释，但归根结底多是围绕“以生為计”的生存策略理性选择的行为结果。

Matthias Rimarzik博士分享了针对受冲突环境影响的青年的一种非正式但有效的培训，这个培训强调能力、自信、个性、关心和人际关系五个积极因素，通过强化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试图帮助青少年实现和平、稳定、繁荣与和谐的发展。柬埔寨皇家学院国家语言研究所Vong Meng以题为“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Cambodia：The Linguistic Rights of Stieng”做主旨发言，关注柬埔寨和越南边境地区Stieng 人的语言使用权利问题。人口只有7900人的Stieng人面临语言传承的困境，出现了代际交流困境。他指出虽然国家规定了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但贫困仍然是Stieng语言传承受到限制的根源，本民族语言在学校教育中的缺失，表现为教材、学校、教师三个方面缺乏。此外，年轻人受歧视或低人一等的心理羞于在公共场合说他们的语言。同样，玄子奇分享了泰北边境地区克伦人的教育问题，她发现国际援助组织支持并参与到Mowakhi村的学校教育中，并把知识分为本土/传统知识和科学/现代知识，但是这些组织往往忽视了哪些知识对少数民族地方实质性发展最重要的事实。

林玲伶、宋垚探讨了京族海神信仰如何影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阐释家庭、族群、国家“三位一体”的信仰场域——哈亭以及凝聚族群的祭祀圈——哈节的意义，说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族群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增强国家认同有其自身的策略选择。邹宇灵认为国家大力扶贫项目为加强苗族的国家认同奠定了物质基础，但精神层面上村民的情感归属问题仍不容忽视，提出从加强历史记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军民互动三方面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全。彭涛关注泰国Hmong人新生代的生存境遇，指出不断与国家话语产生对话的山地民族新生代在本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选择上出现多元性，Hmong人对待泰国文化出现了代际差异，进而产生了文化焦虑的心理。李丰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投资遭遇到宗教极端势力阻扰为例，从缅甸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佛教极端势力及民众的宗教情感等几个维度分析其原因，为规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宗教风险提供防范措施和建议。各国与会学者不谋而合研讨大湄公河次区域边境地区跨境劳工、难民回归、生态保护等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启示，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华人华侨研究

华人华侨成为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东南亚研究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与会中国学者高度关注华人华侨社会变迁和认同问题。郑一省教授认为泰国勿洞华人社会具有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文化生态。勿洞华人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族群认同感和传统的生活习惯，其社会似乎是一个“族群孤岛”。勿洞的华人在“族群孤岛”上顽强地维持他们的族群边界，主要体现在区隔的政治空间、运行的社会自治管理体系以及对原乡文化的坚守及传承特征。陈丙先从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发展来透视菲律宾华人文化认同的嬗变。他认为，菲华文学依次经历了怀思故国家园、文化中国、融合与承担三个阶段，其文化认同经历了“地域乡愁”到“文化传承与文化焦虑”再到“文化融合”的变化，呈现出一个动态、渐进的构建过程。他强调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菲律宾华人认同尚处在演变与形塑的过程之中。

赵长雁梳理了1959年到2018年老挝华文报刊经历诞生、过渡、再次发展三个历史阶段，从中透视老挝国家与华人华侨的关系演变，她指出2018年2月2日老挝《中华日报》的创刊，标志着老挝华人角色的微妙转变。王燕考察泰北华文学校国际义工流失问题，指出义工给当地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频繁的人员更换给学生带来不适应和情感伤害从而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问题不容忽视。朱芳圻梳理了缅甸华人研究情况，发现缅甸华人的概念运用混淆不清，无论是汉族缅甸华人还是少数民族缅甸华人全都一概论之。张露文探讨了泰北华人参与澜湄合作的优势和作用。姚若琦讲述了柬埔寨中国新移民的状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移居东南亚的华侨逐渐增多，与会学者对华人华侨群体的关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次国际会议既纵向追溯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历史文化上的休戚相关，也横向探寻各国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既关切该区域民族社会与环境保护的新的现实问题，也关注传统的华人华侨研究课题。各国与会学者展示了各自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将理论研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提出了诸多具有积极正向研究价值的课题，有较强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所谓观乎他者，反观自身，与会学者的国际视野和多学科交融互惠产生智慧的火花，体现了中外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社会担当意识。本次国际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交流，更为以后大湄公河次区域多方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CONNECTIVITY， SHARED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 Summa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Zhou Jianxin，Tian Lijuan

