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开发及方案探索论文

摘要总结了目前乡村旅游地产的开发前困境，基于土地流转分析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现状，探索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的主要过程，并根据当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土地流转模式，提出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的建议，寻求二者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思路，推进乡村和谐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乡村旅游开发及方案探索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乡村旅游开发及方案探索论文 篇1：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保护研究

[摘要]农业景观的特质性是农耕活動千百年演变积累下来的人地关系，表现为所在地域自然环境特征与人文地理特征叠加的土地形态，是具有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的景观系统。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若缺乏对农业景观特质性全面、深入的认识，盲目采用城市景观建设方法来指导农业景观的建设，将导致农业景观特质性核心价值的消失与乡土特色的丧失。农业景观资源的科学旅游开发利用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和开发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然后依据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三生”功能，提出整体性、资源可持续发展、地域分异与协调共生原则以及农业景观特质性的系统保护模式，并以广东南海西樵旅游开发中西樵山七星村的传统特色农业景观“桑基鱼塘”有机再生为例，分析如何在旅游开发中实现农业景观特质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农业景观；特质性；乡村旅游；桑基鱼塘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关于农业景观的定义比较多样，其中典型的是基于景观生态学对农业景观的定义。特纳（Turner）提出，农业景观是指农田、草地、耕地、林地、树篱及道路等的镶嵌体，表现为有机物种生存于其中的各类碎化栖地的空间网格。王仰麟等学者认为，农业景观是指任何形式的农业活動在具体地域空间上的落实。还有定义认为，农业景观是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经人们长期农业生态活動的改造而成的复杂自然过程、人文过程和人类的价值观在大地上的投影。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从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提出农业景观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動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土地利用系统与土地格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农业景观是指以乡村聚落及其周边自然环境为背景，以农业活動（耕作、畜牧等）为本底，由历史、人文等因素构建的农业土地景观形态。典型的农业景观包括桑基鱼塘、梯田耕作、稻田养鱼、都江堰水利工程、坎儿井、砂石田、间作套种、淤地坝以及欧洲的圃制农业等。与工业景观和城市景观等相比较，农业景观具有自身的特质性，这种特质性是农耕活動千百年历史演变积累而形成的独特人工生态系统，也是在乡村地域的地理、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特征基础上，与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综合叠加的土地形态。农业景观的特质性既体现了人类和乡村社会所独有的多样性生存智慧，也折射了人类和自然协调一致的内在联系，是自然和农业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晶和见证，其蕴含的自然和文化多样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活力源泉。合理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农业景观特质性，对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乡村旅游对农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索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早期的学者认为乡村旅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并提出以国家公园为导向的乡村生态旅游建设方式。近年来，乡村旅游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以及对当地建设的实际影响等问题日益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艾瑞克（Erick）在美国卡罗莱纳东北乡村地区通过问卷等方法研究农民、旅游开发公司、政府和旅游者等不同人群对旅游开发对的态度和感知，结果表明，相关利益各方的感知状态与程度差异较大。阿里萨（Aliza）对以色列旅游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性的研究表明，旅游活動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性不强。而在乡村地区发展旅游，旅游方面的收入和回报较低，需要政府的投入和支持。阿比（Abby）在马来西亚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旅游业的增长和突出的问题在于忽视当地的自我能力建设。旅游发展对于乡村区域发展和农民的影响，存在较大的核心与边缘区的空间差异。通过对尼泊尔10年乡村旅游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旅游对于改变乡村贫困的作用不大。国内研究比较集中于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和观光休闲农业建设等方面，尤其是农家乐的乡村旅游模式是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旅游资源的研究偏重于风景，而对农业景观资源综合特性的研究非常缺乏。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也逐渐成为研究前沿方向。因此，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如何保护农村地区特有的景观资源以及研究其环境保护策略、自我生产能力的建设方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业景观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如火如荼，但是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的农业景观大量被破坏甚至消失。通过对部分乡村旅游开发地的调查和走访，了解到制约乡村旅游开发中农业景观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唯利是图，缺乏保护意识。一些政府官员的政绩意识严重，企业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甚至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标，在开发建设中不惜以牺牲资源为代价。二是从业者素质低，缺乏理论指导。无论是政府管理者，还是企业经营者，抑或规划建设者，很少受过专门的专业训练或培训。三是发展时间短，保护制度和标准缺乏。我国对农业景观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尚不成熟，没有形成健全的制度和标准。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农业景观核心价值消失、旅游产品雷同、乡土特色丧失等问题。

2.1农业景观核心价值的消失

农业景观具有丰富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生态价值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景观丰富性和各种生态与生产要素的综合协调性，例如哈尼梯田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多维的物质循环系统，同时在审美价值上，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此外，欧洲的圃制农业表现为黄或绿的庄稼地、绿色的草场和褐色的休耕地交替出现在连绵起伏低丘陵上的美丽风景，中国哈尼梯田、美国北达科他州的麦田和欧洲莱茵河畔沿岸的葡萄园都形成地区独特而壮美的风景。

在开发过程中，若管理者和建设者缺乏对农业景观特质性的核心价值的全面认知和缺少审美意识，忽略对农业土地特有的生产方式以及所承载的历史、人文信息的保护，采用城市景观建设方式来指导农业景观建设，只强调建设形式、色彩等满足视觉要求，“临摹”城市园林景观，不合宜地修建广场、游览道路、绿篱、模纹花坛、假山、亭台等，将农业景观作为一种游览元素看待，忽略历史过程的内涵与生态结构，这些建设方式不仅破坏农业景观的生态结构稳定性和生物链，还将摧毁农业土地的历史信息与特性，使其失去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典型特征。使农业景观的核心价值迅速消失，并导致人们缺乏对农业景观的认同感。梯田系统、稻田养鱼等农业景观蕴涵着非常完整的生态循环、生产循环与环境保护功能。若为了旅游娱乐，盲目开发利用，必将破坏生态环境。曾有粤北山区某农业旅游区忽略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在农业观光区内盲目换种大量热带植物，植物在冬季大量死亡，反而破坏原有的农业生态环境。

