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案件问题及法律适用论文

彩礼案件问题及法律适用论文 篇1：

婚约财产纠纷的处理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传统观念及习惯都有了颠覆性的变化，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传统习俗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比如婚约的订立。作为我国婚姻家庭法律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婚约体现了我国婚姻传统中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延续性。按照各地风俗习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某些合意预约即为婚约，它作为一种民间习俗仅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男女双方可单方主张解除或依双方的合意进行解除。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时，男方通常会给付女方彩礼，彩礼的数额依双方的协商确定，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的金额也普遍有所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彩礼的多少则意味着诚意的大小。当出现缔结婚姻失败的情况时，男方往往会要求女方返还彩礼，继而产生某些纠纷。这里所称的“彩礼”并非是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却具有特定的含义，其在法律上称为“婚约财产”，由此产生的纠纷，在法律上则称为“婚约财产纠纷”。

一、婚约财产纠纷的审判难点

1.婚约财产纠纷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呈逐年增多的态势，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力大也不同程度上增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一是是彩礼数额偏高，高额的彩礼给男方家庭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因彩礼返还造成双方及家族之间的深刻矛盾。二是媒人通常为亲友，当因索要彩礼发生矛盾时，作为一方亲属的媒人，很难中立的进行协调。而他们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往往也不能客观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三是未经登记而同居的情况多发，在同居生活中因矛盾结束这段感情时，引发索要彩礼的纠纷。四是婚前男方给付女方礼金后，女方用以购买汽车、家电家具等用品，在离婚纠纷中女方往往主张该部分财产属于婚前财产。

2.婚约财产返还的主体问题

通常情况下，彩礼的给付行为与接受行为，并不一定发生在婚约男女之间，收受彩礼的一方往往是女方父母，这时责任主体就难免出现混乱。当婚约财产纠纷诉至法院时，是否一并将男女双方的父母列为共同诉讼人，法律规定还不够明确。笔者认为，如果收取彩礼一方是婚约双方的父母，或者女方的父母将彩礼作为女方的嫁妆，虽经过流转，但事实上最后仍能够归属于女方，此时的诉讼主体就应扩大到女方的父母。这样不仅能使女方在经济上更为独立，也能有效的控制因索要彩礼引发的纠纷。因此，亟需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类案件的责任主体予以明确。

3.婚约财产返还的数额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为《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②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③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②、③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该款规定虽提供了解决婚约财产纠纷的一般标准，但对彩礼范围的判断、彩礼返还的比例、具体裁量的标准等规定仍不够明确。彩礼的返还方式，返还比例，返还时应考虑哪些因素等在审判实践中仍存在较大争议。

4.婚约财产返还的证据认定问题

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原告提出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应由原告方提供相应的证据。但通常情况下，给付金钱时，只有双方当事人家属或媒人在场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媒人往往是一方或双方的亲友，双方因碍于情面，往往不会要求收受方出具收条。一旦发生婚约财产纠纷，在场证人有的不愿作证，有的难以陈述客观事实。此外，男女双方为筹办婚礼购置的物品，常常没有正规发票，或者因保管不擅在诉讼中难以提供。以上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举证难的困境。

二、婚约财产性质的范围界定

男女双方从相识、相知到缔结婚约再到经法定程序登记结婚，双方互赠礼物的名目和数量众多，而将哪些财产定性为彩礼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时应对不当得利的本质进行全面界定，将彩礼与一般赠与行为相区分。

1.不属于应依法返还的财产范围

在婚约订立过程中对于属于一方自愿赠与性质的财物如赠与对方的定情物、信物，以及双方相互给付的财产，包括烟、酒、化妆品、衣物、礼尚往来的小额礼品都不属于彩礼，仅属于一般的赠与行为，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该类物品自交付对方时所有权即发生转移。相亲、订婚、举行婚礼仪式的酒席费用，即是双方自愿缔结婚约关系所需程序上的花费，又是巩固双方家庭关系的民间习俗，所以也不应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彩礼。戒指、耳环、项链这一类珠宝首饰，因属于女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并且承载了感情因素，虽数额较大，一般也应认定为赠与行为，在解除婚约或离婚时不应予以返还，但一方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是对方坚持索要的情况除外。

