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研究文学批评论文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其诗作《未选择的道路》中写道：“树林中岔开两条路，而我——我选择那条少人走的，而这已造成重大差别。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动物研究文学批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动物研究文学批评论文 篇1：

从钟嵘《诗品》看南朝文学批评中的“比喻”现象及其传统

摘 要：比喻是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它是用一种或多种具体而形象的事物，与所要表现的某一事物相比，使这一事物的形象和特征得到更加鲜明和生动的表现。《诗品》中的文学批评，广泛使用了比喻的方法。本文从《诗品》中的比喻现象出发，讨论南朝文学批评中的比喻现象及比喻传统。

关键词：钟嵘诗品；文学批评；比喻传统

作者简介：李再睿（1994-），女，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南朝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上有重要地位。不仅批评现象十分活跃，出现了专门的文学评论家和评论著作，批评方法也蓬勃发展。比喻作为批评方法中的一种，在南朝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如《南史.颜延之传》中就有：“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诗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延年终身并之。”可见鲍照在品评谢灵运和颜延之的诗时，用“初发芙蓉”和“铺锦列绣”的比喻手法来生动评价。钟嵘《诗品》中也引此说法，评价谢灵运诗歌“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谢诗）颇以繁复为垒。”钟嵘的《诗品》作为我国第一部论诗著作，在文学批评中广泛地运用了比喻手法。从《诗品》中，可以窥见南朝文学批评中的比喻现象，及文学批评中的比喻传统。

一、钟嵘《诗品》中的比喻现象

钟嵘的《诗品》中，比喻手法共出现10次。

诗品序中：

1.“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1][22]”意思是山东的淄水和渑水异味，一起泛滥，二水合流，难以辨别。紫色变乱朱色，形容当时文学品评混乱，没有固定标准的状态。

2.“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1[30]”评价这几位诗人的诗歌是诗歌中的产珠湖，文采中的桃花林，赞五言诗中精品之多。

上品：

3.“魏陈思王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1[38]”曹植对于文章创作，好比伦常上的周公、孔子，虫鸟中的龙凤，乐器中的琴笙，女工刺绣中刺在天子礼服上的花纹，连设四喻，称曹植诗风之纯，境界之深，成就之大，影响之广。

4.“魏文学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1[38]”

5.“晋黄门郎潘岳：《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谢混云：潘诗灿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1[44]”把潘岳的诗比作展开织锦，陆机的诗比作沙里淘金，陆机的文才像大海，潘岳的文才像长江，说明陆诗意深，潘诗情长。

6.“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1[49]”

中品：

7.“晋司徒掾张翰/晋中书令潘尼：季鹰“黄华”之唱，正叔“绿蘩”之章，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皇一毛。1[58]”形容二人文采卓越艳丽，都得到了虬龙身上一片鳞甲，凤凰身上一根翎毛。

8.“齐吏部谢眺：一章之中，自有玉石。1[72]”形容他的诗圆转流美。

9.“梁卫将军范云/梁中书郎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1[74]”评点范诗构思精巧，爱反复致意，如流风回雪，婉转多姿；评点丘诗情韵妩媚，如花开花落，词采流利。

下品：

10.“魏白马王彪/魏文学徐干：白马与陈思增答，伟长于公干往复，虽曰以莛叩钟，亦能闲雅矣。1[80]”白马王曹彪与陈思作诗赠答，以莛撞钟，指不能发声，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情谊深厚，而曹彪的答诗过于简略，不相称，所以说“以莛扣钟”。

二、南朝文学批评中比喻现象的特点

纵观南朝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可以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为标志，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期。这一时期包括从建安年间到西晋灭吴这一段历史，当时文学批评的特征是：实用意识依然存在文论中，如“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此时的思想受魏晋玄学影响，人们开始初步意识到“诗赋欲丽”的审美要求，认识到比喻独特的表达作用，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言孔璋自喻司马长卿，有“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之句。此时，比喻批评的基本特征已经具备，开始与书论画论等分离，在独立的文论作品中出现，代表作品主要有《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等。

