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律原则探究论文

摘要：投资者适当性通过规范证券公司金融产品销售行为，将适合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投资者，来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文在当前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制度体系，对国内整个证券市场不断完善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法规框架及实践细则等进行详细阐述，总结优点及不足，并提出相应改进措施，以期为我国金融监管提供参考。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法律原则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金融法律原则探究论文 篇1：

从特权到原则

摘 要：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公司产生于英国，但是在英国法律史上，公司法人资格的确立经历了从“特权”到“原则”的转变过程。在1720年之前，公司法人资格几乎纯粹是特权的产物;1720年的《泡沫法案》本可对此进行改革，却惨遭失败。将近1个世纪之后，这一局面才通过相继出台的制定法而得到改变，公司的法人资格逐步从特权变为法律原则，最后通过判例法，从原则上彻底确立公司的法人资格。

关键词：英国公司法;公司法人资格;《泡沫法案》;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案

公司是当今商品经济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企业组织形式，这是因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legal personality），使公司自身具有独立于投资人的财产，从而拥有特有的财产组织功能和有限责任功能。英国最早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公司为其创造和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之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工商大国。在英国法的历史上，公司法人资格的确立，是经历了从“特权”（privilege）到“原则”（rule）的曲折过程，因此有必要理顺这一过程，探究其历史意义。

一、19世纪之前的公司法人资格

（一）1720年泡沫法案之前

在大约14—15世纪，“公司”一词被首次用于命名以商业为目的的社团 [1]。到了16世纪，英国产生了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2]。尽管如此，公司要想取得法人资格，却绝非易事。那时的英国公司可以通过两种特许制度而取得法人资格：一种渠道是皇室特许状（royal charter）。皇室特许状是一种由英国君主签发的，将特权授予个人或团体的正式文书。当时，皇室特许状主要是颁给贸易公司（trading companies），这类公司通过得到皇室特许状，进而取得法人资格，在相应领域取得对外贸进行垄断的特权[3]。著名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即是通过特许状而成立的法人。

另一种渠道是议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国会有权单独以法案形式授予法人资格。例如，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获得议会法案的授权来对特定债务承担责任，从而拥有相应的法人资格[3]。

这一时期的英国公司，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以上两个途径取得法人资格，尽管渠道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在实质上都属于特许制度，而且获得特许的成本高昂，程序也极为烦琐。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英国的公司的法人资格，除了特许状和议会法案之外，还得不到法律的认可与调整。

（二）1720年泡沫法案

到了18世纪，一部法案的出台却让合股公司遭受了当头一棒。事情的起因是由一些英国贵族创立的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为了获得大多数的国债，南海公司以其股票换取政府债券，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其他的公司纷纷效仿这一行为，造成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于是，南海公司以各种手段游说国会，企图制止这一现象。到了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泡沫法案》（Bubble Act）。

该法规定：第一，禁止各公司在没有特许状的情况下具有行为能力，在已获得特许状的情况下，其行为能力仅限于许可范围;第二，禁止用已废止的特许状假冒法人社团、承销或包销非法人社团的证券。该法案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南海公司的垄断地位，殊不知，南海公司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然而，政府针对南海公司的竞争者进行司法调查，对其予以严厉打击，迫使人们将把大量闲散的资金集中投资到少数国家设立的公司上，反而引起股市崩盘，所有投资者与政府不得不吞下苦果。

《泡沫法案》是英国最早的公司立法，它本可以针对法人资格特许制度和相关行政性垄断问题而做出改革，使合股公司能更容易获得法人资格，来保护广大股东和公众的利益。然而，该法的实际内容却刚好相反。“它不是正本清源，……是指望通过强化法人社团许可制度、阻碍合股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减少法人社团数目来避免另一次危机。”[4]

二、19世纪公司法人制度的变革

由于《泡沫法案》带来的负面影响，英国公司制度的发展在其颁布后一百多年的时光里几乎停滞。到了1820年，公司法人资格仍然“是例外，而非原则”[5]。《泡沫法案》重挫合股公司的发展，英国公司法人制度的改革在19世纪才展开。