2.2乡村旅游开发产品雷同

农业景观的特质性就表现在其复合的生态、生产种养模式，具有丰富的水系、植被以及四季变化，蕴藏着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信息，是高层次的人工生态系统。当前农业旅游产品基本可以概括为农事体验（蔬果采摘、垂钓等）、餐饮（吃农家饭）、休闲（住农家、棋牌乐等），乡村旅游发展项目雷同，重复建设若干观光园、农家乐，这种单一模式已经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在这种单一化的发展模式下，很自然将农村建设为城市的“休闲后花园”，忽略对当地农业景观特质性的开发和利用。乡村旅游的产品并不仅仅只是采摘体验和农家菜，若能重视对农业景观资源特质性的旅游开发、利用，必能提高村民、游客等群体的审美素质，提升乡村旅游的品位，可持续保护乡村环境。

2.3农业景观乡土特色的丧失

在一些农业旅游区开发中，把原有的农村当作“白纸”，规划和建设“标准化”或“旅游企业标准化”的新农村旅游区。例如规划“西班牙风情村”、“地中海风情村”等所谓国际化特色，在田间铺设大量混凝土路，砍掉大片树林，填埋一些池塘和河道，拉直蜿蜒的河道，给充满野趣的河岸砌上了混凝土。这种千村一面的建设方式，使得农村变得平庸无味，破坏了具有地域和历史特色的农业景观，造成乡土特色的丧失。

3 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保护原则与模式

3.1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三生”功能

农业景观从发展阶段来看，可分为传统农业景观和现代农业景观。传统农业景观是建立在一个自给自足、自我维持和人地矛盾不突出的农业生产系统基础上的；而现代农业景观是建立在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新管理农业生产系统基础上的，其景观格局变化更为频繁，景观异质性更趋复杂。无论是传统农业景观或者现代农业景观，均具有“三生”功能特质性，即生产、生活和生态。首先是生产，农业景观的形成源自农业生产，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自然和农业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晶和见证；其次是生活，农业景观包含农业生产者生活居所村落建筑以及长期生活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农耕文化，这是通过长期积淀和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生活形态；最后是生态，农业景观的生态是整体、协调、循环、再生思想体现的人工生产生态系统，代表一个区域或者国家千百年来对土地的实用形态，甚至是永续利用的生态形态。农业景观是具有“三生”功能（生产、生态、生活）的有机景观体系，“三生”功能有机融合，而不是简单叠加。例如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不仅仅是游客“凝视”的壮美景观，在这农业景观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人文特性。森林一村寨一梯田一江河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山上的森林是梯田的水库，山下的江河是森林水源，其内在生态机理紧密联系，生物物质流循环保持了梯田千百年肥力不减退，在这样的环境下，哈尼梯田中的传统水稻品种种植百年遗传特性不变，生物多样性非常显著。在长期的梯田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色哈尼村寨、分水制度、丰富的农耕节庆等。综上所述就是一个农业景观系统特质性的综合表现，若其中某一环节被破坏，就有可能发生系统崩溃。

3.2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保护原则

从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三生”功能出发，笔者认为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原则至少应包含以下4个方面：首先是整体性原则。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应以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为原则，强调乡村旅游开发目标和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目标的一致性，追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效益。其次是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发展需要的原则，强调乡村旅游农业景观开发利用和保护增值同时并重，合理利用资源，为后代维护和保留资源条件。再次是地域分异原则。由于不同地区的农业景观存在结构不同、形成和演变规律不同以及景观的功能不同等因素，乡村旅游的开发，应在充分研究区域农业景观要素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最后是协调共生原则。农业景观生态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和各景观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应使各子系统合作共存，协调、有序和相对平衡。

3.3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模式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对乡村旅游的开发采用实地深入调研以及计算机辅助GIS、RS等现代技术途径，对农业景观类型、生态系统结构进行监测评估，在此基础上进行乡村旅游景观开发的规划设计方案制定，并进行多学科的科学论证，在保护农业景观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的综合特质条件下进行后续建设与管理。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达到对区域农业景观的数量、质量、生态环境的利用状况进行实时调控和管理，维护农业景观的生态系统结构，实现农业景观特质性的有效保护与持续利用（如图1所示）。

在前期实地调查阶段，要通过田野调查、农户访问、古籍研究、地方志查阅等方法系统研究农业景观特质性。同时，收集该地栽植品种、土壤、地形、气候等环境条件记录，关注该地景观水平、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调节的实际经验，明确该景观类型的特质性。建立农业景观特质性要素信息库，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功能与其适应性、不同尺度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融合状况、农业景观内部的動态关系（生物种间的動态关系）、水土资源状况、与之相关的环境安全与农产品安全等要素信息的描述。对农业景观类型、生态系统结构所进行的监测与评估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评估开发活動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威胁，以及农业景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障碍性因素；另一方面是根据旅游开发的目标，有效确定当地农业景观资源的保护目标。在乡村旅游景观开发的规划设计方案制定中，必须根据实地调查结果与特质性要素信息库内的信息，研究该地农业景观在新开发环境条件下的适宜l生以及其特质性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分析其对区域范围的生态环境影响状况等。对区域内农业景观的利用状况进行实时调控和管理工作，其中要包括确定保护措施和适应動态发展的管理策略，同时，旅游活動的开展要与农业景观的生态系统与生产特点相适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建设应当是重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是改变农业景观的特质性和改变土地承载的乡土文化的特色，更不是在旅游发展中把农村变成游乐场，造成生态系统的解体，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景观丰富度的减弱，变成单一的游览元素，以至于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被破坏。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对农业景观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是实现农业景观的有机再生，即一种基于历史、文化、生态和社会的生命过程的延续和再生，也是农业景观的“三生”（生产、生态、生活）功能改造与升级再现。乡村旅游应当重在保护集生产、生活、生态以及审美于一体的农业景观特性，挖掘多样化的乡村旅游活動，促进农村地区综合生态系统的建设与持续性发展。