第二阶段：成熟期。这一时期起自西晋统一全国，终至隋灭陈。动乱的社会政治带来空前的思想解放，与文学的自觉相对应的，文学理论自身也进一步走向了独立与自觉，以陆机《文赋》为先导，出现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两部极为重要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与《诗品》。此时，比喻这一同时符合儒道玄佛四种审美要求和审美理念的批评方式更加为人重视，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中。以钟嵘《诗品》为例，比喻式的文学批评随处可见。

《诗品》中的文学批评，广泛使用了比喻的方法。这种比喻方法，郭绍虞称之为“象征的批评”，张伯伟称之为“意象批评”，曹旭之则称之为“形象喻示批评。”虽然称谓不同，但说的都是同一种批评方式，即在评论诗人风格的时候，用具体可感的形象做比喻，来表达抽象的概念。《诗品》中的比喻现象，具有“炳若缛绣，凄若繁弦”的审美特质。此时的文学批评，已经摆脱了经学的传统，同时从书论、画论等领域分离出来，开始走向独立自觉的审美批评道路：从批评家的直觉印象或切身体会出发，以丰富多彩的意象为载体，运用比喻手法言简意赅地评论作家和分析作品。

纵观整个南朝时期，比喻批评的整体特点和演化趋势可以概括为：喻体方面由具体到抽象，表达方面由简单到复杂，形式方面由杂糅到独立，频率方面由偶尔为之到普遍运用。

三、文学批评中的比喻传统

比喻是古人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它是用一种或多种具体而形象的事物，与所要表现的某一事物相比，使这一事物的形象和特征得到更加鲜明和生动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讨论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比喻传统，这里的比喻，是一种批评手法，否则广义上的比喻传统可以上溯到文字创造时候。

用比喻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先秦便开始萌芽。这种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候，随着玄学清谈、人物品评风气的盛行而逐渐流传，到唐代盛行一时。

1.先秦时期的萌芽

比喻的思维古已有之，早至先民便具有了“尚象”意识，“象”是人们对外在客观物象的具体描摹，“比喻”的思维在《周易》中早有体现，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作八卦，可见易象来自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周易.系辞传上》有一段：“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说的是孔子解释同人卦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沟通心灵的语言，像花一样的芬芳。在这里，孔子用花的香气比喻所谓的同心之言。《周易》所表现出来的“立象尽意”的思想，主要的特点是以具体的物体来表现复杂的内容或抽象的思维，这与文学创作中的比喻手法是相通的。可以说是比喻式批评思想的滥觞之一。

真正文学批评上的比喻现象出现于先秦。我们都知道《诗经》的三种写法是“赋比兴”，比是诗经中运用最普遍的手法，以彼物比此物，借一个事物使得被比的本体或情感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在《诗经.大雅.烝民》中，有“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为了歌颂同僚仲山甫的功德，周宣王的重臣尹吉甫称自己作得清风般温和的好诗，并以之相赠，以“清风”比喻自己诗作的静穆美好。

战国时期，谋臣策士周游于诸侯国之间，为了向诸侯国君表达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往往极尽比喻之事，将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例如《战国策.楚策.庄辛谓楚庄王》中，庄辛设喻说理，以蜻蜓、黄雀于黄鹄虽然与世无争，仍然难逃一死的事例作比，告诫楚庄王，身为一国之君，如果偏安一隅、贪图享乐，最后也会像蔡圣侯一样难逃被蚕食的命运。在文学批评上，《韩非子·解老》篇云：“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就像“至美”的珠玉不需要雕琢，“至情”的文章亦无须华辞丽藻来修饰，韩非以此作比强调文章内容质实的重要性。

