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与福利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城乡差距过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必须通过“反哺三农”的方式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间的社会公平与协调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民经济与福利发展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民经济与福利发展研究论文 篇1：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摘要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关键词 绿色福利;绿色投资;内生增长模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绿色福利水平的提升。黨的十九大报告又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对优质绿色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8年GDP已经达到了13.6万亿美元，但福利水平的增长仍较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中国在2017年189个国家中排名86位[1]。李晓西等[2]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HDI，结果显示中国在123个国家中排名第86位，整体处于靠后位置。如果综合考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供给不足等严峻问题，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水平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绿色福利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绿色是指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与环境质量改善，而福利是指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因此，界定绿色福利的内涵为：将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高质量物质生活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由福利与绿色两个维度构成。由于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仍然不容乐观，若在人类发展指数中赋予绿色更大的权重，我国绿色福利水平在世界的排名将进一步降低。那么什么因素导致我国绿色福利偏低？现有文献大多从障碍因素进行探讨，如中国遵循“先污染，后治理”的一般规律，还处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的左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没有脱钩;依靠要素大量倾斜投入的增长方式导致能源的过多消耗[3];“唯GDP论”考核机制，加剧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4];FDI和贸易也对我国环境产生负面影响[5-7]等等。

有别于现有文献，该研究目的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8]估计，尽管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迅速，但从2014—2020年，中国绿色投资需求与货币供给之间的缺口仍有近24.3万亿元，绿色投资依然难以满足我国绿色发展的需求。Eyraudetal.[9]认为绿色投资包括可再生资源投资（包括大型水电项目）、能源技术投资、绿色研发技术投资。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可再生能源投资、营林建设投资三个方面来对绿色投资进行界定与测度。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并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绿色投资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居民收入来提升绿色福利，从而解决内生性问题。

1文献综述

国内外直接研究绿色福利（Greenwelfare）的文献较少，但与之内涵相近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体现为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研究。早在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首次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学者将资源与环境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考量[10-12]，虽强调代际，但往往忽略代内以及当代人与自然关系。我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最早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潘家华[13]认为，绿色发展注重处理好发展与环境关系，是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石敏俊[14]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并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既强调代际公平，又看重当代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协同，是“可持续发展”的深化。绿色福利更注重于绿色（资源与环境）质量改善，是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追求的目的，而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是实现绿色福利的方式和手段。

直接测度绿色福利的文献较少，但分别研究福利与绿色方面文献较多。在福利方面，基于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所提出的福利经济学理论，从1990年开始，采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法（HumanDevelopmentIndex，HDI）来测度福利[1]。在绿色（资源与环境）方面，国内有些学者使用生态福利[15]、环境福利[16]，并探讨了与之相关的测度，如绿色生产率测定[17]，G20生态福利绩效测算[15]。Lin&Benjamin[18]利用数据包络模型（DEA）来测算我国各省的绿色发展绩效。宋马林[16]采用两阶段方法来评估环境福利绩效。龙亮军[19]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评价。

有些文献对生态福利或绿色发展或环境福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Lin&Benjamin[18]通过要素分解发现，技术进步指数、技术变化效率指数以及技术缺口率是促进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宋马林[16]研究发现地方保护和错配的资源对环境福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围绕绿色投资，董竹等[20]发现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具有积极的影响;黄清子[21]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能够有效带动经济增长，同时降低该区域的污染排放。但是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研究还很稀少，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机制研究更少。

2理论模型

现代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基石就是索洛增长模型（Solowmodel），该模型假设资本存量是内生的，而技术进步是外生的[22]。对传统制造业（如采矿、石油、化工、钢铁、水泥等行业）进行大量投资，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即形成“污染”资本或污染投资。Nordhaus[23]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确实约束经济增长。与此观点相对应，Porter&VanderLinde[24]最早提出波特假说，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可以双赢。国内外大量经验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不是线性，而是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即达到转折点之后，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质量才会不断改善[25-27]。绿色投资是对清洁项目的投资。现有研究往往强调环境规制（补贴和征税）促进了企业偏向型清洁技术进步[28-29]。但Romer[30]、Grossman&Helpman[31]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企业存在内生动力机制促使污染投资向绿色投资转变。

基于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内生于生产函数），借鉴文献[32-35]，将环境与污染资本和绿色资本连接，构建一个简单理论分析框架，刻画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同步并阐释綠色投资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

假设所有家庭是理性的，根据其预算限制，从消费中获得跨时期最佳效用：

从公式（4）和（5）中可以看出，技术进步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在没有外在干预下，污染企业继续进行污染投资，使用污染技术，获取经济收益，但对环境产生污染。采用严格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将污染投资向绿色投资转变，一是给予足够高的补贴（S），很容易证明：;或者是采用足够高的环境税（τ），也可以证明：详见文献[28-29]。

理论上，由于启动绿色资本投资的动机由影子价值（λC）决定，绿色资本投资总是存在一个启动的时间点，在该时间点，其投资量超过污染资本[36]。实际上，即使没有环境规制，企业在消费者压力下，为树立绿色品牌，塑造投资者形象与社会责任，以及随着企业投资者本身环境意识提高，都会有内在动机进行转变。这样，在平衡的增长路径上，促进经济增长的消费路径与环境改善路径收敛，使得H最大化，如下：

式中，g代表共同增长率。内生增长机制的简单逻辑就是，在短期，污染资本配置给一般技能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大多从事污染产品生产，通过消费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污染资本边际收益大于绿色资本，但随着污染加重，通过环境渠道，边际污染治理成本增加，也导致消费者福利受损，消费减少，使得污染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如果将污染资本的部分收益用于增加研发投入，干中学，以及由此产生知识外溢，就会加速绿色资本积累。相应地，绿色创新者工资增加（类似于任何特定技能水平的劳动工资率都将随着他所在国家的富有而增加[37]），将会加快一般技能劳动者向高技能者转变，导致绿色资本的边际收益增加。此时，收敛于动态均衡点，污染资本边际收益等于绿色资本边际收益，出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这也符合科斯定理[38]：市场均衡的结果使得资源配置最佳，最具有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简单解释就是不会出现为了消费者福利，全部停止企业生产或生产者尽量生产而全面污染这两种情况，而是协同创新到双赢的局面，即随着绿色投资增加，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同步取得，绿色福利得到相应提升。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产生正面影响。

现有理论分析以及文献梳理发现，绿色投资通过要素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收入提升，这是绿色福利的重要指标维度，由此推导出假设2。

假设2：绿色投资通过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提升绿色福利。

现有研究发现，企业将绿色资金投入到科研创新、节能减排、退耕还林等方面，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居民生活品质，这也是绿色福利的重要维度，由此推导出假设3。

