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的正式施行，对强迫劳动罪的研究逐渐增多。即自从1997年强迫职工劳动罪入罪直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其颠覆性的变更之历史渊源。大致分为入罪阶段、初次修改阶段以及发展阶段。笔者将着重探讨此次强迫劳动罪修改后的特点以及不足之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研究论文 篇1：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司法逻辑

[摘要]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是劳动者职业安全权刑法保护机能扩张的表现，但是刑罚介入的关口和量刑幅度与劳动刑法出场的应然姿态不符。司法处理这一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前置违法”的重刑化和“事后态度”的轻缓化，淡化了安全生产单位自我管理的实现和事故预防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刑事司法逻辑上，一方面应当通过对犯罪情节加重的认定，强化事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的实现，有效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另一方面，还应当通过适度地重刑化来实现刑罚的保障功能。如此，在现有制度规范内，有助于变“注重实害处罚”为“强化危险消除”。

[关 键 词]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司法逻辑  刑法谦抑性  刑法保护机能

[作者简介]刘金祥（1955-），男，上海人，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劳动关系和劳动法;毕劲松（1982-），男，河南省信阳市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和谐劳动关系。

引言

安全生产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企业发展的基本保障和生命线，也是社会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党和国家对安全生产问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18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的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因此，研究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司法逻辑问题，对于确立量刑标准、把握裁判尺度、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发挥刑法积极作用提供了茁壮成长的契机。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确立，试图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职业安全、加强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予以保障。但是，安全生产领域的劳动犯罪屡见不鲜，劳动者职业安全的底线不断被热点的新闻事件所突破。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批判经营者唯利是图本性的同时，我们更加应该从司法逻辑的角度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进行深入的解读。无论是媒体的评论、民众的呼声还是学理的论证都夹杂着对应然的美好理想的追求，但却不能直接反映现实状态的写照，罪责在实践中最终要由司法机关来确定，法院的一纸判决既是定纷止争的法律依据，也体现着法律适用的尺度。

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官的裁判对于职业安全的保障是否能够带来积极的效果，是否能够有助于解决或者缓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的发生？《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在现实裁判经验中体现着怎样的司法逻辑？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选取“中国裁判文书网”2006年11月至2018年3月已公开的106件涉及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典型裁判文书，提炼案件事实、判决依据和判决结果，将案件争议起因、法院判决依据类型化，展现出法院在审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案件中所具有规律性司法逻辑，并进一步探讨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一、 问题意识：当代刑法对劳动者职业安全保障的时代使命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刑法的强制性与制裁力度最为严厉，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没有刑法做后盾、做保证，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得到彻底贯彻实施。据此，理论上形成“刑法保障法（事后法）”的观念，相应地，在认识论上确立了一种强烈的价值导向：坚持刑法保障法“才能”突显人权保障功能，可以防止刑法恣意干预的风险，尤其可以抑制刑法隨意犯罪化和刑罚化，严密监控刑罚权的启动。与此同时，刑法谦抑精神备受推崇。基于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地位，谦抑精神要求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因而，坚持刑法谦抑精神者极其担忧出现刑法扩张与扩大犯罪圈现象。刑事立法的扩张是否起到了惩罚犯罪的目的，是否降低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的发生，是否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安全？是其关心的问题。但是刑法的谦抑性又要求对犯罪圈的限缩，对刑罚应当轻缓。这一对矛盾应当如何协调？

（一） 刑罚介入的关口与安全生产法预防宗旨的冲突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犯罪构成以发生实际事故后果为必备要件，刑事处罚关口过于靠后。囿于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刑法基本上不承认过失危险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以造成实际事故后果为必备构成要件，在未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即使行为人实施了严重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也不能对其定罪处罚。这种规定方式，一方面可能导致生产经营者产生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不发生事故，平时即使实施违法违规行为也没有关系，无法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已经发生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造成群死群伤结果的情况下，再对犯罪人处以刑罚，已经很难起到实际效果。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这种规定方式的不足，在2015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中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将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虽未造成严重事故后果，但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但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仍然过于狭窄，不能用于其他生产经营行业领域。

在笔者所搜集到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案件中，2006年至2018年已公开的判决数量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如图1所示）;案件的行业分布也以基础性产业为主，特别是建筑施工领域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样本数量（如图2所示）。

