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音乐作品研究论文

马思聪（1912——1987）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今年适逢先生百年诞辰，2012年5月12日上午10点，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活动由中央音乐学院发起，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和中央音乐学院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包括“纪念会、学术研讨会和音乐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思聪音乐作品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思聪音乐作品研究论文 篇1：

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巡礼

马思聪音乐艺术馆揭幕

“感谢广州人民对我父亲的厚爱和敬重!感谢为马思聪艺术馆的建立而忘我工作的先生和女士们!我父亲马思聪为发展中国新音乐事业奋斗不息，一生为追求我们民族最美的声音这个崇高境界而精心探索，不畏劳苦地大胆创新，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我相信马思聪艺术馆的建立，将会很好地弘扬父亲这种精神，激励后人更努力来用音乐发扬中国文化!我为马思聪艺术馆的建立感到无比高兴!但由于我的身体原因，不能前来出席这个隆重的揭幕仪式，深感遗憾，请领导和来宾原谅。祝贺马思聪音乐艺术馆成功!中国的音乐事业欣欣向荣!”

当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夏书记在揭幕式上宣读了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的亲笔信时，全场嘉宾无不为之动容。

在婉转悠扬的《思乡曲》的回荡声中，“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在广州艺术博物院隆重揭幕了。这一时刻是2002年5月17日上午10时。

在现场演奏马思聪“思乡曲”的是“星海音乐学院”的两个女学生：一个拉小提琴，一个钢琴伴奏。而那个颇为显眼的长3米、重半吨的乌黑锃亮的珠江牌卧式钢琴，则是珠江钢琴厂总经理童志成为“马思聪音乐艺术馆”揭幕式特地送来的。

在出席揭幕式的数百名中外嘉宾中，有广州市的领导王德业、陈传誉、苏晋中、姚蓉宾，中国音协港澳台联络委员会主任刘晓音，香港著名音乐家费明仪，抗日战争时期曾为马思聪组织演出、为马思聪钢琴伴奏的李素心夫妇，曾顶着巨大压力为马思聪平反的原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陈自明，曾为马思聪作品进行整理修订出版的著名作曲家苏夏，曾二十二年如一日自发研究马思聪年谱的音乐教育家张静蔚，马思聪的入门弟子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为马思聪遗物捐赠和建馆奔走呼号、穿针引线的《中新社》驻纽约记者麦子，马思聪的二女胥吉承凯，外孙女吉家欣，马思聪的叔伯兄弟马思周，侄女马之庸……这个令大洋两岸无数人牵肠挂肚的“马思聪音乐艺术馆”终于在马思聪90 周年诞辰纪念日时落成了。在人们为此感到激动、欣慰时，不免又感到了丝丝遗憾、伤感：马思聪家庭中最重要的5个成员——马思聪、夫人王慕理、女儿马碧雪、马瑞雪都已相继去世，唯一在世的儿子马如龙却因病疾在身不能前来。

广州市领导人致辞说：马思聪是广东人，在20 世纪30年代从法国留学回国即在广州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并先后在“广东艺术专科学校”、“广州中山大学”从事音乐教学活动。广州人民对马思聪先生有着深深地景仰和感情。“马思聪音乐艺术馆”的落成，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马思聪先生的音乐艺术，促进广州市的文化建设和提升广州的文化品味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走近马思聪

踏着《思乡曲》的音符，人们沿着半月型的旋梯拾阶而上，就看到了矗立在“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大门处的马思聪全身塑像。马思聪紧闭双唇，眯缝着眼睛，似陶醉又似沉思地拉着他的小提琴。

“马思聪音乐艺术馆”一前一后分为两个大厅，前厅为展示区，后厅为视听区。展示区展示着有关马思聪的文物;视听区为马思聪音乐作品及中外音乐经典作品欣赏厅。

展示区按马思聪的艺术生平分为“南粤之光”、“京华乐章”、“海外回音”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南粤之光”反映的是马思聪先生在1923年至1949年间 的两度出洋留学及在国内战争年代从事音乐创作的坎坷历程。第二部分“京华乐章”反映的是马思聪先生在1949年至1966年出任共和国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期间的教学育人及音乐创作的辉煌成就。第三部分“海外回音”反映马思聪先生侨居海外时期从事音乐艺术活动及创作的情况。在此展出的实物、手稿、图片、资料就有100多件。

进入“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大门就是展示区。豁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汉白玉屏风，屏风上镂出两个空洞，一横一竖放着马思聪生前用过的两把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屏风右侧用中英文刻着马思聪生平简历，屏风的背面镂刻着马思聪艺术年表，年表前面宽大的地毯上放着马思聪晚年在美国费城维莎根大道公寓使用的钢琴，钢琴旁安放着著名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李行健教授制作的马思聪半身像：马思聪身着西服，打着领结，神情安详自信。在他那安详的表情后面似乎可以看到翻腾着的大师的丰富的思绪情怀和音乐灵感的巨澜。熟悉马思聪的人，都被这座神形酷似的马思聪塑像深深地打动。

展示区的南、北面墙上，悬挂着一张张电脑激光刻蚀展示板，图文并茂地展示着马思聪的人生历程、艺术成就。展示板的下面，是一个个玻璃展柜，展柜里放着马思聪的作品手稿、演出服、著作，与亲友的通信、贺卡，珍藏的字画、奖品、花瓶和有关反映马思聪的报刊、杂志、书籍、文物等。

