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2022-04-27

摘要：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具有紧密的逻辑契合性和内在系统关联性，构建5个维度36个指标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空间关联测度等评价分析方法，基于乡村振兴视角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空间格局进行评价。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篇1：

澳大利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与模式分析

摘要：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的产生，简要介绍了澳大利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澳大利亚全民、全社会、全方位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模式和开放性、全面性、多样性、整合性、实践性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环境；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模式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国家之一，被誉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澳大利亚幅员辽阔，人烟稀少，植被丰富，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客观基础，但主要原因是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国策，视为立国生存之本，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标，建立有较完整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法律法规和严格的监督保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构建有较完整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在全社会、全方位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宣传，从而使澳大利亚从政府到企业、机构、社区、学校及公民具有良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意识，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工作与行为以及各类活动中，形成了“人人参与、全社会参与，重环境教育实践”的特色，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澳大利亚人民行为的自觉。

一、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的产生

“可持续发展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可持续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等紧密联系，可持续发展概念与理论一经提出即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成为全球最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发展方兴未艾。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二十一世纪议程》，正式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尤为重要的是《21世纪议程》提出：“教育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世界环境教育发生了重要转向，由以前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成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环境教育。1995年希腊雅典环境教育会议，重点讨论，如何将环境教育重新定向到可持续发展方向；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希腊塞萨洛尼召开了名为“环境与社会国际会议——教育和公众意识为可持续未来服务”的会议，并发表《塞萨洛尼宣言》，指出环境教育是为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二、澳大利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构建

澳大利亚政府分三个层次：联邦政府（Commo- nwealth Government）、州政府（State Government）、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根据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教育事务由各州、领地政府负责管理，联邦政府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各州、领地政府对教育的责任包括对初级和中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和拨款，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行政管理和拨款。联邦政府通过联邦拨款、设立专门教育项目等手段，通过已经设立的“联邦教育培训和就业部长会议”等多个全国性教育机构等机制，介入对教育事务的管理，如负责高等教育的拨款，对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补充经费，加强对土著居民、岛屿居民、移民的教育和培训，开展国与国间的合作与交流等等。除了重要的拨款功能以外，联邦政府也在促进全澳教育和培训的公平性、一致性和连续性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全球环境教育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澳大利亚的环境教育是世界上发展较早也较完善的国家之一，1970年澳大利亚科学院召开教育与环境危机会议，1979年成立澳大利亚环境教育协会；1983年，澳洲联邦国家事务及环境部设立环境科，1987年，课程设置中心鼓励各州制定环境教育政策。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基本方向。1995年环境领土厅及环境教育协会召开全国环境教育研讨会，1999年联邦政府发布环境教育文件：今天改变明天。20世纪90年代末，《阿德莱德直言》提出了环境教育的目标：“学校应全面、充分地发展所有学生的智慧和能力，当学生离开学校后，能关注和理解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并形成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技能。”2000年，澳大利亚环境与遗产部又出台了《为了可持续未来的环境教育国家行动计划》，要求在整个国家水平上实施环境教育。2005年7月，即“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05-2014年）国际实施计划”的第一年，澳大利亚环境与遗产部颁布了《为了可持续未来的教育——澳大利亚学校环境教育国家声明》，为学校环境教育提供了前景、目标和实施框架。2009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可持续地生活——澳大利亚政府可持续发展教育国家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是澳大利亚全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其目的是使所有澳大利亚人具备可持续地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动机、行动。它为澳大利亚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了框架，并提出了四大行动策略。

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经济、教育最发达的州，其多年来视环境为生命的价值观使其在环境教育上一直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教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20世纪60年代始在州环境教育协会等的支持下，成立了许多环境教育组织以促进环境教育的发展，建立了许多环境教育中心和动物园教育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教育的进展而逐渐形成并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小学环境教育开始日趋有序，1989年发布了新州幼儿园至12年级环境教育课程声明，要求州内所有公立学校必须使用该声明作为指导文件进行环境教育。正式把环境教育内容纳入到学校的课程中，并作为学校教育的关键领域之一。在总结这个课程政策实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并从国内外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出发，2001年7月，教育和培训部颁布了《学校环境教育政策》，并使《政策》在实践中完全取代1989年的《环境教育课程声明》，规定各学校必须制定学校环境教育管理计划，并必须作为学校总体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对学校环境教育的指导理念和具体实践进行重要改革和发展。

澳大利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是在政府主导下构建，并紧随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

三、澳大利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

在澳大利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渗透在中小学、高校及校外教育中，是政府主导下全民、全方位的、全社会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州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政府负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工作，制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工作政策，推广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项目，指导监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施。

