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2024-04-07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通用6篇）

篇1：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市民社会有着悠久的传统,同时也是贯穿哈贝马斯学术思想发展始终的一个概念.他的.前期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探讨了公共领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并据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猛烈批判.后期理论中,随着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引入和对系统入侵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分析,哈贝马斯通过普遍语用学建构的交往行动理论论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重建,并以此为基础构筑了他的话语民主式的激进民主政治理想.然而,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影响它的现实效度.

作者：陈红桂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7刊名：教学与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TEACHING AND RESEARCH年，卷(期)：“”(8)分类号：B516.59关键词：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系统生活世界激进民主

篇2：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普遍性的寻求--哈贝马斯普遍性道德原则的意义与局限

作为对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哈贝马斯立足于交往合理性建构了其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这种普遍性的寻求与获得的方式,为我们的伦理价值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他在为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获得提供新的社会学前提、进而回应韦伯隐忧的同时,力图重新确立规范的合理性基础,并寻求一种更高要求的伦理建构理路.然而也就在启示我们从交往互动的现实生活中累积理性道德原则的同时,又凸现了其伦理设计的局限性特征.

作者：费尚军 FEI Shang-jun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510275 刊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6 33(1) 分类号：B82-02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普遍性道德原则

篇3：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面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种新状况, 哈贝马斯深入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功能, 并借鉴了马克思、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以及韦伯等人的相关理论成果, 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

一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般而言, 现代性社会奠基于科学技术与民主制度之上, 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愈加突出, 以致逐渐成为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科学技术手段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现代社会与科学技术具有共生的关系, 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性社会就会失去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 从而对生产关系, 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 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韦伯指出, 科学技术理性从根本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相关官僚国家的兴起, 不断地使行动理性化并使人类行为适应于技术效能的标准。”[2]85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科学技术在现代性社会中的作用愈加突出, 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手段和基本动力, “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 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3]27尤其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生产力的连续进步取决于科技的进步”[4]72。

(二) 科学技术理性成为现代性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现代性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社会生产最重要生产手段, 而科学技术观念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思维形式, 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于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成为现代性社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力量之一, “意识形态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 这一见解以富有刺激的形式揭示了普遍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5]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 在现代性社会中, 科学技术的进步“迫使按着技术装置塑造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个人, 进行自我异化”[3]26, 人们的行为和思维逐渐的科学技术化, 在此基础上认可了科学技术的力量, 从而保障了现代性社会的统治及其权力形式的正当性, “今天, 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 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化”[6]。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 “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 而现代社会就是就是“借助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而开始的合理化过程为标志的”[4]72, 科学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基础, 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构成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认为, 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基本动力与统治合法化的重要基础, 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曰科学技术是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 但是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认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所有阶段, 而是出现在现代社会晚期, 即科学技术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它既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重要的有机组成, 又是维护现代社会统治的重要力量。

(一)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 其产生的背景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特征。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 其实质乃是政治结构的科技化:“它不管实践问题, 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标准讨论……国家活动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4]61。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两种特征形成之后, 现代社会使得“自然科学成为教条, 使它看不见可以影响和构造其运作的惟妙价值观体系时, 科学自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7]80, 即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科学技术才成为了意识形态这一当代社会的重要构成因素。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政治活动的科学化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 在这种语境中,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之中, 成为社会主导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形式。而这种意识形态则逐渐塑造人们的自我理解, 一方面将传统的文化价值作为落后的要素排除出去, 将科学技术价值作为唯一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 科技意识形态背后的目的理性系统则压制了人们的交往活动和语言系统, 树立了目的理性系统独大的局面, 从而使得交往活动逐渐萎缩, 退化为一种畸形的交往, 成为科学理性的附属物。

(二)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形式,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

第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 从而更能维护统治的稳定性。旧的意识形态是“个别的信仰体系或象征形式, 它们在世俗化以后出现, 服务于发起政治运动或掌握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政治权力”[2]93, 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虚假的东西, 它含有一定的技术性和真实性, 如补偿纲领, 而这种补偿纲领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现实表现, 其由于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某些生存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问题, 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 从而保证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也就维护了社会统治的稳定性。

