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习艺劳动研究论文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规范的监狱管理以及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使清政府的监狱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近代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监狱改革的执行缺乏力度以及传统监狱观念的影响，清末的监狱制度改革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犯罪习艺劳动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犯罪习艺劳动研究论文 篇1：

现阶段罪犯劳动功能分析

摘 要：在我国的罪犯改造工作中，对罪犯劳动功能的认识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把罪犯劳动功能主要理解为刑罚执行和罪犯改造；其次是经济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和构建罪犯劳动功能体系，重视罪犯劳动的习艺、行为矫正方面的功能。现阶段过分地强化罪犯劳动的经济功能会影响其他功能的发挥，降低罪犯改造质量。监企分离改革是重建合理的罪犯劳动功能体系的前提和目标，科学合理地适应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罪犯劳动功能体系，对提高罪犯改造的质量和综合效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罪犯劳动；劳动功能；罪犯改造；监狱管理

新中国罪犯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改革与发展，并经过广大监狱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长期的研究、总结，已形成了一整套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理论。新中国罪犯劳动理论在指导我国罪犯劳动不断朝着依法、文明、规范、科学组织管理，有效地改造罪犯成新人的实践及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罪犯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按其性质分析，包括指导思想理论、改造原理理论、组织管理理论、法律保障理论等主要内容。

建国后，根据毛泽东同志“三个为了”的指示，我国的劳动改造罪犯工作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劳动改造对象主要是战犯、反革命分子和一般刑事犯罪分子，改造重点是解决罪犯政治道路、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问题，劳动改造的方式以农业、水利、道路建设、矿业生产等为主，监狱位置也多设立在偏僻闭塞的地方，劳动改造的惩罚功能得到突出和强调，其矫正作用也经过实践检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与此同时，监狱组织罪犯劳动改造也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对保障当时国计民生，支援国家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罪犯劳动的功能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弱化罪犯劳动的经济功能，强化矫正功能，并加强对功能体系的理论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适应我国罪犯劳动管理发展的功能体系，推动监狱“三化”建设。

一、我国罪犯劳动理论的形成背景

我国罪犯劳动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在罪犯改造的同时，为社会创造经济财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具体形态的监狱，开展什么样的行刑改造工作，这是社会主义监狱制度及其所属的罪犯劳动制度的根手指导思想。我们党和国家在设计监狱的改造罪犯工作时，是将它与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到：“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经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新中国的罪犯劳动理论正是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改造观的统帅和指导下形成的。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罪犯劳动理论无疑是改造目的明确、方法措施进步的理论。

二、罪犯劳动功能体系的形成

由于我国长期以劳动改造工作作为监狱工作的代名词，由于以罪犯劳动为主的监狱生产经营与监狱经费密切的关系，致使改造与生产往往成为监狱工作中的矛盾焦点，所以国家不得不以监狱工作方针的规定来调解改造与生产的关系。我国监狱工作方针几经演变，从最初的“三个为了”方针，到后来的“两结合”方针，再到“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这些方针不管表述如何变化，其意义都在于规范和调节监狱改造与生产的关系。监狱理论界也一直就改造与生产的关系问题长期争论不休。随着《监狱法》的颁布，国家对监狱的财政保障体制的建立，监狱与企业适度分离等体制改革的尝试，监狱惩罚改造罪犯工作系统和监狱罪犯劳动及监狱生产工作系统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之上，于是，监狱工作方针不再与罪犯劳动及监狱生产相纠缠，而被比较科学地表述为“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

劳动改造的功能，是监狱在组织罪犯劳动改造、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过程中，劳动改造作为行刑手段所发挥的固有的稳定作用。我国监狱劳动改造主要有惩罚、矫正、经济三大功能。

（一）惩罚功能

在改造罪犯过程中，劳动改造、教育改造、监管改造的三大基本手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相辅相成，互联互动。罪犯在服刑期间除去睡眠和学习娱乐时间外，参加劳动生产是其主要改造生活内容，是改造罪犯可利用的重要时间段。因此，对罪犯劳动过程、劳动现场实行严格管理，是监管改造应有之义，监狱工作的实践充分证明，生产劳动组织得好坏与监管改造秩序的稳定与否存在正比关系。同时，罪犯参加劳动生产过程是监狱人民警察详细了解和准确掌握罪犯真实思想和行为的主要渠道。监狱人民警察只要通过精心观察罪犯在劳动生产中的表现和反映在产品中的种种参数，就能够了解掌握比较客观、具体而真实的改造动机和目的，透视罪犯原来的犯罪思想和恶习，从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管理措施提供依据，使教育改造和监管改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劳动作为惩罚罪犯的手段，是历史上和当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普遍做法。我国《监狱法》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罪犯，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劳动改造具有依法惩罚的不可选择性，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通过强迫罪犯进行生产劳动，使罪犯深刻感受到刑罚所带来的痛苦、威慑和报应，从而在内心产生悔罪心理。劳动改造是罪犯与刑罚之间的媒介，也是罪犯借以感受刑罚的载体。同时，通过劳动改造罪犯所产生的惩罚效应，也能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一定的导向警示作用，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刑罚目的。

（二）矫正功能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认为：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但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因此，劳动是改造人，造就人的基本途径和方式。监狱组织罪犯生产劳动，使其在艰辛的劳动过程中，改变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不良思想，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行为习惯，并通过劳动体验人生价值，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方式的监狱生产劳动，对罪犯重新社会化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罪犯在劳动中学习的劳动技能、科技知识，养成良好的劳动行惯和行为习惯，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

（三）经济功能

监狱组织罪犯劳动生产的过程，也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监狱生产虽然是罪犯劳动改造的物质载体，但同样要讲求成本效益，实现劳动收益的目的。监狱组织罪犯生产应当是有效劳动，罪犯劳动获得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也使劳动改造具有了经济功能。所以从建国之初开始，罪犯劳动的经济功能就处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当前进行的监企分离改革，目标之一是弱化监狱的经营职能，而不是弱化罪犯劳动的经济功能。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许多地方财政还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全额保障”也只能是“低水平的保障”。监企分离改革中的“收支分开”，是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设计将监狱的经营职能剥离出来，使罪犯劳动在一种新的管理体制下更有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这就要求监狱创新体制，运用市场经济的理念，以劳动改造的方式，把监狱特有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管理、开发和优化配置，使罪犯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促进监狱经济发展。

