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商业化分析论文

委托贷款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市场化、国有银行商业化、政企关系重构等诸多背景下，商业银行无法完全退出政策性资金划拨历史使命的过渡性安排，系权宜之计。该权宜之计本应在条件成熟时终止，但由于决策者和监管者在制度创新上的滞后，从而导致不受监管的委托贷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为进行监管套利、在暗处集聚金融风险的影子金融系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银行商业化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银行商业化分析论文 篇1：

国家开发银行进入关键转型期之后的改革战略

[内容摘要]作为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运作的破冰之旅,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进入关键转型期,改革方向的 “暂时缺失”与外部制度安排的 “长期缺失”是关键转型期的本质特征。通过对核心问题的梳理和澄清,本文对开发银行转型后的机构定位、制度安排、监管标准 、业务重点、发展模式等做出系统的阐述。本文的目的,是在后危机时代与关键转型期的关键时点,对开发银行改革事关前途发展的突破口提出整体思考,通过改革路径的明晰和业务模式 的整合,确立开发银行成功走向未来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关键转型期 ;政策取向;发展模式

一、三年来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型的实践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行)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16年来,开行的业务领域从“两基一支”等重大建设项目,扩展到历届政府所关注和力争解决的中小企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三农”、助学贷款等社会民生领域和国际业务,成为我国中长期投融资领域和对外合作的主力银行。截至2010年3月底,开行的资产总额4.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3.2万亿元,外汇贷款余额超过1010亿美元,金融债券余额3.3万亿元,资本充足率11.6%,不良贷款率仅为0.9%,拨备覆盖率达到277%,2009年实现净利润超过300亿元,[1]保持了优良的经营业绩。

2007年,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开发银行开始推行商业化运作。3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开行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在逆经济周期波动中的调节作用,积极贯彻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战略部署,成为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历史机遇,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等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贷款换资源、贷款换能源、贷款换市场”的战略性重大项目,充分体现了开发性金融的独特优势和机构价值。在此期间,逆势中推进的商业化运作也取得阶段性成果,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得以改进,科学决策机制不断优化,综合化经营的业务协同优势更加明显,在商业化改革中没有剥离一分钱的不良资产。但实事求是 的讲,3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开行面临的新风险不断凸显,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改革成本和制度转换成本不断加大,开行的商业化转型进入到关键转折期。

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进入关键转型期的本质特征

(一)国际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信用、市场化运作重 新出现相互交织融合的新动向

一是欧美各国政府重视采用政府信用,甚至采用注资、担保、增信、接管、购买债务等直接 救市手段,增强金融机构,特别是带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的信用,并迅速 稳定了金融体系。比如英国政府向皇家苏格兰银行注资455亿英镑,使其国有化比例达到84% ;美国政府向花旗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并对其306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提供担保,接管了陷 入困境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维持其准主权级的机构债信,取消了对其未来三年的资 助上限。

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进一步显现。比如作为日本“国策银行”①——日本兴业银行 虽然早 从2000年开始民营化转型(后更名为瑞穗实业银行),但在债券筹资和拓展海外业务上,仍 然享有日本政府强有力的隐形信用支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日本政府的授意和窗口 指导下,瑞穗实业银行对陷入危机的大型企业和实体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救助措施。

2010年1月,根据日本政府“必须保证航空业继续正常运行"的要求,瑞穗实业银行牵头组成 银团向困境之中的日本航空公司(JAL)提供2000亿日元的贷款承诺,并为其债务提供担保 ,成为日本政府应对日航危机的重要金融工具。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向危机中 的金融机构提供了122亿欧元的援助,并负责管理德国政府1000亿欧元的企业救助基金。

反思和借鉴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并重新定位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与价值,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制度安排。欧美各国政府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重构,直 接影响到中国金融改革的决策层和金融监管机构对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方向和最终定位,并导 致目前改革方向的暂时“缺失”。

(二)制度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对储蓄类商业银行的制度安排比较健全,但却一直没有建 立与开发性、中长期、批发性、债券融资等与政策性金融特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监管标准 和法律规定,比如对承担政府使命的业务缺乏明确的政策补偿、缺乏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和 渠道、对债券银行的债信缺乏全面的通盘规划和制度说明、对中长期批发性业务缺乏区别于 商业银行差异化的监管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开发性金融的创新模式缺乏专利保护等。这些 制度安排的“缺失”,导致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得不到持续的制度保障,改革方向不断出现 争议和偏离,改革的成本和隐含的危机不断累积和扩大。