（2）汉魏以来的广泛运用

汉魏以来的人物品藻推动了比喻的发展，使比喻的方法泛滥到文学批评中。

人物品评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先秦开始，就有了以形象比喻来品评人物的先例。例如：《诗经.卫风.淇奥》中评价君子“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可见此时，已经用动物、植物、山水等形象来作比喻评价人物。到了汉代，察举制和征辟制使人物品评与社会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人物品评更注重于道德礼仪和人伦上来。随着时代风气的演变和人的生命意识的空前觉醒，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着重展示人物的内在格调、潇洒风度和卓越神韵。采取相法（即外形）、交谈、人物行为本身来品评考察人物。最重要的是，魏晋的人物品藻，从社会的实际政治需要转入一种审美的活动，从而使此期的人物品评“带有了和理想的人格和生活态度的追求相联系的审美的性质” 而这些东西又难以用抽象的概念加以表述，于是当时的文人便取诸自然万象加以喻示，凭借自然万象的审美形象来象征、比拟人物的风采神韵，形成了以自然美来比喻人格美的品鉴方式，使人物品藻演化为直觉观照的审美鉴赏和诗意描绘，从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种具有时代性的社会评论，自然地泛滥到文学批评里，推动了文学批评中比喻的迅速流传。

由此观之，南朝文学批评中，比喻批评蓬勃发展，从喻体、表达方式与频率上都有长足进步，但比喻式的文学批评并非南朝独创，文学批评中的比喻有其渊源和传统

参考文献：

[1]（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中华书局，1988.

[2]（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王娟.《从钟嵘<诗品>论象喻批评方法的形成和发展》[D].中国海洋大学，2007.

[4]张伯伟.《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6（3）.

[5]许伯卿.《比喻式文学批评初探》[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作者：李再睿

动物研究文学批评论文 篇2：

真诚而又果敢的文学批评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其诗作《未选择的道路》中写道：“树林中岔开两条路，而我——我选择那条少人走的，而这已造成重大差别。”文学评论家杨光祖选择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少人走”的文学批评之路，他总是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去写文章，其文学批评总是饱含“真情”，同时却也“尖锐犀利”，是真诚的，也是果敢的，总是在无形中透露着一股“豪气”与“寒气”，这在当代文坛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因此，杨光祖的文学批评之路更像是一场“文学世界的探险”，显示着其思想历程的艰难坎坷，同时也诉说着他“破茧化蝶”般的梦想与追求。

《文学世界的探险》是杨光祖最新出版的一本文学评论集，题材广博、视野广阔，其中既有对作家作品的详细分析与评论，如《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母亲上官鲁氏论》、《莫言小说的局限》、《田小娥论》、《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等；亦有对当代文学理论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的深入的探讨，如《<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当“文学”成为“我”》、《勇于审美判断的批评——论刘川鄂的当代文学评论》、《李建军：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大众文化思潮与当代艺术表达》、《建构“中国格调”的“大文学”》等。这些评论文章字字珠玑、观点新颖、文风犀利，拥有直捣黄龙般的气势，是杨光祖心底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对各位“文坛大腕”的批评，还是对当下文坛不良文学现象的抨击，皆有一种切中要害、一语中的之感。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活动。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要尽可能说真话，要为读者提供符合事实或接近事实的判断。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仅要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思想能力，而且还要有坦率、正直、勇敢的品质和德性。”杨光祖作文学批评，所坚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求真”的原则，他本人不仅拥有过人的艺术审美能力与深刻独到的思想，还具有一种大无畏的“求真”勇气、坦率正直，写文章从不含糊其辞，而是大胆撕破、直指病灶。杨光祖不仅热爱文学，还精通书画艺术、喜欢哲学，海量的阅读、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文学才华滋养了他的艺术生命，亦给他带来了良好而敏锐的文学直觉和过人的艺术审美能力。同时，他还是一位思想者，长期以来，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哲学作品，受中国儒家与道家相贯通传统哲学思想以及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影响较深，时常与庄子、海德格尔等中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灵魂相对接，以求获得自己灵魂的安抚与救赎，因此他对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主题与人性等都有独到的看法。从个人品性方面来说，杨光祖本人的性格正如其文章一样，正直、真诚、果敢、直接。从这几个层面来讲，杨光祖所追求的“真实”、其文章中的“真诚”与“果敢”皆是有因可循的，并非因所谓的“轰动”与“名利”而有意为之。