在澳大利亚，各中小学在州“环境教育课程声明”政策文件指导下，制定学校环境教育管理计划，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州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开设社会与环境教育课程（SOSE），并将其作为澳大利亚八大核心学习领域之一。在小学和中学，各科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都渗透有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如将水资源、能源、生物多样性、废物处理、管理自然资源等有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融合渗透在科学、历史、地理、英语、数学、艺术等课程中。根据不同年龄、不同人群设计不同的可持续发展学习内容，提出不同要求。如幼儿园——我的小小世界天气、一年级——水的来源，二年级校园考察，三年级——种植物，四年级——设计挑战：改良节水设计，五年级——野外实地考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六年级——节能计划。地方政府通过拨款和奖励鼓励可持续性学校建设，开展可持续性学校活动，成立地方环境与可持续性学校网，培训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师资，组织学生参加州政府环保会议等等。

澳大利亚各高校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内容课程纳入学生必选课或选修课程中，如悉尼大学在农业、食品及自然资源学院，建筑、设计及规划学院，工程及信息学院，科学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科学历史及哲学学院等18个院系都开设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课程，不仅在本科层次而且许多专业在研究生课程中也涉及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课程，悉尼大学还设有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此外，还有麦考瑞大学、墨尔本大学、迪肯大学都设有环境与科学工程院系，都开设有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课程。在澳洲教师及科研人员开展各类项目科研，都必须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论证，说明项目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影响，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影响对科研项目立项具有一票否决权。

四、澳大利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与教学模式

1999年澳大利亚召开的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发布了《今天塑造明天：为了可持续未来的环境教育》官方报告，提出了环境教育的实践性、整和性、参与性等原则，并利用多样化的学习环境和整和性的学校教育资源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尤其强调学习者的实践活动和直接经验在实现环境教育目标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2000年，澳大利亚环境与遗产部出台的《为了可持续未来的环境教育国家行动计划》，要求在整个国家水平上实施环境教育国际会议所提出的原则。在以上世界和国家环境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发现，以往的环境教育政策过于强调培养学生对自己环境的责任感，全球意识未受到重视，而且把环境教育只局限于课程教学中。为此，他们进行进一步修正，强调以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观为指导原则，更加突出环境教育目标和理念的开放性、全面性，方法途径的多样性、整合性，强化实施过程的实践性。

中小学通过校内堆肥、观察昆虫、无脊动物蚯蚓的养殖、蔬菜种植、本校的水、电用量等观察、实践、调查等实践，使学生带着问题开展调查式学习，学生教学生、孩子教孩子、成立学习探究小组、高中生带领小学生、校级合作等多种学习模式，“教给他们熟悉的事件、人们和环境”；“就力所能及的爱护环境的方式提出建议和方法，并且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通过校内节水、节电调研分析及建议，使学生“识别、探究、说明和讨论影响到自己及其自己所生活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各种因素”；研究“人们如何关注本地区，包括他们采取的各种行动及其有关考虑，如关于公共场所的规定、垃圾控制、物质的再利用和重复使用以便减少对于环境的影响”；学习“各个地方自然环境的性质怎样影响着人们的活动，而自然环境又怎样受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其活动的影响”；“探究和参与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计划，如社区内纸张的重复使用或者在家庭和学校节约用水”等等，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关心人类，关心社会与自然。从幼儿教育起，逐步树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世界观，要求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树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观、未来观，认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形式都通过生态系统结合为一体，并依赖生态系统得以更好的生存”、“社会就及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全世界人类都通过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并依赖这个社会系统得以更好的生存”。要求不仅要建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更要从全球出发，考虑未来，积极采取行动，为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不断提高人们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行为能力。

澳大利亚在强化学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同时，注重整和整个社会资源开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行业、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都积极参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积极投入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工作并作为应尽职责，在每个公园、植物园、动物园、自然保护区、水处理厂以及社区都建立环境教育基地，配备相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干事，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无脊椎动物的认识、植物的识别、废品回收、雨水收集利用、社区植树、灌木林修复等实践，让人们直接参与环境保护过程，认识生物多样性，强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意识，激发对环保的情感和责任感，使学生、青年、广大民众以实际行动广泛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如自觉参与植树、清理垃圾、拯救动物，居民房屋前后的花园和草坪，按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划和要求自我负责栽植和管护。全民、全社会、全方位开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推进了澳大利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澳大利亚全民、全社会、全方位开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基本做法与成功经验给我们以启发与借鉴，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一定要坚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开展持久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要增强全民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忧患意识，加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宣传和示范，强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全球意识、合作意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生态及社会都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张华，张悦.澳大利亚环境教育对中国的启示[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26（8）：130-131.

[2] 丛立新.澳大利亚“社会与环境教育”课程评价[J].比较教育研究，2004，25（1）：22-26.

[3] 祝怀新，李玉静.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学校环境教育的政策和实践[J].环境教育，2006，（1）：41-44.

