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乐府

北朝乐府（精选9篇）

篇1：北朝乐府

汉魏南北朝乐府诗歌鉴赏

汉魏乐府·杂曲歌辞

所谓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把它称作“乐府杂题”，宋郭茂倩把它单独划成一类叫做“杂曲歌辞”。根据郭氏的解释，之所以称为杂曲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容庞杂，情思所感、宴游所发、忧愤所兴、别离之怀、征战之苦，兼收并蓄，时间跨度也大。二是形式杂乱，有的有辞无调，有的名存义亡，有的虽有古辞可考，但歌辞残缺;有的古辞已佚，仅是后人拟述。总之，因为其杂，不好归类，所以只好另辟一类。

但杂曲歌辞的思想、艺术价值倒不因其杂而有所损伤，相反，它与相和歌辞一样是汉乐府中的精华。在这类歌辞中保存的汉代民歌较多，其中像《婕蝶行》、《悲歌》、《枯鱼过河泣》、《上山采蘼芜》、《迢迢牵牛星》等都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篇章，而且对后来刻意学习乐府民歌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创作，具有巨大的影响。至于其中的《孔雀东南飞》，则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其思想和艺术价值更不待言了。

蛱蝶行

蛱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

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付欂栌间。

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

在表现手法上，汉乐府民歌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常用拟人化的方法，赋予鸟兽昆虫以人的情感和思想，透过它们之间的纠葛、遭遇来折射人间的悲欢离合，这在《诗经》中很少见，汉乐府中用得却相当普遍。如前面说过的《双白鹄》就是透过一对雌雄白鹄的生离死别，来歌颂一种互相眷念又互相关心的夫妇生活;《乌生》则透过一只被射杀的乌鸦的悔恨和感叹，来反映世情难测和人生的危机感;《枯鱼过河泣》则是写一条遭了横祸的枯鱼写信给自己的同伴，要他们在潜伏著杀机的社会中，时时警惕著自己的言行，免遭杀身之祸。这些诗以他们特有的丰富想像力，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危机感和处世信条，含有发人深省的哲学意味。这首《蛱蝶行》也是如此，它叙述一只“遨游东园”的蛱蝶被燕子捉去，带回梁间喂乳燕的经过，透过它的所见所闻与自伤自叹，来反映危机四伏、时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东汉时代生存危机。

开头一句“蛱蝶之邀游东园”点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和悲剧发生之前蛱蝶的自由自在之状。蛱蝶即蝴蝶。蛱，一作“蛙”，据《初学记》改。“东园”泛指花园之类蝴蝶游遨之处。诗人用被捉前的“遨游东园”与被捉后的“付欂栌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伤感。蛱蝶为什么被捉呢?被捉后的心情如何?诗人在此没有点破。但在另一首寓言诗《乌生》中倒是交代了其中的原委：一只乌鸦被击毙后，它的灵魂发出了忏悔!真不该来到秦家的桂树上，要是仍在人迹不到的南山岩石间，又怎会遭此横祸呢?由此看来，这只蛱蝶遭祸的原因，也是由于它“遨游东园，涉足世情而被罗网所致”，这其中大概也蕴含著对世情险恶的慨叹吧!第二句“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是明写悲剧发生的原因。卒即猝，突然间发生，意想不到之事;养子燕，即正在哺雏的燕子。燕子本就以昆虫为食，现在要哺雏，捕捉昆虫当然更加急迫和贪婪。蛱蝶碰上了养子燕，当然绝无生还的可能了，“奈何”二字即是对这种命运播弄的苦笑和慨叹，也是人们在不可抗拒的危机面前，一种绝望心理的表现。“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行缠之付欂栌间”，是写蛱蝶被燕所捉，带回梁间窝里的经过。此篇是汉乐府中句读难定的篇什之一，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句中的“之”字及最后一句中的“奴”字费解。据余冠英先生解释，诗中的“之”和“奴”字皆为表声的字，与文辞无关。“持之我”即「持我」，“行缠之付”即“行缠付”。蛱蝶被捉的经过可分成三个场景：一是在苜蓿间被接。接即挟，挟持之意;苜蓿，豆科植物，俗称金花菜，蛱蝶正在东园的苜蓿上嬉游时被燕子捉住。二是持我飞入燕子的居处——“紫深宫”内。“入紫深宫”即深入紫宫，紫宫原指帝王的居处，这里是指燕子垒窝的高堂深院。蛱蝶强调燕子居处是“入紫深宫”，既渲染周围环境的阴森可怖，与蛱蝶被捉的恐惧心情相吻合，也强调此处是重门深院，难以脱逃，这也符合蛱蝶此时绝望的心境;三是“行缠之付欂栌间”。欂栌即斗拱，是柱上斗形的方木，上承屋梁，此处是燕子垒窝之所。“行”即“且”;“付”即“缚”。这句是说燕子把蛱蝶捉来后又绑在斗拱上。捉来之后还要绑起来，这是人的行为，但绑在斗拱的燕窝旁边，这又是燕的心理。这几句用拟人的`方法来写蛱蝶的被捉，而且站在蛱蝶的角度来写燕的动作和心理，似人而非人，似物又非物，构思确是相当新颖奇巧的。最后三句是写雏燕见到食物来时欢腾雀跃的情景。“雀来燕”这句歧义很多，有人推测这句是燕在园中啄蝶，殊不知己巢已被雀占;李子德的《汉诗评》又说这是写蝶为燕持来付于欂栌间时，又为雀从旁取之。这两种误解的产生，都在于把“雀”当成又一飞禽。其实，雀在此是作状语，形容雏燕因其母衔食来时的欢腾雀跃之状。黄节先生说：“雀来即雀立，雀踊也”(《汉魏六朝风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下句的“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正是形容众雏兴奋争食之态：他们摇晃著小脑袋，拍著翅膀，抬著头，张著嘴，争著要母亲喂。“奴”在此是表声，无意义。轩轩，即高举之貌。诗人用众雏的兴奋争食，来反衬蛱蝶的悲惨结局，而且透过蛱蝶之眼所见、蛱蝶之口道出，更增浓伤感的意味。因为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雏燕们是得食了、高兴了，但随著自己的被捉身亡，自己的孩子们将会怎么样呢?