玻璃展柜里展出的马思聪的作品原稿有提琴曲《小提琴二重奏》、《西藏音诗》、《双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第三回响曲》、《高山组曲》，有歌曲《李白六首》，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这些作品都是马思聪在海外二十年创作的。据悉，马思聪在1966年以前的作品原稿，除少量被中央音乐学院珍藏外，大多在“文革”中被毁或失散。展品中还有马思聪给老朋友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作曲家苏夏的书信、贺卡、题词;有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严良琨捐赠的1949年香港出版的“马思聪新作演奏会”的宣传册子;有马思聪的入门弟子向泽沛捐赠的马思聪赠送给他的德国名牌小提琴琴弦;有北京马思聪研究会赠送的书籍《论马思聪》、《居高声自远》、《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静蔚赠送的《马思聪年谱》;有马思聪侄女马之庸捐赠的马思聪的眼镜、照片、资料;有马思聪儿子马如龙的同学中国《音乐周报》记者姜澄捐赠的60年代马思聪送给他的冰刀和《音乐周报》2001年全年合订本。这个合订本刊登了音乐界评选出的“二十世纪中国乐坛二十件大事”，“马思聪的小提琴作品”当选其中。展品中还有著名画家叶浅予、舞蹈艺术家白淑湘送给马思聪的画作;美国三藩市政府颁发给马思聪的“世界音乐家和作曲家奖状”和三藩市的城门钥匙;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的华侨赠送给马思聪的刻有“驰名中外”的金盾;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赠送给马思聪的景泰蓝花瓶。

展品中有一些是多媒体作品：有唱片公司出版的《中国小提琴作品精选》的VCD，其中有四个马思聪的曲子;有多个小提琴家演奏马思聪作品的VCD;还有三张珍贵的旧唱片。一张是马思聪演奏自己的作品《思乡曲》;一张是马思聪演奏邦士的作品《情歌》;还有一张是郑石生演奏马思聪的作品《第二回响曲》。

在展出的文物中马思聪的两幅题词和他的语录吸引着许多人。两幅题词分别是“礼能节众，乐能和众”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前者是马思聪为中央音乐学院成立35周年的题词;后者是马思聪赠给好友李凌的。题词言简意骇，发人深悟。前者，张静蔚教授的解释是“道德可以规范群众，音乐可以团结群众”;后者，李凌院长解释是“拍马越多，倒霉越快”。

归根结底，一个杰出的音乐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不然，他是不可能创作出使人震撼、令人陶醉的传世之作来的。马思聪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她有着丰富的音乐宝藏，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份遗产是我国作曲家特有的礼物，是所有作曲家的命根……中国的音乐家们，除了向西洋学习技巧，要向我们的老百姓学习，他们代表我们的土地、山、平原与河流” 的这段语录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在北面墙角的玻璃罩里放置着一个北京四合院的模型，这是马思聪当年在北京的故居。

1949年马思聪和一百多名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回到北京，周恩来曾特地会见马思聪。周恩来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音乐学府，请马先生出任院长，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音乐人才。”1949年12月18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1958年迁至北京)，马思聪被周总理任命为院长。在北京，周总理特地为马思聪安排了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一台专车，一个司机，一个厨师，这在当时相当于中央部长一级的规格，可见周总理对中央音乐学院及马思聪先生的重视。在远隔太平洋彼岸的费城，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曾无限眷念地在电话里对我说：“院子里还有两棵枣树，两棵榆树，一棵柿子树……”

在模型后面转角处，展示着马思聪当年北京故居复原的书房：花瓷砖的地面，1米高的木墙裙，贴有浅蓝色纸花的墙面，墙上悬挂着一幅齐白石的国画，一张办公台，一把椅子，一个书架 ，一个花架，一把意大利小提琴随意地放在一台立式钢琴上。办公台上放着马思聪使用过的笔筒、原珠式铅笔和老花镜。

当年马思聪的入门第子如今大名鼎鼎的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小提琴演奏家向泽沛说：“当年，我们都曾到过马院长书房学琴，马院长坐在办公台那儿，我们站在办公台对面，或听他讲课，或指导我们拉琴，马院长的话不多，当他觉得我们拉得不对时，就随手拿起他台面的小提琴做几个示范动作，接着，我们再继续练……”

西面的整幅墙镶坎着长16米、高2.5米、厚0.15米的汉白玉巨型浮雕。浮雕的主体镂刻着马思聪的脍炙人口的《思乡曲》五线谱。饰以金粉的五线谱及音符在洁白的汉白玉上十分醒目，熠熠生辉。浮雕的下端，是延绵不断的高山浮云。站在这宏伟凝重的浮雕前，无不为这浮雕的气势及《思乡曲》的魅力所震摄。

《思乡曲》既是马思聪的成名之作，也是萦绕着马思聪一生的思绪和情结。《思乡曲》就是马思聪啊!就像《黄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聂耳一样。坚实、高雅的汉白玉不正是象征着马思聪纯洁无暇的艺术人生?高山浮云不正是象征着马思聪在艺术生涯中的坎坷历程和他那一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情怀?

视听区与展示区隔着一个用红砂岩筑就的门洞，视听区的中央是一个圆柱型的红砂岩浮雕：大海、帆船、海鸥、榕树、牧童、山村、小屋……多么美丽，多么宁静，多么写意!这就是养育了马思聪的家乡——广东省海丰县。湛蓝的天空，银色的海滩，热烈的红砂岩，盘根错节的大榕树，海风的吹拂，大海的波涛，海鸥的啼叫，牧童的笛声，渔民的放歌，海陆丰地区特有的西秦戏、白字戏，这浓郁的家乡情结和文化深深地在马思聪的心里扎了根，这扎了根的家乡情结和文化又令马思聪一生创作出了如此丰富、感人的“思乡”乐章。

视听区呈圆柱型，以门洞、中央浮雕为界分为两边：每边墙上各镶嵌着两台目前国内最大的107厘米等离子电视荧屏，墙边各放着5台立式导赏触摸屏。参观者可在控制面板上自行操作欣赏音像作品。

站在导赏触摸屏前，荧屏上即显示出有“马思聪作品欣赏”、“马思聪生平简介”、“马思聪艺术年表”、“珍藏文物”、“影碟放送”、“中外经典音乐作品”等栏目字样。用手点击栏目，荧屏即显示出你所需要的内容。

在“马思聪作品欣赏”栏，可以欣赏到中外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思宏、盛中国、陈立新、谢楠、孔朝辉、爱德华格拉齐演奏的马思聪作品，中央音乐学院、广州乐团的马思聪作品演奏会。在“中外经典音乐作品”栏，有中国先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的古乐；有广东音乐、广东渔歌、潮州音乐、海陆丰的白字戏；西北的秦腔；四川、湖南、黄河河套地区的民歌、民谣；有中国各种民乐的演奏；有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巴赫、肖邦、德彪西、李斯特、贝多芬、海顿、舒伯特、门德松、柏辽兹、勃拉姆斯等人的音乐作品演奏。马思聪从小就是在这些古今中外丰富的音乐艺术的熏陶下成为起来的。在“马思聪音乐艺术馆”欣赏这些作品，不但令人赏心悦目，兴许还可触发怀古之幽情。