假设3：绿色投资通过减少环境污染而提升绿色福利。

企业增加绿色资金投入，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居民收入不平等，有利于提升绿色福利，这也是绿色福利的重要维度。由此推导出假设4。

假设4：绿色投资通过减低收入不平等而提升绿色福利。

3研究设计

3.1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构建省级层面的绿色福利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如下：其中，GWit代表绿色福利，GIit代表的是第t年i省份的绿色投资额，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Xit为影响绿色福利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教育程度（EDU）、对外开放水平（OPEN）、产业结构（TI）、公众诉求（PA）。

3.1.1绿色福利测度及分析

绿色福利（GW）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借鉴文献[39]～[40]，采用Super-SBM模型，选取25个指标来对绿色福利绩效进行测度。其中投入指标13个（资本存量、就业人数、人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能源消耗量、人均CO2、人均SO2、人均烟尘粉末、废水、废固、人均用水量、人均木材采伐量、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产出指标12个（人均GDP、受教育程度、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人均平均预期寿命、人均废气消除量、人均废水处理量、人均废固综合利用量、人均森林面积、人均自然保护区面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能源效率）。Super-SBM模型如下文所示，其中，θ为我国居民绿色福利绩效值，Xj和Yj分别表示j省的投入产出的变量集合，n表示测度的省份的数量，S-和S+为松弛变量。

采用已有文献绿色绩效的测算数据[18]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数据包络线方法（DEA），采用3个投入指标（能源消耗、资本存量、劳动力），4个产出指标（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固体废弃物、废水）来测算各省绿色发展绩效，数据的具体处理方法详见Lin&Benjamin[18]的文章。

3.1.2绿色投资测度

绿色投资（GI）是指企业将资金用于改善资源、环境友好型项目进行的投资。由于其数据无法直接获取，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可再生能源投资中水力电力投资、营林建设投资之和来构建绿色投资。由于各省份核能、风能、太阳能年度数据无法获取，未将其纳入绿色投资数据。朱建华等[41]研究发现环保投资对GDP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董竹等[20]则指出环保投资对环境具有正向影响，这两个维度是绿色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理论部分的假设，预期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为正。

3.1.3其他控制變量选择

教育程度（EDU），是指接受学历教育，采用大专以上学历占总人口比例进行测度。杜鹏[42]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收入越高。由于绿色福利期望产出指标中包含收入指标，教育年限将对居民绿色福利产生正向影响，预期符号为正。表1为变量描述统计的结果。

对外开放度（OPEN），指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通常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作为测量对外开放度的代理指标。现有研究发现，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提升[43]，但同时，大量出口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也可能对绿色经济福利会产生负面影响。现有事实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越大，国际贸易中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产出也越高，意味着增加GDP的正效应大于污染的负效应。由于经济和环境均为绿色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预期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福利产生正向影响。

公众诉求（PA），以居民向当地信访局上交的有关环境污染投诉的信件和电话网络投诉的总数作为测度。由于公众诉求的增加使得政府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44]，而环境规制能显著抑制污染排放强度[45]，因而居民福利的非期望产出减少，福利增加。另一方面，从公众诉求到政府实施严格环境规制，再到企业绿色投资，改进设备，治理环境，具有时间滞后性，预期符号不确定。

产业结构（TI），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家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进行测度。产业结构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46]。一方面，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高污染产业减少，环境改善，使得绿色福利增加;另一方面，我国的第三产业存在许多限制，相对制造业规模有限，还难以提供足够公共服务和增加就业，可能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绿色福利减少，取决于正负效应的大小，预期符号不确定。

3.2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的省级数据源自1999—2014年《国家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其统计对象为除西藏及港澳台外的30个省份。另外，营林建设投资（碳汇投资）数据来自于《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可再生资源投资（水电建设投资）数据是从《中国水力发电统计年鉴》获得，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数据是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收集。除百分比数据外（绿色福利、教育程度、开放程度、第三产值占比），其他数据如公众诉求与绿色投资取对数，这样回归估计结果的系数可解释为自变量变动百分比导致绿色福利变量变动百分比的敏感程度。

4研究结果

4.1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绿色投资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大，标准差为122.568，说明我国各省绿色投资规模存在出个体差异，呈现出地区性分布不均;同时，我国绿色福利与绿色发展绩效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明我国居民享受的绿色福利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

4.2回归分析

考虑到绿色福利可能反过来影响绿色投资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借鉴Chen&Golley[47]的研究，直接采用Arellano&Bover[48]提出的系统GMM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第（1）列报告了绿色投资的回归结果，与预期结果完全一致并验证了假设1，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在1%显著水平上促进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这就充分说明，在一定程度内绿色资金投入越多，居民可以享受的绿色福利越高。

教育程度在1%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显著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8%，这个结果说明随着居民平均教育程度提高，居民的绿色福利越多。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公众环境诉求与绿色福利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与变量定义部分的负面解释一致，也意味着公众环境诉求渠道还需要提高。产业结构与绿色福利呈现出负相关，这与变量定义部分的负向影响解释一致，也意味着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49]，这也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新常态相符。

4.3稳健性分析

采用Lin&Benjamin[18]测算的2000—2012年绿色发展绩效数据和绿色福利测算数据进行对比，以期获得稳健性，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绿色投资、教育程度、对外开放度与居民诉求均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但产业结构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可能解释是Lin&Benjamin[18]文献中的绿色发展绩效的理想产出只是GDP，而产业结构转化有助于经济快速、持续增长[50]。

4.4内生性检验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的高度。考虑到生态文明视角下绿色福利和绿色投资之间的内生关联，采用GMM-DID方法进行回归并建立如下模型：

生态文明建设时间的哑变量afchange以2007年为分界线，之前取值为0，之后则取值为1。试验组的哑变量ectp则根据是否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划分，试验先行区（贵州、福建、浙江、江西）为1，其他省份则为0。交互项ectp×afchange代表生态文明建设试验组在改革后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X为前文所述其他控制变量。

结果如表2第（6）列和表3第（12）列所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有助于居民绿色福利的提升，但由于初始阶段试验区较少，结果存在不稳健性。

