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汉乐府民族音乐论文

【摘要】我国传统音乐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文内涵，音乐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段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特殊的美育价值，传统音乐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学习和探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振兴汉乐府民族音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振兴汉乐府民族音乐论文 篇1：

民乐中的唐诗

唐诗，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民乐，乃民族音乐的简称，更为准确的说，中国民乐泛指中华民族管弦乐。民乐由吹、拉、弹、打不同类别组成，民乐最大的特色在于大量使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民乐不仅有小型的演奏，更有大型的协奏曲合奏。

经典永流传。2020年新春时节，著名作曲家张晓峰先生荣获“最具唐诗风范涉琴最广的民族音乐作曲家”称号，这是由中华二胡国际联盟颁授的荣誉证书。对于年届九旬、从艺70年的张晓峰来说，这个奖项的获得当之无愧。

张晓峰，著名民乐作曲家。江苏太仓人，1931年出生，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世纪50年代，供职于上海歌剧院。自60年代起以旺盛的精力投身于民族器乐曲创作，谱写了一系列富有光彩夺目、强有生命力的民族器乐曲。2004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授予其“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40余载春秋，张晓峰一直默默地耕耘于民乐创作园地，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充分汲取养料，以唐诗为载体，将唐诗的意境与民乐相结合，为探索民乐创作发展树立了里程碑。

唐诗与民乐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一个是文学，形象的艺术;一个是音乐，抽象的艺术。然而文学堪称文艺的核心与灵魂，一切不同艺术门类都离不开文学。唐诗与民乐的有机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激情火花？唐诗不仅留存于浩瀚的辞章里，也唱响在铿锵的音樂中。“音乐中的唐诗”“中国真正的民族之音”，这是舆论对张晓峰用唐诗创作民乐协奏曲的高度评价。

张晓峰创作的民乐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大型民乐协奏曲是其标志性作品之一，其中有清丽古雅的琵琶协奏曲《琵琶行》（白居易《琵琶行》），感人肺腑的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杜甫《新婚别》），奔放豪情的笛子协奏曲《诗韵三章》（李白《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静夜思》），哀婉凄绝的二胡协奏曲《杨贵妃》（白居易《长恨歌》），明快悠扬的二胡协奏曲《江南春》（杜牧《江南春》）等。这五首以唐诗为题材的民乐协奏曲，奏响了民族音乐园地里的“唐诗”。

唐代诗人白居易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他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易懂，名作《琵琶行》传诵千古，家喻户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篇著名的长诗，结构紧凑、音节和谐，对歌女演奏琵琶的一段描写更是有声有色，表现了诗人优美精炼的语言艺术。琵琶协奏曲《琵琶行》根据诗篇的意境重新编排创作。由“忽闻水上琵琶声”“说尽心中无限事”“江州司马青衫湿”三个部分及尾声“月白江心”组成，整个协奏曲用清秀幽静的引子，借用“春江花月夜”手法，引入浔阳月夜“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意境，“青莲乐府”素材、“月儿高”旋律的主打，加上慢板音乐、快板节奏、急板演奏的灵活运用，音乐上呈现鲜明对比与层层递进，把主人的磊落形象，歌女的悲伤心事，以及主人对歌女的深切同情等表露无遗。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殊不知，这首琵琶协奏曲《琵琶行》创作于1978年5月，是张晓峰创作的第一首以唐诗为题材的民乐协奏曲。据张晓峰回忆说：“当年，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举。那时‘文革’结束不久，民乐还处于恢复和探索时期，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振兴民乐，一时都找不到方向，写唐诗题材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坚信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可以挖掘，可以吸收。”于是，张晓峰根据白居易的同名诗篇改编，用了4个月时间精心创作，后来一炮打响，好评如潮。

《新婚别》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组诗“三吏三别”之一。此诗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妻的离别，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是一首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的作品，既有大胆的浪漫的艺术虚构，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

1979年，张晓峰开始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创作，乐曲以杜甫的同名乐府诗为依据，叙述了一对新婚夫妇在“安史之乱”中的不幸遭遇。他与著名二胡演奏大师闵惠芬整整合作了一年，也是第一个以二胡器乐为主的大型民乐协奏曲。

