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律论文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律论文 篇1：

重启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设计：现代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创新，再次界定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为市场化改革的第二季确立了基调。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市场决定性作用”两大理论创新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安排了八个部分、二十六条，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当然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我国市场化改革已经探索了三十余年，正进入改革的深水区，距离现代市场经济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以什么样的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来重启市场化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何种基本经济制度下并以何种方式来运行， “治理体系”为此打开了视角，本文将以“治理体系”来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

一、治理体系与“市场决定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治理（governance）作为主题词来开展的相关研究少之又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等相关学派的兴起，“治理”（governance）一词的运用日渐广泛。治理就是共同体为达到某种目标所采取的集体行动，它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共同性”、“目的性”、“多样性，可根据实际的需要，既可以采用单中心、一元化、强制性、自上而下的方式，也可以用多中心、多元化、协商性、自下而上的方式。 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政府主导的管制经济。计划经济、政府管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在于政府执行计划指令或执行管制政策，政府行为是单中心和强制性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既要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又不可否认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经济的治理，一大特点就是经济决策主体的多元性、互动性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至少包括市场主体和政府和社会这三方面。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而不单单是政府或市场主体单方面行使而不受约束。现代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确保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市场的主导地位，强调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互动协调。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确立，保持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的延续性，同时也在肯定了前三十年改革的成就的基础上，指明了推进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改革的重点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心工作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为市场松绑，不断激发市场的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彻底革除经济体制领域里长期妨碍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弊端，让中国经济回归到市场力量内生的秩序，回归到市场力量推动的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结论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性作用”这一结论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明确界定了两者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理论创新，是市场化改革进入“治理”阶段的重要前提和标志。

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突出了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性认识。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市场取向，对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对市场经济机制的价值判断上，承认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而基础性作用和市场规律是可以被认识和调控的，也是可以被驾驭的一种工具。处于主动位置的、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政府，凌驾于市场机制之上，对市场机制可以任意解释打扮。这种认识仍旧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习惯，认为政府很强大，政府很能干，市场机制无非是一种相机抉择的工具手段。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对市场化改革有积极意义，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凌驾于市场主体、代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思维。

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的第一步是调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必须回答谁主导了现代市场经济，谁发挥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认识是这样表述的：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毫无争议的。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由此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是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两方面齐抓才能凑效。一是市场体系的完善本身也是改革的问题，要改革阻碍市场体系发育和完善的制度障碍和体制障碍。二是市场体系、市场机制运行中的障碍来自于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机制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权力要约束，政府的职能要转变，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要转变。随着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政府要守好自己的边界，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让社会参与协调。《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总框架，是为了让两种作用都发挥好，必然要走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理之路。

《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要把资源配置的决策权还给市场主体，把监管和管理的事务交给社会组织，这样政府才有足够的精力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决定》指出现代政府要善于运用治理的方式，显然有别于计划的控制方式，也有别于政府主导的审批、监管等管制市场的手段。现代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的协调性作用，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不全部要政府来承担，要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管理，让社会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作为协调和缓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精神指引下，《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治理体系做出了顶层设计的安排。

二、治理体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重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构建治理体系的第一步。治理体系的第二步指向政府职能转变，十八大后更新了理念，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政府公权力配置经济资源的行为，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约束。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体的转变是现代产权及其实现形式的探索。《决定》的第五条改革安排部署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从产权制度这一根本性因素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构建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的突破口，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更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证。

《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现代产权制度的四个要点——“归属要清晰，权责要明确，保护要严格，流转要顺畅”，不仅突出了产权的所有权界定，更注重产权在经济运行中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管什么样的所有制，产权都必须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因此不同所有制理应是公平的。现代产权既以所有制为基础，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又相对独立于所有权。现代产权才是深刻影响到资源配置的因素，而非所有制。只有《决定》中所要求的现代产权的四点标准都能达到，经济主体才能对资源配置拥有有效的产权，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中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国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超越了所有制层面，转向了经济运行中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充分吸收了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产权制度的合理因素，更加接近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回归了市场经济应有的国家与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利结构。《决定》从产权超越所有制的这一基本特点出发，进一步指出了深化改革的努力方向。“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所谓基本经济制度，是财产、要素、资源的所有制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个总体，也是在一个国家既定的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设定、承认、规范和保护下所有制的体系。它既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宣传的那样，只有私有制才是合理、合法的，并鼓吹私有制是最有效的唯一的所有制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并不形成某种所有制天然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跳出了以公有制为唯一所有制形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称的私有制，有天然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一个包容性的产权体系，以公有制为主体，既有全民所有，也有集体所有，也不排斥非公有制，可以是个人、家庭所有，也可以企业的法人来实现所有制。《决定》指出了所有制的核心是产权，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都表明产权的界定和保护都是需要成本的，脱离不了产权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在特定的背景下，人们总是在选择产权成本相对较低的实现形式。而且，只要是社会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产权的实现形式也会随之选择一个最佳的方式。