第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形意识形态, 在突出目的理性系统子系统问题重要性的同时, 又掩盖了人类交往活动中的实践问题, 即忽视了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解放问题, “工具理性并不仅仅是变成了支配性的, 而且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承认的唯一的合理性形式”[7]85, 这种意识形态“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 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 而且损害人类的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4]69。哈贝马斯指出,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排除了与生活联系的问题, 将科学技术问题或目的理性的子系统问题作为社会生活问题的全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 并且通过这种手段的实施及其结果将生活束缚于目的理性系统的坐标系之内, 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开始被科学技术问题及其思想同化, 这无形中消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意识与反抗意识, 维护了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同时, 损害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为标志的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片面化发展, 取消了以交往理性为内容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 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解放的潜力, 成为阻碍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

三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重建社会合法化的重要手段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凸显了目的理性系统的重要性, 却严重损害了交往理性的正常发展, 导致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片面性和异化, 这种情况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只有恢复交往理性的地位, 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束缚, 才能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设想了几种可能性的途径, 企图通过它们反抗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恢复交往理性的功能, 以便重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一) 建立批判的解释学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涉及的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 其中的关键是语言理解的问题, 他指出, 语言是社会系统的“元制度”, 对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把语言理解成为所有社会制度都依赖的元制度具有一种重要意义”[8]。在科学技术理性的压抑下, 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结构也被科学意识形态所侵蚀, 语言成为表征社会权力关系的媒介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而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又造成了语言交往中的“误解系统”, 使得日常语言交往成为一种“一贯被扭曲的交往”, 交往活动失去了其本质, 这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滥觞。因此, 哈贝马斯认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关键和重点就是要改变当前扭曲的语言结构, 建立正常的语言交往系统, 以达到社会交往活动的合理化。鉴于此, 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的方法, 即通过对交往主体的交往方式进行反思, 以此来纠正语言交往的歪曲性, 这主要包括两种批判:交往行为者相互对他们的解释进行批判与解释者对自己的解释进行批判, 通过这两种批判, 使得交往主体能够反思性的使用交往能力, 破除科学技术理性的束缚, 达到“把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移入生活世界语境……变得明白易懂”[9], 进而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 以此来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压制, 建构合理的交往活动结构, 破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实现社会历史的合理性。

(二) 实行协商民主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国家干预活动片面凸出技术问题和补偿纲领, 而将人类的自由和价值问题排除出去, 民主成了虚伪的形式, “在市场和管理的自动调节功能下, 我们现代人则要使我们自身的行为与交往的最小化相适应”[10], “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就是把民主工具化……工具性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11]。针对这种情形, 哈贝马斯指出, 要消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制约, 必须要发展一种真正民主化的社会制度, 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讨论道德实践问题和人类解放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民主的对策, 这种协商民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 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12], 前者属于高度结构化和形式化的强公共领域, 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事实上的民主有效性, 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维护民主的效力;后者属于以非组织化的舆论为主的弱公共领域, 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性意义上的有效性, 通过市民的自由交流和协商, 体现民意和价值诉求, 但是必须遵循语言交往的真实性、真诚性与正当性等原则和程序。可以看出, 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 “民主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 因为在民主过程中并不存在脱离程序的正确性标准;决策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过程是否符合程序”[13]。哈贝马斯主张在遵守严格程序的前提下, 强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应该向弱公共领域开放, 以此将公共舆论和公众意见纳入形式化的法律程序之中, “把国家公民和私人法律主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14], 保证广大公民意志的法律化, 从而实现民主协商的事实意义上的有效性和规范意义上的有效性, 并最终体现并保障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权力, 在此基础上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保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三) 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

通过批判的解释学和协商民主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发展交往理性提供了条件, 那么, 现实中的交往主体由谁来充当以反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是社会公众。他指出:社会公众通过呼吁科学技术专家与政治专家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对话, 可以树立“人道的科技观”, 将科学技术的选择同人们的交往活动联系起来, 进行“劳动和语言方面的设计”与“整个人类的设计”, 从而达到主客体的解放, 进而促使社会制度更加合理化。

哈贝马斯尤其关注学生团体的反抗力量, 因为大、中学生集团不像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去被动的适应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及其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 而是从人类的交往活动层面向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哈贝马斯从这种要求中看到了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力和建立合理化社会的信心, “从长远的观点看, 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 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 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4]80。只有瓦解了这种脆弱的合法性基础, 才能真正建立起以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方式, 才能实现更加合理化的社会制度。