[4] 卢越，赵崴.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国际发展导论[J].理论观察，2009，55（1）：122-123.

作者：叶汉英

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篇2：

乡村振兴视域下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与协同优化

摘要：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具有紧密的逻辑契合性和内在系统关联性，构建5个维度36个指标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空间关联测度等评价分析方法，基于乡村振兴视角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空间格局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高、低值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较显著，指数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梯度空间格局，各地市分系统环境质量水平差距较大，冷热点区域空间分异明显，呈不均衡和不充分的发展特征。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需制定差异化的分区调控策略，强调人居环境各子系统的全面补缺和冷热点区域协同优化，注重“拉长板，补短板，重协同，谋特色”，统筹促进省域乡村地域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生活环境水平的系统振兴，这对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化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协同优化;江苏省

收稿日期：2021-06-1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编号：18SYC-08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编号：2019SJZDA1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571176）。

作者简介：戴军（1976—），男，安徽舒城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乡可持续发展、乡村规划与治理研究。Tel：（025）86188111;E-mail：daijnj@jit.edu.cn。

人居环境是与人类聚居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1]。乡村人居环境原指农村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别于城市空间及地域划分的人居环境系统。自20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人口非农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逐步弱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土地空废化和产业滞后化导致的“城进村衰”现象越来越普遍[2-3]，由此带来如乡村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乡村空间资源闲置和服务设施衰退、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等发展困境与现实短板。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反思和补齐乡村短板、推进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全面复兴的总抓手。2018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到2035年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的建设目标，同年发布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是把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重要篇章，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内涵和任务要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已成为我国新时期乡村振兴与“三农”工作的关键环节。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聚落地理[4-5]、城乡关联与可持续发展[6-8]、调查评价与调控优化[9-11]、空间重构与微观设计[12-13]、多元统筹与协调发展[14-16]等关键性问题和实证研究上，研究方法多采用调研分析、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升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振兴道路千万条，人居环境第一条[17]，我国“三农”发展的薄弱环节目前主要在农村，各省域不同地市之间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一直比较突出，本研究在梳理新时期乡村振兴内涵与乡村人居环境作用框架的基础上，以江苏省为例，通过建立多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和空间分异规律，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和协同振兴路径，以期为推动乡村人居环境精准治理、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1 乡村振兴与乡村人居环境的内在逻辑

1.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拓展

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区域内农户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是集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环境于一体的复合功能系统[18-19]。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开放性等特征，具体包括乡村生产、乡村生活、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等功能要素，通过与外部区域及城镇地域系统各种要素与“流态”的交换，不断优化其功能及空间品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一方面，乡村振兴可以推动乡村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有效对接，为乡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提供有效供给和服务，为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新时代下乡村人居环境的提升体现了乡村振兴的本底和表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的全方位振兴。乡村振兴赋予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协同优化的新内涵。首先，促进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口等发展关键要素高效配置和空间重构，实现乡村地域“生产-生态-生活”的协调耦合;其次，统筹乡村物质空间振兴与文化精神内核的提升，盘活乡村各类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传承和延续乡村空间形态和聚落肌理，提升乡村地域文化特色和景观生态魅力;最后，实现乡村功能环境与乡村组织治理体系的对接，形成政府、乡村社区和市场之间的协作机制，促进乡村新型组织治理体系的创新。

1.2 乡村振兴对乡村人居环境的作用机制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最大不平衡和不充分[20]。新时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位一体”总要求，不仅顺应了我国新时代乡村建设发展的目标重构，也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依据和抓手。第一，“产业兴旺”是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兴旺”强调产业在乡村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可以实现农村经济更加全面和繁荣发展[21]。通过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向农业农村，推进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和配套完善，不断集聚和优化乡村生产的功能环境。第二，“生态宜居”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首要任务，要从生态型乡村和宜居型乡村2个维度建设美丽乡村，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乡村[22]。突出生态安全在乡村振兴中的首要地位，强调乡村“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整治与保护、加强各类环境污染治理是村民安居乐业的前提。第三，“乡风文明”是体现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内涵。培育发扬文明有序的乡风民俗是农村公共服务有序有效供给的保障[23]。乡村历史文化、節庆习俗、传统技艺等乡土文化价值和文明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文化资产和资本，也深刻体现了乡村人居环境的特色本底和文化软实力。第四，“治理有效”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实施的机制保障。通过广泛引入市场等社会力量参与，注重乡村法治、德治、自治三方面相互结合，保障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迈向多元化和综合化治理。第五，“生活富裕”是乡村人居环境主体的外在表征。新时代乡村振兴不断提升乡村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拓宽乡村居民就业渠道与提高收入水平，实现村强民富，集中体现乡村人居环境主体的生活水平。