非公有制包括个人、家庭、企业法人所有，产权是清晰的，产权的成本也较低，产权的交易与组合也相对比较容易。因此，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转换很灵活，适合于产权交易合作关系规模较小、较为简单的个人和企业之间实现，是一种很有活力、很有弹性的产权组合形式，这也是大部分民营经济的特点。激发社会大众的创业创新活力，在更大的范围来实现自身价值，对民营经济大力扶持，加快取消对民营的中小创业者的种种限制，是向改革要活力，向改革要红利的现实举措。相反，对于经济活动规模巨大，事关社会和国家的长期，整体、公共的利益，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个人、家庭这一类利益导向明确、产权相对简单的非公有制经济就很难完成这些使命。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得到优化和加强。《决定》主要是从两种所有制结合企业来谈改革的问题的。所有制的核心是产权，围绕产权，要构建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要使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得以很好发挥，还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包容，既考虑到个体局部的活力，又考虑到整体和长期的战略利益的包容性多元所有制，延伸到重要的、关键的资源要素领域。就其对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的重要性而言，土地的所有制、金融资源的所有制，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混合融合的所有制形式。

现代产权的不足，问题还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现代产权制度四个基本特征中，产权清晰是基本的要求。清晰的产权表明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的界定是清晰的，两者是相适应匹配的。产权不清晰，不仅包括所有权的归属不清晰，运用归属不清的经济资源造成最终的责任和利益也是不匹配的。还有一种情况，尽管所有权的规定是清晰的，但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所有者无法有效行使所有者的权利，这样的所有者权利就是不完整的，相应的责任和利益是不匹配的。这既是公有制产权的缺陷，拥有所有权的全体人民不可能都参与资源配置决策，相应的经济收益和损失承担严重的不匹配。不仅如此，非公有资产的产权不完整，很多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行为受到政府的限制，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不完整，但是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完全由市场主体来承担。所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产权都存在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的问题，共同的制约还是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占主导地位并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必定过度干预市场机制并直接配置资源，体制机制必然束缚市场主体并构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严重限制。当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市场主体但是又无法行使权责相适应的投资经营决策，无法根据市场竞争和市场规则来配置资源时，这些都是非公有制产权不完整的表现。面对产业进入壁垒，面对政府支配的资源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实质上是各级政府对非公有制产权保护的失职，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根本性弊端。

《决定》明确指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以现代产权制度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真正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必须要求国家公平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必须解决好现实中国家（政府）作为公平执法者的第三方角色与政府作为国家资本的出资人角色之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造成这一局面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与国有资产的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有很大的关系。维护国有企业的超市场地位，倾向性配置经济资源，与最终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有着利益一致的相关性。监管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严重影响到了现代产权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地位。

围绕“市场决定性作用”，抓住现代产权制度对所有制的超越，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原则方针的指导下，以混合所有制作为现代产权制度超越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在混合所有制的新型产权安排下，处理好国资管理的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有效削弱了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一致性，使得政府能从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的监管脱离出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造国有企业，形成和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现代企业产权和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让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形成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外在压力。

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国有资产代理人的直接筛选和监管，从管人到管资本，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第一代理人，同时也是管理的委托者与国有资产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联程度，政府可以作为一个更加中立的监管者裁判员来整肃市场环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还配套了其它简政放权的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如垄断领域的改革，投资审批改革等协调推进，把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因素长期垄断的领域放开竞争，维护竞争环境。从管人到管资本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最为关键的是对资产增值收益的所有权。政府从管人中摆脱，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可以保持中立地位，真正成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执行规则。

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将从制度上加强了对政府干预市场的限制，政府行为也是现代产权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制度约束的对象。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围绕着完善产权保护展开并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为了从制度的根子上将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与政府的公权分割开，对市场主体产权一视同仁的严格保护，是对政府公权的最根本约束，迫使政府的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和行政方式都需要随之相应改革。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将“政府的权力”圈进了“制度”的笼子。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产权是其中要义，而现代产权的主要标志就是对政府作为公正第三方的角色定位及其公权的边界限定，这些都将为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设定原则和检验标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要处理和协调好多种关系，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城市和农村发展一体、国内与国外统一市场等。《决定》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重点领域部署了改革任务，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使政府更好地协调发展中的利益关系，调动社会力量，形成较为成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体系。

