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法律责任原则探讨论文

摘要：云存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盘、云盘等侵权案件也日益增多。其中“避风港”原则作为网络服务商的免责条款，为均衡权利人和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关于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明知应知”等的适用仍有争议。为此，从网盘侵权出发，在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的基础上，探讨“避风港”原则在实践中的适用问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网络法律责任原则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网络法律责任原则探讨论文 篇1：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基本原则探讨

【摘要】网络时代的公民都依法享有网络政治参与权。要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就需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法治化，以实现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规范与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包括：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网络言论自由原则、依法参与原则、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适度管制原则，这些原则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救济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准则。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 权利保障 基本原则

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政界人士和政府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①网络时代的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网络政治参与权，而要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必需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法治化，这涉及到政治参与法治化建设的必然性与原则、具体措施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

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体现了参与式民主的要求，可以促使公务人员按照民意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此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与基础。要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就要在法律上赋予公民政治参与权。公民参与权是公民一项基本人权，是指公民通过国家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公民参与权是一类权利的总称，主要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参加听证、参与民意调查、提出意见、建议权等等。②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必要对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即公民的网络参政权作出规范与保障。保障公民网络参与权的必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行使，就是维护落实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而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包括了公民广泛、自觉的政治参与。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参与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历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在网民激增与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网络政治参与权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必然要受到高度重视。

为加强对公民网络参政的保护，应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法规保障的不足之处。现行法律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不足之处较多，如宪法并没有集中、明确地规定参与权，在有关政治参与的条文明确性方面，宪法的规定尚显不足：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该条没有明确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间是在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行为实施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因为这种批评、建议若仅在行为实施之后提出，就仅仅起到事后监督作用，不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又如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机制缺乏刚性规定。当前有很多法律法规规定了各种公众参与的形式，但是其规定普遍缺乏强制性，因此公众参与往往被作为制度创新大力宣传，却难于以制度化形式存在。拿听证来说，《立法法》等仅规定有关机关作出决议、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等形式，而对上述形式缺少硬性规定，因此立法应补充规定听证会代表如何遴选、听证意见如何处理等操作规程、不进行听证的法律责任，否则听证程序将成为随意取舍的环节。

上述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足之处说明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需要从各方面完善立法，不仅要针对有关公民网络参政的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立法，而且也应完善其他法律中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规定。

网络言论自由原则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自由发表言论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形式，因此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所谓言论自由是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言论自由原则有利于推动社会观念的发展进步。目前网络上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现象比较严重，这使人们认识到对于网络上言论自由原则的运用必须有所限制，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网络政治参与言论自由划定一个合理边界。在我国，确定言论自由合理界限的基本依据是《宪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公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其他公民与组织的合法民事权利。由于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国家机关利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词语的具体含义不清晰、有争议的特点，以“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名义进行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因此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这两个较有弹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划定网络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防止国家机关滥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侵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权利。

近年来，有一些不法分子出于各种目的在网上散布各种谣言。网络谣言包括网络政治参与的谣言，传播快，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网络谣言自然不属于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对象，完善对其的司法惩处措施非常必要。2013年9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处理网络谣言上升到刑法层面，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明确细化的规定，例如对相关犯罪情节轻重作出区分，提出明确的量化标准;提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标准，从而为用刑罚手段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根据《解释》等刑法相关规定的反面解释可知，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网络上发布、转发，即使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损害，也不构成犯罪。如此则《解释》有助于厘清公民信息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有效保障了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

总之，《解释》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最终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进步。《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解释》目前尚属于司法解释层面，立法层次较低，立法机关可根据《解释》适用的实际情况，择时将相关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增强相关规定的权威性。同时未来立法也应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政治参与而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

依法参与原则

依法参与原则是指公民在网上进行政治参与活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原则。人们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均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民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不得违法侵害法律保护的利益。

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是公民依法参与网络政治的前提。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新事物如微博、博客等不断出现，依托网络技术发展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与规模也日新月异，而我国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目前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使得我国网络和网络政治参与的立法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和时代进步。由于缺失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一直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网民政治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立法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落实公民依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原则的前提。

