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

2024-04-11

汉民族(精选6篇)

篇1:汉民族

民族团结公约

1、全体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提高“团结稳定是福,分裂**是祸”的意识,明确新疆工作的总目标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2、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法规,自觉学习新疆三史,不断增强“四个认同”意识。

3、全体党员、干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政治鲜明,立场坚定 ;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等言行认识不含混,态度不暧昧,不信谣,不传谣,敢于发生亮剑;对反恐维稳工作保持高度警惕,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4、全体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立场,不信仰任何宗教;全体干部不参加宗教活动。

5、全体党员、干部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坚决做到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敢于批评、制止。

6、全体党员、干部相互尊重对方民族的风俗习惯,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相互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7、全体党员、干部在与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和工作生活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民族团结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争做民族团结好搭档、好同事、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篇2:汉民族

姓名:石福常

[内容提要]: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治国家,素称“礼义之邦”。礼在传统社会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礼是由原始群居的社会逐渐演变,约定俗成,大约始于周代。古代国家礼仪制度大致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种,即五礼。丧葬仪礼是五礼之一。丧葬仪礼是家族社会亲亲等关系的集中表现。本文主要是从靖远地域汉民族传统丧葬仪礼的礼程,丧葬仪礼的文化内涵及对丧葬仪礼改革的思考三个方面探讨礼制的意义,功用与表现的。[主题词]:丧葬礼程,文化内涵,改革思考

治丧是中国人为发送亡者,特别是年老去世之人所举办的一种活动。丧事活动的来源历史悠久。据《礼记·檀弓上》记载:“丧三日而殡。”是说当时人死了要举办三天的丧事活动,才安葬。对传统的治丧礼仪,我们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其中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我们不宜提倡。靖远地处甘肃省中部,民族众多,习俗各异,现就靖远地域汉民族治丧礼仪作一简单介绍。

一、丧葬礼程

1、送终。凡人垂危之际,子女等直系亲属应守护在其侧,听取老人遗言,直到亲人去世,以表孝心,称为“送终”。亲人仙逝,家属哭泣尽哀,然后抬尸放在临时设置的灵床上。将死者临终所卧床席及垫草之类,在家院中焚烧,同时烧化纸钱,称为“烧倒头纸”。死者断气时燃放鞭炮,以示魂归西天。

2、择时。死者咽气以后,子女亲属商榷先请阴阳先生,避殃、择吉日、设灵堂、开吊、诵经、选吉地、定下葬时间。然后组建临时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成员一般由本村或本社有声望者组成,根据子女亲属意见具体安排这次丧仪活动,多则七天,少则三天,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3、报丧。吉日择定后,将亲友列出清单,由治丧委员会派人发出报丧帖,或打电话或登门通报死讯,告之开吊及安葬时间。派人登门报丧,应尽量遣派办事老练,会说话,懂礼数的人前往。对死者远在异地的直系亲属如父母、子女、配偶等报丧时,不宜直接通报死讯,而应采取一种较委婉的说法,如“病危”、“病重”等等,以防亲人接到死讯病倒影响奔丧。

4、饰容穿衣。死者入棺之前,先为之泻火,整容(剃头、刮脸、剪指甲、挽发)及抹身穿寿衣(当然现代也有穿新式衣服的),以后再用白绸或黄纸掩面。寿衣、寿被、寿褥、寿鞋 一般由死者女儿赠送。穿衣时应注意:不能给死者穿皮衣,皮裤,传说是恐来世转生为兽;寿鞋上需钉上布钉子,以防死者在阳间行走路滑。钉子钉在鞋底上,应是前七后九。(前面七个,后面九个。)为死者穿衣物时,切忌将眼泪洒在尸体上;死者的头发要梳理整洁,以示后代财源滚滚;为死者配木梳一把,镜子一面。

5、设祭蓬。阴阳分水先生将开吊吉日择好后,根据东家意思,由治丧委员会安处好祭蓬、酒宴、餐厅,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悼念之情,在东家设有孝门,彩门,撰写挽联、挽幛。孝门、挽联、挽幛多表达儿女们的哀悼、怀念之情;彩门挽联、挽幛多写对死者一生的评价,言词要中肯,恰如其分。另外自写或请人撰写挽联,诉说死者生前含辛茹苦的经历及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以表哀痛之情。为了追念和表彰死者的功德恩泽,也有请人撰写祭文、碑文的。总之根据情况大同小异。

6、守铺。亲长死后到出殡期间,儿女亲属要昼夜轮流守护在死者铺侧,以表孝心,叫做“守铺”。儿女亲属在此期间,对死者应按时献茶进餐,烧焚纸钱。

7、开吊。开吊是治丧的中心环节,将事先制做好的门头纸(门头纸的制做是根据死者的寿数决定的,八九十岁,一般 为五层,也有七层的;六七十岁,一般为三层;不到六十岁,则更少更简。)孝帽、孝衫、孝棒、花圈等放在桌面上、由阴阳分水先生指引,乐鼓队吹吹打打将桌子抬出门外。儿女亲属捧死者灵位、金山银山、金童、玉女等跟随其后,在离东家门不远处,由阴阳诵径、上香、焚纸钱、奠酒、放鞭炮,然后儿女亲属穿上孝衫,戴上孝帽,拿上丧棒,哀号一番,随阴阳分水进入院内,这叫“出纸”。出纸后,孝子跪坐在死者的灵位前,当有亲戚朋友前来吊丧时,乐鼓队吹吹打打,孝子男女排成两行出门迎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娘家人前来吊祭时,孝子要穿戴齐整,备上香马奠酒,前去跪拜迎接,且半降门头纸,以表对娘家人的尊敬。