结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视角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揭露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及其解决途径, 对于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 较为科学地回应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诸多的新现象, 如何看待这些新现象, 特别是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系统中的功能, 成为当今社会必须要思考的重大课题。马克思认为, 考察社会的变革必须从物质和精神或意识两个维度进行,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 简言之, 意识形态的形式”[15]。哈贝马斯确实从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方面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状况, 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内涵, “以思想的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技术与科学, 当其被表达为技术决定论时, 它就取代了已被摧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16]。这一论断表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共谋性, 科学技术价值中立的思想开始动摇, 促进了人们对于科学理性的进一步反思。西方理论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启发之下,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反思, 开辟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领域, 主要表现为将意识形态批判深入日常生活、审美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 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为一个包容万象的理论体系, 这对于正确认识晚期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 开辟了现代性批判的新模式

“法兰克福学派……在一定意义上都以韦伯和马克思的概念为基础来形成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17]面对科学技术滥觞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哈贝马斯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相关理论成果, 对科学技术背后的理性, 即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系统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指出这种理性形式所蕴涵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及其负面效应, 否定了科学技术进步将会带来人类社会解放的历史进步观点, 在对现代理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的理性基础, 也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反对一切的理性形式, 而是在考察不同的理性形式的前提下, 主张揭露目的理性系统对于交往理性的侵犯, 将交往理性从目的理性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重新建立交往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和谐关系, 以便使得这种两种理性形式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服务。由此出发, 哈贝马斯建立了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新模式, 即制度框架与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模式, “依据制度框架 (相互作用) 和目的理性活动 (广义上的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的‘劳动’) 的子系统之间的相类似的, 但又是普遍的关系发展起来的坐标系, 更适宜于重建人类历史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4]72。这种新模式既改造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模式, 又改进了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模式, 提出了关于科学技术的目的理性系统与关于社会交往的制度框架系统, 并在这二者互相发展的辩证逻辑中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问题, 这对于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确实非常有效, 对于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双面性也是非常适用的。

篇4：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关键词市民社会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基本条件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1 市民社会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市民社会的概念缘起于西方。在古典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市民社会”的概念实质上是指称与人类的自然状态或者野蛮状态相对应的文明状态。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合理内核,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一样都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产物。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与作为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社会相对应。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①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促使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的真正分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②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因而他也常常直接把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逐渐收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新的基础上再度合而为一,从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考察现实中的市民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对应的基本理论,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中也一定有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存在。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它是与代表普遍利益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代表特殊利益的领域;(2)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3)它的典型特征在于,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机构和过程。

2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

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作用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实现相对的分离的根本原因,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也必将导致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改革。中共十四大上,党正式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逐渐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微观管理,加强宏观调控,并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节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平等、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和私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再由政府的计划决定,而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这就构成了一个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纯经济活动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2政府权力下放和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同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我们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按照宪法中确立的“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合理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使其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合理划分两者之间的权限,政府逐渐把从社会集中来的权力还给社会,政府只做社会和公民个人无力做和做不好的事情,把主要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面来。

2.3个人的正当利益得到承认和鼓励

具体的、特殊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及其活动的基本要素,他们的利益和需要,自由和权利成为市民社会的最终的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渐承认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鼓励个人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牟取正当利益,并积极地对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予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第一,改革国家的经济体制。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在城市,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第二,改革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第三,明晰现代“产权”概念。“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③努力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四,加强以法律手段保障私人利益。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把它写入宪法可以进一步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提供宪法保障。

2.4自治性社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是将个人与国家、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结合起来的中介,有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维护特殊利益的自治性团体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出,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大为松动,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都在大幅度的自上而下的下放权力。在国家放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意做或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为中国非政府、非营利等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截至2008年底,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0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基金会1390个。④各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科学技术、社会福利和公益性的社会团体,通过不同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体重中担任重要角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活跃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在维护同行业利益,促进同行业发展,避免行业内部无序竞争,进行行业的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治性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和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日渐成为人们寻求自身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社会寄托的最为直接和简单的形式。

3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构路径的选择

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进行的,市民社会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它。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能够彼此尊重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认识到只有人人遵守活动规则(包括法律规范)才能保证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时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具备了这样的思想境界,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市民社会才能从其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来,否则就只能依靠国家用强力从外部去建立秩序。

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在经历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多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从政府选择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社会选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市民社会的成长和作用开始给予较多的关注。但是,无论在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还是公民自我意识的培养的过程中,都显见国家的权威和推动作用。因而,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战略思考和可用手段,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其自身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推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国家而言,一方面必须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尊重和保护市民社会成员的基本的权利;另一方面要为市民社会活动确立对人人适用的普遍法律规则,培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自治的契约性精神和理性精神,同时对市民社会内部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对市民社会自身无力解决的矛盾或冲突进行协调,以稳定社会秩序。在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构的路径选择上,我们要力图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而,笔者主张“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个阶段为形成阶段,其间由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共举: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政府职能,主要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市民社会的营建。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个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⑤