（二） 刑罚设置的轻重与劳动刑法出场的应然姿态不符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在刑罚设置上未考虑业务过失犯罪的特殊性，法定刑期偏低。我国刑法原则上不区分一般过失犯罪和业务过失犯罪，对两种过失犯罪配置了基本相同的法定刑。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从犯罪构成来看，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属于“实害犯”，即以特定结果的出现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不包括危险犯的情形。在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条件下，一旦发生重大劳动安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比一般过失行为更加严重，而且从理论上讲，业务过失犯罪人作为具有专门知识、负有特定义务的专业人员，其担负的预防危害结果发生的责任应当更重，在法律上应当有更加严格的要求，理应配置更重的法定刑。

本文的106件裁判文书样本中，共有207名被告人被判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从判处刑罚结果来看，免于刑事处罚的27人;拘役的12人;有期徒刑不足1年的15人;有期徒刑1年以上不足2件的60人;有期徒刑2年以上不足3年的25人;有期徒刑3年以上不足4年的47人;有期徒刑4年以上的21人，最长刑期为有期徒刑5年（如图3所示）。

通过上述样本的统计，发现如下几项重要的特点。

第一，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案件的数量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案件所占比重较大，例如建筑施工、矿山、制造加工等行业。这说明了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在这些从业人数较多的基础行业中呈现不理想状态。尽管刑法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进行了规制，但是刑罚介入的关口过于靠后，未能起到预防的效果。

第二，被告人的宣告刑罚普遍较低，免于刑事处罚以及刑期不足两年的人数超过50%。无论从法定刑，还是宣告刑，从刑期上都难以反映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惩处力度。这与现代工业社会对刑法在劳动者职业健康保护上的预期是不相符的。

二、 以微知著：司法裁判的逻辑依据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裁判司法基本上呈现两个区域，一个是责任认定的根据，主要在于确定基于何种前提、基础或决定因素而承担刑事责任;另一个是量刑要素，主要在于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前者主要存在于事故发生之前或者事故进行过程中，相关要素在事故发生之时已经确定，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是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依据;而后者除此之外还存在事后对事故本身的态度，这些量刑情节是调节基准刑、确定宣告刑的依据（如图4所示）。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刑罚确定给法院造成的难题是如何对责任认定的根据和量刑情节进行衡量。在司法处理这一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前置违法”的重刑化和“事后态度”的轻缓化。

（一） 对行为人“前置违法”重刑化的同时，淡化了自我管理的实现

在事故发生之前，行政部门已经采取执法程序的，往往作为加重其刑罚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事故发生之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下达决定书，要求停止矿山基建施工时，仍非法从事矿山井下施工作业”“未按照安监部门的要求停产整顿”“已发现事故隐患并经有关部门责令整改，仍不采取措施”“在工地存在安全隐患，经相关部门告知限期整改后，仍不采取措施”。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在司法裁判中通过较重的刑罚强化了事前行政执法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敦促安全生产单位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进行整改。就一般的公力救济途径而言，当发生侵害劳动者职业安全的行为之时，首先适用的应当是仲裁、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或者是通过行政执法程序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处罚。例如我国《劳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和劳动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未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对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劳动者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对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只有当通过行政执法之后劳动安全设施和条件仍然不符合国家规定，适用其他法律或者途径仍然无法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之时，才可能对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与刑法的谦抑性恰恰是相符的，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只不过这里的谦抑性是通过因行政执法未起到改善效果而加重刑罚的方式来强化行政执法的作用。

对于行为人“前置违法”而加重刑罚的做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其他环节的弊端，即对于安全生产自我管理的过程，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没有安监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对职工没有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的情况下生产作业，并且在生产作业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这些安全生产设施和条件同样不符合国家规定，却往往未能加重其刑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我管理是改善安全生产设施和条件的最前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我们强调自我管理，它有两层意义。一是，生产经营单位通过自我管理，能够使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一个弹性的平台中得到理性表达，缓和劳动过程中的冲突和摩擦，满足从业人员体面劳动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二是，因为只有从业人员最为关心自身的职业安全，安全生产设施、环境和条件的好坏与其自身的利益最为相关。强调自我管理，是劳动者职业安全权利实现的最为高效和便捷的途径。然而，在劳资力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下，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在加重刑罚方面淡化了自我管理的实现，显然使得权利的自主实现更加缺少了强有力的后盾支持。

