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劳动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从技术、历史、价值三重向度的整体性视野审视分工发展的规律及其历史影响和作用机制，构成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基本逻辑架构。把握这三重向度所构成的对分工发展演化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认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理论实质和理论影响，也有助于科学勘定和探明建构其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与理论特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生产劳动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生产劳动理论研究论文 篇1：

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同我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

邓小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教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理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领会其时代特征和科学预见性，学习邓小平同志观察、分析和处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方法，对于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理的发展

马克思根据社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学说，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特点的分析，论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大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都有系统的精辟的论述，使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华民族特色的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作为第一代领导成员认真贯彻和参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文革”中复出拨乱反正抓“教育整顿”、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把教育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不断改革和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价值，我们应该透过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不断加深理解并领会其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的发展与创新。

首先，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来深刻理解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一贯重视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早在1957年，他在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就指出：“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参加劳动，特别要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大多数人民都要担负的光荣义务。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是我们的新社会前进的障碍物。”他一再强调学生要适当参加劳动，在195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他又指出：“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普通中学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搞一些小农场、小作坊，学生轮流参加生产或者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邓小平同志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同志的着眼点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功能，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改革旧社会陋习的社会功能。正是由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一直出现于党的教育方针中，并被后来的教育法所体现。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立足国情，形成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培养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的精神，不仅在我国由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当时有着特殊重要意义，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也有很强的针对性。

其次，从处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战略层次来深刻理解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

邓小平同志从来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看待教育的。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这三个论点，深刻揭示了新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点是处理好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还严肃指出：“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还具体要求国民经济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调整专业设置、安排基础理论课程和进行教材改革”。“生产劳动、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更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邓小平同志从宏观上阐述教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多次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使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

第三，从科技、教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来深刻理解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

邓小平同志研究教育，总是同经济和科技发展一起来思考。他深刻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他扩展了“生产劳动”的内涵，把科学技术、科学实验纳入其中，体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特征。邓小平同志一向认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是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劳动力。”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越来越溶入生产要素之中，这必然拓展了“生产”的内容。邓小平同志密切关注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他指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邓小平同志强调“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联系后来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以及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的一系列深邃论述，提示我们要跟上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样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

二、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实践

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贯彻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把它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措施，大力促进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80年代初，我国一些大学就积极探索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办学试验；80年代中期，已有一批高校与企业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办学；进入90年代，产学合作教育以及产学

研结合办学又有新的发展。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同社会实际工作部门的合作，促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八五”、“九五”期间，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与实验，被列为国家级教育科研重点课题，我国产学研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扩展与深入。从结合的形式考察，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模式：

(1)事业适应型。这是一种宏观层次结合的模式。即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结合，主要依靠国家统筹规划、宏观调控。例如，在政府统筹下，在工业部门实施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在农村和城市实施的“农科教结合”、“经科教结合”等。

(2)办学合作型。这是一种中观层次的结合模式。即产学研三方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制与机制，进行合作办学，以提高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产业部门的科技与生产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合作办学有紧密型与松散型之分。例如，多种形式的产学合作办学、产学研多种形式联合体、大学科技工业园、工程研究中心、科学园区等。

(3)过程结合型。这是一种微观层次结合的模式。即高等学校把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引进教学过程的一种经常的、普遍的形式，其目的是促进理论联系实际、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紧密结合。

从结合的功能考察，我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育人主导型。即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导功能是培养人才(包括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而科学研究、促进生产的发展都要为培养人才服务。二是科技主导型。即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导功能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由高等学校自办或高等学校与科研单位联办研究所、研究中心、开发中心、科学园等。三是生产主导型。即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导功能是通过取得科研成果发展生产，获得经济效益。如高校在改革中创办的高新科技产业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取得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它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实际工作能力、适应能力与创新能力，提高了教育质量；它促进教师在生产实践中增加实践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研究中接触本学科的前沿，用自己取得的研究成果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教学内容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自身水平，推动了学科建设；它促进了高校的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践雄辩证明，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是指导我国高等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向更高层次发展