篇5：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自从“公民社会”概念产生之后, 公民社会理论在社会科学的多个维度上得到了相应学术描述。[1]当代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使用“公共领域”来诠释“公民社会”, 众多学者如阿伦特[2]、杜威[3]、汤普森[4]等都从不同视野角度研究过这一主题。

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名词一样, “公共领域”概念在不同思想家那里涉及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界定还是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 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 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5]

哈贝马斯上述定义指出了公共领域必备的三个要素:公共空间、公众和公众舆论。公共领域是存在于“公” (公众开放场合、国家机构办公场所、公共权力机关) 与“私” (家庭和私人) 之间的领域, 其主体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 不受限制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是它的基本特征。

一个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共领域, 是希望其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更好地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因为虽然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和个人利益;但在现实中, 国家作为最大的公权力拥有者, 它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会发生有意或无意的失当行为, 这些行为可能会导致国家对社会和个人利益的伤害。因此, 公民社会及其个人需要一种机制, 它保证社会和个人可以与国家公权力之间进行理性论辩, 保护自己合理合法的正当利益。

2. 公共性与公众舆论

在哈贝马斯语境中, 传媒要将自己打造成公共理性的平台, 服务于大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就必须使自己的传播行为专业化, 充分体现公共性的功能。所谓公共性, 哈贝马斯认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 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 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 公共性才能实现。”[6]因此“公共性”表现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面对公共事务, 能以私人身份公开地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见, 试图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

对哈贝马斯而言, 媒体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 而公众舆论是实现公共领域之公共性原则的最佳中介。关于公共舆论, 哈贝马斯是如下解释的:“一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众舆论, 取决于如下的标准:该意见是否从公众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中产生;以及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程度, 而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是在传播过程中, 通过大众传媒在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形成的。”[7]这意味着, 公共舆论不但是单纯的个人偏好, 更是私人对于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而一种意见要成为公共舆论, 必须经历一个合理化的过程, 由各人散乱的意见变成“公意”, 必须是经过筛选和过滤的, 超越了一般私人意见主体的狭隘立场和视野, 有着强烈的理性色彩, 比一般的公众意见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指向, 因而具有充足的公共性。

3. 中国新闻媒体构建公共领域的实践

中国新闻媒体30多年来构建公共领域的实践, 在一定范围内已开创了一些自由空间, 发挥了监督权力作用, 公共舆论和公民社会形成了良性互动。

1981年1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 为新闻界开展批评报道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1992年, “舆论监督”一词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形式, 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报告。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开始向市场化过渡, “事业性单位, 企业化管理”的角色定位, 一方面继续肯定了传媒的“喉舌功能”, 另一方面也启动了传媒的市场化运作。在这一期间, 中央及各地方新闻传媒纷纷扩大和增加评论性栏目和节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地方媒介以及各都市报是舆论监督的生力军。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市场化后传媒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 使原本只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领域内的活动, 扩大到大多数公众对公共事务都产生强烈兴趣, 参与者的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网络的兴起和普及, 网络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从网络的匿名性、互动性看, 它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根本保证。这也为处于劣势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 是表达民意的一种渠道。公众可以在网上隐去自己的身份, 利用网络平台, 通过进行信息、意见的交换与沟通, 并最终形成大体一致的观点和看法, 以达到社会控制、保护和监督公共权益的目的。

注释

1[1]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 1994 (05) .

2[2][美]汉娜·阿伦特著.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3][美]约翰·杜威著.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4[4][英]约翰·B·汤普森著.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5.

篇6：古典市民社会理论浅析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国家；政治社会

伴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探讨成为理论界的焦点所在。“市民社会”是一个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不断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环境下历经变化，到当代其内涵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特性分析，考察其演变过程，无疑是市民社会研究的题中之意。

一、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Civil society"可同时被译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并且彼此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和明确的区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市民社会是文明社会，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这三层意思。①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一词的最早涵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是个城邦之国，城邦的出现一方面代表着古希腊从部落走向国家、从野蛮走向文明；但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生产的规模十分有限，社会关系和利益结构过于简单化，个人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共同生活紧密相连，个体的价值取向以及私有观念没有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最初表述的市民社会即“Politike Koinonia”的概念，其涵义只是一种城邦社会（polis）的代名词，城邦的形成虽然晚于家庭和村落这两种共同体，但它在道德上却是最高的共同体，是一种由热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公民享有参加政治共同体各种活动的基本权利（享有权利者只是少数人，奴隶、妇女、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在这个共同体中，“城邦至上”是一种官方学说，也是公民的一种普遍心态。因为如果离开了对城邦政治的参与和协作，也就意味着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处在一种非人的状态；而在城邦政治之外想要发展自己的公民性格，甚至属人的性格的愿望是希腊人眼中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谈到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人形式，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