8、居丧成服。亲长死后,儿女亲属即开始居丧;各依服制穿孝服,戴孝帽,直到除灵为止。在居丧期间(或四十九天或百日之内)孝子禁止理发,修容,不赴宴会,以昭孝道和避免灾祸不吉。

9、讽经设法。设灵之后,阴阳先生开始念经。念经的多少根据东家设置的场合而定。在我们这些地区,一般都只念对灵经,三日后择时安葬;较大一些是大报恩,设法坛、设经堂,五日后择时安葬;最大是大三元(整五破七)设法坛、设经堂、招鬼魂,七日后择日安葬。

10、抹棺。出殡之前,为了表达儿女亲属对亲长的孝心。寿材漆好后,抬放在院中,用木凳支起,由儿女亲属们,再次上香、叩拜,分别旋转抹棺三圈,以尽最后孝道。

11、殓棺。儿女亲属给死者穿戴齐整后,在院中摆放桌凳,献上茶水、酒、水果等,请娘家人上座,对死者的穿戴铺盖进行检查验收,发表讲话,表彰孝子,批评忤逆,以弘扬孝道。然后由孝子抬尸放入棺内,亲属围棺哭泣。入棺时注意:棺材大头朝外,小头朝里;棺材底填上地柏或土之类。

12、渡桥。殓棺之后,为了望死者魂归于天,由阴阳分水先生诵经超渡亡魂,设有金银两桥,用桌凳搭成,贴有榜文,陈设灯火,由阴阳分水先生指引,先巡桥,再超渡,后诵经。在超渡时,阴阳先生拿引魂幡指引,孝子捧灵牌、金童、玉女、白鹤等随后,孝眷围跪桥边,烧焚纸钱,呼喊亡者过桥。

13、出殡。又叫“出山”按择定吉时,将棺移出门外,用绳索担具捆好棺柩,发引出发,吹鼓手吹吹打打,燃放鞭炮,孝子拉纤,抬棺起行。出殡的行列随之。老弱者可不去坟地。

14、下葬。抬柩到达基地,先抢茔,即绕茔地跑行三圈,再由阴阳分水先生掀开材头,查看死者尸体的偏端,然后指导 将棺材放入墓穴,再在棺材头顶处放上万年灯,保世平安,最后,阴阳分水先生拉线分经,先由娘家人动锨,再由土工掩埋,并推土成坟堆,孝子焚纸奠酒哭号。由阴阳分水先生指导确立坟院,开通水路,焚香安土神。

15、安神。下葬返回家中,由阴阳分水先生安排,回土,先打醋炭,再向四方五帝诵经、上香、奠酒、焚黄钱,以保佑家庭平顺,万事如意。

16、旬祭。又称为“拜七”,从死者死亡之日算起,每隔七日旬祭一次,共祭七旬四十九天。俗称“出七”。

17、换孝、脱服。丧家戴孝到“百日”或周年,除去孝服,叫换孝。换孝时,设灵祭祀,除去孝服,帖上换孝对联,即用红纸黑字写成的祭祀对联,如:“守孝不知红日落,思亲空望白云飞”“慎终须尽三年礼,追远常怀一片心”等,才能脱孝。在戴孝期间,丧家逢年过节概不作喜庆活动。

二、丧葬仪礼的内涵

丧葬仪礼是人生历程中的最后一道“通过仪礼”,如果说诞生礼是接纳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话,丧葬则表示一个人最终脱离社会,它标志人生旅程的终结。但在中国民俗观念中,死亡并不等于亡者与生者关系的绝灭,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依托宗族 血缘关系精神联系。因此围绕着对亡者身后丧葬的处理,如同处理初生的婴儿一样,仪礼的中心人物并不能积极地参加为他举行的仪礼活动。丧葬仪礼严格依照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安排服丧的时间,服丧的等级范围,丧葬仪礼是家族社会亲亲等关系的集中表现。