在“珍藏文物”栏，观众可以仔细欣赏马思聪的小提琴、钢琴、奖品、字画。在“马思聪生平简介”栏，可以欣赏到一组用十四幅精美的油画表现的马思聪光辉又坎坷的人生。在“影碟放送”栏，人们可以听到用马思聪的《思乡曲》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前奏及结尾音乐的片断；人们还可以看到张学良将军点听马思聪《思乡曲》时老泪纵横的动人情景；可以重温伴随着千千万万少先队员成长的、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先儿童队队歌》；还可以看到一部电视散文《心旅》、音乐片《乡思》和马思聪的介绍片《思乡的乐章》。当然，最堪珍贵的还是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和马思聪在北京期间的活动镜头。

目前，视听区正式播发的马思聪演奏的曲子有《思乡曲》、《牧歌》等。马思聪的活动镜头有：1949年马思聪参加北京文代会；1956年马思聪跟随贺龙元帅访问朝鲜；1959年马思聪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在这些四、五十年前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跃在音乐、政治、社会舞台上的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马思聪，那是马思聪的春天，那是马思聪最辉煌的日子。当马思聪在1966年因“文化革命”被迫出走异国他乡，而在这后二十年创作出的歌曲《家乡》、《阿美山歌》、《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以台湾高山族音乐为题材的小提琴曲《阿美组曲》、《高山组曲》，以《聊斋》为题材的中国舞剧《晚霞》，以新疆民间故事为题材的歌剧《热碧亚》无不凝聚着马思聪爱国思乡的情结。难怪当马思聪得知为自己冤案平反时动情地说出“苏武牧羊十九年啊”的话来。

在“马思聪音乐艺术馆”里，处处都能感受到音乐艺术的氛围：马思聪的音乐作品在耳际回荡；天花板上的射灯呈钢琴琴键状；红砂石的横向装饰呈五线谱状；连天花板的造型也饰以音符状。不少中外观众在此流连忘返，戴上耳机一听就是一、两个小时。他们说：“这里不但可以了解马思聪和他的音乐艺术，还是一个欣赏中外名曲的好地方。”

“马思聪音乐艺术馆”是广州艺术博物院设在这里的第十个名人馆，也是全国第一个为音乐艺术家设立的艺术馆。

“马思聪音乐艺术馆”落成了，这是马思聪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遗产， 这是祖国、人民为马思聪和马思聪音乐艺术树立的一座丰碑。

马思聪应该得到了慰籍。

马思聪的一生，太多的坎坷，太多的磨难，太多的遗憾：他深深眷恋着祖国和家乡，却偏偏弃她而去；他说要回来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每一寸土地，他却偏偏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多少叹息，多少遗憾，多少悬念都随着“马思聪音乐艺术馆”的落成，在海内外所有关注着他、热爱着他的人的心中划上了一个美丽的休止符……

踏着《思乡曲》的音符，人们沿着半月型的旋梯拾阶而上，就看到了矗立在“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大门处的马思聪全身塑像。马思聪紧闭双唇，眯缝着眼睛，似陶醉又似沉思地拉着他的小提琴。

“马思聪音乐艺术馆”一前一后分为两个大厅，前厅为展示区，后厅为视听区。展示区展示着有关马思聪的文物；视听区为马思聪音乐作品及中外音乐经典作品欣赏厅。

展示区按马思聪的艺术生平分为“南粤之光”、“京华乐章”、“海外回音”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南粤之光”反映的是马思聪先生在1923年至1949年间 的两度出洋留学及在国内战争年代从事音乐创作的坎坷历程。第二部分“京华乐章”反映的是马思聪先生在1949年至1966年出任共和国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期间的教学育人及音乐创作的辉煌成就。第三部分“海外回音”反映马思聪先生侨居海外时期从事音乐艺术活动及创作的情况。在此展出的实物、手稿、图片、资料就有100多件。

进入“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大门就是展示区。豁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汉白玉屏风，屏风上镂出两个空洞，一横一竖放着马思聪生前用过的两把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屏风右侧用中英文刻着马思聪生平简历，屏风的背面镂刻着马思聪艺术年表，年表前面宽大的地毯上放着马思聪晚年在美国费城维莎根大道公寓使用的钢琴，钢琴旁安放着著名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李行健教授制作的马思聪半身像:马思聪身着西服，打着领结，神情安详自信。在他那安详的表情后面似乎可以看到翻腾着的大师的丰富的思绪情怀和音乐灵感的巨澜。熟悉马思聪的人，都被这座神形酷似的马思聪塑像深深地打动。

展示区的南、北面墙上，悬挂着一张张电脑激光刻蚀展示板，图文并茂地展示着马思聪的人生历程、艺术成就。展示板的下面，是一个个玻璃展柜，展柜里放着马思聪的作品手稿、演出服、著作，与亲友的通信、贺卡，珍藏的字画、奖品、花瓶和有关反映马思聪的报刊、杂志、书籍、文物等。

玻璃展柜里展出的马思聪的作品原稿有提琴曲《小提琴二重奏》、《西藏音诗》、《双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第三回响曲》、《高山组曲》，有歌曲《李白六首》，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这些作品都是马思聪在海外二十年创作的。据悉，马思聪在1966年以前的作品原稿，除少量被中央音乐学院珍藏外，大多在“文革”中被毁或失散。展品中还有马思聪给老朋友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作曲家苏夏的书信、贺卡、题词；有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严良琨捐赠的1949年香港出版的“马思聪新作演奏会”的宣传册子；有马思聪的入门弟子向泽沛捐赠的马思聪赠送给他的德国名牌小提琴琴弦；有北京马思聪研究会赠送的书籍《论马思聪》、《居高声自远》、《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静蔚赠送的《马思聪年谱》；有马思聪侄女马之庸捐赠的马思聪的眼镜、照片、资料；有马思聪儿子马如龙的同学中国《音乐周报》记者姜澄捐赠的60年代马思聪送给他的冰刀和《音乐周报》2001年全年合订本。这个合订本刊登了音乐界评选出的“二十世纪中国乐坛二十件大事”，“马思聪的小提琴作品”当选其中。展品中还有著名画家叶浅予、舞蹈艺术家白淑湘送给马思聪的画作；美国三藩市政府颁发给马思聪的“世界音乐家和作曲家奖状”和三藩市的城门钥匙；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的华侨赠送给马思聪的刻有“驰名中外”的金盾；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赠送给马思聪的景泰蓝花瓶。