（二） 对行为人“事后态度”轻缓化的同时，淡化了事故预防的效果

司法裁判逻辑显示，行为人的事故发生后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刑罚确定的结果。这些“事后态度”包括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首和立功表现、事故发生后参与抢险救援的情况、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或者取得谅解等。根据本文样本的刑事责任，共涉及207名行为人，其中13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不足3年、拘役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占总人数67.15%;68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占总人数的32.85%（如图3所示）。其中60人被执行缓刑，为全部样本的28.99%。从刑罚确定的结果来看，较轻的刑罚在宣告刑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缓刑也具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与此同时，106份裁判文书中明确表述“情节特别恶劣”的有58份，占案件多数的54.72%。犯罪情节严重程度较高的裁判文书尽管占据多数，但是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却不足1/3。这说明在事故发生之后，行為人通过一系列的态度和表现，在量刑情节方面减少了刑罚量。由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属于过失犯罪，尽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低，且劳动者人身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通过金钱赔偿等形式得到弥补。因此，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如果积极弥补损失，法院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一般都可以在基准刑的基础上予以减少，最高可达50%以上。

这种通过“事后态度”的补救获得刑罚的轻缓化倾向加剧了刑法谦抑性在司法领域的扩张，使得劳动者职业安全的保障转向注重事后的补救，从而淡化了事故的预防。在司法阶段，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解释具有有限性，每一分则条款均有其保护的特定法益，如果借口刑法谦抑精神而在构成要件之外寻找行为的社会意义从而实现具体事案的非刑罚化、刑罚的轻缓化，刑法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必然会大打折扣，失去本身应具有的社会功能。

因此，通过“事后态度”得以强化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补救，但是基于成本、收益和风险因素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行为人在事前对安全生产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投资投入。甚至，被害人或其家属和行为人之间可能得以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将劳动者职业安全保障制度予以完全消解。在一个特定案件中，涉案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对传统犯罪本质和刑事责任理论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当然，这种刑事和解的做法在轻微犯罪案件中具有一定的适用前景，然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危害的是一种“公共安全”，刑罚轻缓化的司法倾向应当受到特别的限制。

三、 向新而生：明确刑事司法的逻辑走向

设想这样一幅场景，法官们在处理一起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案件，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被害人家属要求严惩企业主，但企业主却大喊冤枉;劳动者有正当的诉求，法官在内心中可能是认同劳动者所处的境遇的;企业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个事件之中到底有多少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促进社会生产和劳动者职业安全的保障之间应当如何协调。上述诸多的难题和压力迫使法院必须谨慎而严格地适用现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保证“形式性、程序性”的前提下相对保守地定罪量刑，而这一点似乎也是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

应当看到，法官之所以会面对如此难题，其原因在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和劳动者职业安全的保障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难点，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所能够涵盖一切不同事实的。对于刑法的根本任务，罗克辛总结道：刑罚有助于稳固规范，但我们不能为了稳固规范而稳固规范，稳固规范的作用实际在于防止个人或者社会在将来遭受现实的损害（即法益侵害），因此稳固规范最终服务于法益保护，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它将变得毫无意义。既然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的根本任务仍然是保护法益，那么刑法保护的正当性就仍然必须围绕法益来展开。具体来说，就是要确立法益侵害危险作为法益保护的限度。法官适用法律的同时也是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刑法谦抑性理念所起的作用就是通过对法益的衡量来把握刑法的有效性，也即对各要件解释时有必要充分考虑刑罚效果。在司法阶段讨论辅助原则或者谦抑原则，只能以法律和刑法为执法者提供了相应的选择或者裁量范围为前提。事实上，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并非一种解释规则，更多地是为限缩解释提供正当性的支持或者作为扩大解释的反思工具检验解释结论的妥当性而出现。

