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的法学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简要分析餐饮业基本特征、地位、作用出发，从分析餐饮业供需矛盾中餐饮供给对餐饮消费主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主要环境因素入手，创新提出了要实现清洁餐饮必须集清洁生产、清洁服务与清洁消费于一体。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家务劳动的法学经济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家务劳动的法学经济研究论文 篇1：

共享经济中劳动关系治理

摘要：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快速增长，未来前景广阔，但是劳动关系问题突出。共享经济是一种优化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配置实现协同效应与共创价值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类型可以分为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完全不存在雇佣关系的独立资源提供者与劳动关系不确定的企业与资源提供者个人之间关系三个大类。我们提出了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的治理原则。既然资源提供者、资源消费者和平台企业三方共创价值与利益，那么三方就应当共享共创的价值。如果资源提供者的社会保障成本需要付出，三方也应当共同分担。文章建议，公共管理机构治理共享经济中劳动关系应当促进共享经济的繁荣、平衡多方的利益与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中国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共享经济；劳动关系；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一、 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快速增长，未来前景广阔，但是其中劳动关系问题突出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去年我国共享经济产生的交易额比2016增长47.2%，大约达到了49 205亿元；去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企业的雇员人数约为716万，比2016年增加了131人；去年我国参与提供共享资源服务者的人数约为7 000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 000万人。可见，我国共享经济发展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千万名就业人员。Heinrichs（2013）提出，共享经济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国家信息中心也在报告中预测，我们共享经济未来五年将可能获得年均30%以上的快速增长。这也意味着，我们共享經济未来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雇员人数会出现大规模增长，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会成为现有劳动关系的重要形式。

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劳动关系问题突出。唐鑛和徐景昀（2016）指出，目前我国共享经济在运行中P2P工作模式出现以下的问题：“用工关系相对无序化， 双方权利与责任难以界定；共享行为双方的契约权仅靠信任进行保障，等等”。资源提供者无法获得社会保险等福利（蒋大兴和王首杰，2017）。

如果不能对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劳动关系进行较好的规制与治理，可能会削弱共享经济的创新活力，甚至引发平台企业的破产倒闭。例如，硅谷家政清洁服务业的共享经济明星企业Homejoy在创业营运3年后因为劳工诉讼的困扰已2016年7月底关门歇业。

二、 共享经济中的劳动关系

何为共享经济？有人认为，共享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共享闲置资源的一种经济模式，本质上是闲置资源的再利用。我们认为，这类定义将共享经济限定为共享有形物品的经济，而忽视了更为广泛的无形服务共享。在现实经济生活已经发生的共享经济既包括有形物品共享，如住宿类（自如、小猪短租、Airbnb等）、出行类（摩拜单车、ofo单车等）；又包括无形服务：低知识密集型家务劳动（阿姨帮、58到家、e家洁等）与高知识密集型共享（如，知识的分享平台（罗辑思维团队的得到、十点读书、沪江网校、知乎、网易公开等）。因此，我们主张，共享经济是一种优化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配置实现协同效应与共创价值的经济模式。伊丹敬之（Itami，2000）提出，协同效应本质上就是“搭便车”，即积累的资源能够被同时使用，多重使用的无磨损性与组合创新性，能够实现1+1﹥2。因此，共享不一定会减损资源提供者的资源量，有时能够实现资源叠加的加总效应甚至乘数效应。例如，在知识分享的过程中，知识提供者并没有减少自身的知识量，相反在共享过程中，为了更有逻辑地分享知识，知识提供者通常需要条理化、逻辑化自身的知识，这是实际上一个知识提供者进行知识再加工并产生新知识的过程，所以知识提供者的知识分享活动是可以增加原有知识与实现双赢的方式。正如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预测，教育、医疗等高知识密集型无形资源共享将有可能成为共享经济的新热点领域。因此，高知识密集型无形资源共享经济将可能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传统经济中企业雇佣劳动者，双方签订劳动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由雇佣企业负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与福利。劳动契约仅涉及到两方，企业雇主与雇员，企业通过支付工资来购买劳动者的劳动。而共享经济中，交易的主体通常是个人对个人（也称P2P），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第三方平台企业通常不直接参与到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中，仅是提供交易资源类型、建立交易平台与维护交易平台的市场规则与市场秩序。所以，共享经济中通常存在三个参与者；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和第三方平台企业。不同与传统的产业中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劳动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第一，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是否是雇佣关系？还是独立的B2B独立商业主体之间关系？