《新婚别》的引子表现“安史之乱”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用《鬲溪梅令》为素材，来塑造一个淳朴善良、要出嫁的羞羞答答的农村少女形象。全曲由“迎亲”“惊变”“送别”三个部分组成，乐曲时而明亮悠扬，委婉质朴;时而跌宕起伏，如泣如诉;时而柔肠寸断，愁绪万端。“迎亲的喜悦，惊变的恐惧，送别的凄婉……”大喜大悲的故事，在张晓峰的心中激荡，笔下流淌。闵惠芬的演奏更是有声有色，情声交融，把乐曲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新婚别》的情节、意境源于唐诗，又高于唐诗，并且把唐诗的意蕴演绎得惟妙惟肖。”“《新婚别》这首清韵隽永的乐曲，永远是我们后人可资可鉴的宝贵财富。相信曾经感动过无数听众的《新婚别》，在未来的岁月中，它必将感动更多听众！”“二胡叙事诗《新婚别》，是一首获得广泛肯定的成功作品，是一部音乐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这是众多音乐评论专家对《新婚别》作出的赞誉。

时隔20余年后，2002年，张晓峰又一部以唐诗为题材的二胡协奏曲《杨贵妃》问世。这首协奏曲，张晓峰倾注了很多心血。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自唐以来咏唱不绝。白居易的《长恨歌》，千百年来被无数墨客骚人用各种文艺样式反复吟咏过，甚至出现过舞台艺术的“杨贵妃现象”。张晓峰的二胡协奏曲《杨贵妃》是根据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的前半部分，客观地描写杨贵妃由入宫得宠到被迫自缢的一生，没有渲染过多的主观色彩。该曲名为“协奏曲”，实为以乐叙事，将杨贵妃风云多变的一生用音乐完整表述出来。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根据白居易《长恨歌》的诗意结构创作，张晓峰采用敦煌译谱《王昭君》来表现大唐盛世的皇家气魄，主题采用琵琶曲《塞上曲》为素材，布局了“第一乐章：天生丽质;第二乐章：渔阳鼙鼓;第三乐章：1.马嵬坡下，2.此恨绵绵”。清丽、辉煌的慢板，轻巧的小快板、激烈的快板，以及凄婉的慢板、飘逸的行板，相互交织，共同演绎，讲述了杨贵妃和唐玄宗哀婉凄绝的爱情故事，展现了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最悲凉的一幕。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仅按派别可分为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浪漫诗派、现实诗派芸芸，其体裁上主要有古体诗、律诗和绝句等。唐诗是伟大的，不朽的，传世的。张晓峰对“音乐中唐诗”的探索从未停止过。

笛子协奏曲《诗韵三章》是根据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静夜思》三首诗的不同意境而创作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诗，有传神入画的景象，有空灵飞动的感觉，也有抒发客居思乡的情绪，体现了诗人夸张奇特、流丽飘逸、惊世骇俗和随心所欲的想象。那时张晓峰随团到庐山演出和创作采风，对庐山一泻千尺气势磅礴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以《望庐山瀑布》诗意为基础，来抒发诗人面对大自然的壮丽景象，“飞流”出心中的激荡。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江南春》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诗中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二胡协奏曲《望江南》的问世，体现了张晓峰民乐创作孜孜不倦的追求。江南人，江南景，江南史，江南事，对张晓峰来说，那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二胡协奏曲《江南春》再现了梦中诗画般的江南，赞颂江南春景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唐诗与民乐的有机融合，相互渗透，让人们不仅咏唐诗，品唐诗，还可以听唐诗，奏唐诗，在中国文学与音乐的历史长河中，又多了一种别样叙述，一种艺术鉴赏。

（责任编辑：苏）

作者：宋祖荫

振兴汉乐府民族音乐论文 篇2：

传统文化在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中的价值探索

【摘要】我国传统音乐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文内涵，音乐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段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特殊的美育价值，传统音乐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学习和探究。在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能让大学生与优秀作品展现出来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艺术之美产生共鸣，获得深刻、丰富的的情感体验，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达到理想人格的养成，增强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音乐文化；美育价值；教育思维 ；民族自信

公共音乐教育是高校美育的重要体现，教育对象是非音乐专业的在校大学生。目前高校的公共音乐教育以音乐鉴赏知识为支撑，古今中外的优秀音乐作品为主体，对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有着积极的作用。在以往的公共音乐教育中，欣赏和鉴赏类课程占据了大部分内容，课程大多围绕优秀音乐作品鉴赏和音乐基础理论展开，鲜少对音乐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强调和学习，使音乐类课程的学习过于专业化，能够引发普通学生对于音乐学习积极性和探索的内容太少，也因此大部分学生缺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历程的主要见证，可以体现“一脉相承、贯穿古今”的特性，中华文化雄立于世界东方，它的独特性也在世界文化之林里一枝独秀。利用公共艺术类课程使学生在欣赏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有目标、有计划地融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是未来公共艺术教育价值的体现。

