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诗歌

汉乐府诗歌（精选6篇）

篇1：汉乐府诗歌

略论汉代乐府诗

略论汉代乐府诗

一、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

乐府的设立并不是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是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这样写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结合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长达六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此时的汉武帝，在国力渐强，开疆辟土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与西北外族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西北外邦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入了中国，这些音乐，形式新颖独特，得到了统治阶层和王公贵族的热烈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武帝推崇儒术，以森严的等级观念进一步巩固统治，“礼乐制度”具有其需求必然性。乐府便在统治需求和物质基础的双重支持下，诞生了。

《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由此我们可知，汉乐府诗便是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的叙事诗，成为了中国文学历史上闪耀的明珠。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

然而，乐府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汉哀帝 “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乐府诗的创作和搜集收到了阻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使已有的两汉民歌诗辞得以推广和传播。

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细读歌辞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代歌辞的搜集仅限于城市，而内容又无外乎是恋情，其规模和内容的丰富性都是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八曰：“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则又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中国叙事诗的发展历程中，想要讨论汉乐府诗，我们不得不先对《诗经》中的叙事诗进行分析，并与汉乐府诗的叙事性进行比较，从而更深刻的了解，汉乐府诗对于我国叙事诗的贡献和影响。

二、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记述了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又如，《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虽然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但是只专于记载，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不能称作是叙事作品。

《诗经》作为保留完整的中国早期诗歌总集，在中国叙事诗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内容上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两种内容有各自的叙事特色。

《诗经》中的民间吟唱在叙事模式上多为第一人称视角，且叙事多是依附于抒情，为抒情服务。如著名的篇目《卫风·氓》讲述了一位女子从恋爱到婚后被遗弃的过程，但我们不难看出，全诗与其说是女子被抛弃这件事本身，但不如说是女子在叙述这件事时所表达的哀怨凄怆、伤心欲绝。钱钟书对《卫风·氓》有“层次分明，工于叙事”的八字评价，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氓》的第三章：“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这是女子在自身经历了悲惨遭遇和情感伤害的基础上，对世 间女子提出的沉痛告诫和对男子负心的悲切控诉。感情在叙事中得到渗透，甚至不惜打断叙事，直抒胸臆，使得在《国风》之中出现了我国较早的“感事”性叙事诗。

另一方面，从叙事内容上看，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在《国风》的叙事中，由于情感的抒发，把叙事阶段成了一个个短小的画面，在情节的完整性上，稍有逊色。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有相对缺失的方面。诗经中的人物往往是以“类”的方式出现的，而在汉乐府诗中，则出现了具体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诗经》中的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类是个在叙事过程中，则往往在侧重于总体上的宏观描述，不失对细节的微观雕刻。如在《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记录了自发明农耕至牧野之战的历史重大事件，还原了历史风貌，既具备了生活情趣，又精准的叙述了历史事实。

三、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量的叙事诗作品。不得不说的是，相较于《诗经》的第一人称截面叙事方法，两汉乐府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强烈现实主义精神。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汉乐府诗的叙事视角有所增加。叙事角度在叙事诗中的灵活运用，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阅读审美效果。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这一视角有其表达真情切意的优势，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第一人称视角对作品的展现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以《有所思》为例：“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呔，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作者用第一人称视角，描写了以为痴情的女子在遭遇爱情的波折后内心忧郁而又果决的情感变化，内容质朴自然，情感表达真切，情绪变化耐人回味。再如《长歌行》一诗：“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搅芝获赤幢。来到主人 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长歌”并不是如诗中所言是长寿之歌，也不是按照歌辞体律的长短，而是有“助长、鼓励”之意。全诗用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在仙人的指引下，登上太华，撷取灵芝和赤幢，制成仙药后献给主人，主人服用仙药后，身体日渐强壮，白发变成了黑发益寿延年的故事。在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下，故事内容生动形象，富有传奇色彩，也拉进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

除第一人称视角外，第三人称视角作为两汉乐府中最基本的叙事视角，客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在这些第三人称视角的两汉乐府诗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故事人物，这样的叙事所产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不但可以全面详尽的讲述故事，还可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和情感的抒发。

如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壁”的唱片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是第三人称视角下的优秀作品。《孔雀东南飞》主要记叙了刘兰芝嫁到焦家后，焦母不能接受她，将她送回娘家，后刘兰芝的兄长逼其改嫁他人。新婚之夜，兰芝满怀着对爱情的忠诚投水自尽，焦仲卿后殉情而死。情节曲折动人，扣人心弦。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首叙事长诗的一大成就是多条叙事主线共同进行。线索一便是建立在刘家河焦家这桩不“令人满意”的婚姻关系上的。焦仲卿长跪求母，是母子二人的首次情感冲突；刘兰芝盛装辞婆是兰芝的反抗与焦母的蛮横之间形成的第二次情感冲突；刘兰芝拒绝改嫁，是刘兰芝坚守爱情和兄长武断专横的第三次情感冲突；焦仲卿拜别焦母，是母子二人的第四次情感冲突。在这连续四次的情感冲突中，看似是独立的小片段，实际上则是冲突双方的不断摩擦，致使焦仲卿和刘兰芝最终走向了双双殉情的悲剧。