1、丧葬礼俗的起源与发展。丧葬礼俗是中国传统礼俗之一,是由原始社会群居的社会逐渐演变而来,大约定制于周代,其后历代王朝依照五礼体系制定国家重大仪式。逐步演变渗透到民间。人类很早就进入了群居状态,人类的群居必定依靠一定的相互习惯的适应方式,否则人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集合体。这种相互适应的、大家公认的原始行为习惯,就是礼俗的萌芽,约定俗成,潜移默化是习俗生成传衍的一般特性。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统治阶级与国家体制相继产生,传统家族内的行为规范,已不能适应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的需要,因此制定统一遵行的礼仪制度势在必行。礼起于俗,但不同于俗,礼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混沌未分时不存在俗与礼的区别;伴随着阶级的分化,文化分层的过程,礼逐渐从原始中提纯出来。先秦统治者往往在观风向俗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礼记·曲礼》)所谓“礼从宜,使从俗”。民俗是礼制生成与推行的基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因俗成礼”在上古社会礼主要表现在祭祀活动上,当时人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对神灵的关系,特别注重,礼就是这样一种与神灵沟通的仪式。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郭沫若对礼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也作了明白的表述: 礼之起,起于祀神,其后扩展,而为对人使其后扩展为吉、凶、军、宾、嘉等各种仪制。(《十批判·孔圣的批判》)由此可知,礼最初是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重要作用。因此历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强调礼仪原则,礼仪制度的教化与示范作用。以教化或强制的形式,使人们自觉遵循礼制的约束,“化民成俗”成为大小官吏的治政目标。在统治阶级的灌输之下,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大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如汉民族的丧礼,它是古代五礼种其中的一种,始于周礼,经过历代王朝演变传承,已遍布各地,深入人心,虽有差异,但出于同一母体,地处偏僻的靖远地域,也不例外,深受其影响。

2、丧葬仪礼的传承。丧礼。丧礼在古代属于凶礼,凶礼包括丧礼、荒礼、吊礼、恤礼等。丧礼作为人生大礼,自古受 到人们的重视,人们以对待生人那样对等死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通过严格的丧礼规制以显现或表彰死者生前的地位与功绩,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始终如一也”(《荀子·礼论》)。根据“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在丧礼中贯穿着儒家一向倡导的明尊卑,别亲疏,序人伦的道德要求。从周礼的制定到汉儒学的确立,董仲舒“三纲”的提出,几千年来,封建宗法的礼制规范和礼仪行为已遍及乡里庶族,渗透民间村野,对陵寝的规则,棺材的厚薄,下葬的时间,出殡的人数,守丧的时间,服丧的范围,谒陵的礼数都有细致严密的等级区分与身份规定。在前面本文列举了一些靖远汉民族区域的丧葬仪礼程式,这里再谈谈这些礼程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⑴、棺材的制作。棺材的制作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大的,而是有严格的区别。等级不同,年岁不同,棺材也就不一样,它里面含有深奥的文化因素。

一、对于生前有地位、寿数大,四世同堂,子孙衍庆,可算得上齿德俱尊。制作棺材时,子孙根据自己的条件,用柏木或油松制作棺材,最推崇者就是制成大小材,(即大材套小材)在制作棺材时,要在棺材的大头夹 层处将事先买好的笔墨纸砚放在里面,以寄托子孙识理通文,才学出众,官运亨通。还要在一些地方雕制图案。棺材制好以后,选择吉日,招乎子女亲戚邻里,组织扫材仪式,子女扫材时在棺材里放入钱币,以示赡养老人以尽孝道。然后木工边祝辞边向四方撒事先放在棺材里的食品、水果、糖、钱币之类的东西,以示财源茂盛,布施四方。最后给棺材帖上对联,写对联多用红纸黑字或红纸金字,两边多写“寿比南山不老松,福如东海长流水”横额写“福寿双高”,前后写“福”“寿”之类的话语。总之,跟我们构建房屋一样的道理,寄托幸福。

二、对没有地位,但寿数大,滕下有子,堂前有孙的棺材的制作,跟前面的程序一样,只是棺材的厚薄略有区别。

三、对于未婚或已婚未有子嗣者,死后棺材的制作,只是随便的制一个木匣子而已。

⑵、棺材的漆画。棺材制作好以后,要进行漆画上色。对棺材的漆画,含有更深的文化底蕴。一般有上五彩、中五彩、下五彩三种情况。棺材的漆画,可以在生前漆画,也可以在死后漆画,但在漆画时要根据其人在世的身份、地位、功绩、有无读书人等级别进行漆画,能具备那一种等级就按那种等级的要求漆画。根据等级图案上花草枝叶、动物爪牙的舒展,颜色 的深浅都有细微的差别。漆画的一般过程先按不同等级要求画好棺材,棺材盖上多漆有深含文化色彩的北斗七星或百福百寿图等和有概括性的词语;棺材的大头两边帮上写有“画华堂聊表亲恩,绘新屋稍尽子道”,或其它表示孝意和祝福的词语;横额为“颂三多”或其它词语;两头正面方框处大头漆有亡人的牌位,两边是伺奉亡人的童男女;小头漆有白鹤或牡丹花草图案。而棺材的盖帮沿上多画“八宝”图案,或万卷书和海水潮云等象征性图案;棺材的两侧的正面按等级,有布局,设图男女有别,男性一般漆画虎头兽面,二龙戏珠,回头望子,带子上朝,渔樵耕读等图案;女性漆画麒凤呈祥,丹凤朝阳等图案。另外男女棺材都可以漆画“二十四孝”“竹梅菊兰”等图案,以寄托子孙兴旺,成龙成凤,有忠有孝,兰桂腾芳之意。也有画青一色的情况,一般是虽成年而未有子嗣病亡或伤亡的,漆为统一的红色或粉红色。而少亡夭折的多用席卷土埋。总之表现出传统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共同遵守,彼此有阶层差别。