4 乡村旅游发展与桑基鱼塘的有机再生

联合国国际地理学会秘书长曼斯·哈尔德曾盛赞桑基鱼塘：“是一个很独特的水陆资源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这种耕作制度可以容纳大量的劳動力，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①。桑基鱼塘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最佳的农业生态模式之一，曾是珠江三角洲大地上最令人赞叹的农业景观。由于地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浪潮下，其农业景观格局变化急剧，并已经逐渐消亡。当前，伴随乡村旅游的开发，促使一些抛荒的桑基鱼塘得以保护开发和有机改造，成为旅游与农业景观的保护相辅相成的典型案例。

4.1桑基鱼塘的特质性与变迁

桑基鱼塘是一种独特的农业景观，也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和功能的土地利用模式，还是最具特色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動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栽桑养蚕养鱼生产形式。据现存文献记载，这种独特的生产结构和水上利用方式形成可以追溯到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水网交错，地势卑湿，多低洼之田，种禾易受水淹，然而将低洼之田挖深改作塘，取挖出之泥复四周成基，“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采取“桑基鱼塘”的形式不但避免了水淹之患，收到了“十倍禾稼”经济效益，而且能形成一个非常理想的生态环境。蚕、桑、鱼、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水陆相互作用，通过多样化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形成连锁反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一个整体协调、循环的生态系统（如图2所示）。桑基鱼塘的景观特质性集中表现在其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机理以及“高畦深沟”基塘的结构具有适应低洼湿地，容易形成内部良好循环等特点。

20世纪80年代前期，珠江三角洲的鱼塘面积达65万多亩，其中顺德南海两县就占了55万亩。历史上的桑基鱼塘主要分布在珠三角的西部地区，即顺德县（现为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县（现为佛山市南海区）、新会县（现为江门市新会区）、鹤山县（现为江门市）等地，曾被称为广东省塘鱼主产区，俗称桑塘区。如今，仅有零星几个示范点存留在顺德、南海的农业观光园内，基塘生态系统已经基本消失，仅仅作为旅游观赏，其农业景观的“三生”功能已经不复存在。

4.2桑基鱼塘面临的威胁

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展为现今的世界工厂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乡镇企业和城市化蓬勃发展，桑基鱼塘面积急剧减少，20世纪末，伴随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进程，桑基鱼塘几乎消失殆尽，甚至有学者戏称，“只留下桑基鱼塘的情怀给人们津津乐道。”桑基鱼塘衰退面临的威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劳動力转移，农民转行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农民工，放弃了传统的产业，大量的农民举家离开村庄，逐渐聚集到交通便利的城市从事其他职业，使原来的村落成了“空心村”。厂房建设、城市化或者城郊绿地的建设侵占了原有的农业土地，村落景观空间变成了即将消失的文化元素空间，没有了“桑基鱼塘”文化延续的基础。传统农耕文化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脑海，农业景观正面临着失去传承的威胁，这种现象使农业景观的核心价值迅速消失。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传统农业产业结构解体，基塘系统的循环生产功能已经丧失，虽然有鱼塘存在，但是已经是单产养鱼或者因为其生产价值低而被抛荒。

4.3乡村旅游的发展促使桑基鱼塘有机再生

笔者以广东佛山市南海七星村为例，探讨桑基鱼塘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如何结合乡村旅游开发实现有机再生。七星村曾经是桑基鱼塘主要分布区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樵七星村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桑基鱼塘”农田示范区，最佳生态循环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七星村的基塘区作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得以留存，但是大量鱼塘却被抛荒。

2007年，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西樵山将七星村纳入大景区范围进行统一规划与建设，推動七星村观光农业旅游的发展，以实现旅游业与农业资源共享、发展互补。从2007年起，七星村启動了桑基鱼塘改造工程，发展目标是改善旅游环境，展现其独特的岭南桑基鱼塘农业景观风采，形成以水产养殖与旅游度假结合，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型农业旅游区。在开发过程中，七星村进行桑基鱼塘有机改造，根据桑基鱼塘的农业景观特质性，首先恢复其生物循环结构的生态系统机理，考虑到桑树栽植已经逐渐退出生产舞台，不合适继续种植，结合旅游休闲和提升基塘湿地景观的要求，将恢复的基面改造为林基、花基、菜基与果基，以实现保持水土、生态环境，恢复其生物循环的保护性发展，赋予“桑基鱼塘”新的内涵。其次是恢复基塘的结构关系，针对原有基面坍塌或者面积较小，延续其循环特性，利用清塘内的淤泥进行扩基，保持基塘的面积比在4：6或者3：7，保护基塘系统的完整性（如图3所示）。

对桑基鱼塘农业景观特质性进行“有机再生”，即尊重其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的内在机理与结构，在新时期的发展条件和新的功能要求下，进行提升改造，而不是单纯为旅游发展而将抛荒的基塘系统改建为湖泊、池塘或者是铺成广场（如表1所示）。有机再生为传统的桑基鱼塘基塘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效保护当地环境与开展旅游活動。2010年，由于七星村美丽的林基鱼塘（基面种植树木）以及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被纳入广东省绿道的规划范围，成为全省绿道大旅游休闲区的一个部分。

基于农业景观特质性的旅游开发、重构、保护与利用，使新时期的“桑基鱼塘”成为具备“三生”功能，即农业土地资源的生产服务功能（高效种养生产）、生活服务功能（旅游观光与科普教育、历史文化教育等）、生态服务功能（气候调节、植被保护、洪涝调节等）的特色农业旅游区，以及无公害果蔬和鱼类品牌农业基地。

5 结论

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单一地开展农事活動模式显然不能满足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需要。笔者认为，需要在开发中综合考虑农业景观特质性，依据其“三生”功能，探索农业景观因地制宜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方法，实现乡村旅游发展与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相统一，以及农业景观与乡村环境的有效保护与持续利用。同时，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涉及多个方面，需要整合不同专家资源，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给予经费和技术支持，以便能开展更为深入详细的研究。

[责任编辑：刘鲁；责任校对：吴巧红]

作者：冯娴慧 戴光全

乡村旅游开发及方案探索论文 篇2：

基于土地流转的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策略分析

摘要 总结了目前乡村旅游地产的开发前困境，基于土地流转分析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现状，探索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的主要过程，并根据当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土地流转模式，提出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的建议，寻求二者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思路，推进乡村和谐发展。