我们面临的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世纪。在这种大背景下，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必将要求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更加紧密的结合。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总量加速增长，知识陈旧率急剧加快，从发明到产品开发的周期日益缩短，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达到90％以上。这些特点，使高等学校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发展现代化大生产，促进社会进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需要高等学校的智力与技术的支持。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培养具有以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为核心的高素质人才，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按照新的思路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功能，面向市场，面向产业，面向经济全球化，构建一个能主动适应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工程的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网络体系。

从经济观点看，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从科技观点来看，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是科技进步的根本保证；从教育观点来看，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趋势，必将促进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在更高层次上的更加紧密结合，并成为21世纪高等教育最具活力的重要办学模式。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不断地向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部门输送人才，科学研究向高等学校提供新知识与新技术，经济发展向高等教育提供资金和人才需求，给予改革和发展的动力。同时，科学研究为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成果，使之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发展则为科学研究提供课题、资金和设备。教育、科技、经济三者将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一体化的运行方式加速社会发展进程。

面临知识经济挑战的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创新体系的要求，不仅要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且要创造新知识，充分发挥对知识整合、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功能。大学经常性的教学工作要引入科学研究，注重培养具有以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尤其是教学科研型的大学，要将以研究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变为以工业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以推动大学科技人员和实验室与技术先进产业更紧密合作，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高新技术的“孵化器”、“辐射源”，为创新资源的流动提供便利，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此外，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其人才资源和科学技术方面优势，积极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创办高新技术区，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办学。为此，必须制订配套的支持结合的政策和法规，努力形成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依靠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互促机制，这是促进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在更高层次上更加紧密结合的关键。我们相信，只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作者系吉林省教委主任、教授(长春 130051)

责任编辑：聂海清

作者：陈谟开

生产劳动理论研究论文 篇2：

马克思分工理论的三重向度

[摘要]从技术、历史、价值三重向度的整体性视野审视分工发展的规律及其历史影响和作用机制，构成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基本逻辑架构。把握这三重向度所构成的对分工发展演化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认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理论实质和理论影响，也有助于科学勘定和探明建构其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与理论特性。

[关键词]分工 技术向度 历史向度 价值向度

梳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形成脉络，可以发现，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不同于后来的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单纯从技术角度审视和把握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注重在社会历史变迁中考察和分析分工内在技术结构演化及其蕴含的价值取向。从技术、历史、价值这三重向度对分工发展演变及其历史作用进行整体性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独特视野与基本逻辑架构。由此出发，能更好地勘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理论实质和理论影响，也能更好地理解和透析建构其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与理论特性。

一、分工的技术向度分析

马克思对分工的关注承袭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生产劳动领域对分工的技术性分析。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内部分工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关注的视野更多地聚焦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并进而揭示了社会内部分工与生产内部分工的内在技术关联。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质方面、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来考察的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但是，从商品的角度以及从交换过程内部来看，分工本身只在它的结果、在商品本身的分化中存在。”在这里，分工首先是人的群体化生产实践的劳动技术组合方式。这种劳动技术组合方式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有密切关联。一方面，分工和生产工具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机制，生产工具的革新带来新的分工形式，而新的分工形式又要求发明和推广与之相契合的生产工具，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工具也是生产资料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因此，一定的分工形式必然会影响同时也受制于一定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进而影响和作用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当分工作为生产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将不同的人在生产劳动中不同环节和不同位置的活动固定下来，并且与其所塑造的阶级关系、社会交往形式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职业分工。这种职业分工本身既由共同生产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所决定，同时，又受到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影响，因而具有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作为生产劳动技术组合方式的分工，只要人类还进行共同的生产劳动，就会始终存在；而作为社会阶级划分和与之关联的固定化的甚至是世袭的职业分工，则是私有制的产物，此时，“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并且，“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这种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在此，消灭分工和消灭私有制是同义语，也就是说，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消灭阶级、身份、地位和与之相关联的固定化的职业差别与对立，分工才作为共同生产劳动必要的技术组合方式，成为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制造和激化人与人的矛盾、造成人狭隘片面发展的枷锁。