拟制定的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应是符合网络空间特点的一部专门网络法律。立法应与网络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特点相适应，应适应网络政治参与现状，适时调整各类法律关系，最终为网络民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强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必须立法规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范围、渠道、方法等内容。根据政治学相关原理，网络政治参与内容可主要包括决策参与、立法参与、执法参与、争议裁决参与、监督参与等内容;在政治参与的渠道、方式上，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可建立网络投票、网络政治辩论等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立法亦应完善相关的司法救济程序，尤其要针对网络自身特点创设符合网络空间环境特点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司法救济措施。应注意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既要规范网络秩序，更要注意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要在规范网络秩序与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

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

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媒介—网络媒体的政府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管制有害信息。有害信息是指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违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违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各类信息，包括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互联网的开放性为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利益的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新型土壤，导致一些试图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违法分子散播的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危害了网络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实际利益，扰乱了网络社会正常秩序，因此有必要对有害信息等进行网络管制以禁止其传播。

禁止有害信息传播原则与网络言论自由原则并不冲突。任何国家均没有绝对的网络言论自由，其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均受到法律限制。因此，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既要注意保护网络政治参与者的言论自由，同时也要对有害的网络政治参与信息加以限制或禁止传播。但是对网络政治参与有害信息的内涵界定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大，就会损害网络言论自由原则，而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小，就会使禁止有害信息传播的立法目的落空，因此立法要慎重地合理划定有害信息与无害信息的界限。

适度管制原则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一些负面的行为，如在网上煽动分裂祖国、散播政治谣言等违法行为也随之而来，它们让人们感受到了网络民主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减少网络民主的负作用，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实施适度管制。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非理性等消极特点决定了有必要对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有序而适度的公民政治参与是网络民主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在网络社会中，公民可以选择多种政治参与方式，再加上网络控制的难度较大，极易可能使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要求超越当前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政治体系稳定形成新的挑战。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加上网络政治参与人数多、网络结构复杂决定了对网络的管理困难。由于网络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是在自由和缺少管制下进行的，任何人都可追逐极端的个人自由，随心所欲任意发表言论、进行活动，因此网络政治参与中容易出现网民大量的“非理性”参与行为。上述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且非理性特点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危机，易引发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民众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

第二，需要通过适度管制消除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的不平等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是不平等分配的，能够左右网络信息资源分配获取的“信息强者”往往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网民的信息权利，此种现状决定了有必要在网络空间中实施管制。通过管制规范“信息强者”的行为，使其网络行为能合法合理，注意保护“信息弱者”的利益，实现网民政治参与权由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嬗变，从而最大限度实现网民间平等的观点交流，实现对话平等，促进网络民主的发展。

对网络的管制不能“为管制而管制”，网络需要适度而有效的管制，而不是过度的管制。网络管制需要标准和限度，需要遵循适度原则，把握好管制力度。网络管制过弱会使网络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损害社会利益，而网络管制过强会压制网民参与政治的活力与热情，同样也会损害国家与社会利益。因此，进行网络管制时必须平衡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把握好网络管制的尺度、力度与具体措施，应以既可防止网络违法行为、又不至于侵害网民政治参与权利为标准。在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中，“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需要立法者高度重视与谨慎界定。

结语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各个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贯彻的原则，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尚在完善之中的国家，市民社会不发达而政治国家很强大，政治国家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为了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首先明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保障法，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必须首先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与言论自由权。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平衡的需要，在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需要贯彻依法参与原则、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从而依法加强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行使的合理限制与依法规范，但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种种限制也必须适度，以防止对公民正当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利造成妨害，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必须贯彻适度管制原则。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各个基本原则互相联系、制约，立法者必须注意如何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立法中平衡各个基本原则的关系。

（作者分别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治化路径研究”和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侵权法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k0200、XAGDXJJ0928）

【注释】

①李祥：“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行政论坛》，2009年第1期。

②黄学贤，齐建东：“试论公民参与权的法律保障”，《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责编 /张蕾

作者：葛峰　金博

网络法律责任原则探讨论文 篇2：

网络服务商“避风港”原则的适用

摘要：云存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盘、云盘等侵权案件也日益增多。其中“避风港”原则作为网络服务商的免责条款，为均衡权利人和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关于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明知应知”等的适用仍有争议。为此，从网盘侵权出发，在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的基础上，探讨“避风港”原则在实践中的适用问题。