关键词 土地流转;乡村旅游;旅游房地产;利益相关者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3.06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Land Transfer

ZHANG Wei wei， WU Ying ying，  ZHANG Wan ru et al

（Li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545616）

Key words Land transfer;Rural tourism;Tourism real estate;Stakeholders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改革进入试点阶段。各地陆续出台相应政策落实，如2016年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合理安排，并提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拓展农业多功能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等16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见》鼓励农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农家建筑开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度假项目。乡村旅游地产开发在提高农村经济效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也为乡村旅游项目落地提供重要保障。因此，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以土地流转为基础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平衡好政府、村集体、农民和企业的利益是一道必答题。

1 乡村旅游地产的开发前困境

1.1 规划布局缺乏统一

由于多数农村在之前的建设时布局规划没有统一，村内建筑杂乱无章，没有统一的建筑风格，布局分散，加上建设布局的不合理性，导致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村内道路建设不完善，且道路窄小。村内公共基础设施资源短缺，一方面没有可供观赏的景物，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环境资源，造成整体村容村貌较差。在保持农村基本风貌的基础上，需要尽快解决村庄无序建设、建筑文化不统一、土地浪费等问题。尤其对村民居住区要重新配备好排污设施，以此减缓对村落环境的污染。

1.2 各村村民住宅建设新旧不一

乡村旅游地产的开发大多涉及多个村落，村落虽然相邻分布，但是位于外侧道路附近的住宅外观建设较新且建设质量好，而内侧村落的村民住宅由于建造年代不一，造成了房屋新旧程度以及外观有很大差别，很多房屋居住年久，有着不同程度的破损。另外有些住宅由于居住年限较久，造成房子的外貌存在很大差异，加上没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很多已经居住了很久的住宅没有资金去维修，以至于很多建筑没有得到及时维护[1]。

1.3 村政基础设施不完善

首先是给水设施，村民都采用压井取水的方式，取水方式较为古老且不方便。其次是排水设施，在开发之前为排水方便，各户村民在自家修建排水沟，布局混乱且没有基本的污水处理方式，大部分村民都是直接将污水排入河流中，导致村落溪流水渠被污染。最后是绿化景观，有些村庄的自然生态景观相对来说较为完整，没有受到严重的人力破坏，但是由于大部分村民还是采用传统的锅灶烧饭，很多可供利用的景观资源被破坏，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2 土地流转下乡村旅游地产的开发现状

一方面，土地流轉的顺利进行可以更好地解决乡村旅游用地问题，也能够促进乡村旅游地产的开发，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地产开发可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既实现旅游扶贫的目的，又推进了农村土地流转进一步发展。因此，二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乡村振兴的号角下，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以特殊的农村产业优势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而乡村旅游地产的开发为农村探索出了一条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增加产业附加值的致富新路子。

2.1 整理土地，分批流转

土地整理主要是以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在政府牵头下运用财政专项资金，对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农用地进行整理，将原有零散用地归并整合，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通过这一方式，实现用地的集中与增加[2]。但有些地方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将农户集中安置，而是保留了核心景区内的农房用于发展特色小镇[3]。

成立农村土地银行——农村合作社。开发前期在政府引领下，由引入的投資发展企业、村集体和村民共同成立了“农村土地银行”的农民合作组织，首先由村集体将农户手中分散的土地通过流转的方式，统一集中在村集体的手中，然后再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给引入的投资发展企业经营，形成了政府、村民、村集体和企业四赢的局面。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旦存入“土地银行”便会有一定的比较稳定的利息收入，而且“土地银行”所获得部分利润会根据农民存入面积进行二次分红。

2.2 改造与置换新建宅基地

政府一方面采用“不征地不拆迁”的方式，对村内的道路主干道两侧的农房进行保留及改造，通过让村民参与入股经营，以增加产业附加值来提高村民收入;另一方面对无法置换的宅基地进行新建农房，进行外观改造，保留主体结构，形成规模化的发展[4]。

2.3 农用地流转促成休闲农业

农用地主要流转给种植大户，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主要集中在改造核心区以外的其他村组;另外，通过对周边农用地集中整治，打造了观光、体验、旅游等主题农业带，并成立花生、山里邻居食用菌、山里人家养殖、桃源瓜果等产业合作社，小规模种植可以直接找村民流转，规模较大则通过村集体集中流转，通过农用地流转促成休闲农业，可供游客采摘和游玩[5-6]。

3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产开发过程分析

3.1 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及诉求分析

3.1.1 政府。

政府在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经济社会变革以来，很多地方政府采用“土地财政促发展”的模式，其中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包括经济发展成果的好坏。政府在开发中的利益诉求如下：一是要开发好土地、完成有效耕地面积持续增加的任务;二是通过土地流转的不断推进，获得一定的土地资源，打破制度的约束;三是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改善农村以往的生产方式;四是吸引更多的旅游地产投资企业投资项目，进而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地方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五是可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农村设施的升级，使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与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得到一定的融合，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7]。

3.1.2 旅游地产开发相关企业。

投资开发相关企业是携带大量资本与技术的组织，在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开发中投资开发相关企业利益诉求大致可以分为3类：一是农村土地流转后土地资源的增值潜力;二是依托产业发展后带来的经济利益;三是以地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赚取经济利润等。在乡村旅游地产开发建设中，投资开发企业不仅可以获取相应的经济报酬，此外，随着开发项目的投资、开发、运营管理及营销推广，会逐步形成具有一定文化特色的品牌影响力，为企业将来在投资相关乡村旅游地产带来很好的品牌效应[8]。

3.1.3 农村集体组织。

村集体作为村民自治和管理组织，承担着统一集中和管理土地的工作。在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村集体组织的利益诉求有：首先利用土地的统一整理，逐步实现村庄、房屋、道路、田地等的综合治理，使村集体工作有效进行，并降低成本;其次是获得更多的优质农地，使土地实现规模集约利用，加快现代农业的稳步发展;最后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用地指标和资金来源，为农村生态文明环境和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以此为村集体组织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