如上所述，这首寓言诗叙述的蛱是蝶的不幸遭遇，但反映出的却是人间的苦难，它是汉代社会**、官吏横行，人民朝不保夕生活现状的折射。例如汉元帝永光二年(42)，平原郡闹水灾，官吏趁机敲诈盘剥，使得民不聊生，以至“人相食”。连元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前汉书·元帝纪》)。正是这种社会**造成了人民的危机感，才托蛱蝶以讽，曲折地反映当时人们的生存危机感。

篇2：北朝乐府

南北朝诗人在横吹乐府诗的创作中确立了边塞题材的文学传统，之后唐代横吹乐府诗也延续了南北朝的边塞内容。在诗歌的 艺术 形式上，南北朝诗人也树立了一定的范式。首先，南北朝横吹边塞诗确立了边塞诗中使用的具有规定性的意象。《唐音癸签》言：“古诗之妙，专求意象。” 诗歌是抒情言志的载体，中国古代诗歌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韵味、意境，这种韵味、意境是直抒胸臆的语言所无法构造的，因此大量的 自然 之物被频繁地写进诗歌，成为诗人抒情言志的审美意象。意象具有规定性，同一类别的诗歌会使用与之相应的一定类型的意象，这些意象肯定是能使一类诗歌具有区别意义的。在南朝横吹乐府诗歌中已经出现了特定的意象，如霜雪、飞沙、转蓬、明月、羌笛、箫笳、沙尘、旆旌等等，这样的意象正式具有了特定的边塞的意义。比如，南北朝横吹边塞诗中常使用军乐乐器这样的意象来表现征战的内容，如笳、笛、鼓、箫、钲、角等：

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张正见《陇头水》）陷敌摐金鼓，摧锋扬旆旌。（刘孝标《出塞》）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简文帝《折杨柳》）还将出塞曲，仍共胡笳鸣。（陈后主《折杨柳》其一）谷暗宵钲响，风高夜笛喧。（陈后主《折杨柳》其二）寒笳将夜鹊，相乱晚声哀。（阮卓《关山月》）笳寒芳树歇，笛怨柳枝空。（陈暄《紫骝马》）

况听南雁归，切思朝笳音。（陈后主《雨雪》）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江晖《雨雪曲》）天寒旗彩坏，地暗鼓声低。（江总《雨雪曲》）在唐代的横吹边塞诗中就继承了南北朝横吹乐府中军乐乐器这样的意象：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杜甫《后出塞》）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出塞》）

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戴叔伦《关山月》）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笳吹远戍孤烽灭，雁下平沙万里秋。（翁绶《关山月》）诗歌意象的使用可以形成一种品质。对于诗人而言，可以以某一诗歌意象来寄托其高尚情趣，作为其人格的象征物，如陶渊明爱菊，林逋、陆游爱梅，周敦颐爱莲，苏轼、郑板桥爱竹等。对于一种诗歌类型而言，可以以某些特定的意象来形成典型。南北朝时期横吹边塞诗的意象还显割裂、堆砌，到了唐代已更为浑融，有骨气。唐代横吹边塞诗在继承南北朝横吹边塞诗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典型意象。其次，是南北朝的横吹边塞诗确立了以汉事喻今的写诗立意方式。中国古代的强盛之世不外乎汉、唐。汉代的强大，尤其是汉代在抗击匈奴中取得的丰硕战果，对于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朝人来说是很想往的，所以南北朝的诗人们在边塞诗的创作中尽情的歌咏。横吹乐府诗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诗句： 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刘孝威《陇头水》）远入隗嚣营，旁侵酒泉路。（张正见《陇头水》）传闻博望侯，辛苦提汉节。（江总《陇头水》）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吴均《出关》）垂鞬还细柳，扬尘归上兰。（陈后主《紫骝马》）到了唐代的横吹乐府诗中仍然常见到用汉事之处：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未奉君王诏，高槐昼掩扉。（耿湋《入塞曲》）丁零苏武别，疏勒范羌归。（李端《雨雪》）铁岭探人迷鸟道，阴山飞将湿貂裘。（翁绶《雨雪曲》）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王维《陇头吟》）

南北朝诗人在横吹乐府边塞诗中确立的写汉事的方式，对唐代横吹乐府诗创作的 影响 是很明显的。在这方面，唐代与南北朝的区别不大，只是在唐代的诗歌中使用的更多一些。第三，南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在情感抒发上确定了以“悲”为主要元素的情感基调。钟嵘《诗品序》言：“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8](p2—3)钟嵘列举的种种“感荡心灵”的事例中就包括边塞内容的“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南朝文人横吹乐府诗的创作中是崇尚抒发“感荡心灵”的“悲哀”之情的。含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梁元帝《陇头水》）高陇多悲风，寒声起夜丛。（陈后主《陇头》）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张正见《陇头水》）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简文帝《折杨柳》）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梁元帝《折杨柳》）戍边岁月久，恒悲望舒耀。（陈后主《关山月》）