古罗马时期的农业、城市手工业得到发展以后，商业贸易和生产领域也随之扩大，整个罗马处在了一种不断城市化的运动中。尽管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仍与政治国家高度合一，但单从社会结构来讲，却较希腊城邦共同体来说要复杂和进步了许多。城市生活中如何分配剩余产品和保护个人利益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这是政治制度所被迫面临而又无力直接解决的，现只能由法律制度来承担并弥补其缺陷。罗马城邦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价值和法律意识的增长直接导致了市民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较古希腊初级形态而言，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在其含义和内容上要前进了一大步。因此，在西塞罗看来，古罗马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并不仅仅只作为古希腊单纯的政治共同体，它还有异于野蛮民族的工商业生活、都市文化，和特定私法体系以及政府。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与野蛮人的社会或野蛮状态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它作为一种城市文明，有着自己的都市文化、工商业生活等；其次，它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政府，这些都是人民的共同财产，共和国乃是“人民的事业”；最后，它是一个道德的集体，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它用道德的纽带把人们联系起来。这时，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②

（二）中世纪的市民杜会理论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城邦共同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封建君主专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和庄园生活。于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情调仅局限于闭塞割据，自给自守当中，它看不见熙熙攘攘的市井气象，更不可能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规则来。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不再为市民提供诸如古罗马时代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这严重阻碍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市民社会的讨论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教会理论家和帝国理论家就教会与国家、教权与政权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展开争论。他们都试图从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概念中寻找依据，以此为各自的权力作辩护。帝国理论家往往继承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思想，坚持认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它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的伦理需要。因此，国家的权力不需要教会批准，仅以它的道德之力就能足以证明其合法性。据此，他们强调国家有全权对世俗世界加以管制，教会无权进行干涉。而教会理论家虽然也承认国家或政治社会能够引导人们过上幸福生活，但在他们看来，幸福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的丰裕与社会秩序的安宁，更包括精神上与上帝共享天伦之乐，而后一方面只有通过高扬神权才能做到。③可见，并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及西塞罗所赋予市民社会的涵义，即将市民社会视为建立在共和政体基础之上的政治文明国家或城市文明社会。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自10世纪后，随着当时西欧生产力和商业要道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商业日益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起来，这时市场交换己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维持其经济生活的纽带。越来越多的农奴、手工业者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脱离封建庄园，并在城市中的商业据点得以定居下来，于是商业逐渐繁荣，城市日益兴起。当商人，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人们对权利的更大要求和自由意志的更大体现——一种庶民自治的城市自治机关由此成立。在这里，市民阶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物，并且随着社会各层人士的加入，这种自治机关而逐步壮大，形成了一个隐性的，能享有一定空间的自由和独立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因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组织中分离，因而可以自己当家作主，其生活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化。在此，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中单纯透过政治结构来界定社会的单一路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为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以及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而存在的观念做好了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准备。

（三）近代契约论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

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契约论思想家（如洛克、卢梭、康德等人）使用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武器，通过自由主义和自然法的基本精神来反对为专制王权提供理论依据的君权神授思想，并以此捍卫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契约论思想家们认为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由于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弊端（如缺乏和平、安全、人身保障等等），这必然要求过渡到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或者是国家领域，而这种过渡则是通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自愿出让自己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给国家，以求换得国家的保护而完成的。在契约论者的笔下，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旧披着政治国家的外套，市民社会也只是被他们描述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所形成的文明社会或政治国家。因此，市民社会一词实质上还是与野蛮、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既表示社会又表示国家，仍局限于古典意义上，指的是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质上表达的还是同一个意思。比如洛克为了反映和说明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重大作用，他把市民社会等同于人类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矛盾和缺陷，以订立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一种政治社会，并且经常把这两个词互换使用。因此，“自然状态与市民社会”也就成了洛克思想中相对应的范畴而不是“市民社会与国家”；而卢梭则比洛克更加明确指出了市民社会就是政治国家；康德则进一步继承了这一思想，他把市民社会作为公共权利的公设，并以此来理想化所谓的政治国家。可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者之间仍旧是高度合一的。