出于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的保障而采取刑事扩张的立法倾向，而刑法的谦抑性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扩张的立法又进行了充分的限制，最终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的呈现出难以保障的局面。既然刑罚是和平时期国家对公民使用的最强烈的谴责机制，那么，立足于刑法谦抑性，在立法上强化重大劳动事故安全罪的刑法保护条款的同时，在司法上，一方面应当通过犯罪情节加重的认定，强化事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的实现，有效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另一方面，应当通过适度地重刑化来实现刑罚的保障功能。如此，在现有制度规范内，有助于变“注重实害处罚”为“强化危险消除”。

（一） 通过犯罪情节认定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案件的现实情况说明，刑法本身的预防功能未能很好地予以发挥。笔者认为，要更好的完善和增进刑罚的预防功能，应当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本身的特点入手，既要避免其过于严苛而阻碍生产经营活动，又要防止其过大的谦抑性。囿于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尽管我国刑法基本上不承认过失危险犯，但是通过犯罪情节的认定，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刑罚预防的功能。

事故的发生往往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故发生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具有随机性质。例如：某机械师企图用手把皮带挂到正在旋转的皮带轮上，由于他站在摇晃的椅子上，徒手不用工具，又穿了一件袖口宽大的衣服，结果被皮带轮卷入而死亡。事故调查表明，他用这种方法挂皮带已达数年之久，曾被擦伤手臂33次，估计无伤害、轻微伤害及严重伤害的比例为1200：33：1。由于机会因素严重影响着事故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劳动安全设施和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而不采取整改措施，也未必造成事故，而造成严重事故的几率更小。在这种极低概率的前提下，即使对受害人进行高额赔偿所支付的金钱，也会远远低于对劳动安全设施和条件进行改善以符合国家规定所需要投入的资金。但是由于我们无法预测这种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的确切发展后果，便必须对所有的隐患加以消除，对制造隐患或明知隐患的存在而不采取措施的行为人严厉惩罚。但是，按照现行刑法，对制造隐患者和不排除隐患者，只要不造成严重的实际损害结果，行为人就无须承担刑事责任。这大大放纵了企业主的侥幸心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国家、企业的财产处于危险的境地，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埋下了隐患。因此，通过犯罪情节的认定，对现实危险拒绝采取措施的予以情节加重的认定，既遵循了现有的刑罚制度的理论框架，又可以较好的起到预防事故的效果。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在犯罪构成中删除了“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的表述，这一点有极大的成功之处，在于简化了犯罪构成要件，更加便于明确企业主對劳动者职业安全保障的责任。但是这一修正也存在很大的弊端：（1）“有关部门”的行政执法在犯罪构成或量刑情节的认定缺少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即使“有关部门”提出整改措施或者进行行政处罚，也只能在行政行为的范围内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干预;（2）删除了“单位职工提出”这一表述，弱化了自我管理的环节，从业人员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也不愿意对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进行民主管理。

从上述弊端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当恢复该条款的表述，只不过并非将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是将其作为情节加重的要件，将“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的，视为“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尽管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情节特别恶劣”做出了规定，但是这种仅仅以事故所产生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为判断依据的界定，对于事故的预防难以起到积极的效果。此外，为了强化刑罚的预防功能，在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行业，如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等行业，“未经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作为加重情节予以一并规定。同时，须强化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对于“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也可以作为加重情节。

通过犯罪情节的认定来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优势不言而喻。它能够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内部治理的规范化，通过事前指标的管理，促使其更加重视事前预防投入的效果。此外，这样并未破坏当前刑罚的体系结构，反而更加丰富了刑罚的内容和逻辑自洽性。

（二） 通过适度地重刑化实现刑罚的保障功能

雇主犯罪是劳动领域中的一个常发性的犯罪。现实中，雇主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社会资源，会采用各种犯罪手段压榨劳动者的血汗钱，甚至侵犯劳动者的自由、健康或生命。问题的关键是，应以什么方法来禁止这种情形的发生，行政的抑或法律的？社会变迁促使刑法主动求变，顺应潮流而不盲从，验证刑法的适宜性与有效性。传统刑法理念与体系的合理内容应当保留，但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确保社会公众的普遍安全感，维护社会有序发展，倡导预防性刑法理念并非不可。在必要领域，可以采取早期介入、刑罚处罚前置化等积极预防思维，逐步调整和置换传统刑法体系，满足现实需要。主张刑法保障性的功能，必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现为“刑法优先”，特别是在关系到生命财產和企业发展的安全生产领域。