2.属于应依法返还的财产范围

婚约财产通常是指具有较大价值的财物，如货币、有价证券、汽车等。笔者认为，判断是否为婚约财产还应根据当地的习俗、经济发展水平、收取彩礼的具体情况来综合予以确定。对于一方通过媒人给付另一方的财产，都应归入彩礼的范畴。而对于男女交往期间，男女双方及其家人相互之间赠与的财产，如果数额较小，则不应归入彩礼的范畴；如果数额较大，则因酌定归入彩礼的范畴。但是，对于买卖婚姻中的彩礼、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彩礼以及借婚姻骗取财物的彩礼，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彩礼的范畴。当赠与方主张返还彩礼时，彩礼的性质就应严格界定，法院应根据争议标的物的价值及金额做出判定，并依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习俗等全面考量赠与方的具体情况并作出合理的裁判。

三、婚约财产纠纷的司法处理

目前我国在婚约制度在立法层面上仍存在一定不足，“无法可依”导致婚约财产纠纷的法律适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于婚约财产纠纷返还纠纷主要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中确定的彩礼返还标准。但在实践中，仅仅依据该条规定还仍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婚约财产纠纷，如何正确及合理地解决此类纠纷，引导良好的婚姻观，对于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建立是非常有意义的。

1.双方未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共同生活的情况

婚姻缔结是男女双方的自由选择，双方以真挚的感情为基础，基于自愿的结果。当婚约解除后，根据彩礼的性质，赠与人期待的结婚目的并未实现，故婚约解除后，彩礼应当返还。这一点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该会议纪要虽不属于司法解释，但属于司法政策，人民法院处理此类案件应参照执行。

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情况

如果未婚男女双方已经依照当地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并长期同居生活，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也应适用酌定返还原则。这样做法的原理一是根据农村的风俗习惯，只要男女双方举行了结婚仪式，便取得了“合法”的夫妻资格，可以以夫妻名义进行生活和劳动。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熟人社会”中仪式的宣告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婚礼举办后往往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如果男女双方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在举行婚礼且共同生活后分手，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这就与农村中朴素的正义观相背离，容易由此滋生不满情绪，影响法律权威。二是基于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对于该种情况的婚约订立，一旦仪式举行后，本村村民及周边村落的村民都会知晓，婚姻的解除无疑会给女方造成负面影响。当男女双方已经按照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并长期生活的，应综合判断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彩礼是否已经在共同生活中全部消耗、双方的结婚义务是否已经完成等因素，酌定返还相应彩礼。

3.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情况

给付彩礼后，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双方并未真正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在该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进行保护。双方经法定程序登记结婚，已形成法律上夫妻关系，但因双方并未共同生活，夫妻之间尚未履行相互扶助的义务。因此，虽然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已成立，但实质意义上的夫妻共同生活并未开始，故在离婚的情况下可以请求对方返还彩礼。

4.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

因给付彩礼导致给付人一家生活困难的，应属于特殊情形，虽然已经结婚，也应当返还。但对于“给付困难”的判断标准应当尽量从严。实践中应将“绝对困难”作为判断标准，不能简单的将当事人出具的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的证明作为判断标准，而是应结合各类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必要时可依职权进行调查确信该证明的效力。当事人常年吃低保或救济，可以直接认定属于生活“绝对困难”。

5.依据公平原则，彩礼不予返还的特殊情况

婚约解除后，对彩礼的处理应结合彩礼的性质并考虑赠与人的切实利益，仅将赠送财物的行为简单认定是无偿赠予是有违民法公平原则的。但出现以下情况时，应考虑酌定返还或不予返还：给付彩礼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受赠方没有偿还能力的，或因不可抗力的导致给付不能的；给付彩礼后，因赠与方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或触犯法律导致婚姻关系不能成立的；婚约一方死亡或宣告死亡，返还财物已失去意义，但赠与人的死亡是受赠人的故意或过失导致的除外。