2 乡村人居环境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系统性、导向性、实用可比性、可收集性等原则，能客观系统地反映出乡村区域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人居环境要素的建设水平。指标体系构建注重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体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科学内涵，指标内涵应避免重复和重叠，能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和比较，同时数据来源应稳定可靠，便于收集、处理和使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4-25]，构建乡村振兴导向型的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乡村产业动力环境、乡村生态基础环境、乡村组织治理环境、乡村文化文明环境、乡村生活水平环境5个准则层和36个指标层进行综合量化评价（表1）。其中，产业动力环境是指乡村产业规模、生产效率、产品竞争力、技术及相关配套建设情况;乡村生态基础环境是指影响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绿化防护、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治理、能源结构和相关卫生设施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乡村文化文明环境包括乡村居民文化活动组织、文化消费、文化程度、文化设施投入等;乡村组织治理环境是指乡村基层社区建设、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发展建设的质量与水平;乡村生活水平环境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包括可支配收入水平、基本生活保障、居住质量及相关生活配套等。乡村振兴导向型的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乡村产业是发展动力、生态环境是前提基础、文化文明是特色内涵、组织治理是机制保障、生活水平是质量表征，5个子系统有机联系、互补互促和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项总体要求一脉相承，集中体现了乡村振兴时代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向往。

2.2 指标数据的来源

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9》《江苏省统计年鉴2019》《江苏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2016》《数据见证辉煌江苏70年》以及江苏省各地市2019年统计年鉴等，个别城市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对部分缺失数据主要采用均值替代法或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进行补齐。空间分析单元主要包括江苏省13个地市单元，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地图集经扫描后矢量化地图。

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涉及的指标数量较多，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为了保证指标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和因子分析定权法2种客观赋权法，计算原理如下。

2.3.1 熵值定权法

（1）构建特征值矩阵。假定待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对象个数为m，评价指标个数为n个，可构建m×n阶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原始矩阵。

（2）数据标准化处理。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各指标在量纲、数量级、正负取向方面的差异，Xij′是对Xij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3）指标同度量化。在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进行指标的同度量化，计算第i个研究对象第j项指标数值的比重pij。

pij=Xij′/∑mi=1Xij′。（1）

（4）熵值与差异系数计算。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为

ej=-∑ni=1pij×（ln pij）ln m。（2）

（5）指标权重确定。综合评价共有n个指标，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即gj=1-ej，则第j项指标的权重wj为

wj=gj/∑ni=1gj。（3）

2.3.2 因子分析定权法

根据因子分析法可知，数据标准化后的原始矩阵由因子荷载矩阵、公共因子矩阵和特殊因子矩阵共同表征，p个评价指标可由m（m<p）个公共因子F1，F2，…，Fm的线型组合来表示。

Y=AF+ε。（4）

式中：Y表示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原始矩阵;A表示因子荷载矩阵;F表示公共因子矩阵;ε表示特殊因子矩阵。

公共因子个数在上述实际评价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来确定，并通过略去特殊因子来达到降维目的，由此可确定m个公共因子F1，F2，…，Fm，Fi在Xj上的负荷为aij，则指标Xj的权重为

bij=aij/∑pj=1aij（j=1，2，…，p;i=1，2，…，m）;（5）

cj=∑mi=1bij（j=1，2，…，p）;（6）

wj=cj/∑pj=1cj（j=1，2，…，p）。（7）

式中：bij表示各組变量评价各因子时的权重;Cj表示由评价各因子时指标Xj的权重平权总和;而wj表示对Cj归一化处理后的权重值。

2.4 评价方法的选择

2.4.1 权重加权法评价模型

以熵值定权法和因子分析定权法得出的权重平均值作为最终权重（表1），运用权重值加权计算各区域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得分si。

si=∑nj=1Xij′×wj。（8）

2.4.2 空间关联测度模型

引入Getis-Ord General G和Getis-Ord Gi*来测度全局和局域的空间关联特征，前者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的空间关联模式，后者用于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高值簇和低值簇，即热点区（hot spots）与冷点区（cold spots）的空间分布。

（1）Getis-Ord General G。

G（d）=∑ni=1∑nj=1Wij（d）XiXj/∑ni=1∑nj=1XiXj。（9）

式中：Wij（d）表示以距离规则定义的空间权重，同样空间范围相邻为1，不相邻为0，Xi、Xj分别表示i区域和j区域的观测值。在空间不集聚的假设下，G（d）的期望值（Expected General G）为E（G）=Wn（n-1），在正态分布的条件下，G（d）的统计检验值为Z（I）=G-E（G）var（G）。当G（d）值高于E（d）值，且Z值显著时，检测区出现高值簇;当G（d）值低于E（d）值，且Z值显著时，检测区出现低值簇，当 G（d）趋近于E（d）时，检测区变量呈现出随机分布的特征。