展品中有一些是多媒体作品:有唱片公司出版的《中国小提琴作品精选》的VCD，其中有四个马思聪的曲子；有多个小提琴家演奏马思聪作品的VCD；还有三张珍贵的旧唱片。一张是马思聪演奏自己的作品《思乡曲》；一张是马思聪演奏邦士的作品《情歌》；还有一张是郑石生演奏马思聪的作品《第二回响曲》。

在展出的文物中马思聪的两幅题词和他的语录吸引着许多人。两幅题词分别是“礼能节众，乐能和众”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前者是马思聪为中央音乐学院成立35周年的题词；后者是马思聪赠给好友李凌的。题词言简意骇，发人深悟。前者，张静蔚教授的解释是“道德可以规范群众，音乐可以团结群众”；后者，李凌院长解释是“拍马越多，倒霉越快”。

归根结底，一个杰出的音乐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不然，他是不可能创作出使人震撼、令人陶醉的传世之作来的。马思聪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她有着丰富的音乐宝藏，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份遗产是我国作曲家特有的礼物，是所有作曲家的命根……中国的音乐家们，除了向西洋学习技巧，要向我们的老百姓学习，他们代表我们的土地、山、平原与河流” 的这段语录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在北面墙角的玻璃罩里放置着一个北京四合院的模型，这是马思聪当年在北京的故居。

1949年马思聪和一百多名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回到北京，周恩来曾特地会见马思聪。周恩来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音乐学府，请马先生出任院长，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音乐人才。”1949年12月18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1958年迁至北京)，马思聪被周总理任命为院长。在北京，周总理特地为马思聪安排了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一台专车，一个司机，一个厨师，这在当时相当于中央部长一级的规格，可见周总理对中央音乐学院及马思聪先生的重视。在远隔太平洋彼岸的费城，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曾无限眷念地在电话里对我说:“院子里还有两棵枣树，两棵榆树，一棵柿子树……”

在模型后面转角处，展示着马思聪当年北京故居复原的书房:花瓷砖的地面，1米高的木墙裙，贴有浅蓝色纸花的墙面，墙上悬挂着一幅齐白石的国画，一张办公台，一把椅子，一个书架 ，一个花架，一把意大利小提琴随意地放在一台立式钢琴上。办公台上放着马思聪使用过的笔筒、原珠式铅笔和老花镜。

当年马思聪的入门第子如今大名鼎鼎的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小提琴演奏家向泽沛说:“当年，我们都曾到过马院长书房学琴，马院长坐在办公台那儿，我们站在办公台对面，或听他讲课，或指导我们拉琴，马院长的话不多，当他觉得我们拉得不对时，就随手拿起他台面的小提琴做几个示范动作，接着，我们再继续练……”

西面的整幅墙镶坎着长16米、高2.5米、厚0.15米的汉白玉巨型浮雕。浮雕的主体镂刻着马思聪的脍炙人口的《思乡曲》五线谱。饰以金粉的五线谱及音符在洁白的汉白玉上十分醒目，熠熠生辉。浮雕的下端，是延绵不断的高山浮云。站在这宏伟凝重的浮雕前，无不为这浮雕的气势及《思乡曲》的魅力所震摄。

《思乡曲》既是马思聪的成名之作，也是萦绕着马思聪一生的思绪和情结。《思乡曲》就是马思聪啊!就像《黄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聂耳一样。坚实、高雅的汉白玉不正是象征着马思聪纯洁无暇的艺术人生?高山浮云不正是象征着马思聪在艺术生涯中的坎坷历程和他那一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情怀?

视听区与展示区隔着一个用红砂岩筑就的门洞，视听区的中央是一个圆柱型的红砂岩浮雕:大海、帆船、海鸥、榕树、牧童、山村、小屋……多么美丽，多么宁静，多么写意!这就是养育了马思聪的家乡——广东省海丰县。湛蓝的天空，银色的海滩，热烈的红砂岩，盘根错节的大榕树，海风的吹拂，大海的波涛，海鸥的啼叫，牧童的笛声，渔民的放歌，海陆丰地区特有的西秦戏、白字戏，这浓郁的家乡情结和文化深深地在马思聪的心里扎了根，这扎了根的家乡情结和文化又令马思聪一生创作出了如此丰富、感人的“思乡”乐章。

视听区呈圆柱型，以门洞、中央浮雕为界分为两边:每边墙上各镶嵌着两台目前国内最大的107厘米等离子电视荧屏，墙边各放着5台立式导赏触摸屏。参观者可在控制面板上自行操作欣赏音像作品。

站在导赏触摸屏前，荧屏上即显示出有“马思聪作品欣赏”、“马思聪生平简介”、“马思聪艺术年表”、“珍藏文物”、“影碟放送”、“中外经典音乐作品”等栏目字样。用手点击栏目，荧屏即显示出你所需要的内容。

在“马思聪作品欣赏”栏，可以欣赏到中外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思宏、盛中国、陈立新、谢楠、孔朝辉、爱德华格拉齐演奏的马思聪作品，中央音乐学院、广州乐团的马思聪作品演奏会。在“中外经典音乐作品”栏，有中国先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的古乐；有广东音乐、广东渔歌、潮州音乐、海陆丰的白字戏；西北的秦腔；四川、湖南、黄河河套地区的民歌、民谣；有中国各种民乐的演奏；有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巴赫、肖邦、德彪西、李斯特、贝多芬、海顿、舒伯特、门德松、柏辽兹、勃拉姆斯等人的音乐作品演奏。马思聪从小就是在这些古今中外丰富的音乐艺术的熏陶下成为起来的。在“马思聪音乐艺术馆”欣赏这些作品，不但令人赏心悦目，兴许还可触发怀古之幽情。