所谓文学批评是指运用一定的文学理论，按照一定的标准或者方法对所论及的对象进行判断和评价，真正的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心中是拥有一定的评判标准的，杨光祖即是如此，在他的心中，“真、善、美”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真”是一部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基本的职业道德，所谓的名利、地位、权势都不能阻挡一位批评家诉说真话的欲望。杨光祖始终将“说真话”作为自己进行文学批评的初衷与原则，因此，即便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褒奖赞扬之声铺天盖地，他依然对莫言小说中“语言的泥沙俱下”、“文字、情感的肮脏”、“对中国传统小说负面价值的吸收”等局限性作出了直接的批评；即便贾平凹以善写女性而知名文坛，他依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贾平凹女性写作中的符号化、模式化、奴性思维、甚至是虚假写作等问题。这同时也体现了杨光祖一贯的文学批评风格“独具慧眼、力排众议、无所畏惧、敢于直言”。

“善”即道德，在杨光祖看来，“道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文学固然不是道德，但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伟大的道德态度和道德情感”。因此，杨光祖在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时，往往将“善”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他反对文学作品中不健康的文化价值导向，而对于符合人性道德和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则大加赞扬。在《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中》，杨光祖写道：“这种男性妄想症的写作不仅是对农村女子的侮辱与妖魔化，也是作家内心心理不健康的一种反映。”他认为，贾平凹对庄之蝶的描述注入了过多的男权思想与倾向性，这使得《废都》这部作品的文学格局小了一些。杨光祖通过其细腻的文学观察，敏感地捕捉到了《废都》这部作品在道德上的不足之处，并用其犀利、锐利的文字表达了出来，这是极为可贵的。另外，杨光祖格外推崇鲁迅的作品，这也与其心中“善”的文学评判标准有关，在杨光祖的心中，同时也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鲁迅的文字是“在中国文化最黑暗时期的深渊呐喊”，亦是对“中国文化的探索”，蕴含着伟大的道德态度与道德情感，对我们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未来的时代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性。

“美”是杨光祖文学批评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他说：“让白话文成为一种美的文字应该是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考虑的事情。艺术毕竟有它精致唯美的一面，否则怎么能称之为艺术？”因此，杨光祖所欣赏的亦是那种充满艺术美感的文字，他说张爱玲是“恐懼阴影里的天才”，因为“她对声音、色彩、人物心理的描写都是出色而奇特的”。的确如此，张爱玲的文字总是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一种现实的苍凉与哀伤，极富诗意与艺术美感，是一种唯美的文字。而当代文学大家莫言、贾平凹等人的文字却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透露着民间文化的狂野与粗糙，杨光祖则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莫言、贾平凹等人文字的粗制滥造与艺术美感的缺乏。

在批评界，杨光祖素有“文坛刀客”、“酷评家”的称号，因为他的文章总是包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他的文字总是格外犀利、不留情面。对于一些粗制滥造、庸俗无聊、甚至是价值观错乱的作品，他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批评。他不仅批评莫言小说的弊病，更曾在《<带灯>：修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张贤亮：罪恶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中对贾平凹以及张贤亮作品中思想的守旧与艺术的落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带灯》的过分自恋，疏离了时代，也疏离了读者，作家在过分凸显自我的同时，也扼杀了小说人物”；他还说“张贤亮作为苦难作家，用自传体美化和粉饰自己，人为地给这种受难加上了某种崇高的意义”。

杨光祖的文字就是这样锐利，给人一种直戳内心的痛感，但他的文字并没有“胡搅蛮缠、张扬跋扈”之嫌，而是从文本本身出发，注重讲事实、摆道理；他的批评全无个人芥蒂，他所批评的对象也正是他所尊重的。杨光祖曾在《张贤亮：罪恶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中说：“当代的西部文坛小说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成就最大，我个人最喜欢的有贾平凹、张贤亮和陈忠实三人”，对于莫言、贾平凹、张贤亮这些文学大家，他奉行的一贯是“我尊重、我苛求”的宗旨。因此，他的文学批评是坦坦荡荡的，完全出于“真诚”，是为了西部乃至中国文学更好地向前发展，这些言辞犀利的文字皆与他心中“真、善、美”的评判标准以及追求美好的审美趣味有关。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也并不是一味否定这些作家的创作，他善于从文本本身出发，找到真正值得赞扬与推崇的地方，他充分肯定了莫言《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的典型意义，肯定了张贤亮的写作长处——“当张贤亮的笔觸一旦落到自己熟悉的下层生活、劳改生活，他的笔如有神助，满纸云烟，情思充溢，人物活灵活现，直往读者心里钻”。

