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学科结构的研究生教育论文

摘要：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博士教育面临重塑标准、重构培养过程的机遇和挑战。本研究对世界排名前20位的一流大学最新博士教育发展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全球顶尖大学如何响应社会变革创新博士教育。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基于学科结构的研究生教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基于学科结构的研究生教育论文 篇1：

高校社会资本影响办学绩效的机理

摘要：本文以社会网络结构的视角，分析了高校社会资本的内涵及特性,并且解析了高校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通过内、外部社会关系网格的途径对高校办学绩效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阐述了高校社会资本对生源、就业渠道、人才培养、组织创新、信息沟通、社会融资水平及科研绩效的影响功效，并由此提出了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

关键词：高校社会资本；产学研；办学绩效；社会网络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高校是具有独特职能和使命的社会组织，它所具备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既是社会的需求，也是高校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高校组织发展的历史变迁来看，高校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self-sustaining system），而是一个不断需要接济寻求支撑的慈善施舍机构（eleemosynaryin stitution）。[1]它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环境中各种资源的支持，需要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高等教育机构一直在为生存而奋斗，而环境中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某些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决策和变革。”[2]纵观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高校内部而是来自于社会的需要。[3]事实上，不论是否高校本身的意愿，高校与社会是相关联的，是对外开放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开放的程度及内容存在差异而己。

总的来说，在传统体制下，高校仅仅是“一个强烈的政治性的综合体”[4]，其组织属性仅仅表现为学术性（学术自由是高校本质的反映）和行政性（高校的组织规模的特点和内部事务管理的需要，使行政组织系统在高校中延伸，表现出行政属性），其社会关系仅仅表现在高校与国家政府间的互动关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和完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知识经济的推进，高校与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企业、市场等）都发生着物能交换和信息交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高校已成为社会独立的经济主体，具有经济行为；高校在社会系统中参与资源的配置和组合，其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属性越发得以强化。[5]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独立核算經济单位的性质已日益突显，高校面临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目前高校之间存在着两大竞争：一是资源（输入）竞争,即人才、生源和资金竞争；二是水平（输出）竞争，即人才培养、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水平竞争。[6]

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需求广阔的领域，高校组织必然大力寻求社会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和优化，努力实现运行效率和产出效益的提升，而在现有体制和投入下，高校如何在竞争中取胜,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的资源配置理论与核心能力理论可以为高校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和日常生活实践都表明,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与其拥有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有关，而且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即企业成员的充分信任与合作、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调，以及企业与社会各界的广泛交往与联系等因素有关。高等院校固然是不同于企业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但它们也拥有自己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构成特点。

目前，尽管高校关系网络的积累和运用之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在实践中早已是“理所当然”的行动准则，但是人们依然关注的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在高等院校发展中的作用，围绕着如何加强和改善高等学校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学校办校绩效的文章和著述亦不断出现。而对于社会资本在我国高等学校发展中的作用，人们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认识经验层次，甚至对其还有曲解。在国外，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学校中存在的社会资本是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国内对于高校社会资本的认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即使有部分教育学界的学者出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了“教育中的社会资本”问题，但是对于高校组织形式的社会资本与高校绩效间关系的系统研究还是很缺乏，由此导致的问题是缺乏可信度高、操作性强的相关理论形成。据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形势下适时提出“高校社会资本”是必要可行的，高校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个理论探讨问题，它也是切实关系到高校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本文立题目的在于：通过界定与分析高校社会资本概念的内在含义和内容结构，探讨与分析高校社会资本与院校绩效间的关系及其影响的机理，提出概念模型，为后续相关的实证论证工作打下理论基础，同时，也衷心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当前处于深刻变革的高等院校全面把握自身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并希望以此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高校社会资本研究视角、研究维度及其作用机制

（一）高校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与内涵

现有文献中有关探讨高校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较为缺乏，目前国内唯一对“高校社会资本”概念作出界定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胡钦晓博士。他于2005年与2007年分别以“能力观”与“资源观”对“高校社会资本”作过不同的界定。[7][8]事实上，“社会资本”概念至今在学术界还尚未达成共识，由于传统的“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面临着许多困境，所以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正转向“结构主义”的研究视角。结构主义的研究视角伴生于社会网络观的发展，即认为社会系统是一种依赖性的联系网络，社会成员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缺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其独特特征是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行为者的内驱力来解释行为。由于社会网络观可以解决“功能主义”研究视角下对“社会资本”定义同义反复、自相矛盾、无法测度的问题[9]，本文更倾向于以“社会网络结构”的视角对“高校社会资本”作出如下界定：即处于社会共同体之中的高校组织受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通过长期发展，内、外部交往合作，互惠互利，进而形成以信任和特有交往规则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基于社会网络结构视角下的界定，“高校社会资本”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它具有“资本”的特征，实质上属于资源的范畴，是一种社会资源；它是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具有特定的社会结构；非正式制度和关系网络构成高校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互动互惠与信任是其核心；高校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负效应。[10]

（二）高校社会资本的研究维度及其作用机制

作为组织层次的高校社会资本，它的产生有赖于组织内外网络的结构特征、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以共同目标作为行动导向的水平，它通过成功的集体行动、资源的组合与交换来创造价值，遵循的是一种协作适应机制，并且，只有当“关系”和“网络”被加以工具性利用时，它才成为一种资源，一种社会资本。所以，如果单从高校内部部门、个人之间的联系或高校与外部实体之间联系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网络”对高校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会有失偏颇，而且缺乏实证研究的可操作与可行性，因此，本文借鉴了Nahapiet、Ghoshal（1997）等学者所区分的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观点[11]，作为高校社会资本研究维度的依据。