在“珍藏文物”栏，观众可以仔细欣赏马思聪的小提琴、钢琴、奖品、字画。在“马思聪生平简介”栏，可以欣赏到一组用十四幅精美的油画表现的马思聪光辉又坎坷的人生。在“影碟放送”栏，人们可以听到用马思聪的《思乡曲》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前奏及结尾音乐的片断；人们还可以看到张学良将军点听马思聪《思乡曲》时老泪纵横的动人情景；可以重温伴随着千千万万少先队员成长的、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先儿童队队歌》；还可以看到一部电视散文《心旅》、音乐片《乡思》和马思聪的介绍片《思乡的乐章》。当然，最堪珍贵的还是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和马思聪在北京期间的活动镜头。

目前，视听区正式播发的马思聪演奏的曲子有《思乡曲》、《牧歌》等。马思聪的活动镜头有：1949年马思聪参加北京文代会；1956年马思聪跟随贺龙元帅访问朝鲜；1959年马思聪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在这些四、五十年前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跃在音乐、政治、社会舞台上的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马思聪，那是马思聪的春天，那是马思聪最辉煌的日子。当马思聪在1966年因“文化革命”被迫出走异国他乡，而在这后二十年创作出的歌曲《家乡》、《阿美山歌》、《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以台湾高山族音乐为题材的小提琴曲《阿美组曲》、《高山组曲》，以《聊斋》为题材的中国舞剧《晚霞》，以新疆民间故事为题材的歌剧《热碧亚》无不凝聚着马思聪爱国思乡的情结。难怪当马思聪得知为自己冤案平反时动情地说出“苏武牧羊十九年啊”的话来。

在“马思聪音乐艺术馆”里，处处都能感受到音乐艺术的氛围：马思聪的音乐作品在耳际回荡；天花板上的射灯呈钢琴琴键状；红砂石的横向装饰呈五线谱状；连天花板的造型也饰以音符状。不少中外观众在此流连忘返，戴上耳机一听就是一、两个小时。他们说：“这里不但可以了解马思聪和他的音乐艺术，还是一个欣赏中外名曲的好地方。”

“马思聪音乐艺术馆”是广州艺术博物院设在这里的第十个名人馆，也是全国第一个为音乐艺术家设立的艺术馆。

“马思聪音乐艺术馆”落成了，这是马思聪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遗产， 这是祖国、人民为马思聪和马思聪音乐艺术树立的一座丰碑。

马思聪应该得到了慰籍。

马思聪的一生，太多的坎坷，太多的磨难，太多的遗憾：他深深眷恋着祖国和家乡，却偏偏弃她而去；他说要回来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每一寸土地，他却偏偏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多少叹息，多少遗憾，多少悬念都随着“马思聪音乐艺术馆”的落成，在海内外所有关注着他、热爱着他的人的心中划上了一个美丽的休止符…

作者：鲁大铮

马思聪音乐作品研究论文 篇2：

百年沧桑 精神永驻

马思聪（1912——1987）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今年适逢先生百年诞辰，2012年5月12日上午10点，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活动由中央音乐学院发起，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和中央音乐学院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包括“纪念会、学术研讨会和音乐会”。

一、纪念会

主办方代表及诸多嘉宾和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在纪念会中发言，一同表达对马思聪先生的追思，纪念会由中央音乐学院叶小刚副院长主持。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代表文联向出席纪念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他强调要继承发扬马思聪高尚的品格，关注社会现实、紧扣时代脉搏，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放歌。呼吁乐工作者牢记社会责任、承担起时代的使命，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傅庚辰指出，“对于前辈不要忘记，要十分尊敬；如果没有前辈的成就就不会有今天的音乐发展”。傅庚辰回忆了访问巴黎音乐学院的情形，并指出马思聪对冼星海初到法国时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些帮助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指出，马思聪是中国近当代音乐史上少有的集创作、演奏、教育教学和音乐社会活动于一身的音乐家，他在音乐创作在每一个领域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他办学思想开阔，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从马思聪院长的身上再次看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光辉历史！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陶诚指出，马思聪的每一个音符都献给祖国，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贡献是值得人们称赞和纪念的。此外，陶诚还概述了马思聪音乐研究活动在近20年间的发展。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许舒亚致辞：他指出马思聪的音乐教育理念不仅推动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对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格局的建立和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马思聪的艺术成就与人格魅力至今都是我们后辈学习的典范。我们更应该办一流音乐教育、出一流音乐成果，弘扬民精神，推动音乐发展。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致辞：良好的学术环境是一所大学的灵魂；马思聪音乐创作理念为“作品要拥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他的创作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马思聪先生的精神需要人们弘扬。

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致辞：在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对一个音乐家有充分的认识，随着文化环境的发展，使人们得以了解真过去真正的历史，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些对于中国现当代音乐做出杰出贡献的音乐家。对于马思聪先生学术成就的肯定，既是追思更是对于历史的尊重。

中央音乐学院马思琚教授首先感谢推动并促成本次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及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她通过回忆与马思聪一同生活的事迹，展现出生活中的马思聪。通过马思琚教授的回忆，让我们更加亲近的了解马思聪。

中央音乐学院黄飞立教授十分敬仰马思聪，他曾经历马思聪《祖国大合唱》的创作过程，并参与《祖国大合唱》的排演。在回忆中表达了对马思聪深深的追思。

中国交响乐团指挥韩中杰回忆了与马思聪的多次业务交流与合作。其中包括1953年重演郭沫若话剧《屈原》由马思聪重新配乐；《山林之歌》的合作等。

原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陈自明在发言中回忆了马思聪刚直不阿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文章、作品都令人敬仰；他回忆了马思聪在桂林举办的音乐会和创作《民主大合唱》的过程，强调了马思聪对视唱练耳教学的重视，并讲述了中央音乐学院对马思聪拨乱反正的经历。