(三)改革关键转型期的本质特征

改革方向的 “暂时缺失”与外部制度安排的 “长期缺 失”,这“两个缺失”的同时并存是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进入关键转型期的本质特征。导致出 现“两个缺失”并存的根本原因,是后危机时代中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探索性、复杂性和 艰巨性的经济规律使然,而并非人为因素。这时候,如果在改革方向上不予以明晰,在 外部制度安排上不予以明确的话,国家开发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甚至生存都将处于危险的边 缘,甚至影响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 对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开发银行改革的分析与评价

毫无疑问,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开发银行,国家银行的性质没有变,其服务于国家中长期战略的目标没有变,从事“两基一支”、基层民生金融、“走出去”的开发性业务没有变,债券银行的筹资渠道没有变、中长期批发性的业务模式没有变。“国家开发银行”的名称和定位,决定了开行就是要用开发性金融的方法,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目标发挥作用,切实实现和维护好国家核心利益,这是开行的责任和价值所在。[3]但是,为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外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2007年之前,开行一直在立足于政策性银行框架下从事开发性业务,2007年之后,开行则要不断适应在商业银行框 架下从事开发性业务。但无论在哪种框架下,有四点是必须要予以澄清的。

(一)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转型不是简单的“去政府信用化”

实践表明,政府信用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它具有不随市场波动的能力, 是保持市场系统性稳定的基础。总结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转轨实践,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到的基本经验就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政府信用的重要载体,是嫁接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是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稳定市场信心的重要手段。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时期,而且更要考虑在经济下行和危机时期的制度安排。通过政府信用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有效融合,达到既防控风险、又体现政府意图的目的。比如作为日本“国策银行”①——日本兴业银行从2000年开始民 营化转型(后更名为瑞穗实业银行),但在债券筹资和拓展海外业务上仍然享有日本政府强有力的隐形信用支持。[4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瑞穗实业银行对陷入危机的大型企业和实体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2010年1月,根据日本政府“必须保证航空业继续正常运行"的要求,瑞穗实业银行牵头组成银团向困境之中的日本航空公司(JAL)提供2000亿日元的贷款承诺(约21亿美元),并为其债务提供担保,成为日本政府应对日航危机的重要金融工具。

政府信用在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转型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开行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债券发行行,如果简单的“去政府信用化”,硬性切割国家信用在开行转型期和转型后的连续性,必将造成3.3万亿存量债券的大幅贬值,数千亿新增债券的发行困难,开行资金链的断裂将波及整个金融系统,形成系统性风险,进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开发性业务与商业化运作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兼容

开发性业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下,把政府的组织优势和开行的融资优势相结合,把服务国家战略和商业化运作相结合,通过构造市场化融资平台,发挥融资先导作用,以融资推动整合资源,打通和培育商业金融不愿进入的瓶颈领域,变为商业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性成熟领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为实现国家战略和政府意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5]简单的讲,开发性业务就是政府财政力所不及、商业银行不愿意做、资 本市场无法覆盖,没有成熟的信用、机构、制度、市场建设的战略性或导向性业务。商业化运作,通俗的讲就是按照银行规律办事、防范风险、讲求效益、确保贷款项目阳光运作,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多年来,开行良好的经营业绩以及在电力市场、城建领域、 助学贷款、国际合作业务的成功实践表明,无论是在政策性银行框架下,还是在商业银行框架下,开发性业务与商业化运作能够有效融合、相互兼容,发挥协同作用的,这也必将是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转型后的必经之路。

(三)开发性业务在中国现阶段不是或有或无,而是大有作为

1.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将长期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阶段,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消费经济阶段的金融需求有根本不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的独特优势,决定了在推进中国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此外,与中长期债券融资相匹配的中长期大额信贷投资 ,有效避免了商业银行“短贷长借”的期限错配风险。

2.开发性金融机构“保本微利”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经营理念和上市后的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有根本不同。因此,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融资支持基层民生业务、中西部、“三农”、资源开发等薄弱环节和瓶颈领域,在融资推动信用建设、构建健康市场主体的制度领域,具有天然的内生动力。

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金融生态和金融体系的多样性。实践证明,功能完善的金融体系既要有中短期的储蓄银行,又要有中长期债券银行。中国不缺乏同质化的零售银行和储蓄银行,过度竞争理论告诉我们:清一色商业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反而不利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提高。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的特点有根本不同,它承接了中长期投融资领域内的优势,保持了中长期债券银行的特点,贯彻国家意图,缓解社会瓶颈,有利于形成分工合理的金融布局,有利于在经济下行期平抑经济非理性波动,稳定市场信心。[7]