关键词：避风港；注意义务；明知应知

1前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盘、云盘等云存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通过网盘传播侵权作品、实施侵权盗版行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网络服务商成为“被告”的情形也十分常见，在很多网络侵权案件中，“避风港”原则经常被网络服务商拿来作为挡箭牌推诿责任。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因为网盘拥有巨大的存储空间，网盘用户上传的文件数量巨大，部分网盘服务商没有很好地对网盘用户提供的作品的著作权尽到注意义务，但是，还有部分提供商明知或应知有用户上传或分享侵犯他人著作權的作品，却对此视而不见，采取放任态度，甚至为了自己网盘的多存储量，鼓励用户多多上传作品，而不管著作权保护问题。因为此种情况，很多人会忍不住质疑避风港原则没有对网络传播权的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为了更好地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在2015年10月20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通知》中对网络服务商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该履行哪些义务以及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也使得先前的法律法规中的一些相关规定具体化了，使原来的有关要求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都增加了。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实践中应怎样避免“避风港”原则的滥用进行了新的思考。

2“避风港”原则概述

“避风港”原则最早是在著作权领域被相关学者提出的，它指的是网络服务提供商仅仅提供了一个空间服务，没有制作网页内容，如果他被告知侵权，他有相应的删除义务，如果及时删除了相关内容，则不认定为侵权，否则视为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侵权内容既没有在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保存，也没有权利人通知其应当删除什么内容，那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构成侵权，无须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最早体现“避风港原则”的是2006年颁布施行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美国法中最先确立“避风港原则”的是1998年颁布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其中规定了有四种情形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可以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1）传输通道。网络服务商按照用户要求提供数据传输服务，没有擅自更改用户数据、资料。（2）系统缓存。（3）空间存储。（4）信息搜索。到目前为止这四种免责情形依然为实践中避风港原则的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2010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规定了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法律的适用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网络版权侵权问题，而是扩大到了一切网络侵权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关的原则，即“红旗原则”。“红旗原则”的确立是为了防止“避风港”原则被滥用，是“避风港原则”的例外适用。简单来说，由于红旗是鲜艳明显的，因此此原则指的是如果侵权行为十分明显，就想鲜红的旗帜一样在公众面前招摇，那么此种情况下，即使权利人没有通知网盘服务商删除什么内容，网盘服务上也很有可能因为自己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而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3“避风港”原则在实践中的适用

3.1在实践中的适用及不足

实践中，网盘侵权案例比比皆是，比如2012年，电影《搞定岳父大人》刚上映的第二天，南京一家软件公司就提供了该影片下载的网盘，于是拥有电影网络独播权的影视公司将软件公司告上了法庭。软件公司辩称，网盘注册是免费的，他们仅仅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存储信息、传递以及共享信息的网络空间；《搞定岳父大人》的影片是免费的注册用户上传的，软件公司未对该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选择、编辑、整理、推荐；涉案影视作品才首映几日，知名度十分有限，软件公司并不知晓也无从知晓该影视作品侵权；软件公司收到影视公司的侵权通知后，立即采取措施及时删除了该影片。2013年，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影视公司发出侵权通知后，软件公司立即做出了删除处理，已履行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不具备过错，符合法定的免责条件。

由此可知，“避风港”原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太多责任而导致网络无法健康发展，但是同时“避风港”原则的滥用又会是侵权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使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造成其在实践中应用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在细节上还缺少一些细则，使“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有一定的争议。

3.1.1关于不明知或不应知的判定

如果服务商故意将侵权作品上传至网盘，那么其显然是明知或应知的，这种行为构成故意侵权一般而言是没有争议的。然而在实践中，更多的情形是免费的网盘用户上传了侵权作品，那么这种情况下，网络服务商主观上不明知或不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才可以免责。但是实践中怎样判断服务商是否明知、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根据特定的事实或待定的情形推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主观上是否应知，某种程度上需要根据客观事实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主观心理状态。网盘的日常使用中由于数据量的庞大繁杂，因此不能保证服务商能发现所有的侵权内容，就网盘分享侵权案件而言，需要根据服务商是否尽了注意义务来判断。很多情况下如果服务商已经尽了注意义务，但是由于网盘巨大的数据量，没有发现侵权行为，那么可以认为他主观上没有明知或应知。如果网络服务商没有很好地尽注意义务，使得其经营的网盘上出现了侵权作品，那么他主观上是存在过失的，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