第二，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对于资源提供者是否有雇主的法律义务？共享经济的资源提供者的劳动保险由谁来负责？

第三，如果资源提供者在执行共享经济平台上获得的业务过程发生事故或工伤，谁来负责？

三、 共享经济中劳动关系的分类与治理

共享经济的劳动关系的分类非常必要，不应当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如，蒋大兴和王首杰（2017）就建议依据卖家对共享经济中平台企业的参与度进行分类。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可以分为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完全不存在雇佣关系的平台与独立资源提供者契约合作关系、以及劳动关系不确定的企业与资源提供者个人之间关系三个大类。

对于第一种类型，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可以分为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例如家政平台阿姨帮与提供服务人员是劳动关系，可以直接参照现有的《劳动法》进行管理，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负责资源提供者的招募、培训、报酬与社会保险的人力资源事务。

对于第二种类型，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属于完全不存在雇佣关系的平台与独立资源提供者契约合作关系，如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的关系。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仅仅提供商品或服务展示与交易平台，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才是真正交易的主体，双方直接在共享平台交易。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仅仅建立与维护交易的交易规则与市场秩序，通常不直接与资源提供者或资源消费者发生交易活动与行为。因此，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契约关系。

对于第三种类型，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是劳动关系不确定的企业与资源提供者个人之间关系。这类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是目前劳动关系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威廉森（2001）主张，交易频率是影响治理机制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依据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在共享平台交易的频率划分，从临时、零星、偶发的交易频率到常规性大量的交易频率，决定了第三种类型是介于第二种类型非劳动关系与第一种类型劳动关系之间的关系类型。现有学者对于第三种类型的劳动关系有明显争议，即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程熙鎔、李朋波和梁晗（2016）认为，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协作关系。而国内外都有发生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的劳动关系纠纷，而且已经有多个法院裁决认定二者是劳动关系。如，英国法院裁定Uber司机就是劳工，享有全部的法定雇员权利（苏小小，2017）。我们建议需要依据资源提供者每周的工作时间来评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例如，资源提供者每周工作时间小于20小时（平均每天4小时），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是协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资源提供者每周工作时间大于20小时但小于40小时（平均每天8小时，等同正常上班时间），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可以是雇佣关系，资源提供者拥有将两者转为雇佣关系的决定权；资源提供者每周工作时间达到了法定的40小时，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必须是雇佣关系。我们主张，依据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的治理原则管理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关系。

（1）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是共享经济中通常存在三个参与者中最重要的。没有平台，就没有交易。正是平台企业发现与利用了市场机会，建立了平台，承担了最大的甚至是全部的创业风险与交易风险。从奈特（2010）意义上，平台企业为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机会，应当获得企业家租金。平台企业是"做蛋糕"的主体，而且很多平台本身并不能从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交易中的直接获利。在做蛋糕的平台企业不能直接从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交易中的获利情况下，有些行业管理政策要求平台企业承担资源提供者的社会保险与福利的要求，除了能够直接扼杀这类创新的商业模式与失去本来可以创造利润的机会以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2）共享经济本质上在于一种优化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配置实现协同效应与共创价值的经济模式，既然资源提供者、资源消费者和平台企业三方共创价值与利益，那么就应当三方共享共创的价值。第一，资源提供者通过第三方平台与资源消费者进行交易，实现了优化资源（有时是闲置资源）有效配置并獲取了交易利益；第二，资源提供者可以考虑通过不同形式与平台企业共享共创的价值。比如，淘宝模式，没有直接减少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的交易额方法受益，而是通过支付宝获得交易额的利息受益。或者。如互联网企业流行语：“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引入更多参与者来增加共创的价值。

（3）既然资源提供者、资源消费者和平台企业三方共创价值，资源提供者的社会保障成本就可以共同分担。这也共享的题中应有之义。共享不仅是共享利益，也需要共享责任。在传统经济中，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也是与雇主企业共同分担的，通常是雇主企业比劳动者的分担比例高。因此，在共享经济中，资源提供者也可以考虑与平台企业按照不同比例进行共担的社会保障成本。第一类，很多资源提供者喜欢自由自主的职业状态，平时工作时间比较少，就可以明确与共享平台建立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第二类，低知识密集型资源提供者，通常提供体力劳动服务，而且每周五天，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八小时，平台企业必须资源提供者签订雇佣关系合约，并负责该资源提供者的社会保险。主要有如下理由：一是低知识密集型资源提供者每周工作时间达到了法定的40小时，虽然很多资源提供者与资源消费者交易，但是这个平台占用了资源提供者的主要工作时间，等同于全职工作；二是低知识密集型资源提供者通常都是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无力自保，劳工权利容易受到侵害，所以公共管理机构需要立法保护。第三类，高知识密集型资源提供者，因为通常他们都拥有本地户籍而可以自行购买社会保险，所以他们与平台关系可以不作为公共管理机构治理的重点。