四、婚约财产纠纷立法改革的思考

1.明确婚约的成立要件

要解决婚约财产纠纷首先要明确婚约是否成立，不符合婚约成立条件的财产纠纷，只能按照一般财产纠纷来处理。婚约的订定表明男女双方及其彼此间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实现从男女朋友状态到结婚状态的逐步过渡。婚约系男女交往过程中关系转化的重要环节，其最重要的特点是私人性到社会性的转化。婚约的订立不仅使男女双方的交往产生了社会约束力，也使得之前毫无关联的双方家庭构建起全新的社会关系。因此，界定婚约是否成立对研究婚约财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婚约与订娃娃亲、“童养媳”、被胁迫订婚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不同于非婚同居和事实婚姻，它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双方的主观上自愿订婚。以结婚为目的事先约定系基于双方自愿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体现婚姻法中的婚姻自由原则；二是双方的订婚年龄合法。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涉及订婚年龄的问题，只对结婚的最低年龄予以确定。将法定结婚年龄控制在“男满22周岁、女满20周岁”是综合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的考量。鉴于婚约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可以将订婚的年龄适当从宽掌握，男女双方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订婚能力”；三是具备法定婚姻的条件。由于婚约是对于将来婚姻的约定，作为婚姻标的物的婚姻必须合法。比如男女双方须无禁止结婚的医学上的疾病，双方无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关系等规定对婚约的订立同样适用。

2.明确婚约解除后的赔偿责任

婚约是双方基于合理信赖而订立的，双方负有一定的诚实信用义务，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婚约这一义务时，应按照过错的归责原则，受害一方享有赔偿的权利，但我国的婚姻制度中缺乏婚约彩礼返还后对于受害方索要赔偿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婚约解除的原因来区分婚约解除后的赔偿责任。

（1）不予赔偿的情况。一种是基于合意的解除，因订立婚约属于双方意思自治，法律应尊重双方的选择，在合理解决婚约财产纠纷的基础上，不再追究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种是基于法定事由的解除，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情况：婚约订立后又与他人订立婚约的；婚约订立后又与他人结婚、同居、或通奸的；婚约订立后失踪满一年或者死亡的。此时，要求解除婚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婚约财产也不予返还。

（2）应予财产损害赔偿的情况。婚约的解除不仅涉及到婚约财产的返还，还有可能会涉及双方其他损失。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或不履行婚约，或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对方解除婚约，可请求损害赔偿。这里所指的过错应严格限定并提高证明标准，如一方有赌博、嗜酒等生活恶习、隐瞒影响婚姻缔结的重要事实应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因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而产生的婚约财产纠纷，应在综合考虑毁约原因、结婚或同居时间长短、因索要彩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因素的基础上，除应依原告诉请返还彩礼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3）应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由于缺乏法律的有效保护，有些当事人视婚约如同儿戏，这种行为不仅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也给对方造成精神痛苦，精神损害赔偿从某种意义上讲更能弥补因婚约的解除给当事人带来的痛楚。当情节恶劣时，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点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书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文件也持肯定的态度。但应注意的是，对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严加把握，不可滥用，人民法院应结合具体案情及当地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对一方在解除婚约中存在重大过错，且另一方因为婚约解除而产生名誉严重贬损、精神极度痛苦、人格极度贬低、身体极大伤害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才能支持。

我国婚姻法在订立之初意在鼓励婚姻自由、尊重公序良俗，减少婚姻家庭纠纷，促使家庭更加和睦安定，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但目前我国立法对婚约的各方面规定还不够全面，现有条文仍较为简单，导致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常常面临实际操作中的各种困难。婚约习俗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日益增多，为了更加合法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婚姻家庭的相关法律中应当更加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解除后的相关法律后果，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更好的维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参考文献：

[1]王林清，杨心忠，赵蕾.《婚姻家庭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2]何志，冯心霞.《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司法处理》，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日第七版.

[3]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作者：曹雪　陈川

彩礼案件问题及法律适用论文 篇2：

民法典视野下“彩礼返还”之教义

摘 要：彩禮本为民间习俗，因我国婚姻法中并无有关婚约的法律规制，所以并未对此进行调整，但随着我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为了保障彩礼给予人的权利，最高院在司法解释中特殊针对财产返还问题进行了规制，但现有的规定在彩礼的性质、界定及返还方式上均有诸多不足之处，故本文力求以民法典的编撰为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教义学探析，试图找出既符合立法规范、内部逻辑又能更好的调整相关法律关系的“彩礼返还”解決方案。

关键词：赠与；彩礼；彩礼返还

在《央视调查农村天价彩礼》等专题报告中动辄十几万、数十万的彩礼让人瞠目结舌，而其中所谓“一动不动（小轿车+市区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五块+一千张一百块+一百张五十块）”等诸多名头更是另人大跌眼镜。如此高额的彩礼，不仅将婚姻缔结这理当神圣的人生大事变成了恶俗的市场交易，更使给付彩礼一方父母的经济状况“一朝回到解放前”。对此，早在2003年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10条中，最高院就赋予了彩礼给付者限定条件下的返还请求权，但是现有条款较为粗糙，对彩礼的范围、诉讼主体及相关的法律性质等规定模糊不清，在民法典编撰的大背景下，本文将就相关规制进行教义学探讨，期待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一、彩礼的“前世与今生”