〔責任编辑：罗柳宁〕

作者：周建新 田丽娟

礼俗文化再研讨论文 篇2：

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摘 要：2016年8月9—10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学院主办，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在赤峰举行。本次论坛有来自韩国航空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牛河梁遗址博物馆、查海遗址博物馆和赤峰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近20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和学术发言，从多维视角对红山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展开深入研讨。

关键词：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自治区文化厅；赤峰学院

2016年8月9—10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学院主办，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在赤峰举行。本次论坛有来自韩国航空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牛河梁遗址博物馆、查海遗址博物馆和赤峰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近20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和学术发言，从多维视角对红山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展开深入研讨。现从五个方面对会议进行综述。

一、关于红山文化祭祀的讨论

赤峰学院于建设教授做了题为《八旗村红山文化祭祀址调查与祭祀等级分析》的主题报告，他根据规模和坛庙冢组合特点把红山文化祭祀址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坛庙冢组合独立祭祀区。第二等级：坛冢组合独立祭祀区。第三等级：坛或冢独立祭祀区。第四等级：聚落址中的房址、灰坑等非独立祭祀区。八旗村红山文化祭祀址属于第四等级。他认为红山文化每一等级祭祀遗址应该是其社会结构的具体反映。由非独立的祭祀区到独立的祭祀区应该是红山文化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红山文化祭祀址出现的人物造像应是两大系统，反映了红山文化社会的两大需求。

辽宁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田广林教授认为赤峰地区普遍出现的社会分化和分级现象已属常态。南台子的发掘材料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分化，是从家族内部开始的，从中可以略约体察到“化家为国”这句古语的深刻含义。而白音长汗和南台子的材料都共同表明，社会分化的最初起点，似乎不是由于财富占有的不均，而是起源于为少数上层人物的设祀。其次是关于红山文化时期的丧葬礼俗。西辽河上游地区发现的材料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社群中的上层人物死后，流行石构葬。葬式则流行仰身直肢葬，基本不见屈肢葬。

朝阳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雷广臻教授认为陶筒形器是红山文化的重器，他讲述的是国家产生前夜的最精彩的故事。红山文化陶筒形器上无盖、下无底，正好植于土里，植物培育在其中，植物生长出来扎根于土地、伸向蓝天、长在阳光里。人们重视土地、重视环境、重视生存资源、重视生产生活、重视社会组织管理，核心是敬天保民。由陶筒形器围合的坛社、稷社与国家之间仅仅一步之遥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明副研究员从牛河梁遗址陶器制作谈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分工。她认为在牛河梁遗址普遍存在了手工业制作的分工，在探讨牛河梁遗址所见的手工业制作方面的分工问题时，重点分析第二期和第四期的社会分工状况，认为两者略有差异：第二期不同的制作群体各自完成不同器类的完整制作，虽然可能仍存在不同工序上的分工，但同类物品的制作人群相对固定；第四期制作群体的分工更加复杂，由多个群体共同完成器物的制作，同类型器物的制作过程中也出现了基于不同制作工序的分工，每一制作工序有多个群体参与完成，不同制作工序之间没有固定的组合关系。也没有发现在陶器的成型、修整以及纹饰绘制过程中各个制作者或制作群体的固定组合。

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副教授认为牛河梁遗址出现了红山文化祭祖权的垄断。

红山文化实行的是神权管理体系，这些从为数众多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坛、冢、庙的发现，从众多具有神像性质的泥质、陶质、石质、玉质人像的发现，从众多具有祭祀或通天功能的陶器特别是无底筒形器、塔形器、彩陶、玉器等的发现可以看到。同时红山文化祭祀遗存分布广泛而且普遍，都能充分反映红山文化发达的神权管理模式。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反映的这种浓厚的祖先崇拜观念，想要表达的可能就是强宗掌控祭祖权的正统性、独占性和神圣性，这种祭祖权，强调的是整个红山文化的共祖，而非其他。葬于牛河梁积石冢内的这些强宗通过垄断整个红山文化共祖的祭祀权，从而达到对整个红山文化部族进行永久控制的目的。