4.开发性金融机构具有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特殊优势。国际市场中“贷款换资源、换能源”重大项目多是国家战略性、政策性业务,中资企业的国际并购业务和资本、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化往往受到西方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上的重重阻拦。工、农、中、建等商业银行大多已经上市,受外资股东、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的限制,不适合承担此类业务。而开行具有中长期项目运作优势,具有国际惯例所认可的开发性机构优势,具有成功运作多个重大项目的先行优势。目前正是中西方力量此消彼长,我国在经济上争夺更大话语权的历史契机,也是算政治利益帐、算国家战略帐、算利益全局大帐的关键时刻,如果能给予开行大额外资资金来源等政策支持,则一定能够为国家谋求更大利益。

(四)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开行改革具有制度性和系统性特征

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开发银行,其改革是具有制度性和系统性特征的。任何单一层面上的举措,都不可能使转型顺利进行。我们分析的逻辑为:

1.通常业务模式举措得当,能使开行进入新的“利润空间"。但是,国家信用的缺失、持续的资金来源与资本补充机制的缺位,足以使得开行开创的新事业和提升的高效率化为乌有。

2.新定位的调整和重构,可以明确改革方向,释放组织效率。但是,定位的调整和重构存 在着一条底线,这就是与中长期、债券类银行向适应的制度安排和监管标准。缺失或背离这条底线,将无法激活现有模式的活力,无法客观评价真实绩效,导致开行竞争能力下降甚至影响生存,为进一步的改革设置障碍。或者说,今天取得的所谓“改革成果”,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对象。

3.对“商业性”机构属性考虑的过多,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效率的提高。但是,离开了开发性金融业务,我们无法告诉各部门做什么是正确的,怎样做是合理的,做到何种程度是可以接受的,这使得“商业化”的改革难以到位,不足以形成组织力量,去实现整体的战略目标。

鉴于此,处于关键转折期的开行改革路径也变得清晰,那就是:必须从机构定位、制度安排、监管标准、业务重点、发展模式等多个层次上做出系统的思考,才能抓住关键,找到系统的突破口,成功地走向未来。[8]

四、 国家开发银行成功走向未来的政策选择和发展模式

(一)主管部门应明确国家开发银行的定位和改革方向

定位:开发性金融机构,而非单纯的商业银行;改革方向:在商业银行框架下,开发性 业务的商业化运作。在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定位下,开发是国有全资的,主要从事中长期投融资领域,保持中长期债券银行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开发性业务与商业化运作的协同作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长期目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缓解社会发展瓶颈制约。

(二)保持国家信用的连续性,建立与中长期、债券银行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从目前开行改革的风险看,债信和国家信用的连续性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第一,对债券银行给予政府信用支持,既是保障债券银行稳定运行的基础,又是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考虑到未来经济形势面临极大不确定性,为保持我国债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建议继续保持政府信用在开行债券筹资中的连续性。第二,扩大开行债券筹资的发行渠道,直接吸纳社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提高资金来源的稳定性。第三,对大额外汇资金来源给予政策支持。

(三)建立稳定的资本金补偿机制,近期内不宜上市或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

开行作为国有全资的政府的金融机构,担负开发性业务和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能,资本市场高盈利回报的要求和信息披露的限制与开行的机构定位不符合,外资股东的掣肘也不利于开行贯彻国家战略。因此,建议在资本金补充机制上,一方面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给予税收返还、减少分红、股东持续增资等扶持措施;另一方面“广开财路”,积极引入社保基金 、地方政府注资等带有国家性质的战略投资者,增强开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建立区别于传统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

1.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贷款集中度、收益率等核心监管指标方面,建立与储蓄类商业银行差异化的监管标准。

2.完善与支持发展、承担社会责任相适应的非经济因素的评价体系。

3.完善与“走出去”和国际合作业务相匹配的监管标准。

4.完善对混业经营模式下的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标准。

(五)业务模式上大力推动银团贷款业务

大力拓展银团贷款业务是开行在信贷限额约束下迅速做大资产规模和突破贷款集中度约束的现实选择。借鉴日本兴业银行等国外政策性银行的转型经验,第一,成立独立的银团业务部门专业推动银团业务;第二,采用双重记帐的利益分配制度实现不同部门的密切合作;第三,通过人员交叉派遣和双重考核机制的人事制度打破不同部门利益界限和框框。[9]

(六)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控股公司下的混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推动了金融机构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国际一流金融集团大多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的混业经营模式。比如日本瑞穗金融集团,包含银行、证券、信托、其他业务等四大板块,以及瑞穗实业银行、瑞穗银行、瑞穗证券、瑞穗信托四大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核心子公司。②