线索二是围绕着焦仲卿和刘兰芝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展开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条线所并不是独立于故事之外的，而是建立在线索一所构架的激烈矛盾之上的。两条线索交替进行，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情节紧凑扣人心弦的宏大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两汉乐府与《诗经》叙事诗相比较，除却叙事视角的丰富，其叙事内容，也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片段，而是发展为完整、立体的故事。

四、汉乐府的叙事艺术特征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全诗长353句，1765字，有“古今第一长诗”之称，是汉乐府民歌中故事完整，情节生动的佳作。不难看出，两汉乐府民歌的一大叙事特点是：故事性和戏剧性的增强。《孔雀东南飞》中两条主线交叉进行，跌宕起伏，极富故事性和戏剧性，在叙事诗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明代王世贞赞曰：“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盛也。”

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两汉乐府民歌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完整的故事外，更多是丰满于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和灵活的心理活动，并加以社会环境的烘托。试以《陌上桑》为例：“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罗敷的聪明勇敢是在和愚笨的太守之间的对话体现的。面对使君的诱诈调戏，罗敷虽无力逃脱却依旧不肯束手就擒，急中生智以夸耀自己丈夫的方式，智斗使君，最终胜利。在罗敷美丽的外表下，填充进了聪慧的内涵，是罗敷这一“秦氏有好女”的形象得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所谓的“言为心声”大抵就是如此。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由多重叙事视角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构建的叙事诗骨架下，细节是叙事诗的血肉，使叙事诗为人传颂，感人肺腑。如在《陌上桑》中对罗敷的外貌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正面描写了罗敷的外貌细节，一个古典美女的形象跃然纸上，更可贵的是，在本诗中，侧面描写的运用，为罗敷的美貌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不仅烘托了罗敷的美貌，更给人以想象的空间，给读者以美妙新颖的审美享受。

五、后世对乐府歌辞的继承和发展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诗经》中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着汉乐府的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逐渐独立，并产生了主叙事兼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 点。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仅有这一阶段的诗歌具有主叙事兼抒情的主要特点，到了诗歌最为繁盛的唐代，一大部分诗歌基本上已经和叙事无关，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通过意向抒发情感了。

我们想要探讨乐府这一诗歌体裁的继承和发展，就不得不说到一位诗人——杜甫。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2。

杜甫的新题乐府，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上，其题材选取和叙事特色都有所区别和发展。相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述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内容，杜甫多选取能反应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片段，通过百姓生活疾苦的片段，高度概括地反应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杜甫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和继承。乐府歌辞因多为生活截面描写，所以在时代代表性上稍有逊色；新题乐府在以其高度概括的宏观视角，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代表性。

在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创新上，新题乐府克服了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叙事单一性，立体多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和抒情性。如《新安吏》中诗人首先极力渲染了儿子征兵入伍，母子别离之悲凉,后又以过客的身份直接出面解劝,安慰中透着无奈，怜悯中透着心酸, 又隐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借母子离别之小悲，感百姓疾苦之大痛。杜甫创作新题乐府, 不仅是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内容的需要, 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纵观两汉乐府诗歌，这些民间歌谣在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上都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古典诗歌的叙事诗，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3]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沙云星：《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

篇2：汉乐府诗歌

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在乐府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乐府的出现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中有文：“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哀帝 “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但是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随着南朝时期新声杂曲的大量繁荣，虽然在作品数量上有所进展，但我们仍不能忽视其内容的单一性和题材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有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对叙事诗进行溯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想要完整的了解中国古代叙事诗，针对诗经展开的研究是必须得到重视的。

现存可知最早带有叙事色彩的诗歌，是汉之前的《弹歌》，全诗内容言简意赅：“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又有，《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已经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

《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

对叙事诗的探讨，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在刘歆的《七略》中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一说。