3.1.2注意义务的适用困境

网盘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是指在其提供网络服务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为了保护版权达到必须的注意要求，以及权利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反映后，或者服务商自己发现侵权行为后有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侵权行为以及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但是，在海量的数据中，无法要求服务商对每一个数据进行审查，并且目前大部分的观点还是赞成注意义务不等同于审查义务，因此实践中如何判断服务商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是一个难点。

一般情况下，可以以“通知”来推定服务商的主观过错，权利人通知网络服务商有相关侵权行为后，一般只要删除或者屏蔽权利人列明的侵权内容即可，并没有明确规定服务商是否有义务找出所有的侵权内容并且将其删除或屏蔽。反之，如果权利人尽到了通知义务，而服务商仍然没有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则很容易判断服务商主观上是明知的，其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样的规定，使网络服务商要免除其侵权责任就显得比较简单，只要删除或屏蔽权利人的通知清单即可，导致很多网盘服务商滥用“避风港原则”，以此作为其免除承担侵权责任的挡箭牌。

3.2如何避免“避风港”原则的滥用

“避风港”原则要在实践中得到很好地适用，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完善立法，立足于中国国情细化立法，进一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合理注意义务，也要在立法中进一步解释何为“明知、應知”，为实践中法官的裁决提供法律支持，而不能仅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因近年来网盘盗版问题越来越严峻，许多权利人应自己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而表示不满。因此，2015年10月20日，为了规范日益严重的网络盗版问题，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通知》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了体系化、详细化的规定，不但提高了其侵权注意义务，而且强化了其对网络用户的监管责任。

3.2.1注意义务的体系化

《通知》强调了网盘服务商的被动删除义务，同时还网盘服务商的主动注意义务作了细化的规定。《通知》第三条体现了网盘服务商的提醒义务，要服务商加强自身以及其用户的管理，规定了“网盘服务商应当在其网盘首页显著位置提示用户遵守著作权法，尊重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不违法上传、存储并分享他人作品”。即网络服务商应当制定适当的运营规则并将其通知平台内的经营者或者用户。《通知》第四条体现了服务商应该具有谨慎义务，要求服务商加强和权利人的合作，共同积极解决网络侵权问题，规定了“网盘服务商应当在其网盘首页显著位置详细标明权利人通知、投诉的方式，及时受理权利人通知、投诉”，即网络服务商通过醒目方式就提醒网络用户的涉嫌侵权行为，为权利人提供明确、有效的举报途径及指引。

3.2.2“红旗原则”具体化

如前文所述，虽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借鉴了红旗原则，但是，在执法实践中，一般仅在抽象的层面说明了网络服务商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依据，但是没有具体规定怎么知道其是否“明知”，然而，这次《通知》细化了“明知、应知”的情形，第五条和第六条具体规定了六种作品类型，其中第五条规定了三类作品类型：（一）根据权利人通知已经移除的作品；（二）权利人向网盘服务商发送了权利公示或者声明的作品；（三）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重点监管作品。除了权利人以外的其他用户上传或分享了这三类作品，网盘服务商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第六条规定的三种作品类型：（一）正在热播、热卖的作品；（二）出版、影视、音乐等专业机构出版或者制作的作品；（三）其他明显感知属于未经授权提供的作品。对于这三种作品类型服务商应当意识到权利人一般不会采取在网盘上传播这样的方式。

对于以上这六种作出明确规定的作品类型，服务商不能在找借口推脱自己不知情来免除侵权责任。

4结论

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怎样在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又能兼顾大众获取信息的权利，这就更加要强调“避风港”原则在网络著作权侵权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因此，我国立法应作相应的完善，比如更加细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合理注意义务，将合理注意义务作为评价服务商有无过错的标准，避免“避风港”原则的滥用。

参考文献

[1]王思义，蒋洁.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的免除——以避风港规则适用为视角[J].中国集体经济，2015，（01）：117118.

[2]刘蓥.从百度文库侵权案中引发的避风港原则司法实践的再思考[J].特区经济，2015，（06）：112114.

[3]胡开忠.“避风港规则”在视频分享网站版权侵权认定中的适用[J].法学，2009，（12）：7081.

[4]王盛.剖析避风港原则中合理注意义务的认定[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3）：1215.