借鉴从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国家开发银行改革的现实选择必然是从政策性银行走向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从单一信贷业务走向混业经营,从国内优秀银行走向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的历程。其发展模式,要走“混业经营 + 资本经营 + 国际化经营”之路;在组织结构上,要采取金融控股公司下“银行母公司—非银行子公司”的模式;在经营策略上,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和基层金融民生业务,通过打造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形成“银行业务+投资银行+管理资产”的业务模式。☆

注 释:

①日本兴业银行由于具有政策性背景的中长期信用业务又被称为“国策银行”,即贯彻政府政策,介于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又被称为准政策性银行。

②瑞穗实业银行在中长期信用和大客户融资中具有优势,主要从事公司业务和海外业务;瑞穗银行则在日本国内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中保持着领先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1]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年报,[N/OL]. www.cdb.com.cn,2010.04.07

[2]陈 元. 后经济危机阶段:加速发展路径的强制性变迁 [J]. 管理世界,2009(9).

[3]蒋超良在国家开发银行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答谢词,[N/OL]. http: //finance.people.com.cn/GB/9845615.html,2010.04.07

[4]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瑞穗综合研究所. 关于原日本兴业银行的资金筹措及银行 资产负债管理(ALM) ,[R],2008.03,7-9

[5]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 开发性金融论纲 [M].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陈 元.后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N]. 金融时报,2009-12-4.

[7]姚中民.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的思考[J].理论前沿. 2006(9).

[8]孙 杰.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运作的框架性构想[J].金融研究,2007(4).

[9]贺 晨,孙 杰.瑞穗金融集团整合经验和转型历程[J].现代日本经济,2009(1) .

The Policy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n the key Transition Period

—— The Reform Strategy of Chinese Policy-Related Bank

He Chen1 Sun Jie2

Key words: Policy-related Bank; Key Transition Period ;Policy O rientation; Development Model

[ 收稿日期: 2010.5.22 责任编辑:单丽莎 ]

作者：贺 晨 孙 杰

银行商业化分析论文 篇2：

委托贷款的治本之道

委托贷款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市场化、国有银行商业化、政企关系重构等诸多背景下，商业银行无法完全退出政策性资金划拨历史使命的过渡性安排，系权宜之计。该权宜之计本应在条件成熟时终止，但由于决策者和监管者在制度创新上的滞后，从而导致不受监管的委托贷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为进行监管套利、在暗处集聚金融风险的影子金融系统。银监会《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簡称《办法》）出台之前，委托贷款一直就被视为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其背后的理念就是，只要不把风险传染给受托的商业银行，就无须对委托贷款施加任何监管。《办法》试图填补委托贷款制度空白，将委托贷款纳入监管，是监管上的创新。但《办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是没有正视委托贷款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委托贷款的产生：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

从委托贷款产生来看，它本是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决策者在清晰目标导向下科学决策、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从委托贷款受托人角度来看，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银行职能从金融与财政不分体制下负责履行计划资金划拨的专业银行向商业化、市场化的信用中介机构转型，实现商业化转型后的商业 银行是独立自主经营的企业法人，银行与政府之间行政指令下的划拨关系也就转化为市场经济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

其次，从委托贷款需求方来看，正在进行旨在提升国有企业活力的两权分离、落实企业自主权改革，政府将投入到国有企业的所有资金由无偿划拨转为有偿使用，或作为权益投资，或作为政策性信贷（即拨改贷）。

再次，从资金供给方来看，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所有利润都上缴财政，而国有企业所有固定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都是由计划划拨，委托贷款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商品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越来越多依靠银行贷款解决，计划划拨资金逐步限制到财政转移支付的范畴，而财政转移支付也从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拨改贷），换句话说，财政性指令拨款转变政策性信贷支持。

最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除了银行业外，中国金融几乎没有其他金融行业，也无其他具有发放信贷的合法金融中介，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上述转型背景下，实现商业化改革的国有银行不再适宜承担政府计划划拨资金投放的职能，对企业资金投放必须是市场化的商业性贷款，投放对象必须具有可融资性，不具有可融资性的国有企业技改、资本金补充、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一部分仍然仰仗政府投入资金，包括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而正在推进的政企分离改革又不允许政府直接与企业发生财务上的关系，不允许企业无偿使用政府计划投入的资金，政府又没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渠道可供选择，仍然需要借助商业化转型后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对国有企业资金投放，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行政指令关系转型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委托关系——借贷关系”也就是唯一选择了。这并非是政府—银行—企业之间你情我愿基于各自效用目标最大化的最优选择，而是旧体制无法完全退出下的权宜之计，资金供给—需求以及投放路径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