在对汉乐府诗的叙事特征这一问题的论述上，沙云星的《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认为，汉乐府的叙事因素发展与先秦歌谣有密切关系，在先秦歌谣中的简短叙事，尚未构成连贯的故事情节，因而不能算作是叙事诗。但不可否认的是，汉乐府中集中表现民生疾苦的作品，依然可以窥见来自先秦的叙事踪影。在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上，沙云星认为，与汉乐府之前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诗歌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大大增强。《诗经》中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多是作为情感寄托，而汉乐府则更重于叙事本身。汉乐府对于整体形象的真实性和故事的完整性都有新的要求。除了故事性，汉乐府的戏剧性也使其更富有文学魅力。如在《孔雀东南飞》中，多条叙事线索并行，故事完整，叙事宏大，情节波澜起伏，是叙事诗发展的里程碑。在情节方面的成就只是汉乐府的成功之一，另一方面，汉乐府诗中高超的叙事艺术，也离不开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直接叙述的基础上，通过制造情节冲突和矛盾并为角色加上更为丰富的动作和精巧的语言，或独白，或对话，使形象生动饱满。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完整的故事外，更多是丰满于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和灵活的心理活动，并加以社会环境的烘托。汉乐府在细节上的成功塑造，也是不可忽视的。

杨静的《试析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与沙云星的《试论汉乐府民歌叙事特征》不同的是，本篇通过对《诗经》和汉乐府诗的对比，更突出了叙事诗的发展脉络和进展。汉乐府诗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除第一人称视角外，第三人称视角作为两汉乐府中最基本的叙事视角，客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在这些第三人称视角的两汉乐府诗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故事人物，这样的叙事所产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不但可以全面详尽的讲述故事，还可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和情感的抒发。汉乐府诗是我国叙事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

张志斌的《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和深入》认为汉乐府诗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在由多重叙事视角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构建的叙事诗骨架下，细节是叙事诗的血肉，使叙事诗为人传颂，感人肺腑。

《诗经》中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着汉乐府的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逐渐独立，并产生了主叙事兼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点。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仅有这一阶段的诗歌具有主叙事兼抒情的主要特点，到了诗歌最为繁盛的唐代，一大部分诗歌基本上已经和叙事无关，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通过意向抒发情感了。

谈艺超的《汉乐府的叙事角度》在探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视角的转换”这个新的观点，单一固定叙事视角在多层次反映生活片段和变现人物性格方面多会受到限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人物和更立体的描述社会，不少作者也根据情节需要转换叙事视角。传统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在表现生活场景和刻画人数众多、细节繁琐的人物形象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第一人称的应用，则更能够拉近主人公和读者的距离，更有利于故事的丰满和情感的抒发。

程相占的《古代叙事诗研究》，通过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深入分析，首先对叙事诗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划定。作者认为，所谓“叙事诗”是在特定的用意支配之下，用押韵的语言把时间的安排具有一定顺序的作品。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史流变，把文学与历史发展相结合，对诗歌发展的客观因素进行了解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叙事视角和人物形象上，细数了丰富的人物类型。在第四部分“诗体”中，重点挖掘了叙事诗的叙事意义。

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1

葛晓音的《论杜甫的新题乐府》中，首先对杜甫的诗作进行了种类界定。在重新界定了“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前提下2，研讨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

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上，杜甫在题材选取和叙事特色都有所区别和发展。相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述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内容，杜甫多选取能反应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片段，通过百姓生活疾苦的片段，高度概括地反应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杜甫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和继承。乐府歌辞因多为生活截 1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1995年第三期。面描写，所以在时代代表性上稍有逊色；新题乐府在以其高度概括的宏观视角，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代表性。

在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创新上，新题乐府克服了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叙事单一性，立体多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和抒情性。杜甫共著有三十多篇新题乐府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在三十多篇作品中，其艺术表现手法无一雷同。可以看出，诗人在可以摆脱初盛唐乐府歌行的拟古习惯的同时，自觉地运用新题歌行等诗体，继承汉魏乐府的创作特点。这样的创作思路，不仅是杜甫个人追求艺术创新的需要，也是叙事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叙事诗在我国的诗歌系统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对于叙事诗的研究和探讨，从古至今也不乏良作，通过对汉乐府进行溯源，在汉乐府中寻找叙事诗的发展共性，未来的叙事诗创作和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研究资料索引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3]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沙云星：《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5]葛晓音：《轮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线，文艺学研究，1996。[6]张志斌：《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和深入》，学术论坛，2009。[7]杨静：《试析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8]谈艺超：《汉乐府的叙事角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篇3：新乐府与汉乐府艺术创作关系探微

一、音乐性

乐府诗从其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音乐文学。《汉书·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最初的乐府都是入乐的歌诗,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谱多散佚,识乐者减少。乐府的音乐性渐渐丢失,而只是在思想内容、篇章形式以及现实主义精神上继承了汉乐府。加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曾说道 :“新乐府辞”皆“未尝被于声”。后世文人多认为唐以后的乐府诗都不再具有音乐性。