（四）矫治功能

从犯罪动因上看，罪犯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多数人存在着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思想紧密相关。组织并强迫罪犯参加融社会性、集体性、规范性、工序性和文明性于一体的劳动生产，促使罪犯转变犯罪思想意识，改变不良习惯，逐步建立适应社会的思想认识、行为规范、生活态度。引导罪犯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劳动技能，充实改造生活和增进身心健康。

我国监狱的根本任务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监狱生产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对罪犯的惩罚和改造。《监狱法》规定：“监狱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可见，组织监狱生产实质是执行法律规定，体现国家意志的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我们不仅要从经济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法律上来考虑监狱生产问题。监狱企业也不能像社会企业那样，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要在实现行刑职能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尽可能好的社会效益。为此，一方面，通过劳动训练、教育和技能培训，使罪犯获得一技之长；另一方面，罪犯在劳动和技术训练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戒除恶习，实现对人的改造；最后使犯人回归社会后，能适应社会生活和市场竞争，减少重复犯罪。

（五）技术培训功能（习艺功能）

这一功能是和矫治功能相辅相成的，是矫治功能的一个支撑条件。罪犯劳动客观上能发挥技术（技能）培训功能，随着监狱生产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这种功能的必要性和效果也越来越明显。劳动对罪犯的改造功能不仅体现在改造思想、转变观念上，而且体现在使罪犯习得技能，提高劳动力素质。通过监狱的行刑执法，优化劳动力资源，使大多数犯人在服刑期间能学到一技之长，有利于回归社会后的谋生就业。新中国最初的罪犯劳动，非常注意对罪犯思想的改造，限于条件，在为罪犯谋生就业需要的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做得不够。伴随实践的发展，监狱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对罪犯劳动理论认识的深化，技术培训功能越来越越成为罪犯劳动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监狱在组织罪犯劳动中，日益重视对罪犯的职业技术教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监狱普遍开办了正规化的三课教育。其中的技术教育最受罪犯的欢迎和重视。近十几年来，我国监狱配合罪犯劳动进行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取得了巨大成绩，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罪犯获得各种专业劳动技术的技术等级证书，有的甚至获得技术职称。罪犯职业技术教育实践有效地提高了改造质量，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罪犯劳动理论。

重视智力开发，为罪犯刑满回归社会提供谋生的劳动技能。现代社会是竞争社会，罪犯经过服刑改造刑满释放后最终能否成为守法公民，主要与服刑改造期间思想改造转化好坏有关。因此，在组织罪犯劳动生产的同时，抓好罪犯技术培训，帮助罪犯掌握生产技能和一至二门谋生的劳动技能，是提高改造质量、巩固改造成果的必要条件。同时，监狱应充分运用刑事奖惩政策，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组织劳动竞赛和劳动能手评比活动，完善对罪犯劳动的考核，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罪犯及时兑现刑事奖励。对罪犯中有《监狱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行为，监狱可以及时给予行政处分，落实罪犯参加劳动生产的强制性，以教育和警示全体罪犯。技术培训教育能强化罪犯劳动的动力机制，提高劳动的效果，同时也能促进罪犯的思想改造。

（六）获得劳动报酬的职能

在我国监狱工作中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职能。现阶段我国的罪犯劳动基本上是无偿的。我们在监狱实际工作中采取的所谓的“假定工资”的形式，不符合国际司法实践的惯例，也不符合我国签署的一些囚犯人权保护的公约。“假定工资”主要用于支付罪犯生活、教育等费用于狱政业务、警戒设施等费用。“假定工资”中支付罪犯生活费主要包括：伙食费、囚服费、医疗费、零用费等。以前少数监狱对罪犯劳动有奖金分配，对劳动表现好、生产效益高的罪犯，结合改造表现分别发放金额不等的奖金。罪犯的生活保障带有特殊供给性质的特征，但我国罪犯劳动基本是无偿性质的。2002年以来，在福建、北京等地一些监狱，实行了罪犯劳动工资制的尝试。这对落实《监狱法》关于罪犯劳动报酬权的规定来讲，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只是局部的尝试，还不是制度行为。

国外大多数国家对罪犯的劳动报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分配的比例看，阿根廷规定：“犯人的劳动收入，10%用于赔偿因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和损害；35%用于生活费；25%用来支付被监禁者在监狱的开支；30%作为被监禁者的私人钱款，在其出狱时付给。”新加坡规定：“每个犯人劳动收入个人账户储蓄占40%。”从犯人劳动收入的数量看，日本每个劳动的犯人平均每月报酬20.43美元；新加坡平均报酬在55.10～123.50美元；古巴平均报酬在127～139.7美元，其中用于个人吃穿、零花的约占30%，对不劳动的犯人由监狱负担其生活费。

长期以来我国监狱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难以落实罪犯劳动报酬制度。现阶段经济发展和监企分离改革的进行，为罪犯劳动报酬提供了经济条件和制度设计。在罪犯劳动的功能体系中，罪犯劳动报酬功能的发挥，能更好地促进其他功能尤其是思想改造、经济功能的发挥。

以上罪犯劳动的各种功能组成了一个功能体系，各个功能都能协调地发挥作用时，功能体系才能发挥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说罪犯劳动才能取得最佳的综合效益。任何一项功能的偏废都会影响综合效益的发挥。如劳动报酬功能的缺失必然会影响惩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发挥。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同，罪犯劳动的功能结构会有所不同。当代西欧国家把罪犯矫治功能和习艺功能作为相对重要的功能，而经济功能大大淡化；我国现阶段仍把经济功能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功能，在多数地区，这项功能被过度强化了，反而影响了其他功能的发挥。监企分离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重建合理的罪犯劳动功能体系，提高罪犯改造的质量和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王明迪.研究监狱生产的定位问题要把握五个基本点[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8（10）.