一、中国传统音乐不仅仅是音乐作品，还具有特殊的美育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艺术的教育对塑造健全人格有着重要作用，我国传统音乐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文内涵。从古至今，优秀的音乐家和技艺精湛的工匠们将中国传统音乐与乐器融合、创造并发展起来，将它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完美结合，从唐诗宋词再到民间音乐，无不诠释着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音乐家们创作的作品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和价值观，也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共荣共存。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注重乐感，注重人与乐的相通相融，追求音响空灵，讲究韵味悠长，结合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能增强欣赏者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这也是学校美育的重要途径。

现代高校的培养计划中，艺术类学科占有的比重一直少于科学类和技能类，这和我国古代育人的理念有着较大的差别。在现有的美育教育中有目的的融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完善、审美观的建立。我国古代对于衡量人才的艺术修养的标准：琴、棋、书、画，说明了音乐于教育强大的功能性，四艺中的“琴”指的就是古琴，也泛指音乐。它与文人雅士的精神志向息息相通，被视为君子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琵琶、筚篥、二胡、古筝等乐器的发展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改变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它们在《陋室铭》、《琵琶行》中被记载，更在《广陵散》、《阳关三叠》、《二泉映月》中被大家熟知和喜爱。

在高校的公共音乐教育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能让大学生与优秀作品展现出来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艺术之美产生共鸣，获得深刻、丰富的情感体验。好的音乐不但能激励精神，温润心灵，还能提升审美修养，树立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培养大学生对大自然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关爱之情，最终达到理想人格的养成的目的。

二、通过传统音乐作品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音乐分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和戏曲音乐几种类型，作为综合型艺术的中国戏曲音乐种类繁多，且“雅”“俗”“贵”“贱”一应俱全。西方古典音乐非常注重结构的设计像盖楼一样，讲究各层次结构比例和宏观布局的关系，西方人将音乐比喻为一种音响的“建筑”，而中国传统观念则认为，音乐是一种陈述的“过程”或是“气氛”，着眼点并不在形式和结构上。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注重心与乐的相通相融，追求音响的虚淡，讲究韵味的深邃。无论是民间音乐的热闹欢腾或是文人音乐的超脱飘逸，它们的风格韵味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中国的语言特点，同一个剧种、同一个剧目、甚至同一个唱段或曲牌，不同的地区、流派就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和韵味，都有细节和风格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真正理解和鉴赏中国音乐，必须以“传统文化”为依托。从《诗经》到《乐府诗集》再到《楚辞》在漫长的历史中无一不渗透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果教育者的一切音乐行为、审美思想均由西方标准来评判，忽视自身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挖掘，学校的音乐教育就得不到实质性发展。

要产生文化认同通常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不同民族的人们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 “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体制”来界定自己”。它使人们在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达成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自信首先是认同，只有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认同才能从观念、心理和行为上认可、接受和融入。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都是最重要、最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认同内容。音乐的魅力来源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养分，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这不仅是用丰富的内容提升学习的积极性，也是从单纯的音乐学习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是大学生审美判断力和审美观念形成的过程，也是提升审美趣味和修养的重要途径。通过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和传承。首先是增强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进而增强对于民族和文化的自信。