单就生产劳动领域而言，分工自身通过强化每个劳动者的单一劳动技能在整体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会造成个人发展的畸形与片面化。因此，即便是作为生产劳动技术组合方式的分工本身也不断制造了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枷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分工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则要求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的分工，然而，这种发展是有技术限度的，即当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达到一定限度，过于狭隘的生产领域和过于片面的生产技能超越了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此时，分工就会出现某种技术性的反弹，其所内含的与造成个人发展片面化和专门化同时存在的自我否定性就将呈现出来。“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个人的全面发展就获得了技术上的保障——这是分工发展应有的内在技术性要求。但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特别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分工的每一步发展，每一步有助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进步，都被集聚资本、增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的需要所利用。为了不断地增殖资本，为了巩固和维护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人为地划分更多的生产领域、更复杂的生产环节、更繁琐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岗位就成为必然。此时，分工已不再是按照其本身内在技术性要求应有的方向发展，而是完全按照私有制、按照资本逻辑的需要发展，这本身必然酝酿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风险与危机。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颠覆资本逻辑对社会发展的支配性，才能恢复分工自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技术性要求。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迫于竞争压力，各个生产组织都加强了其内部的管理，强化和细化内部的分工，并不断进行生产部门和生产环节的重新分化、分解与分工，这既加剧了生产部门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与固定化，又造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和动荡，制造和积聚了社会发展的风险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内生的自我否定性力量。对此，与那些捍卫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而不断研究如何强化生产机构内部分工以保障资本增殖、以适应不断强化的竞争环境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思考路向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想真正化解两种分工的矛盾，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也就是说，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能够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自身的奴役。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旧的分工必须扬弃。“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此时，分工只是作为共同生产劳动必不可少的技术组合方式而存在，在这种分工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二、分工的历史向度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技术角度分析和把握分工内在的辩证发展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分工引入人类历史领域，通过对分工的历史性考察，探究勘定了分工展开的历史规律及其历史影响作用机制。

早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即国民经济学家分工理论进行研究时，马克思就敏锐地看到，“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国民经济学家当他们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而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看到，当前的经济事实背后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要弄清楚这些经济事实，必须从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入手，因此，“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按照这一思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分工的考察，就不仅只关注其内在的技术展开逻辑，更关注其背后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关注分工技术展开内在的历史动因、规律、未来趋势及其历史影响等。

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分工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分工发展演变与人类历史变迁密切相关。“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旧在“自然形成的分工”或“自然分工”阶段，人类的生产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是直接同一的，此时的分工，只是人们共同生产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随着人们需要的扩大和满足需要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分工也发展起来了——在这里，分工和生产力是一致的，分工的发展标志和反映着原始社会共同体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能力，标志和反映着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与之相伴随，出现了剩余财产以及占有剩余财产的新的所有制关系，社会根据财产占有关系而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为了维护占有剩余财产的阶级的利益并保持相互敌对阶级之间内在矛盾和对立的平衡，产生了国家。同时，对剩余财产占有的差异也导致了不同家庭的分化与对立。于是，原始的与生产共同体相一致的社会共同体就从内部被打破了，人类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此时，基于财产占有关系的差别，分工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通过占有剩余财产剥夺他人的劳动而专门从事精神劳动，另一部分人则由于不掌握剩余财产，甚至自身也成为他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而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由此，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此时，原始的自然分工转化为以私有制为核心和根本决定性力量的社会分工。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和根本支配性力量的资本主义分工，就是这种社会分工发展的最高形式与最终形态。