彩礼，又被我们俗称为“聘礼”、“礼金”或“聘金”。一般是指男女订立婚约或结婚时，由男方给付女方或女方父母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我国西周时期形成的“六礼”中的“纳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做为婚姻缔结的必要程序，在民国时期的旧法中亦为婚约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新中国建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50年）》中则将其看做包办或买卖婚姻予以禁止。但作为一种民俗，在民间基于婚姻给付彩礼的行为始终存在，如70、80年代的“三转一响”、90年代的“三金”等，但随着我国人口、经济结构的诸多变革，“彩礼”已经从仅具有仪式性质结婚辅助性条件变成了反映男方家庭经济状况、并能直接影响婚姻是否缔结的必要条件。

鉴于彩礼在婚姻缔结中的新作用及其因此而频出的民事纠纷，最高院遂于在《婚姻法解释（二）》的第10条中对“彩礼”进行的专门性规定。值得强调的是，彩礼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在此解释（二）未出台前，我国学术界通常将其称为“婚约期间的赠与”，而在解释（二）制定时，最高院也考虑过使用“结婚前给付对方财物”这一表述，但囿于“彩礼”为我国古代文化衍生之民间习俗，其所蕴含的内涵与外延均难以用上述用语代替，所以最终采纳“彩礼”一约定俗成的民俗用语作为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法律用语。

二、彩礼的性质与界定

（一）彩礼的性质

虽然我国现行婚姻法及相关法律中尚未有针对“婚约”的相关规制，但在现实生活中，彩礼通常是因婚约而给付的，是一种的特殊赠与。对于彩礼的性质，我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虽众说纷纭，但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附解除条件之赠与说；附负担之赠与说；成立婚姻为最终目的赠与说。其中前两种为台湾的主流学说，后一种为日本的主流学说。而大陆的主流观点为“附解除条件之赠与说”：即婚姻一经缔结，赠与合同便告完成，赠与人自不能请求返还；反之，如婚约解除，婚姻不能缔结，那么此赠与的解除条件一经成就，赠与合同即告失效，赠与人自可依据不当得利要求受赠人返还所赠之物。同时也与我国《合同法》第54条相对应。但是依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的规定，除其第1项外，其第2、3项并不以“婚姻是否缔结”为解除条件，而是以“离婚”——婚姻不能维系为解除条件，可见，相较于主流学说中单一的以婚姻缔结作为赠与解除条件，最高院将赠与行为所附的解除条件从“婚姻不能缔结”扩展到“婚姻不能维系”，也就是说，即便婚姻已经缔结，赠与方也可因“确未共同生活”而在“婚姻不能维系”时要求受赠方返还赠与。

窃以为这种以牺牲学理规范为代价而力求实现实质正义的做法，是对我国现实司法困境的应急之策：随着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女性人口不断的向大中型城市及经济较发达地区涌入，造成了我国区域性的男女比例失衡，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适婚女性“紧缺”，使所谓的“婚嫁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需不平衡”。而我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婚嫁观更是催生了男性过高的结婚成本，彩礼数额逐年上涨，而高额的结婚成本必然会催生了因婚致贫、因婚举债，而结婚成本的高昂与离婚率的高扬使得很多农村家庭面临“人财两失的境地”。所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第2项将已结婚但“未共同生活”做为“彩礼返还”的法定情由之一亦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也便于职业素养不高的法官审理、判决相关案件。

（二）彩礼的界定

何种赠与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彩礼”，对此，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实践中，依据赠与人之主观目的、赠与人与受赠人的人身关系以及赠与物价值的大小可以将因婚约而发生的赠与行为分为二类：①一方父母对于（准）女婿或儿媳的小额馈赠；②一方父母在订立婚约后赠与准儿媳或女方家的大额财物。

第一类小额馈赠多出现在男女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后拜访双方父母时，也可能发生在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与对方父母的频繁交往过程中。多为一方父母与（准）儿媳或者女婿为增进彼此感情的赠与。该类赠与物多为首饰、服装、电子商品或小额现金（红包）等，价值相对较小，此小额馈赠与男女双方婚姻的缔结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均为法律意义的一般赠与，并不具有“彩礼”所具备的法律性质，故可依照我国合同法第185条，186条第1款的规定，在赠与物之财产权利转移给受赠人不得撤销，赠与物为受赠人的个人财产，不存在法律上之返还情由。