⑶、孝服的制作。丧礼中最能传达中国人敬祖归宗观念的是丧服。丧服的种类体现了一套严格的区分亲疏贵贱关系的丧葬等级制度。我国古代的丧服称为“五服”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服制。“斩衰”是最重的一种丧服,缌麻是最轻的一种丧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服制的演变和传承又各有不同。靖远地域汉民族在服制方面既继承了我国古代的丧服礼制,又有所变化。一般有两种情况,即海孝、五服孝。海孝就是对前来吊丧的亲戚朋友邻居不分男女一律破孝,场面大,范围广,天数多。表现出一种子女对亡者的深重哀悼之意。五服孝,就是按照服制的要求破孝,破孝也有规定,对男性一般破六尺孝,女性破八尺孝。服内破孝,服外不破孝,这种破孝标志家庭成员的地位,强化了丧葬仪礼的论理意识。丧服制度遵循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礼制原则,五服礼俗在丧葬礼仪中的实际运用,同时也是借丧事的机会对家族内部等级的区分与家族关系的强化,从而明确家族社会的财产继承关系与祭祀关系。五服制度不仅是丧葬礼仪的服制规定,也从丧服制度扩大为区分家族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志,有服亲与无服亲是一个明显的家族关系的边界。

此外,陵寝的规则,下葬的时间,出殡的人数,守丧时间等等,不再作一一阐释,总的说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礼俗规约贯穿于社会的各个层面。

篇3:汉民族

关键词:汉民族体育小说,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发展状态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体育事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并逐渐发展成一个体育强国,中国运动员几乎在所有竞技运动项目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们为祖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运动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选手作为省、自治州、自治区和国家的代表,在国内外的竞技场上,展示了卓越的体育才能,为祖国不断争得荣誉。与此同时,一大批反映竞技体育和各民族传统体育的小说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体育文艺的一个奇兵。综合来看,以民族和地域为标准来分类,体育小说可以分为汉民族体育小说和少数民族体育小说。

中国的体育文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日益繁荣兴旺的体育事业作了忠实的纪录与描绘。数量日益增多的体育小说在新时期以来记录了体育的兴衰荣辱、体育活动的精彩纷呈。各个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和语言记录了自己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比较而言,汉民族体育小说和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

2. 从数量上看,汉民族体育小说远多于少数民族体育小说

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面积占辽阔国土的一半以上,但人口却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从文学创作者群体的数量上来说相对不占优势,汉族体育小说的数量远多于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尽管如此,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作者关于创作体育小说的出发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反映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和在体育场上无数体育健儿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拼搏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及聪明才智,还有人们从体育活动中获得的无限乐趣。

3. 从正式刊物发表的时间来看,汉民族体育小说比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出现得早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汉民族体育小说就出现了单行本,如:《红队6号》(杨波,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年运动员的故事》(向潮、郁正汶,人民体育出版社)。尽管少数民族体育在建国一开始就得到了重视,并在1953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但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2年才在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上开始刊登,如《赛骆驼》(玛格斯尔扎布,《民族文学》,1982.10)、短篇《赛马场上》(西仁·库尔班,《新疆民族文学》,1984.4)、短篇《赛马场上》(次仁平措,《民族文学》,1986.6)等小说,都写到了关于生产责任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4. 从内容上看,汉民族体育小说和少数民族体育小说的内容各有侧重

由于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不同,汉民族体育和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整个中国,“民族体育大致形成三种不同的特色,即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畜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混合的民族体育文化和农耕民族体育文化”。 (1) 因此各民族的体育活动形式内容不同也决定了各自民族的体育小说反映的内容会有差异。比如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蒙古、塔吉克、哈萨克等民族,他们粗犷豪放,平日喜爱的体育活动也多离不开马,于是赛马、赛骆驼、摔跤就成了他们最喜欢描写的内容。随着现代体育观念的渗入,少数民族体育也逐渐有了竞技体育的一些内容。少数民族体育小说也相应的有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如短篇《“球星”饭馆的球星们》(李栋林,《民族文学》,1985.2)、短篇《棋友》(毕力格太,《民族文学》,1986.5)、中篇《台球》(孙龙虎,《民族文学》,2004.5)等小说。而汉民族则多以一些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为内容,并且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体育项目。

5. 结语

“体育没有民族和世界界限,全世界人类在其发展的文明进程中,各个民族都曾寻求养护生命的最佳方法,都会在身体活动的游戏中得到精神愉悦,虽然受地域和民族文化影响,创造的运动方法方式有所差异,但其总体形式是近似的”。 (2)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强盛,体育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生活,大众化、娱乐化活动呈现出日益商业化的趋势,汉民族体育小说和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已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我国体育小说也必将大有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2]陈学新.体育文学探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0, (1) :19-21.

[3]申相星.奥林匹克文学中的诗与小说[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4, (2) :13-17.