通过对分工的历史性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资本主义分工并非自始如此，它是分工历史发展演化的产物，必然在分工的发展演化中被新的分工形式所代替。分工的发展，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机器的广泛应用、资本的集聚和人的发展的片面化。由于分工是集聚资本同时也是迫使各个生产生活领域依附于资本的重要手段，因此，资本为了无限增殖，必然要不断扩大、强化和细化分工，这既带来了新的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蓬勃兴起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必然造成人的片面能力的增长，造成人的片面和畸形化发展，造成生产力发展与人、与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对立。这种对立，并非出于分工自身的需要，而是完全出于资本集聚增殖和更好地控制各个生产生活领域的需要。因此，一旦作为私有制最高形式和最终形态的资本被历史性地扬弃，与个人发展相对立的生产力必将转化为推进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最重要的力量。换句话说，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不断发展的分工与生产力，在造成社会动荡和个人片面畸形发展的同时，也正在不断为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准备着现实的前提。“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事实上，资本为了无限增殖，必然需要普遍化的市场交易，这在客观上消除了社会原有的固定等级、身份与特权，并使资本成为压倒一切的唯一特权和唯一支配性力量，从而使原有的与等级、身份和某种特权密切关联的固定的职业分工烟消云散。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一方面，原来的职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从而使每个人都只能从事原来某种职业的某一个具体环节的工作，职业带给人的荣耀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不断丧失，职业、工作和劳动带给人的享受与“美感”被不断耗尽和榨干；另一方面，它也促使职业的变动常态化，这既表现在无产者在就业大军的压力下不得不经常性地变换职业和工作，以及有产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不得不经常性地改变自己的工作领域甚至工作和职业本身；同时，这也表现在职业与职业之间原有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新兴交叉职业不断涌现……这些，都进一步瓦解了原有的固定化的职业分工。资本的无限增殖，还带来了整个社会永不停歇的变动。这种不断变动性，必然带来分工的不断调整，一方面，它使人们辛辛苦苦地获得的专业能力在最重视效用的资本面前丧失了其效用性.它迅速地斩断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自然血缘、地域、文化和共同社会心理的联系，从而使每个人、使所有人都更加依附于资本：另一方面，它也实际地消解了某种外在共同体对个人独立个性的遮蔽，消解了把人们束缚在某一活动领域中的发展片面性，使每个人跨越原有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界限，掌握多种的专业技能和通用技能成为必要。同时，它也使终生学习和普遍教育成为必然。资本的无限增殖，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吞噬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这在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破坏人们因袭传统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普遍的世界交往和广泛的世界联合成为可能，使打破传统、不断探索和开辟新的生活具有了现实的动力和基础。总之，这一切都为历史性地扬弃旧式分工，为个人的解放，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何揭示和把握这一转变的必然性，减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分娩的痛苦”，加速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就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与根本主题，同时，也构成了他们理论研究的根本旨趣。

三、分工的价值向度分析

“分工既然把我们变成了一个不完整的人，不也就削弱了人的人格吗？人们常常是这样责备分工的。”在涂尔干看来，“如果有人说人性的发展在表层上比在深层里更合乎逻辑，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为什么说范围较广而且比较分散的活动，要比范围较小而且比较集中的活动更加占有优势呢？为什么说比较平庸但却很全面的人，要比过一种专门而又紧凑的生活的人更加令人尊重呢？尤其是在我们通过与人合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变得更加完善的时候。”涂尔干相信，个人的人格非但没有由于专业化的发展而受到损害，反而会随着分工的发展一同发展起来。传统的“环节社会”的消失必然要求专业化同时得到发展，要求将个人意识从支撑它的有机环境和涵盖它的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这种双重解放使个人行为变得更加独立。分工也为这一过程助了一臂之力。借助专业化的发展，个人的本性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部分本性已经脱离了集体作用和遗传影响，后者只能作用和影响到那些很简单、很普通的事物了。因此，“个人人格的进步与分工的进步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想得到前者，就不能不要后者。”