边城风雪至，客子自心悲。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江晖《雨雪曲》）南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中的“悲”是“悲哀”，而唐代横吹边塞诗的“悲”则更多地表现为“悲壮”与“惆怅”。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卢照邻《陇头水》）三军尽回首，皆洒望乡泪。（皇甫冉《出塞》）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杜甫《前出塞》）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崔湜《折杨柳》）

苍苍万里道，戚戚十年悲。（耿湋《关山月》）

征人望乡思，战马闻鼙惊。朔风悲边草，胡沙暗虏营。（鲍君徽《关山月》）

南北朝边塞诗中的“悲”多表现为南朝诗人的玩味一己之情。相比较，唐代边塞诗所表现的多是为功业、为民生的大境界的“悲”。元杨载《诗法家数》中言“征行”类诗诗法曰：“征行之诗，要发出凄怆之意，哀而不伤，怨而不乱。要发兴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时感事，触物寓情方可。若伤亡悼屈，一切哀怨，吾无取焉。”[9](p733)此段话正说明了边塞诗创作中能较好抒发悲哀之情的方式。

综上所述，南北朝的横吹乐府边塞诗在意象、立意以及抒情这三个主要方面确立了诗歌创作的范式，唐代横吹乐府边塞诗中明显承继了南北朝的诗歌范式。不仅如此，南北朝其他类型的乐府边塞诗以及边塞抒情诗，在意象、立意和抒情上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唐代对南北朝的承继也不仅仅表现在横吹乐府边塞诗上，而应该是唐代整体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所以，横吹乐府边塞诗的特点及演变可以是乐府边塞诗，甚至整个边塞诗的代表，通过对它的考察能达到窥一斑以见全豹的目的。

三、横吹乐府边塞诗的价值和意义

南朝时期的文坛弥漫着绮靡轻艳、雕琢刻镂之气，尤其是自梁代“宫体诗”兴起后，更是陷入一派“香软”之中。《隋书?经籍志》载：“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10](p199)而乐府边塞诗在南朝“轻艳香软”的诗坛中别树一帜，呈现出刚健之气。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偏安于江南一隅，虽然也会有峻峭山川之景，以及征伐讨敌之事，但基本上接触不到真正意义的边塞。所以，南北朝诗人要运用富有边塞特色的名物意象，虚设边地自然环境，抒发征战的悲哀感怀，极力创作出最像样的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更具有浓厚的边塞味道。宫体诗的倡导者梁简文帝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说：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11](P114)萧纲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于创作的热情，而且不仅仅有热情，他还把创作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甚至把它当作人生意义的体现。因此，他什么都要写，当然也包括了写边塞。不论萧纲是否具有，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具有边塞生活的体验，他的这种创作心态都会使诗歌创作难免带有了想像和虚构的成分。客观地讲，南朝特别是齐梁以后，称霸文坛的是大量香艳、繁缛的宫体诗，边塞诗的创作并非文坛的主流。不过因为南朝诗人趋新求异的创作心态，创作出了极具边塞意味的乐府边塞诗，所以，南朝乐府边塞诗仍然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在轻靡中显现出了刚健。“绮靡者，六朝本相；雄伟者，初唐本相也。”这是许学夷《诗源辨体》中对六朝文学与初唐文学所作的精辟区分。而由六朝之“绮靡”进入初唐之“雄伟”者，就有南朝乐府边塞诗之功。“徐庾五言，语虽绮靡，然亦间有雅正者。徐如《出自蓟北门行》及《关山月》，瘐如《别周尚书》，皆有似初唐。”[12](p132)《周书?瘐信列传》载：“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瘐体焉。”[13](P733)“徐瘐”二人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们的“徐瘐体”也是“宫体诗”的另一种称谓。在徐、庾二人的诗作中有“似初唐”的《出自蓟北门行》及《关山月》，而这两篇诗作正是乐府边塞诗。在南朝的乐府边塞诗中，横吹乐府又是具有代表性的，《诗源辨体》一书中有多处涉及到了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 王褒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至如《饮马》、《从军》、《关山》、《游侠》、《渡河》诸作，皆有似初唐。