篇4:论成汉政权及其民族关系

关键词:成汉;十六国;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24-03

成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十六国”之一。两晋之际,群雄割据、王国纷争,巴人李氏于巴蜀地区割据,建立了成汉政权。“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1}即李氏于公元301年在绵竹聚众起义,347年为东晋权臣桓温所灭。成汉政权作为西南地区的唯一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为西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成汉政权的建立

巴人与成汉政权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不仅是成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中坚,而且是该政权的领导者李氏家族皆为巴人。巴人又称巴氐,即四川地区的板盾蛮。史书记载“其先居于巴西宕渠。秦并天下,为黔中郡,薄赋其民,口出钱三十,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2}因此巴人又有賨人之称。“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3}“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4}至曹操克汉中以后,又“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5}西晋末年,由于统治者的暴政和,关中一带氐、羌、卢水等少数民族爆发大起义,关中大乱。加之饥荒、疾病流行,关中六郡百姓被迫流亡他乡。当时,由于汉中无法收容日益增多的外来民众,所以略阳、天水等六郡氐族和汉人等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区就食,成为流民,巴人李氏即在其中。

时益州刺史赵廞有叛逆之心,但西夷校尉才是益州军队的直接掌者,他想在成都扩大军队不容易,于是赵廞“潜有刘氏割据之志,乃倾仓廪,振施流人,以收众心。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廞同郡,率多勇壮,廞厚遇之,以为爪牙。”{6}赵廞指使流民中有威望的李庠、李特等人把流民中的许多勇士组织成部曲,并为己所用。公元300年赵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拥兵反叛。“特弟庠与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风李攀、始平费佗、氐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骑归廞”。{7}不久便占据成都。之后赵廞忌讳李庠在流民中的威望和才干,有杀庠之意,于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杀之,及其子侄宗族三十余人。”{8}此后,赵廞与流民关系恶化。

李庠死后,李特接替其位,于公元301年在绵竹聚众起义,之后率流民攻入成都,平定赵廞之乱。赵乱平定后,朝庭委任罗尚为益州刺史。当时,朝庭执意要把流民遣还回乡,但李特深知一旦被遣回乡,必遭其弟李庠的悲惨结局。李特故此以厚礼贿赂罗尚等人,但他们并不满足,还乘机袭击流民,“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9}李特、李流兄弟利用流民的怨怒率兵反抗,于是,“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10}公元303年,李特及其弟李流相继去世,特子李雄继领部众并攻下成都,据有益州。“(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僭称成都王,赦其境内,建元为建兴”。{11}公元306年,李雄称帝,改元晏平,国号大成,后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

平定赵廞叛乱的力量是赵廞为了叛乱而一手扶植起来的流民武装。这支流民武装在把赵廞消灭后又在反对罗尚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经过整整三年时间公开的武装斗争,建立了大成政权,李雄称王、称帝,另立朝廷。{12}

二、成汉政权与晋的关系

由于成汉政权在“十六国”中建立较早,并且地处西南,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政权联系不多,成汉政权的对外联系主要在与中原王朝之间展开,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战争为主。

大成政权建刚建时只能控制巴蜀、梓潼、巴西数郡,时西晋的军队包围着他,李雄想要维持他的统治就必须打破包围,扩充地盘,西晋灭亡后成汉政权随之与东晋争夺疆域。为此成汉政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北面取汉中、东面定巴郡、南面平宁州。

李雄进取成都后,率先用兵汉中。汉中为梁州治所,“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巴、阴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13}汉中的战略位置对益州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是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李雄夺取汉中可以巩固西北,向东与罗尚争斗亦可免除后顾之忧。“遣李国、李云等率众二万寇汉中,梁州刺史张殷奔于长安。国等陷南郑,尽徙汉中人于蜀”。{14}成汉尽有汉中为中心的梁州之地。

罗尚兵败成都后。据守荆州之巴郡,权统巴东、巴郡和涪陵。“罗尚卒,巴郡乱,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太守谯登,遂乘胜进军讨文硕,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15}公元314年,雄以李恭为荆州刺史,又命李寿等伐巴东、攻建平。到公元331年。成汉政权已控制了荆州之巴郡、巴东郡。

宁州是晋武帝秦始六年置,向来是民族杂居之地。“(东晋泰兴)二年(公元319年,成汉玉衡九年),骧伐越巂,又分伐朱提。三年,获太守、西夷校尉李钊。夏,进伐宁州,大败于螳蜋,还。”{16}这次征伐并没有成功。于是在成汉玉衡十三年(公元323年)李骧再次攻宁州。时东晋发生王敦之乱,无暇顾及宁州方面军事。并且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在宁州大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晋王朝的打压的宁州大姓开始投向成汉。成汉玉衡二十二年(公元332年),李寿等又一次攻宁州,兵围朱提郡,次年,“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三月。刺史尹奉举州委质,迁奉于蜀”,{17}所辖十四郡,除牂柯郡,全部纳入成汉版图。

通过三十多年努力,全盛时期的成汉疆域:西至汶山、汉嘉、越巂,东抵巴东,北极汉中,南包今云南东部和贵州部分地区。{18}控制了今四川、重庆、陕西、云南和贵州等有大片土地。这不仅为成汉进一步的内政开发建设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周边地区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

三、成汉政权的汉化

成汉的建立者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域主要是巴蜀地区,管辖的人民除巴人外,还有大量汉人。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巴人能在汉族内地建立政权,并存在近半个世纪,当与其汉化程度有关。其汉化过程也是与汉民族的交流的一种体现。