（4）社会保险公司或者商业保险公司的适当介入，多方协同责任分担治理，进行共享利益与分担风险。第一，灵活就业的个人可以自行购买基本的社会保险，现在虽然政策上没有问题，但非本地户籍人员目前还无法自行购买当地的基本社会保险（唐鑛和胡夏枫，2018）；第二，商业保险公司可以为资源提供者提供灵活的定制式社会保险。例如，商业保险公司与Uber合作，在英国为完成载客服务次数500次及以上的Uber司机购买保障人身伤害与疾病的保险。这一做法值得商业保险公司仿效，依据共享经济中提供配套的商业保险套餐，不仅可以成为新的盈利增长点，也可以满足分散交易的资源提供者的保险需求。

四、 共享经济中治理劳动关系的政策建议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共享经济借助互联网平台，捕捉了以前未发现的市场机会，降低了交易费用，为各个交易方创造了价值并且增加了社会福利。因此，公共管理机构治理共享经济中劳动关系应当促进共享经济的繁荣、平衡多方的利益与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中国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1. 公共管理机构需要呵护共享经济中平台企业，特别的新形式共享经济中平台。没有共享经济中平台企业，就没有交易，就没有价值共创，也就没有就业机会，也无从治理劳动关系。因此，从保护创新创业与培育新的讲解增长点的视角出发，公共管理机构对于共享经济中平台企业应当给予适当的保护，在资源提供者与平台企业是否是雇佣关系的判断标准上要严格。公共管理机构需要防止判定两者是雇佣关系给平台企业增加了不堪重负而破产，那么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平台企业，也会殃及到资源提供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2. 公共管理机构需要平衡共享经济各参与方的利益，坚持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的治理原则，促进共享经济各参与方的协调发展，价值共创。共享经济中治理劳动关系也是为了把共享经济的“蛋糕”做大，各方都可以受益。

3. 公共管理机构需要在全国统一基本的社会保险缴费标准与受益标准，这样可以打破地方因为社会保险缴费标准与受益标准差异而不能流转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共享经济中治理劳动关系资源提供者的社会保险问题，解决共享经济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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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号：717721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15YJA630056）。

作者简介：赵曙明（1952-），男，汉族，江苏省海安市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苏方国（1973-），男，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高慧如（1994-），女，汉族，山西省吕梁市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罗旖颀（1994-），女，汉族，江西省吉安市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2018-05-16。

作者：苏方国　赵曙明　高慧如　罗旖颀

家务劳动的法学经济研究论文 篇2：

论清洁餐饮必须集清洁生产、清洁服务与清洁消费于一体

［摘要］本文从简要分析餐饮业基本特征、地位、作用出发，从分析餐饮业供需矛盾中餐饮供给对餐饮消费主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主要环境因素入手，创新提出了要实现清洁餐饮必须集清洁生产、清洁服务与清洁消费于一体。论述了餐饮清洁生产、清洁服务的供给，是实现清洁餐饮消费，即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并提出在清洁生产、清洁服务与清洁餐饮消费三位一体运营全过程中应实现餐饮业节能降耗减排。

［关键词］ 清洁生产；清洁服务；清洁消费；食品安全；HACCP管理体系；节能降耗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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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是指专门从事烹制饮食品并提供消费场所和设备、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行业，是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重要传统行业，它除了包括众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餐饮企业以外，还广泛包括众多企事业单位的食堂以及社会上一切以人为直接服务对象的行业中的餐饮供应环节，如住宿业、旅游业、长途乘客在旅途中的就餐等。

餐饮业的基本特征：第一，以其直接为消费者吃、喝服务而成为经久不衰的“朝阳”行业。与消费者在家庭中就餐纯属个人消费行为不同，消费者离家在外就餐就不仅是个人消费，同时亦是在餐饮公共场所进行的公共消费行为；第二，餐饮业劳动者的劳动是消费者家务“做饭”劳动的社会化。区别仅在于：做饭的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是无酬劳动，不计入GDP总值；而餐饮从业人员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是有酬劳动，计入GDP总值。第三，餐饮从业人员的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又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兼具产品劳动、服务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特征。后厨师傅生产的主食、菜肴等是形成“新的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劳动；他们生产的“新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商品，要现场卖给在前厅就餐（或外卖送餐）的消费者当场即时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商业劳动；在前厅为就餐消费者提供各种就餐服务的劳动是非物质服务劳动。

