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论文

[内容提要]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统筹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指南。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论文 篇1：

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

摘要：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部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当代期刊论文考察：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而展开。但近年来有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的趋势，研究视角和内容不断扩展。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不够明显。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溦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发表论文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发表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昉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昉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昉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昉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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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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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溦.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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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程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J].财经研究，2001，（1）.

[15]赵晓雷.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J].经济学家，2005，（3）.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作者：李詹　严清华

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论文 篇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 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 “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统筹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指南。目前，学界从不同角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背景、具体内容与特征、重大价值与现实意义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一批极具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研究深度不够、认识不到位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逻辑脉络、实践推进、党的经济发展领导及世界价值与世界意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 新时代;形成背景;具体内容;重大价值;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韩喜平，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霜，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接着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會议上首次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此开始，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背景、依据、内涵、特征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深刻的见解。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背景的研究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因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是由多重因素作用而形成的，学者在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等方面进行分析。

1. 时代背景

理论是时代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精华，学者们在研究它形成的时代背景时普遍认为新时代催生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当然，对于新时代的解读，学者们则以不同视角切入，主要从新时代经济层面上进行分析：钟社文等从矛盾视角出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变，原有的经济理论在面对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大等不平衡不充分性问题时已无法持续有效地发挥引导作用，发展建设的现实与工作迫切寻求经济发展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在应对新矛盾、解决新问题中应运而生的。[1]魏建等以发展方式为研究视角，认为以规模扩张为目标、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已完成历史使命，新时代实现经济强国发展目标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推动，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念来引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由富到强、实现现代化的思想体系。[2]杨伟民等从对国内外形势的统筹研究出发，认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在国内遭遇需求结构调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要素成本上升等困境，在国外面临利用世界经济加快自身发展机遇等内涵转变，这让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下行、产能过剩等矛盾日渐凸显，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提出了必然要求。[3]基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具体考察，方茜等认为新时期发达经济体减弱而新兴市场愈发兴盛，中国经济的“稳”“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变量，由把握、适应新常态转向发挥引领、导向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就有了存在、发展的现实土壤。[4]54

2. 理论基础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议题，专家学者阐述的角度存在差异。邸乘光等以从属关系为角度，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又是其重要组成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5]9韩保江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科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6]28李楠等就具体表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战略分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7]23王佳宁等认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工作也是始终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深化和拓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此对应的经济思想也必然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加直接地传承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核和理论要义。[8]

3. 实践基础

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着丰厚的实践基础，学者们普遍持有十八大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的观点。邸乘光等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情、根植发展实践，总结实践规律性成果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在五年来我国经发展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概括和理论结晶。[5]10韩保江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来主张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它的形成是以十八大以来推动经济发展实践为基底、为依据的。[6]25周跃辉等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经济总量看中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出现重大历史性变革、从经济效益看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经济影响看中国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这些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都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9]

二、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与特征的研究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有着鲜明的特征，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理论内涵与内在逻辑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丰富的理论内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大多数学者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认为新发展理念和“七个坚持”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握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市场资源配置决定作用、坚持宏观调控、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正确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含。[7]23胡鞍钢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解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构成内容，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力量、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五个方面内容。[10]杨晶晶等以科学理论体系为视角，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由经济发展的政治保证、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经济发展理念、经济体制、经济工作主线、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工作方法七个方面的内容构成。[11]郭代模等则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细化为十个层面，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思想、深化结构改革的经济发展思想、协调用好两只手的经济发展思想、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思想、发展自主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思想、坚持财政基础支柱作用的经济发展思想。[12]

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论界也尝试进一步深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和逻辑意蕴。方凤玲等指出人民中心理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发展为了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揭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打牢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理念基础。[13]孔祥利等同意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但认为这一起点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矛盾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改变，主要矛盾也并没有发生质的转变，只是人民的追求多了、层次高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正为满足需求而至，形成于对矛盾的把握之上。[14]在逻辑意蕴研究方面，李辉山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理论体系，在理论逻辑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逻辑中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内在联系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在现实逻辑中直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在价值逻辑中把人民群众谋幸福作为奋斗的目标，在实践逻辑中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改革发展的实际进行变革与创新。[15]刘伟等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时讲到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的主题，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历史要求，要加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统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制度体系构建，推动实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在发展主题、发展理念、发展重点、发展布局、发展目标等方面都做了具备内在逻辑的安排。[16]