三、如何将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公共音乐课堂教学方法的探讨

要将传统文化内容引入公共音乐的课堂，教学的方式和教学方法有很多可以选择和探讨。下面列举一些笔者在《大学音乐鉴赏》课程中将传统文化内容融入乐曲鉴赏的一些方法供大家参考。在介紹器乐作品如《二泉映月》、《十面埋伏》、《梅花三弄》时，融入乐器历史的介绍及大家熟悉的关于乐器的古诗词，加入作曲家的生平或作品的创作、演变历程，乃至这部作品对于中国音乐史的意义，使同学们产生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从心理上接纳并理解作品本身，带着情感去欣赏作品，可以大大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以《梅花三弄》为例：冰天雪地、万木凋零，唯有梅花不畏严寒、亭亭玉立，报道着春天的讯息，在古代诗词音画中，有很多以梅花为题材的佳作，梅花和松树、翠竹并称“岁寒三友”，象征着挺拔、潇洒、高洁、孤傲、坚韧等品格，琴曲《梅花三弄》是借景抒情、咏梅寓意因而为历代文人雅士所推崇。《梅花三弄》又名《梅花曲》、《梅花引》、《玉妃引》。据1425年刊印的《神奇秘谱》记载，此曲根据东晋音乐家恒伊演奏的笛曲《三调》改编而成。公元383年，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晋军将军谢玄、谢琰、恒伊以少胜多大败苻坚。恒伊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武将，同时也是一位名闻遐迩的音乐家，被誉为“东晋第一”。恒伊擅长吹笛能以笛代言、以笛抒情，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久闻恒伊大名，但一直无缘亲耳聆听，一日王徽之乘船赴京师，夜泊清溪侧，正巧遇到恒伊坐着马车经过，船中有人识得恒伊，便说：“这就是恒野王。”王徽之马上派人传话：“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虽然恒伊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名人，但为人谦和也久闻王徽之的名声，便欣然前往拿出心爱的柯亭笛，吹了一曲《三调》，清新优雅、曼妙无双的笛声飘荡在静静的水面上，众人久久的沉浸在笛声中，二人未说一句话，却好似促膝长谈了一宿，恒伊离去王徽之仍坐在船上回味在笛声中，后人将清溪桥右边的萧家渡改为“邀笛步”，辟为古迹，以示纪念。虽《梅花三弄》之调是否真的起之《三调》，今已不可考，但美好的故事足以让学生对此曲心生好奇，很好的开启了鉴赏的大门。所谓传统就是在不同时代的回响和继承，本节课的推荐作品是音乐当代音乐家陈其钢创作于1995年的作品《逝去的时光》。这首作品从曲式、结构、框架到旋律、音色、韵味都与《梅花三弄》有着深刻的继承关系，音乐中随处可见的五声性和弦，让这部作品在听觉上呈现出现代又不失民族韵味，耳目一新的感觉，保留大量的传统音乐思维的同时，将西方音乐和现代技法融入其中，让“古曲”重新散发出时代的气息。

再比如：在介绍中国民歌时，通过讲解古代民歌和现代民歌的不同和相同之处时引入传统文化内容。由于中国传统音乐在农业社会一直是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生活水平的差异使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缺少信息和文化的交流。然而也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生存状态，才让中国传统音乐在客观上保留了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這不仅为我国的音乐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更让我国的民族音乐成为世界音乐文化中独具特色的部分。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就需要不同的音乐，不同类型的音乐从内容、风格、结构上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征，这些在民歌中尤为明显。《楚辞》不仅仅是古代南方楚地的一种诗体，更是当时楚国的民歌。当时楚国的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它的声韵、歌调、思想乃至精神风貌都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离骚》的解释中除了文学上的解释“遭受忧患”和“离别的忧愁”之外，它也是楚地的古乐曲名“劳商”的异写，大家熟悉的《九歌》、《九辩》也是如此。这样当学生再去欣赏近代的山歌和小调或是劳动歌“号子”时，就可以理解民歌中语言的重要性，它是民间音乐的精华，更是民间歌曲得以流传的根本。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一些古代乐器如：陶笛、埙来作为课堂引导，从感官上让学生先感知乐器外观、音色后再去欣赏音乐，可以更好的提升欣赏体验。

四、建构适应当代高校的公共音乐教育体系

20世纪初，民国政府建立开创了我国普通学校教育发展的新局面，1922年教育部参照美国的学制进行改革，音乐教育开始成为“美育”的重要环节。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到了改革开放后又借鉴来德奥音乐教育模式。一路走来，我国本土的音乐教育有过以民歌为先导的革命民族音乐运动，有过提倡民间音乐的学习等举措，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创作积累了累累硕果。所以随着国学教育的兴起，高校的公共音乐教育也应随之发生新的改变。一直以来高校公共音乐课程内容都较为单一，对于教材的选择虽然不尽相同，但课程设计和培养计划都非常相似，虽然一些带有前瞻性的高校也推出过一些以传统音乐文化为特色的课程，但目前依然以《大学音乐欣赏》或《音乐鉴赏》这类课程为主流。苏联音乐家、教育家卡巴列夫斯基说过：“音乐教育中的材料，必须从民族音乐、古典音乐及现代音乐三个方面来选择，但首先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1995年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会议上，也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如果在公共音乐教育中只有音乐作品和音乐基础理论的学习，缺少多元化的传统文化认知，学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作品本身。只有立足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传统音乐的价值，转变教育思维，让更多能反映中华民族精神风貌、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的作品进入教材，将它们进行合理化的规范，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的传统音乐在几千年来的音乐教育中一直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到了近代这个方式逐渐被则被学堂乐歌所取代。然而“口传心授”不仅不落后，还是一种极富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的传承方式。它是传授者和继承者之间直接的沟通，老师在教授过程中的示范、唱腔、姿态、语言等交流手段，都可以让传承者直接感受。学生在感受音乐、体验音乐、领悟音乐的同时和教授者之间达到对音乐神韵的共鸣，这也是孔子教育理念中因材施教的具体体现。因此，在校园中在老师的带领下成立一些跟吟诵、古乐演奏、诗词歌赋朗诵、演唱有关的社团，可以更好的带领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增强体验感，提升公共艺术教育的效果。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沿用学堂乐歌的课堂教学模式，也可以将传统音乐的教学方式引入课堂，在反转课堂、特色课堂或是校园实践活动中去体现，将“着汉服、吟古诗、品古风、赏古乐”的传统与音乐课堂结合起来。然而，如今的专业教师大多是在西方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包括民族乐器的学习也都不同程度的参照了西方的教学模式，所以对于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而言，我们需要系统的培养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音乐教师团队，不仅要有高超的音乐演唱、演奏的技能技巧，更要具有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才是传统音乐教育体系建设里最为重要的环节。