（一）发挥好市场与政府两种作用

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有中国的特色，在于辩证的、全面的、总体的来看待“一对关系和两种作用”。 经济转型不单单是私有化、市场化一招就灵，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从来都不能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而忽视其它的因素。市场经济改革在完成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强化市场竞争的同时，也是完成政府职能转变，形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过程。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尚且如此，转轨国家更需要注重政府本身角色和作用的转变。政府本身就是一支推动制度转型的力量，是一支促进市场制度完善和市场主体发育壮大的重要力量。如果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得好，两者不是必然对立的。关键在于政府发挥着什么样的职能，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下行使政府的职能。一个习惯于以控制、计划和审批等手段来调控经济管理社会经济的政府，是和市场机制相对立的。一个权力受到法律和基本经济制度制约，行使权力受到制度许可和程序约束，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促进因素。生产力发展和发展方式的变革，最终要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成功变革，而生产关系的转型和经济基础的重塑，仍然需要上层建筑发挥的促进作用。从整体来看，一个社会的经济力量、社会秩序力量，已经逐步从单一的政府支配资源的单一主体，发展到市场经济主体、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共治共赢的治理格局。《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是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现代治理促使一个开放的多元社会中经济主体、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在各自明确的权力领域内发挥作用，并互相支撑、互为促进的分域、分权、分治的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治理体系，为政府和市场主体划清了权力和职能边界，体现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使政府能在恰当的领域发挥出正确的作用，站好政府的岗。《决定》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前提是尊重市场机制、尊重社会组织的自发秩序，不在于政府作用的大小和范围，而在于有一套什么样的制度、程序来确保政府在需要政府作用的领域、在需要政府作为的时间内政府能对这种需求做出及时的回应。在转型升级这一艰巨的历史进程中，《决定》以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念为指导，谋划出了一套处理好“一对关系”、发挥好“两种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治理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共赢善治，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从一元单向管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转变。现代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前提，不仅要发挥政府科层体制自上而下执行政策法规的作用，而且也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平等交易的作用，既能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市场机制的效率，也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在维护竞争的经济效率的同时兼顾到社会的公平接受程度，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个体活力的同时也能有效维护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发生了诸多利益关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有互补的，也有互相冲突的，需要以“治理”的方式，将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协调起来，才能实现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共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奠定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的基础，需要解决好四大关系，通过深化改革来夯实市场经济治理体系的四大基础。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二是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间职能和权力的关系；三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改革，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四是处理好国内与国外的平衡关系。

（二）现代市场体系、财政体系与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最终要落实到政府如何正确履行职能上来。《决定》作出的深化改革安排，充分体现了政府与企业、社会三种力量发挥作用的边界和基于市场机制的合作方式。政府首先还是要侧重于进一步简政放权，给市场主体释放空间。“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只有达成这样的市场体系，市场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改革抓住若干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一些长期妨碍制约经济主体活力，妨碍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发挥的政府相关部门和权力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一是政府审批、监管职能要调整，削减不必要的、妨碍市场公平的审批权力，建立权力清单。二是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商品领域，完善价格机制。《决定》提出的改革思路，将深化市场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各级政府和垄断企业。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开始实施了一批改革，如便利化的工商登记制度，垄断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的改革。三是推动关键性生产要素市场的开放，并健全市场法规。基本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已成为近几年来市场体系建设新的突破领域，迫切需要扭转要素市场价格长期扭曲的不利局面。《决定》从三个方面来部署要素市场的改革任务：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二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监管协调机制。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处理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自立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现代治理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决定》对财税体制改革的定位中可以看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转变并侧重于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市场有效监管，都离不开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协同推进，才能使两种作用同时发挥出来。首先，规范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必须从政府如何配置公共资源这一源头开始抓起。财政体制的第一条改革是强化预算管理制度，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大制度性保障。政府正确行使职能，必须以预算管理为前提。政府配置经济资源，也必须以严格的财政制度为前提。财政预算制度，为政府正确行使职能设定了严格的制度笼子。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有了可实施的制度和体制保障。其次，完善税收制度，是为了市场机制能正常有效配置资源，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决定》要求“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淡化GDP考核，弱化了GDP的政绩冲动，削弱了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动机。

（三）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治理体系

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处理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关系。在习近平的发展思想中，城市和农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到国内两大部门、甚至地区之间的发展平衡，也关系到经济持续的内在动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习近平认为城乡发展中处理好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并协同发展，市场机制是不健全的，单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即使是在市场机制下，城乡的竞争与合作也是不平等的，农村处于弱势地位。习近平多次谈到，依靠市场经济机制，工业化和城市化可以快速发展，但是农村却落后了、衰落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要提高农村的发展水平，缩小与城市的发展差距，既离不开市场机制，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一方面，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市场机制还受到很多体制性的制约，基本经济制度的束缚也很严重，市场取向的改革还在进一步推进，从基本制度上扭转不利于农村发展、不利于农民富裕的局面。另一方面，城乡体制改革的推进，很多涉及到了基本制度，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些是市场机制的盲区，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下，政府侧重于城市发展而采用控制资源流动和市场交易的手段压制了农村的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更好发挥两种作用，需要形成一种基于市场决定作用的城乡平等协作发展的治理体系。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决定》指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强化农民产权保护、完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可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发挥好政府作用，《决定》从促进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这三方面，对政府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改革展开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农村新型经营体系，需要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需要鼓励和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来经营，鼓励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产业。政府加大力度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财政资源要向涉农的金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倾斜。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有效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矛盾，吸引农民到城镇长期稳定居住，如何保证城镇建设、公共服务与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相适应，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好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在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治理体系下才能逐步实现。《决定》抓住了人的城镇化作为核心来部署改革任务，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重点是长期被城市化边缘化的农民工，必须对现有的户籍制度加以改革，使户籍制度回归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制度，而不是社会福利的差别性制度。以居住地为标准的户籍打破了城乡二元的身份差别，统一户籍背后是必要的无差别的公共服务，户籍改革真正有含金量的是能否在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统一户籍后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这对地方政府如何稳定财政资源、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是一种挑战，在财税体制改革的配合下，财政资源要与接纳城市化人口的贡献相一致，城市建设的规模要与人口的城市化相匹配。《决定》对此做出了全国一致性的安排，“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地与人的城市化相匹配，鼓励人口迁入区的城市吸收转移人口，用财政转移支付杠杆撬动，鼓励人口的城市化。《决定》探索了新型城镇化的城市建设管理体制创新。在治理体系下，“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展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 注 释 ]