（一）议会立法的铺路

1.1834年《贸易公司法》（Trading Companies Act）以及1837年法案。在1825年，英国议会才将《泡沫法案》废除。直到1834年，《贸易公司法》得到了议会的通过。根据该法案规定，皇家政府可用“专利证书（ Letter Patent）”确认法人社团的全部或部分特权，不必颁发特许状;该法案还规定，合股公司可通过其负责人进行起诉和应诉，公司成员的个人责任也是有限的[6]。这意味着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前述的两部法案于1837年被一部更为详尽的法案所取代。1837年法案授权贸易委员会（the Board of Trade）赋予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在实际管理中，贸易委员会也只能对体现某种公众利益的组织授予承担有限责任。

废除《泡沫法案》后，从1825年到1834年，再到1837年，议会的这些立法成果并没有改变公司法人特许制度，但是这些法案排除了合股公司的部分发展障碍，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特许主义。

2.1844年《合股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44）。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合股公司法》。该法案规定，公司只需注册成立，简化了设立程序，从而确立了法人准则成立主义，即所有合股公司都需要注册，并获得与其成员相区分的法人资格。注册登记程序不仅相对便利，其费用也大大低于申请特许状，而特许状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仅仅能满足申请人的虚荣心而已。准则成立主义向公众敞开了取得法人资格的通路，公民有权通过相对简单的行政程序成立公司，法人也就成了“‘私权’的享有者、‘私法’上的主体——合同法、财产法、信托法、侵权法上的‘拟制人’”[4]。

1844年《合股公司法》在英国公司法的发展历程上极具里程碑意义。因为法律规定公司可以通过注册成立而取得法人资格，英国公司开始被承认为私法主体，使公司的法人资格开始从特许主义向准则成立主义转变，英国公司的法人资格由特权到原则的转变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3.1855年《有限责任法》（Limited Liability Act）、1856年《合股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56）和1862年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 1862）

（1）1855年《有限责任法》。《有限责任法》于1855年8月14日被通过，填补了1844年《合股公司法》的空白，引进了有限责任制度。根据该法案，股东的责任以其持有股份的票面价值为限。英国法律史学家威廉·霍尔兹沃思爵士（sir William Holdsworth）认为该法案“开启了公司法历史的新时期”[3]。

该法案规定，按照1844年《合股公司法》成立的公司（保险公司除外），需要将资金分为若干股份（每股价值不少于10英镑），便能按照该法案所陈述的条件得到注册有限责任的许可证明。该法案规定如下条件：第一，公司名称必须以有限责任公司结尾;第二，财产授予契据（deed of settlement）要得到至少25个股东签字，这些股东持股数量至少要达到名义资本的四分之三，且名义资本需要有20%已被缴付[3]。《有限责任法》引入有限责任制度，使得公司的独立法人实体地位得以明确，公司的法人资格进一步得到了原则化。

（2）1856年《合股公司法》和1862年公司法。1856年《合股公司法》取代了实施了不到一年的《有限责任法》。根据该法案的规定，至少七位股东在公司注册证书（memora-

ndum of association）上签字，上面详细注明公司名称、经营对象和股份数额，将其保存在登记官处，公司便能得到注册并取得法人资格;公司还能选择是否具有有限责任[3]。1856年《合股公司法》巩固了之前的立法成果，还简化了1844年《合股公司法》中的公司设立程序，更加便利公众取得法人资格，公司的法人资格地位在此进一步得到了原则化。1862年公司法的全称为《法人设立、内部章程以及对贸易公司和其他社团的进行清算的法案》（“an Act for the incor-

poration，regulation，and winding up of trading companies and other association”），该法整合与修改了1856年《合股公司法》和其他法案的内容，还扩大有关申请公司注册的范围。

在19世纪，英国制定法数量大增，公司的法人资格在制定法中得到了改变，英国公司更容易地取得法人资格。因此，英国法中的公司法人资格也从特权逐步向法律原则转变，公司的法人资格至少得到了制定法的原则性认可。