餐饮业的基本特征决定着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对GDP总值增长的贡献日益显著，而且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强，能带动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如农业、旅游业、食品工业等的发展，以其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著称，成为促进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能满足不同职业、年龄、宗教信仰等特殊社会群体对饮食的特色需求。

餐饮业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和其他行业一样面临着消除它对资源、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压力，更面临着该行业特有的保障餐饮食品安全的压力。所以本文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创新提出实现“清洁餐饮”的新思路：必须集清洁生产、清洁服务与清洁消费于一体。

一、清洁生产原理的由来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清洁生产原理的产生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欧共体在巴黎举行的“无废工艺和无废生产国际研讨会”，因为这次研讨会开创了对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旧的生产模式的革命性变革的先河，这场变革的关键创新思路是要变以往的“末端治理”为“源头预防”或称“源削减”，这就是清洁生产原理的实质，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清洁生产”的概念。1990年美国颁布的《污染预防法案》中对“污染预防”的定义充分体现了清洁生产原理的实质：污染预防是在可能的最大限度内减少生产场所所产生的废物量，包括通过源削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生产中重复使用投入的原料以及降低水消耗量来合理地利用资源，常用的两种源削减方法是改进产品和改进工艺。并明确规定污染预防不包括废物的厂外再生利用和废物处理等［1］。可见，污染预防当时仅局限在企业内部的直接生产过程，不包括企业外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对废物的处置和再循环。“清洁生产”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89年，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环境规划中心对这场关于污染治理的“末端”到“源头”的变革中的各种名称及其内涵各异的表述加以提炼升华的结晶：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久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同年，环境规划署还制定了全球清洁生产行动计划，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将清洁生产列为全球《21世纪议程》中的重要内容［2］。

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才引进了源自西方的“清洁生产”，始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厦门举办的清洁生产培训班上；1993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会议上确立了清洁生产在工业污染防治中的重要地位，经过试点和实践，1994年清洁生产被列为《中国21世纪议程》中的重要内容。1998年我国成为《国际清洁生产宣言》的签字国。我国推广应用清洁生产的实践经历了由工业向国民经济各行业、由企业内直接生产过程向社会再生产过程逐步拓展的历程。2002年4月2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全面规定了实施清洁生产的主体是“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以及从事相关管理活动的部门”［3］，即涵盖了从工业、建筑业到农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中的所有市场微观主体及宏观上为推行清洁生产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各级人民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清洁生产法》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推行清洁生产为目的的法律，而且也首次以立法形式对第三产业实施清洁生产和清洁服务进行了认定。2002年我国制定了《清洁生产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作为餐饮业清洁生产的行业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为国际同行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为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为国内餐饮业清洁生产基本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工艺和装备、资源和能源、产品、污染物排放、环境管理、废物回收等六个方面的若干规定。本文不再复述。

二、“清洁餐饮”及其三位一体的新内涵

人的任何一个餐次的在外就餐消费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公共餐饮环境中进行的，而且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1）消费主体，即现场就餐消费者；（2）消费客体，即由餐饮经营者向餐饮消费者提供的菜肴、饮品及其服务；（3）消费环境，一般包括以下两大类环境因子：（A）餐馆内的就餐环境，包括它的硬件设施、设备提供的硬环境及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软环境。（B）餐馆外周边环境，包括周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果是露天餐饮，上述两大类消费环境便合二为一。可见，餐饮清洁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位就餐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直接关系到对各类相关环境资源的消耗量及其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程度的大小。