刑罚的适用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基础，并以预防犯罪为目的，这已无争议。那么，在这种“基础”和“目的”的制约下，如何定位生产经营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呢？不难看出，从总的方面来看，生产经营单位针对劳动者实施的犯罪不仅容易，而且普遍。加之，更多的劳动者受到雇佣者犯罪侵害之后，往往是欲告无门，忍气吞声，所以，这种犯罪行为不仅给劳动者的人身、财产等权益造成极大的危害，影响到劳资关系和谐发展，而且对这种行为的放任不管，已经严重危害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毕竟，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明显标志，失去这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将形同虚设。所以，我们有必要严厉惩处这种危害劳资关系和谐的犯罪行为，即应该在扩大雇佣者犯罪圈的同时，给以适当重刑化。在这里，适当重刑化意味着对生产经营单位侵犯劳动者犯罪的行为，以比较重的刑罚予以应对，即在面对侵犯劳动法益犯罪行为之时，我们应构建出一个健全的刑罚体系，以合理组织对雇佣者劳动犯罪的反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矫正劳资关系不平等之下雇佣者劳动犯罪频发，及其引发的严重的集体劳资冲突的社会畸形，才能有力地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发展。

结语

伴随着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的频发，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的时代。作为保障法地位的刑法应当更为及时、深入和广泛地介入社会风险的防范和管控，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安全日益强烈的要求和期待。关于劳动领域的刑法干预，目前在理论上还缺少整体性的目标设计，在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问题上，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刑罚体系也还有待改进。本文的结论是：在现有法律规范和理论框架内，完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刑罚逻辑走向，应当改变“注重实害处罚”为“强化危险消除”。一方面，通过犯罪情节的加重，将“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未经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等内容作为本罪的加重情节，强化事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的实现，有效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对雇主适度地重刑化来实现刑罚的保障功能，从而服务于劳动者职业安全保障的中心目标。

（责任编辑：肖舟）

Key words major labor safety accident crime; judicial logic; criminal law modest;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function

作者：刘金祥 毕劲松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研究论文 篇2：

浅析强迫劳动罪之立法演变

【摘要】随着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的正式施行，对强迫劳动罪的研究逐渐增多。即自从1997年强迫职工劳动罪入罪直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其颠覆性的变更之历史渊源。大致分为入罪阶段、初次修改阶段以及发展阶段。笔者将着重探讨此次强迫劳动罪修改后的特点以及不足之处。

【关键词】强迫劳动罪；立法演变；入罪；修改；发展

一、我国强迫劳动罪之入罪

强迫职工劳动罪是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新增的罪名。私营经济为了取得利润的最大化而强迫职工劳动的现象尤为严重。故《劳动法》第96条规定：“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15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对强迫职工劳动行为最早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也只是纸上谈兵，在司法上并没有得到实践，原因是“追究刑事责任”必然是要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当时的刑法并没有对此作出相关规定，直到1997年修改刑法时才加上这个罪名。

二、我国强迫劳动罪之修改

2002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并对刑法的第二百四十四条做了首次的修改。尽管强迫职工劳动罪存在上述不足有待完善，但是这次修改并未对强迫职工劳动罪做出任何的变动，而只是在强迫职工劳动罪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个罪名，后经最高法关于这次修正案罪名认定的司法解释确认为“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由于商人更多的是为了谋取利益的最大化，而雇佣未成年人既可以节约雇佣的成本又便于管理，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四出台以前就有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雇用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劳动有的企业甚至雇用未成年工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或者在易燃、易爆、剧毒和放射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这不仅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的甚至造成了未成年人的死亡。因此，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惩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规定将原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增加一款，即：“违反劳动管理法规，雇佣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体力劳动的，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此次刑法的修改只是增加了该罪名，但是对强迫职工劳动罪的认定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三、我国强迫劳动罪之发展

2011年2月25日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本次刑法的修改是有史以来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其中第三十八条将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修订后的强迫职工劳动罪的规定，不仅罪名由于犯罪主体的变化应当变更，而且在处罚上也进行了重大变更。总体来说，具有以下几大亮点：