外媒：《习近平为何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8-14/6492356.s html。

《市场化改革进入第二季》，浙江新闻-浙江在线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3/09/18/019600828.sh tml。

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

治理满足了“共同性”、“目标性”和“多样性”，“管理”更多是采用一种类型的方式，而“治理”的手段、形式和效果伴随着治理类型的不同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参见宣晓伟：《社会分工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http：//www.gov info.so/news_info.phpid=3308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学理论》，2014，34（1）：28～38.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求是》，2013（12）：8～17。

“一对关系和两种作用”，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两种作用，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处理好的两大主体及其关系。

责任编辑：刘华安

作者：白小虎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律论文 篇2：

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PE行业发展

On December 20， esteemed guests from governmental agencies， PE/VC industry elites， renowned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famous entrepreneurs， gathered at the second China PE Annual Conference and hel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topic of reform. The participants had extensive exchanges and delivered excellent speeches on how to deepen China’s market economy reform，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quity investment industry. The current issue excerpts for the readers some interesting perspectives from some keynote speakers at the conference.

2012年12月20日，来自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PE/VC业界精英、知名专家学者、著名企业家等嘉宾齐聚第二届中国股权投资年会，就“改革”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针对如何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本期摘编部分演讲嘉宾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项怀诚：全方位的改革 要按部就班

怎么看当前的改革？我觉得第一个改革，就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有什么不同？当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重大的问题就是小平同志在党代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目标模式。他的原话，计划经济领域也得有市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了“十四大”的报告。有一个宪法修正案修正了几个方面，其中有一条加了12个字，“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在党代会上通过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与一千多万党员的统一一致上升到与全国人民统一一致。当时的改革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到今天，我觉得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转型问题，还包括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文化和其他方面。它有整体性、延续性、连贯性。真正的全方位，虽然我也弄不清全方位到底是什么，但是经济管理体制，这个问题要改革的时候，可真的要较真了。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走了一圈，报上给他概括了几条，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开展下一轮的改革，而且需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党中央说的话，跟老百姓说的还不一样，他们考虑问题的思路和我们也是不一样，我们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很坦率，党中央领导同志可不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得有一个衔接。如果跟以前有所不同的话，得考虑一步一步地进行。江泽民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有几个步骤，比如，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相结合、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几个步骤，为什么？人民群众没有进入到这个程度。一步一步深化，要善于看到变化，善于看到小的变化，拿这个思想来看“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有很多新的提法，我发现里面新意很多，要看到它的微妙之处。

吴晓灵：按照宪法 平稳有序改革

下一步改革开放怎么走，确实是改革开放走到深水区。过去每一次改革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受益，受损的是少数，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既定利益格局，未来的改革不做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无法深化的，因此李克强副总理在11个省的座谈会，就是综合改革实验区座谈会上谈到，未来的改革，改革的红利是很大的，未来的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未来的改革要增量改革，引导预期，适度做存量的调整，在利益方面，而且引入到法制，现在特别强调要顶层设计和基层的改革探索积极性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开始。

改革要想走得平稳，应很好地按照宪法有序改革，认真落实全国人大的各项权力，立法、审批预算、任命国家领导、监督四项权力，如果真正把这四项职责很好落实下去，就能够实现人民代表代表人民来实行国家最高权利的最高宗旨。这四项工作当中，《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法第一项是立法，更多体现是人大主导权，上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进展比较快，修法来不及，认识不容易统一，人大把立法权力下达给国务院，本届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时候，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来把立法权收到人大，由人大起草法律和进行法律的修订，特别是税法，任何一个国家税都是由议会来定的。我们国家税法主要的税种都不是人大定的，前一段时间动了个人所得税只是很小的税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落实人大立法机关，包括主要法律的起草、审议、监督，审议通过了以后，执法监督这些方面的权力。

审批预算，我们国家预算现在太粗了，非常之粗。我说一下，我们预算粗到什么程度，预算的科目：类、款、项、目。“类”是什么？拿交通来说，交通叫做“类”；款是什么？比如说修公路或者铁路叫做“款”；“项”是什么？你先修公路还是桥梁，或者是翻修叫做“项”；“目”是修哪条路，哪个桥。刚开始我们到“类”，后来到“款”。