其实,白居易已不止一次的表示他创作新乐府是有合乐的要求的。首先,《新乐府序》要求创作乐府诗要 :“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在具体创作中也表现出这一点 :新乐府中有几篇是专述音乐与乐府的。如 :《华原磐》、《五弦弹》、《立部伎》三篇倡导雅乐,反对俗乐。《法曲》、《骡国乐》、《胡旋女》等篇倡导古乐,反对胡乐。其次,白居易把他创作的这50首组诗命名为新乐府。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汉乐府的音乐性。除了白居易本人的要求,我们还可以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找到依据 :郭氏收录新乐府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唐世之新歌”。在体制上,松浦友久曾谈到 :除了狭义的白居易新乐府外,无论是否入乐,都要求具有“对乐曲的联想”。这种自创新题、自创己格的新乐府靠的就是“歌”的质素与风格来维系其与乐府诗的关系。

二、叙事性

汉乐府很好的继承了《诗经》赋的手法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它既是对《诗经》以来民间叙事诗作的继承与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六朝“拟乐府”诗作和唐代的“新乐府”运动。

汉乐府叙事诗以一种写实的方式再现了汉代的社会现实、人生百态。首先,变《诗经》中第一人称主观叙事为第三人称客观叙事,这有利于情节和人物的塑造。如《病妇行》、《孤儿行》、《东门行》等,情节构思巧妙,肖像形态呼之欲出。其次,表现手法上常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上山采糜芜》记叙了女主人公上山采糜芜偶遇前夫以及与前夫之间的简短对话。这首诗对于女子被弃的原因等事件都没有交代。但是通过两人的对话,我们就对人物和事件有了很清晰的把握。女主人公的宽容、善良、仁忍与刚毅决绝的性格也一览无余。最后,汉乐府在表现事件时往往不作全面叙述,而是选择一个更能突出事件矛盾的侧面加以刻画。如《东门行》就选择了一个家庭生活的细节,写出了下层人民不堪压迫而以极端的方式进行斗争的故事。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继承了汉乐府长于叙事的特点,最典型的例如《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等。既有对“地不知寒人要暖 , 少夺人衣做地衣”的质问 (《红线毯》),也有对“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残酷现实的指责 (《杜陵叟》)。它们以政治问题或社会生活素材为主要内容,采用民间客观叙述方式,使“这种政治批评更接近采诗观风的客观呈现效果”。人物塑造方面,白居易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讲话,塑造了真正的农民形象。情节设置方面与汉乐府也颇多相似之处,即选取本身具有较强情节性和戏剧性的事件来构成尖锐的矛盾冲突。

三、体制形式

白居易新乐府在体制上也多继承汉乐府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其一,多取法汉乐府以概括诗意的三字题命题。汉乐府多用“歌、行、曲、吟、谣”为题。正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将“诗、行、咏、吟”等“二十四名”“尽编为乐录”。除此之外,汉乐府还有不少以二三字命题的题目。这些诗题往往都带有很强的歌辞性。如汉《铙歌》十八首,都为二字或三字题。这些题目都是由该诗首句而来。在这一点上,可以明显的看出白居易对汉乐府的继承。

其二,语言的通俗易懂,朴素生动。明胡应麟《诗薮·內编》卷一“古体上·杂言”云 :“惟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白居易学习汉乐府这种语言的特点,形成了通俗浅切的诗风。后世人多认为白诗过于“浅俗”,而且这种评价不在少数。如宋人张戒《岁寒唐诗话》:“元微之云 :‘道得人心中事。’此故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馀蕴,此其所短处。”在笔者看来,这些学者并未站在历史演变的角度去看待和评价。其实,白诗之所以俗,是由乐府这种诗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乐府的民间性、通俗性决定了白居易新乐府不可能超出这种特性的规范。

篇4：汉乐府诗歌

关键词：五言诗；杂言诗；音乐风格

1 诗歌形式追求

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到汉乐府时期，诗歌形式由单一变丰富，形成了新的诗歌形式五言、杂言诗体，诗歌的自由多样、灵活多变对音乐风格演变具有一定的影响。

（1）先秦时期诗歌形式。《诗经》以四言二音步的形式为主，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短促的二二节拍的形式。章节的回环复沓是《诗经》结构上的显著特点，即每章的词句基本相同，只换少数几个词语，反复咏唱。《楚辞》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诗体，在后世称它为“骚体”。它突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形成了抑扬顿挫、参差错落的长短句，大体上以五、六、七言句式为主。

（2）汉乐府诗歌形式。到了汉代，经济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使汉乐府诗歌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形成了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句式形式。汉乐府诗歌吸取了《诗经》《楚辞》形式的长处，摒弃了《诗经》《楚辞》形式的弱点，创造出了两种新的诗型：杂言诗和五言诗，在汉乐府中以这两种诗体居多。汉乐府中的杂言诗，它的句式丰富多样，从一言到二言，再到八言九言，长短不一、错落有致、不拘一格，呈奔逸飞动之势，是一种灵活多变的新型诗歌形式。杂言诗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对诗人歌手束缚较少，非常便于表演演唱，利于表达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复杂的思想感情。五言诗体是汉乐府独创的全新诗歌形式，它兴起于民间，是从乐府民歌中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的音韵节奏形式为“二、二、一”或“二、一、二”形式，句式比较整齐，形势比较自由活泼，音律灵活多变，提高了语言文字的表达功能，使诗的表现力大大增强，使诗更加生动形象，具有更为宛转流走的飞动之美，使诗富有表现力和音乐性。