第二类赠与则多是一方父母在订立婚约后的大额赠与，与婚约的订立婚姻的缔结有直接关系，虽都可称为“彩礼”，但依据受赠人不同、赠与目的不同，可将此赠与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方父母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予女方家的大额财富，如礼金等；另一种则是一方父母给予准儿媳的，多表现为父母为其子女与配偶之后共同婚姻生活的帮助款，如为准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支付首付款或付清房屋全款。二者表面看起来都因婚约而做出，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前者的受赠人为女方父母，赠与的直接目的为婚姻的缔结；而后者的受赠人则是女方本人，赠与目的则是为将来夫妻的共同生活。所以，对于前者，笔者认为其更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第1项所提及“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即当婚姻不能缔结时，给予方才能有权要求受赠方返还“彩礼”，反之，一旦婚姻已经缔结，那么此彩礼就没有返还的法律依据了。而后者虽亦可称为“彩礼”，但因其赠与目的以婚姻维系为前提条件，所以更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第2项所提及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在夫妻离婚时，当给予彩礼的一方的赠与目的——夫妻的共同生活不能实现之时，“返还彩礼”的法定情由即可成就。

三、彩礼返还之教义学评析及返还之路径考量

如上所述，相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第1项，第2项确定的彩礼返还虽为彩礼给予人提供了另一个救济渠道，扩大了学理上的彩礼返还范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能满足第2项返还情形的确很少见，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质证原则，彩礼给予方想要据此取得彩礼返还请求权，就必须证明婚姻缔结后夫妻“却未共同生活”，而证明如此私密之事对于举证人来讲自十分困难。另外，返还条件过于苛刻，如果夫妻在婚姻缔结后仅有一天的共同生活，那么是否意味着其因这一天的共同生活便丧失了此彩礼返还请求权，退一步来讲，即使此共同生活持续了一个月、几个月甚至是一两年，对于彩礼给付的男方来说，在以全部积蓄甚至是终身负债所换取的短暂婚姻生活后，其已经丧失了要求返还彩礼请求权。而从另一角度来说，附解除条件以“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扩大为“未共同生活”的做法颇具法工具化色彩，颠覆了婚姻法规制的伦理性：婚姻缔结后夫妻能否有正常的婚姻生活实为婚后男女双方之相处之道，虽共寝共食确为婚姻的本质特征，但此与婚姻的质量有关却无关乎婚姻效力与否，鉴于被要求满足此共同生活要求的执行方多为女方，此情由的设定似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婚内之性自由权等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可见，最高院以牺牲法规之形式逻辑为代价创设此特殊返还情由的法律效果并不理想。

此外，笔者认为最高院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第3项“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作为返还情由之一的规定，较之前两项更能体现“彩礼返还”立法规定的立法目的。但在法律适用的路径上仍有值得探讨之处。早在罗马法中已创设了针对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而此理论亦成为之后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明确确立之权利，我国的《合同法》第195条对此亦有明确之规定，在我国尚未编撰民法典时，作为我国现行的单行法《合同法》与《婚姻法》此种重复性规定亦为必要，但如在民法典编撰之后将其作为返还情由实为画蛇添足之举。此外，因此第3项所提及的返还情由是以离婚为前提，所以，较之合同法的规定，此第3项情由限定了彩礼返还的适用范围，与其规定的原意相悖，不甚可取。

四、结语

“彩礼”作为我国的民俗从民间自治到由最高院予以特别调整，反映的是我国现代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婚姻嫁娶所面临的困境，而上述其在立法规定上诸多不甚可取之处也是我国婚姻家庭法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我国民法典总则的最终通过，民法典的其他各编也进入了与总则编以及彼此间内在概念、形式逻辑整合阶段。作为一直处在单行法框架下并长期独立于民法体系的“婚姻家庭编”，如何更好的在此框架内解决“彩礼返还”问题，还需法律人共同探讨与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洪.《婚姻家庭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頁.

[2]杨遂全.《婚姻家庭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3]黃松有.《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4]陈棋炎，振宗棋，郭振恭.《民法亲属新论》.台湾三民书局，2014年修订第12版，第82页.

[5]陶毅.《新编婚姻家庭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7]戴东雄，戴炎辉，戴瑀如.《亲属法》.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74页.