[5]袁博.网盘新规，盗版者的新紧箍咒[Z].

[6]刘娜.云计算环境下著作权新问题及法律保护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5.

[7]安辉.浅析我国网络服务商的避风港规则[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1823.

[8]王迁.网络服务提供商共同侵权责任研究（中）[Z].

作者：吴夏帆

网络法律责任原则探讨论文 篇3：

网络色情传播案件中的“技术中立原则”

摘 要：韩国N号房事件的揭露引发了大众广泛的关注，而Telegram作为该事件中提供服务的网络平台却未配合韩国警方的调查取证，在该类网络色情传播案件中网络平台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值得进行探讨。“技术中立原则”或者说“索尼原则”是在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特别是著作权侵权时常引用的一个原则。在网络色情传播案件中恰当地援引该原则有助于在打击犯罪时保护网络技术开发者和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N号房;网络犯罪;网络平台;技术中立

一、韩国N号房案情概述

“N号房”最早创建于2018年，犯罪分子通过威逼利诱其选定的受害者（包含未成年女性）拍摄性剥削视频后，在Telegram软件中创建的聊天群内散布非法拍摄的视频，供会员观看并收取会费。一开始N号房获得关注是由于韩国“胜利案”等大案发生后记者想对“性剥削文化”进行采访。正是在记者取材的过程中发现了通往Telegram这个“阅后即焚APP” 的链接，再顺藤摸瓜找到“N号房”。“N号房”的真实情况遭曝光后引发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发声。截止到2020年3月22日，韩国警方共对涉案的共犯13人进行立案，并且拘捕了为首的“博士”赵某。

经过对韩国N号房这一事件的调查后，对于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韩国科学技术信息放送通信委员会于2020年5月7日，在国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信息通信网法修订案。该修订案明确规定了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中符合总统令标准的企业负责人为防止非法拍摄视频流通的责任人。该修订案旨在防止类似“N号房”事件再次发生，因此又被称为“N号房预防法”。

二、Telegram软件

整个关于“N号房”的调查过程其实并不简单，尤其是在追查案件中全部参与者的身份时遇到困难，Telegram 的性质以及Telegram不配合警方进行相关电子证据的提取是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

Telegram 是一款上线于2013年的即时通讯软件，全球拥有超过两亿的活跃用户。而该软件能够在案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原因可以从它的软件特点、加密方式和经营理念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軟件特点

Telegram的软件特点使得取证过程十分困难。软件支持设定聊天记录定时销毁;一方删除后聊天记录后，对方的记录也被清理;开启秘密聊天模式后不允许用户对聊天进行截屏或者转发;支持一键删除账户功能，删除了账户后，所有相关的资料也都一并销毁等。这样的软件特点给那些有意想隐藏自己聊天信息的用户提供了极大便利，警方想要调取相关信息的难度大大增加，许多证据都可能会在被发现前就被销毁。

（二）加密方式

Telegram软件的加密方式难以破解。聊天软件为了保护用户隐私会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将明文加密成密文，必须使用密钥进行还原。而Telegram 中的秘密聊天采取的是端到端加密模式，服务器没有密钥，密钥只有聊天双方知道。并且Telegram 对自己的加密方式--DH密钥交换协议、AES-256加密及RSA-2048加密的综合使用--非常自信，愿意给破解了加密信息的人30万美元的奖金。所以说完善的加密方式给警方在Telegram方不配合的情况下提取所需数据信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三）经营理念

Telegram 创始人的经营理念是提倡个人信息的绝对保密。Telegram 的秘密聊天模式下系统不会留存备份，普通聊天模式下虽然会有云端备份，但是数据是存储在本地之外的第三方数据中心。当案件涉及到调用用户信息，一般会需要不同司法管辖区域的法院命令。在案件中进行跨区域取证不仅会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也有可能无法获取想要的电子数据。

通过以上这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Telegram被犯罪者选择作为犯案的网络平台的原因，以及警方难以进行数据调取的原因。也能够明白正是案件调查过程中Telegram的表现促进生成前文所提到的“N号房预防法”要求对于符合要求的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负责人应承担责任的立法规定。