3.1.4 村民。

村民虽然拥有土地的直接使用权，但由于受传统思想和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影响，对农村土地流转缺少深入认知。为此，村民的利益诉求是：一方面，在面临农用地、宅基地等即将被占，以及流转后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时，采用消极的态度去面对。因此在开发中，村民们比较注重开发后农业生产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改善，能否增加农产品产量，以及收入是否能够增长。另一方面，村民作为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还比较担心在土地流转后由于面临没有直接的土地收入，开发能否持续保障村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提供就业机会，并以此改善村民们的生活质量。

根据上述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四方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得出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如图1所示。

3.2 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因土地流转而造成的主要矛盾

3.2.1 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

一方面，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部分村民之间的土地流转，没有书面合同，只是口头说明，有的即使签订了合同，但是合同内容不够完整，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规定也不明确，这些情况都很容易造成纠纷。另一方面各方主体错位与缺失。企业和村集体认为，与每户村民签订合同的过程太过琐碎，因此，村委会在村民不知情且没有签字委托的情况下，替代村民与企业直接签订了相关合同，造成很多责任不明的情况，在前期开发中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土地流转不规范、程序不到位而引起的[9]。

3.2.2 村民受传统思想束缚导致前期开发停滞。

在前期开发中，由于要进行土地流转，很多村民受传统思想束缚，经济意识淡薄，一些村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流转的问题仍是茫然的。在村民看来，现有的稳定生活胜于一切，因此，村民缺乏动力和意愿去进行生产方式的改变。村民祖祖辈辈与土地为伴，以土地为生，尽管现在有些村民并不完全依赖于土地产出收入，但是固有的保守思想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依然存在，村民依然把土地看成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这对乡村旅游地产的前期开发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3.2.3 各方信息传达不通畅。

在前期开发中，由于没有良好的沟通方式，导致政府、村民、村集体、企业合作关系中，缺乏信息传达机制，产生了很多矛盾[10]。因此，处理好各方关系并有效传达各方意见的关键，需要建立规范的信息传达制度。因为，不规范的信息传达会造成前期开发的无序性。由于信息传达不畅，村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地尊重，产生了误解导致前期工作无法推进，企业没有充分了解村民的想法就随意建设，政府也没有起到良好的监督与服务作用，以致于造成了很多矛盾。

3.2.4 各方利益诉求不同造成纠纷。

乡村旅游地产前期开发中各方的收益分配關系过于混乱，这对于乡村旅游地产开发和建设十分不利。政府、村集体组织、村民及旅游地产投资相关企业都是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因为各方所处的角度及经济利益不同，各方的诉求也不尽相同，产生很多问题，主要矛盾是在开发前期与后期运营中利益分配不明[11]。在进行开发时，因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相继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矛盾问题不断出现，政府希望能够对开发成本进行压缩，以最小的投资来获得土地;村民想增加自己额外的经济及精神补偿;村集体则为获取更多基础设施而想增加利益：企业则在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很难或根本无法找到利益平衡点。如何处置在不同利益所有者的分配问题，是解决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的关键。

3.3 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主要矛盾的解决思路

3.3.1 政府部门强化乡村旅游地产开发的服务和监控工作。

在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够保障开发的顺利进行，从开展土地流转前到开发后，政府应发挥其服务和监控的作用，从项目的可行性到资金的投入都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除了通过建立合理规范的监管机制监督项目的实行，加大服务力度对村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外。另外，还对村民群众开展一系列的宣讲活动，向人民群众普及土地综合整治中会涉及的法律法规，把村民的话语权放在首要位置，倾听民众意愿，以此来监督开发的流程，制定合理规范的监督机制，推动乡村旅游地产的有序开发。

3.3.2 企业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最大程度保护农民权益。

在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各方最大限度保障农民权利，并与村民签署协议，确保农民收益获得最大化。村民获取经济来源的方式主要有入股合作社后根据经济效益和入股比例获取一定的分红以及企业为村民提供多方面的就业岗位，从而获取工资收入，此外企业优先安排村民社员就业，保障村民的主体权利，还主动提出为村民提供上门维修等力所能及的工作，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3.3.3 村集体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和信息发布机制。

村集体在乡村旅游地产开发中不仅在前期开发中发挥其统一集中土地进行土地流转的作用，在开发中还建立了有效地信息收集和信息发布机制，为村民与政府、村民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有效地传达各方意愿。在开发初期由于各方沟通不及时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在邀请专家进行分析的同时迅速制定了相关制度条例，沟通各方的需求。村集体建立的信息收集机制可以及时地了解政府、村民、企业需求的动向，以此来调整开发策略，防止出现漏洞和弊端，实现各方利益诉求的最大公平性。

3.3.4 建立多方合作机制，达成利益共享。

通过建立多方合作机制，各方协调分工，及时有效的解决前期开发中所遇到的利益分配问题。在多方合作机制中，企业拥有管理技能，但缺少了解本土文化的员工，村民了解本土文化，但却缺少专业的管理技能。由于双方没有有效的结合，因此无法使开发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在开发中企业向村民提供岗位的专业技能培训并雇佣一些村民作为工作人员，使得开展工作时更加专业。这样使各方互通有无，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政府严格也监督企业与村民（员工）的工作，确保村民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使得各方相互合作、监督及制约。利益的相关性使得各方会互相考虑，包括政府目标、村民目标、企业目标及村集体目标，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很好地解决了乡村旅游地产的开发问题。

综合以上解决思路得出前期开发中政府、村民、企业、村集体四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如图2所示。

4 土地流转下乡村旅游地产的主要开发策略

土地流转下乡村旅游地产的主要开发策略见图3。

4.1 引进“政府引领，农户参股，企业经营”的开发方式

首先政府与投资开发企业可以合作共同成立投资发展公司，再在政府的牵引下由村集体统一集中土地分批进行土地流转，随后村集体、村民、投资发展公司共同组建“农村土地银行”——合作社进行统一开发管理。村集体将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通过流转的方式，集中在村集体的手中，然后再由村集体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方式，统一流转给合作社经营，农户可以通过入股的方式参与企业经营，持股分红，入股后土地具有的承包关系没有发生改变，企业得到土地的经营权，在流转土地后，企业还要负责合作社后期的经营管理。