二、关于辽西地区科技考古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昌燧教授对两件殷墟出土柄形器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研究。通过样品分析和研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制作程序共四步：开料；边缘休整；刻槽成柄；单面修饰。第二，片切割工具为铜片；第三，专用于丧葬祭祀。并由此引出几点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红山文化玉器钻孔工艺的关键点是能否获得内壁微痕；第二，从钻孔工艺对比分析，殷墟与红山的钻孔工艺肯定不同，关键点是模拟制备；第三，殷墟钻孔技术的源头究竟是龙山文化还是夏代值得探讨；第四，砣具使用究竟起源于何时、殷墟时期有无砣具也值得探讨。第五，殷墟之后玉器制作过程中，铁质工具是否使用，何时使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吉林大学周慧教授对新石器时期以来西辽河地区古代人类遗传结构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西辽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出现过与中原地区发展进程大体同步的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该地区地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牧业文明的接壤地区。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时期（距今6500～5000年）达到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红山时期原始农业发达，人口快速增长，文化上显示出自身独特之处。伴随文化变迁的过程，该地区人类的人群遗传结构是有所改变的。不同时间，不同遗址Y染色体单倍型结构组成的变化反应了这个地区文化变迁、人群迁移的过程：青铜时期气候温暖，南方农业人群由中原地区向北扩张到达了西辽河流域。青铜晚期至铁器时期气候变冷，北方游牧人群，由北方草原向南迁移，到达西辽河流域。

赤峰学院孙永刚副教授对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遗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粟和黍是热水汤先民日常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但农业在生业方式中的比例有所下降；遗址出土大量动物骨骼表明狩猎、畜牧经济存在，比重有所增加（但并未发展为游牧）；气候趋于干冷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内蒙古师范大学董利军副教授谈了铅同位元素比值法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铜矿石示踪上的应用。他认为林西大井古铜矿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最主要的矿石来源，大井古铜矿遗址所开采出的氧化矿石，除很少一部分在当地冶炼外，大量的被输送到周边的遗址进行冶炼生产。矿石主要沿着西、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输送，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东南方向最远到达了距大井遗址直线距离52km的当间沟遗址，向南最远到达了距大井67km的长脖子梁遗址，向西最远到达了距大井31km的棒槌山遗址。

三、关于红山文化和相关考古学文化玉器及功能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教授由红山文化玉人、玉鸮说到人间与神界。他认为旋目神面可能是太阳神像。旋目神面图像在庙底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彩陶上都能见到，表明在黄河流域它是一种重要的崇拜对象。其实不仅在大汶口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彩陶上出现了旋目神面，北方的红山文化玉器上也有旋目神面。众说纷纭的“勾云形玉佩”，其实就是旋目神面繁简不一的造型。

北京联合大学武家璧教授谈了“玉璇玑”的功能和用法。他指出“璇玑玉衡”是我国天文学仪器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创举，也是望远镜发明以前人类从事天文观测一项重要发明，证明我国的科学传统源远流长。“璇玑玉衡”的功能是“以齐七政”。“七政”就是日月、五星的七种周期现象，可称为“日历”、“月历”和“五星历”。“以齐七政”就是如何调和七种周期，使其回归一个共同的起始点（历元），预期发生“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等历元现象。

中国林业出版社黄华强从另一种视角谈兴隆洼文化人面型牌示。他认为从人面形牌饰的五官与鳄头部造型元素之间总体的对比来看，以人头盖骨为材料制作的人面形牌饰也许与人类正面平视时的眼睛、眉毛、鼻孔的造型元素无关联，却与鳄的正面俯视的头部或颅骨的眼眶、眶间嵴和外鼻孔这三个造型元素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牌饰的设计者们以鳄的头面部或颅骨作为创作的灵感来源，在不同器物上模仿并借鉴了其不同器官的造型元素，创造出奇异的饰品。这样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手法在史前以及历史时期的图像创作中也有被记录下来的信息。