（一）犯罪主体范围的扩大

此次对强迫职工劳动罪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即犯罪主体的变更，将“用人单位”限定主体条件取消。这样的规定无疑将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由原来的用人单位修改为无特定犯罪主体，即从用人单位到自然人均可以构成犯罪。因此，根据2011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的规定，原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强迫职工劳动罪取消，将其变更为强迫劳动罪。

这样修改的原因是基于社会现状和司法实践。首先，随着2007年“山西黑煤窑”强迫职工劳动事件倍受关注后，学者开始对强迫职工劳动罪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由于强迫职工劳动罪的犯罪主体是用人单位，因此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对犯罪主体的认定遇到阻碍。山西黑煤窑主大部分是非法开采的煤窑，并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批准开采煤矿，其并不是合法的用人单位或其他组织。而刑法规定的强迫职工劳动罪的犯罪主体是用人单位。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认为，用人单位的前提是合法的用人单位，并不包括非法的用人单位，也不包括自然人，非法的用人单位并不能构成该罪。因此，对于山西黑煤窑并不能依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对其定罪处罚。

（二）取消“情节严重”的入罪条件

根据最新刑法修正案的规定，“情节严重”已经不属于犯罪构成必备的条件。即只要是实施了强迫劳动的行为，不论情节是否严重均可构成犯罪。但是“情节严重”属于加重犯罪的情形。该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并不包括“情节严重”，但是倘若构成了“情节严重”，即可加重处罚。这样不仅将“情节严重”的立法空洞现象得以解决，也将该罪，有利于对劳动者自由劳动的权利的保护。

然而，虽然取消了“情节严重”的入罪条件，但是“情节严重”仍然构成该罪加重情形的要件。笔者认为，情节严重是指犯罪手段恶劣或者后果严重的行为，例如以下行为均可构成情节严重：强迫他人长时间并无偿地劳动；强迫多人无偿劳动的；在强迫他人劳动过程中有侮辱情节的；强迫他人长时间劳动造成人员伤残或者死亡的；因强迫劳动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因强迫劳动造成较大范围内社会影响较大的其他情节。

（三）“协同犯罪”情形入罪

刑法修改前该罪的基本犯罪行为即实施了强迫劳动的行为，但是其余协助犯罪的人员并不能以该罪论处。在实践中，除了具体实施强迫劳动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外，还有一部分人是协同强迫劳动的自然人甚至是单位。此次刑法的修改加入了“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对此处新增犯罪情形的认定应当注意以下两点内容：其一，主观要素。构成协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即明知他人实施了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这就排除了过失犯罪的情形；其二，客观要素。即客观上有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对于招募以及运送人员的界定，笔者认为，招募是指明知所召集的人员是被强迫劳动的仍然为其召集人员，并且从中获得了相应的“回扣”，即招募人员需要具备谋私利的主观要素。由于强迫劳动的目的在于谋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其入罪的人员均应当符合牟利性这个主观要件。因此，如果不是以谋利为目的则不应当认定为属于该罪中的招募人员。同样的是“运送的人员”的主观上也应当具备牟利性条件，即为牟取利益而运送被强迫劳动的人员。其中运送应当包括接送以及转运过程中所有参与的人员。

笔者认为，将以上两种协同犯罪的情形增加为入罪情形的意义有以下两点：首先，扩大了入罪的范围，从而加大了对劳动者自由劳动权利保护的力度。其次，提前了预防犯罪的时间，从而更早地保护了劳动者自由劳动的权利。招募，运送被强迫劳动人员必然是实施强迫劳动行为的前置程序。在刑法修改以前的规定中只有具体实施强迫劳动行为才可构成该罪。此次修改后，提前了该罪的入罪时间，从而将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的时间更早，更早的保护了劳动者自由劳动的权利。