〔2〕淑华，玉卿.新中国罪犯劳动理论探析[J].中国监狱信息网，2005-10-22.

〔3〕葛炳瑶.试论新阶段劳动改造罪犯[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6）.

〔4〕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J].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徐阳）

作者：陈青

犯罪习艺劳动研究论文 篇2：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制度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规范的监狱管理以及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使清政府的监狱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近代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监狱改革的执行缺乏力度以及传统监狱观念的影响，清末的监狱制度改革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关键词：清末；新政；监狱改革；模范监狱

20世纪初，随着新政改革运动的展开，作为封建专制统治工具的传统司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是新政时期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地方上的实施情况，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司法改革的实际效果，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对清末的新政改革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下面，我们将以清政府的新式模范监狱为考察对象，对新政时期的监狱制度改革作一探析。

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究其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一方面，传统监狱制度自身危机重重。在中国封建社会，监狱常被人们视为“人间地狱”。洋务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就曾对传统的狱制予以鞭挞：“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挛拘。……而久系庾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清末监狱的黑暗，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大公报》曾经刊文指出：“中国牢狱之刻，惨不忍言。……因病而致死者，无月无之；因虐而毙命者，亦无地无之。”统治阶级内部也意识到了传统监狱所存在的问题，以沈家本、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变法派也对传统的监狱制度提出了批评，主张对旧有刑罚进行改革。这表明，传统监狱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已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对旧式监狱实行改良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另一方面，近代司法理念的传播对传统的监狱制度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早在19世纪中后期，已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了对西方狱制的引介。王韬在《法国志略》中，形容西方“牢狱之制法极周详，刑无苛酷，待狱囚务极宽厚”。郭嵩焘、薛福成等早期驻外使节的日记中也有大量对西方监狱的描述。如果说众多知识分子对西方狱制的介绍还只是给人一种较为模糊的认识，那么，租界内的西式监狱则为国人提供了切身体会西方监狱管理制度的机会。1906年《申报》记者在参观了上海租界内的提篮桥监狱后，称之为“管理有规则，教导有工业，卫生有章程”。中西方监狱管理制度的差异，极大地触动了国人的心理，为传统监狱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抨击传统监狱制度的同时，清末朝野通过与西方司法制度的接触以及中西监狱制度的比较，提出了改革传统监狱制度的主张。

1　改善犯人的生存环境。传统监狱最为中外人士所诟病的是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也是外国列强要求实行领事裁判权的一个重要借口。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屡次颁布“矜恤狱囚”的命令，但是地方官多视为具文。自实行新政后，这一问题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专门提出了“修监羁”的设想，要求对旧有监狱实行改造，以达到“恤刑狱”的目的。社会上对此也议论不绝，留日法政生、赤城县县丞涂景瑜在给直隶当局的一份条陈中，专门就监狱积弊的问题提出：“拟请通饬各属，将旧有监狱实行改良，……狱内务须清洁，囚人衣履令其勤洗濯。”这些建议，对于改善罪犯的生存坏境都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2　转变对监狱功能的认识。在中国封建社会，监狱往往被视为是单纯对罪犯实施惩戒的场所，其监狱管理思想，也是以重刑主义和惩罚主义为主。至清末，随着西方司法理念的传人，人们对监狱功能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沈家本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中，提出了“监狱与刑罚互为表里”的主张，认为，“盖犯罪之人歉于教化者为多，严刑厉法可惩肃于既往，难望湔祓于将来，故借监狱之地，施教诲之方，亦即明刑弼教之本义也。”[’]在他的眼中，监狱并非执行刑罚的简单场所，刑罚也并非囚禁的唯一目的。这种理念，是符合近代监狱学者关于法理意义上的监狱认识的。

3　考虑罪犯改造后的出路。既然惩治罪犯的目的是为了“改过迁善”，那么，如何保证罪犯们的今后出路呢?19世纪后期，洋务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就曾提出过在监狱内设立工艺学堂的设想：“凡犯罪监禁之人，教以学习工艺。上焉者雕刻、绘写、制造钟表一切器用；……因材施教。曲予裁成。”新政之初，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了“教工艺”一条，主张在监狱内设工艺房，令罪犯学习，以便将来释放后能借此谋生。不少论者还认为，设立罪犯习艺所学习工艺，主要是为了犯人出狱后易于谋生，因此，所学应以粗浅工艺、成本较低者为主。

4　培养监狱管理人才。监狱管理人员肩负着改造犯罪人员的重任，如果没有足够的素养，罪犯的改造效果就难以得到保证。正如时人所言，“狱制即如何完善，使狱官未得其人，非特行之无效也，弊且滋甚。”清末关于监狱管理人才培养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开设专门学堂培养监狱管理人员。这也就是沈家本所说的“豫储监狱管理之材”，在各省法律学堂或新建成的模范监狱内，附设监狱学堂，采用西方的任用法来选拔监狱管理人员。其二，提高监狱管理人员的社会地位。沈家本针对狱吏贪赃枉法的陋习，提出应当“改定狱宫品级”，从根本上改变狱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以吸引监狱管理人材。1906年7月16日，在《大公报》的一篇来稿中，作者也认为，“我国狱官之所以为世所诟病者，非仅狱官之罪也。试问我国狱官之位置果安全否，……俸给不足，以仰事俯蓄而欲其廉正自持，又可得歟。”

二、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

传统监狱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清政府认识到，“狱制一日不改，则新律万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开始借鉴西方狱制，对传统的监狱制度进行改革。其改革的内容，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上。

设立罪犯习艺所，是清政府推行监狱制度改革，促使传统监狱向新式模范监狱转变的一个过渡性措施。1902年12月，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向清政府呈《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折》，建议收容军、流、徒等罪犯人习艺所习艺。1903年4月，刑部奏准颁行《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章程》，规定“先就省城并该管巡道，各设罪犯习艺所一区，凡军流徒犯不必分发州县，即在省城即巡道所驻地方收所习艺，俾专责成”。自1902年至1909年，各省及府州县都开办了不少罪犯习艺所，其规模有大有小，成效也各异。随着各地罪犯习艺所的开办，改建新式模范监狱的工作也随之展开。早在1901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就提出了“修监羁”的主张，1907年5月22