汉乐府诗歌形式的长短随意、灵活多变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形式的流动之美。汉乐府这种形式美的形成与产生，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现象，它是汉代人审美观念的反映，鉴于汉乐府诗与乐是相联系不可分割这一特点，汉乐府诗歌形式它也是汉代诸种音乐艺术在汉乐府诗歌形式上的反映，它与汉代音乐风格的演变有一定的关系。

2 音乐风格演变

从西周、春秋戰国、秦到汉代，音乐风格逐渐由雅乐向俗乐转化，加之西域、少数民族音乐的传入，使汉代形成了形式多样、规模宏大、广博宏丽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与诗歌五言、杂言诗体形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俗乐兴盛与五、杂言诗。西周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历史上完整的宫廷礼乐制度，乐被确立了它的社会交往功能，用乐制度、用乐规模有严格规定，雅乐一统天下，居于主导地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礼崩乐坏”，雅乐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代表民间音乐的“郑卫之声”开始崛起，并受到君主、诸侯大夫的欢迎。秦朝时期，俗乐继续发展，秦始皇和秦二世都爱好俗乐。到了汉代，民间俗乐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汉乐府设立了专门管理俗乐的机构——汉乐府，豪富吏民阶层蓄养歌舞俳优纵情歌舞，民间也有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艺人出现，推动了俗乐的发展。此时，雅乐也并没有随着俗乐的兴盛而衰亡，而是在李延年这一善用新声的协律都尉的引领下，形成了新的雅乐体系。尽管如此，在汉代，雅乐的用途比较少，它主要用于郊祀祭礼，而俗乐则用途广泛，用于朝会、宴飨、军队仪仗等诸多活动，俗乐居于主导地位。在俗乐兴盛音乐风格的影响下，汉代诗歌形式也出现了相应变化。汉代诗歌以五言、杂言体居多，而这些五言、杂言体诗歌多是来源于民间歌谣，五言诗体诗歌句式比较整齐，生动形象，具有表现力和音乐性；杂言体诗歌中有许多口语因素，朗朗上口易于歌唱。汉代音乐以俗乐为盛，相应的诗歌即歌词，以便与歌唱为主，所以，五言诗与杂言诗在汉乐府中居多；代表雅乐的《郊祀歌》以三言、七言为主，所以三言、七言诗在汉乐府中比较少。

（2）异域新声与五言诗。汉代的音乐丰富而多样，它不仅把本民族的音乐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吸收了各少数民族及西域等外来音乐，如吸收西北少数民族的“鼓吹乐”，李延年将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一曲改编而成的“横吹曲”。对异域音乐的吸纳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说是汉代音乐的一个创新，而正是这种音乐风格的创新，它也影响到了汉乐府的诗歌形式。汉乐府诗歌中的五言诗体是一种独创的全新诗歌形式，在汉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在汉代诗歌史上算是一种创新。

3 结论

汉代音乐形式多样，规模比较宏大，它吸收了先秦音乐的文化理念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汉浪漫气质和清新的音乐风格，打破了雅乐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雅乐与俗乐及各种民间艺术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局面。从郊祀歌的浪漫迷离，相和歌的清新真切，鼓吹乐的恢宏雄壮，百戏的复杂多样，都生动地展现出汉代气势雄浑，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音乐风格。上文所说的汉代音乐这种形式多样、广博宏丽、绮丽华彩的音乐风格，与汉代的诗歌追求灵活多变、创新多样是相辅相成的。汉代音乐风格影响了汉乐府诗歌形式的追求，汉乐府诗歌的这种形式之美，正是汉代音乐艺术的美学特征在汉乐府诗歌形式上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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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88.

[3] 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9：71.

[4]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118.

[5] 季玲.发达繁荣的汉代音乐文化及其成因[J].艺术教育，2004（6）.