我们财经委一直坚持要到“项”，到“项”，到“款”。2011年开始要求到“款”，而且已经全到“款”了。重大项目希望到“项”，重要的领域希望到“项”。可是我们这次的预算法修正案要求到“款”，这样的话，根本无法实行监督，如果想实行监督的话，我们预算情况应该到“目”，你修哪条路，怎么修，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如果批到“项”，得到的是什么？交通部说修公路，去年一年是12800亿元，剩下就是跑步前进，怎么修没有规定。只有精细财政预算，才能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看得见的政府，变成一个有责任的政府，人民才知道自己的钱收税是应该的，这是公民的责任。但是收了税以后怎么花？我们应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的公共财政服务，如果财政预算不审到“目”，行政权力就过大，跑步前进不可终止，腐败也不可终止。

监督，监督法律的执行，监督预算的执行，监督官员的行为，这些都是在宪法当中赋予人民的权利，如果我们认真把人民代表大会做实，我想我们的社会就可以进入到有序改革的轨道上来。而且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只有承认这个事实，疏通大家利益诉求的渠道，通过政协和人大，把利益诉讼起来，然后求同存异，寻得妥协，互动发展，我认为才能够把改革的诉求纳入到有序的轨道当中去。

邵秉仁：找准深化改革的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深化改革正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形势远比十年前复杂得多。一方面，经济体制中若干重要领域改革急需突破，例如土地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另一方面，针对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腐败滋生蔓延、社会不公、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等严酷现实，必须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而每一项改革都极其复杂和艰巨，牵一发而动全局，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各项改革配套进行，审慎而稳步地推进。

为此，必须找准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使其能够带动其他改革稳步推进。着力点要从经济和政治体制两个方面来确定。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很多，可先做好几件事：

第一，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国有资产、政府与事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改变“全能政府”定位，向建立公共政府方向过渡，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一律交由市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要建立公共财政，除涉及民生的公共事业外，政府管理国有企业主要是管资产，通过市场手段推进资产的优化配置，特别要将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将国有资本收益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事业上来，回归国有资产的全民性和公益性。而绝不是像现在国资委那样既当“老板”又当“婆婆”，更不能以“做大做强”为借口强化国企的垄断。

通过改革切断政府与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联系，使其在市场经济中独立运行，避免行政化、官僚化。

第二，把资源分配权最大限度地交由市场配置，包括土地、资金、价格等自然资源和要素资源都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实现优化配置。必须明确：首先，宏观调控绝不等于政府用行政手段去配置资源，而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运用价格、利率等经济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适当调控；其次，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一样，都是市场经济中平等的主体，都有权参与享受资源的利用。政府赋予国企的行政垄断和资源分配必须破除。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有人片面总结西方发生的危机教训，提出政府主导经济的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实践已经证明，靠投资拉动的政府主导经济的增长模式固然发生过重要作用，但对价格、交易的过度管制，对国有垄断企业的过度关照，扭曲了资源配置，恶化了经济结构，产生了官商勾结等腐败和社会诸多矛盾。这是不可持续的。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彻底摒弃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回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

第三，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每届政府都曾要求减少行政性审批，但以往的教训是：每一次减少行政性审批项目，几乎都是减小不减大，保留权利放弃职责，或者先减再悄悄地恢复，或者以“备案”、“核准”等变相保留审批权。有权就有寻租的便利，就有了腐败的土壤。这方面工作，靠有关行政部门自己去改，无疑是与虎谋皮。必须以立法形式合理设立行政审批事项。这是建立民主宪政的必要步骤，不仅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更是建立反腐败机制的重要一环节。

第四，重新建立中央和国务院改革协调机构，由中央或国务院主要领导亲自兼任领导，统筹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大问题。

第五，鼓励地方根据自己实际大胆进行某些单项改革，中央的责任是鼓励、支持，帮助完善，总结推广。改革的试点权是比任何优惠政策都管用的权利，这么大国家，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企图用一个政策，一道命令要求整齐划一，这也是转变治国理念的重要方面。转变党风和行政作风不仅仅要杜绝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更要把各级领导的注意力引到勇于改革、真抓实干上来。

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可以从反腐败切入。

第一，利用当前民众高涨反腐情绪，特别是网络反腐的良好契机，建立强大的舆论监督机制；第二，制定官员财产公开条例，逐步推开，至少要先从新任的县处以上干部直至中央政治局成员做起；第三，改革吏治，干部任命要由自上而下任命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公开民主方式选拔任命，把只对上级负责改为对人民群众和国家负责；第四，确保司法独立，加大司法公开透明，维护司法公正，建立以人大为主体的监督体制，公检法三家要相互制约，党委政法委机构不能介入具体案件，这是实现宪政立国的必要条件。

宋晓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现在大家都在谈，但是各方面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这里面最大分歧，在于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现在一些人拿着这些问题否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又加上2008年以后，欧美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更有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没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关键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处在这样一个探索的道路过程中，取得很大成绩，面临很多问题，处在探索过程中，不能现在过早地肯定，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