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向清政府奏請改建新式监狱，“宜于各省之省会及通商口岸，先造模范监狱一所，以备拘禁流徒等罪。……试办数年，然后推暨于各州县。”此后，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规范的监狱管理

新式监狱必须依靠规范的管理，才能够得以正常地运行。清政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强对监狱的管理。

1　监狱法规的确立。在监狱改革的过程中，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以改良监狱为内容的谕旨及法规。如1903年刑部议准的《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章程》，要求各省设立罪犯习艺所，安排遣、军、徒、流等犯人所习艺；1906年法部颁布制定的《处置配犯新章》，将徒、流、军遣数刑合并为一，军流罪犯收所习艺；1907年批准的《法部奏议实行改良监狱折》和《法部奏变通提牢章程酌加奖叙折》，肯定了沈家本改良监狱的主张，对提牢官员人数以及狱官待遇作了新的规定；1909年由宪政编查馆批准的《奏编定现行刑律折》明确废除了流、徒刑；1910年先后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对新定的刑法原则、缓刑和假释制度等作了具体规定；1910年，由日本监狱学专家小河滋次郎负责起草的《大清监狱律草案》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上述一系列法规的颁行，为清末的监狱改良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2　统一狱制。在监狱改良之初，由于缺乏规范管理，各省多是各自为政。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全国监狱行政无统一之机关，甲省所改之狱制，与乙省所改之狱制不同……无一定之标准，一定之宗旨，自为风气，其弊殆不可胜言。”有鉴于此，清政府加强了对全国监狱的管理工作。首先，规定了中央及省级的监狱管理机关。1906年官制改革中，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部，专管全国司法行政。刑部提牢厅改为典狱司，专掌全国监狱事务；民政部下设警政司，管辖全国罪犯习艺所事务。在地方上，由提法司管辖全省司法行政，提法司下设的典狱科专管监狱事宜，并在监狱法未颁布之前，由该科拟定暂行规则。其次，设立模范监狱以为全国新监之标准。先在省会及通商大埠设立模范监狱，然后再推广到各州县。模范监狱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江西省模范监狱“系仿照鄂省形式委员监修”，山东省在筹设模范监狱时，派员赴天津、奉天、湖北等地调查新建模范监狱的规则章程等。从已开办的模范监狱来看，其内部的组织机构以及设施构造等基本相同。监狱配备了典狱长、书记官、会计官、看守长、教诲师、医师、工模师等人员，取法日式监狱结构，实行分类监禁，开展教诲教育，开办工厂令囚犯习艺，改善囚犯生活条件……通过设立模范监狱的方式，“由一省推行各省，以期狱制划一、利行久远也。监狱建筑合式，管理得人，再求制度适宜，规则完善，四者兼备，而监狱之模型具矣。”

(二)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

传统监狱出现的种种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司法体制造成的，但也与监狱的管理者——狱吏本身密切相关。正如法部在讨论监狱改革问题时所言，“治狱之要端，在管理得人。中国狱吏本乏专家，佐贰杂流，滥竽充数，狱事不治，百弊丛生。”因此，出于培养监狱管理人才的需要，除在京师法律学堂设“监狱学一科”外，还应“饬下学部于京外法政学堂一律增设监狱学专科，选法政高等学生派入专门研究。其已设新监狱等处，并应附设监狱学堂”。

清末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来实现的。如云南省在法政学堂设速成典狱专科，招收“本省实缺候补各员之年力精壮、志趣纯正者，入科肄习”；山东省于济南习艺所内设看守养成所，“先招五十人为一班，半年毕业”；福建省则将监狱学堂设于高等巡警学堂内，分高等、看守两科，“高等科选生四十名，一年毕业，看守科选生六十名，半年毕业”。此时还出现了专门的女监管理人员培养机构。湖北省于1910年设立了女子监狱养成所，“招选聪颖妇女人所肄业，俾毕业后派往各属管教女犯。”虽然，各省所设的监狱学堂名称略有不同，但都是为适应新式监狱对狱政管理人才的需求而设立的，以速成教育为主，学制多在一年半以内，有的甚至只有半年。

各类监狱学堂对学员的人选与培养也极为重视。一方面，严把招生关。如开办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的广西监狱学堂，以翰林院编修颜楷为监督，“选生之法，以慈善、端正、静默、清洁为归”。直隶临时法官养成所招考监狱专修科学员时，规定入学资格分为四种：“(甲)中学堂以上毕业生呈验文凭。(乙)京外候补候选人员不论品级，惟以实官为限。候补人员呈验履历，候选人员呈验部照。(丙)生员以上出身者，取具同乡官印结或直隶各局所学堂职员保结，其取具保结者须由出结人借用各局所学堂关防。(丁)旧充及现充刑幕者，取具同乡官印结。”另一方面，规范毕业考试制度。学员在入学后，必须考试合格才能毕业。如附设于天津罪犯习艺所的看守学堂，不仅有学期考试，还有毕业考试，其内容涉及监狱学理论、监狱法、刑法、大清律例、修身等方面。

长期以来，狱吏一直被视为低贱的职业，任此职者多为沈家本所说的“悍吏蠹胥”。“司狱官吏多于监狱之学未尝研究，又往往视差缺为传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欲求一学优则仕者，甚不易得。”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培养新式的监狱管理人才。而监狱学堂的开办，无疑是最好的人才培养方式。实际上，有不少人担心学堂会流于形式，如江苏臬司在监狱官吏养成所的开办问题上就一再强调，“设所之初，务慎其始，断不可使未经教育者授以事，更不可使旧日吏役侧其间”。而实行严格的入学资格及毕业考试，可以保证监狱管理人员的素质，为监狱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