5影响机制

5.1机制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与假设，首先将城镇化水平（URB）作为控制变量，来考察绿色投资对GDP、污染物排放量（CO2、SO2、污水）以及Gini系数的影响;其次，对GDP、环境规制以及Gini系数与绿色福利的估计方程进行再检验。具体设定方程如下。其中，ETit表示t年i省份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CO2排放量、SO2排放量、污水排放量;ERit为环境规制，Giniit为各省基尼系数，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基本回归的定义一致，表4报告了不同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3）和（14）列汇报了公式（9）（10）估计结果，研究表明绿色投资对GD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響，而GDP在1%显著水平促进绿色福利提升，验证了假设2。由此可见，绿色投资通过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提高了居民绿色福利。表中第（15）～（18）列汇报了公式（11）（12）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绿色投资对CO2排放、SO2排放、污水排放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环境规制对居民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3，即绿色资金投入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进而提升居民绿色福利。类似的，第（19）（20）列汇报了式（13）（14）的结果，绿色投资对Gini系数具有负向影响，同样，Gini系数对绿色福利的影响也为负，验证假设4，这表明绿色资金投入可以使得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减少，进而提升居民绿色福利。

同理，为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采用Lin等[18]文献中的绿色发展绩效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重新检验，结果与上文一致。由于篇幅有限不做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实证结果。

5.2Sobel检验

考虑到中介效应的复杂性，还借鉴Sobel模型[51]进行检验，该检验显示，在95%置信度水平下，回归结果支持GDP、CO2排放、SO2排放、污水排放量以及Gini系数的中介效应，即通过增加国民收入、降低CO2、SO2排放、污水排放量以及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来增加绿色福利。类似的，采用绿色发展绩效来衡量绿色福利，亦得到同样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检验结果。

6结论

绿色福利提升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绿色福利的研究有助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政策的组合，弥补政策缺位。同时绿色福利研究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提升居民福利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为全球的气候治理做出贡献。基于此，对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减少CO2、SO2、污水等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来改善环境以及减少收入不平等途径来增加居民绿色福利。

研究结果为提升我国绿色福利水平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例如采用定向降准[52]、完善绿色技术银行机构[53]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弥补绿色产业投融资缺口。同时，通过征收环境税[54-55]等政策工具，促进“两高一剩”传统行业绿色化，加大绿色技术投入力度，促进清洁生产，从而增加居民绿色福利。第二，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第三，改善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对进口企业进行合理的监督和引导，鼓励其引进有利于能源节约和清洁生产的技术，对出口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从而改善环境质量。第四，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建设公众诉求综合处置平台，为公众诉求提供良好的环境，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

由于研究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具有挑战性，今后要加强从个体劳动者层面上探讨绿色投资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还需要将绿色福利的测度与包容性财富（inclusivewealth）的变化量进行对比分析，因为包容性财富的测定被广泛应用于可持续性发展评估。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

[1]Humandevelopmentreport2018[R/0L].（2018-09-14）[2019-10-28].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8.

[2]李晓西，刘一萌，宋涛.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J].中国社会科学，2014（6）：69-95，207-208.

[3]陈诗一.中国的绿色工业革命：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解释（1980—2008）[J].经济研究，2010，45（11）：21-34，58.

[4]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5COLEMA，ELLIOOTR.ZHANGJ.Growth，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theenvironment：evidencefromChinesecities[J].Journalofregionalscience，2011，51（1）：121-138.

[6]林伯强，邹楚沅.发展阶段变迁与中国环境政策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14（5）：81-95，205-206.

[7]朱平芳，张征宇，姜国麟.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6）：133-145.

[8]陈雨露.中国绿色金融改革面临五大挑战[C]//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5届年会.http：//finance.caijing.com.cn/20151110/4007265.shtml.

[9]EYRAUDL，CLEMENTSB，WANEA.Greeninvestment：trendsanddeterminants[J].Energypolicy，2013，60：852-865.

[10]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1）：7-13.

[11]司红运，施建刚，陈进道，等.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审视国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主题脉络、知识演进与新兴热点[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7）：166-176.

[12OLAWUMITO，CHANDWM.Ascientometricreviewofglobalresearchonsustainabilit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18，183：231-250.

[13]潘家華.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J].求是，2015（11）：26-27.

[14]石敏俊.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N].光明日报（理论·经济学），2017-10-17.

[15]臧漫丹，诸大建，刘国平.生态福利绩效：概念、内涵及G20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5）：118-124.

[16]宋马林.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J].经济研究，2016，51（12）：47-61.

[17]李斌，彭星，欧阳铭珂.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基于36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4）：56-68.

[18]LINBQ，NELSONIB.GreendevelopmentdeterminantsinChina：anon-radialquantileoutlook[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17，162：764-775.

[19]龙亮军，王霞.上海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2）：84-92.

[20]董竹，张云.中国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冲击的计量分析——基于VEC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8）：61-65.

[21]黄清子，张立，王振振.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3）：89-99.

[22]SOLOWRM.Theeconomicsofresourcesandtheresourcesofeconomic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4，64：1-14.

[23]NORDHAUSWD.Economicaspectsofglobalwarminginapost-Copenhagenenvironment[J].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2010，107：11721-11726.

[24]PORTERM，VANDERLINDEC.Towardanewconceptionofthe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relationship[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5（9）：97-118.

[25]GROSSMANG，KRUEGERA.Economicgrowthandtheenvironment.[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5，112：353-377.

[26]STERND，COMMONM.Istherean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forsulfur？[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1，41：162-178.

[27DASPUTAS，LAPLANTEB，WANGH，etal.Confronting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02（16）：147-168.

[28ACEMOGLUD，AGHIONLP，BURSZTYN，etal.Theenvironmentanddirectedtechnicalchange[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12，102：131-166.

[29]景维民，张璐，黎文靖.环境管制、对外开放与中国工业的绿色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4，49（9）：34-47.

[30]ROMERPM.Endogenoustechnologicalchang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71-102.

[31]GROSSMAN，HELPMAN.Qualityladdersinthetheoryofgrowth[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91，58：43-61.

[32]BROCKW，TAYLORS.Thegreensolowmodel[J].Journalofeconomicgrowth，2010，15（2）：127-153.

[33BRETSCHGERL，SMULDERS.Sustainabilityandsubstitutionofexhaustiblenaturalresources：howstructuralchangeaffectslong-termR&D-investments[J].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2012，36（4）：536-549.

[34JINW，ZHANGZ.Onthemechanismofinternationaltechnologydiffusionforenergytechnologicalprogress[J].Resourceandenergyeconomics，2016，46（SupplementC）：39-61.

[35BRETSCHGERL，LECHTHALERF，RAUSCHS，etal.Knowledgediffusion，endogenousgrowth，andthecostsofglobalclimatepolicy[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17，93（SupplementC）：47-72.

[36JINW，WOODLANDA.Optimalgrowthwithresourceexhaustibilityandpollutionexternality[R].UNSWBusinessSchool，2017.

[37]LUCASR.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8，22（3）：3-42.

[38]COASE.Theproblemofsocialcost[J].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960（3）：1-44.