对于涂尔干的这一“判定”或“质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批评费尔巴哈时就已经做出了具有历史穿透性的回答，“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在涂尔干眼中，分工不是历史的生成物，而是与他所说的传统“环节社会”相对立的现代社会固有的、一成不变的存在。这种分工，在人摆脱了传统“环节社会”强有力的共同意识对人的束缚并使人实现个体化的同时，也把个人紧密地、“有机”地团结在社会集体当中，并在这一团结中赋予了每个人的独立个性与自由。

“做一个人，实际上就是做一个行为自主的人。人要想获得这种状态，就必须拥有真正属于他，甚至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由此，他可以成为个人，而不只是对种族和群体的原始类型的单纯体现”。㈣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责任不在于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而在于使它们不断集中，使它们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划定我们的范围，选择一项确定的工作，全心全力地投入进去，而不是把我们塑造成一件完整的艺术品——艺术品的价值只能来源于自身，不能来源于它所做的贡献。”不仅如此，分工不仅能展现出我们所确定的道德特征，也可以逐渐成为社会团结的本质条件。分工的道德价值在于，它使个人再次意识到了自身对社会的依赖关系，使社会重新产生了牵制和压制个人无法脱离自身限度的力量。并且，要想建构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就必须以分工的发展为前提。如果社会功能没有在更大程度上产生分工，社会就维持不了自己的平衡状态，更大规模的竞争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人类博爱的理想就不可能得到实现。”事实上，由于涂尔干不能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和把握分工的发展演化过程，因此，他虽然看到了分工带来个人的专注和专业化，并通过这种专注和专业化使自身摆脱了传统社会共同意识的束缚以及彼此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使自身具有了独立人格与自由；但是，他看不到这种分工在给个人带来独立人格与自由的同时，也在束缚着个人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发展，在增强人的片面的专注和专业化的同时，也遮蔽和消解了人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涂尔干更看不到的是，分工不仅历史性地创设和塑造了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可能性，而且也历史性地形成了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枷锁和束缚，同时，分工也将历史性地为推进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开辟道路。涂尔干只能从社会自身更好地实现联合和个人更好地对社会发挥作用、承担其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的角度去把握分工的价值，没有、不会也无法从分工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去把握其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类历史走向应有的价值标示。

与涂尔干不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不是先验的道德预设，也不是对现实片面批判所生成的随意玄想与臆造，而是在对分工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内在辩证逻辑深刻揭示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判断。分工作为人的群体化活动的重要实践方式，既是人的共同活动的产物，也制约和影响着人的共同活动。分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规律，这一规律是人的共同活动和选择的结果，也从根本意义上牵引和支配着人的活动，决定着人的历史和命运。正是在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化中，借助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关系，个人摆脱了原始血亲共同体的束缚，形成了独立意识，从有“生命的个体”转变为“现实的个人”。在这一转变中，从摆脱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和个人意识、个人独立人格的普遍建构上看，人类整体的自由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随着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生产，他们获得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这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人类整体的思考能力与普遍的社会意识。与此同时，在这一转变中，“现实的个人”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屈从于分工的个人”，他的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建构、他的自由的获得和实现，始终要受到他与他人所共同联结而成的社会分工的限制与影响。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运作机制。在这一生产方式和运作机制下，一方面，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与广泛联系得以建立并不断拓展，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和物质匮乏对人的束缚，摆脱了地域和狭隘的社会意识的限制，摆脱了固化的身份地位、社会等级和世袭职业的枷锁，人们至少在表面上实现了政治平等、人格独立和自由的市场交易选择权，并在资本逻辑范导的社会变动中被迫地但至少在表面上表现为可以自由自主地去选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自主的选择权、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都现实地呈现出来了；另一方面，每个人事实上仍然是“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而“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分工的发展演化既展示出个人走向自由、走向全面呈现自我内在价值和能力的可能性，并不断为这种可能性提供着现实的基础与条件，同时。由于这种分工的发展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是以物的发展尺度而不是人的发展尺度为标准和要求展开的，因此，这种分工又制造了人、制造了每个个人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枷锁。于是，颠覆私有制及其最高形式和最终运作形态的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控制与支配性，彻底扬弃旧式分工，就成为置身于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被压迫者的愿望。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分工发展演化的内在技术展开逻辑和历史发展规律都充分地证明了这种愿望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随意玄想、幻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归宿；在历史发展中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这不是某种先验的抽象预设.不是某种道德和个体心理的期许，而是历史本身的根本要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总之，通过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野中对分工技术展开逻辑内在辩证规律的透析与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厘清和探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根本价值旨归，勘定和找到了每个人历史性地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与现实道路，同时，也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了他们自身理论研究的根本主题和方法，并促使他们最终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