（四）取消“单处罚金”的规定

修改之前的强迫职工劳动罪是典型的单位犯罪，但是处罚的方式采取的是单罚制，即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对单位未规定处罚方式。此次刑法修改后，兼顾了单位犯罪以及自然人犯罪两种情形，其中以一般犯罪主体为基本犯罪情形，以单位犯罪为特殊犯罪情形。也就是说，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犯罪也可以由单位构成犯罪。并且其中对于罚金的处罚规定也发生了变化。修改前的刑法对于罚金的处罚方式是一个选择式的，即“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样规定的弊端是有些犯罪分子“以钱代罪”，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刑罚混乱的现象。况且，该罪是典型的牟利性犯罪，造成被强迫劳动者的身心以及精神的损害要远远大与对其经济利益的损害，而仅仅是用金钱来赎罪未免难以说通。因此，刑法修正案对其规定做了两处的修改，其一，将其中“单处罚金”删除，变更为仅是“并处罚金”。显然可以看出，现在的强迫劳动罪是以人身自由刑为主，经济惩罚刑为辅的原则，这与该罪的人身暴力性以及谋利性的双重性质是相符合的。其二，将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修改为既处罚单位又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即采取了双罚制的原则。该罪采取单罚制原则的弊端前已论述，此处的修改则表现出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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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常青.新编刑法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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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大谷实.刑法各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6-67.

[6]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24.

作者：岳娇娇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研究论文 篇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读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以下简称《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于2015年12月16日起公布施行。

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实现“三个继续下降”，但近期连续发生重特大事故，反映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进一步做好《解释》的宣传贯彻工作，充分发挥刑法及《解释》的震慑作用，使安全生产有关人员明尺度、知戒惧、懂规矩，现就有关《解释》重点内容介绍如下。

一、《解释》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一）出台背景

安全生产工作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当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呈现总体稳定、持续好转的态势，但形势依然严峻，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仍然时有发生。特别是2015年8月12日发生的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批房屋损毁和巨额经济损失，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要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李克强总理也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涉及行业领域广泛，行为方式复杂多样，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司法机关不断总结经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200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矿山司法解释》），对于依法惩治矿山生产安全犯罪，保障矿山生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对此类案件的审判原则、法律适用标准、刑事政策把握以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措施的规范应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施行效果良好。

2013年10月，原国家安监总局分别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两高”联合出台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共同研究，认为现阶段有必要对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制定司法解释，经共同深入调研，广泛听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意见，在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建议稿的基础上，制定了《解释》。

（二）重大意义

《解释》把生产安全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明确了危害生产安全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了相关罪名的司法认定标准，统一了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意见，及时解决了现阶段打击生产安全犯罪行为有法难依的难题，对于进一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指导规范有关刑事案件司法审判实践，加大生产安全犯罪行为惩治力度，补齐安全生产依法治理的短板，强化安全发展的意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17条，针对此类案件起诉、审判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内容涵盖相关犯罪主体范围、定罪量刑标准、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具体运用以及相关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认定处理等方面的多个重要问题。

一是明确了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主体范围。针对实践中某些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具有特定职务身份的公司、企业管理人员，为了规避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得违规投资入股生产经营企业，或者公司、企业管理人员不得违规从事与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业务等方面的禁止性规定，以他人名义投资入股公司、企业，从而达到隐藏自己股东身份、充当“隐名持股人”的情况，《解释》明确规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权的实际控制人、投资人，或者对安全生产设施、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负有直接责任的实际控制人、投资人，可以认定为相关犯罪的犯罪主体，以严密刑事法网，确保刑罚效果。

二是明确了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此前，对于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多个罪名，包括近年来多发、频发的危险物品肇事罪和消防责任事故罪等，均无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实践中难以把握。《解释》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原则上以死亡一人、重伤三人，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作为入罪标准。《解释》对于相关罪名处第二档法定刑的条件采用了“事故后果+责任大小”的规定方式，即原则上事故后果达到一定程度，行为人又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的，方可处以第二档法定刑。同时，对于少数案件中的部分次要责任人不处以第二档法定刑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情况，可以考虑适用《解释》规定的兜底条款，处以第二档法定刑。即《解释》第七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一百三十六条（危险物品肇事罪）、第一百三十九条（消防责任事故罪）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三）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教育设施安全事故罪）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二）具有本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同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并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或者同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是明确了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的适用条件。《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十五年，是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中的重罪，但实践中适用率偏低，主要问题在于对“强令”一词理解不当，将某些强令违章冒险作业行为错误认定为普通责任事故犯罪，导致处刑过低，不利于严惩犯罪。《解释》明确，明知存在事故隐患、继续作业存在危险，仍然违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规定，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或采取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强制他人违章作业，或故意掩盖事故隐患组织他人违章作业的，均应认定为“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