[39]FUKUYAMAH，WEBEWL.Adirectionalslacks：basedmeasureoftechnicalinefficiency[J].Socio-economicplanningsciences，2009，43：274-287.

[40ANDERSENP，PETERSENNC.Aprocedureforrankingefficientunitsindataenvelopmentanalysis[J].Managementscience，1993，39：1179-1297.

[41]朱建华，徐顺青，逯元堂，等.中国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S3）：100-103.

[42]杜鹏.我国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4）：47-52.

[4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44]郑思齐，万广华，孙伟增，等.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J].管理世界，2013（6）：72-84.

[45]傅京燕.產业特征、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排放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2）：73-77.

[46]MEHDIB，SEYEDH.Industrialdevelopmentandsocialwelfare：acasestudyofIran[R/0L].（2018-11-03）[2019-10-29].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801211830048X.

[47]CHENS，GOLLEYJ.GreenproductivitygrowthinChina’sindustrialeconomy[J].Energyeconomics，2014，44（7）：89-98.

[48]ARELLANOM，BOVERO.Anotherlookatthe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oferror-componentsmodels[J].Journalofeconometrics，1995，68：29-51.

[49]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经济学（季刊），2013，12（4）：1109-1140.

[50]周少甫，王伟，董登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8）：65–77，123.

[51MACHINNONDP，WARSIG，DWYERJH.Asimulationstudyofmediatedeffectmeasures[J].Multivariatebehavioralresearch，1995，30：41-62.

[52]马然.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助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J].中国外资，2019（15）：74-75.

[53]郭滕达，赵淑芳.绿色技术银行：来自中国的探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2）：131-137.

[54]毕茜，于连超.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3）：76-82.

[55]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J].2019，29（7）：112-120.

作者：廖显春 李小慧 施训鹏

国民经济与福利发展研究论文 篇2：

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理念与理据

摘要：城乡差距过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必须通过“反哺三农”的方式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间的社会公平与协调发展。从历史贡献补偿角度而言，国民经济应对工业化初期以“剪刀差”方式吸纳的“三农”资金予以补偿；从社会福利角度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应牺牲涉农主体的利益，政府应对低工资、低地价、农产品低价格予以利益保障或补偿；从社会公正角度而言，政府应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涉农群体的基本权益；从博弈均衡的角度而言，社会公共财政应承担起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

关键词：城乡和谐发展；反哺“三农”；经济学理据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开大学文科创新基金项目(NKC0507)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钟茂初(1965－)，男，江西铜鼓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一、和谐社会的现实障碍：巨大的城乡差别

中国城乡差距巨大并持续存在，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与长期推行的城乡分治制度。城乡差距对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成为中国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缩小城乡差距，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一)城乡收入差别

城乡差距首先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方面。有关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长期维持在2．5：1左右的程度，这是一个极大的差距；而且，随着發展，城乡差距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继续拉大的势头。

(二)城乡社会发展差别

由于中国长期实施城乡分治的治理策略，在财政方面推行倾斜政策，导致农村、农民的发展大大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仅仅是城乡差别的一个方面，而更多、更悬殊的差别则体现在城乡居民所享受社会福利方面的巨大差别，如果考虑到城乡教育、医疗保障、最低收入及失业养老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的差别，那么城乡的真正差别要远比收入层面显示的差别大得多。换言之，城乡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差别等就是特殊形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

综合城乡收入差别和城乡社会发展差别，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程度。缩小城乡差距，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税收、社会保障、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等政策和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以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成果适当地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就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方向。

二、思路之一：对“三农”群体的历史贡献予以补偿

当前这种巨大的城乡差别的形成，有着众多的原因。从历史成因的角度来看，中国工业化初期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资金的发展策略，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达到如此程度的重要原因。

(一)“三农”对国民经济的历史贡献：“剪刀差”视角的估测

中国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是以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实施为起始的。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农民承受了由于产品统购价格低于自由市场价格而形成的价格损失，使农民应获得的利益向城市居民转移，也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不断地向城市地区转移。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转移是建立工业化体制、积累经济发展所需资本的最有效方式，但这种资本积累的社会不公平性显而易见。同时，将这一价格体制强加于农村和农民，成为变相掠夺农业和农民的一种资本积累方式。对农民来讲，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更进一步损害了农村经济长远发展的后劲。对全社会来说，这一制度严重地损害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社会公平，且不断强化这一不公平。

中国各个时期的“剪刀差”到底有多大?中国农村和农民到底为中国工业的初始积累做出了多大贡献、付出了多大代价?长期的“剪刀差”政策的实施到底给中国农村的发展、中国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多大范围、多大程度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对“剪刀差”及其计算方法有着不同的认识。武力(2001)等学者对此有较全面的综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课题组(1997)估算，1950年～1978年问，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扣除同期财政对农业的收支差，政府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农业部门资金流出净额155亿元；1979年～1994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扣除同期财政对农业的收支差，政府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平均每年农业部门资金流出净额811亿元。严瑞珍等(1990)的测算结果为，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共7878亿元，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的工业化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二)对等补偿机制：对“剪刀差”予以补偿

“剪刀差”作为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方略，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根由。从理论角度和历史来看，通过“剪刀差”的方式适当地把农业剩余转为工业资本积累，是符合一般发展规律的。但对于农民和农村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国家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以补偿。结合中国1952年～1978年的现实来看，工业化方略的出发点未尝不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农业剩余转移的程度与效果的把握。几乎把全部的农业剩余都转移了，并且是以一种无偿剥夺的方式进行的，使得农业和农民并没有在这一工业化进程中有明显的受益——农民收入没有得到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没有得到吸收。

无论从政策内容或是从政策效果来看，中国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的的确确推行过以“剪刀差”等方式吸收农业资金作为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政策。既然工业的发展是来源于过去农业和农民的付出，那么农业和农民理所应当分享这一发展收益，或者说工业的原始发展是“借取”农业和农民资金得以实现的，尽管农民并非自愿地“借出”，但农民完全有理由收回“本金和利息”。诚然，一次性返还并不现实，但采取一个稳妥的长期合作方式，在不严重损害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在资金、技术、市场等发展条件方面给与农业、农村、农民长期的支持与合作是合理可行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二元结构逐步转向一元结构、城乡差距逐步消失得以实现之时，这一形式的补偿也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三、思路之二：发展不以牺牲“三农”为代价，实现城乡间帕累托改进

(一)工业高速发展不可忽视的条件：低工资雇用、低价取得土地、低价使用农业资源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庞大的工业规模，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农产品资源，不能不说是支撑这一发展态势的重要条件。