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郭淑兰指出学习研究弘扬马思聪音乐教育思想、艺术精神以及对音乐事业所作的贡献，对音乐界、音乐教育界都均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纪念马思聪先生的三个启示：尊重知识与人才；不忘历史，以史为鉴；建立长效的老教授诞辰纪念的机制，使纪念活动成为音乐史和音乐教育史的讲堂。

二、学术研讨会

“马思聪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戴嘉枋主持。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涉及马思作品创作的研究、马思聪全集的编印、马思聪的心路历程、马思聪史料的补充、马思聪学术研究现状的研究及思考等多个角度和内容。

在音乐作品创作的研究中，指挥家卞祖善先生对《大提琴协奏曲》的创作年代进行了校对，他认为马思聪大提协奏曲具有开创意义，是中国大提琴协奏创作的里程碑作品；整部作品是风格浓郁，充满了歌唱性；在音乐创作技法上独辟蹊径的创造了“马思聪现代和声结构”；协奏曲整体成室内乐风格，乐队的音响效果透明，声部线条清晰；作品本身表明作曲家高超的作曲技巧与艺术品位，该作品在同类作品中处于先锋领军的地位。

在室内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金湘对马思聪的八首室内乐作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马思聪的室内乐作品具有扎实的西方古典音乐基础，是西方古典乐派的忠实继承。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其作品局限在西方古典的传统框架之内，未有更多的突破。马思聪的室内乐作品整体上有着朴实无华、敦厚执着的个性，他的创作源自民族的乐风，贴近人民的根基。

在管弦乐组曲创作中，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董立强对马思聪的《欢喜组曲》和《山林之歌组曲》的管弦乐法特征进行了研究。他对马思聪管弦乐组曲的乐队编制的特点、管弦乐法的运用特征、纵向音色结构的处理和横向音色结构布局与曲式结构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他认为马思聪的管弦乐组曲在配器效果上具有强烈的性格和鲜明的色彩。

在钢琴作品研究中，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蒲芳对马思聪的钢琴作品进行了分析并作介绍，重点对《钢琴奏鸣曲》进行了研究讨论，她认为这部作品创作背景非常复杂，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部作品是他成功的钢琴代表作品，值得重视。

关于马思聪全集的出版的编印和今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汪毓和发表了编撰的体会和感想。他回忆了近二十年来对马思聪全集的重要的资料搜集、编辑，对乐谱、图片、文字、音响等多种信息进行综合整理、校阅和修订。汪毓和表示，对于《马思聪全集》出版中所留存的种种缺点错误给予认真勘误，并通过“补遗”的方式，公开向广大读者补充汇报。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戴嘉枋采用音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马思聪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经历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马思聪前后近20年所处的时代和经历的对比，分析了马思聪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性格决定命运”的心路历程。

江西南昌陆军学院程兴旺对马思聪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认为在马思聪的社会身份、心灵历程、小提琴演奏艺术发展、文化教育等研究中仍然存在“零度”空间，值得关注。面对马思聪的研究，要实事求是，不断拓宽视野，从整体推进。

在对研究马思聪史料的补充、音乐演出活动、缅怀纪念和对马思聪在音乐教学研究等问题研讨方面，中央音乐学院黄晓和、姜夔、黄旭东、黄飞立、《歌曲》杂志主编钟立民先后发言，分别从自身经历谈马思聪先生对自己学习的教诲和指导，对表示先生深切的缅怀；钟立民先生回忆参与排练马思聪《祖国大合唱》的过程，纠正了关于马思聪研究和作品印刷出版的处错误，并强调马思聪合唱作品的艺术价值；黄旭东对马思聪先生的求真精神进行了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对马思聪研究的史料提供了新的材料，史料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显现了马思聪独立的人格与性情。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王勇对马思聪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音乐表演活动进行了论证，对发现的演出节目单等材料进行了考证和分析。

三、纪念音乐会

2012年5月12日晚，“马思聪百年诞辰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音乐会曲目丰富，具有代表性。曲目包括：钢琴独奏作品《汉舞三首》、艺术歌曲《雨后集》（三首）、小提琴与钢琴《内蒙组曲》（二首）、室内乐《高山组曲》（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弦乐合奏《思乡曲》（改编）、交响组曲《欢喜组曲》。其中，艺术歌曲《雨后集》是根据郭沫若在“五四”初期创作的新诗集《女神》和《星空》中的六首诗为题材而创作，在此次音乐会中选择其中的三首演唱；室内乐《高山组曲》原曲为弦乐合奏曲，此次演出改编为室内乐重奏；《思乡曲》原为马思聪1937年创作的《绥远组曲》中的第二首，此次演出由何荣改编为弦乐合奏并亲自指挥；管弦乐《欢喜组曲》曾于1950年演出部分乐章，中央歌舞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原要公演，因故未能正式演出，此次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纪念音乐会中正式首演。《欢喜组曲》采用了很多“先锋”的音乐创作技法，多调式（调性）、复合和弦和纯粹的器乐化的音乐语言都暗示着这部作品是马思聪先生的力作。但是，这样的优秀作品在1950年试演时被当时的某些人认为是一部“形式主义”的作品，马思聪以不再演出《欢喜组曲》表达了自己的愤慨。经过《马思聪全集》的编纂和审定，这部作品再次被发现并在5月12日晚上的音乐会中重新正式演出。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演奏，汤小夏指挥。每一乐章以不同的材料内容、具有一定的对比性的速度、以及复合和弦结合音色上的不断变化，使这部作品形成别具一格的音响效果。作品共分为6个乐章，依次为：1.《开场曲》（Vivace有生气的，有活力的）；2.《舞曲》（Allegro giocoso愉快的小快板）；3.《慢板》（Andantino小快板）；4.无标题（Allegro快板）；5.《牧羊》（Andantino小快板）；6.无标题（Allegro小快板）。

纪念马思聪先生诞辰100周年不仅是对已故音乐家的尊敬和纪念，更是对历史和知识的尊重。回顾马思聪先生一生的经历，他的思想言论、演出活动和音乐创作，完全证明他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精英，是国宝级的艺术家，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前辈音乐大师。

（文内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荣英涛拍摄）

尚洪刚　北京教育学院音乐系讲师，中央音乐学院2010级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作者：尚洪刚