二、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关于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状况，市民社会其古典意义上的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文明和道德层面上具有鲜明的意境。我们知道，文明和道德是相对于野蛮和罪恶而言的。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看来，从古希腊，古罗马甚至在中世纪，人们离道德和文明相隔甚远。而且由于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之中，所拥有的也只有家庭、村落乃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而缺乏政治共同体。因此，理论学家在社会结构的划分上往往会坚持二分法，即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或者是自然状态和自然社会的二元划分。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只有当人们自愿达成协议，形成一个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之外的政治共同体时，才意味着人们从自然那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解放，才会有别于周围的野蛮民族；与此同时，人类理性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的文明、进步、道德轮廓已逐步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概念的出现实质上已经演化为一种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

其次，其概念的使用往往围绕着政治社会含义来界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个人权利、价值意识的提高，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契约论者已经看到了家庭、私有财产、工商业生活的逐步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令人关注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仅仅依靠这些还不足以占据市民社会的主要地位，也不足以构成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因为这些也同样存在于野蛮社会或自然社会中。由此，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撇开市民社会的经济含义不谈，始终围绕着政治意义来兜圈，从而把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只界定在拥有像政府和法律这样一些政治因素之上。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还体现了公民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这个概念，是德裔美国学者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来的。④“公民人文主义”强调积极参政，投身社会，激发爱国激情，向往共和国，捍卫祖国独立自由。古希腊城邦的主权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公民大会在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决定，各城邦公民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追求城邦自由、独立的正义感。在古罗马，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地方城市的市政官员都要一年一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参与意识、爱国精神在中世纪继续得到发扬。

最后，由于其市民社会政治含义的独断性与专横性，整个社会结构也相应呈现出一元性的局面，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高度合一。国家由此成为了市民社会的权利掠夺者，实施了对整个社会的全权代理和监控，政治权力的影响遍及了整个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看不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离的，更不用说去区分和探究二者的之间的内在关系了。在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支配着城邦发展，在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使国家政权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的基本组织——封建庄园，既是政治实体又是经济实体，封建政治的经济强制使得市民社会经济利益实体不可能形成。马克思就曾指出“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⑤这也就决定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产生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逻辑分离成为可能，但是在现实中，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二者是重合的或者说是一体的，“市民社会的等级与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⑥

三、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学术史中的回响

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深厚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其影响已渗透到了多种研究方向当中，且在當下的学术场域中仍有无穷的效应，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在当下的学术场域中。

第一，关于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来看，“市民社会”一贯都是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公共领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⑦这代表着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评为目的的空间，是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异的另一个层次的概念，它以市民社会为依托，与市民社会同步成长，国家权力日益扩大的同时它以市民社会成员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的形式体现出来，并使国家权力的调整方式和对象通过接受公众的批判而得到公众认可并最终成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与之遥相呼应，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既指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又指文明社会和道德社会，同时还代表了一种公共领域。他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家庭作出区分，实质上是界分出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即城邦对应公共领域，而家庭则对应私人领域。

第二，关于民主法制。古典市民社会重视法律的作用，建立了较发达的法律制度，具有公民共同参与的民主传统，初步形成了民主法治国家与社会的观念和传统。法律被视为保障共同体公共化和公民利益的最高力量，被看作公民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循的至高无上的原则。“良法之治”的法治主张，既在晚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里得到了不朽的表现，而更是为西塞罗等罗马共和国的一批法学家所发扬光大。而且，为了给法律的重要性和法治观念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法学家，借助自然的概念和自然科学的论证方法，创立了早期自然法概念。他们主张，国家本身和它的法律永远要服从上帝的法律，或道德的或自然的法律——即超越人的选择和人的制度的更高一级的正义统治。在国家的本质中暴力是一种附带的事情，而只有在需要它来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时暴力才是正当的。⑧当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时，为了防止众多私人利益的相互抵触，法律规定和限制了私人权力。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国家权威向专制方向的发展，它又限制了国家的权力，在法律保障下，国家与市民社会有效互补。可见，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自然法则的理性和正义规范与千年之后的现代市民社会理念形成跨越历史的犄角之势，包含了现代乃至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思想元素。

[注释]

①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②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126页。

③李佃來：《古典市民社会理念的历史流变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 期。

④谢天冰：《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汉斯·巴伦及其“公民人文主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4年第4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1956年版，第28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1956年版，第334页。

⑦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页。

⑧[美]乔治·萨拜因，刘山等译，：《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7页。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