高校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structural dimension）主要表现为高校组织人际网络及其特征，如个人、部门间联系的强弱、组织网络的紧密度和连接性、组织在社会网络位置的中心地位等。这些特征差别意味着组织在信息获得或教育资源占有方面会有差异。因为组织成员之间人际联系的强弱会影响资源和信息流动的速度与数量，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在外部，人际网络使得组织内、外不同个体（部门或个人）之间产生社会互动，模糊了部门或群体之间的界限，使得跨部门、跨职能的团队协作得以实现，从而提高了协作效率。[12]如，高校组建科研团队的优势远远大于个人科研能力的发挥；高校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关系互动规律及对信息流的大量需求在高校开展产学研联盟中显得尤为突出。

高校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包括组织内共享的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具体表现为习俗、规则、价值观、学校氛围或者隐蔽课程等。它们往往使信息分享、集体行动以及决策变得更加便利。对于组织而言，尤其是在大型复杂的组织，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在共享语言符号缺失的情况下，协作的预期则较难产生。比如，在开展产学研合作与创新活动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本处于不同的背景之下，企业专于生产技术而科研院所和高校则长于科技研究，合作中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共享过程需要有效沟通。高校作为隐性知识的发送者，如果仅靠“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而不主动与企业建立紧密的网络联系，配置合适的人员参与沟通，就无法根据社会需求作出及时调整而保证合作质量和效果，隐性知识也无法显性化。

高校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主要表现为高校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及组织网络的其他关系特征，如联结性。这种信任是一种基于强联系和持续互惠规范的信任关系，它的产生与结构维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尤其是组织成员对其他成员和组织本身产生的信任预期使他们愿意分享其资源，进行合作，实现资源的交换和组合。[13]而联结性是指组织成员将个人目标服从或联结于集体目标的程度。[1４]对组织而言，组织的目标并不是制定出来并加以推行后就一定能够成为个人的行为目标，而组织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有助于促进个人接受共同目标的意愿及提高个人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

由此可见，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是高校组织持续发展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影响着高校办学的各项活动。

三、高校社会资本影响办学绩效的途径

上述高校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所构成的关联体系是内嵌于高校的内、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其影响机制得以发挥的途径和表现形式是高校的内、外部社会关系网络，是通过在高校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资源和信息的交换与组合，形成并强化共享语言和共同目标，从而促进协作，在影响高校的办学活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功效。

（一）内嵌于高校内部社会关系网中的社会资本是高校生存发展的根基

现代高等学校的发展受学科、政治、市场三重力量的制约，这使得高校具有学术、行政和产业三重属性[1５]，此外，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机构日益庞杂，现代高校组织的人员结构、内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具体地，在高校内部，就行动主体而言，存在着教师、学生、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组织团体而言，存在着院系科研院所、管理部门、教师组织、学生社团等之间的多维关系；就高校的活动而言，存在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统一和协调关系；就高校的学科而言，存在着文、理、工、管、法、医等多学科之间的发展协调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能否协调发展，都会影响高校的运营效率，而在这些关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其他因素和谐的前提与保障。而在人际关系和谐中，管理者之间的和谐是其他关系和谐的关键因素，师生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其他关系和谐的基础因素。特别地，作为高校核心角色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模式既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又关系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所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高等教育目的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而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高等教育的环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校里师生关系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耐人寻味：“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教授者和被教授者”的关系及“朋友”的关系，不仅仅在高校校园里而且在社会网络中都成了争议的话题。许多事实都说明现代高校师生关系模式的构建非常需要有信任、宽容、和谐、交流、互动、共享等理念的渗透，而这些理念的提出，正是高校内部社会资本的特色体现。

所以，高校组织的内部关系网络结构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更需要有能够使高校组织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共同愿景、价值观念、信任和其他“软件”——即更需要内部关系网中内嵌有充足的社会资本来加以维系和支撑。

（二）内嵌于高校外部社会关系网的社会资本是高校走出象牙塔的金桥

作为“社会组织”，高校类似于其它组织与外界发生着多种联系，但是与其它社会组织相比，作为准营利性社会组织的高校，其外部社会关系网络有着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高校与政府间的关系很特殊。相比较之下，欧洲国家的高校的发展主要是受到学科内在力量推动的作用，美国大学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力量的支持，而在中国，高校办学体制的变迁使中国高校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联系。目前，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条块分割”的办学管理模式转变成为当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高校三方互动的“条块结合”的模式，政治力量的大力介入为高校发展提供资金、政策，是高校的主要支持系统。其次，高校与企业的联系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而变得更加紧密，尤其是在产学研合作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联合体以及产学合作教育主要是有关部门和高校的自发改革，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产学研结合就转变为国家的政府行为，并且得到高校和企业的广泛认可，各自视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产学研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统一起来，不但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高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高校与校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很特殊。高校和校友之间存在一种良性循环，高校通过其特有的知识、关系和声誉培养一流的学生，并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资本，使其自身价值得到提升和获得发展机会，同时拥有高平台的校友也会利用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对母校进行反哺，为母校的发展提供资金、信息和发展机会，高校价值的进一步提升又会致使校友的持续进步。[1６]