2. 基本特征与理论特质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特征，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具体的分析。杨承训等认为党对经济的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本质特征，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九大将坚持党的领导放在十四大基本方略之首，说明坚持党对经济的领导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本质特征。[17]方茜等从改革构成因素的视角出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显著特征包括在改革引领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改革方向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改革立场上坚持以人为中心、在改革深化上落实新发展理念、在改革主线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改革核心上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4]54-58贾绘泽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鲜明特征包括：既立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又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既蕴含强烈问题意识，又具有坚定自信;既重视先进发展

理念引领，又具有重大经济战略安排;既坚持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又遵循经济发展基本价值;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又重视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借鉴。[18]

理论特质不同于理论特征，关于理论特质的研究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独特魅力，学者们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质有着不同的研究结论。赵凌云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总结先辈经济思想、吸收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人民主体性、辩证统一性、时代进步性、求真务实性、战略前瞻性、全局引领性等理论特性。[19]袁辉等认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实践征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的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具有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理论特质。[20]夏锦文等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真理光芒性、魅力性、丰富性、价值性，其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彻底性、原创性、完整性、实践性的理论特质。[21]侯为民等则从两个方面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质：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时代概念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即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同时力图完成并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于为迈向现代化强国之路做准备的历史发展时期;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科学反映，是对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以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这一历史现实的积极回应。[22]

三、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南，对于破解世界发展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理论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有着多角度、多层面的论述。张雷声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研判经济发展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引领经济造福人民、以历史性成就和深层次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制定和部署经济发展战略、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推进中国深入融入世界。[23]郭冠清等则从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理论创新是破解发展难题、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科学回答为谁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论创新;新常态经济思想是对发展阶段的精准研判，成为理解经济发展走向的总开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主线是回答怎样发展的理论创新;党对经济的领导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突破。[24]徐来福等从邓小平经济理论出发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认为它继承创新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基本内容并将其灵活运用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25]杜黎明等也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入手，以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抓手，指出新发展理念不仅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还创新了生产关系理论，更充实了共同富裕理论。[26]赵凌云等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七个坚持”入手，强调七个坚持分别创新了经济工作领导原则与领导方式、根本立场和根本归宿、大局思维和总体要求、经济体制理论、宏观调控思路及工作战略和方法。[1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的、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张怡恬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一是在坚持生产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把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研究对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新思想新理念，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根本立场论、新时代论、全面改革论、新发展论、经济管理论、全面开放论、现代化论、共同富裕论、全球治理论、领导核心论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27]杨英杰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在于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在于确定经济发展新常态新时空的大逻辑、在于确立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情怀、在于把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升到国家治理高度、在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28]钟社文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本质、对外开放的认识。[1]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价值研究，杨晶晶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从理论上看，它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实践上看，它为新时代经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南。[11]张志元等从三个方面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价值，指出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新飞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南，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中国深入融入世界经济。[29]邸乘光等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意义，指出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指南。[5]22-24逄锦聚等则从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它是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旗帜，开启了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为丰富发展人类经济思想作出重大贡献并向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30]赵凌云等从七个坚持出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了价值意义阐述，认为它明确回答了谁来领导现代化、为谁实现现代化、怎样发展现代化、采取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等问题，确定了现代化宏观调控的基点、战略谋划、基调和方法。[19]

2. 现实价值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推动实践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全局的科学指南，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应当如何坚持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韩保江等认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是需要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二是需要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三是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四是需要加快推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现代化强国新征程。[6]35-36杨伟民等则认为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是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二是需要学习领会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想，三是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思想，四是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想，五是需要认真学习领会适应完善宏观调控的思想。[31]陶文斌等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要求，既要做好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又要加快建立现代经济治理体系，更要完善现代经济体系。[32]张志元等提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義经济思想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抓手、宏观调控的关键环节、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任务。[29]

学者从不同领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运用进行了分析。关于如何指导经济实践，周跃辉等认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以及生态文明建设。[33]关于如何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郭威等认为：一要加强党对经济的领导和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要尊重科学的经济发展规律，适应把握领域经济新常态;三要深刻认识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构建协同共进的经济发展策略;四要以问题为导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34]关于如何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韩保江等认为应当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认真抓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建成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健全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八项重点经济工作。[35]关于如何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陈健等认为应该做好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共享共富实践路径等工作。[36]关于应当如何指导金融发展，石建勋等认为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大事件，做好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工作，发挥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为抓手为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金融服务，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工作并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底线思维。[37]关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逄锦聚等认为：一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民生水平。[30]