四是严惩故意阻挠开展事故抢救、遗弃事故受害人等行为。实践中，某些小煤窑、矿山业主在安全事故发生后，为掩盖事故事实、逃避法律追究，不仅不组织抢救和向相关部门报告，反而故意隐匿、遗弃事故受伤人员，掩盖事故真相，导致被困人员和被隐匿、遗弃人员死亡、重伤或者重度残疾，社会危害严重，影响十分恶劣。《解释》明确，对于上述行为，应依法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五是明确从重处罚情形。依法严惩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解释》的总体基调。《解释》对实践中常见、多发的多种从重处罚情节作了专门规定。其中包括：未依法取得安全许可证件或者安全许可证件过期、被暂扣、吊销、注销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关闭、破坏必要的安全监控和报警设备的;已经发现事故隐患、经有关部门或者个人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的;一年内曾因危害生产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采取弄虚作假、行贿等手段，故意逃避、阻挠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监督检查的;安全事故发生后转移财产意图逃避承担责任的。同时，为作到宽严相济，树立正确行为导向，《解释》同时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积极组织、参与事故抢救，或者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赔偿损失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六是严惩相关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实践表明，许多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背后，均隐藏着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或者失职、渎职行为。司法机关在惩治事故单位责任人员的同时，更要严惩隐藏在事故背后的公职人员犯罪。《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投资入股生产经营，构成本解释规定的有关犯罪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与安全事故发生存在关联性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贪污、受贿犯罪和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七是明确禁止令和职业禁止措施的适用范围。为充分发挥刑法规定的缓刑考验期限内的禁止令和刑罚执行完毕后的职业禁止措施的积极作用，预防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分子短时期内再次重操旧业，引发新的安全事故，《解释》对如何适用禁止令和职业禁止措施作出了规定。对于实施危害生产安全犯罪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安全生产相关联的特定活动;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至五年内从事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职业。

附件：《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22号

（2015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65次会议、2015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

第三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对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负有直接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以及其他对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负有管理、维护职责的人员。

第四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规定的“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是指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以及其他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

第五条 明知存在事故隐患、继续作业存在危险，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

（一）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

（二）采取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

（三）故意掩盖事故隐患，组织他人违章作业的;

（四）其他强令他人违章作业的行为。

第六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七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傷十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三）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二）具有本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同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并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或者同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第八条 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导致事故后果扩大，增加死亡一人以上，或者增加重伤三人以上，或者增加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致使不能及时有效开展事故抢救的：

1.决定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或者指使、串通有关人员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的;

2.在事故抢救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

3.伪造、破坏事故现场，或者转移、藏匿、毁灭遇难人员尸体，或者转移、藏匿受伤人员的;

4.毁灭、伪造、隐匿与事故有关的图纸、记录、计算机数据等资料以及其他证据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导致事故后果扩大，增加死亡三人以上，或者增加重伤十人以上，或者增加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采用暴力、胁迫、命令等方式阻止他人报告事故情况，导致事故后果扩大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九条 在安全事故发生后，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串通，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的规定，以共犯论处。

第十条 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故意阻挠开展抢救，导致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对被害人进行隐藏、遗弃，致使被害人因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安全设备，或者明知安全设备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而进行销售，致使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未依法取得安全许可证件或者安全许可证件过期、被暂扣、吊销、注销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二）关闭、破坏必要的安全监控和报警设备的;

（三）已经发现事故隐患，经有关部门或者个人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的;

（四）一年内曾因危害生产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采取弄虚作假、行贿等手段，故意逃避、阻挠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监督检查的;

（六）安全事故发生后转移财产意图逃避承担责任的;

（七）其他从重处罚的情形。

实施前款第五项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的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规定的犯罪行为，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积极组织、参与事故抢救，或者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赔偿损失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第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投资入股生产经营，构成本解释规定的有关犯罪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与安全事故发生存在关联性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贪污、受贿犯罪和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或者徇私舞弊，对发现的刑事案件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定罪处罚。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适用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于实施危害生产安全犯罪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安全生产相关联的特定活动;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至五年内从事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职业。

第十七条 本解释自2015年12月16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5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