张正见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雨雪曲》、《从军行》，亦近初唐。

篇3：南北朝乐府民歌浅析

1 南朝乐府民歌

从内容上看,南朝民歌大都是情歌,且多作女子口吻,基调是哀怨、缠绵的,象国风《木瓜》《溱洧》所表现的那种自由的爱情,《蹇裳》中“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种口吻;如《子夜歌》中就有:“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这样的诗句,表达了青年男女之间相互爱恋,描绘了情人相会时的动人情景。也有一些诗极尽笔墨写男女之间的别后相思。如《子夜歌》就写到:“自从别欢后,叹音不绝响。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巧妙的运用双关这种修辞手法表达了思念亲人的苦心,新颖别致,情真意切。另外,南朝乐府中还有大量控诉封建制度下,婚姻恋爱不自由以及女子被遗弃不幸生活描述的民歌。总的说来内容是健康的,情感是真挚的。汉乐府《有所思》里那种坚强的态度,在南朝民歌里难以见了。国风也表现相思,表现失恋,如《将仲子》、《牧童》,但不象南朝民歌那样柔弱。而南朝民歌这种软绵绵的调子,很投合贵族文人的趣味,他们竟相仿作,客观上对宫体诗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形式上,一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它的出现为绝句奠定了基础。二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是《子夜歌》。三是双关语的广泛运用。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隐语,有一底一面,约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同字,如“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读曲歌》),用药名“散”双关聚散的“散”,用黄连的“苦”相关想思的“苦”。另一类是同音异字,如“燃灯不下柱,有油那得明》”(《读曲歌》),用点灯的“油”双关理由的“由”,但“明”字却又属前一类。最常见的双关语大体有:莲——怜,莲子——怜子,丝——思,篱——离。《子夜曲》:“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如残机,何悟不成匹。”“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鸣。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这些巧妙的双关语,增加了语言的活泼与委婉。鲁迅说:“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且介亭杂文集·门外文谈》)

2 北乐府民歌

纵观产生于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北朝乐府民歌,虽其数量不多,但内容和题材与南朝乐府民歌相比就显得要丰富和广泛得多,其思想方面也显示了一定的深度。由于一定时代的影响,有关战争的民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控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同时描写英雄儿女的高大形象。如《李波小妹歌》中写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儿安可逢!”十分形象得塑造了刚猛豪强,武艺高超的女性英雄形象,表现了北方女性的尚武精神,与南朝乐府民歌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北方民歌的特点。战争的纷繁,使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因而描写人民生活疾苦的民歌也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紫骝马歌》:“高高山头树,风吹月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形象的描绘由于战争的原因给人民造成的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充分表达了人民对命运和前途的担忧,以及对战争的激愤。

北朝民歌的杰作《木兰诗》写的是一位姑娘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就是反映在外来民族压迫的严峻形势下,北方人民英勇反抗,保卫家乡的高尚品德,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英雄妇女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北朝民歌中还有一首著名的《敕勒歌》,仅用十几个字就把牧草丰美,牛羊肥壮,天高地阔,苍茫浩瀚的北国草原勾画出来,受到了历代人民的喜爱。

在读过了大量的北朝乐府民歌之后,可以看到其体例比南朝乐府民歌的形式更为丰富。除了五言四句外,还有七言四句,杂言体等。在风格上也更为粗犷,豪放,毫无娇揉造作之气,表情达意也是直截了当,尽情抒发,到处洋溢着刚健豪放的艺术气息。

3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是显著的、巨大的,它继承了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南北朝绮靡的诗风下,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它是一种新力量、新血液。

以体裁言,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五言四句的小诗,汉民歌中虽已经出现,但为数极小,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绝句的真正的源头要算是南北朝民歌。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眺等已纷起模仿,但还是一种尝试,至唐代,便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而和音乐的结合上几乎垄断了唐三百年间的歌坛,并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汉代民歌中杂言体虽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篇幅都较小,象《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表现手法上,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来,低徊入衣裙,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闻我来,宾客隘村墟。”一连用了四个“喜”连成排比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喜女来”等脱化而来的。此外,象李白《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都是信而有征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提炼口语入诗,也是从乐府而来。

篇4：由北朝乐府民歌管窥北朝民俗

北朝乐府民歌全部辑入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的《梁鼓角横吹曲辞》，在《杂歌谣辞》与《杂曲歌辞》中亦散见一二，现存七十余首。北朝乐府民歌的数量远不及南朝民歌，但却蕴含透射着当时丰富的社会民俗信息。

一、北朝乐府民歌中的居住生产民俗考

北朝乐府民歌是中古时期我国北方社会历史风俗的反映，诗中选取了极有北地特色的意象来传达诗歌内容。如《地驱歌乐辞》中：“驱羊入谷，白羊在前”；《企喻歌辞》中：“放马大泽中，草好马着镳”。这些意象暗含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居住生活习俗和畜牧业生产民俗。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牧草丰茂、牛羊肥壮的草原风情画，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北方少数民族的居住民俗，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过着漂移不定的生活，途中宿营或暂时居留时，则支起“穹庐毡帐”，这种“穹庐毡帐”极具特色，也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居安之所。《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曾经记载了当时鲜卑人民所使用的一种大型毡帐——百子帐。“以绳相交络，纽木支杖，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白人坐，谓之‘繖，一云‘百子帐也。”“据研究，百子帐是用牛毛绳从各面绑扎，以木条做成伞形支架，再用毡子覆盖而成。它与今天的蒙古包已经很类似了。”①这种古老的居住方式一直影响到现代。

游牧的生活方式取决于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经济中，马、牛、羊是最主要的放牧动物，北地人民的生活也主要依靠畜牧业，他们食畜肉、饮奶酪、衣畜皮，畜群和皮毛不仅是其重要财产，人的身份等级也据此而定。因此，畜牧业在北方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使得官民上下都重牧轻农。官方通过战争掠夺牲畜、建立牧场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如神麚二年（429年），太武帝远征柔然，得“戎马百余万匹”②，回师途中，袭破东部高车，共获得马、牛、羊百万多匹，建立了漠南牧场。与此相应，民间的畜牧业也异常繁荣，如《魏书》卷十八《广阳王深传》言其刺恒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私家有马千匹，数目可谓庞大，令人惊叹。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进一步促成了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北朝乐府民歌中的部分歌辞都投射出了这一经济生产民俗的兴盛。