综上所述，高校外部的横向网络越宽广，其有效信息就越多，可选择性就越大，可利用资源就越充足，就越能获得良好的运转与发展。

四、高校社会资本影响办学绩效的功效表现

高校社会资本有别于高校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有形的经济资本，它是一种共享资本。本文认为高校社会资本对学校办学绩效的影响，不是简单的以社会资本三维度或者内外部社会关系网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学校教学或科研活动而产生绩效并且能够观察和测量的。从更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高校社会资本其实是一种学校存在的社会环境，它是通过影响学校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来间接影响学校发展，譬如生源渠道，学生就业渠道，信息获得渠道，融资获得渠道及管理创新方式，等等。

1. 对生源和就业渠道的影响。众所皆知，生源是决定高校培养人才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样性、高质量的生源是每所大学共同追逐的目标。“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可因思维差异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就像基因，多样性越大，品种越优良。生源多样化也一样。”[17]事实说明，高校外部关系网络范围的大小，一定程度上会决定生源多样性和生源质量。与此相对应的是，学生的就业渠道同样会受高校社会资本的影响。高校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高校所建立起的良好品牌效应能使高校给用人单位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有利于雙方的沟通，同时，也会有效地维护学校现有的社会联系。

2. 对学生培养模式和质量的影响。高校内、外部社会关系网络的不断丰富与拓展会影响人才培养的模式及质量。从高校的内部社会资本看，多学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学院、系科之间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为培养跨学科、多学科人才提供了重要渠道；从高校外部社会资本来看，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培养，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高校与社会整体的互动，为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重要路径。

3. 对高校组织创新水平的影响。当前，源于“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使命和社会竞争压力日益突出，受长期计划经济下“受命办学”所形成的理念和方式已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一切都在迫使各大高校在组织管理及办学项目等模式上进行转变，以构建高校的组织核心能力，提升组织绩效。因此在新形势下，高校的组织创新问题已成重要课题。而社会资本对组织创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规范与关系的性质：①社会资本，特别是信任因素，可以为组织承担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提供感情基础，从而促进组织创新；②由于社会资本带来长期固定的关系和运作方式，以及僵化的规范和特定的角色，会使组织难以得到创新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从而阻碍创新。但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社会资本对组织创新有促进作用。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良好的社会资本将有利于技术创新扩散的速度，有利于提高潜在采用者的范围和总量。[18]而从管理创新的角度来看，良好的社会资本，特别是良好的信任关系可激发组织成员共同合作努力,以达成目标。[19]

4. 对组织信息沟通水平的影响。在目前大规模扩招、多元化办学的新形势下，信息对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办学特色的形成、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以及促进大学生就业等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而高校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充分利用能有效地促进学校获取丰富有效的信息，增加高校信息优势，从而也丰富办学的资源要素。从高校外部社会网络关系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组织获取信息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联系数目成正比。重叠网络（overlapping networks）能促进信息共享，能推动组织更好地吸收创新实践。从高校内部网络关系来看，与协调能力相关联的组织机制(如跨职能界面等)主要影响部门的潜在吸收能力；促进信息交换与横向交流，创造知识在内部转移的机会[20]；有效的内部交流可强化社会整合机制，从而减轻信息共享的障碍[21]。例如，高校中的科研部门和教学部门之间有效的交互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中知识体系更新的问题。总之，高校加强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更易于从中获取知识和信息；加强内部各部门的交流与联系密度能促进信息、知识的转移、消化和利用。

5. 对社会融资水平的影响。高校社会资本对社会融资水平的影响源于社会关系网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特定的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借助于特殊的社会关系机制作用于不同群体成员。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符合规范的关系网络，虽然并不等同于获取资源的能力，但是却可代表行动者通过在社会网络或其他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来确保收益的能力。比如，校友对母校的捐赠。

在当前多元化办学体制下，纵观世界各国高校的融资渠道，一般无外乎政府拨款、学费收入、社会捐赠、科研成果转化与开发收入以及校产经营收入等。但是，学费收入不可能无限增长，“银校合作”融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基础的产学研结合及社会捐赠融资模式在高校办学经费来源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高校，利用产学研合作进行融资的基本前提是合作各方互相需要、互相依赖，良好的互动及信任关系会产生合作的总规范，从而更进一步提高高校的各合作方参与产学研联合开发的愿望，融资渠道因此变得更加稳定。而社会捐赠是一种集道德、法律和经济于一体的行为，是可以化解高教成本分担“一律背反”的途径[22]，它的基本前提也缘于对受赠方的信任。捐赠者出于对高校的特殊感情，如敬慕、崇拜、仁慈等，出资捐赠。如果一个机构缺乏与捐赠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久而久之就会使捐赠者对捐赠的效用产生生疏与怀疑。

6. 在科研活动绩效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科技创新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现代很多的科研项目已不再是凭借个人的能力单枪匹马或某个专业领域就可以胜任的，学科互涉现象与科技创新态势都要求组成多学科、跨地域的科研联盟联合攻坚。高校本身内部设有多种学科，这是科研基础，同时，高校更需要通过与外部交往来扩大研究视野，获取大量科研信息，否则就可能产生坐井观天的夜郎自大。高校在内、外部关系网络运作中，互惠、信任以及长期的习俗、惯例能促进良好科研氛围的形成，影响科研信息、科研经费的获取及合作。通过加强合作，积累丰富的高校内、外部社会资本，通过彼此吸收先进的知识而改造旧有的知识，促进知识的转移和共享，在资源和能力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形成高校的科研创新行为。只有通过合作与融合，才能使科研成果得以转化与推广，高校的知识竞争优势也才能得以表现和发挥出来。