杨光祖的评论果敢、犀利，同时却也真诚、客观、平实。对于所论述的对象，往往是既论述其优长，又论述其缺憾。他看到了“庄之蝶的失败、庄之蝶的无聊、庄之蝶的堕落”；同时又“通过庄之蝶发现了西北作家的不屈，看到了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不容易”。对于莫言、贾平凹、路遥等人的文学作品，他在充分肯定其突破性与伟大性的前提下，直言不讳地指出其缺憾与不足；对于马步升、尔雅等作家的作品，爱惜有加、寄予厚望，同时也严厉地指出了其局限性；对于对自己满怀敬意的师长，如韩石山，本着“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对其有关鲁迅的“武断的论述”，明确地表示“万万不能同意”；对自己敬重的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总体上充分地认可其文学批评的同时，也有中肯的批评。

杨光祖的文学批评，特别是有关张爱玲、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张贤亮、杨显惠、阿信等人的批评往往紧紧围绕文本展开论述，是文学理论与文学直感的有效结合。他反感学院派“囿于理论”、“僵化不堪”、“枯燥乏味”的文学批评模式，在《<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一文中，他对学院派理论的生搬硬套、以及功利性的文学批评方法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他认为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应该将理论融于自己的骨血，从文本本身出发去进行评论与写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批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田小娥论》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但杨光祖的这篇文章又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论文，没有明显的条条框框，也没有理论的艰涩感，读来总觉得是作者个人发自内心的感受。这是因为，杨光祖已经阅读了无数大师的理论，并且很好地吸纳了这些理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文字表达上，杨光祖的评论文章也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他的文学批评文章极富文采，颇具散文的美感，“刚健而不失婀娜”，有很强的文学魅力与可读性。因为杨光祖本身还是一位散文家，发表过许多散文作品，文学气质与文学修养都比较高，因此他才能写出这样极富文学美感的批评文章。在《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中，他写道：“冷而空幻的张爱玲，晚年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找到父亲，无法再找到父爱，父爱只有一个，那就是童年自己的父亲。得不到，就永远得不到了。再到哪里去找，都是枉然。她也就不找了，她其实绝望了。”这样的文字更似散文中的抒情文字，读来总让人“恋恋不舍”，这样“散文化”的文字也给他辛辣、犀利的文章增添了一份“真挚”的情意，而杨光祖本人也仿佛穿越书中的文字，与作者进行了一场灵魂上的交流。

另外，杨光祖的批评文章虽具有散文的美感，但结构上却不像散文一般松散，而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一定的学理性，读来总觉有理有据。如《暧昧、混乱里的反抗绝望——尔雅的城市女性系列小说》一文，杨光祖从尔雅所喜欢的作家系谱出发，探讨其创作基点与精神世界，依次递进，极富逻辑性。在讨论尔雅的创作动机与心理时，杨光祖还借用了E.M.福斯特的“艺术人格”理论，他认为：“尔雅的写作很少有公众性，他很痴迷私人性，他的写作是从他内心深处的幽暗处流淌而出的。”其后，杨光祖又通过尔雅的一系列城市作品证明了他的这种观点。整篇文章既有着散文的美感，又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与一定的学理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光祖的文学批评兼有文学内部研究和文学外部研究性质的社会文化心理批评，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却有着严密的逻辑与深刻的文化思考。

真正的文学批评不是人云亦云，亦非阿谀奉承。在当今疲软滞后的中国文坛，有这样一位文学批评家，始终秉承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以我口写我心”。这位文学批评家便是杨光祖，他说“血管里喷出的总是血，水管中流出的总是水”，他始终坚持用“真实的灵魂、思想”写作，大胆直言、用词犀利，其观点是新颖独特的，其文字是桀骜不驯的，其文章是真诚而又果敢的。因此，杨光祖的文学批评之路更像是一场“文学世界的探险”，充满着艰险，也充满着未知，其文学评论集《文学世界的探险》则像是“照亮寒夜的灯火”，给当今疲软滞后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光亮，中国文学批评界亦需要这种简单、直接、短兵相接的文字。