辽宁师范大学周宇杰认为夏家店里下层文化出土的玉器中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量存在说明夏家店里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渊源关系。这种土著文化传统的弘扬与承传，显示出红山文化所具有巨大生命力和影响力。而龙山时代风格的玉器和夏朝风格玉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中的使用与流行，则说明了当时中国南北之间频繁、密切的人群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客观存在。

四、关于红山文化社会的讨论

内蒙古师范大学周玉树教授认为中华文明史本应六千余年。司马迁《史记》从黄帝开始，不含伏羲、炎帝两个时代。所以，五千年之说则是删去了“二伏皇”时代。文明史开端的三皇五帝之首为太昊，太昊氏之母，居于华胥（古国名，“中华”之所由来）之渚。伏羲生于成纪，即甘肃秦州秦安县，立都于陈，即河南陈州。太昊被古人神化，因其作为极其伟大；教民佃渔牧，以结束茹毛饮血；作书契，以结束结绳纪事；作甲历，以生日月岁时；制婚嫁，以重人伦之本，使民不渎；造琴瑟，使乐音始兴。太昊伏羲是真正有文字记载的中华龙文化的开篇始祖；伏羲时代，正是中华龙文化的昌盛时代。炎帝神农氏是龙的后代，而黄帝轩辕氏也是龙。红山文化玉器产生与昌盛正是三皇至颛顼的时代。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刘歆益博士谈了兴隆沟遗址在世界史前史中的地位。他还认为早期聚落的特征是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中心，是纪念碑、符号系统。他还谈到了非城邦性质的社会、朝圣、社会集会以及集体意识的形成。并认为以上特征都先于动植物驯化的完成。

韩国学者禹实夏先生认为红山文化中已经发现了“一即三，三即一”的陶塑三人像、具有象征幻日现象的各种三孔器，以及与圣数3有关的3层积石冢、3层圆形天坛等。他认为天（=天上世界）、地（=地下世界）、人（=人间世界）3层构成了宇宙观；天地人=圆方角的观念。“三数分化的世界观”源于有萨满思想的北方区域；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后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3000）是这种世界观最初形成体系化的时期。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朱成杰教授从天文学视角，使用美国最新天文软件对龙纹进行了研究，揭示出龙纹蕴含的古天文内涵，从而揭示出辽河流域基于北辰崇拜的盖天宇宙观形成的滥觞。从而对辽河流域玉文化的发生做出全新的阐释。

赤峰市红山文化研究会辛学飞从红山文化目前有关“花”的遗存中，发现它们与远古氏族和部落的名称来源是存在关联的。通过这些遗存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部族以植物和动物作为本氏族的族徽、名称和图腾崇拜的根源。他认为，从黄帝部落到舜、禹，再从大禹的华族到华夏族的产生，都可能与红山文化中的“花”存在着某种关联。

五、关于赤峰地区岩画的讨论

邵国田研究员对康家店大型神图作了释读。认为康家店大型神图工艺有如下特点：其一，繁简结合。同一类题材，有的刻磨得很繁杂，有的虽寥寥几笔，却抓住主要的特征。其二，突出重点。一幅神面最重要的是双目，多数神面上双目点去大半或整个画面。其三，在制法上有擦磨和琢刻，是线条艺术。其四，注重精神层面的元素。他认为红山文化是由巫觋主导的神本社会，承载着红山文化社会精神层面的历史信息有大致三个方面：第一，以坛、庙、冢为主要形式的祭祀遗址以及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各种材料的雕像和祭器。第二，以玉器为主的红山文化精神方面的追求，认为红山玉为巫玉，是提供历史信息最为丰富的载体。第三，岩画中以神面像为主要题材最直接地反应红山文化神本社会的具体内容。岩画是个富矿区，深入研究红山神本社会，以上三方面资料缺一不可。