极低的农民工工资。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

大量使用劳动力。而由于中国存在正式职工和农民工的身份区别，导致使用农民工的工资成本大大低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实质上，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大大低于城市职工工资，农民工工资长期没有增长，农民工工资大量被拖欠，这是当前农民工低工资的三大现象。当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约为9900万。他们只得到应得工资的40％～50％左右，且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各种保障和福利。照此估算，2004年全国因压低农民工工资少支付8000亿元，少支付各种保障和福利也不低于8000亿元。长期累计，这是何其庞大的一组数字!中国农民在承受“剪刀差”方式的工业积累之后，又在当前的工业化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牺牲。

低价取得土地资源。随着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用土地被征用。农民失去土地得到政府和用地单位支付的数额不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其中补偿费只是对农民原来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收益的补偿，而不是土地的非农化价值。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冯培恩的估算，2002年被征地农民人均获得补偿按照当地目前物价水平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两年半。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产权不清，导致农民对土地都没有支配权，最后政府配合工业企业或城市部门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性地得到土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虽然增值了，但农民却很少得到好处。

比价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市场化和工业化阶段，然而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依然低廉。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经济逐步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然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性、在中國经济发展历史中形成“弱质性”的产业，在市场供需的博弈中，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依然承受着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等现象。一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农民弱势地位仍然延续不合理比价；二是农业增产不增收。

(二)帕累托改进机制：发展过程中保障或补偿农民基本利益

经济福利的改进，是建立在帕累托配置原则上的。即，任何一个群体的发展应在不损害其他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把这一原则放到我们讨论的主题下，那就是，工业发展、城市发展应在不损害农业发展利益、农村发展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很显然，延续至今的那些倾斜于工业、倾斜于城市、城乡分治的歧视性政策是违背这一基本原则的，理应得到纠正。否则，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并不会带来整个国家福利的提高，而只是通过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去实现另一部分群体福利的改进，这是不合理、也是得不偿失的。

帕累托配置的一种变通形式就是帕累托改进。它的内涵是，当某一个群体的发展可能损害其他群体利益而增加自身利益时，获利的群体应当拿出其所增加的利益来补偿受损群体的损失，至少使相关群体的利益不减少。这是调整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把这一原则应用到我们所讨论的工农业关系、城乡发展关系的话，当前普遍存在的低价土地资源、压低农民工工资、低价格农产品现象，是违背帕累托福利原则的，实质上是在侵蚀农业和农民利益。因而有必要以“反哺三农”的方式对此予以补偿，必须按照帕累托改进原则由获利方给受损方以足够的补偿。

具体而言以帕累托改进原则“反哺三农”至少可从以下方面着手：(1)使农民工在工资稳步提高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如果各级政府依然把低工资作为吸引投资的条件的话，那么使用农民工的当地政府部门应当承担这一保障责任；(2)保障农民对土地资源的处置权利，应当承认农民是土地转让的主体，应当让农民得到土地的收益和增值，至少应当让失地农民以土地换取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政府部门在促进农民得到这些权利方面责无旁贷；(3)政府应当在城市经济体与农村经济体间建立起利益保障机制，至少使农民能够实现“增产而增收”的基本经济伦理。

四、思路之三：遵循罗尔斯公正原则，保障弱势“三农”群体利益

农业、农村、农民，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城市、城市居民而言，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更具体地来比较，农民工处于城市就业群体中的最底层地位，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农村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远远落后于城市水平(几乎处于保障缺失的状态)，农村的教育水平和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最低收入层的居民绝大部分为农村居民且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等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显示，截至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2．8％。2004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为668元，低收入人口的标准是924元。面对这一不平衡的发展现实，罗尔斯社会公正原则是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亟待解决的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是近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相比农村而言，中国城市建立了较普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退休养老制度、公费医疗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的社会保险制度。而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却日益萎缩。自建国以来，二元经济制度把城镇和农村严格区分开来，“目前国家在社保方面的投资，90％以上用于城市人口”(穆怀中，2004)。而作为占全国人口60％多的农村居民，由于制度的刻意忽视而成为社保最薄弱的环节。从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不管公民的生活状况或经济地位如何，医疗保障应当成为一种全体国民的权利。医疗卫生服务应归入公共品的范围，由公共财政来运作。但我国的农村医疗卫生长期以来始终处于被财政忽视的地位。一方面，我国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持与城市相比存在厚此薄彼现象；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在享受医疗卫生保障待遇上存在显著差异性。享有社会基本生活水平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水平是每一个社会起码的公平。即使在这一最基本的公平起点上，中国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是罗尔斯公正原则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罗尔斯社会公正原则的基本思想是，当发展出现不平衡时，应合理地保障社会中处于最为不利地位的成员或群体的利益，这样才能确保社会成员面临最不利风险时可以得到最大的保护。按照罗尔斯社会公正原则来讨论工农业关系、城乡发展关系，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农村和农民都是中国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体，绝大部分农民是中国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因此中国社会如果以追求公平发展为目标，那么就必须合理地保障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利益。

农民收入显著低于非农职业者收入的同时，农民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养老保障、涉农的社会保险、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都显著地落后于城市及城市居民，这些也是城乡差距的重要方面。换言之，这些方面也是罗尔斯社会公正原则所应保障的基本内容。按照这一原则来看，农村社会发展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城乡社会发展的

差距得不到缩小，城乡间的社会公平、城乡间的协调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农民比城镇居民更急需国家在医疗保障、最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关注与支持。这些社会保障是典型的社会“公共产品”，它应面向全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城镇居民。农民基本生活条件、健康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思路之四：在博弈均衡机制下选择有利城乡协调发展的策略

农村社会发展不只是农村和农民自身的问题，也是全局性发展战略问题。因而，农村公共品供给就不只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国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当承担起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责任。而过去我国涉农的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不仅制约了“三农”的发展，也制约了全国整体的发展。本节以农村教育为例，以博弈均衡为分析方法，探讨国家基于全局性发展目标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有效策略。

(一)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以农村教育为例

根据经济学理论对公共品的分析，教育基本属于公共产品，市场在这一领域失效。从现实来看，义务教育的效益具有外溢性特征，并且成本与收益难以存在配比关系。为弥补市场失灵，国家对义务教育投入是义不容辞的。因此各国政府大都将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作为纯公共物品，由政府财政承担供给资金的职责。但我国在农村教育中的财政支出远远低于承担这一供给责任所需的资金，也就是说政府对农村教育这一公共品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