评论责任编辑 子 矜

作者：刘仕杰

动物研究文学批评论文 篇3：

文学批评的个体言说

方岩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又是我多年来主编《扬子江评论》杂志的得力助手，我对他的了解不仅仅是在其学习与工作获得的印象，更多的是在他平时为人为文的品行与个性中总结出来的。尤其是读了他的批评与评论文字后，便更体味到布封所说的那句名言“风格即人”的准确性，它成为方岩行文风格的写照。

从2015年至今，方岩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当代文坛》等各种刊物上已经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其代表作就有《文学史幽暗处的高晓声——兼谈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代表作”问题》《历史的技艺与技艺的历史——读王安忆〈考工记〉》《批评史如何生产文学史——以“新时期文学十年”会议和期刊专栏为例》《作为“札记”的文学批评——从“重读”苏珊·桑塔格谈起》《传奇如何虚构历史——读贾平凹〈山本〉》《当代文学批评史方法论刍议》《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世界的一段盲肠”——从阿乙小说的起点谈起》《“卑贱意识”与作为历史证言的文学批评》《历史记忆、精神创伤与中年危机——弋舟小说集〈刘晓东〉读札》《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起源、分期和时段——以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为中心》《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从一场小说家的对话谈起》《从文学期刊到文学选本：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形态的一个侧面》《80年代作家的溃败与80后作家的可能性》《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批评家论》等。

纵观这些批评与评论文字，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学养所在，其特点就在于这些文字的背后渗透着作者开阔的文学视野，我以为，这其中起码涉及了以下几个领域，即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而批评品格的元素则涵盖了对史的重估、对理论的重建、对现象的发现、对作品的新见。这种素质的形成，除了其读书的用心而外，就是周边的文学语境的暗流影响，再就是编辑杂志时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思想后进行二度鉴别与思考的结果。

我激赏他的文学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我把文学和文学批评均视为个体言说的方式和权力，区别在于，作家以‘虚构’作为言说的方式来完成关于个体、历史、社会的描述和想象，而批评家则是以‘虚构’作为讨论对象或中介来完成价值判断。在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需要重视黑格尔式的‘复杂’文学批评所彰显的一些启示。很显然，从形式上来说，文学批评之于文学是一种‘依附性’关系，这也是文学批评作为‘次要的’、‘从属性’的写作，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然而如何理解这份‘依附性’焦虑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从形式上讲，从文学作品到哲学观点的写作过程，其实是一个文学批评摆脱‘依附性’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颠倒了其与批评对象的从属性关系，把作品变成了素材。经由批评对象这个‘中介’，文学批评恢复了其作为‘写作’主体性和开放性。这便意味着，‘文学批评’超越所谓‘文学’边界，自由地出入更为广泛、多元的表达领域成为可能。”①作为一个一直被视为“依附性”的“中介写作”，文学批评历来是被作家又爱又恨的玩意儿，而作为一个端着这个职业饭碗的评论家和批评家们在“主体性”与“依附性”两者之间彷徨，的确是使我们当下的批评和评论失去方向的通病，方岩能够发现这个现象的本质，并作出了自己有机和有效的回答，这是难能可贵之处，正好我也刚刚写完了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将“厨师”与“食客”的关系加以梳理，也是试图为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开出新的理念和方法来，尽管文章的角度不同，但是问题相近，真是不谋而合的论题。