湖北省城模范监狱是当时新式模范监狱建设的典范，通过对该监的具体考察，我们能够对当时新式模范监狱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自1905年11月开始，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湖北省已开始了新式监狱的筹建工作，至1907年6月竣工。新监位于江夏县署东面，与县署毗邻。张之洞在其奏折中，对湖北省城模范监狱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其内部结构分为三区四监，包括内监、外监、女监以及病监，还包括染病监、医室、厕所等；各监房都安装了电灯，有专门的救火器具室，还安装了自来水管，便于消防及日常用水；监狱管理人员包括典狱官、副狱官、书记生、教诲师、医官、守卫军等；在内监、外监、女监以及严禁监都设有工厂，所学工艺必须成本低廉且易于学成，如织布、裁缝、编制等；日常由教诲师在规定时间及犯人休工时教以改过迁善之道，对年幼囚犯教以小学课程，犯人生病由医官及时诊治；监狱常年经费由质当捐、铜币盈余以及签捐盈余项下筹拨。

上述湖北省城模范监狱的情况表明，无论是监狱的设施建设，还是日常管理制度，新式监狱都比传统监狱有了很大的进步。采用西式监狱的模式来管理和改造囚犯，已成为清末监狱改革的发展方向。不仅是省城，有些州县也积极响应。如广东省南海县也在1907年建成了新式监狱，并制定了暂行章程六类十三节三十五条。根据《申报》的报道，“该监之形式，分前后两大座，前座二

楼，分两大工厂，楼下亦两大工廠。后座二楼设讲堂，其傍则原料储藏所、成物储藏所、教务所、看守室。南北中央皆有望楼，……此外，又分中西两医院、甲乙两病房、通问所，又特别仓四所，其余则分小仓三百一十五间，即每人居住一仓。前后中央分厕所三、浴房三，全监皆安设电灯。”

从清末各地开办模范监狱的情况来看，当时对传统监狱的改革还没有得到普及。1909年，清政府一再催促，要求各省新监“统须于宣统三年一律告竣”，并“以此为考核各省成绩之据”。虽然，在京师以及湖北、奉天、江苏、云南、广西、江西、贵州、广东、安徽、山东、山西等省的省城都筹建了模范监狱，但由于经费的缺乏、传统司法观念的束缚等原因，地方州县多将此视为具文，只有广东南海、江苏无锡等少数州县建立了新式监狱。

三、监狱制度改革的影响及局限

(一)监狱制度改革的影响

清末，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监狱为模式的监狱改革，既昭示着中国传统监狱制度的解体，也标志着监狱制度的近代转型。从这场改革的具体实践来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推动了近代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随着监狱改革的展开，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已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接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西方狱制的肯定与传播。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其中之一的刑部尚书戴鸿慈在其出使日记中描述了美、德等国的监狱情况，认为“今所见农务、监狱种种，皆可为吾国模范，何幸如之”。第二年，刑部候补郎中董康、法部郎中韩兆藩等人也曾赴日考察监狱制度。为了增进国人对西方狱制的了解，戴鸿慈将考察情况整理为《出使九国日记》，董康撰成的《监狱访问录》、《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韩兆藩编写的《考察监狱记》等，对西方各国以及日本监狱的管理和制度都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此外，有关西方监狱制度、监狱理论的译著及论著也在清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出版，如《日本监狱法》、《比利时监狱法》、《狱务揽要》、《监狱学》等。其二，对监狱功能的重新理解。近代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对清末传统监狱理念的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人们对监狱功能的认识，开始将其视为感化犯人、改造犯人的场所。这一点，清末法律改革的倡导者沈家本作了极为精辟的概括，“监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他的监狱改革思想也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同，“咨行各衙门并各省督抚，通饬所属一体遵照”。在随后制订的《大清监狱律草案》中，这一思想上升到了国家法律的地位，“受刑者应以使其畏服国法尊严，衷心自知尊重国法，出狱后能复归于有秩序适法生活之目的、待遇化导之”。不仅仅是官方，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抱有同样的观点。在《申报》一篇讨论监狱改革的评论文章中，作者指出，“监狱者，所以拘束罪人之身心，洁净罪人之外围，使之不受外界恶象之接触，则其向善之心，或可渐渐回复。”

2、为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监狱的过程中，清政府仿照西式监狱的模式，对传统的监狱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1)监狱建筑。新改建的监狱，多模仿西方和日本的监狱构造，呈扇形。有内监和外监之分，监狱内设有瞭望楼、监房、教诲室、浴室、厕所等。每一监房内都有窗户，以便通气透光。(2)拘禁制度。新式监狱采取了西方通行的分房制和阶级制，将犯人分居独处，并按罪行的轻重，分别监禁在不同的监区。此外，还根据性别的不同，专门设置了女监。(3)劳役制度。各地普遍设立了习艺所，新式监狱中也设立了专门的习艺工场。习艺所内募请工师，教授犯人工艺，并规定成绩优良者可以受到奖励，犯人做工也能得到一定的报酬，这笔钱先由狱方保管，在释放时发给犯人作为谋生资本。(4)医疗卫生。相比于传统监狱，新监囚犯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在监狱内，配备了专门的医师。犯人生病可以转到医疗室治疗，遇有重病或传染病，还必须隔离，以防传染。(5)犯人思想改造。在新式监狱中，都设有专门的教诲师，遇有礼拜及休息时间，则由教诲师对犯人进行道德教育，促使其改过自新。对于年幼的囚犯，还教授小学课程，以增进其文化素养。

从上述监狱形式以及管理制度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清末的新式监狱已基本上采用了近代西方监狱的管理模式。不管其实际效果如何，至少在形式上有别于传统的监狱制度，初步建立了近代监狱的雏形，为传统监狱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3　培养大批新式监狱的管理人才