吴甲才研究员对马鬃山火神岩画作了研究。他认为祭灶神、祭火神是我国北方民族一种重要的活动。巴林右旗马鬃山发现的一幅记载5000年前祭祀火神的彩绘岩画是最好的实证。在马鬃山马牙石上发现的这幅记载史前祭祀火神的岩画记述着史前祭祀火神的场景。它的发现把祭祀火神缺失的历史连接了起来，由最初的无形演变为有形。这幅岩画是史前古人二次创作而成，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首例祭祀火神岩画。火神岩画的发现大大提前了祭祀火神的历史，为进一步研究祭祀火神仪式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资料。

杜秀林对红山巨石岩画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红山岩画历久弥新，记录了上古东亚民族生存繁衍的重要信息。岩画是历史最直接的物证，最古老的地图，最生动的史书。该巨石红山岩画将成为完整接续华夏民族文明史的一个关键证据，其史学价值高不可估。

（责任编辑 徐阳）

Key words： Hongshan Culture； Summit Forum； Autonomous Region Cultural Office； Chifeng University

作者：于建设 马海玉 孙国军

礼俗文化再研讨论文 篇3：

跨界·对话

摘 要：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个案与整体接通的学术理念与案例分析是项阳学术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其突破以往单一学科、单一视角的框架，生发出许多新的看点，体现出音乐文化的“小传统”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对接研究，彰显出“跨界·对话”之后的拓展延伸。

关键词：接通; 跨界;对话

文献标识码：A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6.013

学术研究的跨界既包含跨学科、跨方法研究，又包含跨主体、跨文本之研究，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研究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时候，研究视角却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狭窄，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单一学科、单一方法、单一文本支撑下的研究理念显然并不能解决音乐文化中呈现的多种问题，所以调整知识结构，拓展学术视野，实现学科结盟、对话交流，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全方位立体交叉式的多维研究无疑成为重要路径。“在当今多学科交叉的情况下，也许不会再有像杨荫浏先生那样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家出现，但在宏观理念的把握下集体性的协同攻关，的确是可以将以往许多单一作战解决不了的、认识不清的问题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1]

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融合多学科理念，从“传统·田野·历史”逆向考察，多维切入，建构“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个案与整体接通的学术理念与案例分析”[2]13，无疑为当下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一种更能认识其本质的多元视角与接通路径。研读深究，我们学习到的不仅仅是某一音乐现象的动态演化与其发生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其治学的理念与方法。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音乐史研究甚至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对于音乐学这门小学科与大文史界的对话交流另辟蹊径。

一、“活态与历史”接通的发生学意义

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功能主义、发生学是作者学术研究理念的重要基础，由此所生发出来的一系列的方法论以及研究视角，不断构筑形成了“历史与活态、宫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等九大接通理念，彰显出跨学科、跨方法论的研究。就发生学而言，彰显的更多的是共时的活态研究与历时流变研究的结合。

发生学原本是自然科学中的一种理念，社会科学属于借用。我们所理解的发生学内涵，是对一些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当下存在的现象进行界定把握，然后回溯至这种现象的源头，对其生成之时的多种因素进行辨析，认知其历史语境，再后是在把握主体特征的前提下对其历史演化的多层面进行贯穿式考量，看当下样态保留了哪些“基因”，产生了哪些变异。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深层次考辨多种现象以为集合体，架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发展脉络。[2]108

从作者的分析可以看出，活态与历史接通的发生学意义分别与空间和时间有关。共时性的活态研究，一般是指从横向的角度考察其当下的现实样态。历史研究则更注重从纵向的角度，研究音乐的过去。历史与活态的接通研究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对某一音乐事项的“前生今世”有更为全面的关照。初看起来这不是一个新的理念，而是各学科都可以运用的普适性理念，但是这一理念的提出的意义恰恰是基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与发生学的启示，跨越音乐史学与传统音乐研究的思维定势，针对当下传统音乐研究仅仅关注“当下样态”描述，疏于历史考察的研究弊端所提出。项阳指出：