中国传统音乐经过数千年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民族艺术智慧，形成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处处闪烁着无穷的生命力，从现实出发寻找经典艺术作品和现实的连接处，吸收古人久经验证的思想精髓。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品格，是其他任何一种音乐艺术所不可替代的，传承是为了创新，是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可以像光源一样照的更久、更远、更广。在我们借鉴并吸收外来音乐的形式技法的同时，发扬和传承自身文化才能使中国音乐走上振兴和发展的道路，借助艺术课程的特点和优势，润物无声的将传统文化与课程内容相融合，启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美育课堂教学，贯穿道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而使学生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也让公共艺术课程更好地发挥其美育作用。

参考文献

[1]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2

[2]张咏春. 音乐史学新探[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

[3]刘雪枫，吴斌. 雪枫文学音乐课：古典音乐中的文学名著[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4]张德玉. 音乐的历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5]汪毓和. 中国近代音乐史[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白彬彬（1977-），女，河北邢台，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音乐学。

作者：白彬彬

振兴汉乐府民族音乐论文 篇3：

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研究

[摘要]中国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历经传统音乐的延续性传播（1949—1978年）、艺术交流的广泛性传播（1979—1999年）和多元音乐的全方位传播（2000年之后）三个历史阶段。注重“政治环境、经济实力的协同作用；节庆民俗、宗教活动的助力推广；立足本土、文化交融的深入发展”三个传播要素。拟从“重视华人群体，拓展音乐形式”等方面进一步推动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在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国家的有效传播。

[关键词]中国当代音乐；菲律宾；国际传播

早在宋代，中国就同菲律宾开始了商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近代以来，以广东、福建为主体的华裔客商为菲律宾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福建南音、戏曲、广东潮剧、潮州音乐、粤剧、粤曲、广东音乐、客家音乐和汉剧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步增强，随着中菲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通过中国艺术家访问团、文化交流团、驻菲使馆文化处等艺术机构，以及赴菲汉语志愿者、留学生、华商、旅游者等传播群体，以及互联网、影视等现代传播媒介，有效地推动并扩大了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和影响。

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并各自体现了不同的特点，即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8年）中国传统音乐在菲的延续性传播、改革开放以后至千禧年间（1979—1999年）艺术文化交流的广泛性传播以及新世纪以来（2000年至今）多元音乐形态的全方位传播。

一、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历史

11949—1978年：传统音乐的延续性传播

数以万计在菲律宾的潮人和粤人怀着对故土的思念和家乡音乐文化的怀旧之情，成为了这些传统音乐有力的传播者和支持者，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当数福建南音艺术。

数百年来，福建南音也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扎根于海外，广泛传播到台、港、澳及东南亚等海外闽南籍华侨华人聚居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泉州文化部门为适应海外侨胞的需要，灌制发行了一批南曲唱片运销东南亚各地，受到热烈欢迎。

这一时期，随着华侨在东南亚人数的激增，各地纷纷组织南音社团，菲律宾的南音社团约有二十多个，历史最悠久的南音社团是由旅菲先贤陈锦戈创立的马尼拉长和郎君社，该社在宿务还建立了长和郎君总社宿务分社，规模和影响较大。为促进乐社的南音水平，经常聘请国内高水平的南音老师赴菲律宾进行教学，使这门古老的传统音乐文化世代相传。而由旅菲闽南华侨创办成立的菲律宾南乐崇德社，拥有成员一千多人，在促进中菲友谊、发扬南音艺术和联系团结乡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还有华侨四联乐府（成立于1950年）等社团都很著名。[1]