随着新式监狱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对人才的需求也极为迫切。为此，清政府实行了专门的监狱人才培养计划。一方面，在京师及各省法政学堂内增设监狱学专科，另一方面，在模范监狱和高等巡警学堂内附设监狱学堂、看守养成所等教育机构，并且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来培养学员。监狱学堂的开办也得到了社会的响应，如安徽省监狱学堂开办之初，即“考取合格学员二百余名”。由于办有成效，一年后又在官府的支持下续办。清政府还以提高待遇的方式作为监狱管理人才培养的辅助手段。1908年，“为策励司员、整顿监狱起见”，法部变通提劳章程，将总管守长改兼充为专差，负责管理法部南北两监，正管守长与副管守长也由兼充改为专差；1910年，又拟定了《监狱专修科毕业学员委用详细章程十一条》，规定考取最优等、优等、中等的毕业生可以优先录用，在法部典狱司当差，出任看守所所长，并可推荐到各省办理监狱事务或在京师模范监狱任职，考取下等的毕业生也可听候录用。这些政策的实行，无疑对监狱从业人员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以专门教育为主，以提高待遇为辅，清末司法改革中，清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新式监狱管理人才培养方案。虽然，监狱只是整个司法体系的一部分，监狱管理人员也处于司法体系的边缘，但通过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监狱管理人员，其素养与传统监狱的狱吏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的存在是清末监狱改革实行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为民国时期的狱制改良奠定了人才基础。

(二)监狱制度改革的局限

通过对新式模范监狱的考察，我们看到，新政时期的监狱改革促进了传统监狱的近代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司法理念，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监狱改革的执行缺乏力度

为了推进监狱制度改革，清政府曾颁行了一系列监狱方面的法规，如《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章程》、《法部奏议实行改良监狱折》、《大清监狱律草案》等；同时，还对新式监狱的管理制度如拘禁犯人、劳动作业、医疗卫生、教诲教育等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其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中央政府的改革法令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从而制约了改革的进程。其原因，一是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由于严重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急剧膨胀，使得国家法令在地方的执行往往取决于督抚的态度。清末的监狱改革也不例外。湖北省模范监狱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办，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天津罪犯习艺所的设立，也是得力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持。但大部分省份对于中央的监狱改革计划视若具文。如法部在1907年通

令各省将所有监狱占地大小及囚粮、经费造册报部，而湖南省“时逾半载，各属申详者仅十八起，而十八起之内又多不能合法”。浙江省“浙中各属监狱班馆闻多仍旧付之家丁，凌虐索贿，不满其欲不止，甚至轻罪妄羁，经年累月不为讯释，殊堪痛恨”。由于得不到地方督抚的积极支持，各地的监狱改革进展迟缓，改革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二是财力匮乏。经费的极度缺乏是清末监狱改革的一个重要难题。京师罪犯习艺所在开办之初，其所需经费是依靠直隶省、广东省、闽海关等26处地方协济；湖北模范监狱在开办后，由于“当兹财政困难之际，司局每库罗掘已穷，谅亦无从展筹”，将常年经费25000两减少了5000两。除了筹款困难外，经费的来源也极不稳定。如湖北省开办经费是依靠质当捐、铜币盈余、签捐盈余及官房出租费用，河南省开办经费是依靠臬司、州县捐裁公费及印刷局余利津贴。缺乏充足的、固定的开办经费，势必会影响到监狱改革的进程。

2　传统监狱观念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随着监狱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监狱管理思想。但是，传统监狱观念在社会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不少人对监狱改革还抱着抵触的态度，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即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监狱为羁禁罪犯之所，束其身体，节其饮食，隘其居处，无非多方折磨，启其悔罪迁善之心”。陕西布政使樊增祥在批复咸宁、长安两由藩库拨款作为罪犯习艺所常年经费的报告时，也认为“罪犯习艺，当罚做苦工。……司库何敢出此无名之费，畀诸有罪之人”。由这些持异议的官僚来执行监狱改革政策，其效果就实在令人堪忧了。传统观念的影响还直接体现在已有的改革成果上。1904年就成立的天津罪犯习艺所，在开办之初，“阖津父老子弟，无不举手加额，交口称赞”，但不久就出现了“残暴万状，弊窦百端，腐败已达极点”的现象，究其根源，“非立法之不良，乃奉行之不善也”。而作为州县模范监狱代表的广东南海县监狱，自“刘典史某署任以来，草菅人命，贪酷至无人理”，难怪有人对当时的监狱改革发出这样的感叹：“非特罪人不能获改良之益，而所谓立法裁判亦同归于无效。”

注释：

[1][8]《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5、510页。

[2]抱膝庐主：《论中国讼狱之黑暗》，《大公报》1903年12月30日。

[3]朱寿彭、张静庐等：《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745-4747页。

[4]王韬：《漫游随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49页。

[5]《观西牢记》，《申报》1906年6月18日。

[6]《拟上直隶各宪改良监狱条陈(四续)》，《大公报》1908年8月2日。

[7][14][29][37]《修订法律人臣沈家本等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1、832、832、831页。

[9]《上袁官保改良直隶监狱条陈(续)》，《大公报》1907年8月31日；《上列宪改良直隶监狱禀(五续)》，《大公报》1908年6月21日。

[10]《监狱改良两大纲(续)》，《大公报》1906年7月15日。

[11]《监狱改良两大纲(再续)》，《大公报》1906年7月16日。

[12]《法部咨筹办模范监狱将预算成立之期报部札提法司分行文》，《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

[13]《三续刑部奏覆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折》，《申报》1903年7月26日。

[15]《监狱改良两大纲》，《大公报》1906年7月14日。

[16]《法部奏编订提法司办事划一章程折并单》，《政治官报》1911年4月25日。

[17]《模范监狱定期开办》，《申报》1909年11月6日。

[18]《督宪杨准东抚咨派员赴天津保定调查监狱并习艺所规章分别札饬遵照文》，《大公报》1909年7月2日。

[19]《上列宪改良直隶监狱禀(附条陈)》，《大公报》1908年6月19日。

[20][21][38]《法部奏议覆实行改良监狱折》，《东方杂志》第四年第十二期(1908年1月28日)。

[22]《云贵总督锡良奏改良省城监狱折》，《政治官报》1907年11月19日。

[23]《山东巡抚袁树勋奏筹设模范监狱并设看守养成所片》，《政治官报》1909年7月27日。

[24]《闽浙总督松寿奏筹办模范监狱并设监狱学堂折》，《政治官报》1910年5月17日。

[25]《筹办女子监狱养成所》，《申报》1910年10月18日。

[26]《桂抚奏报改良监狱情形》，《申报》1909年11月14日。

[27]《直隶临时法官养成所招考監狱专修科学员广告》，《大公报》1911年10月13日。

[28]《考试毕业》，《大公报》1909年1月3日。

[30]《上列宪改良直隶监狱禀(附条陈)(续)》，《大公报》1908年6月17日。

[31]《院司对于改良监狱之政见》，《申报》1909年10月22日。

[32][49]《升任湖广总督张奏陈省城模仿监狱开办情形折》，《东方杂志》第四年第十期(1907年11月30日)。

[33]《广东南海县改良监狱试办简章》，《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五期(1907年7月5日)。