（二）萨洛蒙（Aron Salomon）诉萨洛蒙有限公司（Salom-

on & Co.，Ltd.）案对公司法人资格原则的最终确立

最终，判例法将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确立为原则，那就是著名的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案。1892年，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萨洛蒙决定将他拥有的皮靴店以38 782英镑卖给了有他本人组建的公司，该公司由萨洛蒙本人和其妻子、五个孩子组成。公司的名义资本为4万股，每股价格为1英镑，公司发行20 007股，除其妻子和五个孩子各拥有一股外，萨洛蒙本人拥有2万份股份。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做担保向萨洛蒙发行了一份金额为1万英镑、带有浮动担保的债券，并且支付了8 728英镑的现金。但公司很快陷入困境，一年后公司进行清算。若其资产用于清偿萨洛蒙有担保的债券，则公司的其他无担保债权人就无法获得清偿。这些无担保债权人声称，萨洛蒙和其公司实际上是同一人，公司不可能欠他1万英镑的债，公司资产应用于偿还他们的债务[6]。

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裁定萨洛蒙应当承担个人责任，理由是：该公司的组建存在欺诈，并且事实上，该公司也纯粹是萨洛蒙的代理人和托管人。但是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承认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这种法人资格则是有别于其合法的个体经营者的人格[6]。本案确立了一个重要法律原则，即只要依照法律的规定设立公司，公司就能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即使公司的股份实质上只持于一位股东的手中，即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公司在人格上与其股东或者成员是完全分离的。该判例不仅阐述了法人资格的原理，还将一人公司也纳入到了法人的范畴中。英国公司的法人资格就此彻底摆脱以往的特权色彩，得到了判例法的认可，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原则。

三、结语

英国法中的公司法人资格由“特权”转变为“原则”，这一性质的转变历经曲折，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从14世纪到19世纪这数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社会过渡演进，公司因此应运而生。公司特有的法人资格，使得公司财产和投资者的财产相分离，这样无疑可以鼓励投资者积极行使投资的权利，但是这种法人资格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法人资格从“特权”到“原则”的转型，并不是大踏步的前进，而是通过一部部成文法案和判例缓慢累积而成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英国法中的公司法人资格的这种转变既是英国社会进步的缩影，又是英国法律史演进的必然产物。英国一直是深受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法的形式也的确是保守的，但是它的实际内容却是与时俱进的，这一点在公司法人资格的原则化确立上得到了体现。公司法人资格的原则化历程，一点点让英国公司得到了发展的活力，公司的活跃也就激活了英国的工商、金融等行业，为英国的称霸奠定了财力基础，英国公司法无疑为此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参考文献：

[1]Peter Cane，Joanne Conagha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M].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80.

[2][美]腓特烈·坎平.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史[M].屈文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43-245.

[3]Sir William 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J].Volu-

me VIII，London，Methuen，1937：199-205.

[4]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1992（4）.

[5]“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Laws of England”，Volume XII，1820-1914，Private Law，oxford[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613-628.

[6]Salomon v Salomon & Co Ltd （1897） AC 22[Z].

作者：姜威

金融法律原则探究论文 篇2：

浅析投资者适当性原则

摘要：投资者适当性通过规范证券公司金融产品销售行为， 将适合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投资者，来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文在当前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制度体系，对国内整个证券市场不断完善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法规框架及实践细则等进行详细阐述，总结优点及不足，并提出相应改进措施，以期为我国金融监管提供参考。

关键词：投资者保护;投资者分类;金融监管;适当性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成熟资本市场普遍采用的投资者保护安排。所谓投资者适当性，是证券经营机构在向投资者进行销售过程中，根据自身评估标准，对投资者是否具备相应投资能力所作出的合理判断。具体地讲，适当性是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动态匹配”，证券公司依据投资者投资目标、投资期限、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等的不同，通过对金融产品原理的介绍、风险的揭示，选择适当的投资者审慎参与交易。同时，适当性也是一項投资者保护制度，通过明确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权利义务、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协调双方在证券销售和推荐领域的关系，降低各方利益冲突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此外，投资者适当性原则还是一种监管标准，通过相关监管制度、法规、准则的建立，平衡投资者、证券公司及监管机构三方的关系，实现对投资者的分类保护，达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目的。