1975年，菲律宾长和郎君社、菲律宾金兰郎君社、菲律宾南乐崇德社、菲律宾国风郎君社、华侨四联乐府联合组成马尼拉弦管联合会，由蔡联胜先生任主席，该会每年皆举行大规模演出，还经常组团到菲律宾各省市巡回访问，并多次举办了马尼拉海内外南音大会唱活动，在菲律宾华侨中具有良好声誉。这些南乐社团以华人为主要成员，并吸收菲律宾南乐爱好者，通过艺术表演活动，在传播中华传统艺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

21979—1999年：音乐交流的广泛性传播

1979年7月8日中国与菲律宾签订文化协定，涵盖表演艺术、广播电视、体育等领域的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此后，双方的文化交流步入正轨，中国对菲律宾的音乐传播活动更为密切，形式和内容日益丰富，以福建南音为代表的传统音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光大发扬。在文化部门的组织下，部分优秀艺术家通过中国艺术家访问团和文化交流团，以各种艺术交流的形式对菲律宾出访演出，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和传播效果。

如古琴艺术家兼音乐史学家吴钊先生曾先后数次应邀在菲律宾大学音乐学院讲学，传播中国古琴音乐。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古筝艺术家林玲女士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随中国艺术家访问团出访菲律宾，受到了热烈欢迎。著名指挥家严良堃先生也于1979年率中央乐团合唱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一届国际合唱节演出，受到各国音乐家的高度赞赏，有效地推广了中国高质量的合唱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为传播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指挥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蔡继琨（Tsai chi-Kun）教授。他于1949年应聘赴菲律宾，先后担任马尼拉演奏交响乐团指挥、音乐指导、中央大学等校教授等职务，为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艺术家的出访交流以及传统音乐在菲律宾的影响，引起了当地华人及菲律宾国民对中国音乐的极大兴趣，他们通过菲华社团排练和演出多部大型歌舞剧，使中国音乐在菲律宾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時南音在菲律宾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并呈现出规模大、参与面广、艺术水准高的特点。南音不但作为我国古老的音乐在东南亚华侨中广泛传播，同时作为东方古典音乐代表进入高等音乐学府，菲律宾国立大学音乐学院、菲律宾女子大学音乐艺术学院都邀请过著名南曲艺术家开课讲授。

南音艺术在菲律宾的发展也推动出版了很多南音艺术理论成果。如，1976年由吴明辉主编、菲律宾太平洋印刷的《南管音乐指谱全集》、1981年菲律宾金兰郎君社出版《南音锦曲选集》、菲律宾国风出版社出版《南音锦曲续集》等著作在南音乐谱整理与汇集方面形成了重要的成果。1990年，菲律宾长和郎君社出版了《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总社一百七十周年纪念特刊》，该刊除登载论文外，还收录了一张《世界闽南语系南音分布图》，极具收藏价值，进一步推动了南音艺术在全球的发展。

32000年以后：多元音乐的全方位传播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下，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此时期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可谓百花齐放，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传播群体更加庞大，传播途径更加多元，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呈现出多元音乐形式与内容在菲全方位传播的新特点。

（1）政府部門积极推动

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更加重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通过演出和教学的形式传播中国音乐文化。

2011年2月，应菲律宾邀请，中国音协副秘书长韩新安率团参加菲律宾隆达拉艺术节活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弹拨乐团和厦门音乐学校民族乐团也应邀随团出访并演出中国民族音乐作品。

2006 年春节，福建著名的“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在菲律宾文化中心举行了新春晚会，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2011年2月26日在菲律宾举办的第二届菲律宾国际烟火节中就表演了中国的京剧《夜深沉》选段以及钢琴演奏《保卫黄河》和《东方红》两首作品。

菲律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共生共存。近年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文化处以中国传统节日、国庆日、中菲建交日、香港回归十周年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为契机，面向主流社会，举办了一系列对外文化宣传活动。如利用春节，连续10年举办“中菲传统文化节”。此外，充分利用包括志愿者教师、国家公派教师和孔子学院在内的人才资源和文化处外宣品，积极参与多边和双边文化活动，宣传中国音乐文化。

（2）民间社团活动频繁

作为中华音乐文化的主要代表，民族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对菲律宾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4年9月16日，著名的菲律宾侨中学院民族管弦乐团在菲律宾文明核心大剧院举办专场音乐会，庆祝乐团成立五十周年，在驻团指挥施纯泽的带领下，演奏了经典曲目《瑶族舞曲》和《俏丽的凤尾竹》等10余首中国民乐作品。著名二胡演奏家于红梅、青年扬琴演奏家刘音璇、香港中乐团竹笛演奏家杨伟杰、唢呐演奏家罗行良和关乐天、笙演奏家彭康泰、打击乐演奏家陈伟康应邀参加演出，民乐团有力地助推中国民乐在菲律宾土地上生根开花。