4.2 提出“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地产开发建设的前提是要保护好村庄原始自然环境、弘扬历史文化、尊重农民意愿，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开发建设工作持续进行。针对每户村民、每个村落的住宅特点，分别设计标新立异、别具一格的建筑。尽量保持村庄原有空间格局不被破坏。任何乡村的村庄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代码，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村庄在空间布局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地形相附会，自然景观会和建筑相和谐，村民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相融合，构成了乡村独有的空间布局，这也是一般旅游地产开发无法具备的特质。

4.3 构建“一村一品，一户一特”的开发思路

“一村一品”是对每个村按照其不同的资源优势发展产品和产业。“一户一特”是一户一个建筑风格，并根据村容村貌发挥其特色之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可分块打造多个观赏性体验性功能分区。针对村容村貌特点，为每一户设计各种个性化的景观要素，为将其有效烘托出来，由设计师设计不同的体现浓浓乡愁的建筑风格。

4.4 实施“互联网+三农”的开发路径

“互联网+农民”，乡村旅游地产以当地农产品为主，进行产业开发，通过打造多个农业产业基地，把农副土特产品转换成商品，进一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除了开发产业基地以外，通过与村民建立专业合作社共同管理，如大豆合作社、花生合作社和芝麻合作社等，让农民积极参与其中。“互联网+农村”，通过将互联网与农村旅游完美结合。让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和农村旅游完美结合，推动产业调整。“互联网+农业”，通过对地区地情的具体分析，找出适合各个土地区域种植的农作物，因地制宜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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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芬，李季.农村土地旅游化流转的影响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6，44（10）：219-221.

作者：张韦唯 吴莹莹 张婉茹 张旭蕾

乡村旅游开发及方案探索论文 篇3：

资源系统支撑下的乡村旅游地多中心治理研究

摘要：乡村旅游地开发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政策选择。本文立足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探索根据公共型、公用型和私人型三类不同乡村旅游地形态，分别构建稳健的多中心治理结构，通过“官、产、民、学、媒”等利益主体不同模式下的职能划分与协作互促实现利益均衡和价值最大化，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开发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形态；多中心治理；结构优化；职能

1导言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乡村建设与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有效管理乡村资源与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关全局。在经济全球化和治道变革的共同作用下(毛寿龙，2000)，地方治理结构正在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新政体发展，因此，从经济演化的角度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地方政府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做出的一种积极政策选择。一方面，乡村旅游地开发使广大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推进了现代农业经济体系建设和结构优化，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和文明程度提高，实现了“大农业”和“大旅游”的有效结合，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创新模式；另一方面，建设乡村旅游地适应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加快了城乡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资源的经济融合和产业联动。

据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发布的《2008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到2008年末，全国共有星级饭店14099家，全国纳入统计范围的旅行社共有20110家。据魏小安(2006)估计，乡村旅游经营组织达20万家。乡村旅游地的资源系统形态多元，牵涉相关利益主体众多，开发经营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限制了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诸如资源要素破坏性低层次开发决策、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决策程度不高甚至恶意破坏、旅游产品结构和内容单一、经营管理和营销推广能力薄弱、开发层次和规模较低等治理决策与经营绩效等问题都已经影响到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初衷。本文立足于不同形态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乡村旅游地，探索构建稳健的多中心治理结构以促进实现城乡统筹与和谐发展。

2文献综述

2.1 历史回顾

20世纪50年代后，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地因其在市场中的巨大潜力和在乡村重建中的社会文化经济作用，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Oppermann，1996)。20世纪90年代以前，急于摆脱乡村衰落困境的发达国家将乡村旅游作为改变乡村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国外乡村旅游地经营动机呈现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多元化特征。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黄郁成，2006)。国内乡村旅游理论研究与发展探讨比国外要晚，研究内容也相对狭窄，主要是对国外的模仿借鉴和实验检验，研究内容主要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的引介和实证或个案研究。

2.2　研究评述

从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文献综合来看(王琼英，冯学钢，2006；王素洁，刘海英，2007；等)，其主要内容集中于6个方面：乡村旅游供给、乡村旅游者及其市场细分、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理解和态度、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旅游营销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研究开始向经营模式、治理结构及制度建设等深层次领域拓展，力求解决产业发展从“放任自流”转向“协同集约”过程中逐渐凸显的管理问题。学者们开始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引入博弈分析方法(郭华，2007)，探索稳定合作关系的构建(张世兵，龙茂兴，2009)、精英治理模式(王林，2009)以及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等(黄秀娟，2009)等命题。然而，乡村旅游地的资源形态千差万别，社区、投资商、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已有研究仅从经济人理性和信息完全程度出发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一般性分析是有欠缺的。没有对乡村旅游地资源系统属性的基础性判定，乡村旅游开发主体间的合作博弈与治理优化就有流于泛泛之虞。因此，如何依据乡村旅游地形态确立相宜的治理结构实现利益均衡和价值最大化是尚未充分展开的重要领域，本文将对此作必要的补充。

3资源系统属性下的乡村旅游地形态划分

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资源系统属性较为多元，有多种划分体系(唐代剑等，2006)，如按旅游资源划分为自然风光旅游地、农业旅游地、农事旅游地、民俗文化旅游地、聚落与建筑旅游地；按对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划分为资源型、市场型和中间型；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城郊型、边远型和景区边缘型；按科技含量划分为现代型和传统型等等。上述分类大多着眼于乡村旅游地资源特点、功能类型、空间地理位置、开发方式等单一属性，虽然梳理完整、逻辑清晰，但过于平面化和静态化，不符合本文“根据资源系统属性安排制度”的主旨。

3.1划分原则

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乡村旅游地分类应以其可持续发展依赖资源的系统属性为依据，以便于管理模式的优化。在不同资源系统组合下，乡村旅游地具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权力和利益关系，不同“模式”下开发经营的交易成本亦存在差异，而交易成本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选择。正如科斯(1937)所言，制度供给应围绕交易费用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乡村旅游治理结构的优化。因此，借助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可持续发展依赖的资源系统属性对乡村旅游进行结构性分类，可以为制度供给下的治理结构优化提供稳健的基础。