三、技术中立原则

对于Telegram这样的网络服务提供方，其先进、完善的技术被犯罪者所利用，实施网络色情传播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其本身的态度又对取证过程产生了阻碍，那么它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都是值得去探究的。在类似情况的“快播案”中“技术中立原则”就被引用来进行辩护，辩称快播公司作为技术提供者存在法律责任豁免的情况。接下来本文将探讨此类案件中“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

（一）“技术中立原则”的定义

技术是否中立是一个技术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挪威卑尔根大学费尔兰德（Ragnar Fjelland）教授认为“技术是非中性的，具有自主性，“隧道目光”可能是在“技术命令”后面的一种驱动力：凡是技术上可行的，就应该去实现。”主流观点认为技术仅仅是工具，而工具通常被看做是能够产生不同结果的手段，因此技术对于各种结果而言是中性的。

“技术中立”其实是狭义上对技术的讨论，局限于技术本身。技术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会经过技术开发和应用两大环节，即使最后得到的技术是中立的，但是在这两大环节中因为人的参与还是会带有一定的非中立性。

“技术中立原则”有两种含义，第一是“非歧视”原则，换言之就是政府在制定各种规则或标准时，应对各种技术同等对待，给予各种技术以公平竞争的机会。第二种定义则是本文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技术中立原则”也被称为“索尼标准”或“索尼原则”。该原则来源于美国“环球电影制片公司诉索尼公司案”，基本含义是当产品或者技术的提供者不能预料和控制某项产品或者技术是被用于合法用途还是非法用途时，不能因为产品或技术成为侵权工具而要求提供者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负责。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中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罪名的设立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来规制网络技术提供行为，导致该原则虽然是产生于国外知识产权领域，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与网络平台相关的案件会援引这一原则进行抗辩。

（二）“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

运用技术这一行为从本质上说属于人的行为，是主体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的产物，因

此可以说其中可以体现出人的主观价值导向。在实践中基于“技术中立”的主张往往可能忽视人作出一定行为的意识导向性，“技术中立”被误用为替网络服务商罔顾社会责任、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找的借口。所以说在讨论“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时，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是必须要考量的一大方面，否则“技术中立”就成为了网络平台的一块“免死金牌”，不利于网络环境的良好有序发展。

讨论技术中立的适用需要搞清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技术本身是否存在“原罪”;第二当该技术的使用者利用这一中立技术从事违法行为，那技术的提供者是否可以通过运用技术中立原则从而避免承担连带责任的后果。

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技术是否存在“原罪”，其实更多地是关注与技术开发者进行开发的初衷是什么，是否带有不良因素。例如Deep Nude 软件，它具有“一键脱衣”的功能，换言之就是用户只需要上传一张女性照片，就能立即生成裸照。这样的软件设计初衷可以说就并不是良好的，可以说是存在“原罪”，那么就不需要再讨论之后是否有适用技术中立的可能性。但是像前文提到的Telegram软件的设计初衷是保障个人隐私的绝对保护，令用户没有信息泄露的后顾之忧，所以说这样的软件不存在所谓的“原罪”，可是“N号房”的创立者却运用这样的软件进行性剥削案件，侵害了众多女性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涉及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在讨论第二个问题时引入一个名称“网络技术帮助者”，因为在这些网络色情传播案件中，软件平台提供了技术并被用于犯罪。

1、客观方面

首先考虑这些网络技术帮助者提供的技术——被用于犯罪同时会对犯罪起到促进作用——与同类技术提供者所能提供的技术是否有区别。如今的社会中所存在的风险是不可能被尽数规避的，一些可能创设犯罪风险的行为的存在应该是被法律所允许的，正如上文“N号房”中Telegram软件的情况一样。只有当它通过技术手段或言行放任纵容甚至积极引导其使用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動时，它才能称作是具有犯罪属性，应当处于刑法的规制之下。简单来说，当某个网络技术帮助者所提供的技术与其他同类型技术提供者能提供的技术进行比较后发现其并没有对使用者实施违法行为提供便利，可以考虑“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

其次需要考虑网络技术帮助者其提供技术的行为法益侵害性的大小。该侵害性的大小往往是通过与社会公益性进行比较后得到的。一般而言当社会公益性越大时，刑法对其风险的容忍度同样也增大。当其提供网络接入和传输技术服务时，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公益性价值，构成犯罪的概率相对降低。而网络服务帮助者提供内容服务时，自身的公益性价值相较而言更小，适用“技术中立原则”的可能性也较小。