（2）Getis-ord Gi*。

G*i（d）=∑nj=1wij（d）Xj/∑nj=1Xj。（10）

为了便于解释和比较，对G*i（d）进行标准化处理。

Z（G*i）=G*i-E（G*i）var（G*i）。（11）

式中：E（G*i）、var（G*i）分别表示G*i的数学期望和变异数;wij（d）表示空间权重，权重的计算方法同Getis-Ord General G。如果Z（G*i）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高（高于均值），属高值空间集聚（热点区）;反之，如果Z（G*i）为负，且显著，则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低（低于均值），属低值空间集聚（冷点区）。

3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与空间分析

3.1 总体特征水平分析

利用Jenks最佳断裂点模型对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数、分项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可将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划分为4类，即高水平区域、较高水平区域、较低水平区域和低水平区域。由图1、表2、表3评价结果可知，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平均指数为0.431 3，各区域综合评价结果呈现显著的苏南、苏中、苏北逐步降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其中苏南地区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均处于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区域，苏南5市中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排名前3，其中南京市综合评价指数为0.730 6，排名第五的常州市综合评价指数为0.481 3，苏南地区综合评价指数均高于平均值，其数量占所有地市数量的比重为38.46%，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水平优势明显;苏中地区扬州市、泰州市、南通市和苏北地区盐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均略低于平均值，处于较低水平区域，数量占比为3077%;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低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的宿迁市、徐州市、淮安市和连云港市，是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区域短板和低谷区，苏南地区各地市平均评价指数是苏北地区的212倍，区域差距较大。

3.2 分系统质量评价

3.2.1 乡村产业动力环境

江苏省乡村人居产业动力环境平均指数为0.113 7，其中南京、苏州、无锡等市处于高水平区域，评价指数远高于平均值，排名前3位，由于苏南地区乡村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特别是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水平较高，绿色农产品比重、休闲农业和旅游接待人數远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产业环境短板区域主要是南通、盐城、宿迁、徐州、淮安、连云港等6市，耕地地均机械化动力不足，高标准农田建设占比和地均农业产值较低，淮安市的产业动力环境指数最低（仅为0.045 8），仅为南京市的1/6，差距较大。

3.2.2 乡村生态基础环境

江苏省各地区生态环境基础建设不平衡，由于苏南地区乡村林木覆盖率高，生活垃圾处理率和污水设施覆盖率较高，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较完善，柴草和煤占生活能源比重较低，因此乡村生态环境基础处在高水平区域主要是无锡市、南京市和苏州市;较高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常州市、镇江市、扬州市和泰州市，评价指数均高于平均值;较低和低水平区域主要为苏北5市和苏中地区的南通市，评价指数不高于0.07，乡村污水、公厕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卫生建设水平明显滞后，生活用煤和柴草等传统能源消费较多，是江苏省乡村人居生态基础环境发展的低谷区。

3.2.3 乡村文化文明环境

江苏省乡村文化文明环境指数平均为0078 6，总体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分异格局，其中南京、连云港、镇江、盐城等市较高，乡村公共文化供给较丰富，乡（镇）图书馆文化站覆盖率、乡村居民教育文化支出和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与其他城市相比较高;苏南地区的镇江市、常州市和苏北地区的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等5市乡村文化文明环境指数处于中间水平;而泰州市、扬州市的乡村文化文明环境指数仅分别为0030 1、0.050 4，远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主要由于这2市乡村学前教育设施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文化支出与其他城市相比偏低。

3.2.4 乡村组织治理环境

苏州市乡村组织治理环境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地市，属于高水平区域，其中农业信息化覆盖率和农民合作社比例最高;较高水平区域主要包括南京、无锡、盐城、南通等4市，乡村组织治理环境指数均高于江苏省平均值0.079，群众安全感比例与农村和谐社区建设达标率较高;徐州市和连云港市组织治理环境指数较低，2006年以来新建农村居民点数量占比、农业经营户参加农民合作社比例较低，美丽乡村建设和环境整治力度不够;剩余6个地级市属于较低水平区域，乡村组织治理环境有待进一步提升。

3.2.5 乡村生活水平环境

苏南、苏中地区与苏北地区相比具有较大优势，特别是苏州市和无锡市的评价指数达到平均值的2倍左右，由于苏南地区乡镇经济的发展在“藏富于民”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城乡居民生活同城化程度较高;尽管苏北地区的宿迁、连云港等地市的城乡收入比差距较小，但其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乡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相对苏南地区较低，农村居民拥有商品房数量占比也普遍较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环境评价指数还不到江苏省平均指数的50%，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尚有较大差距（图2）。