本次新修订的《证券法》作为统领中国资本市场的统一规制“母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在其第六章“投资者保护”中对投资者适当性加以明确规定。这是我国投资者适当性体制建立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一、引入原则监管，加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体系性建设

此前我国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体系层次不清，虽然也建立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为内容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体系，但其规定内容既有交叉和重叠，又有割裂与分散。这就导致我国新推出的每一个市场、新发行的每一款金融产品，证监会、交易所及其他相关机构都会为其制定专门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致使针对不同市场、业务和产品所专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具有重合度，同时个别制度间又存在割裂与冲突。新《证券法》正是引入原则监管的制度尝试。首先从法律层面规定了投资者适当性原则，以纳入基础性法律的法律原则形式统领证券立法，明确提出投资者适当性这一项目标和要求，把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凌驾于其他证券市场规则之上，起到了统筹作用，使其能够融入到各个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市场的规章制度中去，以此稳定证券业的金融秩序;其次，以法律原则的形式要求金融市场各个主体在证券交易活动中，将投资者适当性原则纳入其所从事的金融活动，防止出现券商等主体严重依赖“交易规则本身”的技术条款而“重法律形式、轻交易实质”，使得投资者适当性原则流于形式，难以保障普通投资者的资金安全的情况发生。

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内容建设更加完善

在以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内容方面存在诸多漏洞。比如在对投资者分类过程中，仅依据投资者的资金规模和从业时间，并未考虑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分类标准较为粗糙，分类制度不够完善。又如，当前仍未有明确、统一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界定标准，导致在“适当性”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不同证券公司对同一投资者的风险评级不尽相同。这些都使得投资者适当性规则难以直接有效适用。新《证券法》虽然还是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即证监会具体规定相应的划分标准，但也提出了相应的评判和划分原则。新《证券法》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当按照规定充分了解投资者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第八十九条规定：“根据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因素……”，这都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具体的标准规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框架支撑。

三、改变对投资者的倾斜保护不足的现状

资者适当性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证监会以“买者有责”为核心，形成了以代理理论、特殊情况理论和信义义务理论为内容的适当性理论基础，而我国投资者适当性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在信赖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理论基础的延伸与发展。相比于境外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我国更强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侧重于风险防控，这与其他国和地区投资者适当性目标是为“投资者保护”有所不同。因为制度定位不同导致投资者的认知出现偏差，认为此制度的目的只是为防控风险而非对自身进行保护，在实施时部分投资者不愿意配合证券经营机构进行投资者调查。而本次新《证券法》的修订出台，首先从立法取向或制度设立角度入手，明确我国设立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目的是投资者保护为主，风险防控为辅，这样从立法、政策等各个方面加大对投资者的倾斜保护。

此外，新《证券法》第八十八条对证券公司“了解客户”做了详细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证券公司区分投资者适当性和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的义务，包括身份识别和风险识别的基本义务，即“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在此基础上将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新《证券法》中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名义上是证券公司的义务，但通过本次修法，它实际上也转换成了券商的一种权利，即如果没有通过投资者适当性审核，证券公司有权利拒绝向投资者提供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明确了违反投资者适当性原则的责任分配和承担问题

建立健全便捷高效的投资者权利救济体系是新《证券法》的一项重大突破。此前我国针对违反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责任分配和承担问题，进以行政责任加以约束，而未提及民事责任。鉴于行政责任的主旨在于修复被破坏的监管者与违法者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恢复应有的证券市场监管秩序。行政责任最终只能对金融市场的管理秩序这一客体予以救济而无法取代民事责任。因此，学术界一直呼吁有必要对我国投资者适当性纠纷的民事救济途径进行探究。本次新《证券法》的修订出台，在诉讼权利方面明确投资者在提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的法源及法理基础。