委托贷款虽名为贷款，但本质上就是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本就是行政性的，而非商业性的，委托贷款本质上属于有偿使用的行政性拨款，通过商业银行发放让其具有了商业性的外观。因此， 在1996年《贷款通则》中，作为银行业监管者（也是唯一的金融监管者）就把“委托贷款”责任与风险撇得干干净净，在委托贷款定义中就明确规定，委托贷款不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也不对委托贷款承担任何责任与风险。既然商业银行不对委托贷款承担任何责任与风险，银行监管机构自然也就对委托贷款不承担任何监管责任。委托贷款就成了完全不受监管的银行业务，在转型时期，作为过渡性安排，也本无可厚非，但当委托存在的合法性不再，且委托贷款逐渐演变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金融机构、政府、企业进行监管套利，规避金融监管、预算约束的旁门左道，进而逐步发展成为规模庞大具有系统性重要的影子银行体系（占社会总资产规模的近20%）时，监管也就只是治标之策，而非治本之道。
《办法》的尝试：将委托贷款纳入严格监管

区分行政性政策性信贷与市场化的商业信贷，从不监管转变为精准施策的差异化监管。过去对于委托贷款的定义没有区分政策性金融性质的委托贷款和商业性质的委托贷款，也没有区分属于集团企业内部融资性质的资金调剂与划转与属于外部融资的法人之间资金拆借。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贷款通则》第7条第三款将委托贷款定义为“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受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

实际上，属于政策性金融的委托贷款通常有专门法律法规、政府规章以及政策的规范与约束，而企业内部资金调剂与划转通常是在集团企业内部母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之间发生，这些资金调剂与划转都是在集团统一安排下按照集团有关财务制度规定严格执行的。因此，应该纳入财政预算和相关产业政策加以规范。除政策性委托贷款和企业内部委托贷款外，其他委托贷款则被定性为企业之间拆借，属于民间借贷，则完全处于银监会有关负责人所说的“制度空白”状态。

银监会新颁布的《办法》比较精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将受到严格监管的政策性委托贷款和企业内部资金调剂排除在委托贷款定义之外。《办法》有关委托贷款的定义及规定明确区分了政策性委托贷款、企业内部资金调剂与商业性委托贷款，并根据不同类型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资金用途以及可能带来金融风险在监管上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区别对待。

监管理念实现了从微观审慎监管到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转变。《贷款通则》关于委托贷款的定义实际上基于微观审慎监管（即银行安全）考虑的，它将委托贷款风险与商业银行撇清的目的是防止委托贷款风险转嫁给银行，给金融机构安全带来风险，至于委托贷款带来的其他风险，包括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则被忽视了。《贷款通则》有关委托贷款的定义就特别强调， 委托贷款银行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的风险。除此之外，再无有关委托贷款的任何监管性规定。也就是说，委托贷款实际上就处于放任不管状态。

而此次《办法》制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这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对委托贷款业务进行全面、系统的监管，监管贯穿委托人、借款人资质，贷款的资金来源、贷款的用途、资金最终流向等，不仅防范委托贷款给受托金融机构安全带来的风险，而且要防范委托贷款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第二，加强对委托贷款数据宏观数据采集、监测与分析。要求报告委托贷款数据采集、汇总、分析与监测，也对违反规定不报告有关数据课以了严厉的责任。第三，禁止利用商业银行委托贷款从事规避监管、扩散系统性风险的“通道业务”。从资金来源上，禁止接受受托管理的他人资金、具有特定用途的各类专项基金、其他债务性资金、无法证明来源的资金的委托贷款；从资金流向上，禁止从事资金用途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委托贷款，禁止资金用于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禁止的领域和用途以及其他违反监管规定用途的委托贷款。

监管实现了从源头到流向、从形式到实质穿透式监管的转变。基于当下情况， 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来说，委托贷款带来的主要金融风险并不是受托商业银行承担委托贷款的风险，而是各类金融机构利用商业银行委托规避监管、进行监管套利，集聚或扩散金融风险。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财政风险扩散到金融领域，导致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传染。二是将金融风险传染给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传染。要防止风险相互传染扩散，就必须实现委托贷款监管从形式转向实质，实现穿透式监管， 要求受托商业银行对委托人资质、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流向尽到实质审查义务。为此，《办法》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首先，受托商业银行对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进行实质性审查义务。《办法》第9条规定，受托商业银行对委托人提供的证明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相关文件或相关证明进行审查，同时还必须结合委托财务报表、信用记录等对这些证明文件的采信效力进行实质审查和测算，以确定委托人提供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合规，相关证明文件是否真实可靠。