3.2划分依据

乡村旅游地发展的核心是依托“乡村性”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具体表现为自然景观、建筑聚落、乡土文化、活动场景等。在界定乡村旅游地资源系统时可以发现，资源系统和乡村社区并不是简单地包含与被包含；作为乡村旅游地的核心要素，其空间关系是多元化的。首先，在某些乡村旅游地，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与社区在空间上相对独立，或者社区只是开放性大尺度景区中很小的一块区域，乡村主要承担公共服务的功能，例如著名的世界遗产地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西峡(Grand Canyon West)与当地印第安部落保留区之间就存在这种空间关联特征，当地乡村社区被政府授权管理西峡事务并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其次，在另一些乡村旅游地，资源或者吸引物分散在社区之中，资源可以有效分割，社区和资源表现出“斑块一基质”之景观结构特征，可控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显然可以采取私人化的生产模式，例如中国西南成都地区城郊乡村的“农家乐”旅游开发区域就在社区中生成大量的有明晰资源产权的个体经营户或私人企业；其三，还存在着社区和资源高度重合的乡村旅游地，在这种类型的旅游地中，社区不再仅仅是作为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之一的简化概念，而是成为政府、居民、企业、旅游者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动态互动的平台，例如曾经最贫困的法国布列塔尼地区保留了大量特定历史时期的街区

和建筑，如今这些古旧社区在人们的视野里直接变成了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成为社区与资源重合的典型代表。

3.3划分结果

基于上述思考，根据可持续发展依赖资源系统结构及其引致的产权特征，我们可以借用经济学中物品分类的方法对乡村旅游地进行结构性分类，即根据资源系统在利用中所呈现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不同组合特征，把乡村旅游地分为“公共物品资源一俱乐部资源一公共池塘资源一私人物品资源”四大类别，具体表现为公共型、公用型、私人型三大乡村旅游形态(见图1)。不同乡村旅游形态的乡村旅游地应当配以相宜的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帕累托效率。

第一类，资源系统与乡村社区分离的公共型乡村旅游地，例如遗产景区、保护区等体现为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是典型的非排他且非竞争的公共物品，其开发和管理更多地是“公平导向”的政府推动，并由政府将乡村社区带入旅游发展的范围中；其中乡村社区和景区相对独立和乡村社区位于大规模开放性保护区内的乡村旅游地是典型代表，美国印第安人华拉派部落(Hualapai Tribe)就代表政府对西峡的旅游开发进行管理，成功地运作出“悬空玻璃桥(skywalk)”吸引游客并全面推广其部落文化遗产。

第二类，资源系统分散于乡村社区中的私人型旅游地，如“农家乐”，就是产权明晰、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可分割性资源和块状社区结构确保其私人成本和收益能够较好地与社会成本和收益吻合，市场化的交易模式最为有效。

第三类，资源系统与乡村社区高度重叠的公用型旅游地，如安徽西递、宏村等各类不同历史时期颇具代表性乡村特色的古村落等，其资源具有有限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属于较为复杂的介于公共型和私人型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对于公用型乡村旅游资源，村民自治、成员固定的开发模式符合詹姆斯·布坎南所提出的“俱乐部物品”的概念，村民自愿形成协会、排除非会员不需要成本且会员间没有歧视，并由会员分摊相同的成本和收益。但现实中，许多乡村社区的公用旅游资源更像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长期研究的公共池塘资源一样，既无法确保所有村民都付出合理成本，也无法排除外部人从中获益，外部性、搭便车、集体行为逻辑以及利益分配中的不公平等现象广泛存在，单纯的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都存在着很大缺陷。更为困难的是，由于资源有限，在发展实践中此类乡村旅游地广受资源破坏、环境恶化、发展瓶颈等问题困扰。

4 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开发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在分析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开发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应注意到不同资源系统属性下主导性开发力量的不同：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部门在乡村旅游社区规划和发展中聚焦于公共产品的提供，约束并引导其他利益相关主体，避免管理越位或缺位；投资商或者企业则在私人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以明确的利润诉求引促乡村旅游经济的持续改良和升级换代。单一的政府主导或企业主导很难突破公用型乡村旅游地的发展瓶颈，有效的制度供给必然是多方参与、多方协调、平等互信以及相互监督原则下的公有体制和私人体制的多方结合。

4.1主体构成

企业和政府在私人物品生产和公共产品提供的过程中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分别主导着私人型和公共型乡村旅游地的开发。但以其作为单一权力维度管理公用型乡村旅游地的开发则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政府过多介入微观层面的开发运作容易丧失公平立场；另一方面企业规模发展之后的利益追逐也会侵害公众利益。为此，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寻找第三方力量来平衡，将“多中心”作为乡村旅游地自主治理的根本前提。乡村社区居民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与乡村旅游发展有着最为紧密的切身利益关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益于弥补企业和政府在决策中的信息盲点，强调他们的主体地位有利于限制企业和政府的违规行为。政府部门、相关企业、乡村社区民众，即“官、产、民”三方在平等合作基础上的互动能够避免少数主体“独裁”的现象，强势政府的在位也排除了“多数人暴力”的可能。因此，以“官、产、民”为核心的多元化权力结构是突破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是保证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官、产、民”之所以不能充分保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其原因在于依靠内部的力量很难构建真正的多中心权力结构。现实中的政府拥有强势的权力，几乎主导着乡村社区旅游发展的相关事务；企业拥有资本权力，追求经济利益的天然秉性使其永远倾向于忽视乃至于漠视资源和文化的保护；而企业与政府的“官商结合”现象更使某些政府官员失去公共利益代理者的立场，成为企业的代言人。在“官、产、民”之外要纳入媒体、学界等外部力量，构建包括外部支持和监督系统的“官、产、民、媒、学”多中心模式才是公用型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治理结构。

4.2结构优化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施与否及其效果优劣取决于各执行主体所构成的治理结构(见图2)以及基于此的角色界定与职能绩效，并通过共同决策、相互协作等规则贯彻实施。“官、产、民”作为核心利益主体也是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执行者；媒体和学界作为外生力量，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因而对媒体和学者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角色界定也很重要。在明确角色界定和监督规则的前提下，利益相关主体各自优势职能的充分发挥必然带来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保障。