五、结论

本次新《证券法》正式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投资者保护原则，顺应了我国证券业业态发展趋势，回应了社会关切。虽然不免存在不足和漏洞，尚需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的补正，但毕竟迈出了投资者保护原则法律规制的第一步，对我国证券行业行稳致远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Norman S. Poser， Liability of Broker-Dealer for Unsuitable Recommendations t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J].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1（7）。

[2]张付标，李玫.论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的法律性质[J].法学， 2013（10）。

作者简介：

王嘉（1994-），男，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2019级法律硕士，研究方向为商法。

作者：王嘉

金融法律原则探究论文 篇3：

高校法学课堂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

[摘要]高质量的法学课堂教学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保障。因此，必须不断优化法学课堂教学中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例如，合理的课堂实践教学设置是高质量课堂教学的实现机制；以“学”为本位是法学课堂实践教学的基础思想；有机整合适用案例与判例教学法是法学课堂实践教学运行的必然路径；恰当应用模拟法庭教学法，是提升法学课堂实践教学效果的有力补充。

[关键词]法学课堂 实践教学 运行机制

[作者简介]王曦（1972- ），女，湖北武汉人，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学。（江苏 南京 21001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十二五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把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为此，一要坚持德育为先，二要坚持能力为重。它要求法律本科学生不仅要具备精深的理论和系统的法律知识，更要具备法律信仰、法律思维方式和熟练运用法律处理法律实务，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而在高校法学教育中，课堂教学不仅是传输法律理论、知识的主阵地，更是学生日后法律实践能力与素养培育的立足点。因此，法学课堂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环境，高质量的法学课堂教学是提升人才培养的基础保障。

一、目前我国高校法学课堂教学中实践教学内容的设置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老师讲学生听、老师说学生记。教师系统讲授理论知识，附带联系一些现状、评价其优劣等。这种教学方式曾经长期存在于我国法学教学中。这种教学情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不动脑思考，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教学过程枯燥，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佳。

因此，现今的法学课堂教学中已切实引入实践教学内容，即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安排案例研讨。案例分析法，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兰德尔教授最先系统运用于法学教育中，将普通法视为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渊源，把案例视为可以阐明法律原则的经过推理归纳的原始经验材料，研究法律要寻根溯源，源头就是已经判决生效的判例汇编。这是锻炼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方式。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中的所谓案例法并非实质意义上的案例法。它通常是教师在课堂理论讲解后，举一个案例并设置一两个问题让学生讨论，最后教师给答案。这种方式下，学生的思维局限于所提问题，没有发散余地，功效发挥不佳。为更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全面提高法学人才培养质量，高校不仅要更新教育思想与观念，强化法学实践内容，更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基于此，必须不断优化法学课堂教学中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二、构建以“学”为本位的课堂，为法学课堂实践教学提供良好运行环境

当前社会要求大学生既要有丰厚的知识量，还要有迅速适应新环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这就必须改变以往高校课堂教学的以“教”为核心，代之以“学”为本位。

所谓以“学”为本位，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自主参与学科原理认知过程的教学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導下，启发式教学方式与之相匹配。它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启发指导学生自主探究、辨析，从而获得知识，是一种强调挖掘学生智慧的教学方式。在此，学生获取的不仅是科学知识与方法，更是思维方式的习得和探索精神的领悟，真正做到教育的“以人为本”。

以“学”为本位的教学课堂与当前法学教育目标——实践能力与素质养成相契合。法学课程有其自身特性——即使是既定的法律规定也必须随现实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而法学理论则更加需要深度挖掘方能具有长久生命力。具体到现实个案的法律运用上，由于问题的存在往往是由多种因素致使，使得结论并非显而易见和明确肯定。这种现象的存在十分正常，但它却更多地要求我们对具体、特殊的问题、现象进行全面分析和探究方能获得正确结论。因此，法学课堂实践教学必须从创设问题情境出发，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究激情，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体验法律知识的发生过程。要让学生有充足的自主学习与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深层次理解、掌握与运用理论与知识。在充分质疑、批判和独立见解发表中，逐步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引导学生把握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是法学课堂教学以“学”为本位的精髓所在。