五、高校社会资本影响办学绩效机理分析的概念模型

基于前文“高校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高校社会资本影响办学绩效的途径及功效表现”的理论分析，并且结合“社会网络结构的视角”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高校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内、外部关系网络的途径，从组织创新、信息沟通及社会融资能力等三个方面对办学绩效产生直接、间接及交互作用的。由此，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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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艳

基于学科结构的研究生教育论文 篇2：

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和创新人才战略比较研究

摘要：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博士教育面临重塑标准、重构培养过程的机遇和挑战。本研究对世界排名前20位的一流大学最新博士教育发展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全球顶尖大学如何响应社会变革创新博士教育。研究发现，这些大学均提出了博士的“双肩挑”标准，既强调博士的学术能力特别是创造力、专精知识与独立研究，也强调博士的可转移性职业能力，如独立思维、主动学习、自我规划及有效沟通与合作。同时，这些大学也持续强调优化导学关系、形成密切双向互动。导师既是学生的学术指导者，也是其职业发展的引路人。博士教育既需要导师提供高度结构化和高支持力度的指导，同时也需要导师充分激发学生获得独立、自主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博士教育；研究生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导师；导学关系

博士教育是高水平创新人才和高素质专门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渠道。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博士教育面临重塑标准、重构培养过程以适应新型社会发展需求的多重机遇和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研究对于世界排名前20位的一流大学最新博士教育发展战略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探索全球顶尖大学在响应社会变革过程中改革和创新博士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启示。本研究主要的数据来源包括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4年全球排名前20所大学官网发布的战略发展规划文本以及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与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相关最新政策文件。

一、创新人才培养定位与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分析

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来源于大学自身的办学使命和价值。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使命是追求卓越的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从而连接世界各地并为全球和世界发展做出贡献。表1对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4年全球排名前50所大学中的47所大学在其官网发布的使命陈述（MissionStalement）的关键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定位是培养具有知识、研究和服务能力的人才，从而为世界和人类发展进步做出贡献。具体而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学生、学者和教师，为他们提供全球最高水平乃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研究和社会资源，从而使这些顶尖人才成为具有全球视野和终身学习能力、能够与世界各地保持紧密联系、紧密关注并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全球公民。

本研究进一步收集和分析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4年全球排名前10位大学在其官网发布的最新大学战略发展规划文本和教育教学战略文本。如表2所示，基于系统的内容分析，世界排名前10位的大学在本科生和博士生培养方面体现出一系列共性和个性特征。

首先，世界排名前10位大学的博士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共性原则如下：强调激发学生对学习和学术的热情、主动性、独立性与合作能力，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批判性，强调知识的积累、研究与迁移和应用能力，强调学识的跨学科和多学科性以及全球化、国际化和多文化的视角。由此可见，一流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是一个充满激励性、个性化和全面性的培养过程，具有实用性、适应性、前瞻性和责任感的人才产出效果，力求在校友和母校之间能够持续反哺和相互支持，提高人才培养影响力。第二，一些大学明确指出，本科生培养侧重老师的启发与引导，而在博士生培养中重点关注知识的专精水平、独立的研究能力与有效的沟通表达能力。一些科技实力突出的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橱在人才培养战略中突出强调学生对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积累与前沿研究探索，还有一些大学特别强调教育的国际化以及与社会、职业的联结和迁移。第三，聚焦博士教育特征，这些一流大学强调基于学习和学术经历培养的可转移性个人和职业发展能力日益成为创新人才发展的重点目标。

二、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的比较分析

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 2010年的报告显示，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博士生会在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从一而终献身学术者更是寥寥无几，只占其中的3.5%。亦有美国学者指出，读博不再只是出于“对学术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无偏见”的追求而通向科研学者之路的独木桥，博士学位拥有者已经大量进入非学术和研究性领域，博士学位因而成为一种蕴含实用主义色彩的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的资格证明。随着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博士凭借其丰富的教育经历和知识储备成为新知识生产活动中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博士毕业生面临愈发多元化的就业选择，逐渐成为超越传统学术劳动力市场所大力需求的高端人才资源。博士生对自我的发展认知与职业规划不断突破象牙塔尖曲高和寡的学术先锋，在学习和研究中愈发注重加深知识储备和培养独特的科研视角，并渴望借助导师与学校等各方资源的支持，使其职业能力发展与社会化、职业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好地接轨。时至今日，博士生教育和科研能力训练的定位不只是培养单纯的科研学者，更在尝试为非学术性的劳动力市场提供这种名为“博士学位”的具有独特性和竞争力的资格认证，即在知识积累的固有目标与基础之上，为知识经济时代培养经过“博士”标准锻造、符合“博士”技能标准和思维特征的工作人才。上述博士毕业生就业新态势对大学、导师、学生和社会重新思考博士培养的目标、过程、产出和成果提出了挑战。