成汉政权的汉化表现在政治上。首先,学习汉族的皇帝继承制度。成汉皇帝都是李姓,政权在李氏家族内世代相传。有继承资格的只能是自己的男性直系后裔,汉文化中的宗族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对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次,在臣吏选拔制度方面向封建政治体系靠拢。成汉政权原本在臣吏来源、职官设置、职官职务上存在很大纰漏,以至于“官无秩禄,积署委积,班序无别”。{19}随着更多的汉人入仕,并参与高层决策,更多的传统政治思想、制度被介绍引进。在汉地主的帮助下,巴人李氏建立了以汉族封建政治制度为范本的政权,设官命职,氐族上层向封建官僚转化,此后出现“诸李子弟无复兵马形势者,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斥废也”{20}的现象;再次,借鉴汉人方法整肃军队。成汉的建立依靠的是流民,这样的军队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缺乏严格纪律,战争中常有屠杀、掠夺人民现象,“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其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故纲纪莫称”。{21}且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度。要改变这一现象,增加军队的战斗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学习和借鉴汉族成熟的军队治理方法。

经济上,巴人在成汉建立前,是半农半畜的民族。成汉政权建立后,他们借助巴蜀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利用比邻汉族的条件,学习汉族生产方式和赋役制度。种植垦荒,买卖土地,“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22}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其赋税也仿照中原的赋役方式实行:“其赋民,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23}可见成汉经济的生产部门、剥削方式、生产方式、土地占有方面均有汉化。

文化上的汉化最为直观,巴人有自己的语言,部落中大多使用氐语,但又与汉人交流用汉语。李特一族世为朝官,则李氏必能汉语。接受语言就是接受一种文化的开始。“雄母罗氏死,雄信巫觋者之言,多有忌讳,至欲不葬。其司空赵肃谏,雄乃从之。”{24}可见其习俗也在改变。成汉政权的统治者在国内推崇儒学,并将其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准,使下层氐人有机会接触到汉文化。“兴文教,立学官”。{25}李寿“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26}李期“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27}都带有儒生的影子。统治者推广儒学的结果是氐人思想的转化,儒学逐渐成为氐人的行为规范和信条。

经过汉化,巴人的经济、文化生活逐渐与汉族非常接近,有一部分甚至融合于汉族中。

四、成汉政权与被统治民族关系

成汉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政权,尤其是在南部宁州境内,是僰、臾、昆明、磨沙、僚、濮、鸠僚、闽濮等族的聚居和杂居区。

僰、臾、昆明皆为氏羌系统的民族,“僰,羌之别种也”,{28}“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29}两晋时期,僰、臾、昆明的居住区,既相互交错,又各自有自己的聚居区。益州南部及宁州所统辖的各个郡县内,几乎都有僰、臾、昆明族的分布,其中以建宁郡为首的滇中地区则是僰族主要的聚居区,越巂郡则是臾族的主要聚居区。僰族主要居住在平坝地区,在当时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发展最高的一个民族,进入各个郡县的汉族“大姓”则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内与僰族相融合了。臾、昆明主要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经济文化生活较为落后。此外,磨沙亦是出自氏羌系统的民族。云南郡是磨沙主要聚居区,越巂郡、汉原郡也有磨沙人口的分布。

僚人、濮人是出自百越系统的民族。秦汉时,僚人主要聚居在牂牁郡内。西汉武帝平定夜郎而设牂牁郡,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僚人,牂牁郡便是夜郎僚族的分布区域。牂牁郡内除了僚人之外还有部分濮人。“僚”和“濮”是一个民族群体中产生了差别的不同部分,两者杂居在一起。东晋以来,牂牁郡内的汉族移民“大姓”与僚、濮人中的先进部分融合了,但僚、濮人中还存在着许多落后的部落,东晋初年,一部分落后的僚人向北流人蜀。聚居在牂牁郡内的僚人北上进入与牂牁郡相连的涪陵郡、巴郡以及巴西郡。《魏书》记载:“李势在蜀,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30}《晋书》亦载:“初,蜀土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31}但僚人入蜀也为成汉政权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鸠僚是出自百越系统的民族。自秦汉以来,鸠僚就一直聚居或散居在兴古郡和永昌郡内,迁徙变动不大。闽濮则出自孟一高棉系统的民族。闽濮族一直与鸠僚共同杂居在永昌郡的范围内,“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为王”。{32}西晋末年,刺史李毅、王逊先后在宁州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永昌郡内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迫使永昌郡太守逃往南部边境的永寿县,西晋王朝不再控制永昌郡,至成汉李势时废省了永昌郡,永昌郡内的各族人民又恢复了他们古代闭关自守、各自发展的状态。

这些土著民族或聚居或散居在各县中,成汉政权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统治仍然沿用两汉以来的羁糜政策,任用归附的“大姓”及民族上层来管理其原来的地方。因为蜀地本地多巴人,所以成汉政权与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民族矛盾并不尖锐,在成汉国前期和中期,国家呈现出安定的局面,“是时天下大乱,而蜀独无事,年谷屡熟,乃至闾门不闭,路不拾遗。”{33}但是由于成汉政权曾迁大量僚人入蜀,但是僚人不为成汉政权所用,反而为“为益州大患”,{34}僚人入蜀成为成汉灭亡的原因之一。

成汉政权在十六国政权中存在时间较长,曾一度出现过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景象。后来随着李氏皇族因即立问题产生内讧,大成政权由盛转衰。末代统治者李势更是一个极端无能和荒诞的皇帝:“势既骄吝,而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夷獠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之荒俭,性多忌害,诛残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35}最终在内忧外患之下,成汉政权于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被桓温所灭。

注 释:

{1}{4}{5}{16}{17}{19}{20}{21}{2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李特雄期寿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696,661, 661,670,674,688,684,688,688.