四、 余 论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生成条

件、理论内容、内涵逻辑、创新发展、价值贡献、现实发展、具体运用等方面做了分析，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着理论深度不够、认识不到位等问题。我们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将研究推向深入。第一，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追根溯源不仅要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而且要多关注中国古代传统优秀经济发展思想和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从中寻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理论根源，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西方发展理论的超越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第二，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脉络。脉络梳理是整体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最为直接的方法，在对逻辑主线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现实逻辑等方面的研究。第三，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推进、原则秉承、具体运用和经验总结。目前学者多聚焦于其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对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七个坚持”内容本身，在指导具体经济问题方面中仅局限于高质量经济发展，在原则秉承和实践经验方面的总结比较少。第四，深入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党对不同经济发展工作的领导，如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治理这三大攻坚战。第五，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世界价值和世界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着重要的世界地位和世界影响，要围绕这一重要特征进一步推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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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万焕）

作者：韩喜平 张霜

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论文 篇3：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自然环境和人的活动，深刻论述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逻辑”和人的不当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对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为指导，关注自然生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关注人的活动，提高人口素质；关注可持续发展，引导、监管资本的逻辑。

关键词：生态 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利益需求，但人们的一些不当活动也破坏了自然界，许多生态问题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些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了当今人们的重要课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思想，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今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有着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举要

（一）人与自然相统一

人要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人们要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离不开一定的生产资料，人们生活和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来源于自然界。马克思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自然界首先是人的生活资料的仓库和源泉，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资料都是从自然界获得的，各种自然资源是人们获得各种生活资料的仓库。“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的形式等等表现出来。”{2}人类的生产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对象、材料和工具，这些对象、材料和工具也只有从自然界中才能获得，自然界是人的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生产对象、材料和工具的供应站。“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3}自然界除了为人们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外，还是人类精神资料的来源。“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的自然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4}不仅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源于自然界，人的精神资料也来源于自然界，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各种自然物是人们经过加工便可享用的精神食粮。

自然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精神食粮，人们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通过一定的方式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处处打上了人的烙印。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世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5}人通过自己的能动的活动，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界，自然界越来越具有属人的性质，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6}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工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业已成为自然界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工业活动使人们与自然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使自然界越来越成为人的自然界，这种人化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现实的自然界。这种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的能动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意识的来源。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7}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人化的自然界，并且认为由于人化的自然界，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才产生出来。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的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深深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界，自然界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界是人本学的自然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实的自然界是与人处于对象性关系之中的自然界。我们从人与自然界对象性关系来理解自然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自然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是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8}人们面前的现实的自然界，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体现了人的能动性，是一本记录着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9}

（二）人的能动性与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性相统一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不同，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意识具有能动性，人是一种具有改变外部世界能力的能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0}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如果人不甘于这种受动的境况，就需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用激情去改变它，因为“激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1}存在于人身上的能动的天赋、才能和欲望推动着人们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人的这种能动性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动物为了求得生存，只能依靠本能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则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去改变外部世界。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2}人的这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能动性，不断地推动人们去改造世界，在不断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提高了人的能力，促进了人的发展，体现了人的本质。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制约，是受动的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3}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活动必然受到他自身之外的对象的制约和限制。人是感性的存在物，人的活动必然离不开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现实的条件。“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就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14}人的对象性活动受到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的限制，没有望远镜就无法观测宇宙天体，没有显微镜就无法研究微观世界。在我们的各种活动中，我们要充分认识自身之外的客观对象，要正确认识所处的客观环境，要考虑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脚踏实地，量力而行。人的活动对象是有规律的，规律的存在是客观的，这些客观规律制约着人们的各种对象性活动，人们只能认识和利用规律，不能改变或消灭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严格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会受到规律的无情惩罚。