篇5：汉乐府诗歌

一、教学目标

1.理解诗歌大意；进一步了解汉乐府的知识。2.了解诗歌抒情的艺术手段；感受古代女子的爱情观。3.反复朗读诗歌，体会诗中表达的情感；争取熟背诗歌。

二、教学设想

《上邪》语言质朴，感情浓烈，形象生动，学生容易把握诗歌的主旨，故可以略讲。《饮马长城窟行》抒情女主人公情感复杂，思绪飘转，故要引导学生理解主人公情感的变化线索；鉴赏诗歌多种艺术手法结合的写作技巧。

三、课时安排：一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欣赏几则爱情语句，引导学生进入课文。（多媒体展示）

（二）.有关爱情的格言: 1.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恩格斯）

2.爱情进入了人的心里，是打骂不走的。它既然到了你的身上，就会占有你的一切。（莎士比亚）3.爱情有温柔，也有狂暴。（莫里哀）

4.如果爱情是真情实意，爱的委屈会很快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

（三）、《上邪》赏析

1.朗读诗歌，注意情感的抒发。

2.明确大意：写了一个女子的爱情誓言，对情人的至死不渝的真爱。

3.女主人公是如何向心爱的人表誓的？

明确：夸张、排比手法，列举了五种无法实现的现象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4.学生结合自己的理解，谈谈对诗歌的审美感受，教师总结。明确：这是一则爱的宣言，飞扬的爱情旗帜、炽热的情感，穿越千年也不褪色。铮铮之言，肺腑之语，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世间——真爱无敌。

（四）、《饮马长城窟行》赏析

1.朗读诗歌，梳理大意。

明确：诗歌写了一个女人对远行未归的丈夫的思念，有相思的刻骨铭心，有期盼的望眼欲穿，有被牵挂的欢天喜地。2.研读“青青河边草……展转不可见”。

明确：这部分写思妇昼夜梦想的殷切和悲伤。以青草起兴，象征爱的绵长，令人耳目一新。3.研读“枯桑知天风”到“谁肯相为言”。

明确：写思妇独居之苦和不平。和丈夫一起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偏偏没有人告诉她丈夫的情况，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4.研读剩下部分。

明确：写思妇收到丈夫来信的喜悦之情。原来远方的丈夫也并没有忘记家中的妻子。“上”“下”各指信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信的内容非常质朴，非常亲切，丈夫的叮嘱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感情，他也在思念着她。5.诗歌从哪些方面写了女子的思念和痛苦？用了什么手法？

参考一：多处运用比兴的手法，如开头的以草起兴，表明思妇的思念之情；“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这一句也是起兴。桑树枯萎知道天风已到，海水也知道天寒的滋味，极言丈夫不在家自己受到的冷落，感受到的世态炎凉。

参考二：三层痛苦：丈夫远行，经年不归，独自一人，饱尝门庭冷落、世态炎凉之苦，这是一层痛苦；偏偏一大帮和丈夫一起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唯独不见自己的丈夫，他人团聚而自己不能，这是第二层痛苦；回来的人群中，居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告知自己的丈夫的情况，“谁肯相为言”，世情如此，令诗人的痛苦陡然增加，这是第三层。

6.总结归纳。

我们将诗中读到的各种信息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见到的主人公了。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思极深的女子形象。诗歌从青草起兴，以收信结尾，中间写到了自己的独居之苦。全诗一气呵成，非常简洁。

五、拓展研讨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释义讨论。

参考一：枯桑虽已无叶尚且知道天风的拂吹；海水虽然广大不易结冰，也可知道天气的变冷。枯桑且知天风，海水且知天寒，远行的丈夫竟会不知道家中的妻子对他的思念吗？ 参考二：诗中妇人对远行丈夫的思念，如今，春去秋来，岁月轮转，眼看天风拂吹，桑枯叶落，水冷天寒，伊人不归，年复一年，更加深内心的凄冷和对伊人的思念。原诗下二句：“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别人家的丈夫入门来，一家和和乐乐，相与嘘寒问暖，唯独自己，独守空房，冷落凄清，无人可相安慰。如今，看着天风的吹拂、落叶的飘落、海水的变寒；岁月飘忽，岁月虚度，触景生情，倍添内心的寂寞凄寒。

六、补充汉乐府知识

1.乐府，本来是指汉代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逐渐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

2.乐府民歌是汉代乐府的精华，这些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形式是新创的，情感是丰富的，文字是质朴的，题材是现实的”，代表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3.代表作品如《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平陵东》《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4.明人胡应鳞《诗薮》曾评论说：“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又说：“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

七、布置作业

1.熟读两首诗，争取背诵。

篇6：汉乐府 教案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乐府及《饮马长城窟行》的有关知识

2．把握诗歌比兴、顶真、借代、比喻等艺术手法 3．以虚写实，虚实难辨，更富神韵 能力目标：

1．训练学生诵读的能力

2．培养学生从景物、动作、心理描写等角度鉴赏诗歌的能力

德育目标：学习此诗，感悟美好真挚的爱情，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操

教学重点：

1．分析诗歌的层次转折、悲喜变化

2．比兴、顶真、借代、比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

教学难点：景物与动作、虚与实相结合来表达主人公飘忽不定、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