中国音乐学界对传统音乐理论的认知与实践，最大的缺失在于对这种音声技艺类形式特性的认知把握不足，研究理念更多只是关注共时层面，对“积淀”“历时”的认识不足;对所研究的对象叙述、描述有余，深层挖掘不足;个案调查缺乏更为整体的把握，过多停留在“有什么”和“是什么”的层次上，在“为什么”层次上把握不足，如果对当下活着的音乐传统仅仅做切片式的考察，只是关注当下、共时，就有意无意地割断了其与传统的关联……致使很多音乐现象解释不是很清楚。[2]48

这种方法恰恰抽象出作者长期以来所遵循的“活态与历史”的立体交叉研究。不論是先前的《中国弓弦乐器史》《山西乐户研究》《当传统遭遇现代》，还是现在的《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还是其后的“礼乐系列研究”“乐籍系列研究”“佛教音声系列研究”，还是作者培养的硕士与博士团队，都在实践着这一重要学术理念，并且在多篇文论、学术会议中作者不止一次地呼吁人们重视“当下与历史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的“纵横交错”研究。“无论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侧重于哪一个层面，综合立体的研究是一种趋势，不必太在意何为 ‘史’、何为 ‘论’ ，要充分重视这种史论结合、纵横交错 、全方位进行研讨的方式方法。”[3]

如是观之，音乐的活态与历史的接通研究既是对“大学术界”的一种“接轨”，又是对“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呼应，更是对当下中国传统音乐“活态研究中缺乏历史观”的一种认知与反思，最为要者是作者打破了“音乐史研究与传统音乐研究”既有的思维定势，“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知当下的活态传统。如是，历史与活态的接通的演化研究将“传统音乐”这个曾以“当前 ”音乐事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引入更为广阔的发生学意义。

二、宏观把握下的微观个案研究

个案调查是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方法，透过个案的描述分析去解读一个具体的音乐事项似乎成为一种传统，但是这种个案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否则个案的意义也就空洞全无。

从当前来看，众多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文章都在注重个案描述，实地考察报告详实有据，音乐与文化、音乐与民俗的关系把握也很到位，读起来也颇具完整性和启发性，但是为什么就缺乏深度与广度呢？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在做“个案”而不去注意这一个一个的个案与整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进行切片式描述，而缺乏相关音乐事项的整体宏观把握，更多处于“描述”是什么？而没有详细的分析“为什么”？ 没有继续深入，也没有宏观把握下的诸多参照系与其作比，看似比较深入，其实只是停留在某一个浅层次，阻碍了研究走向深入的实质。[2]48-58

针对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项阳提出了“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的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谈到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二者是相对的概念，没有坚实的微观研究作基础，宏观研究就易流于空泛;而没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微观研究就只能解决一些孤立零散的问题，所以，应该提倡微观基础上的宏观和在宏观视野下的微观个案研究。项阳曾经举过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讲到：窥一斑见全豹，那是你见过全豹，如果你没有见过全豹，你看到这一斑它就是一斑。”[2]59

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喻，当前的种种音乐事项的个案分析就类似于这种“窥一斑”而不知道是“全豹”的弊端。因此，“宏观把握下的微观个案研究”理念提出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个案考察应该是对传统的认知与体验，作为学者，则应该在此基础上整合多种相关资料，结合多种方法论，将研究引向深入，在引进学术理念的同时反刍消化，使其真正能够用于解决中国音乐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否则，无异于邯郸学步，失去了其方法论的意义。[2]63

如是观之，“宏观把握下的微观个案研究”的提出其价值大大超出了方法论本身，已然超越了音乐个案研究的惯常套路，但是打破这种惯常套路的研究并非易事，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以为支撑，否则理念难以实现：

新的研究理念对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宏观把握下进行相关课题的微观研究，在多种学科“接通”和知识结构的拓展中促进相关学术问题的解决。即便是个案的调查也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宏观把握，在有针对性不断拓展知识结构的过程中，强调尽量接通，方可避免更多的研究局限性。[2]48

如是，没有知识结构的调整，个案的研究永远都是浅尝辄止，打通全身的知识脉络，实施学术“理疗”，才能够真正体味到其研究魅力，将学术推向纵深发展，这是项阳在教学、研究中不断强调的首要问题，也是他这20多年来不断实践与再认知的关键问题。