3.3 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借助ArcGIS 分析工具，对江苏省13个地市的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评价指数进行General G估计值及相关指标自相关分析。由表4可知，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全局G统计指标的观测值G（d）和期望值E（d）都很接近，相差较小，且都大于0，检验显著，说明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指数高值和低值的集聚现象显著，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性。为进一步识别和揭示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特征，通过空间冷热点指数（Getis-Ord Gi*）和空间聚类分析，并运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点模型进行关联指数的3级划分。由图3可知，江苏省13个地市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评价指数冷热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相对独立，体现出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建设不均衡、不充分的现实特征。从热点分布的空间结构来看，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高质量“热点区”是以镇江市为核心、南京市和苏州市为两翼的圈层状空间连片区域。从冷点分布的空间结构来看，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的低质量“冷点区”核心主要集聚在宿迁市，次冷点区域主要是盐城市、连云港市及南通市，是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的低谷区。主要是由于镇江、无锡和常州等市地处江苏省苏南地区，城乡社会经济发达，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在产业发展、生态基底、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及治理政策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使苏南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明显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

4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协同优化策略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应正视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各方面存在的发展优势与问题，注重“拉长板，补短板，重协同，谋特色”，在实施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和特色化发展，实现省域乡村地域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生活环境水平的协同优化。

第一，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虽与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程度的吻合性，但并不能完全匹配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区间差异，需制定差异化的分区调控与协同治理。在人居环境综合质量低水平的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等市，应在政府层面以“对症下药”的方式加强支农经费的扶持和政策倾斜，特别是在农村污染治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整治和跟踪督导;在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低的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南通市等地区，应进一步提高乡村基层组织服务与治理能力，注重提升改善当地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和配套相关基础设施（环境卫生设施、交通路网、村容村貌整治等）的建设水平，继续保证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向乡村倾斜，缩小公共产品供应与苏南地区的差距;而在人居环境质量水平高和较高的南京、苏州、无锡、镇江、常州等市，探索建立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长效管理和多元化协同治理机制，加强乡村人居环境生态治理和生态宜居建设，根据资源优势（文化、自然资源）促进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多途径增加乡村活力，传承乡村人居环境文化与产业特色。

第二，乡村人居环境优化体现的是乡村区域发展的系统振兴，江苏省各区域人居环境子系统存在较大区间差距和内部不协调性，应注重各区域人居环境子系统的全面补缺和协同耦合。徐州、连云港、宿迁和淮安等市除乡村文化文明环境质量较好外，剩余乡村人居环境子系统建设质量均不理想，需坚持以农业生产作为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动力源泉，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宜机化”改造，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加大农业龙头企业和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培育扶持力度，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盐城市和南通市需进一步加强乡村绿化、交通、环卫和污染处理等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能源利用结构，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整治与污染治理，提高乡村生态宜居度;扬州、泰州、無锡等市则需要把乡村教育与人才培养作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重点，完善乡村基础教育和文化设施建设，加强乡村基层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养与培训，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撑;镇江市和常州市应重点应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自我管理水平，积极培育和构建“互联网+农业”“政府+企业+农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合作社，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以及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南京市和苏州市各类乡村人居环境子系统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应进一步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和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与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协调耦合，打造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样板区和乡村振兴先导区。

第三，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冷热点区域分布具有相对独立和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可加强冷热点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提升的关联互动，实现城乡统筹与冷热点区协同振兴。首先，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发展方针，统筹分配财政性资金并积极引导融资方向，缓解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在整体层面统筹规划冷热点区的乡村公路、水利、通信设施（5G网络）等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提高各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其次，可构建“地市-县（市、区）-镇（乡）-村”各层面的结对帮扶体系和互助机制，汇聚各方力量，建立和组织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热点区域的县（市、区）各级机关部门、农业科技学会和联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品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对冷点区的县（市、区）进行结对帮扶和互通指导，协同冷热点区域乡村人居环境的共同发展和优化提升;最后，应同时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帮扶示范与自治保障相结合，积极推进冷热点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标准和样板工程，共同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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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军马颖忆吴未

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篇3：

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70年的探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探索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30年属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非正式政策时期，1979—2012年是协调政策的框架构建时期，2013年后进入协调政策的全面推进时期。新时代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要以生态空间管控引导绿色发展格局构建，以生态环境约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并依据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推行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

[关键词]环境经济;生态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国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①。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列入指导今后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有必要回顾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历程，探索如何运用好生态环境政策，推动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建设美丽中国及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一、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非正式政策时期

1949—1978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环境压力也尚未达到严重的妨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的程度，这一时期中国处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非正式政策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尤其是在1957年之前，经济基础薄弱，再加上经历多年战乱，整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由于产业发展不足，开发强度较低，人口也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因此环境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强度都处于较低水平②。生态环境压力较低，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还较大，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总体上，产业污染物产生量还在自然环境消纳能力之内;资源利用方面，除局部地区产业生态破坏超出生态承载力之外，整体上也在生态恢复能力之内。因此，总体上这一阶段生态環境质量还较好，但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和环境属于初级协调阶段。