教学方法：

1．诵读感悟法：通过反复诵读，逐步加深对诗意的理解，感觉其音乐美。

2．探究赏析法：从景物与动作、心理变化去赏析诗句，感觉其情感美。

教具准备：多媒体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题 解】

《饮马长城窟行》为汉代乐府古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相传古长城边有水窟，可供饮马，曲名即由此而来。秦、汉时人以远戍长城为苦，后随之成为艰苦行役生活的象征。本诗用女子第一人称口吻抒写思妇思念征夫的情愫。这首歌辞，《玉台新咏》署蔡邕作，而《文选》只载作“古辞”，不署蔡邕。

【专书介绍】

汉乐府，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辑录乐府诗，最早见于南朝梁时沈约的《宋书·乐志》，而后有南朝陈时徐陵的《玉台新咏》、隋代王僧虔的《伎录》、智匠的《古今乐录》，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宋代郑樵的《通志·乐略》等。但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总集还是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辑录了从不尽可靠的陶唐氏之作到五代的歌谣与乐府，共计100卷，又将自汉到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主要保存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之中。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

汉乐府深受«诗经»、楚辞的影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艺术上，以叙事为主，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语言朴实，表现手法丰富。形式上，汉乐府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特别是五言诗为汉代民间首创，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汉书·艺文志》载，两汉乐府民歌有138首。现存40余首，多为东汉时期作品，主要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近人黄节编著的《汉魏乐府风笺》和今人曹道衡的《乐府诗集》都是较好的选注本。

【课文分析】

1．层次内容：

第一层从“青青河边草”到“展转不可见”。这一层是写思妇昼思梦想的殷切和悲伤。诗起头的“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是作者借著景色的铺陈，引发妇人触景生情，对远离家乡的丈夫的思念。“绵绵”两字传达了两层的意义：妇人“思绪的绵绵”是由“草的绵延不绝”引起的。由于路途的遥远，思念也是突然的，只好在梦中求得相会，然而才在梦中实现的愿望，醒过来后又是遥远的空间隔绝，依旧是“他乡各异县”，彼此无法相见。这一段可以说是故事的前提，在修辞技巧上，“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中的“远道”，“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中的“梦见”，以及“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中的“他乡”，都是修辞技巧中的“顶针”句法。这样的连缀句子的方式，使得全段读起来有一种流畅的音乐性。

第二层只有两句，这一层是写寒门独居的痛苦和不平。“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暗示远方的人也能了解，而邻居却只顾沉浸在家庭的欢乐中，不肯为她捎个信。在这一层中，运用了起兴和对比的手法，写女子寒门独居，表现其孤独和凄凉的感情。

第三层情节发生了转折写喜获夫信的情况。忽然有客从远方带来丈夫木质双鲤鱼夹封的信函，呼儿差封解除了她的思念之苦，而在书中也获得了远方传来的，对她坚定不移的情意。者样的故事，主要在描述中国传统妇女“闺中思人”的感情起伏，文字质朴自然，情感真切悠远。2.赏析：

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抒写怀人情愫。诗歌的笔法委曲多致，完全随着抒情主人公飘忽不定的思绪而曲折回旋。比如诗的开头，由青草绵绵而“思远道”之人；紧接着却说“远道不可思”，要在梦中相见更为真切；“梦见在身边”，却又忽然感到梦境是虚的，于是又回到相思难见上。八句之中，几个转折，情思恍惚，意象迷离，亦喜亦悲，变化难测，充分写出了她怀人之情的缠绵殷切。诗中所写思妇种种意想，似梦非梦，似真非真。如诗中所写她家有人归来和自已接到“双鲤鱼”“中有尺素书”的情节，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一种极度思念时产生的臆象。剖鱼见书，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而游子投书，又是极合情理的事。作者把二者糅合在一起，以虚写实，虚实难辨，更富神韵。

最令人感动的是结尾。好不容易收到来信，“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却偏偏没有一个字提到归期。归家无期，信中的语气又近于永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大概是寄信人不忍明言，读信人也不敢揣想的。如此作结，余味无尽。

3.艺术特色（1）.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兴之为义，是诗家大半得力处。”（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那么，何谓“兴”？杨万里云：“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答徐达书》）在以无思无虑的自然心态与物自由交往之时，忽而出现的心与物的自然契合，就是“兴”。这首诗以思妇第一人称自叙的口吻写出，多采用比兴的手法，语言清新通俗，“青青河畔草” 以“草”起兴,表达对远方伊人的思念。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也使用了比兴的手法。

（2）.通过人物动作、心理描写塑造思妇形象。

（3）.顶针、借代、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诗作语言丰富，感情真挚。顶针:上句的结尾作为下句的开头，使邻接的句子首尾蝉连的修辞法，叫做“顶针”。作用：文句经由巧妙的刻意连接，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和谐紧凑的结构美。“„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这几句，前一句的结尾做后一句的开头，使邻接的句子首尾相衔，使语句上递下接，气势连贯，很有特色。借代：双鲤鱼指代书信双鲤。如李商隐《寄令狐郎中》： “ 蒿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比喻： 烹鲤鱼比喻打开书信。参考译文