其次，对委托贷款资金用途合法合规进行实质审查义务，确保用途合法、合乎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受托发放的贷款资金用途不得为以下方面：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禁止的领域和用途；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他违反监管规定的用途。这就是说，受托商业银行必须对贷款资金流向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其流向禁止性的用途。

最后，委托人必须在委托合同中向商业银行做出委托贷款资金来源合法和资金使用用途合法的保证。《办法》第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受托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应要求委托人承担确保委托资金来源合法法规的职责，并在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
《办法》的缺陷：没有为委托贷款设置日落条款

委托贷款没有创造价值，反而增加了信贷的代理环节和资金成本，降低资金配置效率，增加了风险管理的复杂性。首先，相对于银行贷款和资金供给方与资金需求方之间的直接贷款，委托贷款增加了代理环节，同时也加大了资金使用的成本，降低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其次，代理环节增加，增加了信贷操作的复杂性， 加大了信息不对称，更不利于信贷的风险管控。在经济上，从委托贷款诞生之日起就可以看出，委托贷款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对贷款风险负责。委托人提供了资金，决定了贷款对象和条件，承担贷款的风险；而受托银行负责贷款发放、管理和回收，却不承担贷款风险。从风险管理上来说，负责贷款发放、管理和回收的受托银行出于最佳的管理位置，但受托银行却不能决定贷款对象和贷款条件，不仅管理风险能力受到限制，而且因为法律上不承担风险，缺乏管控风险的激励。委托人决定了贷款对象和条件，承担了全部风险， 却不具备管理风险的能力和条件。这是导致委托贷款质量一直都非常差的根源。委托贷款除增加代理层级和链条、资金成本外，也创造了系统性风险，对资金配置效率和风险管理毫无价值。

《办法》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委托贷款的效率和风险管控。《办法》从资金来源、到资金流向以及委托贷款操作都纳入严格监管，委托贷款委托方和资金流向复杂，且许多都不属于银行业监管机构监管管辖范畴、资金来源是以及资金流向用途是否合法依赖于其他监管机构的认定与判断，受托商业银行根本不具备对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实质审查的能力和条件。为免责，商业银行只能依据委托人和借款人承诺与保证条款和有关法律文件进行形式审查，如果只停留在形式上审查，这对委托贷款风险管控毫无助益。如果银行要进行实质审查，成本就会大量增加，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资金需求方，这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委托贷款的资金成本，无助于提升委托贷款的效率。《办法》侧重于委托贷款系统性风险管控，并没有对委托微观层面风险管控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因此，对微观层面委托贷款风险管控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改善。

落实《办法》监管规则存在诸多体制障碍因素。委托贷款委托方，即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通常不在银监会管辖范畴，如果银监会要查证资金来源和资金流向是否合规，就必然需要其他监管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在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不仅协调成本高，而且协调机制能否顺畅运行，也存在很大疑问。

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化委托贷款本质上属于直接融资范畴。直接融资范畴本就不属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畴，而属于资本市场直接贷款基金（direct-loan funds） 的直接贷款业务，在当下我国已经具备发展此类行业与市场条件下，仍然让商业银行从事此类业务已经不合时宜。

综上，委托贷款作为转型时期过渡性安排本应该有日落条款，一旦过渡使命完成，即应退出历史舞台。在目前条件下， 很难证明委托贷款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即便不能立即强制性退出，也应该设置日落条款，逐步让其退出银行业，让位于直接贷款（direct loan）行业和市场的发展。
结语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委托贷款作为商业银行逐步退出计划资金划拨的过渡安排具有其合法性，而当商业银行实现了市场化、商业化转型后，政府划拨资金有政策性金融和财政转移支付专门通道、且直接融资市场已经培育起来的条件下，委托贷款存在合法性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在过渡时期，为赋予委托贷款合法性，商业银行委托贷款被定性为民间借贷，并有意在监管上网开一面，但在市场经济深化改革时代，放任不管的委托贷款已经泛滥成为威胁金融安全、金融稳定、导致實体经济部门的商业风险、金融部门的金融风险与财政部门的财政风险相互传染扩散的一个巨大影子金融系统。《办法》的出台，体现了监管理念的转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委托贷款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如此，这些监管只会增加委托贷款成本，相关监管措施实施起来也受到诸多体制机制因素制约，其加强金融风险管控的目标也很难奏效。