考察方岩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心路历程，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理论家、批评家和评论家都经历过的写作心理状态，我们都曾经匍匐在大师的脚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永远匍匐在地，从来就不敢抬起头来仰望过天空：“如果文学批评在当下算是一个正当的职业的话，那么，在漫长的‘学徒期’中大约总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对理论和大师批评经典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种饥渴并非仅仅是因为知识的匮乏，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名震天下的野心和虚荣心。于是，阅读行为变成了寻找闪闪发光的金句和气势恢宏的论断的过程。因为，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在随后的操练中能及时地把它们镶嵌在文章中，所以，写作的过程也就成了制造‘我在说，世界在听’的幻觉的过程。然而未经有效审视和转化的知识实践总是来得汹涌，耗散得迅疾，如同幻觉来去如风。总是用不了多久便会发现，一篇篇貌似华丽而深沉的成品其实只是骷髅新娘，经不清细看和推敲，轻轻一碰，大师的残骸散落一地。”②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许多理论家、批评家和评论家一生都在大师的阴影下生活和写作，他们离开了大师的语录就不能写作，是文学的爬行动物，他们终生都是在“学徒期”中度过。所以，一个评论家、批评家和理论家只有在思考中获得自己的观念，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批评者，一个大写的文学独立观察者。否则你就是说上千万言，世界也不会记住你的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岩奔着独立批评的目标前行，方向绝无问题，只是能否持久坚持，这才是最难做到的事情。

我读方岩的作家作品评论，看到的最大好处就在其能够将作品不仅放在“当代性”（我正在写这个题目的论文，就是因为它有歧义）中进行即时性的考察，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将它们置于文学史的高度来考辨其优劣之处。所有这些均来自他对历史的钟情，有了这样的视界，其评论的视点肯定是比那些平面的评论高出一筹。因此，我更加看重他的中观和宏观的批评文字，他在《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从一场小说家的对话谈起》中说：“每年的年底有关长篇小说的各种榜单纷纷出炉，上榜的作品未必值得谈论，落榜的作品也乏善可陈。年复一年的数量繁荣，依然难掩心不在焉的写作和敷衍了事的批评。同往年一样，2015年的长篇小说依然是在声嘶力竭的叫好声中乱象丛生。因此，在我看来，与其全景式的泛泛而谈，倒不如细读部分文本，提出与长篇小说相关的若干具体问题，由此，我们方能细致辨析这个文体的病象和症结，或许还能找到保持这个文体尊严的某些要素或新质。”③这种具有宏观意识的批评，带出的是那种在细读过程中获得的文学史自觉意识，从而得出的结论是独到的：“国家进程与文学史发展有时并不是平行的对应关系，却存在一种复杂而隐蔽的关联。文学发展总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生成的，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大量直面历史进程、积极参与历史形态建构的文学创作，除此以外，无论文学作品或流派其自身诉求如何，历史的碎片也都会散落于文本中散发幽暗的光芒。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国家进程，浓缩了欧美现代国家几百年发展的经验和挫折，文学在这样急剧的历史进程中根本无法抽离其中。”④从历史的碎片中看到“散落于文本中散发幽暗的光芒”才是评论和批评作家作品的好手段。

在另一篇《作为历史遗产的先锋文学：局限与可能》的文章中，他以为：“如今重新谈起先锋文学，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历史时刻：1985年前后，一批在文学观念、文学形式等方面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作品在较短的时间内涌现，对彼时的文坛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作为创作潮流，它只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却产生了一批迅速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典序列的作家作品。这批作家不仅现在仍是当下文坛的主导力量，他们当年的作品亦不断地释放历史影响力。只是年复一年的近乎雷同的谈论方式充满了仪式感，反倒日益将这一切塑造成只供膜拜、憑吊的历史遗迹。以至于30年后，当引领这股浪潮的风云人物重新聚集在北京师范大学时，已显得意兴阑珊。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先锋文学的历史势能已经耗尽，而是因为我们谈论它的方式已经僵化，换个方式或许能重建搭建起这份历史遗产与当下的关系。”⑤这种“换个方式”重新梳理往日的历史，并非是回到历史现场和语境中去，而是对过往的文学历史现象进行深度的反思，那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家和评论家所应该做到的事情。

当然，对于方岩的有些观点我是持不同意见的，比如他对“中国故事”“中国经验”讨论，但是我尊重他的发言权。

重要的是批评家的品行才是第一位的。

2019年10月6日草于南大和园

【注释】

①方岩：《“卑贱意识”与作为历史证言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②方岩：《作为“札记”的文学批评——从“重读”苏珊·桑塔格谈起》，《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③④方岩：《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从一场小说家的对话谈起》，《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

⑤方岩：《作为历史遗产的先锋文学：局限与可能》，《文艺报》2016年2月29日。

（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作者：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