河边春草青青，连绵不绝伸向远方，令我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远在外乡的丈夫不能终日思念，但在梦里很快就能见到他。梦里见他在我的身旁，一觉醒来发觉他仍在他乡。他乡各有不同的地区，丈夫在他乡漂泊不能见到。桑树枯萎知道天风已到，海水也知道天寒的滋味。同乡的游子各自回家亲爱，有谁肯向我告诉我丈夫的讯息！

有位客人从远方来到，送给我装有绢帛书信的鲤鱼形状的木盒。呼唤童仆打开木盒，其中有尺把长的用素帛写的信。恭恭敬敬地拜读丈夫用素帛写的信，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书信的前一部分是说要增加饭量保重身体，书信的后一部分是说经常想念。

【思考与练习提示】

1.这首诗的艺术构思有何特点？

答：随着抒情主人公飘忽不定的思绪而曲折回旋，由现实到梦境，又由梦境回到相思难见的现实，亦虚亦实，以虚写实，其构思极富神韵。

2.“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两句对全诗的叙事抒情有何作用？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因为看见河畔的青草引起来她对远人的怀念。“绵绵”上承“河畔草”，下启远道之思，一语双关，既形容“草”，又形容“思”，把兴与赋紧紧地联系起来，虽然意象跳跃很大，读起来却令人感到自然流畅。3.分析本诗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对塑造思妇形象的作用。

答：景物描写：由“青青河畔草”引出思妇的思念和忧虑之情。

心理描写：“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 通过这些心理描写来创造一种悲凉的气氛,进一步深化主题。4.体会本诗深情而朴素的语言风格。答：略。

【相关参考资料】

（一）乐府

1.秦﹑汉间的乐府建置： 乐府建置始于秦代，与“太乐”并立﹐分属内廷掌管﹐根据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及1977年始皇陵出土的错银“乐府”钟。梁刘勰﹑唐颜师古﹑宋郭茂倩及郑樵﹐皆据《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之说﹐把“乃立乐府”解释为始创乐府的建置。宋王应麟﹑清何焯等曾据汉惠帝二年的史料提出异议。实则《史记·乐书》与贾谊《新书》亦早有武帝以前的有关乐府记述。今人以为乐府始创于秦﹐汉初因袭之；汉武帝立乐府﹐应解释为乐府机构的大规模扩建。

哀帝罢乐府与晋﹑隋间的太乐乐府： 公元前7年﹐汉哀帝裁撤乐府官﹐下诏：“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对于这一史实﹐有“罢（停办）”﹑“省（精简机构）”两种解释。《汉书·礼乐志》明确记述：当时的乐府员工﹐经过裁减﹐余下47％﹐并入太乐机构。晋﹑隋间﹐有“太乐乐府”之名﹔《隋书·音乐志》郑译乐议讨论“三声并戾”﹑“三声乖应”问题﹐前称乐府﹐复称太乐﹐可见这一时期乐府与太乐仍为同一机构。唐代在太乐署之外﹐无乐府之名﹐另设教坊与梨园。此后就不再有乐府机构的设施。

乐府与雅﹑俗乐的关系： 汉初乐府令夏侯宽为《安世乐》“备其箫管”﹐属雅乐的礼仪活动﹐其乐实为当时民间俗乐的“楚声”。武帝时﹐李延年更用大量的民间俗乐从事郊祀礼仪活动。晋﹑隋间太乐乐府用“清商音律”。至唐代﹐太乐署仍然兼管雅﹑俗乐。这些史实说明中古以前﹐太乐或乐府作为音乐机构与它们所管理的音乐之间﹐并无严格的雅﹑俗界限。太乐或乐府作为宫廷机构﹐所掌音乐的种属往往与君主的好恶有关。君主中有为的创业者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思想豁达﹐不拘泥于雅﹑俗之见的﹔隋文帝有所偏颇﹐但他所提倡的“华夏正声”﹐实为南朝“清商乐”﹐不过是以前代俗乐为雅乐罢了。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以为太乐掌雅乐而乐府掌俗乐的分立二署之说﹐是宋代以后雅﹑俗异流思想的反映﹐实以后代制度推论前事。

乐府与乐府诗词： 音乐文学的史料中以乐府借称乐府诗词﹐已成通例﹐最是出现这种用法的是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第七》。至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用乐府二字来概括入乐的诗歌。再晚﹐某些文人将套用歌词体式的不入乐的诗﹑词﹑曲亦皆名之为“乐府”﹐则是名词的混用了。

（二）、乐府诗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