委托贷款本质上是与银行信贷完全不同的直接贷款，属于资本市场的金融业务，不属于商业银行业务，因此，正本清源，为其彻底退出商业银行业务设置一个日落条款，让位于资本市场直接贷款行业和市场才是治本之道。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作者：贺绍奇

银行商业化分析论文 篇3：

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摘 要：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银行商业化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银行业的垄断格局正逐渐被打破。如今，各个方面对设立民营银行已经相对平静，并且比较低调。因为，就推出民营银行来说，当前是一个敏感时段。一方面，随着存款的被分流，银行很“差钱”；另一方面，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 民营牌照的发放、利率的开放，加大了银行业压力，通过对邮储银行的业务定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网点管理和促销方式的分析，找出商业银行在营销过程中面临的业务定位模糊、产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得出实施差异化市场定位、产品服务创新、开展关系营销等策略，为其今后的业a务开展提出适用的营销思路。

关键词：商业银行；营销；服务营销

一、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现状分析

1.市场定位模糊

原有商业银行在特定的经营环境下，业务只局限于存取款，部分代收代付类的中间业务品种单一，并且没有自主运用资金的权利，也就不存在同行业竞争和市场定位的问题。而作为转型后的商业银行，失去了以往的“保护伞”，不可避免的与同业产生竞争。而与竞争对手相比，有些商业银行还存在以下劣势：

第一，资金运用经验不足，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

第二，大多数网点特别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第三，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营销人才。

2.高层次服务的缺失

许多商业银行的网点众多，尤其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成为当地居民接触的唯一的金融机构。而长久以来，“绿色邮政”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这些都可以成为邮储银行的服务优势。但针对高级客户群体的个性化服务甚至是针对个人用户的“定制服务”还处于空白阶段，而这种服务理念正在被银行业认同。在今天，商业越来越多的以服务业的姿态呈现在客户面前。作为致力于成为全国性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优质并且“非同一般”的服务无疑会成为制胜法宝。

3.网点布局不合理

一直以来，网点分布广泛是商业银行的最大优势。但网点过多也在着很多的问题。在城市地区，各个银行的营业网点与竞争对手相比，无论从规模、覆盖区域、配套设施等方面都存在优劣势，对银行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而在城市以外的村镇，网点基础设施不完备外等原因，也会使商业银行的网点优势大打折扣。与此同时，根据银监会发布的《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在贷款主体上，将发放农村小额贷款的机构拓展到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这就意味着今后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中将面临众多金融机构的竞争。如果县级以下网点的建设不能到位，则其业务的开展必然会阻碍商业银行整体发展。

二、商业银行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分析

1.市场定位趋同导致同质化竞争

随着3月的临近，民营银行首批牌照下发进入倒计时，各地对于推出民营银行的热情再起。业内传出首批民营银行的最终名单已经确定，但仍未从监管层处获得证实。据多位业内人士处说法，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阿里巴巴的受关注程度已明显提高。日前，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发表署名文章，再次强调，“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中小银行”。这已经是尚福林主席年内第二次提及民营银行的设立。此前，1月6日，尚福林在2014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民营银行将试点先行，首批试点3至5家，成熟一家批设一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强势来袭，“民营银行”也一度成为今年“两会”中的热词，金融界代表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民营银行的发展趋势发表了观点，从各方面透露的消息显示，民营银行今年必将试行，但放开数量极其有限。另据相关媒体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家民营银行名称获得国家工商总局的核准。中国银行业是否会因为民营银行的加入而产生“鲇鱼效应”。伴随着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和买方市场形成，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中小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意识到业务创新、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对树立品牌、争取客户认同和寻找新的利润增長点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清晰的战略分析，结果却形成了大同小异的战略目标、市场定位、产品创新和客户服务。这些竞争策略对于单一的银行来说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但如果大部分银行都采用这样的目标，将导致严重的同质化竞争。这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区域定位趋同。考虑到营运成本和风险等诸多因素，各商业银行都在突出中心城市业务的重要性，农村金融市场需求被严重忽视。无论是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中小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都将资金投放和营销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城镇。

第二，业务发展战略趋同。各商业银行均高度重视零售业务的开展，竞争策略雷同，均以提高零售业务比重作为近期的战略发展目标，但具体零售业务开展手段单一，主要以理财产品和银行卡为主。