再次是考虑这些网络技术帮助者是否履行其应尽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义务。就像是Telegram坚持自己用户信息的绝对保密从而不配合韩国警方进行“N号房”参与者信息的调查获取。日常情况下不暴露用户隐私是合法、合理且符合大众期望的，不过在明知用户犯罪的情况下不配合调查不太合适。不过从前文可知“N号房”发生时，韩国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企业负责人不是防止非法拍摄视频流通的责任人，也就是Telegram当时不需要承担非法拍摄视频流通的责任。但是如果存在正当理由，例如技术限制，或者调查会严重影响经济效益和网络发展或人们的正常生活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作为义务不应具有期待可能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利用“技术中立原则”进行抗辩。

最后考虑网络技术帮助者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若技术提供行为具有导致实行行为发生的高度盖然性，又被实行行为人恰好或者偶然利用的情况之下，增强了危害结果产生的强度及危险，直接促使构成要件结果产生重大变更，应该肯定其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的物理因果性。当不存在因果性时可以适用“技术中立原则”。

2、主观方面

首先是认识因素。在这一因素影响下是否能够适用“技术中立原则”抗辩的关键之处在于网络技术帮助者是否明知其技术被用于犯罪活动，而这里的明知应该是应当明知更为恰当。例如接到用户举报、知晓用户违法行为被调查处罚等，都属于明知的范围，网络平台不应该再以“技术中立原则”进行辩护，认为自身不应该承担责任。同时由于网络服务从业者的工作属性和技术能力，其应当比普通群众更容易认识到网络实行行为的违法犯罪属性，故而不能以普通人的标准去进行判断。

然后是意志因素。意志因素作为连接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的桥梁，它是在案件中运用“技术中立原则”进行抗辩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网络技术帮助者对于技术使用者利用其提供的技术进行犯罪采取一种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追求实行行为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就不能够适用 “技术中立原则”进行抗辩。因此在实践操作中，判断网络技术帮助者对于危害结果发生所持的态度的根据是网络技术帮助者的具体行为。

3.情节严重性

《刑法修正案（九）》的施行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网络技术提供者易涉嫌的罪名，罪状中有情节严重的要求。情节严重可以依据违法信息的传播面或者违法所得数额来判断。不需要二者同时满足的原因在于存在只符合一个条件，但情节严重的存在，就是“N号房”案例中，Telegram作为案件发生的平台，但并没有提到它因此获得金额较大的违法所得，笔者认为它的收益可能是用户数量的增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违法所得。违法信息的传播面可以依据设立、发布信息数量以及访问数量进行确定。其计算标准通过IP地址进行计算传播范围较为科学。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目前的司法实践，违法信息点播次数以IP地址为标准计算达5000次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

综上所述，如果韩国“N号房”事件中关于Telegram用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客观上看其技术给犯罪者实施性剥削提供了便利，其自身公益性价值没有显著高于其侵害的权益，没有尽到网络平台的义务;从主观上看其明知用户利用平台软件特点、加密技术等进行性剥削行为，但是采取的是一种放任的态度，而且经韩国警方调查，整个“N号房”事件涉及人数达到26万人次，所以说假设Telegram软件因“N号房”事件被起诉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它是不能利用“技术中立原则”为自己进行抗辩，它并不满足利用“技术中立”的前提条件。

四、结语

像“N号房”中Telegram 的表现严重妨碍警方的调查取证，而其也应该为此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更不会适用“技术中立原则”。运用“技术中立原则”本意是为了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网络服务技术提供者以及网络技术开发提供者，让这些提供者能够心无旁骛地关注技术本身，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但是更要明确的是要防止这一原则被滥用的可能性，要谨慎把握该原则，防止利用原则来掩盖违法犯罪行为，为国家对其的法律规制和社会发展的科技进步构建出一片合理的缓冲区间。认真做技术值得人们推崇，但是让人不可容忍的是滥用技术触犯法律，侵害公众的法益。

从本质上来说技术并无所谓的善恶之分，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是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必须的、不可阻挡的。也正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能会出现更多人们不可预见的情形和风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不可能也不应当限制技术发展，技术中立原则伴随着网络的发展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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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佳丽，女（1996.7-）汉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司法会计方向。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

作者：黄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