所以，笔者提出的“清洁餐饮”至少包含以下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新内涵：（1）清洁生产过程。我国《清洁生产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企业，应当采用节能、节水和其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减少使用或者不使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消费品；（2）清洁服务过程。我国《清洁生产法》适用范围首次突破了传统的工业领域，拓展到了人文服务领域，即清洁生产拓展到了清洁服务；（3）清洁消费，这里的消费特指生活消费。我国《清洁生产法》尚未涉足这一领域。因为长期以来，对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一直是人类的生产消费过程。然而生产消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活消费。人类本是地球有生命系统中的天然成员，所以环境消费权应当是人类与生俱来应享有的生活消费权利之一。1992年6月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已宣告：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我国1982年通过的《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生态良好”列为“全面小康”新目标“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统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所以笔者提出了与“清洁生产”概念相对应的“清洁消费”新概念。“清洁消费”的含义就是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被称为“可持续消费”的含义，是指在提供服务及其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趋于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趋于最少，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该报告还明确指出，“可持续消费”并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而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中，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它适用于全球各国各种收入水平的人们。同年，联合国召开《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可持续消费关联着从原料提取、预处理、制造、产品购买、使用、最终处置等整个生命周期连续环节中所有组成部分对环境的影响［4］。人的食、衣、住、用、行等消费结构中的任何一类消费都必须实现清洁消费，并由相对应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部门［5］的供给来满足。“清洁餐饮”必然要由餐饮企业的清洁生产、清洁服务来提供。

三、餐饮消费对消费主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主要环境因素分析

首先，来自餐饮食品的安全危害。

主要是指食品中能够引起人类疾病或伤害的生物、化学或物理因素。目前已知有二百种以上的食品安全危害，其中食源性疾病是我国头等食品安全危害，其次是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化学危害，还有食品添加剂的滥用［6］。俗话说“病从口入”，食源性生物类危害主要指食品中潜藏的有害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如1988年上海流行甲型肝炎，约有29万人感染，主要原因是他们食用了被污染而又未经彻底加热的毛蚶。食源性化学类危害主要有两大类：（1）天然存在的化学危害，如常见于海产品中的藻类毒素；发芽土豆中含有的植物毒素；河豚毒素是典型的鱼类动物毒素；（2）人为造成的化学危害，主要指食品原料中农药、兽药、化肥、重金属等残留超标所形成的危害。生物危害、化学危害造成食物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2006年全国因食物中毒死亡196人［7］。物理类危害通常指食品中非正常出现的异物，如玻璃渣、骨头渣、小石子等，人食用时可能造成牙齿损伤、口腔被割破等人身意外伤害，或使消费者食欲大减。此外，过敏反应也被列为食品安全危害的范畴，约有4%成人、8%儿童具有过敏体质，从而对某些食物中含有的异构蛋白产生排斥反应［8］。

第二，来自餐饮企业对资源的消耗及其对环境形成的负面影响。

1. 对土地的占用。浙江省四星级和部分三星级饭店的建筑面积均在3万米2以上［9］，按这个标准估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星级饭店将达到800家，如果再加上即将施行的北京市餐饮企业经营面积准入标准要从目前的50米2提高到80米2这一新举措，全市餐饮业的土地占用总量至少在千万米2以上［10］。

2. 对能源的消耗。四星级饭店平均每米2建筑面积消耗的电能是普通民用建筑能耗的20倍。

3. 对水的消耗。星级饭店平均每间客房每天耗水1000—2000升左右，是一般城市居民日用水量的4—10倍［11］。

4. 对各类食物资源的浪费惊人。据2005年对北京市2211张餐桌的浪费调查显示，米饭面食等粮食浪费比例为11.5%，若以此比例计，全国餐饮浪费的粮食大约为240万吨，相当于减少517万公顷的粮食播种面积和18亿米3的农业用水［12］。餐饮日常大量使用的一次性筷子、餐盒、餐巾等更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餐饮企业尤其是大型餐饮企业对资源的大量耗费，必然进而表现为这些资源耗费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环境污染。目前餐饮业废气排放对城市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已升至第三位，仅次于工业废气和机动车尾气排放；废弃食物垃圾在北京市城市垃圾构成中的占比1995年为35.96%，1998年上升为36.12%，位居第一，仍呈上升趋势［13］；此外还有废水尤其是大量含洗涤剂的污水、餐饮噪音污染、餐馆室内空气污染源，如烟焦油中含有的苯并[?琢]芘，室内装饰、建筑材料中含有的甲醛等。更值得一提的是餐饮业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有的已构成对周边居民生活的严重干扰，如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27号楼被8个餐馆的烟囱包围［14］；有的宾馆饭店则构成对当地历史和人文景观的破坏，如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贵州铜仁川主宫，始建于1375年，因被用于经营茶楼、餐饮，于2007年3月不慎起火［15］；天津市水上公园建于1950年，21年来，公园周边饭店、宾馆的建设逐渐蚕食公园面积约23%［16］。