资料表明，农村学生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数的比重近65％，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全国义务教育投入的比重只有56％，占全国整个教育投入的比重仅为27％(苏明，2002)。从教育体制上看，农村义务教育加大了农民负担。乡村义务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实质是把国民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以合法形式直接转嫁到农民身上。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中，70％～80％由乡镇负担，在基层财力不足的约束条件下，向农民摊派就成为无奈的选择，这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村中小学教育是公共产品，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却由农民来承担，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制度安排。由于农村教师待遇问题难以解决，农村教师质量无法得到保障，也就使得农村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已经成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更成为全国进一步发展和全面发展的严重障碍。

(二)博弈均衡下的策略选择：公共财政必须担负起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职责

“反哺三农”并非是社会伦理使然，而是理性的社会群体间利益博弈的策略选择方向。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城市社会经济与农村社会经济之间、整体国民经济与农业之间、整体社会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都必然存在着利益的博弈。这一博弈类型相当于博弈论中典型的“智猪博弈”^①。由于農业、农村、农民在各种博弈关系中均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它只能选择相对较有利于自身的博弈策略；而处于相对优势的工业、城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不得不选择相对有利于农村和农民的策略，否则只会使它们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按照这一博弈逻辑，公共财政不得不承担起农村、农民素质的提高(教育等)、农业技术的使用与普及、农村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等)、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生态维护)等涉农公共品的供给的职责，实质上这也是反哺“三农”的一种形式。

以农村教育为例，由于低收入农民尚处于基本生活需求满足阶段，普遍而言农民对教育需求并不很高，反而是期望获得高素质劳动力的城市部门、希望促进全面素质提高的政府部门更期待农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否则就会因农民素质较低而影响工业企业的利益、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政府部门发展目标的实现。所以，公共财政承担农村教育发展责任也就成为全社会理性的博弈策略选择。

通过以下虚拟数字就可清晰地反映全国和政府、农村和农民之间博弈策略的选择。假设“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这一行为能够给全国带来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更高素质的居民，由此而提高全国的福利水平10单位；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这一行为也能够改善农村和农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但由于精神文化相对于温饱问题处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给农民福利的增加相对较少，设为5单位。另一方面，“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这一行为是需要支付费用才能完成的，如果全部由国家承担，这笔费用在全部财政中所占比重较小，由此带来全国居民福利一定程度的减少，设为8单位；如果这笔费用全部由农民承担，则由于这笔费用在全部农民收入中占有极大的比例，由此而带来农民福利的减少就很大，设为10单位；如果该费用由政府与农民分担，那么给全国带来的福利减少为4单位、给农民带来的福利减少为5单位。该博弈的支付矩阵为：

显然，该博弈的均衡为：全国和政府这一博弈主体选择“承担费用”策略、“农村和农民”这一博弈主体选择“不承担费用”策略，对应的支付为(2，5)，这是唯一可以实现的均衡。因为只有这一策略组合才能使在对方不改变策略时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策略的动因。由此可见，中央财政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部费用是唯一合理的选择，而目前主要由农民承担或地方财政与农民分担是不合理的，在正常条件下也无法实现(只是在强制的行政手段下才勉强得以施行)。

再以环境保护问题为例，同样的道理，由于低收入的农民尚处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阶段，他们更注重物质财富的获得，而相对较不关注生态环境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而城市和政府部门则相对更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给城市居民和全体国民生活质量带来的影响。在此条件下，起源于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农村种植经济、林牧副渔经济、乡镇工业经济等形成污染的治理问题，都不得不由城市部门或政府部门来承担，否则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较小，而会因为污染问题而造成城市和整体国民生活质量的下降。所以，公共财政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理性的博弈策略选择。其他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都与农村教育、农村生态保障相类似，主要应当由公共财政来承担。

六、小结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改进的程度，而以工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成果适当地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合理的改进方式。无论是从贡献补偿的视角、从社会福利改进的视角，或是从社会公正的视角，还是从利益体博弈均衡和策略选择的视角来分析，都有足够的理由来论证反哺“三农”的必要性。从贡献补偿角度来说，国民经济应当对工业化初期以“剪刀差”方式吸纳的“三农”资金予以补偿；从社会福利角度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应牺牲涉农主体的利益，政府应对低工资、低地价、农产品低价格予以利益保障或补偿；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而言，政府应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涉农群体的基本利益；从博弈均衡的角度而言，社会公共财政应承担起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这是促进全面发展的唯一可行的策略选择。这些就是当前为协调城乡差距而反哺“三农”的经济学理据和实践依据，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更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钟茂初

国民经济与福利发展研究论文 篇3：

财政扶持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研究

摘要：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要取得长足进展，诸多要素中的关键在于有效融资和资源有效配置。但自主创新成果的公共物品属性使R&D融资市场失灵、项目中报的私人物品属性使财政R&D配置政府失灵、导致汽车产业R&D投入不足和R&D配置失效。从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出发，提出了开征研发税的构想，通过国家税收行为积累资金，创新R&D投入体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促进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发展。

关键词：财政扶持；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研发税

一、引言

汽车以产业关联度强、经济拉动力大、财政贡献率高和就业带动面广而倍受世人关注。欧美发达国家平均约有1/6的就业人口与汽车产业相关，美国1994年汽车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6％，日本1993年达8.9％。因此，工业发达国家几乎都把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加以扶持与发展。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在规模、结构与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我国汽车产业呈现出迅猛发展势头，2002～2008年汽车产量年均增长22.6％；2008年汽车产销量分别高达934.34万辆、935.08万辆，位居世界第三、第二位。汽车产业的繁荣拉动了其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2007年汽车产业分别消耗全国生产的13.5％的机床、3.51％的钢材、30％的橡胶、4％的塑料、2％的玻璃、6.5％的油漆等。2007年我国汽车行业从业人员291万人，相关从业人员逾3000万；主营收入2万多亿元，增加值5488亿元，占GDP比重达2.31％；汽车产业对国家财政贡献超过2000亿元；汽车产业及关联产业对GDP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十分突出，2002年为12.97％，2006年为9.37％，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据预测，今后10～15年，GDP每年的新增量中将有16％～17％由汽车产业提供，汽车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拉动力最强的产业。

但与此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低、自主品牌市场竞争力差等问题也日显严重，成为制约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软肋。2008年，自主品牌轿车销量130.82万辆，仅占国内轿车总销量的25.92％，较上年下降了0.43个百分点。此外，80％以上的自主品牌轿车都集中在低中档产品，主导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几乎都被外资企业掌控。据研究，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仅47.63分(以发达国家最大值为100分计算)，尚不及发达国家一半。