这一时期的南音的交流传播仍在稳定、有序地推进着。2010年9月9日至13日，应菲律宾长和朗君社总社邀请，泉州南音乐团一行13人，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该社成立190周年纪念暨第3届马尼拉国际南音大会唱活动。这次活动会集了海内外29个南音社团300余人参加，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刘建超为大会发来贺词。

（3）现代传媒助推传播

电影、电视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和宣传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也受到国家文化走出国门战略的辐射，一些优秀的影视剧逐步向海外传播，并带动影视音乐文化同步传播。菲律宾具有悠久的进口影视剧的文化传统，因为同属东南亚文化区，中国电影电视在菲律宾有较好的播放市场，这为中国影视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如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其引人入胜的神话传说与菲律宾的原始宗教故事有相近之处，引起了菲律宾人较多共鸣，成了家喻户晓的电视作品，其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也成为菲律宾人熟悉的中国歌曲。《还珠格格》主题曲《你是风儿我是沙》，《流星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都是以描写情感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剧，歌曲中缠绵悠长的音乐意境、长相厮守的爱情写实，与菲律宾人浪漫无邪、乐天知命的洒脱性格十分吻合而深受热捧。还有《绝代双骄》的主题曲《快乐至上》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神雕侠侣》主题曲《天下无双》等也因为出口菲律宾而形成较为广泛的传播。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在菲律宾也反响良好，由著名歌星王菲演唱的主题歌《颂英雄》在菲律宾广为传唱。此外，由徐克执导的香港电影《七剑》，描写的武侠形象深入菲律宾人心，主题曲《明月光》旋律激扬跌宕，将英雄的冷酷与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引起了菲律宾人的积极关注。

二、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要素

华人在菲律宾群岛的足迹由来已久，按照人类学家的统计，菲律宾近20%的人拥有华人血统，人数一千多万，菲律宾共和国的建立者、国父黎刹，前任总统阿基诺都是华裔。竞选总统时，为了拉选票，阿基诺还曾在这方面做过文章。

音乐作为海外侨胞身在他乡的精神慰藉，成为了一种跨越重洋、寄托思念的文化符号，综观1949年至今，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发展，形成了以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为主体的传播媒介，他们的参与和推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华侨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语言文化认同、宗教风俗习惯等都对传播产生了相当直观的影响，是促进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广泛传播、迅速发展的中坚力量。

1政治环境、经济实力的协同作用

长期以来，海外的华侨华人虽远离故土，但与祖国的联系却是无比紧密的，可谓一荣俱荣、唇齿相依。在1949年-1978年新中国刚刚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的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华侨华人在菲律宾的社会地位也受到相应的制约，时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在这种背井离乡的压抑生活中，“乡音”便成为了疏解和排遣“乡情”的重要途径。其中，南音作为闽籍华人的共同文化基因，寄托了他们对祖国山川的思念、对家乡亲人的眷恋，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因而在这段时间得到了集中的传播与蓬勃的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强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旅菲华人华侨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为中国当代音乐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从菲律宾众多的南音社团，以及大规模国际交流活动便可见一斑，这些都离不开当地华侨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才使得中国当代音乐能够畅通无阻地在菲律宾广泛传播。

当然，任何艺术形式的对外传播都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策略息息相关，正如日本传播学者生田正辉所说的：“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3]中国音乐多形式、多渠道、多方位的当代海外传播，也是我国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文化战略的直观体现，通过“文化年” “国家年”“文化季”“文化月”“文化周”等官方主导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广泛而深入地推行着“文化外交”政策。政府的大力倡导、经济的有力保障、社会的协同发展，共同推动了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使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节庆民俗、宗教活动的助力推广

各种宗教仪式、节日民俗作为我国数千年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历史地位的证明，具有一定范围和广度的“扩布性”。每年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的时令节庆、宗教性的祭祀仪式与活动，都在全世界范围的华人中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对非华人圈的国际社会都有着广泛的文化辐射面。

借助这些特色鲜明、风格多样的习俗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为音乐的推广和传播搭建了多层次的平台和方式，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和传播路径。结合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政策与导向，作为全面提升综合文化“软实力”的措施和方法，应将我国形式多种、风格多样、且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灵活地与风俗、宗教等海外活动紧密联系。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与辉煌灿烂的艺术瑰宝，着力打造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和当代音乐文化的精品，扩大其对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形成系统化的传播策略，并依托全球华人广阔的传播平台，大力推进和增强音乐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3立足本土、文化交融的深入发展