第三，来自餐饮消费者、餐饮企业服务人员自身不科学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形成的危害。

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与人之健康存在密切的关系。据调查，目前我国城市地区出现了居民膳食结构不平衡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畜禽肉类与油脂食物消费量过多，从而使谷类食物的供能比例仅达到47%，远低于世卫组织推荐的55%至65%的合理比率［17］。由此而引发了各种疾病：如我国糖尿病人数居世界之首，因高血压死亡的人数居世界第二，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占世界1/5。上海市是国内乳腺癌发病率“冠军”［18］。

我国传统的“南甜北咸”也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吃糖太多，不仅易使牙齿脱钙，发生龋齿，而且易引发肥胖、高血脂、糖尿病等；食盐太多，危害之一是易引发高血压，以每人每天食盐量（克）与其高血压患病率（%）二者的相关性对比显示：北方人平均每日食盐量在15-20克，上海为10-12克，广州为7-8克,与此相对应的北方如北京、天津、沈阳的高血压患病率约为10%，南方如上海、杭州约为5%-7%，广州、福州、湛江约为3%-5%［19］。

我国不科学的传统烹饪习俗之一是过于注重色、香、味、形俱全，不仅导致食物最根本的价值——营养素的流失，而且易导致食物在烹饪环节上的污染。如杂环胺是一种致癌化合物，它主要生成于食物（尤其是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鱼、肉类食品）高温烹调过程中，目前已成为我国胃癌高发的主因之一。

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糟粕之一——“八珍大补”之说认为食用野生动物能够强身健体，这种做法一方面不利于对濒危珍稀动物的保护，另一方面食用野生动物容易传播疾病。传统“八珍”之中有熊掌、猩唇、驼峰、豹胆、龙肝、凤髓等。现代又将鱼翅列入“新八珍”，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翅消费国，鱼翅的大量消费使得鲨鱼的种群逐渐减少，以致世界环保组织向世界最大鱼翅出口国欧盟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口鱼翅［20］。2004年初，研究人员从某餐厅所有的6只果子狸以及从市场上找来的91只果子狸身上取样，共84只检测到冠状病毒，这为野生动物果子狸传播“非典”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1］。

另外，餐饮消费者身上的不文明的习俗和行为，如用公款大吃大喝，民间存在的种种诸如好面子、讲排场、比阔气之陋习，助推了餐饮业“红火”，间接给消费者带来危害。而其它如不实行分餐制、有的餐厅服务人员无健康证、消毒不达标等也是造成危害的原因。

四、餐饮企业清洁生产、清洁服务的供给是实现清洁餐饮消费即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强调，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食品安全必须树立全程监管理念，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工作思路，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北京市餐饮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北京市广大市民，而且关系到一切来京流动人口，尤其关系到2008年奥运赛事期间国外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安全属于国家安全。为此，国务院办公厅首次印发了《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十一五”规划》。北京作为特大消费城市，70%的食品由外部调入，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市政府大力“提升餐饮业卫生水平”，从每个饭店的操作空间、原料进出、加工等9个部分67个方面，对全市4万6千余家餐馆进行A、B、C、D四级量化分级。

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推荐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2002年3月我国发布了《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体系认证规定》。餐饮业对HACCP体系的应用与餐饮业应用清洁生产、清洁服务原理是一致的。因为HACCP本源自1959年美国P：11sbury公司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生产安全的航空食品而创建的一套质量管理体系［22］。