由于缺乏相应需求和认识，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环境经济政策。但是，由于刚刚经历长年战乱，许多河流因年久失修造成水患频频。1949—1952年间，全国水灾不断，从整个苏北到淮北的灾民就有几千万。因此，为稳定社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新生的人民政权大力防治水害、兴修水利，将治理和控制水旱灾害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每年国家都要动员上千万的人进行水利建设，恢复水利工程，防洪排涝，整治河道，恢复灌区①。因此，这一阶段强力的水利政策，事实上成为协调水生态安全和促进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初步探索。

1958年，为尽快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在各行各业蔓延。此后数年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在逐步恢复数年后紧接着又进入“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产业依然发展不足，但开发强度迅速上升。与此同时，社会基本安定后，人口也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因此，这一时期污染物的产生排放迅速上升，城市环境问题出现，典型的如上海苏州河污染和北京官厅水库污染。尤其是在一些重化工城市，更是存在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并引发重大环境事件②。由于盲目开发和砍伐，大量原始森林草原和湖泊湿地被破坏，由此带来沙尘暴频发，沙漠化、水土流失趋势极其严峻③。因此，这一阶段生态环境压力急剧上升，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快速下降，社会经济发展与承载能力逐渐走向不协调，属趋向失调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突出的问题是由于科技落后而凸显的资源不足，因此，节约使用资源和大量开拓新资源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表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环境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中强调“省”，试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整体政策使然，资源利用技术并未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突出强调的是加大各类资源的利用，减少资源“闲置浪费”。因此，大量原始森林被砍伐，而草原和湖泊湿地因为“闲置”而被认为是资源的浪费，进而被大量占有开垦，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功能急剧丧失，生态承载力严重下降。在工业方面，尽管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强度总体上处于不太高的水平，但由于基本上没有污染防治措施，产业污染物产生量在局部地区已逐步超出环境消纳能力，造成环境质量恶化。

二、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政策的框架构建时期

1979—2012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8.7亿元激增到2012年的540367.4亿元，增长145.89倍。环境快速恶化，资源面临约束，为促进中国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进入环境与经济协调政策的初步构建时期。

从政策安排看，这一时期以1992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1979—1991年为第一阶段，这是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政策的初步构建阶段。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由于刚刚经历10年浩劫，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主要问题是发展不足，甚至温饱也未得到解决。资源环境方面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大量的人口与生产生活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生态问题在资源约束下较为突出，而污染问题主要发生在局部。为解决生产力不足与人民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阶段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由于一开始主要矛盾体现为大量人口消费的资源约束，因此，中国政府首先提出的重大协调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试图以严格的一胎化降低资源压力。与此同时，环境压力也迫使中央提出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的要求。197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国正式迈入环境治理时代。1983年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会议上，环境保护被列为基本国策。1982年，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设环境保护局，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机构，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一系列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环境管理政策逐步构建。但是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环境与经济的协调政策仍未上升到国家宏观决策层面，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要求也主要停留在意志宣示层面，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面前，环境保护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

1992—2012年為第二阶段，这是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政策的框架整体构建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得到大幅改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7208.2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40367.4亿元，增长了19.86倍。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源环境方面的主要矛盾已体现为庞大的生产体系与各类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世界工厂庞大的生产体系与各类资源利用及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2012年，中国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与世界工厂同步而来的是巨量的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一①。

1992年6月，在里约峰会上，中国政府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1994年3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为了推动这一议程的落地实施，原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推出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性计划《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自此，可持续发展正式纳入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环境治理体系，正式开始在国家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与考虑，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正式的国家战略。199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被列为实现“九五”期间环境保护目标的重大举措。《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希望借此使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2001年，《国务院关于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的批复》明确要求，要紧密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切实加强环保工作，严格执行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确保到2005年环境污染有所减轻，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城乡环境质量特别是大中城市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尽管总量减排政策受到种种诟病，但该政策在污染物总量控制过程中，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和资源节约，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力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2003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明确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主题，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化，并进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这一时期，中国环境保护进入综合多手段治理。2006年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来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来解决环境问题。继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制度后，2009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了法定的技术性制度安排。生态保护政策方面，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后，国家实施了全面停止长江、黄河上中游天然林采伐，把生态恢复与建设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措施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标志着中国环境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①。