三、功能——制度——礼俗两条脉的研究

2001年项阳在《山西乐户研究》中提出了“制度——乐人——音乐本体”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自此之后，“制度”一直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并将其拓展到显性与隐性兼有的范畴，从典章王法到约定俗成，从国家礼仪用乐到民间礼俗用乐再到宗教用乐都有“制度”与之相依。与此同时，在秉承功能主义理论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基础之上，作者又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特征，提出了“功能——制度——礼俗、两条脉”的研究，这是作者继“制度——乐人——音乐本体”之后提出的另外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音乐的确是具有多种功能性，礼乐是周代开始的最具有社会功能性、实用功能性和教化功能的音乐形式，当然，礼乐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审美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东周时期专门为人所欣赏的、具有愉悦、陶冶人的性情的音乐越来越得以彰显的时候，中国的音乐文化从此走上了礼乐和俗乐并重的道路，这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直到当下用乐依然是这两种形式……我们之所以从民间礼俗用乐的功能性视角切入来回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就在于作为民间礼俗者，是历史上制度以及功能理念的集合体，从某种意义上讲，礼俗就是制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既然为神奏乐、为人奏乐的理念与民间礼俗有着直接的关联，而这些礼俗又是具有功能性的存在，那么，作为保障这些礼俗功能性存在的前提一定是制度。 [2]33

在这里，作者从功能谈到制度，从国家礼制谈到民间礼俗，指出了“功能——制度——礼俗”两条脉之间的文化张力。那么作者提出的意义是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从传统音乐的功能视角而言，作者强调最多的是音乐的社会功能与实用功能，在功能上将中国传统音乐划分为礼乐与俗乐，强调民间礼俗是历史上制度以及功能理念的集合体，体现为人奏乐与为神奏乐两个层面，对礼乐与俗乐有不同的定位：“乐本无所谓礼与俗，是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彰显（夏商礼乐以为先导）的同时也奠定了俗乐的意义……礼乐之脉络也不应局限于两周，更应该下探系统贯穿至整个传统社会……礼乐与俗乐这两条脉络其实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互为张力前行的样态。”[2]108

作者针对当下只谈礼乐，不谈俗乐，谈礼乐只谈周代，谈礼乐只谈国家层面的研究提出了礼乐、俗乐两条脉并行前进的客观存在，揭示国家礼制用乐与民间禮俗用乐之间的某些相通性，并在多篇文论、研讨会中揭示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相通性的历史根源？对这个问题的解析可以说是项阳对学界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中国专业音乐制度——乐籍制度存在的重要意义：

在乐籍制度下中国传统社会中音乐文化以“专业、贱民、官属乐人”承载为主导脉络。换言之，凡国家意义上专业音声形态的创造和使用大多与这个专业群体息息相关……这个群体承载国家意义上礼乐与俗乐两条主脉……这个群体因应社会音乐生活的需要，宫廷与各级地方官府中均有存在，从而构成全国具有相对统一性庞大的用乐网络体系，相当多的音声形式和乐曲本体承载显现出相通性，这也就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既有整体一致性又有区域丰富性的意义所在。[2]103-104

当大多数人怀疑“古乐今存”、慨叹“历史断层”无所谓一致性，当下的音乐都是历史残片的时候，项阳却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主导脉络下一致性传承的特征，指出了从宫廷、官府、军旅、寺院到民间用乐的相通性甚至是一致性”，并分析其根本的原因是乐籍制度中的“轮值轮训制度”所引发。作为一个政治惩罚制度兼及中国的专业音乐制度，延续千年之久，直至清雍正年间方才解除。乐籍制度解体之后，这些群体转投民间谋求饭碗，将他们所承载的音乐带到民间，从而引发了上至国家礼制下到民间礼俗用乐的某些相通性甚至是一致性。