其次，进一步的改革和前一阶段的改革，改了30年，小平南巡讲话20年了，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初的改革，我们很清楚，针对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搞改革。计划经济最后搞到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方方面面都很不满意，上下都要求呼吁改革，小平同志顺应这样的历史要求，提出了改革。当时要改，逐步地明确了针对计划经济。总体改革30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我们现在改革改什么体制，如果我们现在就是简单说改计划经济体制，有些问题解释起来很困难，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比如说计划经济有两极分化，计划经济有这么腐败吗？计划经济可以重复建设吗？计划经济可以搞地方政府竞争吗？你简单说计划经济的弊端，说服力不太强。当然从大的过程，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经济转型，这个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要有准确的分析，是简单地说计划经济的弊端，还是改革过程之中，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得到处理，在改革中产生了新的问题。我觉得从这两个方面，应该对改革的形势有这样一个认识，不是简单地说成这些弊端都是计划经济，这样很难说服群众。

下一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着重哪些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明确提出来，就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既然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比其他市场经济，比如说社会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更加重视平等、公平、正义。我们要看到，我们从当年平均主义“大锅饭”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你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吗？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走得过，走得大了，有些问题处理不当了，可以缩。现在到了新的阶段，“十八大”开了以后，“十二五”规划也就说了，现在应该更明确共同富裕是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阶段，前一阶段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大贫富差距，也是一个过程，现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实行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第二，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构架。这个必须明确，如果我们把市场配置资源都去掉了，强调中国特色，政府主导的市场竞争，政府就变成资源的主体了，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没有政府可以作为配置资源主体的情况呢？从中央政府来说，比过去好一点。但是形成地方政府竞争的机制，使地方政府真正变成资源配置的主体。

正如邵会长讲的，改革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比如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这两个问题，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地方可以统筹解决这些问题？如果眼界开阔一点，看到政治、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这些问题的确需要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改革的协调部门。

孔泾源：深化体制改革，推进统筹基金发展

通过改革，加快资产发展。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金融深化、金融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大量的资产依然没有资本化、股权化、证券化、市场化，现在都是作为实物资产在使用，或者自己单位作为经营实体使用，造成这些资产没有自动化，没有股权化，更没有市场化。如果股权化、市场化，股权基金就有了大量扩展、发展的空间，同时给我们节约政府开支，对促进资本有效利用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规定一个部门办公用房多少，租不了大的，租小的，既改变政府形象，也改善政府的权益，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问题。有些资产没有公共化、市场化，变成各单位的经营主体，造成了部门之间分配不公。如果把这部分资产股权化，将数以十万计。我们现在几十万亿元银行资产，金融系统压力这么大，可以缓解这种压力，也可以缓解通胀压力，缓解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困境。贵在交易市场，规范监管，这就对了，它有差异，多元化，我们也有一元思维，一体监管，通过多元化的市场，同样给我们提出更多的投资结构。

许小年：政府过度管制 不利国家转型和市场创新

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是凡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要干预，我一直是主张私人股权资本，既然是私人对私人，不需要监管，政府就不要以市场秩序为由，不要以有序竞争为由，总是想管这管那，最后会把这个行业管死。我们私人股权投资，从部分制造业转向创新为主的、新的增长模式的服务，创新一定是在企业自由发挥的空间里进行创新，创新本身就是要破坏原有的市场秩序，建立起新的秩序。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毁灭是什么？毁灭现有的市场秩序，因此创新一定是破坏市场秩序的。如果你总是以有序竞争为由，进行管制，那么破坏市场秩序的创新就永远出不来，所以应该是尽可能地减少管制，尽可能地减少监管。让企业家，让个人去自由地发挥，让资源自由流动，自由地进行配置。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利于我们国家经济的转型，从简单制造业转向以创新为主的、新的增长模式。而新的增长模式离开私人股权投资，离开了各种各样天使投资、VC风险投资、PE私人股权投资，创新是无法开展的，创新无法开展，中国经济的属性就无法实现。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改革，要谈“十八大”以后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方向一定是减少放松和取消政府的管制，特别是私人股权投资领域，尤其要减少和取消政府的管制，依靠民间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地去发现创新型企业，使我们国家的工业也罢，行业也罢，能够尽快地实现升级换代，尽快地实现国家转型。

新的党中央提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体制的改革是不可分割的。经过30年改革开放，可以说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下，经济改革能做的，基本都做了。如果要想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如果不动的话，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下去。政治体制改革从哪儿改，新一届领导人表示了很大的反腐决心，我们希望反腐是在法制轨道上的反腐，是群众和媒体参与的反腐，而不是运动式反腐，也不是风暴式的反腐，群众和媒体参与反腐很重要，如果没有他们参与，仅仅是纪检部门、司法部门的，不能对各级政府官员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所以反腐要有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应该体现在媒体的参与上，体现在民众制度性的参与上。从微博上举报，当然是一个渠道，但是这个不够。要从根本上反腐，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在我看来，腐败的根源是政府掌握过多的资源，政府过多地对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利用他的管制和干预。从根子上反腐，应该是制度改革，把政府掌握过多资源释放出来，转交给民间，取消不必要的管制和干预，这才是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机会，铲除腐败的根子。