三、有机整合适用案例与判例教学法是法学课堂实践教学运行的主要路径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的法典化、体系化需要学生系统掌握法学理论体系、基本规则，因此，课堂系统讲授必不可少。但法学本身是实践性要求极强的学科，其原理、规则无不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具体反映。教学绝不能停留于理论讲授的层面。此外，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与滞后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是复杂现实生活的完全规定，漏洞存在不可避免。要让学生具备运用法学理论与知识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高校课堂必须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目前，案例教学法与判例教学法是高校法学课堂实践教学中广泛应用的两种方法。案例教学法是通过教师展示案例、组织学生研讨案例、教师归纳提炼等一系列程序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方式。它对启发学生法律思维，培养学生自主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法学课堂实践教学的重要方法。但有学者认为，案例教学表面上是在用案例进行教学，其实质却是把案例作为传授理论的手段，并非真正侧重于通过案例分析，培养理解法律的思维，锻炼操作法律的方法。相较于此，“判例教学法”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大有不同。判例教学法更具“天然的实践品格”。创始人兰德尔教授认为，“已经报道的案例是唯一可以承认的数据”。判例教学法，是提供给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机会，去感受法律知识获得的全过程，去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职业技能，学会“像律师那样思考”。但是，判例教学法也并非完美无缺。批评者曾经指出它使“法学院变得过于学术化了”“实践项目必须与法学院的教学部门保持某种程度的分离”。

两种方法各有所长，案例教学以建构理性为基础，判例教学以经验理性为基础。在教学实践中整合运用二者，在保留传统案例教学法优点的同时，恰当地推行“判例教学法”，此为实现法学课程课堂实践教学的主旨精神的必然之径。

我国的法律体制不似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体制，但对于我国高校法律人才培养，在判例教学法方面却仍然可有所作为。一方面，当然可以尽量采用已经公布的法院判决和司法先例，以事实的案例用于教学，这当然能够给予学生以最全面最真实的感受。此时，可以充分利于现代教育手段辅助进行课堂实践教学。在课堂教学中，适当运用多媒体设施，组织学生浏览、观看法制类节目，及时了解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最新动态。特别是在程序法教学中，教师可提供一些审判实例（如庭审现场、今日说法等）给学生观看，让其真切感受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事件及法律处理过程。在此基础上，教师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讨，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不仅对国内外一些法律知识、程序教学有良好效果，还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法律理念及法律思维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案例教学中引入判例教学法的积极因子“质辩、对抗、类比、分析”等，对于法学课堂实践教学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是就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争议案例（对法律关系的认定、法律规则的适用等存在争议，尚未定论）进行论辩的教学方式。教师把案件所涉案情资料提供给学生，然后将学生分组，每组分别代表不同的当事人、法官、检察官等。由同学们对自己所掌握的案情资料加以分析、论辩。讨论中，小组内集思广益，辩论中各小组各抒己见，甚至强烈对峙，而问题的梳理与辩明却在充分的对峙中实现。这种开放式自主学习，良好地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提高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恰当应用模拟法庭教学法，提升法学课堂实践教学效果

模拟法庭教学法指由老师选用真实、典型性案例，整理后发给学生，学生分别以法官、检察官、当事人、律师等身份参与其中，依法定诉讼程序，开庭审理各类案件的实践教学活动。它是以学生为主体，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方式。为赢得其他同学对其角色参与的认同，参与者会做充分的课前准备，主动寻找证据，查找法律依据。通过对所涉法律问题的思考、研辩，会加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对日后从事的法律工作有初步体验。这是与提升法律人才培养质量要求相适应的课堂实践教学方式。