HACCP体系包括危害分析与预防措施、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关键控制点的监控等7大原理。餐饮业应用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餐饮企业可能引起食品危害的不安全因素的“危害分析和评估”，并从中挑选出若干“显著危害点”作为食品安全的“关键控制点”，事前对这些“关键控制点”采取可操作性的预防措施，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控［23］。尽管各餐饮企业因其产品的特色各异，具体的HACCP计划有所差异，但对餐饮行业而言与清洁生产、清洁服务原理具有以下共性：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工作思路，严把原料进货关。这也是清洁生产的源头“关键控制点”。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建立产品进货台账，台账保存期不得少于两年。为了从源头上保证进货原料的清洁，世界著名快餐企业麦当劳建立了自身独立的土豆供应商辛普拉，麦当劳在中国的土豆供应基地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这个经验值得借鉴。中小餐饮企业建立自己独立的原料供应基地有困难，可以联合建立采购物流配送中心。第二个关键控制点是确保采购来的原料等物资在运输过程中的清洁安全，尤其要确保运量大、运距远、污染机率高的原料运输的清洁安全。第三，严格控制已采购、运输进店的原料的预处理和入库仓储这两个环节上的二次污染。第四，后厨加工和烹饪环节上的清洁安全生产过程是实现清洁餐饮的重中之重。要将“均衡膳食、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科学餐饮理念和全国营养健康型示范单位——北京顺峰酒店倡导的“低脂、低糖、低盐、低热量”、“少味精调料”、“原汁、原味、原香”的烹饪原则贯穿于加工和烹饪生产全过程［24］，尽量采用使食品营养素流失最小化的生产工艺。充分挖掘“医食同源”的内涵，创新推出具有“食疗、食补、食养”作用的保健餐饮品牌。建立现场制作的餐饮食品的标识及其可追溯制度。逐步推广“明厨亮灶”工程，接受餐饮消费者的现场监督。第五，现场制作好的餐饮食品要安全送达餐桌。最后，餐厅服务人员要提供清洁服务，其内涵包括：（1）倡导“适度消费”，当消费者点餐时，服务员要本着“经济实惠、合理配置、有利健康、减少浪费”的清洁餐饮消费理念，向顾客推荐数量适中、营养含量高的菜肴。（2）顾客用餐完毕后，对其剩余食品主动提供“打包”或代客保存剩酒的服务。便宜坊烤鸭店在591年店庆之际推出了“节俭有奖日”活动：顾客吃尽盘中餐者，九折优惠。5天试点显示，在客流量增加近2成的情况下，剩余饭菜量亦从原来的700多斤减少到300多斤，这项活动在全国尚属首例［25］。（3）倡导和创建“无烟餐厅”，善于劝阻酗酒者，在餐厅醒目处张贴“司机免酒”的温馨提示牌。（4）倡导分餐制和自助餐制。

五、在清洁生产、清洁服务与清洁餐饮消费三位一体运营全过程中实现餐饮业的节能降耗减排

“十一五”规划确定GDP能耗下降20%，2006年应完成能耗下降4.4%的目标，然而全国仅有北京市完成了这一指标，万元GDP能耗下降了5.25%，2007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又继续下降4.95%［26］。餐饮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能耗大户做出了应有贡献。笔者认为餐饮业2002年制定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还应加一项最源头的项目，即餐饮企业营业场所的选址及其建筑物的设计，尤其是高星级的大型餐饮企业属于大型公建，应当采用目前最先进的生态设计理念（ECO-design）。设计阶段就全面考虑将其环境影响最小化，《清洁生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建筑工程应当采用节能、节水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建筑设计方案，建筑和装修材料、建筑构配件及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草案）又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北京奥运场馆的建设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值得餐饮业借鉴：如国家体育馆工程中100千瓦光伏电站用于地下场馆照明所需的1124块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设计、奥运村6千米2太阳能集热板用于生产热水的设计等［27］。沈阳市的科隆酒店采用先进的“地源热泵”新技术，用可再生的地热能替代了原有的2台2吨燃煤蒸汽锅炉及其40米高的烟囱，减排烟气、二氧化硫等［28］。对宾馆饭店的既有建筑，北京市则要求必须按绿色旅游饭店标准在2007年内全部完成“节能降耗减排”改造。

餐饮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节能降耗减排前景广阔：北京卡尔顿酒店让水在企业内部循环，采用世界领先的中水系统——平板式MBR膜技术，处理后的中水用于冲厕，节水6万多吨［29］。餐饮企业还可与其他相关行业建立外部循环，如废弃的饮料瓶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后可再生产出用于食品包装的聚酯原料；杭州华创实业有限公司则发明了用废弃饮料瓶再生纺涤纶短纤维生产技术，开发了30多个品种，有一种被称为“赛羽绒”［30］；武汉艾瑞生物柴油有限公司与意大利有关单位合作，将建成一条利用餐馆废弃油加工年产3万吨生物柴油的生产线；无锡市华宏生物燃料有限公司一年就能“吃掉”餐馆产生的地沟油、泔水油近3万吨，约占无锡市同类废弃物的50%，重庆市环卫集团与法国威立雅环境服务公司合作，利用餐厨垃圾每吨可发电120度［31］。可见，餐饮业节能降耗减排的前景非常广阔，将餐饮业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部门的潜力无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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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武卫政.塑料瓶变身“赛羽绒” [N].人民日报，2007-5-17（15）.

[31]高杰.吞下泔水，产出“绿能” [N].人民日报，2007-1-25（16）.