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可以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司法的独立，我们现在司法和行政不分，这和我国现有法律是相冲突的。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立法机构就是全国人大，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应该把政府的立法权统统收回到人大的手里，要把人大做实。人大作为真正的立法机构，我们的司法机构，应该是独立的，由人大来立法，由独立司法机构来负责法律的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众对于反腐的信心，因为看到独立司法结构，他知道这样的司法机构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如果司法机构和政府仍然搅在一起，这个反腐缺乏公信力，受政府影响的司法机构，怎么依靠国家法律处理腐败案件，这是不可能的，他在民众之间无法建立公信力。政府体制改革：一是限制政府权力，过度干预和管制坚决取消，二是建立司法公信力，因为对司法信任度不高，所以会上访。政治体制改革，限制政府权力方面，提高司法机构系统的独立性和提高司法系统的公信力方面，能够迈出踏踏实实的几步，能够使全国民众反腐也罢，经济体制改革也罢，政治体制改革也罢，信心得到大大的加强。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律论文 篇3：

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现状与培育

【摘要】公民意识是公民对于自身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地位以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自我感知和体认。公民意识的提升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统治惯习、社会化大生产改革的不彻底以及儒家伦理等级思维等因素的制约。公民意识的提升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同时，还必须加强公民教育，发挥大众传媒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公民 公民意识 公民教育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喜人的变化展现在人们眼前：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教育日渐进步，民主政治持续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中国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指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这改革紧要关头，我们该如何迈出下一步？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杰出代表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曾指出：“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认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①。基于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下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是消解臣民意识、提升公民意识，可以说，公民意识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思想密匙。

公民意识的现代内涵

什么是公民？公民概念其实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公民”（citizen）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时代，当初是一个身份概念，相对于居住在城郊、从事劳役的奴隶，特指城邦国家里居住在市内、享有国民权利的市民。在当时，公民身份意味着能积极地参与城邦公共生活，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都可以成为该城邦的公民。”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历史进入到帝国时代，由于古罗马帝国的疆域辽阔，国家对个人的统治形式发生变化，公民的自由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在自由活动中公民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得到增强，个体权利观念也不断增强，公民身份慢慢从政治存在转变为法律存在，国家也开始肯定公民的个人权利。于是，公民从一个政治身份概念转变为一个保障个人权利的法律概念。此后，由于处在天主教教会和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之下，西欧国家在整个中世纪里“公民”概念不复存在。直到历史的车轮进入十四世纪之后，随着西方人文主义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诞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西方国家“公民”意识才重新觉醒，特别是由于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不断推进，使得公民意识日渐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使臣民意识甚嚣尘上，个人以臣民身份屈服于封建伦常体系之下，安分守己、忠君、崇圣、唯上、从众、逆来顺受—这些就是几千年中国人臣民意识的真实写照，可怕的是，这种臣民思维的惯习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中流传下来。及至经过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中国人开始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人们的自由、平等、民主、竞争、契约和法制观念才开始获得扎根的土壤。市场经济活动使人们的自主、竞争、效率、民主、法制和创新等意识得到了增强，现代公民意识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公民社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强烈的政治呼声。

究竟什么是公民意识呢？《辞海》中将公民界定为：“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等在内。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②《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公民解释为：“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③从这些解释我们不难发现，“公民”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它着重体现在它的政治内涵上，主要反映的是公民身份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国家政权下公民拥有自身人格的独立尊严、人身的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的统一和对等等权利，同时拥有遵守市场规则、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身份。意识是指人们自己对外界环境以及自己与外界环境关系的一种自我感知、自我体验、自我认同意识。

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公民意识是指在现代社会中民众个体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自觉反映，它主要体现在公民对于自身人格尊严、自由平等、权利义务以及自身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地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自我感知和体认。

公民意识的制约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催生了现代公民意识滋长的土壤，但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的流毒还未彻底肃清，儒家伦理的等级序列思维也挥之不去，分散小规模生产方式的大量存在，这些成为制约了公民意识成长的重要因素。

封建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统治的惯习。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个人的统治是依靠宗法制度来维系的。所谓宗法，是指维护家长、族长专制统治和世袭特权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宗法制度是家族成员以血缘亲疏关系为纽带、依照宗族行为规范建立起来的成员之间隶属关系的统治制度，它来源于古代氏族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度，强调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称为宗子，为大宗，被族人共尊；长子之下的众庶子为小宗，强调大宗对小宗的统治以及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实际具有大宗与小宗的双重身份。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央政权的组织结构也是按照宗法系统的组织结构来统领的，国家的政权统治就是家族统治的扩大和延伸，形成所谓“家亦小国，国亦大家”的家国同构格局。在一个家族内部，父家长地位至尊，权力至大，负责发号施令；在一国内部，君主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朕即国家”。

在这种独特的家国同构社会结构下，个人的思维被压缩在家庭伦理的条条框框之内，封建君王通过宗法家庭这一社会中间组织牢牢地把广大个体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漠视个体人格的尊严和权利的存在，使个体无条件服从于国家，成为自己统治下逆来顺受的臣民，广大个体缺少自己独立发展的社会空间，没有个人的自由和思想，没有资格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资格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施加自己的影响，个体仅仅是义务主体而非权利主体，独立的人格尊严和独立的主体意识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个体自由的情感、自觉意识和个人权利的诉求被完全抹杀。封建宗法观念的思想积淀牢牢扎根于个体的潜意识中，并左右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个体公民意识成长的羁绊。