责任编辑：罗苹

作者：薛秀军

生产劳动理论研究论文 篇3：

试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进路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核心思想是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理性自由中抽象出人的本质到从感性直观中考察人的类本质，继而从生产劳动出发并同现实的物质基础相联系在社会关系中确立人的本质，最终找到在实践中实现人的解放道路的演进过程。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确证中，唯物史观随之形成和确立。通过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进路的梳理和解读，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谛，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关键词：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唯物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渊源就是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集中体现，有一个从萌发到形成到最终确立的过程。正如“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都必须要有正确哲学思维的指导”所言，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也是伴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得以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斷发展、成熟的。

一、理性自由下人的解放的迷失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萌发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社会都被基督教所笼罩，神权高于人权。随着德国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了青年黑格尔运动，他们从“自我意识”出发，致力于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基督教，为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的资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提出把“人”从宗教束缚和专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政治要求。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领袖布鲁诺·鲍威尔曾说，“自我意识”是绝对自由、合理的，而现存的宗教、现存的国家是不合理的，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受时间制约的暂时的异化形式。为了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必须消灭基督教和专制制度。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自我意识”是有生命的人或人的唯一存在方式。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把社会主体的人抽象化为自我意识，用理性批判信仰，借自由批判专制，不可避免带有唯心主义的缺陷。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试图从古希腊哲学中寻找到同“自由个性”和“自我意识”相类似的理想追求，对德国专制制度进行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以便为人的解放奠定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莫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把自我意识看作是现象世界的本质，指出“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1]233。显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将自我意识看成人的本质，从自由和理性出发批判宗教，称宗教是无知和迷信的产物，那么，人的解放的实现也就是破除宗教对人的精神控制，把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实现自我意识的自由。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开始接触大量社会现实，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但依旧把理性、精神作为现象世界的本质，认为事物所以存在是由于其合乎理性，自由则是合乎理性的本质，并且指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1]63。马克思在此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主题文章，如：对书报检查令的批判、争取出版言论自由的权利等都是基于人们的意志自由是客观的、永恒的、不证自明的立场。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看到了私人利益对人的言行的影响，诸侯、貴族为了各自的私利反对出版自由，但依然认为只有出版自由才能使人们遵循理性来解决问题，“出版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类自由的实现”[1]62。马克思以人类理性为依据，以理论的批判为武器，认为只有消灭现存的宗教和专制制度，建立理性国家，才能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其哲学思想发展的早期，认为实现人的解放主要通过张扬自我意识，实现个性解放、理性自由。青年黑格尔派提出人是理性的人，必须按照理性办事，国家是人格的最高实现，是理性和自由的产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马克思却发现人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者，国家和法并不能代表私人利益；诸侯、贵族为了自己的私利反对出版自由，林木占有者为维护个人私利，把个人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普鲁士国家也不是理性的体现（或者说实现），而是封建贵族地主等疯狂掠夺劳动人民的“物质手段”和工具。面对这一矛盾，马克思开始对青年黑格尔派在国家和人的问题上的唯心主义产生怀疑，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思考国家和人的本质，以便找到实现人的解放的正确道路。