二、北朝乐府民歌中的服饰民俗考

北地少数民族居民的服饰风俗也反映在了北朝乐府民歌中。《企喻歌》：“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琅琊王歌》：“阳春二三月，单衫縤裲裆。”《幽州马客吟歌辞》：“郎著紫袴褶，女著綵裌裙。”这些歌辞反映的内容各异，但都投射出了当时百姓的着装服饰。

首先，裲裆是诗歌中多次提及的一种服饰，《释名·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裲裆最初盛行于北方，其形制犹如今天的背心，前一块后一块，套在褶服外。上身着褶衣和裲裆，下身着裤的装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日常服饰，其行动方便，便于骑射的优点使其逐渐为南北方所共同接受，既作为日常服饰穿着，又逐渐作为军服来使用。因此，北方武士的护身甲也制成裲裆样，称为裲裆甲，即《企喻歌》中所描绘的“铁裲裆”，其功能相当于铠甲，用来抵御敌人的攻击。不仅男子可以着裲裆，女子的日常服饰也有裲裆，它既可当作内衣，又可着之于外。《宋书》卷三十《五行志一》载：“元康末，妇人出裲裆，加乎胫之上，此内出外也。”所指即妇女把裲裆当作外衣穿着。“裲裆双心共一抹，袙複两边作八襊……胸前却月两相连，本照君心不照天。”③这则是把裲裆束之于内，类似于后来妇女的抹胸。

第二，袴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服装名称，上身着褶，下身着袴。袴褶同裲裆一样，由汉代北方百姓的日常着装逐渐演化为南北朝时期的军服和朝服来使用，《晋书》卷二五《舆服志》记载：“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架亲戎，中外戒严服之。”同书的《杨济传》也记：“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袴褶在民间是百姓的常服和便服。除男子外，妇女也可着袴褶，《太平御览》卷六九五引《西河记》：“西河无蚕桑，妇女以外国异色锦为袴褶。”北朝民歌中描绘的袴褶和裲裆是当时重要的两种服饰，反映了中国服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形态。

三、北朝乐府民歌中的交通羁旅民俗考

北方少数民族由于其居住环境的广阔，生活方式的游牧，所以交通运输便主要依靠牛马，这在北朝乐府民歌中亦有表现。如《折杨柳歌辞》中：“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羁。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这些民歌中虽然要表达的主旨各有不同，但都将马视作出行羁旅的主要交通工具。另在《钜鹿公主歌辞》中：“官家出游雷大鼓，细乘犊车开后户”提到的犊车，本是牛拉的车，汉代时为低位低微者所乘，《汉书·蔡义传》：“（蔡义）家贫，常步行，资礼不逮众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义卖犊车，令乘之。”后犊车的使用逐渐贵族化，《宋书·礼志五》：“犊车，輧车之流也。汉诸侯贫者乃乘之，其后转见贵。”《资治通鉴·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帝着白帢单衣，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虎门，”可见，到了南北朝时期犊车便成为社会上层人士日常出行时的交通工具，成为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象征。

羁旅别离生活是北朝乐府民歌中反映的重要内容之一。《折杨柳枝歌》：“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上马、下马写的是羁旅之客与人离别的场面。古代柳者，“留”之意，在古人习俗中杨柳被视作惜别的象征，亦有折杨柳赠别的习惯。苍劲幽远的笛声撼人心魄，与南方送别之风迥然有别，《颜氏家训·风操第六》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南北对于羁旅别离的态度大相径庭，南方“下泣言离”惨然忧伤，北地则不同，北人性格开朗粗犷，感情不如南方人多愁善感与细腻，人与人之间的别多会少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因此送别之时多呈现出乐观向上的风貌。《陇头歌》：“陇头流水，流利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如此高远荒寒的行旅生活在北人笔下被描述的苍凉悲壮，震撼人心，与南方精致伤感的羁旅忧愁完全异样。南北文化心态的差异于此已然可观。

四、北朝乐府民歌中的婚姻民俗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秩序混乱，社会控制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松动，加之北方婚俗尚存在原始部落遗留下来的一些习惯，粗犷而豪放。这种婚姻现象亦见于北朝乐府民歌。如《地驱歌乐辞》中：“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捉搦歌》：“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歌辞中的“老女不嫁”是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战乱生活的产物。

首先，南北朝时期早婚是一种普遍的风俗。一方面由于男子行冠礼较早，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人口锐减。为了增加人口，政府强令实行早婚，与此相悖的是民间失时不得嫁者很普遍，诗中的“老女”就是其中一例。老女不嫁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侈婚之俗，整个婚礼要耗费大量的钱财。“嫁女娶媳，富者固尚奢侈，贫家亦极铺张”，④奢侈铺张的婚俗，使得许多贫苦百姓既想嫁女娶媳，又有经济困难的尴尬。第二，南北朝时期政府赋役繁重。《隋书·食货志》载北朝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即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这样的政策使得百姓不敢娶妻生子，出现诗中“老女不嫁只生口”的悲剧命运。第三，北方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尤其是男丁的锐减亦导致适龄女子无法婚配，“老女”出现。