马思聪音乐作品研究论文 篇3：

艰苦光荣的历史性任务

一、《马思聪全集》启动背景

一般对文化名人终生成就的最好总结方式，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之编订其“全集”，供世人及后辈共同继承、发扬其一生为祖国人民所作出的宝贵贡献和崇高精神，探究其艺术与学术所蕴含的丰富经验，及其一生所追寻的艺术理想和经历的人生旅程。但是，对一些前辈音乐艺术大师的“全集”的编订，除了应涵盖其图片、文字外，更重要的是应对其代表性作品的乐谱和有关图片、文字进行认真校勘和重新绘制，同时应尽量将这些作品通过重新演唱和演奏，录制成音响制品供更广泛的读者欣赏。因为，音乐终究是一种以音响来“说话”的特殊艺术品种，音乐家也是以其所创造的艺术音响来抒发其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及其对艺术审美的探索和创造。因此，对音乐家全集的编订和评价，要比仅仅以文字、图片为手段所编订的其他方面的“全集”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我国近百年音乐大师的“全集”的编订，以往仅出版了聂耳、黄自、冼星海、萧友梅、赵元任、刘天华、贺绿汀等人的“全集”，尽管这些努力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它们应有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多数仅限于其作品乐谱及有关的文字、图片，而往往缺乏必要的作品音响录制、或其音响的录制与“全集”不配套等。真正乐谱、文字图片、音响三者齐备的，只有《聂耳全集》。因为聂耳创作生涯的短暂，编制其乐谱和音响的份量相对较轻，事实上缩小了作为音乐家全集所起的客观影响。

鉴于上述的情况，从1990年“马思聪研究会”一成立，我们就多次对编印《马思聪全集》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是今后推进马思聪音乐研究的关键。但马思聪的创作品种齐全、数量很大，鉴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不敢轻易正式提出。

2002年冬，在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马思聪诞辰90周年系列活动”后，考虑到90年代以来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夫人王慕理、二女儿马瑞雪先后不幸逝世，马思聪一些生前好友，如文学家徐迟、音乐活动家和评论家李凌、音乐教育家赵沨等也先后仙逝，以及许多对马先生比较了解的同辈及后辈（如苏夏、吴祖强、杜鸣心、杨儒怀等教授，严良堃、陈良、俞薇、谭林、黄伯春等老音乐家和研究会的某些领导）也都先后进入古稀之年。这为编印《马思聪全集》尽快上马增添了紧迫感。同时，马思聪逝世后，1988、1992、1997年3次在广州、海丰、北京举办的“马思聪音乐作品研讨会”以及1995年、1997年、200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先后隆重举办3次“马思聪作品音乐会”，实际上已为“全集”的编印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特别有两件事为出版“全集”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帮助：一是我们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协及其附属的音乐出版社曾对马思聪以往所创作的主要作品均一一给予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国家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困难之际，中国音乐界的惟一“特例”；二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王慕理教授曾对在大陆编印出版“马思聪作品”做出了书面的允诺，在她不幸去世后马家亲属又庄严地做出了将马思聪所有遗物捐赠祖国的决定，其中包含马思聪在旅居美国20年间所创作的全部手稿等宝贵资料。这就为“全集”的编印出版提供了最主要的物质基础。

鉴于上述种种，“马思聪研究会”及时向中央音乐学院领导提出尽快将“全集”的编印提上议事日程并寻求广东方面给予支持。整个“全集”的编印工作就在双方有关领导的直接关怀和许多著名作曲家、表演家、指挥家以及相当数量的著名音乐表演团体和两家音像出版公司的支持下，从2003年春至2007年冬，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即包含7卷9册（其中管弦乐总谱2166面、其他乐谱1354面、图片271张、文字56万字）的“书谱部分”和全部新录制的13张CD（其中包含2部交响曲、2部交响组曲、3首管弦乐曲、3部协奏曲、4部大合唱、20首小提琴独奏曲和独奏组曲、4部器乐重奏曲、6首钢琴独奏套曲和独奏曲、1部艺术歌曲集及若干独唱、合唱曲）的“音响部分”。

2007年12月14日，中央音乐学院与广州市政府、广州文化局、中国音协如期在广州隆重举行了“马思聪全集首发式”，同时，还隆重地举办了“马思聪、王慕理骨灰由美国迁回祖国和墓地塑像揭幕仪式”和“马思聪作品音乐会”、“马思聪作品音响唱片欣赏介绍”。所有旅居海外的马思聪亲属（包括马思聪的弟弟、小提琴家马思宏，马思聪的妹妹、大提琴家马思琚，长笛演奏家马思芸，儿子马如龙等）、广州市有关领导和各大媒体记者均热情出席，掀起了广州史上罕见的“马思聪热”。12月24日，在北京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有关领导及许多老音乐家也均出席参加。这是中国音乐家经过4年左右的齐力奋战，终于在2007年底以前胜利、庄严地写下的值得纪念的一页，以实际行动纪念马思聪逝世20年，共同向这位杰出音乐前辈所表述的敬仰和思慕。

二、工作的粗浅体会

首先，如前所述，马思聪的作品门类齐全、份量很重，特别要直接面对大量作者带有管弦乐总谱的手稿（其中还包括许多“未定稿”“草稿”之类）和相当数量以往各出版社出版的印刷稿。开始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作曲家用铅笔所写的手稿上，因为其中不少笔迹模糊、写作习惯前后不一（如有时对不同需移调的管乐声部写不同的调号，有时对所有乐器都按C调来写）和因时间匆忙所造成的写作随便（如将几个圆号或长号、将有些打击乐器合并成一行或两行等）等。尽管解决这些困难费时费力不小，但这是进行“全集”编订中必然要面对的。最初我们对马思聪还在世所出版的大量印刷稿有所忽视，认为“大概问题不会很大”。而客观的事实是这些印刷稿也存在不少疏漏及错误，有些错误还是在将作品进行排练过程中由乐队指挥及演奏员发现的。这就造成大量工作的“返工”和抄谱、校对工作的“增负”。