[8]余延满.《亲属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9]杨大文，龙翼飞.《婚姻家庭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0]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第四版，663页.

作者简介：

李娜（1982.03.20～），女，辽宁义县人，博士，讲师，婚姻家庭法。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国家合作与交流司项目““身份权”视角下夫妻财产关系的多元化研究”（“留学科研启动基金”第50批），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身份权视角下夫妻财产制的民法典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5YJC820028）。

作者：李娜

彩礼案件问题及法律适用论文 篇3：

浅析彩礼返还制度的完善

[摘 要] 彩礼作为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种婚嫁风俗习惯，在我们身边普遍的存在着，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在举行完民间婚礼后便开始共同生活的不仅仅是个别现象。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一旦他们的同居关系解除后，彩礼返还纠纷便开始了。而在这短暂的同居之后，我们能否依据《婚姻法解释（二）》做出妥善的处理呢，于是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审视。

[关键词] 短暂同居；彩礼返还；婚姻法解释（二）

彩礼源于我国西周时期所确立并为各朝代所沿袭的“六礼”，亦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征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彩礼，纳征也是“六礼”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谓纳征是男方在迎娶女方前，需要将聘礼提前送到女方家中，而聘礼的多少直接体现着男方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对这份婚姻的真诚程度。实际上，彩礼也就是在双方订婚后、结婚前，由男方向女方或者女方家庭预先交付的物品或货币。

一、我国法律对彩礼返还问题的法律规定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彩礼的数额不断增加，彩礼纠纷案件的数量持续攀升。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对彩礼的问题秉持回避态度，亦即法律对彩礼的观点是不反对、不提倡、不规范、不保护。但由于彩礼案件不断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十条明确了彩礼返还的条件：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二、我国彩礼返还问题的现状

一直以来，在封建传统的影响下，很多农村公民认为邀请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在村子里办一场酒席就是婚姻缔结的标志。在这些人群中，相当比例的农村公民并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他们在这样的民间婚礼后便开始了“婚后”同居生活。殊不知这种传统的民间婚礼不为法律所承认，而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彩礼返还纠纷法律亦没有明文规定。

鲁山法院官方网站在2012年10月11日发布了一则案例：原、被告于2011年3月22日按照风俗习惯举办了结婚仪式后开始共同生活。后双方发生矛盾，原告提出退婚并要求被告返还彩礼7000元，双方协商无果遂诉至法院。法院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直接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彩礼款。而九江法院官方网站在2012年5月7日也发布了一则案例：原、被告举行民间婚礼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订婚期间被告收到原告彩礼30000元。同居两年，期间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因性格不合解除同居关系并因彩礼返还发生争议诉诸法院。法院认为本案需结合公平原则，故一审判决该案女方返还一半彩礼给男方。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显然没有规定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但确共同生活的情形。这由此导致了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情况，也就产生了同类案件的不同结果。如果直接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的规定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彩礼，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否真正实现了实体正义，尚存疑义。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重男轻女以及女性的贞操观念还有很大的市场。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了解除同居关系后的女方当事人会在当地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歧视，甚至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会直接导致女方当事人在当地的婚嫁受阻，只能嫁到外地的情形。法院判决要求女方全部返还男方的彩礼是否公平，我们便不得而知。

反之，如果直接结合原则断案，这样的方式是否妥当，也尚有疑问。在法理上，我们要求在适用法律原则而排斥相关的法律规则的时候，需要有更强的理由或者是为了个案的平衡。但是“更强的理由”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什么情况下算是更强的理由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为了避免这一争议的出现，最好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使之做到有法可依，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规避“同案不同判”的尴尬。

三、关于完善《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立法建议

笔者在这里谨简要撰明一下个人观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保持不变，在第二款中增加“当事人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共同生活的，人民法院可以全部或部分支持。”这样修改的好处在于，将该条尚不明确的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形得以完善。而在这一情形的法律适用上，排斥了第一款的适用，规定为可以支持当事人的请求，也可以不支持其请求，且这样规定还明确了法院可以部分支持当事人的请求。故第二款既排除了直接适用第一款“应当支持”的弊端，又以“可以部分支持”的形式加以补充和完善。

综上所述，《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修改建议如下：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共同生活的，人民法院可以全部或部分支持。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参考文献：

[1]张迎秀.结婚制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2]高中，刘道远.夫妻财产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3]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5.

作者简介：高峰（1988-），男，汉族，河北定州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高峰