其次，南北朝时期的再婚现象亦值得关注。《紫骝马歌辞》中：“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琅琊王歌》中：“公死姆更嫁，孤儿甚可怜”。寡妇的再嫁习俗得到深刻反映。中古时期，妇女的贞节观念远未严格树立起来，从一而终的意识较模糊，夫妇“离婚”者多，离而复合者多，改嫁者也多。造成这种寡妇再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有增殖人口的需要，所以积极鼓励再嫁。甚至还用暴力手段逼寡妇再嫁，如北齐神武帝高欢曾以民间的寡妇配俘虏。原因之二是当时妇女有一定的地位，贞洁观念淡薄之风使然。南北朝时期是继先秦之后又一个社会动荡之期，社会对妇女的控制亦较松懈，因此才会出现《李波小妹歌》中“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干练、精悍的妇女形象。妇女相对独立的人格使其在婚姻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加之社会伦理纲常本身的分崩离析，不重贞节，加速了婚姻的破裂与重组。因此妇女又走向了再婚，当然这其中亦包括寡妇。

北朝乐府民歌的慷慨悲凉、豪放质朴与北方的地理、文化、社会、风俗密不可分，北朝乐府民歌所涵盖的广博的社会内容展示出与南方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从中我们亦可窥测南北文化民俗的差异。北朝乐府民歌忠实地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是北方社会风俗的再现。

注释：

①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②《蠕蠕传》，《魏书》卷一零二。

③王筠《行路难》，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011页。

④《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出版，1984年版，第65页。

篇5：北朝乐府

乐府,乐府司空图,乐府的意思,乐府赏析 -诗词大全

乐府

作者：司空图  朝代：唐 五更窗下簇妆台，已怕堂前阿母催。

满鸭香薰鹦鹉睡，隔帘灯照牡丹开。

篇6：北朝乐府

古乐府

作者：文天祥朝代：南宋 珊瑚香点胭脂雪，芙蓉帐压春云热。

明朝早弄灯前月，潋滟九霞碧藕折。

璇杓高耸婺女明，金波漾晓辉郎星。

赤琼曲里长眉青，头上更有瑶池君。

六九五十四东风，西蟠桃花花未红。

鸣鸾鼓玉声玲珑，绿毛蒙茸连水龟。

(左女右扁)斓五色人间稀，春多瑞叶不敢飞。

篇7：北朝乐府

正乐府十篇・ 怨

作者：皮日休朝代：唐 国家省闼吏，赏之皆与位。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

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

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吾闻古圣王，天下无遗士。

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义。国家选贤良，定制兼拘忌。

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禄仕。何不广取人，何不广历试。

下位既贤哉，上位何如矣。胥徒赏以财，俊造悉为吏。

篇8：两汉乐府诗对北朝民歌的影响

宋代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是汉朝、魏晋、南北朝民歌精华所在。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社会生活面很广,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五千多首。分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其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都是帝王贵族祭祀宴会时用的乐章,文学价值不大。后几类里收录了很多民间作品,也包括一部分经过乐工或文人改编的乐歌。我们今天读的乐府诗,其中多数是民间作品。

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相和歌辞数量最多。流传下来的总共不过四十多首,题材内容广泛。而北朝民歌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方文人所创作的作品,产生于黄河流域,歌词的作者主要是鲜卑族,也有氐、羌、汉族的人民。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曲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今存六十多首。多是北魏以后用汉语纪录的作品,歌词有的是用汉语,有的是用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后被译为汉语。数量虽不多,但内容却广泛的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魏书•张彝传》载其《上采诗表》:“暨大魏应历,拨乱登皇……高祖迁鼎成周,永兹八百……犹且虑独见之不明,欲广访于得失,乃命四使,观察风谣。……所采之诗,并始申目,而值銮舆南讨,问罪宛邓,臣复忝行军,枢机是务。……常恐所采之诗永沦丘壑,是臣夙夜所怀,以为深忧者也。……凡有七卷,今写上呈,伏愿昭览,敕付有司。使魏代所采之诗,不堙于丘井,臣之愿也。”足见北朝民歌在北魏时期已开始有所记录。

通读《乐府诗集》我们会发现,汉乐府民歌无论在思想或艺术方面都具有新的特色,它继《诗经》、《楚辞》之后,开创了诗歌的新一代诗风,尤其对北朝民歌这种当时属于外民族的诗歌来说,影响尤为重要。

首先,从诗歌风格来看,乐府诗创立了一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细节的真实性。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例如《孔雀东南飞》中“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详细地描写了焦仲卿妻幼时的生活情况。北朝民歌中也有一曲反映生活的《地驱乐》,“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押杀野羊。驱羊入谷,自羊有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郎不念女,各自努力。”也是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来反映北方青年男女生活的全过程,语言却比乐府诗更加简短直白。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如《陌上桑》中“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秦罗敷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一点北朝民歌尤为明显。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象北朝民歌那样敬重女性,歌颂女中豪杰的现象。《后汉书》云,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谋用妇人,唯战斗之事乃自决之”。又说,“父子男女相对踞蹲无礼”。就是说,女子在家中和父母丈夫具有平等的地位。描写妇女英雄行为最好的当属《木兰辞》。木兰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女,在父亲无力出征的情况下,她“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十二年的征战,她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位巾帼英雄。战争胜利后,又回归一位普通妇女。战功卓著而本性不改,这种高贵的本性,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是永远值得歌颂。这也正是古语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最好写照。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如《十五从军征》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以及《战城南》中“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都是对于客观景物的描写。为北朝民歌所反映的现实主义精神打下了基础。这在北朝民歌中也有不少作品,《紫骝马歌》就是这样一首民歌。它描写战争导致人无家可归,“高高山上树,风吹叶落去。”还有《陇头歌》一曲,也是通过对客观景物以及事物的描写来表达主人公的思想感情。