本研究收集和分析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4年全球排名前20位大学官网上关于学校和部分院系层面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和博士学位授予标准要求。研究发现，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对博士生学制、出勤、在校时间、资格考试、论文撰写与答辩等程序性标准化要求均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博士生学术积累、科研水平、可转移性技能等能力发展（skilldevelopment）标准的指标设置和指标细化程度上则有较大差异。本研究根据是否设置了全校性博士生能力标准，将世界排名前20位的一流大学分为两个群体；7所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并未在全校通用性博士生培养目标中设置明确的博士生能力标准；其余13所大学则明确提出了全校性博士生能力标准。关于博士生能力标准的陈述方法，5所高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是在博士生培养环节标准的陈述中穿插提出了博士生能力标准，可称为“整合性设置”的能力标准。这些博士生能力标准与博士教育培养环节标准在陈述上交叉配合、并列出现。此外，这5所大学都在博士生项目介绍中明确提出，鉴于不同学科专业在博士生培养中偏重不同类型的能力发展，各院系在诸如《博士生手册》等博士项目文件中对本学科专业的博士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培养目标和行动建议。

值得关注的是，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及密歇根大学这8所大学提出了在全校博士生培养环节要求之外“独立性设置”的能力标准，主要包括专精知识、创新性思维、独立研究能力、主动学习及有效沟通意识等五方面核心能力，如表3所示。此外，杜克大学从博士生的教育氛围、学院教师与导师、博士生个体、博士生所在课题组以及研究生院整体五个维度设定了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对博士生的核心能力要求涵盖了科研能力、教学能力、职业导向发展能力以及社会和社群关系维系能力，这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博士品质的单一性学术评价，充分体现了国际化人才市场对博士毕业生的多样化需求。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对博士生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反思日益加强旧，特别是随着学生学者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博士教育新制度、新模式改革中展现出更为明晰、更加细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更具共性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将博士生培养列为与本科、硕士相承接的高等教育第三级阶段，加强了实施层次分明又具有内在衔接性的教育实践过程。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曾在2010年指出，理想的博士毕业生是具备跨学科学习能力（interdisciplinary）、独立的研究能力（independent）、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innovative）、在未来工作中具有思维张力（intensive）的人才，从而印证了上文分析中世界排名前20位大学对于博士生专精知识的积累、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及创新性思维训练的共同重视。换言之，强调更为抽象的学习和思维能力体现出世界范围内博士生教育对共通性、流动性乃至普适性的需求，这已成为各大高校保障其博士教育吸引力的重要策略。

对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高校的分析结果显示，在突出强调博士生跨学科学习能力、独立研究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这三种核心技能的同时，这些大学亦不约而同地关注博士生能力训练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虽然规定了必修知识导论、研究方法等核心课程，但这些课程的学分仅占总学分数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其余学分则由学生结合自身兴趣和导师建议，在具有较大选择空间的专业课系列乃至其他自选课程中取舍。这种对自主学习、深度学习以及持续学习能力的强调回应了2007年《伦敦公报》关于“高等教育第三级（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为何？”及“第三级学位（博士学位）该如何适应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问题。其次，导师制度的多样化显示出导学关系不再是单向、单一的学徒式“传帮带”过程，甚至不只是导师完全主导或主动的过程。大学的研究生院正在博士教育中整合更多资源和发挥更大影响，如通过为博士新生和临近毕业的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跨学科的学习、研究以及个人和职业发展指导来支持学生获得更好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规划。此外，在学习生活和科研推进的过程中，学生有机会通过导师引荐或自我探索而进入更多元的研究社团、学术组织或相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实体进行实践。

三、世界一流大学博士教育导学关系特征分析

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和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CGS）都建议将四年制或五年制的全日制博士生培养过程划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而依据不同阶段的学生特点和教育要求来安排不同的学习与研究目标，配备以有的放矢的导师资源。首先，入门阶段大约是博士生入学后的前两年。这一阶段科研压力较轻，培养目标侧重于让新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学术生活，理智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继续读博。教学方面，以专业知识教学为主，重点关注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框架，强化培养学习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科研方面，要求以体验性实践为主，期望学生通过尝试来探索拓展自己在博士阶段的学习目标、学术研究目标和职业发展目标，并在导师的指导下逐渐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学业规划。其次，进入中期阶段的博士生则被学校视为科研实践的中流砥柱，导师此时通常会加大技术与资金支持，推动中年级研究向精深与攻坚发展。最后，后期发展阶段特别是最后一年的博士培养重在保障学生如期毕业，导师着重以旁观者的思辨能力辅导学生撰写博士论文，同时兼顾博士生职业发展和精神发展等各方面，引导其将长期所学与学界和整体的劳动力需求相结合，在支持学生顺利毕业的同时顺利择业和就业，同时做好从学生到青年学者和社会职业人的身份转换。

博士生教育区别于高等教育前两层级（本科生、硕士生教育）的一项突出特点在于，围绕学术研究开展的学生与导师具有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在通常为期四至五年的博士教育阶段，博士生在密切的师生互动中对学术工作耳濡目染，对贯穿博士生培养始终的阶段性培养理念能够产生较强的适应性和认同感。因此，这种既作长远规划又合理设置阶段性短期目标的思维习惯将烙印在博士生所习得的跨学科学习能力、独立研究能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这三种核心技能之中，成为他们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独特竞争优势。

本研究对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以及四所英、美、澳大学的博士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特色以及相应的导学关系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如表4所示。研究发现，博士创新人才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严谨的、创造性的思维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的训练，依靠通用性能力训练以及自主、求知、向上、敢冒风险的综合素质培养，而不仅仅依靠传统“象牙塔”内的精专知识积累。这些一流大学和大学联盟都高度重视学生的自我规划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及主动学习能力的培养。在课程设置方面，这些一流大学强调加强学生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及持续学习的能力。这些大学尽管规定了必修知识导论、研究方法的核心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学分仅占总学分数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其余学分则由学生结合自身兴趣和导师建议，在较大选择空间的专业课系列和其他自选课程中取舍。同时，在导学关系方面，这些一流大学强调博士生与导师互动的主动性，强调导师的配置与指导并非单向的传授过程，甚至不是导师主导或主动的过程。因此，这些大学注重导师指导的制度性要求，引导导师加强多方位的支持力度以及支持的稳定性和结构性。