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使中国汽车进入国际市场“与狼共舞”，汽车企业是走向消亡还是在拼搏挣扎中发展壮大，主要取决于其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能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要取得长足进展，诸多要素中的关键在于有效融资与资源有效配置。但是，因为自主创新成果的公共物品属性使R&D融资市场失灵，加之财政R&D支出过少，导致汽车产业R&D投入总量不足，投入增长缓慢。另外，研发机构众多，产学研联系不紧密，科研项目设立、项目申报立项与科研成果评价体制不健全，导致有限的R&D投入过于分散，R&D配置失效。因此，研究如何解决R&D融资的市场失灵与R&D配置的政府失灵，促进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财政扶持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现实需求

(一)R&D融资市场失灵

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特别是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资金需求量巨大。作为R&D投入的两大主体，一方面是市场主体的汽车企业，由于相关体制机制与产业政策不健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依然存在企业规模小、经济效益差、重复性建设多等问题，导致经济与科研实力薄弱，对自主创新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由于具有强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自主创新成果——知识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与以企业为R&D投入主体的R&D市场融资模式相矛盾，造成R&D融资市场失灵；加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和风险投融资市场不健全，使汽车企业更加趋向于规避风险，缺乏R&D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计划主体的政府，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自主创新的正确认识、地方政府领导与国企领导绩效评价体系不科学、领导人事变动频繁等原因使我国政府与国企领导在决策与经营过程中追求短期效益的行为与自主创新的特征相矛盾，导致政府缺乏R&D投入的动力与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最终导致我国汽车产业R&D投入严重不足，投入增长缓慢。

1　R&D投入严重不足。相对于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资金需求与汽车发达国家R&D投入，我国汽车产业R&D投入不管是总量，还是其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都很低。据统计,2005年福特、通用、戴克、丰田、本田、日产、大众R&D投入分别为80亿美元、67亿美元、68亿美元、62亿美元、39亿美元、38亿美元、46亿美元，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4.61％、3.7％、3.85％、4.2％、5.28％、4.72％、4.2％。而我国近几年汽车产业该比例始终在1.4％～1.8％之间徘徊不前，2007年为1.78％，不到发达国家平均4.2％的一半。

在R&D经费的来源构成中，发达国家政府财政拨款比例达30％，其中法国最高，为37％。2005年美国政府R&D预算为1320亿美元，其中直接拨给企业的超过30％，占企业R&D总额的比重超过30％。相对而言，我国政府的R&D支出不管是总量还是对企业R&D支出所占比例都很低，2006年我国政府R&D投入1367.8亿元，其中对企业R&D投入105.4亿元，仅占政府R&D投入的7.71％。

2　R&D投入增长缓慢。近年来，虽然我国汽车产业R&D经费随汽车产销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大，但总量增长缓慢，R&D占汽车产业总产值与销售收入的比例还很低，徘徊不前(见表1)。

(二)R&D配置政府失灵

财政投入是汽车产业R&D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以计划方式通过全额财政或财政支助立项方式投入。由于这种R&D经费计划配置模式与具有竞争性、排斥性的科研项目申报立项的私人物品属性相矛盾，造成了R&D配置政府失灵；以及产学研联系不紧密等原因导致R&D经费投入过于分散，投入成效不明显。

1　R&D投入过于分散。据统计，2005年全国各类汽车企业2637家，其中汽车整车企业117家，开设车辆工程专业的本科院校72家，再加上各类汽车实验室和汽车技术科研中心与研究院等，我国研究汽车的机构多达数千个。以2006年我国汽车产业R&D投入244.7亿元计算，平均每个研发机构的R&D经费不到1000万元，最少的R&D经费仅几十万元。这必然导致：一是现有科研人员待遇差，缺乏集中精力潜心研究的物质基础与积极性，难以留住人才；二是难以引进研发人才，特别是高级研发人才

和研发带头人；三是科研设备差，难以购买先进的科研设备和数据资料，缺乏进行科研实验的基础与条件。

2　R&D投入成效不明显。(1)产学研联系不紧密使申报项目华而不实，缺乏实用价值；局限于眼前，缺乏理论高度与中长期发展规划性；有价值的科技成果生产力转化率也很低。据统计，近年来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真正实现转化和产业化的不到10％。(2)项目申报、立项评审与科研成果评审过程中，缺乏科学量化的评审指标体系，缺乏公平公正的评审程序，缺乏严格有力的审查监督系统，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导致打招呼、拿回扣、论资排辈、暗箱操作、行贿受贿的现象层出不穷。

三、财政扶持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

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是假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国家行为要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综合权衡全体国民短、中、长期的利益需求及其可获得性，以均衡、稳定与可持续地增进全体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的。具体来说，一切国家行为，一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严格按规律办事；二是要综合考虑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一部分或某一阶层国民的利益；三是要正确处理全体国民当前利益需求与中长期利益需求、现有国民利益需求与子孙后代利益需求之间的关系；四是要正确处理利益需求与利益需求的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获得该利益需求所要付出的代价；五是要稳定可持续地谋取全体国民福利的最大化；六是要均衡地增进每一位国民的福利而不是某一部分国民的福利。根据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国家对一个经济单位是否进行资源投入和投入多少，主要应根据对该经济单位投入一个单位量的资源所产生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全体国民福利的增量)来进行。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对GDP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十分突出。因此，要加大财政对汽车产业，特别是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

(二)公共财政支出理论

公共财政支出是政府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之一，其基本职能是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和经济稳定增长。西方学者认为，根据这三大职能，公共财政支出应坚持三个基本原则：(1)效益原则。在安排公共财政支出把经济资源配置于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的各种用途时，应以获得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原则。(2)公平原则。通过公共财政支出产生的利益，在社会各阶层居民中的分配达到公平状态。(3)稳定性原则。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杠杆作用要能谋求经济的稳定与均衡发展。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应遵循厉行节约、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兼顾公平与效率、量入为出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原则。汽车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财政增收和社会就业贡献巨大，而自主创新是我国汽车产业健康稳定发展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国家要加大财政对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

(三)公共物品供给理论

公共物品相对私人物品而言，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与外部效应。由于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搭便车”心理与生产者的“囚犯困境”状况，公共物品的提供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主要由政府提供，社会第三部门、其它单位和个人也可以参与其中，但不应以赢利为目的；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政府授权、政府参股和政府补助等方式提供，对于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一般通过政府补助的方式提供，补助方式主要有财政补贴、贷款贴息和税费减免等。汽车产业自主创新需要进行长期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之后才能进入技术创新阶段，其最终成果是知识产品。基础科学研究是纯公共产品，应用基础科学研究与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最终成果——知识产品，虽然可能通过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来排他，但其消费具有很强的非竞争性与正的外部效应，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对于汽车产业自主创新涉及的基础科学研究部分，只能通过无偿征税和财政转移支付来提供；对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当由政府和市场根据博弈均衡理论共同提供，政府提供部分通过无偿征税取得。

四、创新财政扶持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源”与“流”