[34]《监狱改良之形式》，《申报》1907年4月22日。

[35]《法部咨筹办模范监狱成立之期招部札提法司分行文》，《大清法规大全》卷九。

[36]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44页。

[39]《大清监狱律草案》，《清末民初改良监狱专辑》，北京：中国监狱学会印行，1997年，第73页。

[40]《论改良监狱之要点》，《申报》1910年1月17日。

[41]《监狱学堂行开校礼》，《申报》1909年10月10日。

[42]《续办监狱学堂》，《申报》1910年10月18日。

[43]《法部奏变通提牢章程酌加奖叙折》，《申报》1908年10月1日。

[44]《法部奏酌拟监狱专修科毕业员生分别委用办法折》，《政治官报》1910年10月24日。

[45]《通饬改良监狱》，《大公报》1908年7月1日。

[46]《浙抚通电各属改良监狱》，《申报》1908年4月27日。

[47]《各省协济京师习艺所银两数目》，《申报》1905年8月27日。

[48]《鄂督饬司议减模范监狱经费》，《申报》1910年8月11日。

[50]《汴抚林奏臬司捐裁公费创设模范监狱折》，《申报》1908年9月27日。

[5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3)卷247(刑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52]樊增祥：《批罪犯习艺所龙令云藻禀》，《樊山政书》卷十七，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410—1412页。

[53]《天津习艺所之惨酷》，《大公报》1908年2月10日(增刊)。

[54]《所谓改良监狱者如是》，《申报》1911年1月24日。

[55]《异哉今日之所谓改良监狱者》，《申报》1911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陈双燕]

作者：蔡永明

犯罪习艺劳动研究论文 篇3：

袁世凯与天津地方审判厅检事局

编者按：我国现行检察制度源起于1906年清末颁行之《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该法规定在大理院以下审判厅局置检察官，运作至今已逾一个世纪。一百多年来，有太多的检察故事可以挑灯叙说，诸如检察官角色变迁、检察改革等，足以将检察制度的过去与现在编织成一张跨越时空的正义之网，颇值世人再三思索及典藏。为此，中国检察文献中心特组成专业团队，叙说民国检察那些事儿，为读者逐一揭开检察制度百余年来令人好奇的神秘面纱。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又作慰廷），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清末为清廷重臣，积极推动各种近代化改革，功绩卓著；辛亥革命期间以逼溥仪退位的和平方式推翻清朝，受孙中山的让与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1915年12月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引发护国运动，在83天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病逝，终年57岁。

清朝末年，天下大变，时局动荡，清政府内外交困，原以为固若金汤的帝国大厦顷刻间变得风雨飘摇，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被迫走上了“仿行宪政”的残喘之路。在这场“你未唱罢我登场”的乱世改革中，袁世凯在各个方面力争风气之先，试办天津地方审判厅就是其重要举措之一。

一、小试牛刀

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衙门由保定迁至天津，袁世凯在总督衙门内设立发审所，专门就重大案件进行审判，[1]并遴选优秀人才进入学习发审公所学习，一方面令其阅读研究法律书籍，一方面令其就近由天津府县提审案件，以培养兼具法学理论水平和审判实务经验的优秀法律人才。[2]

光绪三十年（1904年），袁世凯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等官员多次赴日本考察监狱体制，在天津创办罪犯习艺所，所内设皮毛、制衣、木器、地毯等作业工厂，以一定期限的强制劳动取代流放充军，通过强制劳动促使罪犯们改过自新并获得回归社会的劳动技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1904年7月31日的《大公报》刊文赞称：“游情感知工艺，顽梗化为善良，野无游民，路不拾遗，皆以是为始基矣”。[3]

借着创办天津习艺所大获成功而更为朝廷所信任和倚重的东风，袁世凯进一步积极推动清政府仿行西方的“司法独立”制度，改变中国几千年来司法行政不分、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司法部门，由专门的司法官员司法。在《创设犯罪习艺所办理情形折》中，袁世凯一方面指出，“司法独立”为“万国通例”，并指出行政官员兼理司法之危害，主张由专门的司法人员司法，另一方面也指出，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应当先行试点，再予推广。[4]由此，当不久后清政府终于决定着手司法改革，并选择地方试点时，袁世凯治下的天津便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不二之选。

二、大展宏图

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二十日，清政府终于决心仿效西方的“司法独立”，改刑部为法部，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司审判。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政府颁布《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在大理院以下设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城（乡）谳局等各级审判厅局，并在各级审判厅局内附设同级检察局，确立了司法行政机关分立、审检合署、四级三审的近代司法制度。随后，朝廷决定在天津试办地方审判厅，袁世凯欣然受命，再次开全国风气之先，在清末司法改革的纷繁乱世中大展宏图。

袁世凯“迭饬”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的留学人员拟制《天津府属试办审判章程》，反复修改，数易其稿，[5]最终形成了“于变通旧法之中，寓审慎新章之意”的各方均能接受的可行方案。一方面在天津府设高等审判厅分厅，在天津县设地方审判厅，在天津城乡地区设四处乡局，并在各级审判厅局内附设同级检事局，实现了司法机构的专设，并选派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的留学人员和在发审公所研习和实习合格的人员到各个厅局任职，施行民刑分离、控审分离等新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地方官员的抵触，降低推行阻力，仍由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各级审判厅厅长，只是不再直接行使司法职权。袁世凯这种既推行新政又兼顾旧情的做法被认为是“调和新旧，最称允协”[6]的办法，受到了各方好评，为之后清廷《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编制提供了参考，积累了经验。