和一般課堂教学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有其自身特点与要求：一是教学运行条件要求高。模拟法庭教学要在配备了专门的审判桌椅、法槌、多媒体设备以及专业人员服装，划分审判、旁听、候审室等不同区域的模拟法庭实验室进行。二是适用对象的非普适性。一方面，模拟法庭教学方法更适于较高年级学生。因为这种教学对法律知识储备、法学实践经验有一定要求，高年级同学因具有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运用此法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低年级应用则收效堪忧。另一方面，受硬件和师资所制，模拟法庭教学一般只能挑选部分学生参与，其他同学主要是观摩。三是适用频次的有限性。一场模拟法庭大约10人左右参与。一个标准班级分成4～5组，每组操练一次，加之教师分析、点评，一次完整过程至少要6～8节课。如此大的教学时间、人力等教育成本，致使模拟法庭教学在适用频次上必然受限。

因此，模拟法庭教学不宜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教学手段，其定位应该是课堂实践教学的辅助手段，主要是通过让学生亲自体验，检验学生综合学习成果，促其反思、提升学习成效。同时，对模拟法庭教学的安排设置必须与其特点相适应方能发挥最大优势。这就要求：

1.强化硬件设施建设，改善教学环境。目前，我国教学基地的不足仍然在限制模拟法庭教学的发展。对此，一方面，高校应给予重视，在经费条件允许下，积极建设模拟法庭教室，完善相应设备，为实践教学创造更好条件。另一方面，高校间完全可以整合资源，建立对模拟法庭的共享机制，提高利用效率，减少硬件资源对教学的限制。

2.健全运行机制，提高运行效果。从教师角度看，考虑到这种实践教学方式需要额外花费教师大量时间与精力，如果工作量不能被认可，教师就会缺乏工作热情。对此，学校必须建立与模拟法庭教学工作相适应的考评机制，以激励教师参与。从学生角度看，应该建立全员、多层级渐进式的参与机制，即对不同能力层级的学生开展不同深度的模拟法庭教学活动。对低年级学生，可组织其观摩高年级模拟庭审过程。通过实地体验获得庭审的感性认识，促进其课堂学习形象化。对中间年级同学，以“演练式”让其实地参与庭审“演练”，即事先让同学们知晓案情和所扮演角色，各方提前准备“辩词”，届时参加“庭审”。让学生熟悉法律程序，初步尝试理论知识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对于高年级同学，则开展双方对峙的“实战性”模拟开庭。开庭前，将案件基本情况告知学生，对庭审中的陈述、辩护意见、法官主持，尤其是判决结果等信息保密。要求学生开庭前自主寻求专业司法人员、相关老师指导，独立搜集资料，分析案情，准备庭审材料，全身心投入角色，争取最好结果。这一过程，既要学生明确自身定位，还要随诉讼过程的深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实战性”模拟庭审既巩固课堂所学，也锻炼实务操作能力，但因其对学生的综合素养要求较高，只适用于高年级学生。

3.统筹规划，提升教学效果。模拟法庭教学一般由确定案例、角色分派、研讨、庭审前准备、开庭审理、总结评价和材料归档等多环节组成。因此，庭审频次不宜多。为切实取得良好功效，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关注。一是优选案例。模拟法庭教学应该选择具有可辩性的经典案例，或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但尚未裁判的案件。经典案例能最大加深同学们对基本原则、制度的理解，争议案例更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二是强化庭前准备。要求学生开庭前广泛搜集程序内容，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案情，写诉讼文书，在各自立场做好充分准备。这种准备工作不仅能够锻炼学生各方面能力，更能大量节省课堂时间，让更多同学有机会参与实践，提高教学效率。三是优化评价总结。对参与庭审学生，要求提交书面总结，总结反思自身不足，填补知识空白，促进提高。与此同时，学校也应适当邀请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员观摩、评价模拟法庭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不断优化法学课堂实践教学运行机制，启发与培养学生法律思维与法律素养，培养学生独立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实现法律的实践精神，更好实现法学课堂实践教学的主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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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