由于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一阶段环境经济政策渐趋完善，更强调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仍显著优先于环保，可持续发展仍困难重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中国在用“科学发展观”思想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与现代环境法制，加强环保机构和强化环境管理，但是环境政策的效果不佳，在经济决策中关注环境仍不足②。有人批评这一阶段为先污染后治理，但客观而言，这一阶段已然是“边污染边治理、边治理边污染”，即污染已经促使人们开展治理，但是在高速发展中治理尚不足以解决污染问题，环境仍在恶化之中。尽管上海、苏州等城市的河水污染问题初步得到解决，酸雨等部分环境污染指标得到控制，但更多污染问题在全国大面积发生，全国城市黑臭水体问题持续蔓延，城市大面积空气污染引发社会集体焦虑。产业污染物排放量从局部超出环境容量向整体超出演变，环境整体性趋差。各类环境污染事件也开始集中爆发③：2007年发生太湖蓝藻事件;2009年，陕西、湖南、福建、广东发生“血铅事件”，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地区在冬春季节连续爆发严重灰霾;2010年，湖南嘉禾、湖南郴州、河南济源等地又相继爆出“血铅超标”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发生镉污染事件。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后，通过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的开展，尽管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但全国范围内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沙尘暴等问题初步得到有效控制④。

三、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政策的全面推进时期

2013年后，中国进入环境与经济协调政策的全面推进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取得显著进步，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内蒙古等省市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⑤，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一阶段，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演变，繁荣的世界工厂的持续发展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高速的数量扩张型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这一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速趋缓，进入“经济新常态”，增长方式和发展动力也进入转换期⑥。与此同时，中国主要污染物已超过或接近环境承载能力上限;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中国各地区也渐次进入环境改善的拐点，环境改善已成为广大公众迫切的需求⑦。

在经历多次环境事件之后，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的压力，也推动政府着力解决粗放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成为必然要求⑧。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多次论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形象地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成为这一时期各地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指导性理念。同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并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为贯彻落实上述要求，2016年《“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将“坚持绿色发展、标本兼治”列为首要原则，提出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相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方式，从源头预防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并将“强化源头防控，夯实绿色发展基础”作为规划的第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以“三线一单”约束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资源边界，助推高质量发展。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要求。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定位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对处理好流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新的要求。2017年起，环境部先后对浙江省安吉县等29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进行命名，鼓励地方积极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探索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的有效路径，打造生态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方式。

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环境与经济发展渐趋协调。《中国空气质量改善报告（2013—2018年）》显示，2013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能源消费量持续增加，2018年全国GDP相比2013年增长39%，能源消费量和民用汽车保有量分别增长11%和83%的同时，全国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28%和26%，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首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42%，SO2平均浓度下降68%。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度分别比2013年下降了48%、39%和32%。全国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由2013年的10.6%下降到2018年的5.5%，降幅近50%①。

四、新时代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首先，要以生态空间管控引导绿色发展格局构建。坚持生态优先原则，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管理，引导适应中国绿色发展需要的空間格局构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确保在发展中首先守住国家生态安全底线;维护永久基本农田土壤安全和农产品可持续生产能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生态环境管控，约束开发活动对生态空间的无序侵占，以规划和环评体系明确工业园区、企业的空间规模和布局，确定相应环境质量目标下的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守住环境健康安全底线。

其次，要以生态环境约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既是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要求，绿色发展是从源头破解中国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就要以环境质量底线为依据，通过环境准入标准、排污许可等手段加快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同时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积极壮大节能环保产业;以资源利用上线为依据，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大幅降低重点行业和企业能耗、物耗，构建清洁低碳的资源能源体系。

再次，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过程。在发展中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发展与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协调共生①。要以满足人民绿色需要和保护自然为目标，提高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生态资源合理有序开发利用，加快发展和提升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建立生态产品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和支持体系建设。

此外，要推进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及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投资、生态环境保护、财政等政策，实施差异化生态环境目标、环境管控方案、治理保护措施和考核评价，融入市县空间规划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开展针对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并将结果转化为环境管理约束要求，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对产业实施精准排污许可。对超载地区或临界超载地区实施严格管控，并对红色预警区实施限期退出管理。

责任编辑：王俊暐

[作者简介]鞠昌华，生态学博士，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42）

[基金项目]2019年度生态环境部部门预算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年5月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506/c40531-26954767.html，2019年7月6日。

②郭琪：《20世纪50年代河北环境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①游益华：《新中国水利与社会发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王慧杰：《建国以来东北地区耕地演化及其生态环境后效》，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姜书平：《20世纪70—80年代初河北环境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刘丽周：《河北工业“三废”污染治理研究（1950—1980年代）》，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③王慧杰：《建国以来东北地区耕地演化及其生态环境后效》，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①张高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求是》2013年第24期。

①张坤民、温宗国、彭立颖：《当代中国的环境政策：形成、特点与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2期。

②OECD，“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 of China，”9 November 2006，http：//www.oecd.org/dataoecd/38/60/37659805.pdf，6 July 2019.

③张碧、张晓丽：《环境哲学视野下中国突发环境事件分析及应对》，《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