袁世凯一直极力赞成仿效日本的检察官制度，在其奉旨对法律大臣沈家本等新纂的刑事、民事诉讼各法发表看法的奏折中，他两次陈意在新诉讼法中仿效日本检察制度，“特设检事以搜查证据，纠正谳词，主持公诉，与判事同为法律专家，而职务互相对待，较为妥善。”[7]为了使检察制度得以推行，袁世凯在参与官制改革时，还特意将检察官制度编入了法部官制中。在天津府属试辦审判厅制度时，袁世凯更是直接将检察官制度引入其中，不过由于同时设置的预审法官实际上行使了很多类似检察官的权力，因此《天津府属试办审判章程》中所规定的检察官权力实际上非常有限，包括：“一、收受关于刑事控告各呈状；二、检阅呈状，应豫审（预审）者直送豫审，无须豫审者直接送公判；三、遇有目睹犯罪者时得略加讯问；四、监视刑事堂讯，但民事之有关伦纪者亦同；五、指挥司法巡警执行处刑。”[8]这些权力主要是一些非决定性的、缺乏刚性效力的程序性权力，远不能达到与法官“职务互相对待”的程度。不过虽然袁世凯并未像他之前力主的那样赋予检察官强大的职权，但这丝毫无损于“天津实验”所取得的“成功”。

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部以《天津府属审判厅试办章程》为底本，参照沈家本奏呈的《法院编制法（草案）》，详加参对，力求完密，制定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京师步天津之后成立各级审判厅，此后全国其他省城商埠也陆续成立地方审判厅。袁世凯再据全国风气之先，声名更盛，风光一时无两。

三、黯然收场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最终宣布赞同共和，并于1912年3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

中华民国继续沿用了清末四级三审的司法制度，并于1913年3月开始推行基层县一级审检所制度试验，由具有法政知识的帮审员承担审判事务，县知事[9]承担检察事务，其实质是剥夺原来由县知事掌握的审判权，将审判权从行政权中剥离出来，以改变县一层级司法行政不分的局面。

然而，四级司法机构的设置和审检所制度的推行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这一现实困难在军阀混战、内耗巨大的局面中使得四级三审制度和审检所的改革难以为继。1914年4月，袁世凯下令撤销全国三分之二的地方审检厅和全部初级审检所，改为知事监理司法。这或许已暴露出其意欲推行独裁统治之端倪，但也确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然而，无论是囿于现实所困的无奈之举，还是出于独裁野心的有意之为，从结果而言，当年袁氏在天津试办地方审判厅、推行司法独立、获得举国好评的无限风光，此时都变为了裁撤地方审判厅、背离司法独立、招致举国质疑的百般困窘。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称帝失败、抑郁而终，一生功名付水东流，天津地方审判厅的命运也不再跟他有关。

结语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是非功过难于简短评说。仅就其试办天津地方审判厅并检事局的举措而言，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看，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天津试验以地方性试点改革的方式掀开了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实践篇章，其仿效西方宪政及司法制度的基本方向在当时领全国风气之先，其先予地方试行、再予全国推广的改革部署[10]时至今日也仍然值得肯定。然而，袁世凯最终亲手毁掉了自己自天津试验起一步步艰难营造起来的进步形象，被接踵而至的胜利和铺天盖地的吹捧冲昏了头脑，逆历史潮流而动，螳臂当车，最后也只能是被历史不断前进的车轮碾磨成尘、无情抛弃。

注释：

[1]参见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审判志》，http：//www.tjdfz.org.cn/tjtz/spz/，访问日期：2017年2月23日。

[2]“遴选教习，董率训导，购买会典、律例、刑案诸书、旁及公法约章，令其观摩研究，治术经世之要熟悉讲求，即就近由天津府县提审案件，借占才识而资阅历，造就有用之才，以备良吏之选”。袁世凯：《奏天津设立学习发审公所片》，载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上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

[3]参见刘志松：《清末天津习艺所创办始末》，载《中国监狱学刊》2009年第7期。

[4]“司法独立，万国通例。吾国地方官兼司听断，救过不遑。近今新政繁兴，诸需整顿，亟宜将司法一事，分员而治，各专责成，以渐合立宪各国制度。但势成积重，若一旦同时并举，使划然分离，则法官既少专家，布置亦难籍手。惟有逐渐分析，择一二处先行试办，视情形实无窒碍，然后以次推行。”袁世凯：《创设犯罪习艺所办理情形折》，载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86页。

[5]“迭饬暨谙习法律并法政毕业各人员拟议章程，稿凡数移”。袁世凯：《奏报天津地方试办审判情形折》，载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2页。

[6]“惟查升任自隶总督哀世凯奏定天津府属审判厅试办章程，当法律未备之时，为权宜开办之计，调和新旧，最称允协，询足为前事之师。”《法部奏酌拟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折》，载《大清法规大全（卷7）》，台湾宏业书局1972年版，第1856页。

[7]袁世凯：《遵旨復陈新纂刑事民事诉讼各法折》，载《袁世凯奏议》，总第1424页。转引自谢未渊：《清季袁世凯宪政观探究》，华中师范大学2009学位论文。

[8]《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北洋公牍类纂》，总第277页。转引自谢未渊：《清季袁世凯宪政观探究》，华中师范大学2009学位论文。

[9]1912年11月26日，袁世凯以总统令的形式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官名一律改称为知事。

[10]袁世凯在《创设犯罪习艺所办理情形折》中提出“近今新政繁兴，诸需整顿，亟宜将司法一事，分员而治，各专责成，以渐合立宪各国制度。但势成积重，若一旦同时并举，使划然分离，则法官既少专家，布置亦难籍手。惟有逐渐分析，择一二处先行试办，视情形实无窒碍，然后以次推行。”袁世凯：《创设犯罪习艺所办理情形折》，载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86页。

作者：孙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