第三，创新产品趋同。各家商业银行主要从争取储蓄存款的角度推出了大量的创新理财产品，但功能基本类似，可替代性强，针对高端客户的私人银行服务与外资银行的差距较大。

2.促销形式单一

由于有些传统的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参与银行业的同业竞争，促销也就无从谈起。而有些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也因为市场运作经验的不足，促销手段也比较单一，并且效果不明显。在农村地区，以墙体广告为主；在城镇，有些商业银行的宣传以硬性广告为主，促销层面停留在初级阶段。

3.网点基础设施不完备

从某种程度上讲，科技支撑是一家商业银行确保持续经营和强大创新能力的前提。那些优秀商业银行均具有科技领先优势。如招商银行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与其科技领先地位是绝对分不开的。而有些商业银行虽然在结算网络上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科技设备上明显落后，尤其是电脑设备比较陈旧。

商业银行的网点基础设施不到位，大部分网点特别是农村地区，都是原有的老式简易的钢管栏杆，封闭作业做得不好，没有安装防弹玻璃，安全设施较为落后。有的网点甚至没有自己的金库，有的个别网点设立了金库，但未按照监管当局和公安部的金融机构金库的标准建设，较为简陋。

三、加强各个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策略

1.实施差异化定位策略

（1）服务“三农”。农村地区对存款、贷款和结算三大传统业务的需求量巨大，在这类基本金融服务的提供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挖掘、培育“三农”的有效金融需求也成为了邮储银行错位竞争的一个切人点。

目前大多商业银行的农村网点除了办理存取款业务外，有些还能办理绿卡、异地存取业务，包括代收话费、代收电费、代理保险、代发工资、代发养老金等众多中间业务，可为农民提供较为全面的金融服务。经过多年的金融信息化建设，商业银行的绝大多数网点实现了通存通兑，能够提供横跨城乡、范围广泛、方便快捷、费用低廉的支付结算服务。商业银行庞大稳定的网络优势，可以成为连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金融纽带，这是一些区域性金融机构无法做到的，也正是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2）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第一，中小企业的融资通道过窄。由于证券市场门槛高，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公司债发行的准入障碍，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

第二，获得信贷支持少。因贷款交易和监控成本高等原因，银行不愿对中小企业放贷。同时，中小企业因资信等级低，缺乏抵押资产，融资成本高等原因，难以得到银行资金支持。据统计，我国300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0%左右。2003年全国乡镇、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短期贷款的比重仅为14.4%。据浙江省统计，全省民间投资中自筹占55.9%，银行贷款20.1%，直接融资不到1%。

第三，流动负债所占比例较大，而长期负债则占很少的部分。主要由于银行一般只会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贷款，而由于成本、资信等原因一般不会提供长期贷款。

第四，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互相担保，申请贷款的情况。一旦一家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蒙受损失，则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第五，自有资金缺乏。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企业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内源融资，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做强做大。据国际金融公司研究資料，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分别占我国私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和26%，公司债券和外部股权融资不足1%。

2.探索深层次的促销新模式

现如今，商业银行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的促销形式应不仅仅局限于“硬性广告”，而是更多的以良好的公众形象呈现，参照银行营销要素，探索深层次的促销模式，如深入居民区开展业务咨询服务；与当地工商企业开展业务咨询会议；联合当地政府开展大众社会活动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得银行的潜在客户更多地接触、了解产品，使银行的现有客户感受到尊重和周到的服务。这是任何媒体宣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3.完善原有网点的基础设施

某些商业银行的大部分网点设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安全性得不到保障，这也为网点的正常运营带来了隐患。对于旧网点的改造，应提高安全性和结算网络的方便快捷。

银行应令顾客的等待时间轻松愉快，缓解其等待的无聊，如为其提供免费饮料，设置电视区、杂志、音乐或提供其他娱乐项目充实其等待时间等。在营业高峰期，可以通过增设临时柜台、增加员工、延长银行的下班时间等手段来提高产出能力，为顾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提高客户满意率。增加自动柜员机的数量，提供24小时自助银行服务，开展电子自助银行等渠道，使银行自助化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

在广大村镇地区，由于地域环境的限制和当地人文环境的影响，适当增加营业场所的柜台数量，减少储户的等候时间；改善经营场所环境，营造舒适的交易空间。这也是对这些商业银行最好的外部宣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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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世文.商业银行差异化营销[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6～37.

[4]周颖，王姣.谈邮政储蓄银行对银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1（17）.

[5]王明镜.当前基层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障碍.http：//www.chinava

lue.net..

作者简介：景刚（1971- ），男， 黑龙江伊春人，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战略营销方向研究；杨雪（1989- ），女，黑龙江鹤岗人，本科，研究方向管理学

作者：景刚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