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曾于2007年专门刊登了学者艾德里安·李（Adrian Lee） 一篇题为“对导师的建议”的论文。此外，牛津大学学习中心整合上述“导师建议”以及2005年新西兰学者詹森（Anna Janssen）一篇关于研究生视角的导师标准的研究报告，为学生和导师综合提出了一份自愿参考性质的“好导师12条标准”自评表。此外，詹森所供职的奥塔哥大学（Lniversity of Otago）也在其官网的研究生手册网页上继续使用类似标准作为“研究生学术导师最重要的十条标准”来为全校师生提供参考。综上所述，本研究对“理想导师”在个人品质和行为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表5）。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该校官网的博士生教育网页上推荐了本国学者加特费尔德（Terry CJatfield）提出的导学关系模型。这一模型依据博士教育的组织结构缜密度和导师对学生的支持强度将导学关系划分为四种典型模式，如图l所示。放任式结构缜密度低，支持强度低；田园式结构缜密度低，支持强度高导引式结构缜密度高，支持强度低；契约式结构缜密度高，支持强度高。其中，契约式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和更有效的操作与考核性。与其他三种导学关系相比，高结构化、高支持力度的契约式导师模式能够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研究活动的主动性与创新潜能，他们通过与导师积极有效的沟通而具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和计划，而导师在该模式下也能对学生的发展更为关注和了解，给予更及时有效的帮助与指导，从而形成更紧密师生关系下的良性循环。

当然，这种模式也意味着对导师能力基础与时间支出的更高要求，在制度的实施成本与落实效果层面也具有较高挑战。同时，该模型的四种模式之间是具有兼容或转化的可能性的。譬如，以入门阶段的放任式为发轫，以充分利用高组织框架资源、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导引式为渐进，以强调师生互动的契约式为强化，最后回归导引式的个性发展与融会贯通，兼以注重学生个性化需求、提供高力度支持的田园式为补充。这种理想中兼收并蓄、优势互补的模式的融合离不开导师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即通过师生的密切互动使学生获得对资源的更大程度利用，从而促进其核心技能的训练与培养。

综上所述，导师不仅是助力博士生完成其学业的重要因素，可以在初期帮助学生确认读博的意义与目标，在过程中坚定其信心、完善其方法，更能够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与思维能力的过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得以任导师者，不仅当是愿意传道授业的学界先驱，还需能为学生求索路上的精神后盾，与之情感交互、心灵相通；更为长远计，敦促学生把握机遇，成其沟通、迁移校园内外的纽带与桥梁。为导师者亦师亦友，亦学生之精神楷模，对学生的人格塑造与终身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此外，大学也通过入学初期多种类型的导引活动帮助博士新生明确自我认知与发展规划，进而根据学生自身科研预期与就业方向的侧重来实现师生的双向选择；学习生活和科研推进的过程中，学生有机会通过导师引荐而进入更多元的研究社团、学术组织或相关企业等社会实体进行实践。导师桥梁与纽带作用的发挥需要学生积极主动与导师沟通，使得师生双方就学生能力培养需求和规划达成共识。

四、结论与建议

当今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的纵深发展为博士教育发展提供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特别是突破传统学术界范围的就业前景显示出博士毕业生拥有着超越单纯知识积累的核心技能优势——通过较为长期的主动学习和师生互动过程所形成的跨学科学习能力、独立研究能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使“博士”教育渗透到思维方式的深度，使“博士”学位成为一种高水平职业能力特别是高强思维能力和个体效能的资质认证。

本研究发现，独立研究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以及跨学科学习能力是博士生创新人才的关键特征，同时导师与学生的密切互动被识别为博士生培养质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流大学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提高师生互动质量，同时也通过研究生院的努力在导师之外为博士生提供额外的教育和研究资源，建设更加多层级、网络化的博士教育指导体系。与世界一流大学案例相参照，当今中国博士教育在对博士人才的目标定位，特别是博士作为创新人才在学术能力培养之外的综合性、可转移性职业能力培养方面亟待加强。跻身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潮流，中国的博士教育立足于广阔的本土资源，不断加强的是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关注和对主观能动性的激发。建议通过博士培养环节中课程、项目和活动设置的阶段性、递进性来增加博士生对学术、科研生活的认同感与熟练度以及学校和院系层面学术环境的互动度。与此同时，建议高度重视博士教育中的导学关系理论和实践研究以及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加强师生互动，使得导师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尽早完成博士阶段学习与发展规划，明确职业和就业目标，并根据学术导向或工作导向的异同来分配学习精力与社会实践资源。

作者：钟周 蔡皛磊

基于学科结构的研究生教育论文 篇3：

我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中的结构性缺陷及对策研究

摘 要:从结构主义教育观的视角,剖析了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中所存在的弊端:初试内容僵化、复试作用薄弱;过于重视专业系统理论知识的笔试技能考核,忽视考生的实践经历、创新能力、人文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测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如下应对措施:改变入学考试的时间及内容安排;鼓励考生基于自己的科研兴趣来选择参加复试的高校和专业;以更灵活的方式考核考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重视考生的社会实践经历,加大其在最终决定录取结果的众多条件中的权重;增加考生心理素质的测试。