第二，开始时，几乎所有校订者都要求将全部稿件进行重新抄谱，这样他们就可以比较方便地利用钢琴或其他“MIDI”设备进行工作。但是，由于上述种种问题，事实上这不仅徒然增加很大的经费投入和时间耗费，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极其繁重的抄谱中难以避免的新错误和更多反复校对的压力。这一点可能是这次工作中最令人头痛的事。

第三，书谱的校对和作品录制同时进行，固然“抢”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但也带来了许多难以避免的工作困难和工作混乱。同时，在“全集”工作已进入预定日程的后期，意外发现了有些原以为已经遗失多年而没有纳入原定出版计划的重要作品的手稿。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宁肯打乱原定的工作安排，采取坚决“挤进去”的方案，虽然给自己和有关编辑、演出人员增加了负担，但却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对管弦乐作品音响的录制，必须抓紧事前的认真排练，否则不利于领会、诠释作品的内涵。因此，我们从与演奏者签订“合同”起就反复强调这一点，并制定了一套聘请专家审听的制度，甚至改变演出单位。这些决定尽管增加了一些支出和拖延了一些时间，但却保证了录音的艺术质量。

总之，4年来虽然我们尽全力基本按时完成了这次的“全集”编印工作，但由于缺乏经验、水平也有限，我们的工作确是边摸索边改进。所以这次的工作只是开了一个头，许多事情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三、难忘的“插曲”

1.过去我们就听说马思聪在50年代为话剧《屈原》所写配乐的总谱手稿保存在北京某剧院。这次为了“全集”的出版与之联系，仍未得允许。经过多方反映和有关领导的斡旋，最后总算获得解决。我院与他们还举行了隆重的“手稿移交”仪式。当时“全集”出版工作已相当紧张，我们打算就以“原件照像”方式进行排版。对这份“手稿”细致审阅时，发现尽管全曲和各乐章的标题均写明是为话剧《屈原》所写的管弦乐总谱，但其乐谱和文字书写的笔迹不太像，所用谱纸也有疑问，特别是乐谱最后所注时间与马思聪写作的年代有出入。当时就想起在抗战期间刘雪庵先生曾写过话剧《屈原》的配乐，会不会这份总谱是刘雪庵写的？为此，我们对这份费了多年努力所得到的总谱又进行多方的考证，包括请当年参与排练马思聪该作品的乐队指挥和马思聪的胞妹进行验证，请刘雪庵子女一起分辩笔迹和查询有关情况。通过查证，终于确认了这不是马思聪的手稿而是刘雪庵的手稿，防止了工作中差一点发生的重大失误。

2.在这次录制工作中，我们曾将马思聪的《第一交响曲》委托俄罗斯爱乐乐团来承担。当时的考虑是这部作品份量重、技术难，并且国内所有乐团均未排练演出过，而俄罗斯这个乐团技术水平较高、录音经验丰富，而且该团的团长左贞观是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对中国特别友好。果然工作进展顺利，录音质量获得多方好评。到2007年春夏之交，我们又请他们突击录制了马思聪的《双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国内从未录制过的作品。专家审听后不太满意，思琚教授提出最好另外再录一个版本。我们就此请左先生帮忙。

就在这之后，我们发现在原中央乐团的资料室积压着大家以为已经遗失了的、马思聪于新中国初期创作的管弦乐《欢喜组曲》。这个发现可说是这次“全集”工作中最令人振奋的意外收获。但时间相当紧迫，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挤进”原定的工作规划。除了在“书谱”方面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外，最担心的是对作品音响的录制。这就又只能试着向左先生提出紧急呼吁。最初左先生表示要到10月份才能进行，因为按俄罗斯的惯例8月份是假期。但按我们整个音响录制的日程，8月份必须停止一切新作品的录制而进入全部录制音响的后期处理，否则就必然会影响12月份的“全集首发式”。经过再三交涉，左先生终于被感动而接受了，他们破例按我们提供的总谱进行排练，并如期在8月初就将录制好的样片送到北京。他们说马思聪这部作品写得出于他们的意外，队员们愉快而高效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俄罗斯艺术家对中国的深情和友谊。

3.有关马思聪的话剧《屈原》配乐，我们总不甘心就此放弃，但只有该作品的全部乐队分谱和一份过去对乐队写作没有经验、错误百出而无法校订的“总谱”。在无奈中曾向左先生偶尔谈起这事。左先生又被感动了，他主动表示他个人和那里的一位抄谱专家（一位俄罗斯老太太）或许可以帮忙解决。对左先生再次伸出的援助之手，我们又是惊喜又是感动。我们立即将所有分谱全部送交俄罗斯，请他们在整理出的总谱基础上再为我们录制成音响。这后两件事完全是超出我们原定录制规划的“额外项目”。当然，最后这一作品的录制完全是在“全集”后期处理之后进行的，已无法收入原定的“出版计划”，只能留作今后的“全集补遗”中去考虑了。对于这些超计划的任务，我们觉得至少没有辜负大家对“全集”编委会的期望，尽了自己的职责。

四、结语

通过4年左右的工作，我们不断加深对马思聪音乐遗产的丰硕、高超和深厚的理解。他为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发展开辟了一条至今还无人超越的康庄大道，为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发展做出超过前人的辉煌成就。他还在大型声乐套曲、室内重奏、艺术歌曲、钢琴音乐，以及舞剧音乐、歌剧音乐方面写下了许多令人敬佩的优秀作品。过去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他的许多作品、包括在美国时期所写的作品，到今天都还属于首次发表、首次演出。这次对《马思聪全集》的编印出版，才使我们真正将这位杰出艺术大师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做出全面的展示。如果说，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了萧友梅、赵元任、黄自、聂耳、冼星海等光辉的名字，那么马思聪无愧是中国“抗日战争”以后最杰出的一位音乐先驱。他为了苦难的中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努力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音乐的宝库，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创作仍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今天尽管马思聪已经辞世整整20年了，但我们深信随着他所有优秀音乐遗产的传播，随着“全集”的广泛发行和深入研究，必将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音乐事业的建设发挥更为强大的推动力和贡献！

汪毓和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思聪全集》编委会主任

（责任编辑 张宁）

作者：汪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