{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96,列传84.2110.

{3}{6}{7}{8}{9}{10}{1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20,载记20,3023,3023,3024,3026, 3027,3036.3022.

{12}杨伟立.成汉史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21.

{13}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104.

{14}{15}{22}{23}{24}{26}{2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21,载记21,3036,3037,3041,3040, 3037,3043,3042.

{18}蒙默.四川古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37.

{2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17,列传57,3044.

{29}{3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364,438.

{30}{3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96,列传84,2249,2249.

{31}{3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21,载记21,3047,3047.

{33}司马光.资治通鉴·晋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6.2720.

参考文献:

〔1〕王文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3〕漆泽邦.试论李特起义和成汉政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07).

〔4〕李绍先.成汉古巴蜀开发历史略论稿[J].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11).

〔5〕刘扬.浅析成汉的汉化[J].宜宾学院学报,2007(05).

篇5:藏彝汉民族团结一家亲

张三丰

摘要:“9+3”学校作好民族融合教育是学校教育管理工作的关键,可通过军训、入学教育,参加社团活动,开展文艺表演,“一帮一”“结对子”等方式,让学生在活动中增进了解、增强互信,相互学习、相互提高,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做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

关键词:“9+3”;藏、彝、汉;融合教育;研究

一、研究背景

自2009年3月起作为**省首批藏区 “9+3”试点学校。学生的到来给学校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管理压力,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管理要求,我校对“9+3”学生和内地学生实行“混班混住”管理,下大力气做好民族团结教育,教育学生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民族融合,实现学好专业技能,养成良好习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培养目标,做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在民族地区开展“9+3”免费教育,是省委、省政府按照国家发展目标要求,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让各族人民共同实现小康宏伟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特别是四川省甘孜、阿坝和凉山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还处于较贫困的范围,要实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最主要的是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9+3”免费教育就可以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发展、实现民族地区长治久安,改善民生,帮助老百姓子女实现就业愿望,提高民族素质,培养高素质的地区发展建设人才,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作为“9+3”学校任重而道远,通过多年的实践,我校总结出“藏、彝、汉一家亲”的民族团结教育模式,实现了学校多民族融合,促进教育教学更上新台阶。

二、主要问题

说到“9+3”学生就直接联系到少数民族,潜意识中对少数民族那种野蛮、粗狂以及神秘的宗教的认识,都会使刚接手“9+3”学生的很多学校,不知所措。很多学校老师及内地学生对“9+3”学生心存疑惑,这中间既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的缺失,也有对民族地区学生心存介蒂,怕惹出乱子来,更有担任“9+3”工作所肩负重要政治压力,致使很多学校该管的不敢管,该说的不敢说,甚至还怕得罪“9+3”少数民族学生,工作放不开手脚。担任“9+3”的管理老师、班主任每天神经高度绷紧,只要有个“9+3”学生的风吹草动小问题都会让大家感到草木皆兵、严阵以待,连传统的节假日也不敢放松。因此,老师们总结出“自从有了9+3,工作不分上下班”,有了“9+3”老师的工作变成了“白加黑”(白天,晚上),有了“9+3”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成为9小时加3小时。在“9+3”学生刚来的第一期,在校内先后发生了藏族学生与内地汉族学生、藏族学生与彝族学生、彝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发生矛盾5起,打架事件3起,更有多人发生的群体矛盾。学校行政、班主任成了灭火队,忙个不休,一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另一件事又来了,最严重的就是一天内发生多起矛盾,一周内发生3起打架事件。其他学校还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死亡和伤残事件。经学校领导会同“9+3”驻校老师研究,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民族的理解、信任不足,同学间的包容不够,因此加快学生间团结教育,各民族间的融合教育成为“9+3”学校教育管理的首要任务。

三、解决途径

(一)通过军训,凝聚人心,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学校每年招收的新学生中有藏族、彝族、回族、羌族、汉族,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了在教育管理过程中要把学生融合到一个大家庭中来,同时也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学校规定所有新生必须参加军训。学校邀请武警支队官兵到校担任训练教官,在军训中,让学生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强调集中、统一、整齐划一,强调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在集中军训期间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严格要求学生按照军队条令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从而磨练了学生的意志品质,锻造了学生挑战困难的勇气。军训中教育学生团结协作,相互帮助,教育和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和对待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有利于学生树立时代所需要的团结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为全身心地投入今后三年的中职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通过入学教育,培育纪律意识。

由于中职的教学内容与普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方法也不同,为了让学生尽快适应学校的生活,加快各民族同学间的融合,学校开展“9+3”入学教育。培训的内容有:职业教育、学校发展史、民族团结教育、校纪校规和安全教育。新的学期、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征程,每一位同学都应有新的打算、新的计划、新的目标。面对这批中考失利无耐的选择职业学校的学生,首先,认识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式,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其次,让学生了解学校,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方法和各项管理制度,并认真遵守。再次,让学生了解学习的方法,理论课和实训课的要求,以及考取职业资格证的重要性。第四,让学生学会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同学间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第五,熟悉并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歧视、不挖苦、不嘲笑,各民族同学间团结向上,共同进步。第六,不怕苦、不怕累,利用晚自习时间上好第二课堂,提高技能技术,巩固学习成果。第七,积极参加各项技能竞赛,锻炼并提高自己的各项技能,争取更多荣誉。