其次,从诗歌体例来说,乐府诗形成一种独特的诗体。严羽《沧浪诗话》曾说:“有歌行,有乐府。”乐府由狭义言,乃专指入乐之诗歌,故《文心雕龙•乐府篇》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由广义言,则凡未入乐而其体制意味,直接或间接模仿前作者,皆得名之曰乐府。离开了乐谱,我们只能把乐府看作诗歌的一个类别。汉乐府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变为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杂言长短不拘,表现灵活;五言音节单双配合,节奏、韵律富于变化。二者交错重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北朝民歌也以五言四句体式占优势,约为百分之六十。《敕勒歌》就是北朝民歌中杂言诗的代表。三言与四言相交替。而《木兰辞》则是五言体的代表作。对话问答的形式使作品节奏感强烈,人们读起来朗朗上口。既不冗长,又不失韵味。

再次,汉乐府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是属于现世与想象相结合的作品,这一点也被北朝民歌所汲取。例如《上邪》中“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用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这正是女子发挥了自身的想象力来自誓的誓言。北朝民歌《敕勒歌》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同样采用丰富的想象力。说天空如毡制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

第四,在诗歌内容上对北朝民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第一,控诉战争罪恶,抒写行役之苦。汉乐府表达强烈的反战情绪。《战城南》写战士战死沙场暴尸不葬,为乌鸦所食。北朝民歌中的《陇头歌辞》同样描写长期的战乱致使人民流离失所,或转死沟壑,反映离乡漂泊之悲,徭役、从征之苦。这应该是继承了汉乐府的反战情绪。只是不像乐府长叹短吁、哀哀凄凄,反而不失男儿本色。第二,汉乐府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出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婚恋诗多来自民间,或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上山采蘼芜》和《氓》均属弃妇诗。北朝民歌也有大量描写婚恋的民歌,例如《折杨柳歌辞》。由于北方民族保存着较多的原始风俗,在两性关系上,远没有汉族那样复杂的礼数。在他们看来,男欢女爱,男婚女嫁,原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什么需要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地方。

可见,乐府诗对于北朝民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虽然北朝民歌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少数如庾信、王褒等南方文人到了北方,都对北方诗歌的创作有少少影响。而乐府诗无论从诗歌体例,还是所反映的内容上,甚至诗歌风格上都同北朝民歌有很多相似之处,北朝民歌受其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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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M].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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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羽.沧浪诗话[M].中华书局,2014.

[6]范志鹏.北朝民歌研究[M].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8.

[7]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东方出版中心,1989.

篇9：北朝乐府

李白诗歌在唐代诗歌及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意义。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李白诗歌是唐诗中的典型代表。李白诗歌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与古乐府以及《乐府诗集》对李白的熏陶密不可分的。《乐府诗集》在北宋后期形成，收录了从隋唐到唐五代时期的乐府诗词，根据乐府诗歌的特点、性质、音乐形式、时代特征等对其进行细致划分。研究李白诗歌和《乐府诗集》之间的关系是有关学者进一步了解诗歌文化，尤其是唐朝诗歌文化的关键。为此，文章主要对《乐府诗集》与李白乐府的经典确认问题进行分析。

一、李白乐府诗概述

（一）发展概况

李白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是诗歌产量最高的诗人。在《李太白》全集中一共收录了乐府诗149首，占据李白所有诗歌的14%左右。李白对乐府诗的选择是一种自觉性的体现，同时乐府诗也是成就李白诗歌历史地位的关键。李白乐府诗的创作对乐府诗本身的发展进行了肯定，同时也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对乐府诗的理解。

乐府诗歌作为初、盛唐时期很重要的一种诗歌类型。李白对乐府诗歌的选择与创作是建立在初唐四杰等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背景来体现自己的情感追求。他对诗歌的寄予和追求也就是对乐府诗歌的追求。

唐代乐府诗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诗乐分立的时期，也就是诗歌模仿发展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诗乐合一的发展时期，即是诗歌从分化到衰落的时期。从总体上看，李白的乐府诗歌处于诗乐分立的最后发展阶段，是旧体乐府诗。李白的乐府诗歌创作以旧题为主，少量体现了新题乐府，共167首，其中新乐府11题30首。

（二）形式特点

李白乐府诗的诗歌形式特点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杂言句的大量使用，二则是对诗句的反律化体现。李白乐府诗形式特征主要表现为歌行化和绝句体乐府两种类型。

1.歌行化乐府诗。歌行是一种诗体，出现的时间要比乐府诗晚，最早出现于唐代。后来，歌行作为一种诗体出现在汉乐府诗歌中。“歌行”产生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歌行本身要独立。第二，歌行体具有很强的抒情性，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诗歌创作特点，凸显了“歌”的抒情功能。所以，在先秦的古体诗歌中七言律诗充分显示出自身的抒情性能。这些七言句的古歌在抒情性和气势上都呈现出很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乐府诗出现后得到了有效的继承。

2.绝句体乐府诗。绝句源于乐府，有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论述，比如宋荦《漫堂说诗》、于冠英《乐府诗选·序》。绝句的四句体形式是汉语诗歌的自然形式，在南北朝的乐府诗歌中有许多这种四句绝句，属于绝句体的乐府诗。这种四句体的乐府诗在形式上没有严格的规定，属于古代绝句的一种。