大量分散、小规模生产方式的存在。历史上我国没有经历从小农生产方式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占主体，小生产方式为无政府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使人缺乏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时至今日，我国社会总体生产力还是处在比较低下的水平，特别是在农村，社会分工不发达，以生产工具比较简陋的小农业为主，分散的、以个体农业生产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缺乏现代机械化大生产的技术支撑，不可能产生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效应，这种分散、封闭的生产方式割裂了小农生产者之间广泛的社会联系，容易使得人们的头脑中产生愚昧、封闭、狭隘和保守的观念，这种落后、传统的自然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意识就是传统的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个体创新意识的极大惰力和阻碍个体发展的沉重包袱，虽然3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造就了一部分人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和法制观念，但是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转变，绝大多数人的小农意识广泛地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并且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力量潜在地支配着自己的行为，还不能一下子完全转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由、平等、契约和竞争等开放意识。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深蒂固。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主导地位，它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至今也未能完全消失。儒家的核心可用“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九个字概括，其中，最重要的是“仁”和“礼”，“仁”是做人的价值取向，“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宽容、友善、乐于助人、为他人着想，做到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提倡用“三纲五常”这样的伦理规范来规制人们的行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思是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具有绝对权力，而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妇对夫就只能服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分别是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所持的行为准则。

在这种严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序列规制下，人们的一切思维、性格和心理结构都养成了顺从和依赖的惯性，以一种消极、顺从、保守的思想迎合他人的强制，个体的主体性因外在他律的压抑丧失殆尽，缺乏个人独立的人格，更不可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对前辈、上级和中央的统治逆来顺受。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们不能决定自己在生活中的个人事务，更不用说去主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如今，要求人们以一个合格公民的身份去主动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注国家大政方略和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的公共事务，争取用适当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这是不太现实的要求，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的提升与现代社会的进步相互契合，共同促进。中国公民意识的培育既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也需要民主政治体制给予保障，还需要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引导。

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公民意识提供滋生土壤。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是以市场和价值规律作为其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实行等价交换原则，要求市场主体以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平等的身份、地位参与交换，这样就形成一种平等的交换模式，即交换的双方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相互协商的，市场主体在交换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双方事前订立的契约，履行权利和承担责任，通过对自身地位和权利、义务的明确认识，在市场中相互遵守契约规则，最终保障整个市场有序运转。可见，市场经济活动实际上为市场主体形成权责观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它让个体学会如何公正地处理自己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在公共生活中学会承担责任和维护正当权利。市场经济是一种规范有序的法制经济，任何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利益都受到法律制度的制约和保护，因此，市场活动可以帮助市场主体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增强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明确自己的法律权限。

当前，我国大量分散、小规模生产方式还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改革还不够彻底，各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政府必须发挥治理作用，加强和完善有利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环境建设，提高民众的市场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积极引导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活动中维护自身权利，提升公民的独立主体意识。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公民意识提供践行通道。理论来源于实践，公民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公民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通过反反复复的熏陶和训练才能形成。因此，经常性地参与民主生活，在广泛的社会参与中，明确自身的权利或义务，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强化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和表达自己愿望的诉求。当前，虽然我国建立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立法听证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主体日益增多，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已有制度的诉求渠道还不足以满足民众各种利益的表达。因此，政府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主动简政放权，将自己手中的权利更多地赋予广大民众，创造有利于民众行使权力的各种条件和环境，提供更多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会，支持民众积极高效、理性有序地进行民主参与，赋予民众对于自身角色更多的认知与体验，拓宽公民的参政渠道与空间，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强化民众对于自身的政治主体地位、权利和责任以及自己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认同，使广大民众在一个政治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过反复的民主参与实践，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使命，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养成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认同，形成成熟的现代公民意识。

加强公民教育，发挥大众传媒的引导作用。公民意识的培育离不开教育的培养和社会环境的引导熏陶。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国民公民意识的培养，通过在学校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并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巩固本国的政治统治。我国是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意识的消极影响十分严重，为扫除观念障碍，更应该通过教育来提高民众的公民意识。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学校教育有着目的性、系统性和有效性的特点，能够为公民教育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学校应该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建设富有公民意识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培养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

同时，大众传媒也应该起到引导熏染作用。大众传媒是民众获得信息最广泛、最及时的渠道，大众传媒可以帮助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提供民众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正确导向，同时畅通民众对国家公共权利和公共事务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渠道，形成一个平等参与、自由讨论、民主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有利于民众公民意识的成长。也就是说，媒体可以搭建起一个能够让广大民众得以充分交流、辩论和相互理解的公共平台，给他们提供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机会，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中相关公共话题的讨论，让公众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民众从被动地听到主动地参与讨论，对公共事务的解决献言献策，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我价值也就得以凸显，从而在不自觉中提高民众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进而提高公众的民主意识和公共意识。

（作者为广西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导）

【注释】

①[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

②《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731页。

③《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责编/王坤娜

作者：熊孝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