(一)开征研发税，扩大财政扶持“源”总量

针对自主创新成果公共物品属性导致R&D融资市场失灵和自主创新对资金需求巨大、高投入、周期长、高风险、高效益、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在现阶段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低，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研发能力薄弱，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R&D投入总量不足、投入过于分散、投入增长缓慢、投入成效不明显、风险融资体制与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建议为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提升在关键和核心技术上的研发水平和重大项目攻关能力的特定目的，开征研发税。研发税属于特定目的税类，开征对象主要为科技对产业发展贡献率较高产业所属企业；税率为企业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税率大小可以参照为国外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R&D投入占其销售额比例的平均值与国内同类企业该比例的差值，约为1％～1.5％；研发税所得财政收入专款专用，用于科技研究与发展；研发税属于阶段性税收，当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到与国际先进科技创新水平相当，并且建立了较健全的风险融资体制与市场时，停征研发税。

开征研发税，一是可以有效解决R&D融资市场失灵问题，确保R&D经费来源稳定；二是税率不变，税收总额会随企业销售总额同比增加，可以有效解决R&D经费增长缓慢问题；三是通过无偿征税的国家行为可以有效解决在市场体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R&D投入总量不足、投入过于分散、重复性投入多、投入效益差等诸多问题。一方面，国家可以在制定具有预见性的科学合理的科技发展规划的基础上，针对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共性强、关系国计民生的技术，联合相关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整合政产学研民资源优势，联合立项进行科技攻关；对于重大科技项目，可以组织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强有力的科研团队进行联合大攻关，实现科研力量的集聚效应，力求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达到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充分发挥财政R&D经费的“药引子”作用，通过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财政政策，引导和鼓励商业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投向自主创新领域，择优扶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活动，基于利益均衡有效盘活金融资本与企业资本，全面推进自主创新发展。

(二)融资多样化，改善财政扶持“源”结构

要建立健全风险投资市场与财政对风险投资的补偿机制。一是要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扶持自主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研发银行，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贷款融资业务。该银行的资金来源可以由财政按一定比例投入一部分，向企业、社会和民间融资一部分，特别要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注入，基于

利益均衡实现较小的财政资本带动巨大的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入的目的，扩展R&D融资渠道，使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成为“财政扶持资本”。二是由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共同组建科技创新基金，用基金作担保为基金成员进行科技创新向银行融资提供信贷担保，将行业力量转化为“财政扶持”力量，降低研发融资风险。

(三)增加R&D投入与政府采购自主品牌汽车总量，加大财政扶持“流”力度

1　加大R&D投入力度。参照国际经验，R&D投入占GDP不到1％的国家，是缺乏创新的国家；在1％～2％之间，是有所作为的国家；大于2％的，是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该比例2006年世界平均水平为1.6％，发达国家为2.2％，而我国仅为1.42％。因此，要通过全额财政立项与财政支助联合立项、研发补贴、科研贷款贴息、科研立项有偿支助、风险投资补贴、企业R&D投入税前扣除、研发设备加速折旧、企业R&D准备金税前抵扣等方式对汽车产业进行R&D投入，使财政对汽车产业R&D投入占财政R&D投入总额的比例与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对财政的贡献率成正比。

2　加大政府采购扶持力度。当前政府采购公务用车财政支出占政府采购总额的约1/4，2008年政府汽车采购支出900多亿元，且以每年100多亿元的速度增长。但数据显示，2007年进入政府采购视野的自主品牌轿车仅占轿车类品牌总数的20％，实际采购比例则降至5％。因此，必须要加大政府采购对自主品牌汽车的支持力度：一要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法，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采购自主品牌汽车的最低比例，建议不得低于50％；二要对自主品牌汽车适度降低采购标准，按照满足用途即可采购的实用原则进行政府采购；三是坚持政府采购自主品牌汽车产品与自主创新汽车技术并重的原则。

(四)创新R&D投入模式，改革财政扶持“流”体制

1　创新科研项目设立制度。当前往往分基础、应用基础与应用科学研究三个层次分门类别设立科研项目，造成项目数目众多、项目之间缺乏系统性、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诸多问题。一要把基础、应用基础与应用科学有机结合起来，把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有机联系起来，组织基础、应用基础与应用科学领域的相关专家共同论证科研项目的设立方向与框架，项目申请者再根据科研项目设立指南来确定研究方向与申请项目。二要对具体科研项目的设立进行严格论证。要从科研项目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经济可行性、预期科研成果及其预期经济社会效益、生产力转化率与转化生产力风险系数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论证；要从过于注重理论研究向理论与实用相结合的科研项目论证制度转变；要把科研项目的预期综合经济社会效益作为衡量R&D经费投入的主要标准。

2　科学设定科研项目经费构成比例。根据公共物品供给理论，要根据一个科研项目是否涉及基础、应用基础与应用科学三个领域与涉及各领域的比例来确定其R&D经费的来源及其构成比例(见表2)。要鼓励和引导政产学研民联合设立综合性大项目，把基础、应用基础与应用科学有机结合起来，提高科研项目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与科研成果转化率。

3　创新科研项目申报立项与科研成果评价体制。一要对科研项目的申报立项进行严格论证。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竞争的原则，对科研项目的申报立项按市场运作模式通过招标、投标与中标程序择优录用，确保申报立项的公平公正。二要创新科研成果评价机制。要建立以科研成果预期综合经济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一个科研项目的预期科研成果只有达到一定的综合指数要求，才能予以评定验收，从而确保研发投入的经济社会效益。

4　建立健全生产要素价值评估体系与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一要建立健全生产要素价值评估体系。要通过政策引导与扶持建立生产要素价值评估机构，组织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生产技术、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土地和信息等一切有利于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进行价值评估，充分允许并积极鼓励把一切有利于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和入股分红。二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积极引导和鼓励按市场机制对自主创新成果——知识产权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与对其价值进行市场交易，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吸引金融机构向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胡树华，汪秀婷，侯仁勇等，国家汽车创新工程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董杨，成就举世瞩目，未来继续辉煌[OB/OL]。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Vergragt，Philip；Brown，Halina，Szejnwald，Sustainable mobfli，ty：fromtechnologicalinnovationt0 societallearning[J]，Journal ofCleanerProduction，2007，(11)：11－15。

[5]李庆文，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蓝皮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6]焦之文，统计表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10％[N]，光明日报，2005－01－12

[7]国务院，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全文)[R]。

[8]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阳立高，张四梅，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7，(3)：67－70。

[10]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7)[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7：4。

[11]王凤英，政府汽车采购应优先选择自主品牌[N]，中国质量报，2009－03－10。

作者：阳立高　廖进中　柒江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