这个结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有认同、有质疑，“因为这不仅要经受‘构建不成’的风险，更要经受被人诟病‘自说自话’的误解;而如果摸索出一套体系后，既不断夯实自己正确的观点，又不停反思、自检并及时修正。”[4]那将会距离历史的真相更进一步，20多年来对一个问题锲而不舍，数千小时的田野采风录音录像;上百位民间艺人的田野追踪，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组成的团队不断的深挖、拓展，在宫廷典礼用乐[5]、地方官府用乐[6]、僧道用乐[7]、民间礼俗用乐[8]、军旅用乐[9]、民间祭祀用乐[10]给了一个响亮而又结实的回应。

我们在研究中把握了唐代“轮值轮训制”、宋代“教乐所”以及高级别地方官府培训乐人向王府、多级地方官府输送的相关文献，也正是在这种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传播的意義上，各地多种音声技艺形式以及音声形态和作品具有一致性的内涵方能够得到有效解释，这是各级官府衙前乐人承载然后向社会扩散的意义。[2]103-104

在陕西榆林“黄土高原音乐文化考察”中作者又重申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整体一致性下的区域丰富性”的理念：

这种整体一致性是历史上“国家制度”所给予的，无论对这种整体一致性还是对区域丰富性的认知，都必须建立在对国家或称王朝典章制度相对全面把握的基础之上，然后在不同地点走进历史现场方能够体味。这需要在进行田野考察时整体把握和进一步深化，不如此则什么一致性和丰富性统统进入不了你的思维空间，只能更多就事论事地“浅描”与阐释了。[2]15-16

牵一发而动全身，作者从“传统·田野·历史”的三维架构，“功能—制度——礼俗两条脉”的研究视角，沿着九大接通的理念拓展开来，逐步升华至对明代王府用乐与宫廷用乐相通性的解析;词牌、曲牌与文人乐人之关系的探讨;男唱女声中“男旦”现象的解读;雍乾禁乐籍、女伶与中国戏曲发展分水岭的划定;岱庙、东岳庙用乐与国家小祀用乐的亲缘关系等进行剖析，涵盖民歌、戏曲、器乐、歌舞等音乐种类，接通礼乐与俗乐进行长时期的摸索攀爬，揭示“在乐籍制度下由官属乐人承载的多种音声技艺类型的生发、演化，乐籍制度解体后乡间社会对历史音乐文化大传统的接衍与积淀，意在构建由礼乐、俗乐两条主导脉络贯穿的中国音乐文化史”[2]封底。可以说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是其多种理论模式深化研究的重要积淀。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项阳学术理念的与众不同，也可以感受到他在九大接通的诸多理念中所生发的学术创新和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与不断否定之否定的前进过程。不论是对“乐籍制度”的揭示，还是对“堕民、男唱女声、词牌与曲牌”的剖析，还是对“中国戏曲发展分水岭”的划定，还是“对西安鼓乐、岱庙、东岳庙、凤阳花鼓”等不同用乐的深层挖掘，都让人耳目一新，倍感珍贵，使人们对国家礼仪用乐、民间礼俗用乐、佛道用乐的关系有了新的认知与考量，这应该是作者对学界最为重要的贡献。

一个新理念的诞生，就意味着知识结构的调整与田野调查的有机结合，在运用的过程中必将引起新材料的搜集整理、旧材料的重新认知、方法论的整合以及文化资源的共享，否则理念终归是理念，永远跳不出自我封闭的圆圈，也就毫无突破可言;跨越学科隔阂，实现不同学科的对话交流，才能有新的看点，这应该是项阳先生所希冀的也是我们这些后学所要努力学习的，学习永远在路上……

参考文献：

[1] 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音乐研究，2004 （01）.

[2] 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3] 项阳.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3（01）.

[4] 郭威.在学术自觉中不断前行——项阳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评介[J].民族艺术，2015（01）.

[5] 项阳.永乐钦赐寺庙歌曲的划时代意义[J].中国音乐，2009（01）.

[6] 项阳，张咏春.从《朝天子》管窥礼乐传统的一致性[J].中国音乐，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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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方冰.明清军礼与军中用乐研究[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

[10] 项阳.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04）.

（责任编辑：王勤美）

作者：孙云 邢洁 李岩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