关 键 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结构性缺陷

后工业时代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强调培养学生进行主动探索的能力,主张借助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他人的帮助,在自身的不懈努力下去探究未知领域的奥秘,从而形成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的有效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对于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的成功与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起点入学考试制度却仍然以考查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为首要内容,二者之间的落差为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增加了难度。对此,笔者认为,应从结构主义教育观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分析其中存在的缺陷并加以纠正,从而使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良好人文素养的创新型人才有更多的机会接受研究生教育,真正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一、 结构主义教育观视角下的研究生教育起点

结构主义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始发于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流行,其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皮亚杰、科尔伯格、斯滕伯格、布鲁纳等人。结构主义所蕴涵的思想体现在知识观、学习观等各个方面,认为人的智力既不是先天赋予的官能,也不是后天形成的联想或记忆,而是一种思维结构的连续形成和改组的过程,是思维能力、改造能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故而个体的知识并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而得到,而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因此学生才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1］。从这一角度出发,结构主义教育观强调个体在认知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主张尊重个体学习的顺序性,力求使个体的学习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条件下,真正建立在自己的实际经验基础上,而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使个体进行任何他在心理上还没有进行准备的学习。这是因为,认知结构是严密的,要增加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基于一定的经验,遵循一定的顺序,做好预先的准备,之后的学习行为才能是有效的学习［2］。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缺陷,最终将影响个体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

基于结构主义教育观的内涵,来审视研究生教育一个整体认知结构的高级进化过程,可以发现,它要求把知识作为一种结构完整的体系传授给学生,强调培养学生对未知领域进行主动探索的能力,同时注重他们在专业水平、科学素质、人文修养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通过研究生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且要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智慧、有教养的人,让他们的知识得以不断充实,智慧得以不断激发,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得以不断提升”［3］。因此,在研究生阶段推行的教育,主要是引导“他们去发现和弥补知识结构不完善之处,教给他们一套知识结构补充的方法”,激发他们“将已有的知识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掌握知识的‘能力产出性’”,注重“心性的修养,人文的滋养,品格的锻造,科学的思维,创新的激情,生涯的规划”,等等。概括地说,研究生教育应该是一种强调综合能力培养的全人的教育［4］。

综上所述,既然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一种思维结构的连续形成和改组的过程,而研究生教育又是一种强调综合能力培养的全人的教育,那么借鉴结构主义教育观的基本内涵,研究生教育的起点入学考试制度就理应立足于对考生的基础和专业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人文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查,以求能够初步判断他们是否具有发现、归纳、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是否具备知识结构的补充和优化能力,是否在磨难面前能够保持平和稳健的心理状态,并以此作为日后顺利开展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研究生教育的前提基础,而不应仅仅立足于考核学生的记背和运算能力。如果用这些标准来重新考量目前我国所执行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某些结构性缺陷。

二、 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存在的结构性缺陷

1. 初试内容僵化,复试作用薄弱

如今我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本做法是在进行全国统一组织的初试(笔试)基础上,进行各高校自行组织的复试(综合面试)。初试科目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两大类,只有那些初试达到分数线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复试。总的说来,初试环节重点考查考生们对于从书本中得来的客观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允许考生出现“标准”之外的答案。为了能够获得顺利进入复试的分数,考生们不得不把那些固有的理论知识信息变成一种教条印入了自己的脑海,不敢越雷池一步,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导致通过考试的考生在入学之后难以迅速转变思维方式,学习主动性差,总是等着导师给题目,毫无创造意识,实践动手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尽管目前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复试成绩已经占到了总成绩的30%以上,但由于时间和考查形式的限制,复试很难综合评价考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判断力、意志力、信念、责任心等对科学研究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个人兴趣和科研潜质,加之不少学校在复试时实行的是等额面试的制度,那么既然参加面试的人都可以顺利地通过,复试就不可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由于初试与复试的成绩挂钩,那么在初试这一关便已经淘汰了部分科研能力强于应试能力的人,使得入学考试的作用相对减弱。

2. 重视理论考核,忽视实践经历

目前,在整个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各个环节中,都以对考生们理论水平考查为重点内容,其实践经历如何并没有得到国内各高校的重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的高校在决定是否最终录取考生的时候,往往更加重视考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经历。考生们参与社会实践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或是担任某个领域的义工,或是进行某种社会调查,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考生们通过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获得了大量的真实感性材料,为顺利开展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获得了适应社会的各种经验,知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和自身的缺陷所在,所有这些都将使其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学习效果更加优化。这是因为,理性思考是以感性作为基础的,没有感性实践,就不会有理性思维。

3. 重视专业理论,忽视人文素养

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当然是考生能够完成学业的最根本前提,但如果一味地追求理论功底而放弃了人文修养,就会使学生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极易迷失正确的方向,或者由于缺乏高度、深度和广度,而难以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所追求的目标是研究、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并利用这种认识和规律为自己征服自然奠定基础,具有工具性、功利性的特征,是求真;而人文素养则决定着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理性和精神境界,是求美、求善。如果说专业知识可以使人正确地做事,强调万物为我所用,那么人文素养则使人做正确的事,关注人的情感、道德和品格的完善,强调万物的和谐共存,这是人之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因此,如果没有底蕴深厚的人文素养作为支撑,专业知识再精再深,也很有可能难以保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4. 重视应试技能,忽视创造潜质