在中国音乐传播的过程中，还与当地的异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产生了融合性的本土化发展，更拓展了其传播的基础和受众，其中语言同化便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菲律宾是东南亚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海岛型国家，官方语言是英语，国语是以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在其被殖民和开拓的过程中，作为主要开拓者的中国南方移民，尤其是来自福建南部的华侨，成为菲律宾语言文化生态里举足轻重的外来因素引入者，闽南语曾经是，至今也仍是在菲华人最通用的交流语言。[4]

闽南语在菲律宾语言中的本土化发展，从一定侧面也反映出了两国文化渗透交织的趋势和特点，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为中菲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建立了牢固的认知基础，从语言的熟悉度、音腔的特殊性、用词的习惯性等角度，为全面理解和推进中国当代音乐及文化，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更为以影视音乐为载体所搭载的影视文化的传播，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全面形成“三位一体”的传播生态环境，在“感受—理解—内化”的良性循环过程中，不断促进着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层次发展，构建在菲本土化的传播理念与特色化的传播路径。

三、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律宾的传播思考

中菲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为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传统音乐文化）在菲律宾社会流传建立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当代音乐也随着国家文化的持续发展，在向菲律宾传播过程中逐步呈现出多渠道、多形式的特点，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成绩斐然。然而，相比在海外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和文化更发达的国家，中国当代音乐对菲律宾的传播仍然存在较多不足，尚有很大传播空间未能开发。在诸如传播内容的丰富度、传播作品的全面性、艺术家访问演出的频次、针对性的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提升。

1重视华人群体

针对庞大的华人传播群体，应充分重视并积极利用其人口资源多、受众群体大的优势，加大向在菲华人进行包括音乐在内的中国文化输出。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菲的华人后代十分向往能系统学习中国音乐文化。

因而，可利用在菲华文教育蓬勃兴盛的大环境，大力加强中国当代音乐在菲华群体中的传播，有助于促进华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提升对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影响力。一方面增加国内一线音乐院校对菲的交流访学频次，在华裔青少年群体中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加大中国当代音乐在高校交流间的辐射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菲华人士易于接受中国音乐的优势，加强当代音乐文化的普及化、生活化传播路径，开展民间团体间的艺术交流，扩大传播群体，进而通过菲华人士与菲律宾本土居民的生活交流，潜移默化地传播中国音乐，做到在生活中自然传播，无疑也是一种积极有效的传播策略，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2拓展音乐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中国艺术家访问团和国际间的交流活动，一些优秀的中国音乐作品被逐步推广至菲律宾，然而由于受到国家振兴民族音乐文化战略的影响，以及中菲文化历史上渊源相近特征的辐射，传统经典的中国民族音乐作品仍占主要先机。而随着中国音乐事业的不断开拓，很多具有时代特征的、能够反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现代作品却很少在菲律宾的演出活动中亮相。

在继续促进南音、戏曲等传统音乐种类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更要不断将最新、最优的现代音乐作品源源不断地传播出去，搭建起两国直接沟通、交流的平台，全面展示中国音乐的发展面貌，让当地菲律宾人得以接触、了解、欣赏、进而理解这些一流的艺术精品，从而在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的双重层面，全面建立起对我国音乐文化直观而深入的认识。

结语

作为华人华侨最为活跃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菲律宾一向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从历史上为菲律宾国父黎刹寻根问祖至福建晋江罗山上郭村，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2012年1月23日正式签署中国龙年春节定为“特别（非工作）公共假日”，可以管窥出中国文化在菲律宾的巨大影响力。

从东南亚地区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菲律宾是东盟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支柱之一。通过文化传播来加强与菲律宾更广泛的接触流，相互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認知和精神融合是非常必要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通过文化层面的沟通交往，更好地促进中菲之间文化的和谐发展，也有助于增进友好理解和政治互信。

“感人心者，莫先乎音乐”，音乐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是巨大的，它是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中国与菲律宾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历史的文化交流为当代中国音乐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该开拓新的思路，扩大交流领域，用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插上翅膀，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促进和加深中菲之间的音乐互动，推动中华音乐文化在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国家的有效传播。

[参 考 文 献]

[1]罗天全.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J].音乐研究，2007（02）：29—35.

[2] 吴远鹏.南音在南洋[C].第三届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05：483—501.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238.

[4]陈恒汉.菲律宾文化的外来因素：殖民和开拓[J].华侨大学学报，2010（02）：96—102.

[5] 梁悦悦.中国电视剧在菲律宾：播出历史与现状[J].电视研究，2011（09）.

[6]张安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东南大学，2015.

作者：苏侨 陈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