具体而言，公共型乡村旅游地由政府主导开发，并接受民众适度参与，例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遗产区辖域内的乡村大多具有“实验区”属性，可承担旅游中转服务基地职能，居民参与一些管护和维持工作，政府倾向于保护某种背景下区域内人与自然之间原生的关联，所获收益尽量均衡惠及所有人，对竞争导向赢利性企业的参与采取必要的约束。与之对应，私人型乡村旅游地则由企业主导开发，同时也吸纳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则不宜介入，例如，在城市周边密布的“农家乐”为主的接待机构，都普遍以“公司+农户”的多元形式实现现代化科学管理与乡村性特色挖掘的统一。公共型乡村旅游地的开发过程中社区共有资源系统居于核心位置，因而乡村社区成为不可回避的制约力量，没有单一主体可以主导其开发治理的过程，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发展阶段形成公私协作、社区赋权的弹性治理结构，应在政府、企业和民众三者之间形成高效协同机制以确保开发绩效。

4.3职能划分

(1)政府部门的宏观管控与审慎决策

政府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要站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进行管控，克服制度瓶颈引致的利益失衡，并对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施必要的监控，达到多方利益均衡。政府的主要职能包括：提供乡村社区发展旅游的核心基础设施；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制度，为旅游生产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支撑和依托，提供公平开放的投资与竞争环境并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监控；为乡村社区居民营造自然、

社会与环境协调共生的生存环境，为旅游者维护景观和氛围等。政府要避免扩大权力范围和规模的倾向，不能僭越市场职能，尤其是乡镇以上层级的政府部门不宜直接介入旅游开发的实际经营环节。例如在产权模糊的公用型乡村资源开发中，一些地方政府上级部门过多介入当地古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或因信息不对称而屡屡做出错误决策，或在出现经营业务纠纷时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裁决。这样不仅不能为各个利益群体提供加大增量资产的基础性制度，也无法在宏观监控上恪守公正立场。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坚守有限、理性和服务三要义，控制自身利益恶性膨胀，约束权力规模的无效率扩张，并诚心接受其他利益主体的监督，以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为最高目标。

(2)乡村企业的内生成长与外在引入

旅游企业是乡村旅游地产业化经营的核心细胞，也是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实现就地增值的关键力量，企业能力与企业集群的优劣直接决定着乡村旅游地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企业能力的良性发挥能够很好地解决旅游产业发展的效率问题，而企业雄厚的资本力量也可以为乡村旅游的规模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在乡村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中，内生性乡村旅游企业成长迅速，一些乡村精英扮演着核心执行主体的主导角色，但限于自身能力的欠缺其后续成长需要给予扶持。与此相反，外在规模企业凭借经验与实力也逐渐被引入乡村旅游地的协同开发；但由于不谙乡情或意在短期获利，外来企业与乡村社区容易出现零和或负和博弈，给乡村旅游地说个“好婆家”并非易事。一般地，旅游企业以经济利益作为核心诉求，因此必然弱化资源环境、社区和谐等因素在其决策中的分量，因此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之“发动机”的企业，事实上也是多中心治理结构中最具不确定性的执行者之一，如果能够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激励，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产业经营优势和企业社会责任，倘若监督不力，旅游企业就会成为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此，监督、引导企业的行为是乡村旅游治理的关键一环。

(3)乡村民众及基层组织的参与协同与实际赋权

大多数情况下，一方面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资源系统的实际拥有者，另一方面其生产生活场景又是资源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区居民的态度和行为将直接影响乡村社区的资源系统和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社区的多中心治理更加应当强调社区居民作为“主体”的参与与协同，并积极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最终真正实现居民赋权；也就是说，社区参与的目的与实际手段都必须落脚于对社区居民的权力赋予上，由隐性的“资源权力”过度到参与决策制定和协同利益分配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并在赋权背景下进行自我管理、捍卫乡村价值。政府和企业必须尊重乡村社区的参与权，尤其是产权关系交叉的公用型乡村，每个人都是旅游生产者，排斥社区参与也就等同于破坏旅游生产力，例如北京中坤集团开发安徽宏村的过程就是典型案例。此外，乡村民众和基层组织作为执行主体之一，也要对政府、企业进行有效的行为监督与信息反馈。

(4)媒体、学者的支持监督与独立精神

媒体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强劲力量，尤其在涉及公共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决策上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目前城市媒体对周边辖域内的乡村旅游开始大量关注，“农家乐”、古村游等频频见诸报端网页，引发了旅游热潮。乡村旅游地多处欠发达区域，社会经济力量较为薄弱，应借助媒体的放大效应对其开发进行跟踪和解析，以期引起更大社会兴趣。但媒体并不具备专业素养，还要借助学者及研究机构的前瞻视角引导乡村旅游地的发展走向。在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下，应积极鼓励媒体和学者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进程，进行自主报道和探索研究，对乡村旅游地开发的关键问题要提请媒体和学界的专业人士参与。作为间接利益相关者，媒体和学者可以基于独立精神发表见解，引导社会舆论并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是协调矛盾各方的积极力量。

5结语

乡村旅游开发已经进入深层次领域，不同资源系统属性下乡村旅游地形态各异，其治理问题也着实成为一个均衡各方权益的复杂过程。若要充分发挥各相关利益主体在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实现资源系统的高效利用和集体价值的最大化，唯有从有效治理的源头去重塑结构、设计制度。多中心治理结构的优势便在于转变单一权力为多元决策来引导核心利益相关者选择合作模式、设定利益目标、调整利益诉求，借助主导、协同、参与等差异化的合作方式实现综合契约的制度化，促进各方采取正确的策略行为。乡村旅游地治理结构的优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官、产、民、媒、学”等不同利益相关主体角色职能的界定和发挥，构建利益约束机制和行为监督机制，促进相关各方科学处理利益关系，实现和谐互促的利益格局和利益秩序，达到利益均衡，从而保证在资源系统产权明晰抑或模糊的条件下都尽量实现共同决策和集体福利的“帕累托效率”，推进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开发。

作者：许 峰 秦晓楠 李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