作者：卢莉芳

家务劳动的法学经济研究论文 篇3：

浅议早期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

［摘 要］至19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这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经济学人才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有最早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19世纪末期的李斯特等,他们用自己的学说和理论丰富着经济学这片领域,延续着经济学这条长河。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

［

产生经济问题的原因就是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經济学基本原理,懂得经济学的科学理论而且能够依托政治力量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前进车轮的人就是经济学人才。

1 前资本主义社会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他最早提出分工学说：人们应实行分工互助,分工使每人精专一,物品也可精美；互助使人们结成团体。他把农业看成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时肯定了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著有《政治论》一书。他把奴隶制度下的社会分工当做自然分工,用天生人的差别来论证奴隶制度的合理与自然。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在这里,他已察觉出商品交换从商品——商品,到商品——货币——商品,再到货币——商品——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

奴隶制度结束之后,西方进入封建社会,但宗教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也主要是一些神学派思想。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他的经济学思想主要反映在《神学大全》中。主要论及封建农奴制、公平价格、货币、商业、利息等问题。他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可以使人类处于比较和平的境地。他从宗教伦理角度,强调在买卖中支付的价格必须是平等的。他提出的效用决定价格的观点,开创了以后效用价值理论的先河。

2 17世纪中叶—19世纪60年代

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李嘉图、西斯蒙、马尔萨斯等。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著,而且探讨了国民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财政学等学科,被誉为当时的百科学书。从生产领域的研究,得出了具有科学价值的劳动价值论、工资论、利润论及地租论,从而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区分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斯密的再生产理论不及魁奈,但已接触到了再生产若干更深层的问题。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国内及国际的自由贸易。

李嘉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他的诸多科学结论后来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承和发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摒弃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因此,李嘉图成为劳动价值论学派的领袖。李嘉图论述工资、利润、地租,从经济理论分析中悟到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的社会现实。阶级的矛盾源于经济,这就是后来李嘉图社会主义学派的理论依据。李嘉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贸易,比较成本学说是其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西斯蒙,既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又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主要经济理论,但又独树一帜地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相对立,认为因抑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保留小资产阶级呐喊。

马尔萨斯是英国早期的庸俗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和人口理论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在人口理论方面影响最大。

3 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1818—1883)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有《资本论》等。《资本论》的出版是一件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①它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进行的伟大革命已经全部完成,从而宣告了具有完整科学理论体系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斗争中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②它标志着整个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已建立起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③《资本论》的出版还促进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推动了他们向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

恩格斯(1820—1895),不仅与他的亲密战友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又在独立地担负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继续为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创立标志着经济科学领域中的伟大革命,它既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制定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完整的资本理论,创立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创立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纠正了古典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的错误和不彻底性,粉碎了庸俗经济学家的辩护谬论,创立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从而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

4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重要的经济思想家,贸易保护主义者。著有《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他的学说具有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反对英法古典经济学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李斯特没有能够区分资产阶级古典理论和庸俗经济学说,而把他们统称为“流行学派”。他认为,流行学派的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这种学说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而完全没有顾及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利益,因而这种学说对于德国来说就不具有任务实践意义。李斯特竭力要建立一种新的学说体系,这就是他所谓的“国家经济学”。他提出,这种学说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

威廉•罗雪尔(1817—1894)是19世纪中叶德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罗雪尔作为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所谓的“国民经济学的生理学方法”,即历史方法。他第一次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应用的历史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而为历史学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罗雪尔不仅以所谓历史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立,而且还竭力反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为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利益辩护。他极力宣扬阶级利益调和,鼓吹阶级利益本身的协调是一国繁荣的基础。罗雪尔抹杀了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把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描绘成一个完美的理想王国。以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在讲德语的国家中影响很大,并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新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说集19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西方经济学之大成,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马歇尔是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是,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假定和条件的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他的主要经济学说,如需求理论、供给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等,都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的,到了晚年,马歇尔开始研究有关帝国主义时期的垄断与竞争等问题。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横生,众说纷纭,但是,马歇尔经济学说对它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深远的。20世纪20年代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罗宾逊和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都是在马歇尔某些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支流。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进行了“革命”的凯恩斯,也承认自己的理论是已经深信了许多年的马歇尔思想路线的自然发展。即使在今天,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仍然是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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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江(1967——),男,汉族,内蒙古赤峰人,硕士学位,中国医科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研究。

作者：李江 金丽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