二、“类本质”下人的解放的凸显

对人的本质的确认是回答“人的解放”的理论前提。基于意志自由的立场对人的解放的论证冲破了神权对人权的束缚，然而，意志自由并不必然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自由。《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存在决定思维的观点，不仅对黑格尔的“理性的人”的观点进行了清算，批判了黑格尔所谓“构成群体的个人本身是精神的存在物”，代之以“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的论点；而且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倒置过来，提出决定国家的不是理性而是市民社会。至此“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通向唯物史观的重要途径被打开。马克思不仅借助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而且找到了进行人的研究所需要的理论突破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2]。这里“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生产劳动。自此以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索逐渐由黑格尔式的自由理性精神向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跨越，不再把理性、自由作为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存在看成是人的本质，从人本身寻求人的解放的实现。这已经蕴含着唯物主义的萌芽。费尔巴哈从生物学的角度，把“类”看作是一个物种，一个群体，现实的人也就是过着群居生活的自然人。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并没有将“类本质”局限在生物学范围内，而是将其扩展到社会领域，提出人的类本质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群居生活，而是人的社会属性——作为社会团体、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成员，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人的社会特质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发现人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现实生活中人的类本质并没有实现，人不是作为国家、社会中自由自觉的一员，而是过着一种异化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生命象征，而是异化成人的外在约束，不但使劳动者从“类本质”异化出去，也从自然界异化出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4]既然异化劳动是形成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的根源，那么要实现人的解放就要消除异化劳动产生的经济条件——私有制，才能使劳动者从奴役性的生产劳动中获得解放，从而实现人的本质向人的回归。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里的“共产主义”，其中心问题是人怎样从克服异化状态中实现人的解放。到那时，“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

马克思通过阐述异化劳动理论深化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指出人的解放就是实现“人本身是人的本质”，但此时马克思还仅仅从感性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人，也没有意识到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才是人成为真实的存在和自然界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不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抽象性。

三、唯物史观的确立与人的解放的实现

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开始深入到“现实的前提”中来寻求人的解放。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永恒不变的抽象物，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存在下产生和形成的，是人的对象性的物质创造和精神道德创造的结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83。作为人的解放的逻辑起点的现实的人，不外乎存在三方面的關系：一是与外在自然界的关系；二是与其他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三是与其自身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的形成都是在生产实践中确立的，因此，对人的解放的追求也需要从生产实践中寻求答案。人类的生产实践毋庸置疑地具有社会历史性，人的解放的实现也必然是来自于现实历史条件、植根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场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分工，分工克服了原始人简单协作的落后状态，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但劳动的分化也造成了人的活动的异化，分工把人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分工造成不同的阶级和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37异化的消灭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消灭。到那时，也就是人的解放的实现。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标志着唯物史观正式问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下，人类社会实现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在这一科学认识的前提下，马克思将对人的解放的探索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得人的解放的实现不再是一种价值的应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6]。生产力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能力，是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总和。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不仅仅是指人类某个个体的劳动能力，而是存在于每个个体及其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客观的力量，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运用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这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言的仅仅是财富积累的手段，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物質基础，因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就不能消灭奴役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不仅如此，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还和生产关系的解放程度密切相关，只有生产关系解放了，人们在生产中才能形成一种平等协作的友好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把生产关系作为人们借以进行物质生产的关系，是与生产力相对应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只有结成人与人的一定社会关系，才有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才有现实的生产活动。生产关系决定着特定社会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深刻论述，深刻指明了其他社会关系对生产关系的从属性，强调了生产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生产关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意义。马克思预测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阶级与阶级对立会消失、国家将消亡、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人人将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最终诉求，不仅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而且是伴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不断完善。只有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实现人从自然界的解放，才能为人的解放创造物质前提；只有实现生产关系的解放，才能创造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只有消除了来自外界（自然界、人际关系）的外在束缚，人才能实现自身解放，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当前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也务必秉承“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引领作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号召力。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结合我国的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生活条件来谈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刘同舫.从思想解放走向人的解放[J].理论月刊，2009（4）：38-40.

[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周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