纵观整个入学考试的初、复试过程,几乎所有的笔试题目都有固定的题型和事先拟定好的标准答案。这就使得学生在整个的考研备战过程中,仔细研究和探讨的都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应试技能,以求针对不同的题型来组织自己的答案,力图以最贴近“标准”的形式来获得较高的分数,增加被录取的几率。这样就导致了一种现象,学生的分数提高得越快,其源自敢于怀疑并挑战权威、追求真理的创造潜质被消磨得也就越多。而恰恰是这种创造潜质,将引导学生在未来的科学研究探索道路上,能够耐得住孤身探索的寂寞和抵挡住外面世界的种种诱惑,积极探求未知领域的规律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圆满地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任务。因此,学生的创造潜质是绝对不应该被忽视的。

5. 重视学历,忽视心理测试

大多数人认为,有资格参加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都是具有一定学历的成年人,他们已经具备了稳定的心理素质,自我调控能力较强,是不会有什么心理健康问题的。其实,研究生毕竟还是学生,较之本科生,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的是更加特殊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模式,专业和研究方向的细分使他们的活动领域相对独立,缺少群体行为,更容易陷入由宿舍、食堂、图书馆、实验室组成的单调生活圈子当中,接触的人和经历的事都相对有限。此外,考研的成功使他们受到周围人的厚爱和同龄人的羡慕,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着乐观和幻想。但是现实不一定和他们的理想一致,考上之后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尤其在读研生涯中,来自学业、经济、情感、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所形成的特定环境都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来适应。目前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当中缺少了这一环节的考查,导致一些在读研究生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逐年增多,轻者不能坦然面对科学研究中屡屡出现的困难和挑战,无法承担科研项目,难以顺利完成学业;重者则往往导致一些极端事例如自杀、凶杀、患上严重精神疾病的发生。如果能够在入学环节就淘汰一部分心理素质不过关的考生,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 完善我国现行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的对策建议

要顺利地开展以科学研究为本质特征的研究生教育,就必须注重对考生综合素质的测试,改变以往所采取的以对书本理论知识的熟练掌握程度来决定最终录取结果的办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改变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和复试的时间及内容安排。初试科目及内容按学科大类划分,只考数学、外语等公共基础课,并采取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的方法,每年举行1～2次。成绩合格者可以在一定期限(例如1～3年)内,根据自己报考专业所属的大的学科门类来选择合适的高校及硕士点,并参加由该校组织的复试。复试每年也可举行1～2次,具体时间各学校可自定。为避免不同年份试题难度的差别影响,初试成绩不带入复试,仅仅证明考生掌握了攻读研究生的基本理论知识。各高校在自行组织的复试中,根据所设的招生专业自主进行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人文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测试。

(2) 鼓励考生基于自己的科研兴趣来选择参加复试的高校和专业。要求那些已经通过了入学初试的考生,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比如互联网)查询不同高校相同学科大类中各个专业每位导师的研究方向、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从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内容加以初步了解,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进行复试的专业,以求在复试环节便能够与参加面试的导师进行探讨和沟通,使师生双方都有机会发现能够进行共同研究的合作伙伴,形成一个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共同兴趣、在研究方法上有互补性、在研究思路上有相同或相似性,在年龄和知识阅历上有层次性,以专攻某一科研难题为目的和宗旨的科研队伍,实现既出成果又完成培养任务的双重教育目的。

(3) 以更灵活的方式考核考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在复试中的专业基础知识笔试环节,在试题的设计上应着重考核学生是否具备了能够在未来的科研活动中所必须的理论知识功底,以及对于这些专业知识的理解和灵活运用,答案也可以不唯一,允许学生充分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样,既为日后更高层次的学习与科学研究训练打下了基础,也使得考生们避免为了获得更大的录取保险系数而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应付试卷的客观知识上,陷入应试教育的泥潭。

(4) 重视考生的社会实践经历,加大其在最终决定录取结果的众多条件中的权重。要求通过初试的考生在复试之前,首先参加那些与自己报考专业有关的各类实践活动,并在复试中提交有关的报告、调查资料以及论文。此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考生。这样,可以促使考生在实践中发现自己感兴趣或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开始自己的研究生求学生涯,为今后的主动探索奠定基础,减少学习的盲目性。

(5) 针对不同的考生,采取不同的方式对考生的人文素质进行初步的判断。在复试中的面试环节,可以随机增加部分与专业无关的测试题目,例如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评价,是否认同别人尤其是学术权威对某个事件的观点,在某种假设条件下自己行为的选择方式等等。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对学生的人文素质作出评价。

(6) 增加对于考生心理素质的测试。在复试中通过考试时间控制、心理测试题目、面试交流技巧、突发问题处理等等形式对考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应急反应能力加以考查。

总之,上述的各种改革办法,其目的都是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考生的综合能力作出一个全面的评价,改变以往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不得不陷于僵化的书本知识而造成实践能力低下的状况,把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更多地给予那些知识结构合理,勇于面对各种挫折而矢志不渝,敢于坚持真理的创新型人才,在根本上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洪伟. 结构主义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的意义［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03,23(2):57－61.

［2］戴本博. 外国教育史:下［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402.

［3］文辅相. 文化素质教育应确立全人教育理念［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23(1):27－31.

［4］齐善鸿,乐国林,刘明,等. 基于结构主义的全人教育［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5(11):13－17.

作者：高　媛　孙　萍　陈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