（三）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逻辑”和人的不当活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及其运行逻辑，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唯一动机、目的就是追求剩余价值，不断地实现价值增值是资本的本性，不断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就是资本的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15}资本追求不断增殖的本性体现在了资本家的身上，资本家是人格化了的资本，资本的逻辑通过资本的所有者得到了实现。在资本的逻辑中，追求价值增值和不断扩大资本是根本，资本的扩大和增殖必须要消耗一定的能源和原材料，资本的所有者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往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不注重能源消耗和产出之间的比例，很多生产活动都是以高耗能、低产出这种低劣的生产模式来进行。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疏离。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为了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本，不惜一切代价招商引资，政治权力成为了资本所有者的保护伞，资本的逻辑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竞争的压力下为了留住或吸引资本，国家被迫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其对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成本外部化方面的限制减弱，这进一步加剧了生态、资源和环境问题。”{16}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在改造着自然界。但另一方面，人们为了一时之利也采取了一些掠夺、破坏大自然的不当活动，如大量使用化肥、过度放牧、滥伐森林、工业污染物随意排放等等，这些不当活动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的中心和贮存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牧畜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17}在这里，恩格斯指明了人类为了获得一时的利益，肆意虐待大自然，把大自然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存在，起初人们也许实现了征服自然界的胜利，但最终后果是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与惩罚，这就是自然的反人化。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正是自然的反人化的具体的体现。人在破坏、否定自然界时，自然界也以各种方式报复与否定着人，人与自然就形成了否定性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否定性的对象性关系导致了自然的反人化。自然的反人化，从人对自然界来说，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的盲目性与反自然性造成的必然后果，从自然界对人来说，是自然界对否定自己的人类的一种反否定的报复与惩罚。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由于自己的不当活动也在破坏着自然，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枯竭、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自然生态的失衡等等。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甚至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繁衍。

二、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为指导，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今天，我们拥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的生活，但也面临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耗损、森林锐减、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土地的沙化和荒漠化、环境污染等各种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在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为自己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代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关注自然生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

人们曾为了眼前的一时之利，肆意掠夺性地占有大自然，对环境生态的伤害和破坏已经触目惊心。往事已不堪回首，展望未来，我们该觉醒了。地球只有一个，破坏自然生态就等于毁灭人类生存的家园。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高度关注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观念。

不管人类文明如何高度发达，人类依然始终离不开对大自然的依赖；不管人类的实践活动多么先进，都不可能超越现存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都要受到自然的限制与约束。人类永远是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土壤、空气、水、森林、草原和各类动植物等所有自然资源，对我们来说都是生死攸关。我们的命运与大自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再以一个征服者的面目对自然界发号施令，而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保护自然，自觉地维护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和善待我们人类自己，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了我们自己生存的家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要正确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永远也不会停止，问题在于如何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只有在科学认识自然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按自然规律来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按自然规律来办事，我们不能走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要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使经济资源与环境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实现绿色发展。

（二）关注人的活动，提高人口素质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舒适；另一方面却助长人们形成了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和活动方式，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化肥、农药、激素的广泛应用，缩短了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但却影响了其内在品质并污染了外部环境；塑料袋、小轿车的广泛使用，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白色污染和温室效应。据《武汉晨报》报道，武汉人习惯使用一次性纸碗，吃完顺手一扔。在武汉，每天都有超过100万个纸碗被市民“吃”掉。以一个纸碗平均10克计算，一吨纸只能生产10万个纸碗，这还不算生产中的边角料损耗。如此算来，武汉人每天使用一次性纸碗需要消耗10多吨纸，而生产这些纸需要至少70—150棵大树和1000立方米水。这相当于一个街边小游园内的全部树木，或者500米路段的绿化树。生产一次性纸碗不仅毁坏森林资源，还带来多重污染。生产纸碗的过程中除产生浓烟、造成大气污染外，还产生大量废水，其排放化学需氧量浓度达100毫克以上，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排放浓度。而随手乱丢的纸碗，给武汉市环境卫生带来的负作用更难以量化。

人是生产的主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离不开人，关注人的活动、提高人口素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人的不当活动造成的，我们必须改变那些破坏自然、掠夺自然的不当行为习惯和活动方式，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人的素质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概念增强了，人们就会珍惜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自觉地去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努力地去解决各种生态问题，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落到实处。

（三）关注可持续发展，引导、监管资本的逻辑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节约资源，努力实现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应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资源的观念，培养节约资源的良好风尚，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18}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要从自身做起，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关注可持续发展，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

资本的逻辑就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资本追求利润的过程，一方面可能会造成浪费资源、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的逻辑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优势，利用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引导、监管资本的运行。我们可以利用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在环保产业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投资生态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根据我国的国情，对资本在投资方向、使用过程、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监督和调控，对造成生态问题的企业和个人要加大处罚力度，努力克服资本的逻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对资本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估时，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根据，更要兼顾社会和生态效益。对资本运行进行一定的引导和必要的监管，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从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注释：

{1}{2}{3}{4}{6}7{7}{9}{10}{11}{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272、269、272、307、305、306、326、324、324、325,326页。

{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12}{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266页。

{16}程新英.资本的逻辑与当代社会发展困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3)

{1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湖北武汉 430023）

（责编：贾伟）

作者：刘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