二、《乐府诗集》中对李白乐府诗的选录

《乐府诗集》中涉及到李白的乐府诗有161首，基本收录了李白全部的乐府诗。与其他诗人的乐府诗收录情况相比，李白乐府诗的收录是最多的，总体入选比例达到了35.5%。由此可以看出《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诗的重视。《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李白乐府诗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发现《乐府诗集》对之前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中出现的一些失误问题进行了纠正，对李白乐府诗的范围和界定进行了科学地划分。比如李白《对酒·劝君莫拒杯》、

《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长门怨》、《长信怨》、《长相思·美人在时花满堂》被宋蜀本归纳到了“歌吟”中。李白的这类乐府诗歌承继了旧体乐府诗。再有，宋蜀本把《拟古·融融白玉辉》归入乐府类。这些诗歌的收录和《乐府诗集》中的收录不同，容易导致人们对李白乐府诗的误读。

三、《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诗的肯定

《乐府诗集》排除了传统对李白乐府诗的狭隘划分，承袭了唐宋时期对乐府诗歌的界定，肯定了李白歌行体的乐府诗歌。关于李白乐府诗的界定及分类是现阶段诗歌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其主要争议集中在歌行是否应该纳入到乐府诗的范畴中。有一些学者认为李白的乐府诗不应该包含歌行体。这种主张和《李太白文集》、《李太白集分类补注》、《李太白全集》对李白乐府诗的区分一致。与之相对的，认为李白乐府诗应该包含歌行体的学者也很多，比如裴斐《太白乐府述要》中认为应该将李白的歌行体诗歌纳入乐府诗歌范畴。他们认为乐府诗歌的内涵以及乐府诗和歌行体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乐府诗的界定范畴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薛天玮在《歌行诗体论》中提出，在唐朝诗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歌行与乐府意义相似，且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中晚唐时期的诗人已经将个人抒情诗歌和新题乐府诗歌一同称作为歌行体诗歌。在宋代，歌行成为独立于乐府之外的诗体学概念，比如《文苑英华》就将歌行体作为一种其他的诗歌文体存在。《沧浪诗话》从理论的角度上进一步重新明确了歌行体诗歌的内涵和概念。这个时期，歌行体诗歌和乐府诗歌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歌行体主要是指从唐代发展起来的一些抒情诗歌，具体表现为七言律诗。

四、《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的定位

《樂府诗集》对李白乐府诗歌进行了强烈的推崇，进一步确立了李白乐府诗的历史地位。《乐府诗歌》中选入的李白诗歌数量众多、涉及题材内容广泛、收录全面，它除了收录了李白诗歌的“近代曲辞”、“新乐府诗”的二十八首之外，还额外收录了一些古乐府、拟古乐府诗歌。此外，从乐府诗的表现功能上看，《乐府诗集》中收入的李白詩歌大多是李白的古体诗歌，可以看出《乐府诗集》中对李白继承汉魏诗歌方面的青睐。

盛唐时期是乐府诗歌的重要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汉乐府诗歌实现了成熟化的发展，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代诗人的乐府诗创作开始走向更广的历史舞台。在这个时期的《乐府诗集》中重点选录了李白继承魏汉传统的古乐府诗歌，这一点与选取杜甫的新时期乐府诗歌不同。在《乐府诗集》中选录的杜甫诗歌并不多，其开创的新乐府诗歌形式没有在《乐府诗集》中得到充分地体现。

五、《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诗接收的发展意义

《乐府诗集》出现在南宋和北宋之间，总结了唐朝及北宋诗人等对李白乐府诗的看法。《乐府诗集》不只是简单地收录李白乐府诗，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对李白乐府诗进行重新的审美解读，为后来学者对李白乐府诗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文献参考资料，奠定了李白乐府诗在我国乐府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李白乐府诗受到唐朝乃至后来北宋有关学者的关注，且在现在多次入选语文教材。《乐府诗集》一方面重新整理了南宋之前的乐府诗内容，另一方面也对李白的乐府诗进行了明确定位。后人就是依据《乐府诗集》的定位不断开展对李白乐府诗的研究和整理，深刻影响了元明清时期李白乐府诗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诗进行了详细的收集整理

《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诗进行了详细化的收集整理，并为后人研究李白乐府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理论基础支持。《乐府诗集》中对诗歌的分类、大序、题解、曲辞、演变等进行了详细的评析，加深了对李白乐府诗的解读和研究。比如根据时代发展特点将李白乐府诗划分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在《乐府诗集》中对李白诗的每一个曲辞都进行详细的解析，清晰地再现了李白乐府诗的发展脉络，为后来的诗歌研究提供了方便。

（二）《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诗的推崇

《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诗的推崇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李白乐府诗的关注，促进人们更好的把握李白诗的古典特色，对李白诗歌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在《乐府诗集》出现后，因李白乐府诗歌在其中占据着重要比例，所以关于李白乐府诗的评论也逐渐增多，比较典型的评论有南宋周紫芝《古今诸家乐府序》、元人方回《桐江续集·秋晚杂诗》、王世贞《艺苑卮言》等。

六、结语

综上所述，盛唐时期是乐府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乐府诗集》中对李白乐府诗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是对李白古典乐府诗继承汉魏乐府古典诗歌的一种全面总结，确定并提升了李白诗歌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李白“古典代表、盛唐大家”的诗歌创作艺术成就。为了能让人们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李白诗歌创作内涵，还需要有关人员进一步研读《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李白乐府诗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