(三)通过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活动中育人。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在初中时很少参与学校外的活动,来到内地读书后因路途远不能经常回家,为丰富“9+3”学生的课余生活,学校鼓励“9+3”参与到学校的发展和建设中来,通过参加社团活动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学校组建有文学社、街舞社、魔术社、英语沙龙、武术社、爱心社,还有团委、学生会,这些社团都是由学生自发组建起来的,在社团活动中发挥学生的特长,培养学生的能力。“9+3”学生在参加社团活动的过程中认识更多的朋友,学习更多的知识,培养更多的才干,丰富自己学校生活,同学间为发挥社团的功能齐心协力,出谋划策。在活动中各民族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学习,不仅丰富了课余生活,更主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

(四)通过文艺演出,展现民族特色。

少数民族学生大多能歌善舞,也有的对乐器有一定的特长。学校通过组织艺术节文艺表演,展现专业特色,发挥学生特长,丰富校园生活。“9+3”学生成为了演出的主力军,她们把自己家乡最美的舞蹈,最嘹亮的歌声献给了全校师生。在五四文艺演出,国庆表演,周未晚会活动中,各班积极准备,学生勇跃参加,有少数民族学生单独参加的节目,也有各民族学生共同参加的活动,同学们在活动中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各民族学生同台献艺,各展风采,为了节目的质量,同学们吃尽苦头,精心准备,在演出时一丝不苟,充分展现了团结向上的精神面貌,也展现了“藏、彝、汉一家亲”的民族团结精神。

(五)通过“一帮一”“结对子”等方式,帮助民族学生提高学习成绩。民族地区的学生由于受山高路陡,弯多坡急等恶劣地理环境影响,加之缺乏良好的师资和设备,教学质量比内地较差。特别是实行“9+3”免费教育后,民族地区学生来到了现代化的学校,感觉差距太大,存一定自卑心理。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这种学习的压力,全校师生与“9+3”学生“结对子”,一个老师定向辅导和帮助一个学生,在知识、学习习惯方面予以帮助,使学生跟上内地学生学习步伐。在教学中实行“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尽力照顾学生的学习。同时,各班成立帮扶小组,实行‘一帮一’,同学间一同学习生活,对不懂的知识进行辅导,体现师生的关爱,让民族学生感受祖国大家庭的关心和温暖。

四、取得成果

来自马边县的彝区“9+3”学生***,2014年9月进校,在班主任老师和专业课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2015年上半期,获得了甲等奖学金,技能一等奖,下半期,获得丙等奖学金,技能三等奖。2016年,由于自己前期刻苦钻研,基本功扎实,在专业部的鼓励下,他报名参加**省2016年中职学生技能大赛选拔赛车身涂装比赛。在备赛训练期间,严格按照专业部指导老师的安排与要求,认真训练,精益求精,在他们的陪伴与细心指导下,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训练越来越得心应手,同时更是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在正式比赛过程中,巫罗易布沉着冷静,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终于梦想成真,在“车身涂装”项目取得总分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荣获得一等奖、冠军称号。同样,来自彝区“9+3”学生***在参加***省“鑫昌隆杯”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技能大赛的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通过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学校形成了一套成熟有效的管理机制,班主任老师也掌握了教育“9+3”学生的方法,其他职工也对“9+3”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学生也把注意力转到学知识、提高技能上。近几年来,内地学生对“9+3”学生也没有觉得不适应,校内发生打架事件明显减少,学校每年招生规模保持在1700人左右,学生就业率达95%,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五、反思

(一)开展“9+3”家访,增进师生了解是教育的前提。组织部分管理老师和班主任深入到民族地区开展家访活动,不仅提高了班主任及管理者对民族教育的重新认识,对来读“9+3”的孩子们也有更深的了解,在教育过程中可接近相互间的距离,增强互信、增进了解,切实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管理中的困难,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作好“9+3”就业工作,保证学生就业出口顺畅。学生毕业后参加对口单招考试,到高校深造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学生录取的比例可达75%,毕业后也有好的出路,但由于高职院校收费很高,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就读率低。既然有“9+3”免费教育政策,就应该有企业录用“9+3”毕业学生的优惠政策,很多企业听说是少数民族的“9+3”学生,在录用的过程中就推三阻四,一点也不积极,藏区“9+3”全部回州内工作,并等公招考试(名额少),彝区学生就业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篇6:汉民族童谣的史载特点综论

・  霍美丽(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 摘 要:童谣在广义上指主要传唱于儿童口中的音节和谐的歌谣。根据保存下来的文本,由于社会观念的不同,不同时期记载的童谣作品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明代以前保存下来的童谣主要是作为神学和政治附庸而存在,政治预言性是其主要特征;明代以后表现儿童现实生活和真实性情的童谣文本开始增多,并逐渐成为主流地位;当代记载的童谣作品则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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